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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清采访庄则栋的念头是突然冒出来的，还是酝酿已久了。 那是1983年秋天，我在老同学黄伟康家里作客。伟康是《体育报》记者。我也在报社工作，但我们两人对新闻工作的态度很不相同，伟康从小喜欢体育，对于体育的知识具有专家的水平和专家也难以具备的惊人的记忆力。他毛遂自荐，居然一下子从《戏剧报》调进了《体育报》，自然对新闻很有兴趣。我虽在报社，却一直对新闻工作“敬而远之”。所以，每次见面，我总鼓动他搞点文学。我们俩合作过，发表过介绍中国乒乓球队的报告文学《国球、国魂》。 这天，我们又在闲聊报告文学的题材。伟康报出一连串体育明星的名字，我都摇头，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一点也没激起我的创作欲望。 我发觉自己创作的激情已经越来越滞重，对于写作题材的选择已经越来越苛刻。我的注意力似乎已经转移了。 我说：“体育界，我只对一个人感兴趣……” “谁？” “庄则栋。” 伟康是个机敏的人，他听了眼睛都发亮了。 我却对自己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念头愣了一下。但我马上意识到，这个念头实际上在我心底里酝酿已久了。 我说：“不是写世界冠军庄则栋，而是写‘文化大革命’中的庄则栋。” 我们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走过来的。我们这代人有责任把这段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我们更有责任反思这场悲剧的来龙去脉，而作为文学家的反思，是要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深处，同时也深入到自己的心灵深处，使读者能够从作品中看到历史，同时从作品人物身上看到自己。因此，这个对象必须是个特殊人物，同时又是个普通人。 于是，我想到了庄则栋。 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我只知道大家都知道的那些传奇式的故事和那些似真似假的传闻。我凭直觉判断，这个人物大有写头。 不久，伟康有机会去山西采访。那时，庄则栋正在太原担任山西省乒乓球队的教练。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庄则栋。 我们对庄则栋的过去已经搜集了大量的材料，但对他的现状却一无所知。他解除隔离后，就离开北京到了太原。他很少回北京。庄则栋现在的思想状况究竟如何，他对我们的写作计划会采取什么态度，这对我们来讲是个关键问题。 伟康临行前，我们研究了详细的采访提纲，设想了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那些天，我一直惴惴不安，焦急地等待着太原的消息。 终于，盼来了伟康的信。我看到“一切顺利”这几个字，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庄则栋是1980年10月到太原的。他在那儿受到了出乎他意料的热情欢迎。体育界的领导和群众并没有对他另眼相看，反而加倍地关怀他，使他深感到人民的宽容与温暖，也使他放下包袱，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 这几年里，他一直与老朋友钮琛一起埋头著书，总结自己乒兵生涯的宝贵的经验教训。他有多少话要告诉人们，但是，他只能停留在乒乓球的输赢得失上，而小心翼翼地回避那段历史。 这是他的一块心病，他内心的苦闷无处诉说。尽管他表面上忙忙碌碌，但他内心是寂寞的。他需要人们的理解。 伟康第一个找到他，表示了我们的理解。伟康的诚恳态度使他解除了戒备之心，当他了解了我们的想法之后，爽快地答应和我们合作。 在他的宿舍里，伟康与他长谈了几次。 伟康告诉我，庄则栋谈得很沉重，也很坦率。 庄则栋的谈话使我们原来掌握的死材料全部活了起来。但是，当我面对这些素材时，我头脑里的庄则栋还是电影里看到的那个生龙活虎的世界冠军，那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怎么也无法与面前这些材料统一起来。青年庄则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他几乎是一个时代的象征。那是一个崇拜英雄的时代。 我真正要开始动笔，必须见到他，哪怕见一面谈几句话也好。 第二年春天，庄则栋回北京探亲。我立即赶到北京。伟康已经安排了我们会面的时间。 庄则栋结婚时住过一段宿舍，以后就一直住在鲍蕙养家里。那是靠近王府井的一条小巷子，窄窄的石子路尽头正对着一座四合院，两扇木板门已经很有些年代了，门上的两只铁环黑黑的，门边有根绳子，拉一拉，就听见院子里响起铃声。 “来啰！”庄则栋在院子里大声应诺着，门吱呀地拉开了，他笑着说，“我正等着你们哩！” 站在我眼前的庄则栋与我脑子里的庄则栋不是一个人。 这是一个壮实的中年人，比我想象的要矮一些，体态开始发福，只有在走路的时候，才显出运动员的矫健。他脸色黝黑，有点粗糙，眉头眼角刻着深深浅浅的皱纹，目光暗淡滞重，嘴角的笑容则带着点苦涩，那开阔饱满的前额似乎包容着更多的忧虑。惟有两道浓浓的剑眉给他的脸庞点缀了一种神采。 他握着我的手，我感到他手掌的力量。 我怎么能把眼前这个人与十几年前在电影里看到的世界冠军等同起来呢？岁月是无情的。十几年的岁月早已把一个人的青春带走了。而且，他这十几年是在人与鬼、天堂与地狱里折腾的，怎么能不在他身上留下痕迹呢？ 他盯着我看了一眼，那目光是沉着而含蓄的。 他转身引我们进去，进门是个小院子，院子中间是个小花坛，用砖砌的，但花坛里只有几根枯枝，没有花。这是个开花的季节。院子里还凌乱地堆着一些杂物和垃圾。 他说：“好久没收拾了。” 院子朝南一排三间房子，左边一间小会客室，中间是卧室，右边是餐室、连着厨房。 庄则栋引我们进了小会客室，屋子里一边是一架钢琴和一个书橱，一边是一对小沙发，屋子中间立着一个琴谱架子。 我们坐下后，寒暄了几句。庄则栋就坦率地说：“我们言归正传吧，怎么谈？” 我们三个人会心地笑了起来。 我说：“真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 他坦然地说：“我反正闲着没事。你要想谈什么我就谈什么，你要谈多少时候就谈多少时候，我奉陪。” 他说话的时候，表情很生动，两道剑眉挺立起来，眼睛里闪着光。他的声音浑厚悦耳，北京味很地道。他说话速度很快，讲起来滔滔不绝，言谈中喜欢引用古话成语格言，使他的话语带了点思辨色彩。而且，他非常注意分寸，讲究用词的轻重，谈话中时时停顿片刻，是为了斟酌用词。这稍稍的停顿不易察觉，反而使他的声调有了某种节奏感。他讲话时喜欢做手势，讲得激动了身子往前倾过来，好像要把他的想法部倾倒给你。 他讲话的时候变得年轻了，像换了一个人。这时，他那副淡漠的神态消失了，变得神采奕奕。他坐得挺直，做着手势，非常有气派。 他的思路敏捷，很能领会谈话者的意图，根据你的要求，他很轻松地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 他的记忆力非常强，能很详细很准确他讲出一些细节来，甚至能绘声绘色地模仿出事情发生时的情态语势。 我们有时也对某个话题进行讨论，因为他的眼光受他所处地位的局限，他了解的情况只是某一个片面。我们发生了分歧。他并不坚持自己的看法，总是很有礼貌地倾听我们的意见。我很欣赏他的雅量和气度。 最令我们高兴的是他的诚恳与坦率，他不想隐瞒什么，因此，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但看得出来，他对我们想要了解的一切都已经反复思考过了，他那时有足够的时间来反省。他的忏悔是发自内心的。如果他在什么事情上讲不透彻，那不是他故意掩饰，而是他还没有认识到这一层。人的认识总要有个过程。他甚至在有些问题上还坚持他原来的观点，虽然那观点很陈旧，他的态度偶尔也有点固执，但他是真诚的。 跟庄则栋谈话非常轻松和愉快。 我向庄则栋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他现在怎样认识“文革”前的庄则栋，那时，他正处在乒乓生涯的巅峰时期。 他说，那个年月离他已经很远了。但就在那时，他自己心里明白，他并不是人们宣传的那个样子。我们的宣传总是把人简单化，甚至偶像化，弄得他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 他荣获“三连冠”，奖杯、鲜花和荣誉包围了他，人们都以为他是最幸福的人。其实，他内心里很孤独。人们承认他的胜利，但并不理解他的创新，尤其是他尊敬的教练和亲密的队友也都不理解他。更别说那些属于他自己的想法了，他只能说那些别人灌输给他的思想，而把自己的想法像埋葬恶魔一样埋葬在心底里。偶尔，他也会从心底里升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感。 他说，他并不像当时宣传的那样像“水晶般纯洁”。再纯洁的水晶也有杂质。例如，他自己琢磨出来的窍门就不愿意公开出来，队里讨论乒乓战术技术时，他常常不开口，或者装糊涂。队友们也觉察出未了，给他起绰号“装不懂”。他就“装不懂”，自己留一手。现在想想也有点可笑。 当时，他最有名的称号是“革命小老虎”。他身上确实有一股子“虎气”，天不怕地不怕，敢打敢拼。容国团当时评价他是“以勇取胜”。可这“虎气”来自何处？当时很简单：“革命”！其实，并不那么简单。 有人说，人生两大动力：欲望和复仇。他觉得很有道理。 欲望，就是爱、事业心、荣誉感。荣誉感在更大的程度上是虚荣心。虚荣心是一个人难以克服的弱点，也是一个人奋斗的动力。他从小就尝到荣誉的滋味，开始无所谓，后来就越来越珍惜自己的荣誉。因为有了荣誉，就有了一切。荣誉从动力变成压力，变成包袱。荣誉感和虚荣心是一把双刃刀。 复仇心理对他来说是很奇妙的。当时，日本乒乓球技术在世界乒坛遥遥领先，日本人态度非常傲慢，根本不屑与中国人比赛。从屈辱感产生出报复心理，他还没进国家队时就立志打败日本人，报仇雪耻，为国争光。在国家队里进行的也是报复性训练，把日本人当“假设敌”。他说，一个人是为亲人活着的，也是为敌人活着的，尤其是事业上的敌人。他敢打敢拼，就是要打败所有的人，争一口了。 他这种心理素质的形成，又与他父亲分不开。他父亲一生不得志，一直希望他长大了有出息。老人总是说：“你一定要做个有志男儿！” 庄则栋说，他人生的第一个教师是父亲。 他父亲的一生是坎坷悲凉的。 父亲少年时家境贫寒，全家赶着一头小毛驴离开祖籍杭州，无限怅然地走向扬州谋生。为了养家糊口，他又离开父母，孤身一人踏上了十里洋场上海滩。 父亲在哈同的老婆罗迦陵开办的一所慈善教会学校任见习教员，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乡巴佬。 有一天，他在马路上拾到一张有奖的赛马票，等了半天，没人来认领。心想去久闻大名的跑马厅开开眼界。他也不懂彩票的规矩，只听见在成千上万人发疯似的嚎叫声中，有一匹黑马跑在最前面。他没想到自己捡到的赛马票竟然中了奖。他看着手中票上的号码，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昏昏然地被人们簇拥到发奖台上，领来了三根棒子似的、用红纸卷起来的银元。他更没想到的是，站在远处看台上的哈同和罗迦陵在管筒望远镜里认出了这个幸运儿是自己学校里的穷教师。 一张赛马票戏剧性地改变了他的命运。哈同和罗迦陵认为他一定是个上帝的宠儿，决定招他做女婿。他听了如堕云里雾里，不知是忧是喜。在这桩不相称的婚姻里，他隐隐感到一点屈辱之情。这种屈辱感一直伴随了他一生。 在哈同花园里，他这个乡巴佬和书呆子是个外来人。他不习惯锦衣美食的豪华生活，不会气使颐指地差使别人，也不懂尔虞我诈的权术，在生意经上更是一窍不通，他既无这方面的才干，也无这方面的兴趣。原来对他抱有很大希望的哈同夫妇只得摇头叹息，自认晦气。 这种仰人鼻息的生活使这对小夫妻心情忧郁。哈同看了也心烦，便让他们去北京管理新买下的原张勋府第。于是，他在北京落了户。 他挣脱出富贵的牢笼之后，也幻想干一番事业。他办过电力公司，也开过工厂，但他不善经营，没几天工夫全赔光了。失望和不得志的情绪使他一头扎进了宗教里。他在家里供起了香堂，经常独自焚香祈祷。 这时，他们夫妻的感情出现了裂痕，加上信仰不同，常常食不同桌，住不同寝。妻子常常带着孩子回上海，在哈同花园里一住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不归。 他的生活起居就由保姆照料。这位保姆是北京顺义县的姑娘，生得清秀，也信佛教。久而久之，他觉得她精明、能干和善良，她觉得他正派、有学问、待人和气。 父亲的兄长早逝，他早就想给兄长嗣立后代，续这支香火。他就把这个意思对北京姑娘说了，说这是“顶门亲”。北京姑娘羞红了脸，但也同意了。为了避免麻烦，他把她送到扬州老家安顿了下来。 就在扬州，在那兵荒马乱的1940年8月，一个男孩子出生了。这个男孩子就是庄则栋。 后来，父亲把他们接回北京，在交道口买了一处小院子，住了进去。此时的生活已经捉襟见肘，江河日下了。 从庄则栋懂事起，父亲就亲自教他读书写字，一根发黄发亮的戒尺把他管得很严。父亲想到自己一生失意，常常长吁短叹。庄则栋永远记得，父亲含着眼泪对他说：“你现在学不好，将来就后悔莫及。外国人看不起你，中国人也看不起你，周围的人看不起你，你爸爸、妈妈，你老婆、孩子也全看不起你。哈同家看不起你爸爸。爸爸是个没出息的人，一生无所作为，这是爸爸一生的痛楚。则栋，爸爸只希望你能承起我一生的夙愿，做个有志男儿！” 父亲的话，像火的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记。这成为他今后生活中无法摆脱，也无可忽视的潜意识，成为他的一种特殊的心态，影响着他的气质和性格。 在那个把一切归之于“革命”的年代里，这种心理是无处诉说的。他只能把它们埋藏在心底里。但是，它又确确实实地存在着，是他奋发拼搏的一个动力源泉。 后来，庄则栋曾经这样写道：“我为此常感到沉闷、压抑，这种感受浸泡在我的心里，发酵、浓郁、作用着我的气质、性格，对我此后练球中的发奋、刻苦，是个很大的动力源泉。” 这就是当时庄则栋的真实内心。 第二天上午，又是庄则栋来给我们开门。 我跨进院子，便听到院子北面的小屋子里传出丁丁咚咚的钢琴声。这是他们家的练琴房，我不由转过脸去。 庄则栋说：“蕙荞在教孩子练琴。” 他的儿子小飚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上学。鲍蕙荞跟学校里商定，他的钢琴课程由她亲自来教。她在培养儿女上倾注了全部心血。 我们刚坐定，他的女儿斓斓走进来，从书橱里取出小提琴，又翻出琴谱，另一只手提起那个与她差不多高的琴谱架，一歪一扭地往外走。 斓斓生下来还没记事，庄则栋就被隔离了。等他走出隔离室，斓斓已经是个小丫头片子了，她对于突然归来的父亲感到很陌生。 我们谈话快结束的时候，琴声也停止了。鲍蕙荞从院子里走过来。她一边走一边还在给儿子比比划划他讲着弹钢琴的技术问题。 小飚细细高高的，套着一件西装，很神气。他理着平顶头，很像庄则栋年轻时的模样，只是个子比父亲高。他斜着脑袋似乎在听，似乎又不在听。鲍蕙荞则像一切苦口婆心的母亲一样，恨不得把什么都灌进他脑子里去。 鲍蕙荞转过脸，与我的视线相遇了，她微微点头笑了笑。 她身材苗条，牛仔裤包着长长的腿，衣着很随便，打扮得不露痕迹，远远看上去很有风姿。她的皮肤白皙，脸庞清秀，眉毛长长的，眉梢扬起来，眼睛又大又亮。她年轻时一定很漂亮。 她走进来，我才看清楚，她的脸上已经过早地爬上了细细的皱纹，她的眼神含着难以掩饰的悲切，她的身体瘦削，精神显得有点疲惫。自她父亲去世后，这副家庭的担子由她这样一个弱女子挑着，实在有点累。 庄则栋起身去换热水瓶，我乘机向鲍蕙荞说明我们采访的意问。 她摇摇头，很礼貌他说：“抱歉，我不想谈……” 伟康有点失望。我却很有信心，因为她那悲切的目光打动了我。我一定要采访她，打开她的心扉。 那段日子，我几乎每天都去庄则栋家。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渐渐地，我对他的性格和思想的历程有了较深入的把握。 每天上午，都是庄则栋给我们开门的。 有一天，给我们开门的是鲍蕙荞的母亲。老人说，小庄有事情出去一下，请我们等一等。 老人把我们领到她的卧室，给我们泡了茶。便在我们对面坐下 我指着墙上的一幅照片，问：“这是鲍老先生？” 老人点点头，叹口气：“蕙荞就像她父亲，正直，清高，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淡。” 老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成了我国屈指可数的电力工程师。他长年担任水电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总工程师的职务，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献给了新中国的电力事业。 老先生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工作。他懂几国外语，对艺术和体育运动有广泛的兴趣，还懂医道，左邻右舍常来请他号号脉、开个药方，连药铺都认得他的药方。但这一切在他生活中都是无关紧要的。他满脑子装的就是工作。回到家里就趴在写字台前。就是在他被隔离审查、被赶到干校里、“历史问题”像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头上的时候，只要给他工作，他就忘记了一切。即使不给他工作，他也自己找出工作来做。他年纪越大，看问题越清楚，说的话也越少。他本来就不喜欢夸夸其谈，把名利看得很淡漠。 我问：“老先生对庄则栋怎么看？” 老人说，他在家里不大干涉晚辈的事情，总让他们自己去拿主意，走自己的路。那年月，他看到庄则栋的所作所为，常常暗暗叹息，他对我说过：“小庄年轻，头脑简单，这样下去是不成的。”他知道小庄当时头脑发昏，听不进劝告，只是为他担心。 老人说，记得有一次体委要把某公寓一套高级住房分配给小庄。小庄这个人讲政治，物质待遇上从来不伸手。他还在考虑影响好不好时，鲍老先生出来讲话了，说：“你考虑过没有，那样高级的房子开销有多大，你几十块工资够吗？你这个小家庭占五六间房子，有没有这个必要？”这一次，小庄听了老人的话。老人毕竟比他有远见，如果当初真的搬进去，现在还得搬出来，弄得更加狼狈。 老人打开了话匣子，就说个没完。她说，小庄这个人头脑简单，人老实，也大度。“文革”初期吃了多少苦头，他似乎不大计较所受的冤屈，回到家里还是谈笑风生，像没事一样。他会唱京戏，体委系统演《沙家浜》，他扮郭建光。上面号召深入工农兵，他就到处去表演。号召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他又努力对照自己是不是有怨气，井决心不去报复任何整过他的人。他是用一种温和宽容又有点糊里糊涂的眼光来看待那时的是是非非的。他没有自己的脑子。“文化大革命”前，他就只管打球，其余都听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不打球了，更要听领导的。他总觉得自己是党培养的，毛主席总比自己看得远，不管理解不理解都得跟着走。批判小庄的时候，说他是反革命，我看冤枉了他。他一本正经以为自己是在于革命的，他以为自己紧跟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真正的大左派。如果说，他在外面要假装，说假话，他在家里不用说假话。为此，他和蕙荞在家里老是吵架，吵得脸红耳赤，我看他没有假装，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的。 我眼前一亮，很感谢老人的这席话，激动地说：“这就是小庄的悲剧，他悲剧的深刻性就在这里。” 这时老人抬头又看了看墙上的照片，絮絮叨叨地说：“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老先生可能现在还活着，我们这个家亲亲热热的，人家看了都羡慕。现在，全完了……” 老人说着掏出手绢，擦着眼泪。 那天，庄则栋回来晚了。我们谈到中午还没有结束。庄则栋留我们吃午饭。 他们家的饭桌是个小圆台面。这是一顿很有趣的午饭。 我们开始有点拘谨。而庄则栋和鲍蕙荞也像客人一样彬彬有礼。他们俩很少说话，只是给我们夹菜。只有老太太一个人没话找活地跟我聊天，而我则找机会与鲍蕙荞搭讪。在饭桌上不可能讲什么正经事情，我便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她，说明我们是一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着相似的经历和感受，我们会有共同的语言。我想以此缩短我们的心理距离。后来证明这席话起了一点作用。 同时，我也注意地观察着庄则栋和鲍蕙荞。他们脸上虽然堆眷微笑，但两人眼睛里的目光却又是淡漠的。他们似乎都想创造一种亲切的气氛，但因为是有意识的，做得太客气，不像夫妻问随随便便，反而显得不自然。他们的目光相遇时有点局促，所以两人的视线下意识地游移着，互相回避。他们的对话像是朋友间交换信息，非常简短，不带感情色彩，声音平平的。他们都有点心不在焉。都有点神情恍惚。他们只有转过脸来对孩子讲话的时候才变得自然一些，连声调也有了抑扬起伏，脸上才有了真正的笑容。 人的感情是最奇妙的东西，它无法假装，也无法勉强。理智也好，法律也好，在它面前都无能为力。 失去了感情纽带的两个人再生活在一起，简直是受罪。 我看在眼里，心里替他们难受。我想，他们的离异是难以避免的了。 我问过庄则栋。庄则栋说他想离婚。他早就有这个想法，但鲍蕙荞不同意。 鲍蕙荞正收拾了碗筷，端到厨房里去涮洗。我望着她瘦削的背影，顿觉悲凉，做个女人真不容易啊！ 我即将离开北京的前夕，鲍蕙荞终于为我们的诚意所感动，答应与我们谈一次。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已经掌握的许多材料的真实性，只有从鲍蕙荞那儿才能得到印证，而所有感情生活的细节还需要鲍蕙荞来丰富，女人的感觉和记忆总是细腻的。 从我产生想写庄则栋的念头开始，她就是我想要采访的最重要的对象。我对这次谈话抱着很大的希望。 我一反往常谨慎的习惯，劈头就问她：“为什么你不同意离婚？” 她说：“我只是现在不想离婚。” 在庄则栋被隔离以后，就有人劝她离婚。她当时的处境确是够难熬的。人们并不了解她与庄则栋在许多政治问题上有分歧，他们在最严峻的时刻思想上已经分道扬镳，人们只知道她是庄则栋的妻子。当她像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地迎接第二次解放的时候，她没想到自己是个例外。因为她是庄则栋的妻子，她就不能上台演出。而他们刚满八岁的儿子小飓每天都要遭受其他孩子的嘲笑或殴打，下雪天还要听任别的孩子往脖子里塞雪块，回到家里又眼泪汪汪地向母亲诉说冤屈。如果为了自己和孩子，那时离婚是最好的解脱。但她的性格不允许她那样做，当庄则栋被隔离起来时，她对他说：“我等你。”她说这句话不是出于爱情，而只是一种责任，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她想帮助组织挽救他，增加他重新站起来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现在，他的问题还没解决，工作还没落实，她怎么能跟他离婚呢？ 当我想进一步探究她这种感情变化的内涵和轨迹时，她又婉言拒绝了：“请原谅，我现在还不想谈。” 她只是给我粗线条地回顾了自己的生活道路。但是，她却无意中给我提供了一个富有戏剧件的框架。 “文化大革命”初期，庄则栋是个顽固的“保皇派”，他起来“造反”的第一张大字报，还是鲍蕙荞代他起草，逼他签名的。鲍蕙荞像所有虔诚的青年人一样，相信“造反”是神圣的号召。但是，她没有想到，这却是庄则栋迈向深渊的第一步。而当他一步一步走下去的时候，鲍蕙荞却再也无力阻止了。相反的，鲍蕙荞身处在江青亲自“培植”的“样板团”，却是一步一步地认清了江青的真面目，最后在1976年清明节走上了天安门广场，加入了反“四人帮”的洪流。 他们两个人在这十年里，从不同的出发点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这两条运动的轨迹正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缩影。而且，这发生在一个不平常的家庭里，即使小说也没有这样巧妙的构思。而生活却活生生地向我提供了这样现成的戏剧性的结构。 我终于在这纷乱的材料堆里理出了个头绪：把庄则栋和鲍蕙荞两个人的思想发展线索作为未来作品的框架。 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曾经是最亲近的两个人，后来却变成离得最远的两个人。两颗心曾经甜蜜地结合在一起，后来却激烈地碰撞，痛苦地撕裂。从这个最逼近的视角，我可以揭示出一个人真实的灵魂。 1985年初，我又到了北京。 那时，一家杂志知道我们已经写成长篇报告文学，便派人直飞上海索稿。我对已经修改了几遍的稿子还不满意，不愿意轻率地拿出来。为此，专程赴京，再访庄则栋。 半年前，庄则栋的问题终于得到了组织结论。随后，他正式从山西调回北京，分配在北京市少年宫工作。29年前，当他还系着红领巾的时候，就是从这座少年宫里走上乒坛的，29年后，他又回到曾经哺育过的摇篮里，真使他感慨万分。 他对人说：“人生的道路有时真像一个圆，它的开始又是它的终结，它的终结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庄则栋对他的新生活是充满信心的。 两个月后，他搬出于府井边的小院子，回到自己老家，与母亲一起居住。 他的老家也是一个四合院，只是院子比较小一些，房子比较旧一些，看来是长年失修了。 我们去了几次，庄则栋都不在家。 他的老母亲是位朴素的老人，穿着北方老人常穿的黑棉袄黑棉裤，黑黑的脸上满是皱纹，已经完全看不出她年轻时的清秀了。她的眼神暗浊无光，好似对于世上的一切都无动于衷了。她的耳朵听不清，似乎也不想听。 我们只得在她那儿留了一张字条。 第二天又去，庄则栋在我们字条的背面写了几个字，约我们去少年宫找他。 我们在少年宫找到他的时候，孩子们正围着他，这个叫庄指导怎么怎么，那个叫庄指导怎么怎么，看来他们的关系很融洽。 庄则栋换了衣服，推着自行车走出来，向我抱歉说，让我白跑了几趟。 我以为是少年宫的训练很忙。 他连忙摇头说，不，少年宫的工作只花一个小指头就可以应付了。他的力气现在没处使，没人要。语气里流露出不满。 少顷，他换了种声调说，可是，外国人看上了他，各种各样的人来找他，他想要为开放引进交流做点事情。 他又显得很自信。 我已经了解他，他的精力充沛，思路活跃；他不甘寂寞，不愿隐退；他总想做出点名堂来；他在命运的打击下不会低头。即使在他最苦恼最困难的时期，在一般人都会灰心丧气的境遇里，他却咬紧牙关，埋头苦干，写出了一本35万字的著作。当他带着这部厚厚的手稿从山西返回北京时，人们不能不对他的勇气和毅力表示敬佩。现在，他的境遇大不相同了，他能够沉默吗？ 他要重新站起来。 他要出版他的《闯与创》，这是第一步。 现在，他要迈出第二步了。 我为他的自信力感到高兴。 我把已经写成的稿子送给他看，跟他约定时间，听他的意见，并进一步采访。 我再次去看庄则栋时，他在自己的屋子里等我们。 这间屋子陈设简朴，只有一张床，一个写字台和两张沙发。墙上挂了几幅字画。他结交了几位书画家。在最寂寞的时候他自己也开始学书法，现在练得一手好字。墙上挂着他写的一帧条幅“逆境炼人，宠辱不惊”，颇有点气势。 我们就稿子交换了看法。他对稿中的有些事实作了订正，对有些评价和分析表示保留或者不同的看法。 我说，这作品中的庄则栋是我们眼中的庄则栋，如果换一个人来写，会是另一个庄则栋。 随后，庄则栋取出几本大照相簿，让我们挑选照片，可以配在作品里。我想选择各个时期的照片，但恰恰我们作品反映的“文革”时期的照片都被他销毁了，其他时期的照片倒都保留着。因此，我们作品中提到的江青为他拍的照片就看不到了，真有点可惜。 我在翻照相簿的时候，他态度平静地说：“我们已经办了离婚手续，就这几天。我那本《闯与创》终于可以出版了，出版社答应给我高稿酬，我准备给蕙荞几千元……” 他停了停又说：“我们好聚好散，以后还可以是朋友……” 虽然，这是我意料中的事情，但我听了心情还是很沉重。 大家沉默了片刻。庄则栋突然换了话头说：“我这间屋子准备翻造，下次你来北京，保你面目全非了……” 他这副轻松的语调，令我诧异。我想，可能他感情的负担太重，他必须忘记过去，才能重新生活。 他又笑着说：“老有人给我介绍女朋友，而且都是外国人……” 我当时以为他说着玩，没想到真有一个外国女人正在走进他的生活。这就是佐佐木敦子。 那几天，我一直犹豫着该不该去找鲍蕙荞。在这种时候去找她，似乎有点残忍。但我不能在北京久留，又不得不去找她。 没想到，这一次她倒是爽快地答应了。可能，因为她的心情过于痛苦和压抑，才愿意向人倾诉。 我们一见面，她就坦率地说：小庄的问题解决了，他的书也出版了，她同意离婚了。她不想要他的稿费，希望在书出版之前，尽快把手续办完。 说到这一切时，她也是平静的。 1984年庄则栋回北京以后，他们心平气和地谈过。鲍蕙荞说，我不欺骗你，我感到很冷却，但为了中国的传统，为了孩子，我可以维持！但仅仅为了维持而勉强保持存在的家庭，对大家都是痛苦的。庄则栋也不动感情地说，咱们只能分开过了。 10月的一天，庄则栋把他的东西从家里搬走的时候，他整理衣物用具发出的并不大的声响绞割着鲍蕙荞的心。当他推出自行车，人随着房门“哐当”的响声远去的时候，鲍蕙荞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哭了起来。 他们分居以后，庄则栋每个月都给孩子们送生活费。他很想念孩子，让孩子多去看看他。有一次孩子不在，他很留恋地问：“飚子最近怎么不去看我，他怎么不想爸爸呀？”他还对鲍老太太说：“现在我生活还比较紧，等我的书出版后，我要给您老尽点心意。” 1985年元旦那天，鲍蕙荞也带着两个孩子去庄则栋家里，看望他和庄老太太。老人见了孙子、孙女，自有一种难言的伤感。鲍蕙荞看见慈祥的老人眼里含着泪花，不由一阵辛酸。她在心里暗暗保证：我会永远教育孩子们孝敬奶奶的！她和庄则栋分居一段时间后，就像离别多日重逢的老朋友一样，问起对方的工作和生活，反而想说的话多了，反而自然和亲切了。 当鲍蕙荞要回家时，庄则栋拉着女儿一直将她们送到车站。鲍蕙荞望着庄则栋头上已渐稀疏的黑发和爬上额头的浅浅的皱纹，想到他们共同走过的那条艰难而坎坷的生活道路，这时，过去所有的痛苦、委屈、酸楚甚至怨恨，都被一种更为复杂的感情融化了。如果不是汽车来了，她简直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 他们恋爱至今23年，结婚17年，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已过去了，而且，一去不复返了。 鲍蕙荞知道，等待着她的是一条艰难而坎坷的生活之路。 当鲍蕙荞向我们敞开心扉时，我被这位坚强女性的细腻情感打动了，她把我们引进了一个丰富的感情世界。我们这部作品所有的动情之处都来自于这一次谈话。 我深深地感谢她。 我没想到，作品写成之后，还会遇到那么多的麻烦。 编辑朋友们看过我的稿子，都拍案叫好，但在发表时却因种种因素导致“流产”。在一家杂志社里，稿子已经送到印刷厂了，又被抽回来，后来又送进去，又抽回来，就这样来回折腾了五六次，惊动了从地方到中央各有关领导，把这家杂志社搞得精疲力竭。我实在过意不去。就这样，这部稿子在好几个编辑部和出版社之间折腾了两年多，最后印出来了，还压了半年多。当我拿到这本小册子时，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这两年里，我去过一次北京，匆匆忙忙的，没有去看望庄则栋。待这本书发行以后，伟康给庄则栋送书去，发现果然如庄则栋最后一次见面时所说，他的家已经面目全非，今非昔比了。 过去那个破旧的四合院已经消失了，变成了一座漂亮的现代化的全部用进口材料建造起来的小别墅了。一进门是个宽敞的大客厅，精致的设计、巧妙的布局和考究的陈设使人感觉置身在豪华的宾馆里。庄则栋是这个“工程”的总设计师。他对自己的建筑才华得到发挥感到很大的满足。对于别人羡慕的眼光更是洋洋自得。像他这样个性好强的人比别人更需要心理的平衡。 他拿到我们这本书时说，他已经看到了。 他对于过去的事情已经没有兴趣，他正面向未来。 他说，他要结婚了，就是这几天，他得到消息，有关方面已经同意他与佐佐木敦子小姐结婚。他长叹了一声，真不容易啊！ 佐佐木敦子小姐是个在中国长大的姑娘。她跟那个年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是庄则栋的崇拜者。多少年来，她一直用敬仰的目光关注着庄则栋。因此，当庄则栋1971年在世界乒坛上重新露面，赴日本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时，敦子小姐特意去饭店看望了她所崇拜的世界冠军。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刚回日本不久的敦子小姐把对庄则栋的崇拜和对中国的怀念融合在一起了。不过，面对自己年轻时代的偶像，在已经27岁的敦子小姐心里是否引起了别一种情丝呢，这时的庄则栋是不可能想到的。 后来，他们多年未能见面，直到1985年夏天才再度重逢。这时的敦子小姐是作为日本伊腾万公司常驻中国的业务员来到北京的。她听说昔日的球星已经离异，便带了一个又甜又大的哈蜜瓜直奔他所执教的北京市少年宫。日本姑娘真诚的情谊对于苦闷中的庄则栋无疑是个极大的慰藉。这第二次会面开始了庄则栋生活中第二次感情的历程。 尔后，庄则栋和敦子交往愈多，相知愈深，感情愈浓。庄则栋比任何时候更需要情感的温暖。 当这对异国情侣决定缔结良缘的时候，却遇到了种种意外的阻挠，甚至，敦子小姐不得不含着眼泪离开中国回到日本。但是，爱神之箭已经无法从他们心中拔去了。敦子是非庄则栋不嫁，庄则栋是非敦子不娶。 这时，焦虑万分而又手足无措的庄则栋想起了李瑞环同志。李瑞环同志在他最苦恼的时候曾经向他伸出过理解和友谊的手，鼓励他振作精神，从头开始。于是，他想从李瑞环同志那儿寻求理解和支持。果然，李瑞环同志很快地把这个情况报告了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的邓小平同志亲自过问了这件事。所以，庄则栋得到这个好消息时，是深深掂出它的分量的。 庄则栋说，他打算把自己感情的历程写出来，题目就叫《生死恋》。 最后，庄则栋又提起了老话：“人生道路真像一个圆，它的开始又是它的终结，终结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三十年前，我离开少年宫，三十年后又回到少年宫。二十年前，佐佐木敦子离开中国，二十年后，她又回到中国，而且真正成了中国人……” 人生道路是像一个圆，但它的开始和它的终结是不一样的。 当龙年来临的时候，我听到了庄则栋举行婚礼的喜讯。他在48岁的时候，重新开始生活，是值得庆幸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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