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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的特别经历 说来也怪，你不想干什么，就有人偏偏会让你干什么。 气功研究和神功批评，本不是我的本行，但自从批评了柯云路的几种胡说之后，仿佛我也算是“入了圈”，成了有关气功问题的“家”。 与我相熟的朋友，总会将一些有关气功的问题讲述给我，或给我提供新鲜材料，或考问我是否可以解释一些他们难以理解的问题，或干脆难为我一回，看看我这立场鲜明而坚定的“不信不灵”者，在“事实”面前做何表态。 我恰恰生活在一种“信息”（柯云路“爱语”）较为密集的地方，身边的记者朋友很多。记者朋友虽然在理论上尚不能成为专家（也没有必要成为专家），但在“信息”和“灵通”方面，则为一般人所不好比拟。 1997年3月，一位从事电视摄影的朋友，郑重向我介绍说，新疆有位神医某某某，是个杀人犯，能给人治病，全国许多患者都到他那里看病，神乎其神，一去就好，云云。 同年5月，另一位记者朋友告诉我，著名舞蹈演员陶金患了癌症，已到新疆去找这位神医。 7月份以后，不幸的消息传来，陶金在胡万林那里没救，还是死了。 如此神神乎乎的胡万林，却没有治好著名舞蹈演员的癌症，看来他的神乎，需要认真对待。社会上对他的传说，也仅仅是传说，甚至是没有边际的传说。 正因为如此，我所认识的一位风流而美丽的女记者，有感于陶金之死，追悼会那天，还专门到火葬场做了最后的送别。…… 有趣的是，向我反映新疆神医的朋友们，或多或少，有些和我“较量”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你不是不信气功吗，你看看这么多人都到新疆去看病。有病看好了，就是事实，你怎么能不相信这一重大事实？ 面对朋友们的善意“消息”，我基本上没有辩解。感兴趣的只是中国大地为什么总是这样喜欢“造神”。 刚刚结束了“文革”中的“神话”世界，又来了一个“气功”的岁月。 气功岁月中，许多张姓大师，粉墨登场。与此相应，许多不是张姓的大师也个个亮相，不甘示弱，纷纷从“山”中走来。 中国科协近年来为此而年年召集会议或活动，进行打鬼。 但是这种气功鬼，实在是顽强。个个“山”气十足，刚刚批倒一个，另一个又会出现。 就在大家深入批评各种“特异功能”和“特异大师”的时候，中国最西端的新疆就又出现了胡万林这样的神医。 中国的主体文化虽是孔孟文化，敬鬼神而远之，但这种理性文化毕竟是一种相对高级和相对高贵的文化，其真正继承者，并不在民间，而是在官方半官方和许多中小知识分子之中。文化水准不高的绝大多数普通百姓，信仰的却是关公、雷神、财神、土地爷、灶王爷、王母娘娘等等半神半仙的东西。 中国人离开了神仙和造神似乎就找不到感觉。 这真是悲剧。而且悲剧一个接着一个发生。 五四时期，胡适就曾指出中国有“五鬼闹华”。其中最要命的一个鬼就是“愚昧”，其次还有一个不讲卫生的大“鬼”。 文化的启蒙，并不能立即将愚昧扫除。 五四以来，时过近80年岁月，愚昧之鬼仍然猖狂。尤其在这“和平”而“小康”的年代，闹鬼的事反而更加突出。 过去这种“闹鬼”的事，叫做“显灵”，显灵者要么是神仙，要么是“半仙”，总而言之，都是些“异常”人物。 现在的显灵则几乎清一色都是“气功”。 一个气功的历史时代，就这样不断缔造着各种“显灵”的大师。 其中，新疆的这位胡万林新神，就是1997年的鬼神新闻。 然而，就在大家风传这位鬼神般人物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叫什么。 就在我纳闷而表示奇异之际，1997年底，国家体委有关部门转到了国家体委科研所一叠材料。有关同志又将材料专门转给了我，说是让我“研究”一下，看看这是一种什么情况。通过这叠材料，我才知道那位神异人物，名叫胡万林。 不久，就是新年。国家体委信息所的一位朋友，向我介绍了深圳一家杂志上登载的有关胡万林的事迹。朋友再三强调，这位神医是“不学教授，要学禽兽”。 第二天，我将深圳“文本”（柯云路“爱语”）全部复印，聊备一格，供“研究”使用。 复印件刚刚做好，我的工作单位的办公室负责人，又向我转来一份报纸《作家文摘》，上有柯云路大师的文章“发现《黄帝内经》”，其中大讲特讲这位神乎其神的新疆大师胡万林，甚至就是直接给这位神秘人物树碑立传。 该文还配发了“编者按”，说“作家柯云路最近又推出一部揭示生命科学的著作《发现黄帝内经》。相信该书会引起医学界。生命科学界、思想文化界的关注”。本报“节发”，“以飨读者”。 三天之后，司马南老兄打来了电话：“怎么样，还得看看《发现黄帝内经》吧！” 我在电话中回答：“见面后再说，我这里也有一大堆材料。” 当天下午，我与司马南在他的办公室见面。想不到，他已将柯云路创造的最新式的“黄帝内经”看了不少，勾勾画画，折折叠叠，一看就是作学问的大样子。 茶几上，还有他为报社撰写的稿子“发现柯云路”。 “咱们再学习学习柯云路吧，你看看人家的大作：《发现黄帝内经》”，司马南一边与我说话，一边翻动桌于上摆放着的柯云路的大书。 第二天，我在光明楼书店里花了将近四十元，买来了柯云路的著作。 从此，我又得跟着司马南与这种特别时髦的气功鬼干仗了。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申述自己的一点感受。这个感受，说起来特别，那就是柯云路每出一本气功书，就得让我花一次钱。我本对柯云路先生的理论不感任何兴趣，但朋友们的督促则不得不让我进行一番“研究”。为此，我真正吃了苦头，花了不少冤枉钱。以我对金钱之财迷，花了这样的冤枉钱，自然是会有一些感受，于是特在这里表示一下。柯云路的稿费中，总是有我为他付出的一部分。如此说来，柯云路的读者中，他应该感谢我这位回回向他交纳“版税”的人。 离开司马南的办公室，我就开始了“研究”，并又要写下这部“尊命”的“文本”。 二、面纱后的胡万林 胡万林这位神医，不仅患者们对他大感兴趣，连我这样不信神鬼的人，现在也不得不对他感感兴趣，因为我的手头刹那间全是他的东西，更何况还有国家体委转发来的几个“文件”。 然而，我没有福气，不是胡医生的患者，也不是胡医生的追随者。由于这些原因，我也就无法面见这位神秘的胡医。这种情况下，研究起胡医生来，真是要困难一些。这就好比，一个没有长征经历的人，当着老红军的面，硬要研究长征一样，稍弄不好，就会让老红军指出问题和破绽。 我之识别胡万林，也属这种情况，没有见过人家神秘之面，却要对人家进行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妄为”。 我是如此，司马南兄大概也是如此。 为此，一位中医博士对司马南指出，你要研究胡万林，就必须到他的医院里去看看，看清了就好研究了。如此这般，司马南听了，觉得颇有道理，差点在春节的几天里跑到陕西的终南山医院，去找胡万林。 司马南是个爱被情绪感染的人，最后我为他进了一言：“最好别去，不见面也能研究。大春节到了那种地方，没人接待。” 他最后果真没去。这没去，是否听了我的话，未可知道。但可以肯定，他和我一样，也就开始了“不见面”的“研究”。 尽管如此，却还是可以发现许多问题。 因为文字为我们提供了足够充足的证据。除非文字真是如同柯云路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极其“随意”的东西，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是一种顽强而执拗的“文字相”，我们的研究因此也就成了真正的“瞎话”。 然而，文字是约束的，文字是稳定的，文字是逻辑的，文字也是强硬的。 柯云路是个码弄文字的“作家”，是个时时离不了文字的“先生”，他的各种文字，都为我们研究和揭示“胡万林现象”提供了足够充足的材料。 我的研究，十分简单，就从柯云路的文字着手。 顺藤摸瓜，既可撩开胡医生的神秘面纱，也可认清柯云路的面目。 柯云路的诸多文字，真是一面活生生的镜子，既照射着中国的历史，也照射着胡万林大师，更照射着他这位作家身份的本性。 三、胡万林是个“疯子” 胡万林是个什么人，他为什么这么神？ 这是每一个人都对胡医生大感兴趣的地方。由此大家也最想了解这位近乎神人的医生，是因何而神。 柯云路作为胡万林的研究者，自然不能回避这一基本的问题。 柯云路的文字故事，终使胡万林的面目有了个轮廓。他说胡万林是个“疯子”。由此而知，胡万林所以与众不同，就在其不是常人，是个异常的“疯子”。 如果胡万林看过我们的书，觉得这一部分说他说得不好，从而大为不悦，那么我们恳请胡先生千万不要拿我开刀问罪。我作为研究者，不过是转借了一下柯云路书中的语词，替人家柯云路做了一回广告，传播了一下文字。是柯云路给了胡万林疯子这样一种准确的定位。 我在对人的评价上，也算有了一些经验，不敢轻易对人下什么结论，否则就会有苦果恶果来找你。我有时出语伤人，很是有些教训。今天在胡医生问题上，自然不敢造次，只是小心谨慎跟着柯云路的“文字相”运动。 柯云路在《作家文摘》中这样写道（节录）： 胡万林的医疗事迹，应该说是十分传奇的。1991年，他作为一个犯人被从内地监狱遣送到新疆农二师劳改三支队劳动改造。 在此期间，管教于部们逐渐发现这个表面看来有些疯疯癫癫的犯人有着一些令人奇异的地方。…… 翻阅他的档案，发现他以前练过功，行过医。继而发现，他常常悄悄地把犯人的病治好了。…… 1993年春夏天之交，监狱四中队队长江明涛接到新疆医学院急电，邀其为患青光眼、斜视的妻子手术前签字。江队长突然想起被称为“疯子”的胡万林，用肯定的口气说：你会治病。 “疯子”破天荒地说：把你家属接回来吃点药就好了。江明涛二话没说，真的把妻子接了回来。 胡万林用一杯水不水、药不药的东西给江妻服下，第二天江妻张平文的眼睛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 （见《作家文摘》1997年12月26日15版） 原来胡万林是个疯子。我知道胡万林是个疯子，就是这样单纯而简单地从柯云路的文字中知道的。既然这是一级作家，且是“以思想性见长”的作家的言论，那我们还有什么不相信的理由？我深深相信胡万林是个疯子。即使是“水不水，药不药”的那种神秘东西，我的大脑中也无法删除他这种“疯子”的形象。 疯子在给不疯的人看病，这是当前中国的一个现实。这就好比目前有好多类似于疯子的作家，在写着各种癫狂的作品一样。 胡万林，就这么一个普通的犯人，却被中国的民众再一次造成了“神怪”。其中咱们的柯云路先生，则是这起造神运动中功不可没的“大手笔”。 四、胡万林怎样治病？ 既然一个疯子能给人治病，且能治好，那他到底是如何治病的呢？这自然也是个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 我们就从柯云路的《发现黄帝内经》一书中，引用若干段落材料，让大家看个究竟和明白： 和静县公安局副局长比利根要胡万林给他治肥胖，胡万林说：两杯药酒下肚减五公斤。服药五天后，一过磅，体重整整减了五公斤。 四中队干警李明强的养叔李俊祥患晚期肝单急性白血病，入院三天，医院就下了病危通知。李明强找到了“胡疯子”。 “胡疯子”到医院时，病人已全身发紫，牙关紧咬，气息奄奄。“胡疯子”在一杯水里放些白粉给病人灌下后说：拉回去吧，此人有救，明天可能就会爬起来了。 大家都说“疯子”净胡说八道。李妻气愤地说：人搬上车就折腾死了，几十公里远还能回到家吗？ 医生们也气坏了，真想揍“疯子”一顿。 可是，李明强却信了“疯子”的话，把叔叔运回了家。第二天天刚朦朦亮，李俊祥真的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家人还以为是鬼，吓得大叫。李俊祥濒死复生的事一下子传开了。 奇迹接二连三地发生。大病小病，包括很多疑难病症，一治而愈。 （《发现黄帝内经》）第6页） 两杯药酒下肚，五天后而减肥五公斤，而且是“整整五公斤”，不多不少，精确到了不缺斤少两之地步。真可谓神矣。胡万林神，柯云路更神，专找这神事来写。 如此减肥，我不知那些成天为肥胖而发愁的人，是否又看到了一线希望，用不着锻炼和控制饮食，喝上胡疯子的两杯药酒，“五天”定减“五公斤”。 我写到这里，就想给国家体委训练局及各个“中心”办公室起草一个报告。报告的中心思想，当然是有关国家队需要控制体重的队员，在控制体重时，再也别折腾自己，乖乖听了疯子胡医生的话，吃上两杯神奇的药酒，定时定量一定能减肥下去。比赛时准保成绩特佳。何苦像李月久那样为了减肥，成天待在锅炉房里“拿大顶”倒立，满头大汗，让脂肪变成汗水而蒸发？！ 我从柯云路的书中知道胡万林如此减肥的“事实”后，打心眼里佩服这样的胡大夫。姓胡的就是厉害。就怕这姓胡的是胡人和胡为。 然而，胡为者就怕社会对他的言行认真。如果真的要对此减肥方式进行反复检查的话，那么，这种减肥方法，也就再也不灵。 至于此事如何验证，最好的办法，当然还是应该请胡医生开明一些，接收各种严格的科学检验。检验合格了，算你真能，不合格，则也应该申明这是骗人。 不知胡万林愿意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科学检验。 第二个例子。“放些白粉”，就把一个濒死之人救过来，患者像鬼一样，能从屋子里走出来。这的确是个奇迹。它奇就奇在“放些白粉”。这“白粉”是什么，我们至今不知道。一个犯人，既不懂化学，身边也不可能有像样的药物条件，我们不知道这位疯子胡医生是怎样弄来这些“白粉”，给人当药吃的。 “白粉”治好的这位李姓患者，毕竟是孤例，是否别的同类疾病者，只要吃了这种奇妙的“白粉”也可“起死回生”？ 这不能不说是个谜吧。 五、柯云路的逻辑错误和语法错误 医学是科学的一个部分，自然需要接受检验。 胡吹总是过于容易，但这种容易的胡吹，则绝难经得起检验。 由这第二个例子，所引出的下面的问题就更是令人觉疑了：“奇迹接二连三地发生。大病小病，包括很多疑难病症，一治而愈”。 如果这是一个陈述句，则此语必须为事实负责。这是柯云路先生的话，这是他的庄严纪实。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他的每一个字。 “大病小病，包括很多疑难病症，一治而愈”。这简直就是说，是病就都能治好。因为人类的病，不外是“大病”和“小病”两类。即使是“不大不小”的病，那也属于“大病”和“小病”之间的那种病。“一治而愈”，当然就是治过之后一定就好。以我对语文之理解，大概不会有什么夺误之处，这样理解柯云路的判断，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就是说，由于胡万林“显灵”之后，他就可以见病就治，一治准好。就是说，只要是病，他能百分之百地治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其实这是一个骗局。更是一句谎言。因为在柯云路书中，就有有关胡万林治病有效率等方面的“报告”。尽管柯云路的书中，将这种有效率、治愈率邪乎劲地鼓吹到了80％甚至90％以上，但没有一个敢说胡万林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而柯云路的“文字相”中，却透露出了这种“百分之百”的“信息”。因为柯云路明明说的就是“大病小病”。“大病小病”就是所有的病，就是百分之百的病。 然而，即使这样，柯云路却在自觉不自觉中，还犯了一个不该犯的语法错误。那就是“大病小病”之后的那个“包括很多疑难病症”。“大病小病”本来一目了然，很可以说明问题，即指“一切疾病”，柯云路却硬要为了“方便群众”加了一个“包括很多疑难病症”。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举动，终使自己犯了语法错误。真是太不应该。另外，“很多疑难病症”中的“很多”并不是“所有”，这显然又是逻辑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想逃避“大病小病”，或者说除了“很多疑难病症”外，总还有一些“疑难病症”并不包括在“大病小病”之中。 如此这般，出现了严重的逻辑混乱。 只要是个初中生，一定看出了柯云路的语法问题，更看出了他在逻辑上的判断问题。前后矛盾，难以克服。 这样的表述，咱真不知道，竟然也能去“发现”《黄帝内经》。 说来说去，还是练了气功的人，特别是有了“特异功能”理论的人，就是非同一般，有了气功做保票，一切逻辑上的问题，都能自然而然地“跳”它过去。就像现在广告中的VCD，狗咬了的光盘，也能由于“纠错”能力特强而“跳”将过去。 胡万林如此，柯云路也是如此。 六、在“鸡舍”与“牛棚”中看病 如此神秘之胡万林如何给人治病，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给人看病？ 这自然也是一个会引起大家关注的问题。 柯云路在书中第七页这样讲到： “诊所是过去的鸡舍，病房是过去的牛棚。荒天野地里的医疗奇迹就这样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奇迹毕竟是奇迹。竟然是在鸡舍和牛棚中发生。 这简直是开人类医学文明的玩笑。我们不否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在鸡舍和牛棚中看病，但所有奇迹都要在鸡舍和牛棚中发生，则无论如何是一种错误。因为那里有细菌，有病毒，会发生更严厉的感染，会发生更加难以想见的不测。 柯云路先生的这种“文字相”，除了烘托胡万林大师的“神奇”之外，又有多少“科学”的成分？ 不仅一句也没有，反而是想让中国人再向愚昧倒退，他恨不能将所有中国人都拉到鸡舍和牛棚中去发生奇迹。 “鸡舍”与“牛棚”反而会增加中国人治病的愚昧。 七、胡万林这样治疗‘先天性聋哑” 神医就是神医，干什么都有些异常。 胡万林的情况也和中国所有大师一样，尽管神异，但其“思路”却完全一样，最起码在柯云路的“文字相”中，完全一样。 比如说，先天性聋哑这种病，基本上是一种不可治愈的疾病，就像先天性痴呆症不可治愈一样。 然而，天底下竟然就有这样的奇人高人和神人，专门要开常识之玩笑，非要治好这种不治之症不可，从而显得自己如何高大神奇。 最近的中国，就是如此。中国的城市乡村里，只要有个电线杆子，上面就会有各种治病的广告，专治各种疑难杂症，凡是大医院治不好的疾病，神医、鬼医和胡医他都敢收治。而且口吐狂言绝不脸红。其他的气功大师老早就犯了这种毛病，一着急就再也“静”不下来，就再也没有了“操持”，没有了“无欲”，却要开始一番“神异”。 神异者的奥妙，我老早就予以关注。他们的奥妙就是“反”。 只要正常人干不了的事，他就能干，而且干得出奇。所有特异功能，都服从这个规律。而且只要“表演”成功，就要口放狂言，说牛顿和爱因斯坦都被他们推翻了，时空没有意义了等等。 咱们的胡万林也是这样。 他自己面对先天性聋哑做何态度，我们没有亲自领教过。但柯云路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记录。柯云路说： “河南驻马店的一位聋哑姑娘在全国许多大医院治疗无效后，1993年6月，从回新疆探亲的老乡那里听到了胡万林的传说，立刻在家属陪同下千里迢迢来到戈壁滩。经过短短十七天的治疗，这位十八岁的聋哑姑娘就开始讲话了。她站在胡万林面前，大声说：胡爷爷，我谢谢你。…… 在这个小小的诊所，1993年7月到10月，不到三个月时间里，胡万林治疗的患者已经多达二万六千人次。病情基本好转的达850以上；痊愈的达40％以上。”（见《发现黄帝内经》第9页） 听了这样的报告，多么令人激动，有多少罹患此类疾病的人，又该看到了新的希望。这一线希望就是他柯云路为患者提供的“治愈先天性聋哑”。 然而，再令人激动，却不一定就是事实。 柯云路尽干这种令人激动而毫无道理的事情。他在《发现黄帝内经》中同样又是给大家提供了“令人激动”但却非事实的“文本”。 柯云路与胡万林一样，根本不懂人类语言的特征。人类的语言，必须经过必要的训练才能掌握。于是，一个小孩子为了学会语言，就得从生下开始接受父母的言语刺激，到两三岁时讲话才能基本稳定和清楚。 世界上没有一例，可以从他（她）娘肚子里一生下来，就哇啦哇啦会说普通话（甚或其他语言）。聋哑人所以是既聋又哑，关键就在于，由于耳朵功能的丧失，从而不能获得基本的声音刺激（进而也就没有言语刺激），从而也就不能打开大脑中的言语中枢，不能启发说话的功能。所以，我们看到的哑巴，多数就是聋子。两者间有一种因果关系。 然而，天下的邪事，就发生在邪人身上。 胡万林不能不说是个邪人。 别人治疗不了的先天性聋哑人，按照柯云路所说“全国许多大医院”也“治疗无效”的聋哑人，却偏偏能在一个近乎死因的胡万林那里治好这种疾病，而且只用“17天”时间，姑娘立马就能说话，且还会大声说：“胡爷爷，我谢谢你。” 这样的哑巴和聋子，除非是轻度患者，除非是神经性紧张耳聋，如果真是先天性聋哑，他胡万林再神，也不能治好。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无法判断是柯云路在向大家故意兜圈子，提供了这么一个子乌虚有的“事实”，还是胡万林看了一个本无耳聋只是一时性障碍的耳疾患者，反正其中有诈，故意欺骗社会视听，好像天底下目前真有如此神医。 问题就在于胡万林和柯云路两人一样，都没有学过解剖学，没有对耳朵结构的基本认识。耳朵结构及其功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事物，涉及一系列神经通道、化学递质、物理环节等等，绝非胡万林大师用眼睛离着老远“狠狠观察十秒钟”可以治疗，也绝非柯云路信口开河那样，说能治好就能治好。 学问领域中，胆大的常常就是没有知识的人。正是没有知识，所以才表现得无所顾忌，于是就会胡说八道。 近乎十多年的岁月，柯云路就过着这种“大胆”的生活，过着只有气功世界中可以出现的“大胆”生活。 柯云路的“大胆”和胡万林的“大胆”，都十足是在开中国乃至世界医学的玩笑。 八、一个可怕的“客观”文本 即使是这样，据柯云路说，新华社一位记者还曾为此到新疆写了一篇“客观的、冷静的、审视的、为各级决策机关提供可靠判断依据的文本”。 柯云路觉得这个文本很适合他的胃口，就将之全部照抄进了书中。 其中有很多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简直如同胡话连篇。兹不说不行。 文本中讲，一位花了4万元钱而没有治好的腰部癌症患者，绝望中听说了胡万林的故事之后，抱着试试看的念头投靠了胡万林，结果吃了胡医师25副药之后，就奇迹般地站立了起来。 应该说，如此神奇疗效，无论如何也会得到我国卫生部门的高度重视。然而，柯云路引用的文本却指出： “由于有关劳改部门禁止采访报导此事，权威医疗管理机构也未对此给予关注，记者只能以看病的名义，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胡万林和他所在的第四劳改中队部分干警。”《发现黄帝内经》第12页） 显然，这里面有很大的破绽。如此神奇之疗效，干吗“有关劳改部门禁止采访报道此事”？干吗“权威医疗管理机构也未对此给予关注”？干吗新华社记者进行采访，却得到如此霸道之“拒绝”？ 这一系列之问题，显然有说不清的背景以及该记者有意要回避的麻烦。 我的有关中国知识分子健康状况严重恶化的社会学报告完成之后，立马就引起了当时社会的高度重视，但在报道时的确有一个“范围”问题，当时的新华社记者对我之采访并没有遇到什么拒绝，而是在包括“内参”在内的各种媒体中，展开了报道。 严重的知识分子健康状况问题，尚且能以多种媒体形式进行报道，干吗一个神医如胡万林者治疗了他人不能治疗的疾病，就不能得到应有的采访和报道？ 此事与理完全不通。 因此，我这里可以下结论道，此文本是一个存在问题的文本。 然而这个“文本”却这样写道： 奇术。观察胡万林看病可说是一种享受。他不用任何仪器，也不用切脉，只用发出锐利光芒的双眼望诊。而不同于中医望诊的是，他一般不看患者的脸部，而是在其身上的某些部位扫描注视，而且速度极快。病人排队进入诊室，他用手指处方，站在面前的患者报名字。他在望诊的同时，迅速在处方上写下名字和几行符号，然后手指一点，表示看完了，于是下一个病人接上来。整个过程中，他很少说话，只对初诊者在写完处方后询问几句有何病症，然后告诉诊断结果及此病好治与否。看一个病号只需10秒多钟，一分钟可看5—8个！（《发现黄帝内经》第12页） 十秒钟就能看完一个病号，单凭这一点，就真不愧为神奇。这已经创造了人类医学史上的奇迹。 然而，这除了胡看，又能是什么？莫非胡万林先生姓胡，看起病来也一样如同其姓，是“胡”干和“胡”来？ 我们从这位新华社记者的口中得到的恰恰就是这种“胡闹”的文字，我们从柯云路的引述中得到的也是这种“胡干”。 更可怕的是，这种“胡闹”成了记者心中的“奇术”，于是也就成了“一种享受”。 怪不得胡万林特别有钱，原来他看病的效率太高，高到了十秒钟一个病人的水平，这种水平自然是一切医院无法与他进行竞争。疑难杂症的钱都让他这个疯子和犯人通过眼睛之扫描而挣到了手中。 九、笑话：文盲能写“洛文” 然而，该新华社记者的“文本”中，却继续如此“报道”着： 胡万林书写处方的速度极快与他所使用的文字有关。除了名字用汉字以外，均是用一些直线和圈点及三角符号，个别时候有阿拉伯数字出现。他说这叫“洛文”，是一种古老的速写文字，中国目前认识这种文字的人极少。（《发现黄帝内经》第13页） 一个人只要有了奇迹，即使别的奇迹你没有，别人也会给你贴到身上。这就是名人效应。显然，胡万林大师享受上了这种“名人”的待遇。 据我之认真考证，胡万林本来是个文盲，是个并不识字，是个没有读过几天书的人，胡写乱画，竟然成了“洛文”。 有此“洛文”一字垫底，上古传说的“河图”、“洛书”终于在这里得到了解决。原来王母娘娘和玉皇大帝又将人类文明的机密悄悄传给了胡万林一人。就像玉皇大帝悄悄将“宇宙语”传授给了张香玉大师一样，别人只有听和看的权利，而无任何使用的机会。 胡万林有此书写“洛文”的本事，那还能不神？！ 中国的自欺和欺人，就是如此。靠胡说给妖怪式的人物身体贴金，就使妖怪成了英雄，成了神医。 我常常鄙视许多“文化人”，就因为这些“文化人”不珍惜自己手中的文字，尽干些愚弄百姓的事情，进而胡造出类似于“洛文”的东西。 十、胡万林闷葫芦里放的什么药？ 胡万林自己对自己的身世都不清楚（见后），他如何知道自己写的字就一定是“洛文”？显然这是某些“文化人”贴金与附合的结果。 “文化人”干坏事，有时比没文化的人还要厉害。 然而，记者的文本还在这样记述其神奇： 胡万林的治病方法也很奇特，患者看完病后，可以分别拿到1—4杯（罐头瓶）经他亲手处理过的汤药，其中有的瓶中之物与常见的中草药一般无二，但几乎无一例外是人人都会拿到那种里面加入许多白色粉状物质的药，瓶底有厚厚一层食盐一样的沉淀、结晶。集苦。咸、涩味于一身，嗅之令人作呕，着实难以下咽。不管什么病人服下此药后都会有同样的强烈反应：上吐下泻。让人觉得非将腹中之物吐尽泄空不可。这种状况有些人尤其是重病患者要反复出现多次。而数天折腾过去之后，病人明显精神振奋，病情好转。 胡万林靠什么创造了奇迹？他是靠他自己独创的“自然大法”。他取之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精神态，以中国传统医术与道家气功相结合，以自然草药为载体，能够达到顺其自然，“随心所欲”诊断、治疗的境界。《发现黄帝内经》第13页） 胡大夫在闷葫芦里放的什么药？我们不知道，似乎也不便知道。我们只能从记者大人的记录中了解到这是一种“里面加入许多白色粉状物质的药”。 然而，看病到了“随心所欲”的状态和境界，我认为就开始出了问题。 “随心所欲”地看病，最起码有点“胡来”的成分。 中国传统医学中，有好多优秀成分，但也有不少糟粕。 其中“医者意也”，就是这种“随心所欲”般的胡来。想到哪里看到哪里，治好治不好则是另一个问题。 十一、胡万林“随心所欲”给人看病，让我想到了鲁迅讲的故事 写到这里，使我再次想到了鲁迅。 鲁迅的父亲就是被这种“随心所欲”的医生，活活给害得要了命。 鲁迅一辈子不信中医，概因其家父被“随心所欲”所欺。 鲁迅的父亲得了一种全身肿胀的疾病，为了治疗这种病，全家吃尽了苦头，被医生骗取了不知多少钱财。奇怪而令人气愤的就是，每一个神乎其神的医生给鲁迅的父亲看病，治不好就再也不来了，却从不负有任何责任。如此这般，逼迫鲁迅的母亲只好反复再换另一个“高明”的大夫。另一个高明的大夫，也是这种“随心所欲”式的看病，一会儿让病人喝墨水，一会儿让病人吃三年过冬的芦笋，还要找来两年以上在一个窝里配对“结婚”的蛐蛐（蟋蟀）做药引子等等。 这固然是完全的“随心所欲”，但鲁迅父亲的病并没有治好，也根本治不好。 由于是瞎治，由于是这种典型的“随心所欲”，鲁迅父亲的病，只能是越来越严重，身上开始严重浮肿（我怀疑已成肾衰竭之类的病）。家里又请来了更高明的医生。此医生也是“医者意也”，也是“随心所欲”，一看患者全身浮肿如牛皮，就联想到治病的“好办法”破鼓皮。就是说，只要找来一张破鼓皮，吃了这种“破皮”，患者的肿水也就会像这破皮一样，破除完毕。 找了大半天，破鼓皮找来了，患者却拒绝了治疗。鲁迅的父亲死也不相信这种“随心所欲”的治疗，闭住眼睛等死也不吃这种“随心所欲”的药。 有谁不信，可以找来鲁迅全集，好好看看“朝华夕抬”里面的文章，看过之后，与胡万林这种“随心所欲”的治病进行对比，定能发现其中可怕的“奥妙”。 如果还有我发言的机会和权利，我则会说，这种“随心所欲”式的医学和治疗方法，简直就是“医学吃人”，就是“药管人命”。 胡万林的主观愿望中，有没有这种可怕的念头，我们实在不好说，但看看后面的记录，我们就会有些感受： 按胡万林的说法，他治病与一般医生不同。中医用药有不少禁忌，而他则大大突破这些配方和用量方面的规定。如冰片一般超过3钱就会成为毒药，而他一次最多时可用到120克；元明粉一般不超过4克，而他最多时一次用1500克！藜露与各种参都不能合用，而他都敢合用，并且能使之变成益气生津之药。他说他是用气功结合药物治病，所以，不像那些单纯用气功的人，治好了还会复发。（《发现黄帝内经》第13页） 这则记录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胡治的病人从不会复发。 因为胡万林治病时，考虑到了复发问题，一并配合上了特别的“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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