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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像流水，时光似乎能冲淡一切。 那场战争过去已经五十年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带走了许多东西，但是也有许多东西是不可能随岁月而消失的。五十多年后的今天，那场战争对于每个民族和每个人而言，都各有其忘记的部分和铭记的部分。 我们看到，对一些日本人来说，他们忘记了“侵略”，记住了“进入”；忘记了南京大屠杀和“三光政策”，记住了占领南京和横扫半个中国；忘记了马尼拉大屠杀和“死亡铁路”，记住了珍珠港的胜利和席卷西太平洋；忘记了轰炸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等无数中国城市，记住了东京轰炸和广岛、长崎原子弹。 问题就在于，那些日本人忘记的，恰恰是亚洲各国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铭记的。 诚然，东京大轰炸是日本人所不能忘记的。1945年3月9日夜，300架美军B-29战略轰炸机轰炸东京。第二天，日本电台广播说： 风暴般的火焰吞噬了一个又一个市区，在一片焦土中间，偶尔能见到少数水泥建筑的断壁残墙。当第一批燃烧弹泻下时，一股股浓烟腾空而起，下面是滚滚火球闪耀着强烈的淡红色光芒。从浓烟中穿过的“超级空中堡垒”，它们飞得这样低，真是吓人。整个城市被照得如同白昼，在这天夜里，我们以为整个东京都已化为灰烬。在那个夜晚，东京死亡7.8万人，150万人无家可归。 诚然，广岛原子弹是全人类所不能忘记的。1945年8月6日，美国白宫发表一项公报说： 一架美国飞机今天上午在广岛市上空投下一枚炸弹，仅仅一枚……我们掌握了物质世界的一种基本力量，太阳就是从中汲取能量的。这股力量已经针对那些在远东大肆烧杀抢掠的人爆发出来了。 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在瞬间就造成了十几万人的死亡。到1950年，致死人数超过了30万。 这些人类悲剧是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其中的因果关系。 在日本的东京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中，对1945年的东京轰炸作了详尽的描述，却几乎没有对导致轰炸的原因作出解释。在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中，我们同样看不到关于原因的明确说明，而在展品中至今还有一幅1937年的照片，记录着广岛居民举行盛大提灯游行，热烈庆祝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的场面。在照片下端的说明中，仅以含糊的口气写着：“南京中国居民被杀害的数字有种种说法，从几十人到几十万人不等。”只是在所附的英文说明中注为“中国宣布的数字为30万人。” 日本人有意无意地在广岛原子弹纪念馆中陈列着庆祝占领南京的照片，就是因果关系的最好说明。尽管在那日文解说中欲盖弥彰，他们实际上非常清楚孰为因孰为果。即南京、重庆、珍珠港和马尼拉是因，而东京、广岛和长崎是果，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必然之果。但是，如果把南京、重庆、珍珠港和马尼拉作为果，我们却找不到这种必然之因。无论日本人为他们的“大东亚圣战”开列出多少种“理由”，那也都是建立在侵略者逻辑之上的推论；而如果按照他们自己的那种逻辑，二战末期就是把日本列岛全部从地球上抹掉，其“理由”也是足够足够的。 尽管日本民族没有固定的道德标准和是非善恶观念，但是，他们却十分善于为自己的不光彩的行为找出种种高尚而动人的理由。从战前到战中到战后，从过去到现在，日本人一直在绞尽脑汁把他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打扮成黄种人反对白种人的战争、把亚洲从欧洲殖民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战争，及至“膺惩暴支（中国）”的自卫战争等等。如果不看他们的行为而仅仅从其言论判断他们，他们无异于一群圣洁的天使。然而，寻找“高尚”理由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内心的龌龊和行为的卑劣。 耶稣被人们钉上了十字架，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向上帝祷告：“天父呵，宽恕这些可怜的人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但是，日本人对自己干的是什么事情，心里却非常清楚。 日本人显然非常清楚他们是在犯罪，非常清楚他们就是不折不扣的战争罪犯。不然，他们就不会在投降之后迅速销毁了全部秘密档案和文件。 日本战犯没有重犯德国法西斯魁首们犯过的错误。德国人未能销毁自己的档案，于是在纽伦堡审判过程中档案全部落到公诉人的手中。日本人从他们的轴心国伙伴的行为中吸取了教训，从1945年8月14日日本同意投降，到8月30日第一批美军空降部队才开始在东京着陆，在美国人给日本人留出的这宝贵的十六天内，东京政府大厦顶上浓烟滚滚，政府、大本营和各个机关都在全力销毁档案，无数的各种各样的秘密文件几乎全被烧毁。那些档案和文件记录着日本帝国的首脑们破坏和平、违反人道、践踏战争法规和惯例的滔天罪行，不仅东京销毁了秘密文件，在日本各地，在中国和东南亚，凡有日本陆海空兵团和部队司令部的地方都在忙于销毁文件，各战俘营、监狱、警察厅、宪兵厅等，也都把秘密文件全部销毁了。 日本人销毁文件干得是如此之彻底，连销毁文件的命令本身也销毁了，但是，有一个细节却说明了这一切。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审讯日本战犯岛村三郎的时候，检察员出示了他当年亲笔签署的杀害中国人而向伪恩赏局请功邀赏的报告书，岛村当即脱口骂道：“这些混蛋，连这种文件都没焚毁就逃跑！” 显然，日本人非常清楚他们是在进行战争犯罪，看一看一号战犯东条英机在法庭上的供词便知：“1942年4月18日由美军上校杜立德指挥的空军中队的飞行员对东京进行了空袭。他们违反国际法，施以暴行。无需提醒，施加给平民百姓的暴行，根据国际法属于战争罪。” 确实是“无需提醒”，没有任何疑问，“施加给平民百姓的暴行，根据国际法属于战争罪。” 当日本军队在南京、上海和中国各地对和平居民进行大屠杀的时候，当日本人将成千上万吨炸弹投掷在中国城市的时候，日本政府和军人，还有东条英机本人，他们可曾想到过国际法么？不管想到没想到，但是他们非常清楚国际法，清楚到了“无需提醒”的地步。因此，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是在进行战争犯罪，而且“无需提醒”是在故意进行战争犯罪。 显然，日本人非常清楚他们就是战争罪犯。不然，他们就不会在最后关头仍然坚持在投降条件中列入第二项“惩办战争罪犯应由日本人自行处理”。在日本战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帝国首脑、高级职业军人、宪兵、检察官及其他战犯之所以拼命要求继续作战，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战败之后，他们必将要受到惩罚。为了逃避绞刑架，使自己多活上几天，他们宁愿将自己的国家化为焦土，让全体日本人民和他们同归于尽。为此，他们叫嚣“本土决战”，鼓噪“一亿玉碎”，拉着所有的日本人都为他们殉葬。 战后，日本政府没有处理过一个战犯。事实是明摆着的，因为战前和战中一直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战后继续是日本的“象征”的天皇裕仁先生就是头号战犯。 在日本历史上，“万世一系”的天皇实际掌权时间并不长。公元593年推古天皇即位，日本古代天皇制才正式确立，此后到明治的1000多年中，天皇掌权的时间只有200多年，从9世纪开始，政权先后落入“摄政”、“关白”、“幕府”手里，天皇完全成为傀儡。“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被废黜者有之，流离失所者有之，被逼投海自杀者亦有之，幕府还导演过南北天皇互称“正统”的闹剧。 明治维新确立了近代日本的天皇制统治，明治宪法赋予天皇以绝对的权力：“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大日本帝国”，“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作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 1926年12月，裕仁继承皇位，成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裕仁统治日本的历史就是一部日本不断升级侵略中国的历史，在1931年至1945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期间，裕仁一直行使着最高统帅权。 1932年1月8日，裕仁颁布“敕语”嘉奖即将占领整个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朕深嘉奖其忠烈。朕希望尔将士更加坚忍自重，以巩固东亚和平之基础，报答朕信赖之恩。” 1937年9月4日，裕仁向第72届帝国议会开幕式发表敕语说：“朕命国务大臣向帝国议会提出特关时局紧急追加预算案及法案。”在裕仁的命令下，临时议会通过追加20亿日元巨额军费的决定，相当于日本当年岁出预算总额的75％，稍后，裕仁又否决了参谋本部的和谈方案，而支持政府的强硬对华立场，并批准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1940年9月27日，裕仁发布诏书，宣布承认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扬大义于四海，合乾坤为一字，实乃皇祖皇宗之大训，朕为此夙夜眷眷而无所措。……朕切望早日勘定祸乱，恢复和平。……兹观三国间条约之缔结，朕甚感欣慰。” 1941年12月初，裕仁在御前会议上亲自做出了向美英开战的最后决定，开战后，裕仁发布宣战诏书，他对日军的初战告捷欣喜万分，发布了一连串的敕语，为陆海军加功鼓励。1942年3月9日，木户内臣在日记中写道：圣上龙颜甚悦，欣欣然而谓之臣曰：“所获战果快之极也。” 战争末期，日军广泛使用自杀性的特攻战术，裕仁知道后说：“至于这样吗？不过，干得好！” 日本投降后，东久内阁害怕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准备向盟军司令部申请由日本自行审判，裕仁立即表示反对：“敌方所列举的战犯均为竭尽忠义之人，如以朕之名义处罚他们，实在于心不忍。” 日本学者赤间刚在《昭和天皇的秘密——你在地狱中徘徊吧，裕仁天皇》一书中写道： 其实“开战”和“终战”的决定都是根据天皇的“圣断”做出的，同样，始于1931年9月的侵华战争也是根据天皇的“裁决”和意志开始的。毋庸质疑，天皇对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不言而喻的，天皇是本世纪最大的恶人之一，是他导致310万日本人和2000万亚洲人民在战火中丧生，这罪孽是亘古未有的。同样恶贯满盈的德国独裁者希特勒畏罪自杀了，说明他还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过，而天皇似乎一直无悔过之意，天皇临死前被卑鄙无耻的新闻界加以“美化”，但死后他注定要下地狱。无论怎么祈祷他都注定要下地狱，善因善果、恶因恶果，这只是佛教的一条教诲。但即使在基督教国家的英国，该国的报纸也宣称“天皇要下地狱”。任何一种地狱都会接受恶贯满盈的裕仁天皇。 战后，美国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美国人在对日本进行强制的“民主化改造”的同时，又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作为保护天皇的第一步，就是使他免于被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长韦伯因坚信天皇裕仁应对战争负责，而在审问东条英机之前的关键时刻被召回澳大利亚，美国法官接替审判长的位置后，审判便得以按“计划”进行。韦伯在审判结束后说：“天皇掌握着日本军政大权，在天皇促使战争结束问题上，这一点暴露无疑。同样，天皇在开战时也明显发挥了作用，检察官方面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一点。” 《纽约时报》当时也说：“法庭的被告席上明显有一个人缺席，这个人就是天皇。”其时美国的民意测验表明，有30％的人要求对裕仁处以绞刑。 东条英机在开始出庭时就说：“日本国民根本不会违背天皇的意志行事，日本政府和日本的高官则更不会。”后来，日本政要以改善东条家属生活为条件，才说服他改变口供，说战争的责任全在他自己，兔死狐悲。裕仁在战后接见记者时仍为东条英机等被处死的甲级战犯辩护。因为那些双手沾满亚洲人民鲜血的战犯确实都是他的“竭尽忠义”的仆人。 保留天皇制后来曾作为美国重建日本的“有远见”的“明智”之举，说这为日本的复兴提供了稳定的基础。但是，保留天皇制与保护战犯裕仁本来是两个概念。审判头号战犯裕仁，另找一个没有血债者作为日本的“象征”，这不仅与保留天皇制并不矛盾，而且对日本的形象、对日本人的心态都有莫大的益处。然而，美国保留天皇制的政策，在实际中却成为包庇日本战犯的政策。 东京审判，虽然是对1931年以来日本侵略战争的判决，但却把责任限定在以日本军人为主的被告一伙人身上，而免去了这个期间日本的领导者，同是战争责任者的天皇、重臣、高级官僚、财界巨头等的罪责。战后，日本的各色大小战犯继续活跃在政界、商界、学术界，成为政府要员，及至接二连三地出任首相，这既是对东京审判的嘲弄，也是对国际战争法、人类道德准则和良知的嘲弄。 即使是对军方的战犯，没有审判的也大有人在，除了冈村宁次，还有一个就是细菌战魔鬼、731部队的缔造者石井四郎。战争结束不久，石井四郎等人就同美国达成了向美国全面提供731部队的研究成果，而免除战犯罪的秘密交易。美国陆军细菌化学战基地的西鲁和宾库塔两位博士，为免除石井及其部下的罪行情愿说：“石井部队的资料是长时期的研究成果，花费了几百万美元，这样的资料是我们的实验室根本得不到的，我们不能搞人体实验，为了搞到这些资料，我们只用了700美元，连731部队花费的零头都不到，这笔买卖太便宜了。”结果，美国政府做了决定：鉴于日本军队细菌战情报的重要性，美国政府决定对日本军队细菌战集团的所有队员免于战犯起诉。 事情就是这样再清楚不过了：众多的战犯逍遥法外，而最大的战犯则继续高居皇位作威作福，日本人怎么可能对那场战争进行反省和忏悔呢？ 东京审判中还有一个“彼此同犯不究”的原则，在纽伦堡审判中也施行了这一原则。施行这一原则的结果，是没有对日本和德国轰炸和平城镇的战争罪行进行谴责的审判。 从侵华战争的第一天起，日军就使用恐怖手段狂轰滥炸中国的和平城镇，向居民区投掷燃烧弹造成巨大火灾，直至向城市投放毒气弹，战史学家认为，1931年10月8日日军飞机轰炸锦州，使之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遭到空袭的第一个城市，1937年7月以后，日本飞机对中国和平城镇的轰炸，更成为日军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明确宣布轰炸后方就是要“给敌方军民制造恐怖主义气氛”，“在军队和民众中间引起恐惧和惊慌失措”，“等到和看到他们由于惊恐而变得意志消沉”。 欧洲战争开始后，德国对英国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从1940年9月到1941年5月，向英国投弹5万吨，炸死4万居民。 但是，进行这种无区别轰炸的又不仅仅是军国主义的日本和法西斯德国，英国人创造了一次出动1000架飞机的“轰炸机之河”，对德国城市进行“饱和轰炸”的纪录，1943年8月底开始的对汉堡连续9天的轰炸，市民死亡5万人以上；1945年2月13日，英美空军对德累斯顿进行轰炸，使15平方公里的市区完全夷为平地，市民死亡3.5万人。 疯狂的战争使整个人类都丧失了理智。在那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中，人们都竞相把敌方的平民当作“正常”的消灭目标。虽然最初实施“总体战”的是军国主义的日本和法西斯的德国，可是一旦开了战，那些民主国家也同样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是的，人类不能忘记广州和重庆大轰炸，也不能忘记东京大轰炸；不能忘记英国考文垂大轰炸，也不能忘记德国德累斯顿大轰炸；不能忘记南京和马尼拉大屠杀，也不能忘记广岛和长崎原子弹。这一切，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制造这些悲剧的行为，无疑地都属于违反国际公法的战争罪行，这一切，都是在这个所谓最为科学最为文明的20世纪中人类社会道德崩溃的无声的历史见证。 但这些同样是消灭平民的战争罪行，毕竟还是有差别的，差别就在于，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和德国是先行者，轰炸城市和屠杀平民是他们扩大战争的手段；而反法西斯国家轰炸敌方城市，是制止侵略战争的手段——当然它不能说成是必要手段，而是一种不择手段的手段。 从因果关系上说，南京、重庆、考文垂是因，而德累斯顿、东京、广岛是果，是侵略者自食其果。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又在于，承受这种报复之果的主体，是侵略国的平民。对他们来说，这就不是必然之果，他们是无区别报复的无辜受害者。 1945年8月6日8时15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 这是我们这颗星球上的划时代的一个瞬间。 从前面引述的白宫公报中我们看到，美国人投掷原子弹时的愤怒和骄傲是可以理解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听到原子弹在日本爆炸时的兴奋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报复之心是人类的最基本的情感之一。但是，人类毕竟还有理智，毕竟还有冷静之人。 1945年8月7日，即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的第二天，重庆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抗议轰炸广岛时说：“战争的目标是打击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日本人民。……科学的成就应该有助于人类的进步，而不是毁灭人类。” 8月9日，《新华日报》刊登时评《由原子弹引起的思考》： 原子弹的发明和第一次使用，震撼了全世界。科学革命和战争革命同日而起……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受到这种史无前例的强大武器的打击，是对法西斯侵略者必然的报应。对八年来遭受日本法西斯野蛮屠杀的中国人民来说，除了受欺骗的无辜的日本人民以外，对日本军阀不会有丝毫怜悯之情。但是，本来应该服务于人类生活的化学科学，也被用在具有残酷的破坏力和极大的杀伤力的武器上，我们相信这是献身于全人类和平事业的人，特别是全世界的科学家深感遗憾的事…… 新华日报的声音，代表了中国人精神的正义的层面，体现了一种真正的人类良知，尤其难得的是，在原子弹这一空前的武器刚一出现的时候，在人类的绝大多数成员还来不及对它的真正内涵进行深入思考的时候，新华日报就看到并指出了这一点。 原子弹的实地使用，对于迅速结束战争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这种超级屠杀武器的这种使用法，却产生了更为巨大且持久的副作用。美国的诺贝尔化学奖和和平奖获得者L．鲍林就指出：“我认为，如果这种炸弹投到空旷乡村而不是广岛和长崎这样的城市，同样可以显示它的威力，致使日本投降，而这两个城市的无数妇女、儿童和其他非战斗人员就可以免遭死伤。” 五十多年未，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每年都以沉痛的心情在广岛举行纪念会，悼念遇难者，祈祷和平，很多日本人亦由此更觉得他们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是“无辜殉难者”。 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原子弹的实战使用都是一场人类悲剧。也许，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避免了更多的日本人和美国人死于战争，也许，原子弹的使用加速了和平到来的进程。但是，原子弹却使战争升级到了空前的恐怖层面，同时又使脆弱的人类和平更加脆弱。 而对日本人来说，原子弹不仅制造了屠杀平民的悲剧，还把他们置于另一种更深层的悲剧中而难以自拔。原子弹使这个受人谴责的侵略国变成了心安理得的受害者，原子弹更强化了日本人的集团实用主义，原子弹阻塞了战败的日本人的反省之路，尽管原子弹给日本带来了和平，但却卷走了一个民族反思侵略战争责任的最起码的和平心态。一场使3000万亚洲人民和300万本国人丧生的侵略战争，其中本该有无数供日本民族千秋万代记取的惨痛教训，竟然随着那两朵蘑菇云而飘散湮灭，这才更是悲剧中的悲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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