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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老走完了他世纪性的生命旅程，离开我们了。 他的作品他的精神将长留人间。 作为《贺绿汀传》一书的作者，这么多年来，我也成了贺老的忘年交。九十六岁高龄的他，每天读报，他以热烈的目光关注着这个变化中的世界。每次登门聆教，我总是从他那里获得丰富的思想养料。 在血与火中谱写时代旋律 每一个杰出人物都属于一个时代，那个时代一结束，他退出社会活动的舞台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历史不会忘记他。 中国乐坛第一次知道贺绿汀这个名字是在1934年，那一年他创作的《牧童短笛》，第一个叩开了中国钢琴音乐通向世界乐坛的大门。这个做过小学教师的年轻人是从血与火的斗争中走来的。在湖南农民运动的急风暴雨中，他担任故乡湖南邵阳县城泥瓦工人党支部书记、县总工会代理宣传部长。他参加过广州起义。大革命失败他被捕入狱。国民党只知道他的公开身份，他以"当时的总工会是国共合作的合法机构，不应据此判罪"为由向南京政府最高特刑庭提出申诉，在关押22个月后被释放。他来到上海考进上海国立音专，找到了自己的新的角色位置。乐坛的崛起并没有使他一头钻进艺术的象牙塔中。他体内流动的还是鲜红的热血。在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下的电影圈，他为二十多部影剧配乐作曲，《春天里》、《四季歌》、《天涯歌女》、《秋水伊人》等电影歌曲传唱大江南北。这些作品大多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他面对山河破碎，国土论亡，感时伤事，忧国忧民，借电影人物宣泄人们心头的悲愤。八·一三日军侵略上海，沪战爆发，他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来到敌后战场。在老乡土坑上油灯下，写出了《游击队之歌》。 到了九十年代，人们依然厚爱他，这种厚爱首先来自他的音乐的强大艺术生命力，人们依然从他创造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旋律中得到鼓舞和美的享受。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上海举行"抗日救亡歌曲演唱会"，当《游击队之歌》的旋律响起，听众激情难抑，贺绿汀在全场期盼的目光下起立，人们热烈鼓掌向他表示敬意。贺绿汀的眼睛湿润了，岁月流逝，而熔铸在歌曲中的那个雷鸣电闪急风暴雨的年代，那个年代人们的情绪心态、喜怒哀乐、奋斗追求，通过跳动的旋律再一次震撼人们的心灵，也唤醒了他自己的回忆。六十多年前，在临汾刘庄八路军总部首演的情景又如在眼前，没有钢琴，没有乐队，只有剧作家欧阳山尊吹着口哨充当伴奏。五十年后，由完全不同的另一代人奏响的《游击队之歌》的旋律，如此贴近地表现了当年他们的呼吸他们的精神风貌，火热的青春岁月仿佛又回到身边。五十年后在演唱会现场，也有无数的年轻人，当这首歌曲在民族危亡中响遍中华大地鼓舞着无数中华优秀儿女去奋勇杀敌的时候，他们都还没有出生，此刻，他们从前辈在时代面前所作的选择中同样获得如何对待人生的有益启示。百听不厌的永远是那么新鲜的《游击队之歌》，绘出的岂止是游击健儿神出鬼没的身影，它是不畏强敌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民族精神民族活力的最生动的写照，今天它还在继续呼唤这种精神这种活力。那段日子，各地来采访他的记者络绎不绝。作为把青春献给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那一代音乐家的杰出代表之一，贺绿汀对那段壮丽岁月珍藏着崇高的感情。他不喜欢给人题词，不作言不由衷之语，有人找上门来请他题词遭到他的婉辞，但是对那场伟大斗争、对共同战斗过的同志战友的纪念，他总是倾吐一份真情。冼星海诞生九十周年，广州举行星海音乐周，他送去自己的题词，"冼星海的名字和他的《黄河大合唱》永垂不朽！"音乐家马可的女儿来看他，他动情地为马可逝世二十周年音乐会回顾了马可的创作历程，"他的歌曲是永久的，让我们从他的歌曲中永远纪念他。"田汉诞辰一百周年，他又一次心潮澎湃。他对这位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和他合作过《四季歌》、《天涯歌女》等七首歌曲的文化战士充满深情。想到田汉文革中惨死于狱中，他说自己是"漏网之鱼"。建国前夕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的将《义勇军进行曲》采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征求意见座谈会上，田汉的身影又在他眼前浮现，他拿起笔为这位老友写了十六个字："一代人才，文坛老将，抗日英雄，永世流芳"。他的这些缅怀之词，也是他的自我写照，贺绿汀的音乐艺术是不朽的，人们会从他的音乐中永远纪念他。 一草一木总关情 贺老的心仍是那么炽热，每一次，他都戴着助听器，身子微微前倾，让我述说社会上的种种新鲜信息。他依旧和时代共同跳动着脉搏，保持着对生活的敏锐感受。他特别牵挂的是音乐学院的变化和发展。音乐学院的一草一木每间琴房每所教室都倾注着他的心血。他在这里建立起来的大中小学音乐一条龙教育，在我国是个创举。聚集在音乐学院的一大批著名的专家教授，是他千方百计从海内外一一礼聘而来。解放初学生参加一系列政治运动，政治热情高涨，临近毕业。他提出经校委会讨论决定并报告上级领导部门批准，全校学生延长一年学时，把应学的专业课程统统补上。他作这个决定，顶着很大的压力和风险，它使那一代人终生难忘，可受益的决不仅仅是那一代人。近年来在国内外各种音乐比赛中频频获奖，不断为祖国争得荣誉的这块音乐苗圃上的园丁就是五十年代这批经受了严格专业训练的学子。 但是贺老并不认为音乐学院的格局可以停留在他主持校政的年代。当他得悉香港一家企业集团有意与音乐学院合作建造一座上海艺术城并为学院建造一座十八层教学大楼的信息时，立即给予热情支持。举行建筑方案专家评审会那天，他早上六时起床，认认真真写了一份发言稿。他说，上海曾经是远东音乐文化中心，上海由于地处长江出海口，又是开放港口，两次世界大战中间，欧洲不少高水平音乐家云集上海，上海国立音专在当时上海音乐文化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今天改革开放，上海要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上海音乐学院在培养音乐人才方面有它特殊的作用。香港企业集团提供的这项合作，对上海音乐学院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他希望到会的领导和专家能支持这个方案。教学大楼开工的日子，他兴致勃勃地赶来参加剪彩仪式，他对出席仪式的文化部和上海市的领导同志说，学院不发展，请不来也留不住好的教师，这些年上海音乐学院出去的，在美国能办一所音乐学院了。许多人回来的时候来看他，他能感觉出他们的心里还装着祖国，他并不责备他们，他们凭着个人的奋斗在海外立足，很不容易，有的还在国际乐坛崭露头角，这也是为音乐学院增光。有一位留学德国的音乐博士希望回母校执教，他有妻子有女儿，要求给他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这是一个不算高的要求，可是未能得到满足。这个博士终于未能回到母校，而是去了别的学校。这件事他痛惜不已，他一再以此为例，向领导部门呼吁，引进人才，需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他关心的远远不止一所音乐学院。浙江农村一位素不相识的音乐教师，一连两年寄给他两张明信片，请他写句话，作为奖品奖给班里音乐学得最好的同学，鼓励他们奋发向上。他一直把自己看作是音乐苗圃的一名园丁，虽然老了，还有浇一瓢水的力气，这个力也是要尽的，他要让这些孩子在起步时就知道扎根民族民间土壤，欣然题写"努力向民间音乐学习"。少数民族地区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他萦绕在心。"文革"前，新疆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要去十八位同学支援新疆音乐文化建设。十年浩劫期间，他们陆续回到内地，只有一个女同学还留在新疆阿克苏，不久前她来信告诉贺老，她的儿子要来考上海音乐学院。贺老当即致函学院领导，认为这个孩子"成绩不会很好，但他学成后可以回新疆发展那里的音乐文化，这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还应该继续招收各少数民族学生及内地音乐文化落后地区的学生，以便能使音乐文化在全国各地开花，我想这也是上音一个重要任务，必须变通办理设置特殊班级，提高他们的水平，以便他们能去少数民族及大西北地区发展音乐文化，这也是上音的好传统。"而他对自己的家人，就没有任何"政策倾斜"了。几年前他大女儿的孩子考音乐学院附中，没被录取，有人提出可以照顾走读，只要他点个头就行。他给家人讲了三十年代肖友梅当院长让缺乏音乐素养的侄女改考普通学校的故事，"我不能不如肖友梅啊！"家人被说服了，外孙女改考了普通中学。 铮铮铁骨赤子心 贺老不止一次地说起，他的事业的最初一级阶梯，是在孩子们中间开始的，那时他是小学的音乐绘画教员。他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深圳青少年爱乐乐团二十几个孩子，去年来上海演出，特地去看望贺爷爷。接待这些孩子，他特别高兴。 他对事对人怀有一颗赤子之心，这曾使他吃尽苦头。他因反对"用一般的政治理论来代替具体的音乐理论与技术"而被视作"技术至上主义"的代表，在1957年那场乌云中他差点被划成右派。1962年在党校的小组讨论会上，他说过大跃进是"升虚火，弄虚作假，违反科学，破坏生产"。他写出音乐教育的万言书，反对借实现音乐"三化"（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为名，大搞形式主义。他认为"经常离开自己的业务下乡去体验生活，最后只能是改行完事"。在德彪西事件中，他发表文章提醒对德彪西挥舞大棒的姚文元"如果自己对某个问题不是很熟悉的话，最好也要谨慎小心，多下一点研究功夫，实事求是，不能够好读书不求甚解，甚至望文生义"。所有这些，使他难逃那场浩劫，大批判一开始就给他定了性，把揪出他视为正式揭开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幕。他面对"四人帮"恶势力不肯低头弯腰，把一场对他的"审判"变成对审判者的审判，那个电视斗争大会的场面，四五十岁以上凡是看过的人到今天也不会忘记。 这场灾难夺去他的一个心爱的女儿。五年的囚徒生活，不计其数的批斗、殴打，他没有流过一滴眼泪，爱女的失去，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悲痛，他晕倒在地，为爱女被害而痛哭，为音乐学院一批得力的系主任、教授都已不在人世而痛哭。 经历了那场炼狱的考验，贺老那颗赤子之心依旧。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时，他病了，不能前往北京，丁善德同志被委托代读他致的开幕词，"回顾一下从三十年代到现在的历史，不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吃'左'的苦头太多了……"但他并不是一味沉湎于痛苦的历史回忆，他的目光注视着未来："年轻人上来了，比我们老一辈的人强得多，我们老一辈不能像一块石头压在上面，使年轻人抬不起头来。以后威武雄壮的戏还是要青年人来演，一切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党中央号召干部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的今天，我认为我们老一辈同志们，已经完成了任务，应该可以光荣地交班了。" 前年北京举行"九九敬老音乐会"，请他出席，他托人带去录音发言，请求辞去中国音协名誉主席，他说："我已94岁，不应该再当下届音协的名誉主席和顾问，在下届音协的章程里，也不要再设名誉主席和顾问，我们的党中央已经不设顾问委员会了，我们也不应该再设什么名誉主席和顾问，让年轻人放开手脚来干，一定会干得比我们更好。" 相濡以沫情意浓 在他处于舞台中心的时候，有太多的事要做，而对于亲人的关心必然少了。也许是要弥补往昔的不足，这些年，老伴姜瑞芝有了病痛，他的焦急与担心比他自己有病要厉害得多。这对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老人晚年更加相互体贴心心相印。贺老是一直不主张给自己过生日的，可在老伴九十岁生日那天，他请人买了九朵红玫瑰，一大早从自己住院的医院回到家，客厅里已到了几位同事好友，他们是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老院长贺绿汀神色庄重，一身灰中山装，在沙发上挨着夫人坐下，夫人大红毛衣外套着一件深色背心，眼里透着喜悦，他把花送到她手里，情不自禁地拥抱她一下，没说什么贺词，可在座的人从他那深情的眼神里看到一种尊敬一种深挚的爱，这对老夫妇心底的波澜在这瞬间的对视中汇合了交融了。 九朵红玫瑰在满头白发的老人手里，格外鲜艳夺目，"红得好像燃烧的火"，一首电影歌曲就是这么唱的。贺绿汀和姜瑞芝共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悠悠岁月。他俩各自从湖南山乡开始自己的人生旅程，三十年代音专校园里悠扬琴声中的形影相伴，重庆育才学校"贝多芬"院中的相互切磋，延长河畔土窑里的艰苦岁月，重返母校创造辉煌付出的艰辛劳作，十年浩劫期间遭受的折磨摧残，多少风雨、多少坎坷、多少甜酸苦辣，多少次看来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离别，两人之间深情挚的爱丝毫也没有变色。那首电影歌曲赞美的是年轻人的友谊和爱情，而这对老夫妇的爱情之树却是长青的。 这次生日过后的次年秋天，姜瑞芝一病不起。她是太累了。在病房里，贺老握住老伴的手，心中翻滚着的千言万语只迸出一句，"洁心，你跟我受苦了。"姜瑞芝去世的当天，贺老也在病床上，大女儿逸秋告诉他这个噩耗时，他呆住了，他用微弱的声音问女儿，"你们都在母亲身边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老人就不再问了。老伴去世是贺老晚年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然而这位坚强的老人又挺了过来，在遗体告别仪式上，他又一次为老伴送上九朵红玫瑰，在他的心里，那片已经坠落的叶子也是美丽的。 老人依旧没有躺下，他还在坚持写他的回忆录，这位世纪老人的回忆，留下的将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不平凡经历，也将是从一个小小侧面反映我们这个国家从多灾多难走向振兴的一幅缩影。今年初住进医院，他还仔细听了音乐学院为他的作品制作CD的录音样带，让女儿记下他的感受和意见。女儿知道父亲的脾气，凡事都力求做得完美。 女儿更没有忘记父亲在得悉母亲噩耗时的那句问话，她们懂得老人的心，在父亲病危的日子里，两个女儿带领全家人都守在他身边，她们流着眼泪，看着他最后的安息。 近一个世纪以来，贺老这颗心感受、体察着人民的呼吸，随着民族命运的沉浮而跳动起伏。美的丑的善的恶的真诚的虚伪的光明的黑暗的崇高的渺小的反抗的压迫的欢乐的痛苦的--种种世态，全都引起他毫不含糊的强烈的反应，然后又化成一串串的音符，在这个世界上，在人民的心间久久回荡。 1993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贺绿汀从事音乐工作七十周年之际，为他题词："谱写生活的强音，讴歌人民的事业。"江泽民主席代表人民给这位世纪老人送去了至高无上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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