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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长篇报告文学《恸问苍冥——日军侵华暴行备忘录》约38万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1998年3月修订再版），全书由两大部分组成：“备忘录”含400多余目和113个专题，系统梳理了1931-1945年间日本侵华暴行；而“两个民族的一个世纪”、“他们为什么要杀人”、“我们为什么被屠杀”和“度尽劫波”四章，则从历史、民族、文化、心理及社会学等多种角度，对侵略者作了哲学解剖和灵魂拷问，对那场民族灾难进行了深沉反思，并对20世纪的战争与人性作一文化检讨。本文是“度尽劫波”一章的节录。$R% <<原子弹能泯灭一个民族的良知么>> 历史就像流水，时光似乎能冲淡一切。 那场战争过去已经五十年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带走了许多东西，但是也有许多东西是不可能随岁月而消失的。五十多年后的今天，那场战争对于每个民族和每个人而言，都各有其忘记的部分和铭记的部分。 我们看到，对一些日本人来说，他们忘记了“侵略”，记住了“进入”；忘记了南京大屠杀和“三光政策”，记住了占领南京和横扫半个中国；忘记了马尼拉大屠杀和“死亡铁路”，记住了珍珠港的胜利和席卷西太平洋；忘记了轰炸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等无数中国城市，记住了东京轰炸和广岛、长崎原子弹。 问题就在于，那些日本人忘记的，恰恰是亚洲各国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铭记的。 诚然，东京大轰炸是日本人所不能忘记的。1945年3月9日夜，300架美军B-29战略轰炸机轰炸东京。第二天，日本电台广播说： 风暴般的火焰吞噬了一个又一个市区，在一片焦土中间，偶尔能见到少数水泥建筑的断壁残墙。当第一批燃烧弹泻下时，一股股浓烟腾空而起，下面是滚滚火球闪耀着强烈的淡红色光芒。从浓烟中穿过的“超级空中堡垒”，它们飞得这样低，真是吓人。整个城市被照得如同白昼，在这天夜里，我们以为整个东京都已化为灰烬。在那个夜晚，东京死亡7.8万人，150万人无家可归。 诚然，广岛原子弹是全人类所不能忘记的。1945年8月6日，美国白宫发表一项公报说： 一架美国飞机今天上午在广岛市上空投下一枚炸弹，仅仅一枚……我们掌握了物质世界的一种基本力量，太阳就是从中汲取能量的。这股力量已经针对那些在远东大肆烧杀抢掠的人爆发出来了。 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在瞬间就造成了十几万人的死亡。到1950年，致死人数超过了30万。 这些人类悲剧是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其中的因果关系。 在日本的东京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中，对1945年的东京轰炸作了详尽的描述，却几乎没有对导致轰炸的原因作出解释。在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中，我们同样看不到关于原因的明确说明，而在展品中至今还有一幅1937年的照片，记录着广岛居民举行盛大提灯游行，热烈庆祝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的场面。在照片下端的说明中，仅以含糊的口气写着：“南京中国居民被杀害的数字有种种说法，从几十人到几十万人不等。”只是在所附的英文说明中注为“中国宣布的数字为30万人。” 日本人有意无意地在广岛原子弹纪念馆中陈列着庆祝占领南京的照片，就是因果关系的最好说明。尽管在那日文解说中欲盖弥彰，他们实际上非常清楚孰为因孰为果。即南京、重庆、珍珠港和马尼拉是因，而东京、广岛和长崎是果，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必然之果。但是，如果把南京、重庆、珍珠港和马尼拉作为果，我们却找不到这种必然之因。无论日本人为他们的“大东亚圣战”开列出多少种“理由”，那也都是建立在侵略者逻辑之上的推论；而如果按照他们自己的那种逻辑，二战末期就是把日本列岛全部从地球上抹掉，其“理由”也是足够足够的。 尽管日本民族没有固定的道德标准和是非善恶观念，但是，他们却十分善于为自己的不光彩的行为找出种种高尚而动人的理由。从战前到战中到战后，从过去到现在，日本人一直在绞尽脑汁把他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打扮成黄种人反对白种人的战争、把亚洲从欧洲殖民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战争，及至“膺惩暴支（中国）”的自卫战争等等。如果不看他们的行为而仅仅从其言论判断他们，他们无异于一群圣洁的天使。然而，寻找“高尚”理由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内心的龌龊和行为的卑劣。 耶稣被人们钉上了十字架，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向上帝祷告：“天父呵，宽恕这些可怜的人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但是，日本人对自己干的是什么事情，心里却非常清楚。 日本人显然非常清楚他们是在犯罪，非常清楚他们就是不折不扣的战争罪犯。不然，他们就不会在投降之后迅速销毁了全部秘密档案和文件。 日本战犯没有重犯德国法西斯魁首们犯过的错误。德国人未能销毁自己的档案，于是在纽伦堡审判过程中档案全部落到公诉人的手中。日本人从他们的轴心国伙伴的行为中吸取了教训，从1945年8月14日日本同意投降，到8月30日第一批美军空降部队才开始在东京着陆，在美国人给日本人留出的这宝贵的十六天内，东京政府大厦顶上浓烟滚滚，政府、大本营和各个机关都在全力销毁档案，无数的各种各样的秘密文件几乎全被烧毁。那些档案和文件记录着日本帝国的首脑们破坏和平、违反人道、践踏战争法规和惯例的滔天罪行，不仅东京销毁了秘密文件，在日本各地，在中国和东南亚，凡有日本陆海空兵团和部队司令部的地方都在忙于销毁文件，各战俘营、监狱、警察厅、宪兵厅等，也都把秘密文件全部销毁了。 日本人销毁文件干得是如此之彻底，连销毁文件的命令本身也销毁了，但是，有一个细节却说明了这一切。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审讯日本战犯岛村三郎的时候，检察员出示了他当年亲笔签署的杀害中国人而向伪恩赏局请功邀赏的报告书，岛村当即脱口骂道：“这些混蛋，连这种文件都没焚毁就逃跑！” 显然，日本人非常清楚他们是在进行战争犯罪，看一看一号战犯东条英机在法庭上的供词便知：“1942年4月18日由美军上校杜立德指挥的空军中队的飞行员对东京进行了空袭。他们违反国际法，施以暴行。无需提醒，施加给平民百姓的暴行，根据国际法属于战争罪。” 确实是“无需提醒”，没有任何疑问，“施加给平民百姓的暴行，根据国际法属于战争罪。” 当日本军队在南京、上海和中国各地对和平居民进行大屠杀的时候，当日本人将成千上万吨炸弹投掷在中国城市的时候，日本政府和军人，还有东条英机本人，他们可曾想到过国际法么？不管想到没想到，但是他们非常清楚国际法，清楚到了“无需提醒”的地步。因此，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是在进行战争犯罪，而且“无需提醒”是在故意进行战争犯罪。 显然，日本人非常清楚他们就是战争罪犯。不然，他们就不会在最后关头仍然坚持在投降条件中列入第二项“惩办战争罪犯应由日本人自行处理”。在日本战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帝国首脑、高级职业军人、宪兵、检察官及其他战犯之所以拼命要求继续作战，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战败之后，他们必将要受到惩罚。为了逃避绞刑架，使自己多活上几天，他们宁愿将自己的国家化为焦土，让全体日本人民和他们同归于尽。为此，他们叫嚣“本土决战”，鼓噪“一亿玉碎”，拉着所有的日本人都为他们殉葬。 战后，日本政府没有处理过一个战犯。事实是明摆着的，因为战前和战中一直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战后继续是日本的“象征”的天皇裕仁先生就是头号战犯。 在日本历史上，“万世一系”的天皇实际掌权时间并不长。公元593年推古天皇即位，日本古代天皇制才正式确立，此后到明治的1000多年中，天皇掌权的时间只有200多年，从9世纪开始，政权先后落入“摄政”、“关白”、“幕府”手里，天皇完全成为傀儡。“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被废黜者有之，流离失所者有之，被逼投海自杀者亦有之，幕府还导演过南北天皇互称“正统”的闹剧。 明治维新确立了近代日本的天皇制统治，明治宪法赋予天皇以绝对的权力：“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大日本帝国”，“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作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 1926年12月，裕仁继承皇位，成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裕仁统治日本的历史就是一部日本不断升级侵略中国的历史，在1931年至1945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期间，裕仁一直行使着最高统帅权。 1932年1月8日，裕仁颁布“敕语”嘉奖即将占领整个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朕深嘉奖其忠烈。朕希望尔将士更加坚忍自重，以巩固东亚和平之基础，报答朕信赖之恩。” 1937年9月4日，裕仁向第72届帝国议会开幕式发表敕语说：“朕命国务大臣向帝国议会提出特关时局紧急追加预算案及法案。”在裕仁的命令下，临时议会通过追加20亿日元巨额军费的决定，相当于日本当年岁出预算总额的75％，稍后，裕仁又否决了参谋本部的和谈方案，而支持政府的强硬对华立场，并批准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1940年9月27日，裕仁发布诏书，宣布承认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扬大义于四海，合乾坤为一字，实乃皇祖皇宗之大训，朕为此夙夜眷眷而无所措。……朕切望早日勘定祸乱，恢复和平。……兹观三国间条约之缔结，朕甚感欣慰。” 1941年12月初，裕仁在御前会议上亲自做出了向美英开战的最后决定，开战后，裕仁发布宣战诏书，他对日军的初战告捷欣喜万分，发布了一连串的敕语，为陆海军加功鼓励。1942年3月9日，木户内臣在日记中写道：圣上龙颜甚悦，欣欣然而谓之臣曰：“所获战果快之极也。” 战争末期，日军广泛使用自杀性的特攻战术，裕仁知道后说：“至于这样吗？不过，干得好！” 日本投降后，东久内阁害怕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准备向盟军司令部申请由日本自行审判，裕仁立即表示反对：“敌方所列举的战犯均为竭尽忠义之人，如以朕之名义处罚他们，实在于心不忍。” 日本学者赤间刚在《昭和天皇的秘密——你在地狱中徘徊吧，裕仁天皇》一书中写道： 其实“开战”和“终战”的决定都是根据天皇的“圣断”做出的，同样，始于1931年9月的侵华战争也是根据天皇的“裁决”和意志开始的。毋庸质疑，天皇对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不言而喻的，天皇是本世纪最大的恶人之一，是他导致310万日本人和2000万亚洲人民在战火中丧生，这罪孽是亘古未有的。同样恶贯满盈的德国独裁者希特勒畏罪自杀了，说明他还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过，而天皇似乎一直无悔过之意，天皇临死前被卑鄙无耻的新闻界加以“美化”，但死后他注定要下地狱。无论怎么祈祷他都注定要下地狱，善因善果、恶因恶果，这只是佛教的一条教诲。但即使在基督教国家的英国，该国的报纸也宣称“天皇要下地狱”。任何一种地狱都会接受恶贯满盈的裕仁天皇。 战后，美国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美国人在对日本进行强制的“民主化改造”的同时，又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作为保护天皇的第一步，就是使他免于被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长韦伯因坚信天皇裕仁应对战争负责，而在审问东条英机之前的关键时刻被召回澳大利亚，美国法官接替审判长的位置后，审判便得以按“计划”进行。韦伯在审判结束后说：“天皇掌握着日本军政大权，在天皇促使战争结束问题上，这一点暴露无疑。同样，天皇在开战时也明显发挥了作用，检察官方面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一点。” 《纽约时报》当时也说：“法庭的被告席上明显有一个人缺席，这个人就是天皇。”其时美国的民意测验表明，有30％的人要求对裕仁处以绞刑。 东条英机在开始出庭时就说：“日本国民根本不会违背天皇的意志行事，日本政府和日本的高官则更不会。”后来，日本政要以改善东条家属生活为条件，才说服他改变口供，说战争的责任全在他自己，兔死狐悲。裕仁在战后接见记者时仍为东条英机等被处死的甲级战犯辩护。因为那些双手沾满亚洲人民鲜血的战犯确实都是他的“竭尽忠义”的仆人。 保留天皇制后来曾作为美国重建日本的“有远见”的“明智”之举，说这为日本的复兴提供了稳定的基础。但是，保留天皇制与保护战犯裕仁本来是两个概念。审判头号战犯裕仁，另找一个没有血债者作为日本的“象征”，这不仅与保留天皇制并不矛盾，而且对日本的形象、对日本人的心态都有莫大的益处。然而，美国保留天皇制的政策，在实际中却成为包庇日本战犯的政策。 东京审判，虽然是对1931年以来日本侵略战争的判决，但却把责任限定在以日本军人为主的被告一伙人身上，而免去了这个期间日本的领导者，同是战争责任者的天皇、重臣、高级官僚、财界巨头等的罪责。战后，日本的各色大小战犯继续活跃在政界、商界、学术界，成为政府要员，及至接二连三地出任首相，这既是对东京审判的嘲弄，也是对国际战争法、人类道德准则和良知的嘲弄。 即使是对军方的战犯，没有审判的也大有人在，除了冈村宁次，还有一个就是细菌战魔鬼、731部队的缔造者石井四郎。战争结束不久，石井四郎等人就同美国达成了向美国全面提供731部队的研究成果，而免除战犯罪的秘密交易。美国陆军细菌化学战基地的西鲁和宾库塔两位博士，为免除石井及其部下的罪行情愿说：“石井部队的资料是长时期的研究成果，花费了几百万美元，这样的资料是我们的实验室根本得不到的，我们不能搞人体实验，为了搞到这些资料，我们只用了700美元，连731部队花费的零头都不到，这笔买卖太便宜了。”结果，美国政府做了决定：鉴于日本军队细菌战情报的重要性，美国政府决定对日本军队细菌战集团的所有队员免于战犯起诉。 事情就是这样再清楚不过了：众多的战犯逍遥法外，而最大的战犯则继续高居皇位作威作福，日本人怎么可能对那场战争进行反省和忏悔呢？ 东京审判中还有一个“彼此同犯不究”的原则，在纽伦堡审判中也施行了这一原则。施行这一原则的结果，是没有对日本和德国轰炸和平城镇的战争罪行进行谴责的审判。 从侵华战争的第一天起，日军就使用恐怖手段狂轰滥炸中国的和平城镇，向居民区投掷燃烧弹造成巨大火灾，直至向城市投放毒气弹，战史学家认为，1931年10月8日日军飞机轰炸锦州，使之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遭到空袭的第一个城市，1937年7月以后，日本飞机对中国和平城镇的轰炸，更成为日军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明确宣布轰炸后方就是要“给敌方军民制造恐怖主义气氛”，“在军队和民众中间引起恐惧和惊慌失措”，“等到和看到他们由于惊恐而变得意志消沉”。 欧洲战争开始后，德国对英国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从1940年9月到1941年5月，向英国投弹5万吨，炸死4万居民。 但是，进行这种无区别轰炸的又不仅仅是军国主义的日本和法西斯德国，英国人创造了一次出动1000架飞机的“轰炸机之河”，对德国城市进行“饱和轰炸”的纪录，1943年8月底开始的对汉堡连续9天的轰炸，市民死亡5万人以上；1945年2月13日，英美空军对德累斯顿进行轰炸，使15平方公里的市区完全夷为平地，市民死亡3.5万人。 疯狂的战争使整个人类都丧失了理智。在那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中，人们都竞相把敌方的平民当作“正常”的消灭目标。虽然最初实施“总体战”的是军国主义的日本和法西斯的德国，可是一旦开了战，那些民主国家也同样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是的，人类不能忘记广州和重庆大轰炸，也不能忘记东京大轰炸；不能忘记英国考文垂大轰炸，也不能忘记德国德累斯顿大轰炸；不能忘记南京和马尼拉大屠杀，也不能忘记广岛和长崎原子弹。这一切，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制造这些悲剧的行为，无疑地都属于违反国际公法的战争罪行，这一切，都是在这个所谓最为科学最为文明的20世纪中人类社会道德崩溃的无声的历史见证。 但这些同样是消灭平民的战争罪行，毕竟还是有差别的，差别就在于，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和德国是先行者，轰炸城市和屠杀平民是他们扩大战争的手段；而反法西斯国家轰炸敌方城市，是制止侵略战争的手段——当然它不能说成是必要手段，而是一种不择手段的手段。 从因果关系上说，南京、重庆、考文垂是因，而德累斯顿、东京、广岛是果，是侵略者自食其果。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又在于，承受这种报复之果的主体，是侵略国的平民。对他们来说，这就不是必然之果，他们是无区别报复的无辜受害者。 1945年8月6日8时15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 这是我们这颗星球上的划时代的一个瞬间。 从前面引述的白宫公报中我们看到，美国人投掷原子弹时的愤怒和骄傲是可以理解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听到原子弹在日本爆炸时的兴奋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报复之心是人类的最基本的情感之一。但是，人类毕竟还有理智，毕竟还有冷静之人。 1945年8月7日，即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的第二天，重庆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抗议轰炸广岛时说：“战争的目标是打击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日本人民。……科学的成就应该有助于人类的进步，而不是毁灭人类。” 8月9日，《新华日报》刊登时评《由原子弹引起的思考》： 原子弹的发明和第一次使用，震撼了全世界。科学革命和战争革命同日而起……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受到这种史无前例的强大武器的打击，是对法西斯侵略者必然的报应。对八年来遭受日本法西斯野蛮屠杀的中国人民来说，除了受欺骗的无辜的日本人民以外，对日本军阀不会有丝毫怜悯之情。但是，本来应该服务于人类生活的化学科学，也被用在具有残酷的破坏力和极大的杀伤力的武器上，我们相信这是献身于全人类和平事业的人，特别是全世界的科学家深感遗憾的事…… 新华日报的声音，代表了中国人精神的正义的层面，体现了一种真正的人类良知，尤其难得的是，在原子弹这一空前的武器刚一出现的时候，在人类的绝大多数成员还来不及对它的真正内涵进行深入思考的时候，新华日报就看到并指出了这一点。 原子弹的实地使用，对于迅速结束战争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这种超级屠杀武器的这种使用法，却产生了更为巨大且持久的副作用。美国的诺贝尔化学奖和和平奖获得者L．鲍林就指出：“我认为，如果这种炸弹投到空旷乡村而不是广岛和长崎这样的城市，同样可以显示它的威力，致使日本投降，而这两个城市的无数妇女、儿童和其他非战斗人员就可以免遭死伤。” 五十多年未，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每年都以沉痛的心情在广岛举行纪念会，悼念遇难者，祈祷和平，很多日本人亦由此更觉得他们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是“无辜殉难者”。 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原子弹的实战使用都是一场人类悲剧。也许，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避免了更多的日本人和美国人死于战争，也许，原子弹的使用加速了和平到来的进程。但是，原子弹却使战争升级到了空前的恐怖层面，同时又使脆弱的人类和平更加脆弱。 而对日本人来说，原子弹不仅制造了屠杀平民的悲剧，还把他们置于另一种更深层的悲剧中而难以自拔。原子弹使这个受人谴责的侵略国变成了心安理得的受害者，原子弹更强化了日本人的集团实用主义，原子弹阻塞了战败的日本人的反省之路，尽管原子弹给日本带来了和平，但却卷走了一个民族反思侵略战争责任的最起码的和平心态。一场使3000万亚洲人民和300万本国人丧生的侵略战争，其中本该有无数供日本民族千秋万代记取的惨痛教训，竟然随着那两朵蘑菇云而飘散湮灭，这才更是悲剧中的悲剧。 <<掩耳者为了盗铃：他们一再向史实挑战，到底要干什么>> 日本和德国都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略国和战败国。但是，战后两个国家对于战争的态度却很不相同。 德国驻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 日本的东条英机、广田弘义、土肥原贤二、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板垣征四郎等七名甲级战犯在被处绞刑前三呼：“天皇陛下万岁！”另外339名被处死的乙级和丙级战犯中，认为自己无罪而代人受过的占53％，只有9％的人自认有罪。 战后，德国政府审判并一直追查纳粹战犯。 日本不但没有审判一个战犯，在大工业城市名古屋附近的山顶上，竟然树立起一座高大的“为大日本捐躯的民族英雄”“七名殉难武士”的纪念碑。纪念碑上刻着，这七名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是因为日本“在战争中由于美国投掷原子弹、苏联撕毁中立条约以及缺乏必要的物资而遭到失败”。碑文最后说：“要放眼太平洋，想想谁应付战争责任。”而靖国神社中至今都供奉着1000多名日本战犯的牌位。 1970年12月，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在华沙无名烈士墓和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这位二战时期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与纳粹暴行毫无关系的国家总理，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双膝下跪，代表德国向波兰人民深深悔罪。一位波兰记者写道：“不必这样做的他，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这样做的人下跪了。”勃兰特的惊世之举，得到了波兰人民乃至全世界的赞叹。1971年，他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战后德国的历届政府和历任领导人，也都表现出了勇于承担战争罪责的道德勇气。 1975年10月，日本天皇裕仁访问美国，这个当年亲自决定向美国不宣而战的最大战犯，仅仅是到华盛顿无名战士碑献花并低头致意。1978年10月，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日本会见裕仁天皇时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裕仁于是竟也顺坡下驴地说：“在两国漫长历史中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不幸的事件，但正如您说的那样，这已成为过去。”裕仁就是这样既没有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更无反省和谢罪之意。对此，日本的学者评价道：“从曾经侵略过他国的一个大国元首的角度看，天皇的话太没有人性。” 德国人战后闭门思过，表现出坦率承认错误的勇气。在今天的德国，谁再鼓吹法西斯主义，立即会陷于孤立。1994年9月，联邦议院通过新的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案，法案除继续禁止使用纳粹党的各种标志，口号及其敬礼仪式外，还规定，凡同情纳粹、对犹太人和其他外国人进行诽谤、攻击、恶意伤害者，凡宣扬种族歧视及否认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大屠杀为犯罪行为者，可判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1995年，巴伐利亚洲的几名警察，就因行纳粹的举手礼而被开除公职。 而在日本，反省战争责任从来没有成为政府和国民的认真的行为，相反，鼓吹军国主义的人还很有市场，近在1997年12月，在日本大阪举行的“南京大屠杀60周年纪念大会”上，一位当年参加南京大屠杀的侵华日军士兵到会作证言，但面对右翼势力的恐吓，他不仅隐姓埋名，还只能躲在屏风后面讲话，当今日本的军国主义邪风之昌盛，由此可见一斑。 五十年过后，德国人基本上走出了那段历史，并告别了那场噩梦；可是一些日本人从心理上还是沉浸在那场梦中，并始终在竭力粉饰他们当年的“鬼子”形象。 从对待战争罪责的态度，就不能不说到战争赔偿问题。在这个方面，德国与日本同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德国人不仅在道义上勇于承认历史罪责，还承担了赔偿责任。1953年西德通过了第一个对战争受害者的赔偿法，政府每年支付数十亿马克的赔偿费，到两德统一前，已经支付的赔偿金额近800亿马克。1991年，德国政府捐款5亿马克，表示对波兰受害者的赔偿。1993年4月，德国又向前苏联的三个共和国一次性赔偿10亿马克。预计到20世纪末，德国支付的赔偿将达到1020亿马克。除了政府赔偿之外，当年参与纳粹罪恶活动的大公司也决定向受害者赔偿。从1986年起，克虏伯、弗兰克等几家著名公司开始向当年集中营的幸存者进行赔偿，金额己达5800万马克。 可是日本人呢，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尽管它早已成了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可是在这方面却是一毛不拔。 当然，如果说日本人始终是“一毛不拔”，这也不公平，根据战后远东委员会制定的临时赔偿方案，中国从1948年1月至1949年9月，自日本运回22船次赔偿物资，计35912.76吨，价值不足2500万美元，而中国的战时直接损失，据国民政府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的估计，不下620亿美元。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指出，在日本八年侵华战争中，中国的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1952年4月，台湾当局在与日本签订和约时，放弃了战争索赔要求。70年代，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公开表示放弃战争索赔，并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作了申明。但有些日本人却借中国放弃索赔倒打一耙，说“日本从来就不是侵略国家”，“既然是两国交战，中国也有责任”，所以“中国根本没有资格索赔”，等等。事实已经一再证明，中国人越是高姿态，日本人就越是得寸进尺。即使仅仅从让日本人铭记战争罪责的角度，中国政府和人民也应该坚持赔偿。正因为日本人一毛不拔，进行了赔偿让他心疼肉疼他才会记忆深刻，才不至于死不认账。 战后，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等国，一直明确表示保留要求日本赔偿的权利，结果，从1955年起的21年中，日本不得不向东南亚国家支付了16亿美元的赔偿金额。其中菲律宾5.5亿美元，缅甸3.4亿美元，印度尼西亚2.3亿美元，越南3.9亿美元。中国在那场战争中的牺牲最大、受害最深、损失最重，在赔偿问题上却弄成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嘲讽。 香港有学者指出，日本侵华战争损失再加上利息，对华赔偿总额已经超过现值美元1 亿。这一数字看似甚巨，但比之甲午战后日本从中国强行勒索的2.3亿两白银的赔款，与当时两国各自财政收入的比例要小得多。而海峡两边的政府及首脑所有关于放弃战争索赔的承诺，并不具长期的国际法之效力。况且，政府只有权放弃国家索赔，而对于民间赔偿，任何政府也元权放弃或豁免，即使宣布了在法律上也无效。因为获得损害赔偿的权利，既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人权的最重要内容。 就像暴发户在突然发迹后为了让人们相信他本来就是名门之后望族出身，都要“重修”或干脆编造家谱一样，日本人创造了经济奇迹，成了世界第二号工业大国，于是格外关心起自己的过去“行状”来了，如今“财大气粗”的日本人，再也不是战败之时可怜兮兮的惨相，再也不是美国占领军面前奴颜婢膝的孙子，他们不仅要向美国佬说“不”，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发起挑战。 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人更开始来劲，日本政府登上前台不断为大日本帝国辩护，为侵略战争辩护。 1982年发生了著名的教科书事件。日本文部省在审定全国统一使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时，竟然把30年代日本企图征服中国的历史说成是“进入”而非“侵略”。这种公然篡改历史的行径激起了日本各大报和所有反对党的义愤，不过，直到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韩国等纷纷提出强烈正式抗议之后，日本政府才勉强宣布把那几段文字改掉。可是，日本政府是在外国的压力之下被迫那样做的，这一事实既能遏制民族主义，也许实际上同样能煽起民族主义。一位公开承认自己是自民党“鸽派”的议员也牢骚满腹地说：“要是我们连想教孩子们哪些东西也得同外国人商量，那我们可受不了。” 1989年2月，日本首相竹下登在国会辩论中说：“前一次大战的宣战诏书是在国务大臣的辅弼下发布的，那次战争是不是侵略战争要由后世的历史学家去评论。”竹下既否认了天皇的战争责任，也否认了日本的侵略，同时，他甚至还企图连同希特勒的侵略罪责也一并开脱。谈到纳粹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说：“什么行为算是侵略行为？我想可能是有一些侵略行为，但将整个战争都看作是侵略战争，从学术研究的角度难以下这个定义。”这位日本首相口气包天，看来是要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定案全部都翻过来。 尽管日本的内阁频繁换届，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也有固定不变的东西，向史实挑战就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每一届新的内阁上台，几乎总要有一个什么大臣跳出来宣称战争有理或是侵略有功，尽管至少已经有四五个大臣为这种政治丑闻而下台，但它仍然是走马灯似的日本政府的保留节目。 1995年，在日本战败五十周年的时候，日本国会通过《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的决议》。这个酝酿已久的“不战决议”中，根本没有“道歉”或“悔过”的字眼，却说“对全世界的战死者”表示真诚的追悼，实际上为日本政要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在作铺垫。 政客粉墨登场，学者一唱一和。80年代中期，日本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明著书《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这本书，居然得了日本的一个图书奖，1990年，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对美国一杂志发表谈话：“我不认为发生过所谓（南京）大屠杀”。1994年，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再次散布“南京大屠杀捏造”论，就连当年参加侵华战争的、属于未流战犯的小角色也赤膊上阵，1993年4月，一个名叫桥本光治的人，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揭露南京大屠杀史实的东史郎。桥本对号入座地说，东史郎根据“阵中日记”写的《我们南京步兵队》一书中的一个将中国人塞入邮袋火烧并炸死的日本兵指的就是他，这是对他名誉的损害。桥本在起诉书中还称，“就连南京大屠杀也是虚构的”，“不仅是对日本军队，而且也是对全体日本人的伤害”。一些旧军人组织了“桥本声援会”，声言“为了我们的子孙，一定要使桥本赢得这场审判”。日本的板仓由明、亩田正已等战史学家也借题发挥，一并参加了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大合唱。 人们过去一直认为日本人是缺乏幽默感的民族，看来，那是一种偏见。君不见，日本人动不动就拿历史开玩笑，如此的国际幽默是任何民族也不具备的。如果有一天日本人宣布“广岛原子弹之虚构”你也不要吃惊，因为假如他们一旦认为有必要再来一次“脱亚入欧”，或者价值观完全变了，挨原子弹成了落后无能和愚蠢耻辱的代名词，那么他们没准儿就会这么干的。 其实，那些竭力否认侵略战争、否认侵华暴行的日本人，只要抽空到东京动物园转一趟，就一定会大有收获。在这个动物园里，有一个笼子的前面挂着的牌子上写着“所有动物中最危险的动物”的字样。但是里边却没有任何动物，而只有一面镜子，所以说，日本人是很了解这一点的，“鬼子”的行径也无可辩驳地证明着，到底什么是“所有动物中最危险的动物”。 针对日本国内一再涌动的否认侵略战争的浪潮，有良知的日本人曾经说，这是一个“不会反省的民族”。 设身处地，反省和忏悔对于日本人来说，确实是一件难而又难的事情。日本人由于主要受“耻辱感文化”的支配，没有固定不变的道德标准和善恶是非观念，因此对行为的判断就不是对与错或功与罪，而是对国家即天皇的忠诚与否和相对于利益的利与弊。耻辱感是对他人批评的一种反应，只要自己的坏的行为不为世人所知，就不必烦恼；而忏悔和认错不仅不能使一个人感到宽慰，相反只能是自找麻烦。并且，在他们看来，公开的反省对眼前的利益只会有损无益，奉行集团实用主义的日本人从来是以今天的利益为惟一的标准。所以也就不存在对过去的行为负责的问题，因此根本没有反省和忏悔那么一说。笔者已经着重说过，我们不该指望这样一个民族会自觉地真诚反省战争责任问题，除非反省能使日本人获得巨大的现实利益，或者不反省就要使他们蒙受巨大的直接损失。 日本人的忠孝一体和举国一致，更使反省战争责任问题困难重重，在这点上，日本与中国大不一样，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很难用于日本。 日本历来只有“一个日本”，而中国却从来存在着“两个中国”。 揭露731部队罪行的日本作家森树诚一说：整个访华期间，在我们所到之处都可以听到“应该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区别开”的说法。然而，果真能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分割开吗？我们日本人听到中国方面的这些言辞，真就心安理得了吗？日本人虽然是被一部分军部领导人引上歧途的，但是他们都自认为是以天皇为首领的巨大村落共同体的成员，民族意识特别强，因此把大和民族看作是位居“世界之冠”的民族。军部正是利用了他们的这种思想意识，把他们驱赶进全体国民总动员的疯狂战争之中的，我们是由相同民族构成的单一的民族国家，长期在岛国里接受着没有个性的集团主义教育，已经养成了一套忠君爱国的精神。在我们日本，确实存在一种容易受到独裁者引诱的国民素质。“为了祖国”之类的“黑话”，俨然成了一道免罪符，直到战后，过了几十年后的今天，有些人仍然举着它晃来晃去，并且至今仍然有效。 中国则完全不同。中国的儒家虽然强调“君臣父子”，但从本质上并不培养对个人的绝对忠诚。尤其是几千年的黑暗政治、剥削压迫加上异族统治等等，更早已把中国人对政府的忠诚扫荡一空。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分离，统治者与老百姓的分离，也导致了中国人观念中的国家与祖国的分离。于是，就有了“两个中国”：“祖国”是中国人的，而“国家”是当国者的。统治者视权力为命根子，把国家作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因此，爱国或者卖国，卫国或者叛国，都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小民百姓虽然忧国忧民，虽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与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的权贵们的“爱国”，其内涵还是大不一样的。中国的统治者即使想下地狱，老百姓中也极少有人愿为之殉葬。 日本从明治到二战时期的领导人，大部是具有献身精神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即使是把日本民族拖进了灾难，但又确实是要为这个国家争夺利益；他们也没有因为掌握国家权力而使自己变成巨富，没有因为争权夺利而出卖民族利益。可是，同一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却是一连串的野心家加上物欲狂，从挪用北洋军费修建起来的颐和园到大发国难财的四大家族，就是国人皆知的明证，更不要说他们卖国求荣的斑斑劣迹了。 日本甲级战犯虽为人类所不耻，但在国内却作为“民族英雄”受到“尊敬”。中国的那些统治者，却大都是身败名裂，只留下一个千古骂名。因此，日本人可以认为“香烟铺的老板娘与东条英机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但中国人决不会认为在甲午战败或丢失东三省的问题上，一个老百姓与统治者同有“四亿分之一的责任”。 中国人谴责腐败的清政府和慈禧太后，谴责卖国的北洋政府和袁世凯，谴责不抵抗的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并不会觉得自己与他们有什么共同的责任，也不会觉得是自己的耻辱。而日本人要进行这种谴责的时候，首先心理上就难以有明确的区分。 在日本，也有许多正直的人一直在严肃地反省战争责任。 前一桥大学教授藤原彰说：“作为日本人，承认自己是战争加害者决不是一件愉快的事。然而，历史的事实是无法抹煞的，我们要做的是将事实如实地正确地告诉人们，搞清事情发生的原因。既然许多日本人都去过战场，更需要搞清侵略战争的史实和其中加害音的经历。这才是真正的和平友好之路。”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1994年12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前两个月，曾拒绝接受日本的最高文化奖，理由是它跟国家有密切关系。他抵达斯德哥尔摩领奖前在记者会上说： 我们当然非常问心有愧，对亚洲人民更是如此，即使是在今天，我还是相信我们必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责，我认为我们必须赎罪，特别是对亚洲而言。我对日本政府以及他们对世界和平的态度都有意见。日本一定要为本身的战争暴行负责，并留在和平的道路上。要是我们放弃日本“和平宪法”的精神，一个非常可怕和非常危险的日本是会出现的。 如果说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毕竟还不是“主流”的话，那么，能够严肃反省侵略战争责任的思考，在日本也只是大音稀声。 自我反省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能力。日本启蒙哲学家中江兆民说，“自省的能力”“就是自己反省自己在做什么、在说什么、在想什么的能力”，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具备这种反省能力，他就知道自己的行为正当不正当，具有反省能力的人，就是一个道德的人，没有这种能力的人，就很可能陷入歧途。而自省的准则，就是理与义，“民权是至理，自由平等是大义”。 反省作为一种价值观，是不能也不应强加于人。在真正的意义上，反省只能是自己的事情，是一个人内心的、一个民族内部的事情。对于不具备这种能力和没有这种自觉的人，靠外力而强迫其反省，是极为困难的，或者说那根本不能称为反省。没有自觉的被迫的所谓反省，即使样子做得再像，也没有意义，因为它不会导致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反省的目的。 反省或者不反省，是日本人自己的事情，自己一定要重蹈覆辙的人，别人是拦不住的。但是，如果日本人继续伤害被害民族的感情，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日本侵略了中国和亚洲，日本人制造了南京大屠杀和无数屠杀无辜平民的血案，日本对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欠下了无尽的血债，这本是历史的不争之论。日本人之所以一再掩耳盗铃地向史实挑战，只不过说明他们自己感到罪孽太深重罢了。 掩耳者为了盗铃。掩耳可以自欺，但却不能欺人；他可以堵住自己的耳朵，却无法使天下人塞听。谁都知道，精明的日本人从来不干折本的买卖，从来不做无用功，从来不搞无利可图之举，而现在，他们以这么大的热情，花了这么大的气力，连续地全方位地向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挑战，他们要干什么呢？ 曾经深受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之害的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正在为维护亚洲和平和世界和平而努力的人们，不能不严重关注日本人这些系列动作的最终目的——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犹太人、中国人、德国人：战争文化的历史惯性>> 犹太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的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是语言所难以记述的。悲剧和苦难，给犹太民族留下了沉重而独特的精神遗产。 曾任以色列文化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和副总理的阿巴·埃班先生，在《我的民族——犹太史》中写道： “第三帝国走向战争的步伐一天比一天坚决，它对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的迫害也就日益残酷。……整个文明世界对德国犹太人的苦难保持着可怕的缄默，更使犹太人感到惶惑的是，他们不得不承认，纳粹的暴行并没有引起人们普遍的反对。” “纳粹分子遵循《我的奋斗》所阐明的哲学思想，认为人类的基本道德既不是爱，也不是怜悯，更不是正义。然而，这些道德似乎突然也被其他民族遗忘了。这一点是人们所不曾预料的，许多人对纳粹在德国犯下的暴行，或者不相信或者掉以轻心，人们想象不到人类在20世纪中叶会重遭浩劫。最后，直到世界认识到人类自由已经受到威胁时，它才拿起武器，可是这时，对于已牺牲了的人们来说已无济于事了。” “在这场战争中，大约有600万犹太人，相当于犹太民族的三分之一以上丧生，几百个犹太居住区被毁掉——这些居住区曾是培植崭新的犹太观念的中心，也是犹太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摇篮。” “生活在纳粹德国占领较晚的那些欧洲国家的犹太人，在大战前大约有980万。他们之中至少有600万成了纳粹灭绝政策的牺牲品。到1945年，波兰犹太人从330万减少到7.4万人；35.6万捷克犹太人只剩下1.4万人；在15.6万名荷兰犹太人中活下来的还不到两万。……那些渡过了这场浩劫而幸存下来的人，也曾忍受毒打、饥饿和凌辱，并且从事过人类尊严所不允许的那些劳动。那时，他们失去了亲友，终日惶惶不安，担心下一批屠杀会轮到自己。……以前，他们从没有这样清楚地看到过自己的同胞任人杀戮的惨状，血洗过后，当他们有时间回忆和弄明白这一切时，就更加深了他们在精神上所受的创伤。……他们不再相信周围的任何人，不相信全世界，不相信人类及其诺言。 “集体屠杀留下的痛苦回忆，将在几代犹太人的历史和思想意识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经历过这样残暴的行径；没有哪一个民族有过这样沉痛的遭遇。现在，以色列狂热地争取外部安全；犹太人强烈反对种族歧视和偏见；他们对生活充满陶醉的感情，他们不把生活看成是人人都能享有的权利，而是把它看做必须自觉去争取和维护的一种财富；犹太人不能完全信任非犹太世界；犹太人神秘地崇拜自己民族历史上的那种不朽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完全陷于绝望时仍能鼓舞犹太人继续前进。所有这一切以及他们个人所遭受的折磨和痛苦，都是集体屠杀给黑暗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犹太人留下的遗嘱。”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希特勒德国的灭亡，说起来，犹太民族也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者。但是，犹太人对于那场战争并没有丝毫胜利的感觉。他们铭记的是集体屠杀和集中营，是文明世界对犹太人悲剧的可怕的沉默。 中国人虽然在那场战争中付出了更大的民族牺牲，但是，在我们身上，却几乎看不到受害者的阴影，我们对那场战争始终充满了胜利者的自豪之情。 1992年10月，中国第一部系统叙述日本侵略中国历史的著作《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终于出版了。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先生在该书的序中写道： “世界上一些国家或民族，当遭到严重失败、处境屈辱痛苦的时期，总是一面接受现实生活的严酷考验，一面反顾历史，思考过去，创造未来。例如1806年普鲁士败于拿破仑，领土丧失二分之一，柏林被置于法军的控制下。大约1808年，普鲁士哲学家费希特写出《告德意志国民》一书，眼望遭受践踏的国土，讲述日尔曼人的历史，呼吁德意志人恢复自己的本色。过了半个世纪，普鲁士又一跃而起。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土被美军占领，民族一度丧失独立，人民陷入物资匮乏，精神十分痛苦。日本国内关于这场战争的著述很快纷纷问世，1953年出版的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著者强调说，日本遭到空前惨败，国家民族的前途令人惶惑不安。当今每一个国民都必须成为爱国忧国之上，自己来正确考虑和确定国家的方向，并为此集结一切力量。时间过去三四十年以后，日本又踬而复起。德国、日本各有自己的特殊性。倘若认为它们遭受失败，很快又复兴起来，就是因为总结历史，牢记了国家民族的耻辱，那未免太片面了。但费希特著作用、服部战史所体现的顽强奋发精神，其作用确实是不可轻视的，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整个篇章翻过去四十多年了，为什么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系统研究，拖了又拖，迟之又久，到今天才作出了现有规模的清理？” 我们说日本是一个“不会反省的民族”，至今没有对他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进行认真的反省。而我们中国人，对于那段被侵略的历史，其实同样没有做过真正意义上的反省。“胜者王侯败者贼”，反省是失败者的事情，而胜利者既然得到了胜利自然万事大吉，有了胜利就有了一切，一个胜利就代替了一切。至于我们的被侵略，那原因不用反省也不言自明：挨打是因为我们落后，落后是因为我们被侵略，还有中国在战争初期的失败是因为蒋介石的不抵抗，等等，几个简单的结论就全部完事，等于什么也没说，而留给自己的只有胜利者的陶醉。我们对于那段民族的屈辱历史，不仅系统的清理研究“拖了又拖，迟之又久”，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生命损失，我们到现在竟然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准确的统计数字。 各有关受害国早已公布了日本侵略给本国造成的死亡人数： 印度尼西亚400万人（印尼代表在旧金山讨论和约时公布）； 越南200万人（《独立宣言》中提及）； 菲律宾1111938人（对日要求赔偿时提及）； 印度150万人（政府调查委员会推算孟加拉地区的饿死数字）； 澳大利亚23365人（政府发表的数字）； 新西兰11625人（政府发表的数字）； 修筑“死亡铁路”死亡74025人（英国调查数字）。 中国的损失最为巨大，统计数字的模糊性也最大，国务院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中说死亡人数为“1000万以上”。另几个主要说法在“备忘录”的最后一条已经引用，即“关内军民伤亡达2100多万”、“全国有2100万人被打死打伤，1000余万人被残害致死”和“死亡2100万，伤1400万”。 已经五十多年了，这笔最大的民族血债还是一笔“糊涂账”。难道，我们真的决心要让它成为一个永远的“历史之谜”么？ 失败往往是反省的最佳环境。日本人虽然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对外部世界认为满意的反省。但是，战败之时这个向来骄傲而自卑的民族不得不向全世界举起白旗，全国一片废墟之上还有整个民族的精神废墟，那种陷于死地的绝望的体验本身，就给了这个民族一份不可再得的精神财富。 胜利者也需要反省，当然胜利者的反省一般来说更为困难，因为这需要高度的理性自觉。毛泽东当年曾极有远见地说：夺取全国胜利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第一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但它的决定意义不是相对于以前，而主要是相对于以后。迈出了第一步以后关键看往下朝什么方向走和怎么走。胜利之后如果陷入盲目和茫然，那么这个胜利者最终只能剩下一个一无所有的形式和孤芳自赏的虚名。 法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国，但法国人却没有多少盲目的胜利感。法国的思想文化界倒是盯住战争初期的失败不放，从被法西斯德国侵略之时法国的一败涂地全面崩溃对自己的民族进行深刻反省解剖。不停反思的结果之一，便是战后从这个国家涌现出了许多风行全世界的哲学和文学艺术的新思潮、新流派。 说起来，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是，在战后的世界上，从文学艺术作品中看，只有我们几乎是唯一的无条件的歌颂战争。同是民族解放的反侵略正义战争，苏联的战争文学作品中则更多的是诅咒战争和反战情绪。他们是从和平被迫进入战争的，是希特勒德国把战争强力，在他们身上的。在苏联人眼里，战争是瘟疫，是死神，战争夺走了和平和幸福生活，战争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毁灭，是一寸国土一寸国土的烧焦。他们付出了几千万生命才重新赢得了和平。他们也为胜利自豪，但不是怀念战争岁月；他们也歌颂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但不希望看到战争精神延续到和平时期。总而言之，他们始终认为战争是悲剧，是灾难和痛苦。这倒和了中国的古训：兵凶战危，不得已而为之。 我们也是被迫进入战争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但我们是从国内战争进入民族反侵略战争的，从清代中叶的所谓“康乾盛世”之后，中国人至少已经有一百多年不知和平为何物了。况且，正是抗日战争，扫荡了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中国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屈辱处境，它是近百年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这一胜利给中国人带来了世代祈盼的民族独立。同时，抗日战争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终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基础。这一切，使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于中国人而言是太辉煌了，我们当然要全力歌颂这样的战争。当年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就十分不理解红军士兵为什么会“欢天喜地”地走向战场。是的，外国人不理解中国人这种欢天喜地的战争心理，中国人也不理解外国人那种深恶痛绝的战争态度。这都是因为具体经历不同之缘故。 也不能全部简单地归结为具体经历的不同。20世纪前半期接连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人性的乐观看法，战争结束时那种人类自相残杀后废墟上的凄凉胜利景况，也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战争观。特别是在西方，人们甚至对消灭多少敌人这一战果概念，也逐渐不那么津津乐道了。国防大学一位战史教授曾对笔者说起，在与美国军方人士探讨朝鲜战争时，美国人就对我们总是大谈某一战役歼敌多少多少大惑不解。他们觉得，现代战争不应该再以消灭敌人为主要目的，而制服对手达到政治目的即为胜利。至少，肉体消灭不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了，到了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过后，在美国军方的战争总结中，歼敌数量作为战果显示，确实已呈“模糊态”。 尽管我们中国人饱经苦难，但我们却不喜欢咀嚼苦难：尽管我们的历史充满了悲剧，但我们却是一个没有悲剧意识的民族。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大团圆”式的结局，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正好应了我们的这种天性。就这样我们在强大的战争惯性和胜利者的感觉中又度过了几十年，等到睁开眼一看当年的手下败将日本早已崛起并远远地跑到了前边，这才发现自己这个胜利者几乎是一无所有了。我们没有及时对那场有着胜利结局的巨大的民族灾难进行清理和反思，结果损失的是几十年的宝贵时间。不仅是时间方面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因为没有对战争灾难进行必要的清理和反思，而导致了民族精神人格的不完整。 结果的辉煌使我们忘记了过程的残酷，忘记了“战争是使人类自相残杀的怪物”这一实质。抗日战争固然荡涤了中国人民族性中许多卑劣和怯懦的东西，但是，任何战争又必然是对民族性和人性的腐蚀和摧残。战争越残酷，人就越是多残忍少宽容，战争环境要求内部的高度一致，尤其是在敌强我弱的战争中，防奸防特、肃反和“抢救运动”都成为内部斗争的必要手段。面对强敌，随时都有不安全感，内部纯洁也格外重要，对异已变节分子包括不能保持一致的人也不心慈手软，决不能留下隐患。宁左勿右，左倾到极端也不过是冒险主义而已，但右倾沾上一点边就是说不清楚的投降主义，因此不论对敌人，还是对自己人，都是宁左勿右。后来党内的“路线斗争”所以会那样频繁和激烈，“文化大革命”的内斗所以会那样广泛和残酷，极左的一套所以会那样根深蒂固和代代相继，与长期战争所形成的历史惯性关系极大，严酷的战争还强化了我们那具有“远交近攻”特色的“外推式仇恨”。即最不能容忍的是反目的自己人，积怨最深的是曾经一个战壕的战友，最难原谅的是曾经一个饭碗吃饭的兄弟。因此，日本人坏、美国人坏，不如蒋介石汪精卫坏；蒋介石汪精卫坏，不如陈独秀张国焘坏，不如刘少奇彭德怀坏。反过来，与日本和美国的言和早于台湾，而对台湾的统战又先于党内问题的评价。我们中国人的宽容和大度大都是对外的，对那些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我们显示了无限的胸怀和改造的耐心，但是对自己人，在内争中，我们却是如此狭隘、如此手硬。 时至今日，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为国际社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的过低评价而愤愤不平。的确，西方人从他们顽固的欧美中心主义出发，从来没有把中国的抗日战争看作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不是从德国进攻波兰算起，就是从西欧挨打算起，甚至有的还把起点推迟到德国进攻苏联，而就是对早已炮火连天的中国战场视而不见。如果日本人没有把炸弹投到珍珠港，恐怕他们就会永远把中国战场排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外了。西方人愿意守着他们的偏见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我们中国人也真是够可以的，抗日战争本是整个中华民族对日本侵略者的抗战，但是，中国人之间却是你指责我“游而不击”，我指责你“消极抗日”，从当年一直吵到现在；我说我抗击了大部分日军，你说你才是抗日的主力，也是从战时一直算到如今。而在外人看来，抗战时的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力量有限的弱国，可是中国人之间又总在这么争来斗去，那么你当然不能指望别人会把你当一回事。而问题更在于我们自己，我们如何认识和总结那场战争，尤其是深刻认识战争中的我们自己，才是关键之所在。 还是隐居了半个多世纪的张学良先生“旁观者清”，他说：“这次大战后，哪个问题解决了？哪个问题也没解决。不但是战败的人，战胜的人又怎样呢？”确实，作为战胜国的我们实在是没有“怎样”。如果我们不只是沉浸在胜利感中，而经常从民族悲剧的角度去反思那场战争，那么我们本来应该得到的东西就会多得多。 还应该再说到德国人。从《我们为什么被屠杀》中引述的雅斯贝尔斯的日记，人们可以感受到德国思想家对苦难的体验深度，但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却变得麻木而又疯狂，无论在前线还是德国本土，他们忠实执行元首的命令，毫不犹豫地扣动着板机，不知疲倦地制造着飞机和大炮，充当着纳粹的战争机器；他们追随纳粹分子，庆祝他们的胜利，参与他们的暴行，从战利品中得到好处，或对纳粹的残暴罪行袖手旁观。他们抛弃了自己的信仰和法律，抛弃了科学和文明；他们为了元首出卖自己的亲密朋友，为了避嫌而不认自己的亲生父母……德国人在希特勒指挥棒下的出色表演，很容易让人们回忆起伟大的歌德那如同先知预言般的声音：“一想到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作为个人来说，他们个个伟大；但是作为整体，他们又是那样的可怜。” 德意志民族在二战中的癫狂行为，使全世界都感到困惑和惊愕。保持清醒和正义的德国人则更为痛苦。德国著名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战时身在美国，深切注视着德国发生的一切。他创作了一部震撼人心的史诗《德国人》，严肃地探讨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德国人盲目追随希特勒，对人类犯下了滔天大罪。他深刻剖析了德国人性格上的弱点，谴责德国人的愚昧无知，希望追随希特勒的人能够汲取教训，改邪归正，使德国的优秀传统得以发扬。 从纳粹时期开始，几十年以来，作为德国知识界进行自我批判的一部分，德国知识分子相继推出了一批学术专著和电影、戏剧等文艺作品，运用各种形式对纳粹的本质进行全面揭露，对民族精神进行深刻批判。这是经历了不幸的人们的痛苦思考和心灵忏悔，他们的忏悔，既带有深刻的理性色彩，又具有强烈的感性认知，其对民族精神的自我解剖，更为人类留下了无可替代的思想财富。 奥地利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尔海姆·赖希1930年移居德国柏林，作为犹太人他在纳粹统治下受尽迫害。其时德国群众性的法西斯狂热成为他的研究对象，1933年他出版了著名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1934年他被迫离开德国，翌年该书遭到纳粹查禁。他在书中写道： “战争的责任惟一在这些人民群众的肩上，因为他们手中握有防止战争的一切必要手段。部分地由于他们的冷漠，部分地由于他们的消极，部分地由于他们的积极，这些人民群众使得这些战争成为可能，而他们本身又倍受这些灾难之苦。强调人民群众的这种罪过，惟一地让他们承担责任，这意味着严肃地看待他们。相反，把人民群众当作牺牲品来怜悯，则意味着把他们当作束手无策的小孩子来对待。” 在写作本书之初，我确实曾经想就“我们为什么被屠杀”这一题目，进行一下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那场战争过去已经五十多年了，对于日本侵华暴行，我们至今没有能够做出史料学意义和法律立案意义上的系统清理，这是一个历史的遗憾；还有一重遗憾，那就是我们在对日本人，尤其是对中国人自身的哲学解剖、灵魂审视和文化批判方面，做得就更差。在那场民族灾难中，我们毕竟付出了太大的代价，那毕竟是3500万同胞的生命和鲜血，而其中我们自身的原因与教训，肯定十分巨大且深重。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对乎此，我们这代人是“不暇自哀”呢，还是“哀之而不鉴之”，拟或兼而有之？我们实在是已经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再把这一“历史任务”心安理得地移交给后人了。 然而，在写作过程中，我却常常感到特定角度与角色的种种局限。在批判日本人的时候，因为是以侵华暴行这种极端行为作基点，可以一任痛快淋漓地剥皮剖解，甚或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尽管有失公允全面，还至少自觉有些新意和深度。而轮到说中国人自己的时候，被侵略被屠杀这一角度的限定就出来了。中国人被侮辱被损害已经够悲惨的了，从这个视角再透析民族性，便有诸多不好说与不忍说——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同时，我们有政治而无哲学，在对自己民族的反思上，我们不像德国人那样，可以站在众多思想家的肩膀上；对于那段历史，我们又是多材料而少严格史学意义上的历史；即使是材料，也大都为群体的平面的记录，而鲜见个体的独特的深刻体验，这也包括对幸存者的直接访问，尽管他们每个人的苦难经历并无雷同。我们的角色就是中国人。 我们关于那场战争的历史记忆，只有到了每年的8月，才会被从箱子底下翻出来晒晒太阳，而这往往还要感谢日本政要朝拜靖国神社的刺激。纪念纪念，间或偶尔对东邻抗议一声或仅仅“遗憾”一下。然后呢？没有然后，只有来年的8月，一切再重新来过。 批评家张志忠先生撰文云： 中国人说，人必自辱，然后人辱之；西方人说，人必自助，然后上帝助之。已经过去的1995年，就足以让我们深思。一方面，是大张旗鼓地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是每日每时地覆盖了各种传播媒体的有关回忆、纪实文字的和音像的作品，另一方面，却是某些商家和个人，把印有日军军徽标记的战舰和飞机模型拿来出售，街头公然播放日军军歌、旅游摊点出租日军军服照相的新闻，也时有所闻。此等事实，着实令人深思。民族的良知，个人的良知，在商业利益的面前，还有没有抵抗力，有多少抵抗力？如此说来，年年8月，日本要人朝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也不完全是坏事。它对于我们日趋麻木的神经，总是一个刺激，强迫我们回想一下既往。只怕这刺激的力度，在多次的反复中，也日渐削减，日渐平淡。《恸问苍冥》中称，日本人是没有哲学、不知反省的民族；我们呢，哲学何在，反省何存？扪心自问，我们该如何回答？ <<从时空坐标看人类游戏规则的进化：我们怎样走向明天>> 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审讯进入最后的阶段，日本国际法教授高柳作为全体被告的总辩护人作辩护发言。在无法逾越的罪证之山面前，他仍然从国际法的角度为被告人在侵略战争期间大规模屠杀平民和战俘的罪行进行“理论上的辩护”。末了，他以这样一段话结束了对该案的最后说明： “无需提醒崇高的法庭，对法律上没有规定的犯罪行为不公正地课以严刑，只能会在后几代人的心中引起仇恨并无助于奠定东西方友好所必需的持久和平。东方以及全世界各民族的后代从做广义的历史回顾的角度来看这一历史判决时，可能会得出结论说，惩处一个东亚民族的领导人是犯了最大的不公正的错误。因为在最近三个世纪以来的长时期里，西方国家的国务活动家和将军们在当时并没有因其侵略东方而受到惩罚。” 高柳在这里确实指出了一个历史事实：西方的殖民主义者几个世纪以来在亚洲犯下了诸多的严重罪行，而且都没有受到惩罚。可是，时代在前进，人类在进化，国际法也得到了发展，国际法在高柳发言之前很早就坚定地宣告，侵略是最严重的犯罪行为，犯有战争罪行者应受惩罚，不论是西方国务活动家还是东方国务活动家，不论是西方将军还是东方将军，均无例外。 侵略战争都是残忍的，殖民主义者都是野蛮的，侵略者都是罪犯，这不论西方或者东方都是如此。从1840年到1919年的近代历史上，在侵入中国的各个列强之间，是没有文明与野蛮之分的，他们都是披着文明外衣的强盗，都是没有人性的罪犯。在那个历史时期中，日本效仿列强富国强兵，并在后半期挤进了列强行列，开始了对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但公平地说，在同一时期，日本人并不比英国人或俄国人明显地更坏多少，尽管他们都不是东西。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并分区占领了北京城，相对来讲，日本对军队还是有所管束的，日军占领区的“秩序”还多少好一点。但经过人类空前的自相残杀和毁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人类道德的全面崩溃之后，战争道德终于开始有了一些进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除了军国主义的日本和法西斯的德国，其他交战国的军队在异国土地上作战的时候，就显然比殖民时代的侵略军“文明”多了，也“进化”多了。当别人大部有了进步之时，日本人不仅没有丝毫进化，反而全面退化全面堕落，并将非人性和反人道的一切都发展和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日本人企图用几十年前甚至几个世纪前殖民者的罪行为他们自己的大规模的战争罪行开脱，不知是该他们自怨“生不逢时”呢，还是说明了向来精明的日本人太“不识时务”。 在前面谈论“人性和兽性”的时候，我们曾说过，由于人没有尖利的牙齿、爪和角等天然武装，所以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未能发展起足够的“攻击禁忌”之类的本能；而一当人类成为会使用工具的智能动物之后，人类自相残杀的规模和程度就比任何动物都更为恐怖。 自从人类组成社会以后，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规则。这些规则就是外在的禁忌。没有规则就无法游戏，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如同我们所有的体育竞赛，如果没有规则的限制，就无法竞赛而只能是一场混战一样。人类社会的任何游戏规则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完善起来的，只要我们把它放在时间坐标的过程中，就会一目了然。而所谓发展和完善，实际上就是对人类的行为进行更严格更精细的限制，就是教化人们不断地从“为所欲为”的状态进入“循规蹈矩”的角色。如果今天一个运动员按着几十年前的规则出场竞技，那么他肯定很快就会被裁判员判罚“违规”，甚至干脆被取消参赛资格。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既然生活在现代世界上，那么对于人类社会和国际间的游戏规则的了解和遵守，就是我们最基本的生存资格之一。 对人类伤害最严重的战争，历来是最缺乏游戏规则的领域。即便如此，人类社会还是逐步产生和发展了许多战争规则。《牛津法律大辞典》的有关条目中是这样论述战争和战争法的： 战争是由国际法认可的一种状态，并寻求用国际法加以调整，即使它包含着在交战国之间打破了和平关系。战争并不是一种无政府状态，战争的存在导致相当数量旨在规定当事方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则发挥了作用。 在古代和中世纪，尽管有宗教、骑士制度出现，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思潮也产生了许多缓和因素，战争似乎无法完全被抑制。战争惯例自从19世纪以来通过对骑士制度、互相尊重、公正、人道主义等原则的承认及限制所允许的暴力种类、程度等规定已得到实质性的修改。一些著名的基本条约修改了战争习惯法，其中包括1856年《巴黎宣言》，该宣言废除了私掠制。 在现代，部分地是由于战争具有巨大的毁灭性和破坏性，部分地是由于一场战争被视为是国际社会未能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解决争端的结果。因此，对限制诉诸暴力的努力给予了许多注意。《1907年海牙公约》除某些情况以外，禁止诉诸武力作为强制履行义务的法律补救措施。《国际联盟盟约》在某些情况下剥夺了成员国的战争权。《1928年关于放弃战争的一般条约》对诉诸武力加以谴责，缔约国放弃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的做法。 尽管任何有理性的人都知道战争是人类自相残杀和毁灭的不应有的现象，但是人们同时也知道，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战争又不可能完全消除，因此只有逐步通过一些规则对它进行限制。战争法规和惯例的意义主要就在于，交战国在选择和使用进行战争的手段和方法上有所限制，谴责和禁止使用野蛮的战争手段。 在二次大战前通过的关于战争法规和惯例的公约和文件如今仍然有效的有：1856年巴黎海战宣言；1868年彼得堡禁止使用爆炸性和燃烧性子弹宣言；1899年海牙的一系列公约，以及禁止使用入人体内易涨易扁之弹丸宣言；1907年海牙公约（战争行动的开始，陆战法规惯例，开战时敌国商船之地位，战时海军轰击，海战时中立国之权利义务等）；1909年伦敦海战法宣言；1925年日内瓦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的议定书等。特别应当提到的是，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陆战法规惯例）的序言中的题为“马尔顿宣言”原则：在公约未规定的情形下，“平民和战斗员仍受国际法原则保护和支配”，这些原则源于已形成的国际惯例：“人道原则和公众良心要求”。 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却粗暴地践踏了人类从古至今的所有战争规则。只是在轮到他们被审判的时候，他们才想起规则，并尽力运用规则为自己践踏规则的罪行辩护和解脱。 到了80年代，日本人的“辩护”水平比之当年东京审判中的高柳律师要高多了，仅1986年就发表了许多这样的文章。粉川宏的《快将现行的教科书烧毁》中说：各出版社的教科书都贯穿了“东京审判史观”，把我们的父辈视为历史上空前的战争罪犯，片面地判罪于大东亚战争，这种史观必须改变。 中鸠岭雄在《被中国咒语束缚的日本——中日关系与历史清算》中质问：日本人，甚至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们都时常负有侵略中国的罪行，难道日中关系必须以赎罪的形式出现吗？ 长谷庆太郎在《别了！亚洲》中主张：对于战争，也应确定一定的年限。这种思考方法，也是治理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与这种“时效”的观点无缘的国家皆是不具备现代社会性质的国家，让日本无论何时都承担战争责任，而在同亚洲各国的外交关系上以负罪的姿态出现，坦率地说是不合理的。或是日本人，或是以中国为首的其他亚洲各国人，持这种观点，喋喋不休地谈论战争责任，都是荒唐而无聊的事，随人说去好了，战后已经四十年，战争责任时效论的观点没有错。 现代法律确实都有一个时效的问题。在这里，精明的日本人显然非常善于钻法律的空子。但是，他们的记忆大概出了毛病，善于钻空子的日本人这回却钻进了“雷区”——因为，还在1968年11月26日，就专门签订了一个关于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的国际公约。 我们再从空间坐标来看人类游戏规则的进化。 人是社会的动物，人又总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人类最早的游戏规则都是关于关系最密切的人们之间的，然后，才从这一基础上，不断向外扩展开去。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生存环境分为家庭、宗族、部落、集团、阶级、民族、国家及至全世界这些范围由小到大的不同层次，再将其代入人类社会文明进化的时间坐标，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自从我们告别了原始公社时代以后，所谓文明的进化程度，也就是游戏规则的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大。规则的适用范围越小，文明的程度就越低；反之，规则的适用范围越大，文明的程度就越高。 这是一种从人性和人道角度出发的文明进化标尺。 进化程度越低，人性就越狭隘，其道德和规则越是有多重标准。对自己与对他人，对自家人与外人，对熟人与陌生人，对同族与异族，行为规则都是不一样的，道德标准亦不同。总之是以自己为圆心，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使用不同的标准。关系越远，道德和责任感就越淡；而对于完全没有关系的人，就可以不讲道德不讲规则，就可以拿他不当人看待。 在相反的方向上，则是人性的宽广和人道的普遍。所谓将心比心和推己及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谓一视同仁和天下为公，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并非仅仅是哲学上的推论，也不只是理性、理想或道德要求，实际上恰恰是利益原则驱使着人类必然向着这一方向发展。 从古到今，个人、集团、民族、国家都是为着自身的利益而动作。因此，人类的历史成为一部充满了争夺、损害、杀戮的生存竞争的历史。但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类成员的关系的日益密切，随着地球村的不断“缩小”，赤裸裸的竞争方式的反作用力也越来越大。为了自身的利益，人们也不得不通过各种新的规则对各种竞争行为进行不断调整。于是就开始了从你死我活到大家都活、从损人利己到互助互利、从斗争到和谐、从伤害到共存这样一种新的竞争的进化过程。如今，一些游戏规则不仅扩展到了人类的所有成员，还正在扩展到动物界、植物界，及至整个自然界。因为，人类逐步意识到，我们都是生活在地球这艘“封闭的宇宙飞船”上的乘客。人类再进化，我们也永远是地球上的上千万个物种中的一个物种，是大自然生物圈中的一小部分，地球上的一切都是我们的生存基础，我们对地球对环境的任何伤害，最终都是对人类生存基础的伤害，覆巢之下没有完卵，我们和我们的环境有着共存共荣或是同归于尽的关系。 1945年9月，刚刚在日本的战俘集中营里度过了几年的非人岁月的美国将军温赖特说：“日本在被获准重新与其他国家并肩存在之前，必须让他们认识到，他们的中世纪的做法，在我们现代世界中是行不通的。必须让他们知道，国际关系和生存的基础，不是欺骗、镇压和背叛，而是真实、人道和正义。日本人对于他们蹂躏各国无数国民的所作所为并不感到可耻，对拷问美军俘虏也不感到可悲。因为他们按照他们的哲学和道德行事，当然没有可悲的事情。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不仅是中世纪的做法在现代世界行不通了，人们还要以今天的游戏规则重新评判过去的历史。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一直是被奉为英雄，但在1992年纪念他那一历史性发现500周年的同时，一些西方法学家组成了一个法庭对哥伦布进行模拟审判，结果判定他犯有种族灭绝、掠夺和奴役等十项罪行。 人类的游戏规则是在不断进化的，被人类道德所谴责的行为，迟早要被游戏规则所禁止。在战争领域是如此，在其他领域中也将如此，不仅战争法规和惯例会逐步发展，危害人类罪的范围也将逐步扩大，政治和宗教迫害、侵害人权等固然是危害人类的罪行，经济侵略、文化侵略、环境侵略等同样是危害人类的犯罪。笔者相信总有一天这些行为会被国际法所谴责和禁止。 美国人诅咒日本人是“贪得无厌的新殖民主义者”。今日的日元帝国已经远非往昔的“大东亚共荣圈”所能比拟的了。日产汽车和家电比之当年的三八大盖使日本人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和利益，固然日本的许多经济活动现在还属于合法的文明的范畴，就像当年殖民帝国的殖民活动在当时也是“合法”和“文明”的一样，但因为它以损人利己为目的，因此无疑要被人类游戏规则所禁止。 在环境保护方面，日本人也是奉行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森林在日本受到极严格的保护，根本不准砍伐，但日本却从东南亚、前苏联和拉美大量进口木材，每年的进口量占了世界木材出口总额的40％，一位绿色和平组织人士说：“日本人为了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从鲸肉、象牙到木材，简直是不择手段。”尽管日本国内的环境保护搞得相当不错，从控制污染到回收垃圾，许多方面均有甚佳记录，但它却把大批严重污染和有危险性的工厂迁往发展中国家。许多报刊将日本列入“应对全球生态破坏负主要责任的最糟糕的国家”。在这个方面，也是“日本名列第一”。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没有一个大国比日本更依赖于全球贸易。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同各国的良好关系，对日本的生存是绝对必需的，日本的真正的“防御圈”不在于任何军事防线，而是国际合作的健康发展，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但金钱毕竟不是万能的。现在日本是世界上提供海外发展援助资金最多的国家，远远超过了美国，但日本人的慷慨解囊并未能给它带来多少政治声望，所得到的充其量是缓和一下反日情绪罢了。被援助国家认为，这种援助本是日本剥削它的资源和进入它的市场的回报。发达国家感到，日本对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缺乏合作精神，发展中国家则觉得，日本虽然能从经济上影响世界，但对世界缺少吸引力。 1980年夏，日本经团联主持召集了欧洲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一次会议，三菱研究所为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技术革命和信息社会》的文件，其导言用很长一段篇幅讲述了一个日本古代武士的故事。故事说，一个人在路上捡到了三枚金币，失主寻找而来，见已经被人捡走了便不再要求索还，而那人却坚持奉还，两人为此争吵不休，于是一起去找著名法官裁决。法官听了他们的申诉说：“你们既然都放弃了它的所有权，那就不会反对属于另一个人的这三枚金币由官方没收。”法官拿起金币就进了屋里。正当两人有点后悔时，法官手里拿着两个包出来了：“你们都固执地坚持自己有理，所以你们两人都失去了这笔钱。这样，你们就得到了一个教训，固守己见而不试图理解对方，就会受到损失。但你们的谦虚和慷慨也给了我一个教训。因此，我送你们每人一份礼物。”他递给每人一个小包，每个包里有两枚金币。他说：“在这以前，你们都认为自己有三枚金币，后来又失去了。现在你们每人有了两枚，但都失去了一枚金币。我给添上了一枚，因此我也失去了一枚金币，我们每个人都失去了一枚金币，但却得到了更多的东西。” 三菱研究所在导言中对此评论道： “今天，我们从古代东方的这则小故事里能吸取些什么呢？构成我们共同的这个星球的每一个部分，如果顽固地坚持自私的利益，就只能导致粗暴和不平衡的解决办法，从而引起不可逆转的分裂。现在，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要是互相敌对和互相损害，就什么也得不到。我们大家都必须付出重大的努力，才能一起得到共同的好处。” 日本人在说服别人时是从来不乏智慧的，如果他们对这则小故事的古老教训能够身体力行，日本的国际形象肯定不至于像现在这般尴尬。 <<20世纪再回首>> “祇园精舍的钟声，有诸行无常的声响；沙罗双树的花色，显盛者必衰的道理。骄奢者不久长，只如春夜一梦；强梁者终败亡，恰似风前尘土。”这是日本13世纪的古典名著《平家物语》开头的一段文字。 当人类进入20世纪的时候，人们曾有着普遍的乐观。1899年，美国专利局局长敦促总统取消他这个局，他强调说：“一切可以被发明的东西都已经被发明出来了”。但20世纪却恰恰是一个发明创造大爆炸的世纪，也正是技术的进步，使20世纪成为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世纪。 人们都关注科学技术的进步，都认为这种进步使我们的生活日益美好，使我们这个世界日新月异，我们对科学技术寄予了过高的希望。 人们曾经指望技术进步能解决一切。 技术确实解决过人类面临的许多难题。技术进步促成的绿色革命，使粮食大幅度增产；技术在医疗卫生方面的进步，使死亡率大大下降，人均寿命大大延长。技术进步在这两个方面的合力，却在客观上促成了当今的人口爆炸之态势，其对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已不亚于技术的另一项伟大发明——原子弹和氢弹。 技术并不能解决一切。相反，正是技术的滥用，导致了一些古老问题的复杂和重视，从武器和战争到饥饿、贫困和荒漠化等等。 还有些技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却依然是严重问题。比如，目前世界上造成死亡最多的疾病，不是艾滋病或癌症等不治之症，而都是完全可以治疗和预防的最常见的疾病。据80年代末统计，仅在第三世界每天就有约4 名5岁以下儿童和婴儿夭折，其中：11000名儿童死于肺炎，11000名儿童死于腹泻引起的脱水，8200名儿童由于得不到及时免疫而死亡。 再如，按照维持生存的标准，人均每年180公斤粮食，就基本上可以活下来，也就是说，当前地球生产的粮食，不仅养活现在的这58亿人没有问题，甚至可以供再翻一番的上百亿人不至于挨饿。但是，现在全世界每年却有1300万至1800万人直接死于饥饿或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 当然，这不能全部归之于技术。正是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使人类告别了原始人穴居的山洞而成其为现代人。但是技术的迅速发展，推翻了现存的一切平衡，它的表现和影响大大超过了其他文化的发展，更超过了人类智慧和道德的进化幅度，致使人们不仅不能控制，而且几乎不能评价所发生的事情。道德进化跟不上技术的发展，二者不能同步，那么技术就会制造灾难，原子弹和人口炸弹就是最恐怖的实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类再一次表现出这个星球竟然能够生产出如此之多的粮食和纤维，以至许多农产品的价格暴跌到低于生产成本，在美国造成了许多农场破产，欧洲、苏联以及许多国家都提高了对农民的补贴。但是，就在同一时间之内，世界各地的电视屏幕，却把非洲大饥荒的可怜可怕的情景，展现在人们眼前——数不清的难民在步步紧逼的沙漠面前凄苦徘徊坐以待毙，幸运的人靠紧急救援得以死里逃生，而更多的人不是饿死就是被四处蔓延的疾病夺去了生命。对于萨赫勒地区那些悲惨万状走投无路的人们来说，患病及至死亡甚至已经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解脱，竟然有整个部落的人都拒绝联合国提供的免疫治疗，那些父母们知道，无论怎样他们的孩子也没有希望得到正常的发育了，与其像大人这样永远遭受营养不良和饥饿的蹂躏与折磨，倒不如得了病早早夭折的更为“幸运”。 国际社会展开了对非洲饥荒的广泛救援，从来没有这么多的非政府组织参加一次救援活动。美国和英国的音乐界进行大规模募捐，乐队援助托拉斯的唱片《他们知道是圣诞节吗？》创纪录畅销，收入1500万美元。援助生命基金会通过一次欧美大陆募捐电视音乐会，募集到6500万美元。从1985年4月到9月，国际大家庭为受难的非洲提供了600万吨食品，虽然有100多万人被饿死，但全球各地捐献的价值10亿美元的食品和6亿美元的其他援助，至少救活了数百万非洲灾民。 非洲的灾难令人绝望，国际社会对它的救援又给人希望。但是，这拯救了数百万人生命的16亿美元，仅仅相当于当时全世界16个小时的军费开支。 军备竞赛是我们这个可爱而衰老的地球上最为热火朝天蒸蒸日上的事业。世界军费开支1979年为5540亿美元，1985年猛增到9000亿美元，在高峰的80年代末期则超过10，000亿美元。军费开支已达到全球人均200多美元，这比占全世界总人口二分之一的贫困者的总收入还要高，并高于中国、印度再加上非洲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 科学界参与疯狂的军备竞赛的程度，远远超过了除军人以外的任何社会阶层，通往全面战争和恐怖的道路，都是用人类最杰出的科学家的名字铺筑而成的。世界各国至少有50万名科学家从事着“国防事业”，占全球科学家总数的一半以上。他们使用的研究经费，超过了发展新的能源技术、改善人类健康、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控制环境污染的研究费用的总和。军事目的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强效兴奋剂，也是人类创造出的财富的最大无底洞。从核能到电子计算机，从航天器到方便食品，无一不是为了军事目的而研制并首先用于军事，而不断更新换代的各种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又都是现代尖端科技和黄金的结晶。因此，我们引为自豪的人类现代文明，准确地说，根本不是什么“文明”，而是不折不扣的“武明”。 据美国的世界观察研究所报告，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为了对付人类最迫切的生态环境八大危机——温室效应、臭氧层耗竭、荒漠化、土壤流失、森林消失、物种减少、酸沉降和水污染，全世界每年要耗资1500亿美元。不然，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就不能得到控制，到了21世纪初，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就将更为严峻更趋恶化。但这笔钱，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来说，似乎是太大太大了，这是整个人类绝对拿不出、也不会拿的钱。然而，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笔关乎人类生存和世界未来的1500亿美元，这笔全人类都出不起的买命钱，却比80年代末美国每年的欧洲防务军费还少100亿美元。 我们再来看一看国防开支与和平事业的几项对比： 每年花费世界军费开支的0.5％，在几年内即可使发展中国家实现粮食自给； 疟疾每年夺去100多万儿童的生命，消灭这种疾病每年需5亿美元，只相当4个小时的军费开支； 用一辆现代坦克的价钱可以为3万名儿童盖1000间教室； 购买一架普通战斗机的钱可以开办起4万家乡村药房； 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的钱，足以在沙漠化地区飞播造林150万亩，而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初期，一次就发射了100多枚这种导弹； 中国著名的“希望工程”，在八年中得到国内外捐款约人民币8亿元，建立起2000多所希望小学，救助了百万名失学儿童，但是——我们的生活中不幸充满了“但是”——这笔巨款仅仅相当于购买3架苏-27战斗机的价钱…… 军备奥林匹克是全人类的疯狂盛会，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甘于作壁上观。发达国家一马当先，发展中国家急起直追，富国一掷千金，穷国不惜血本。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最快的就是军费开支。多少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力江河日下，其军队却在迅速现代化；那里的人民一贫如洗，但武器装备却日益精良。现在全球发展中国家每一天的军费开支约为10亿美元，而所有这些国家用于儿童营养和保健的费用，一年365天总共才只有25亿美元。 这个人类到底是太穷还是太富，是愚不可及还是歇斯底里，是无药可医还是吃错了药？ 柏林墙的轰然倒塌和苏联帝国的解体，宣告了持续四十多年的冷战时代的结束。世界上的“东西之争”逐渐让位给“南北矛盾”，即富国与穷国的矛盾。 有一种衡量一个国家公平程度的通用标准，即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与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之比。据统计，这种差距最小的是北欧、日本等国，比例为4比1至5比1；差距最大的是巴西，富人与穷人收入之比为33比1，墨西哥为30比1；一些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差距大致在20比1上下。 但实际上，最不公平、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的却是我们这个地球村本身。60年代，世界上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与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之比为30比1；而今，这一差距又拉大了一倍多。今天世界上最富的10亿人，人均收入已超过12，000美元，而最穷的10亿人，人均收入不足200美元，比例大于61比1。并且，这种比最不公平的国家还要大一倍的差距，仍在进一步扩大之中。 我们不可能指望富国和富人良心发现，会对穷国进行所谓无私援助。我门也不可能指望穷国和穷人安贫乐道，而不去想要像美国人或日本人一样地享受现代生活。 现在，发达国家以占世界20％的人门，却拥有世界上87.2％的收入。而占世界人口总数60％的发展中国家，只拥有世界5.6％的收入。而富国还在继续凭借其技术和资金优势并通过不平等的经济关系，使自己更富和穷国更穷；穷国的积重难返和高生育率，也使它们难以摆脱贫穷的恶性循环。在一个富者更富和穷者更穷、富人越来越少和穷人越来越多的世界上，人类能够长期“和平共处”吗？ 20世纪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纪，而其间最为耀眼夺目的，便是机械文明的大进军和大普及。似乎是人类生活越符合机械节奏，被机械所支配的程度越高，就越是现代，这是一个机械越来越像人、人越来越像机械的世纪。 科学主义和唯物主义把人从宗教和迷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人类终于在这个世纪中进化成为摆脱了恐惧、没有了禁忌并且不怕报应的那么一种“无所畏惧”的生物。外在的机械文明和内在的物欲膨胀相得益彰，我们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把人性放纵到了极端。在这个纵欲的世纪中，善与恶、美与丑、得与失、利与弊，都被推向了极致。技术手段和机械威力，使人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强度向同类大开杀戒，向所有的生命大开杀戒，向地球大开杀戒。人类的能力和力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人类的处境和命运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脆弱；人类的生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舒适和丰富，人类的精神又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空虚和无聊。人类在这个世纪之中的所作所为，似乎都在证明着机械的辉煌和理性的黯淡、欲望的坚挺和良知的疲软。人类的未来，究竟会比拥挤在一条几乎没有食物的船上的几个老鼠部族好多少呢？ 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反而使那次人类规模空前的自相残杀更血腥更疯狂和更具毁灭性。 1937年9月，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已经在东亚燃烧起来的时候，爱因斯坦写道：“我们这一时代的一大特征就是科学研究成果累累，科研成果在技术应用中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大家都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但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教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聪明才智之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爱因斯坦曾经十分后悔地说：“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向罗斯福总统推荐了原子弹。”同时，直到逝世他也没有原谅曾与纳粹合作的德国知识分子。“德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来看——他们的行为并不见得比纳粹暴徒好多少。”他在《自传》的开篇则这样写道：“有人问我为什么投身科学，那是因为我发现并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是那样淡薄和脆弱，故而我才把目光投向旷远而永恒的天体……” 尽管人类的同情心是那样的淡薄和脆弱，尽管人类的理智未能阻止两次世界大战，尽管人类的道德准则没有能制止大屠杀，但是，惟有同情心、理智和道德准则才能使我们区别于动物，才能使我们在这个地球上互利和共存，才能使我们对明天抱有希望。否则，我们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麦克阿瑟将军发表讲话说： “作为地球上大多数人民的代表，我们不是怀着不信任、恶意或仇恨的精神在这里相聚的。我们胜败双方的责任是实现更崇高的尊严，只有这种尊严才有利于我们即将为之奋斗的神圣目标，使我们全体人民毫无保留地用我们在这里正式取得的谅解，忠实地履行这种谅解。 “我本人的真诚希望，其实也是全人类的希望，是从这个庄严的时刻起，将从过去的流血和屠杀中产生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产生一个建立在信任和谅解基础上的世界，一个奉献于人类尊严、能实现人类最迫切希望的自由、容忍和正义的世界。” 二次大战以来的世界上，许多战争不能解决的问题，倒是被和解化解了不少。东西德国的统一、南北朝鲜的对话、台湾海峡两岸的交流，还有阿以言和、新南非的诞生，都显示了“和为贵”。临近20世纪末，这些化干戈为玉帛的行动，似乎给这个血腥的屠杀的黑暗的世纪带来了一线落幕前的光明。 但是，面对新的世纪，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人，恐怕不会比一个世纪之前更多。经历了空前恐怖的百年噩梦之后，人们不禁要问：人类可有足够的理智和力量，阻止那类大屠杀和大悲剧的重演么？ ——我们不知道。 到1999年，全世界的总人口将突破60亿；而这60亿人消耗的能源和资源，则相当于1900年时养活600亿至900亿人对地球的环境压力。倘若所有的人都要达到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消费水平，那么这一天文数字就还要乘上二十倍。已经超载已经疲惫不堪的地球，还能够承受比军备竞赛更为广泛更为狂热的“消费攀比”和“GNP竞赛”么？ ——我们不知道。 被物欲所导航、为机械和技术所助推的所谓现代生活方式，还能持续多久？它将把人类引向何方？ ——我们不知道。 1933年6月21日，鲁迅先生的日本友人西村真琴博士请他为“三义塔”题诗。上年的“一·二八”事变时，西村在上海闸北三义里收养了一只无家可归的鸽子（日语称堂鸠），带回日本后，“初亦相安，而终化去”，他在埋鸽子的地方建了这座三义塔。鲁迅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而在上海，他又目睹了日军的侵略。其时，上海的战尘刚刚落定，白山黑水已然变色，长城上的烽火又骤然而起。佛家将世界经历毁灭再重新开始的周期称为一“劫”。看来，芸芸众生还正处在“劫波”之中。鲁迅挥笔写下了《题三义塔》： $R%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 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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