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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云人物 1992年初春，当代风云人物邓小平来到了阔别8年的深圳。 百花颔首，千树起舞，座座高楼绽开了笑脸。1月20日早上，国贸大厦里里外外楼上楼下，挤满了愉悦的人群。邓小平一行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陪同下，乘坐观光电梯，徐徐登向53层旋转厅。 一夜城 满眼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彩色的人潮。 进了国贸大厦至高点，坐在缓缓旋转的环形大厅里，透过明净的玻璃，看到的是立体的活动着的一尊尊巨雕，一幅幅彩图。多姿多彩的现代化楼宇，一栋栋、一群群、一片片，汇成了楼的山、楼的海、楼的森林，其间绿荫浓覆、人影憧憧。 仿佛就在昨天，这里还是个荒凉的边陲小镇。镇上除了破旧的平房外，只有几座旧楼，人口也不过两三万。多处是乱石、水沟，还有出没在水草间的青蛙、水蛇……转眼间，这里崛起了一座现代化锦城，已有两三百万人口，数千栋大楼，十几万辆汽车，还有纵横交错、数不胜数的林荫大道。 记得8年前，邓小平第一次踏上深圳滚烫的热土，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幢幢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建筑群。到处是来往的推土机，起落的起重机，灰色的脚手架。透过这一切，邓小平看到了深圳的未来，看到了它的生命力所在，便欣然命笔道：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那次离开深圳后的第二个月，即1984年3月，在邓小平提议下，中共中央便作出了“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的决定。 中华民族奋进的航道已经开通，风帆已经扬起，定然驶向成功的彼岸。1988年6月初，邓小平在会见“9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会议代表时，兴致勃勃地说： 中国发展战略所需要的时间是下个世纪50年。现在不仅有个香港，我 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 这个再造香港的构想，其实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已在深圳率先实施了。经12年奋争，12年拼搏，深圳已建起七八十平方公里的新城，已看到了第二个香港的雏形，已显示出了她无限旺盛的生命力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对面的香港，早已租给老牌资本主义英国，它的兴旺与繁荣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50年代以后，随着太平洋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东南亚的一些华裔资本家将数百亿美元存入香港，香港的经济便急剧发展了起来。那时至今，已有三四十个年头了。而深圳特区，刚创办12年，她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比香港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的速度高出了26个百分点，难怪香港人惊呼深圳是“一夜崛起的城市”。 且看今日深圳，在80平方公里新城内已建成9个工业区、50个住宅小区和一大批商贸、金融、旅游、文化、教育等设施；各类房屋竣工面积达3000万平方米，还建成了大型机场、大型铁路客站和8个港口码头、4个陆路口岸，300多公里市区通路。 大量数据证明了一个辉煌的事实：12年来，深圳的发展速度，深圳的经济效益，深圳的社会风尚，都要比香港高出一筹： 啊，深圳， 不是香港， 胜似香港， 大海可作镜， 高山可作证！ 面对这一番情景，作为创办深圳特区的倡导者邓小平，精神矍铄，喜形于色，侃侃而谈。他的目光注视着深圳市领导，语重心长道； 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 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讲一百 年，动摇不得。 邓小平一字一顿重复着这样一番话，是那样郑重，那样坚毅。这位久经磨砺，年近九旬的老人，似乎在给十几亿中国公民指点着赖以生存与奋争的道路，又似乎是在解剖着中国革命苦涩、曲折而又十分恢宏的历史—— 三起三落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是波澜壮阔而又跌宕起伏的，邓小平在其中就经历了三个大起大落。 邓小平第一次受打击是在1933年。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邓小平，突然被党内“左”倾领导撤了职，被发配到敌我交界的边远地区安乐县南村区当“巡视员”。 谁料到，33年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被定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又发配到了江西，被安排在南昌市郊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邓小平日出而去，步行去一里路外的拖拉机厂接受劳动改造旧落而归，“闭门思过”。寒风侵骨，冷雨敲窗，多少战争年代里为国捐躯的战友、英烈的形象在他面前闪过。在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一片喧嚣声中，他在苦苦思索：中国究竟该向何处去？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究竟该怎么搞？ 70年代初，林彪折戟沉沙，自我爆炸后，中国似乎有了转机。邓小平结束了3年多的“劳动改造”回到北京，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那是在1975年，经毛泽东提名，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病重后，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着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江青一伙大搞什么评法反儒批周公，把矛头指向病中的周恩来；紧接着又来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硬是又把邓小平打下去。 历史是最公正的判官，1976年10月，它终于把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1977年7、8月间，邓小平第三次重上政治舞台，恢复了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领导中华民族进入新时代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才略过人、力挽狂澜的邓小平肩上。 历史的转折 面临的国情是极其严峻的，拥有十多亿公民的泱泱大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均收入只是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几，几亿公民的生活尚在贫困线上徘徊。难道中国向来就那么穷吗？不。远的不说，就说1955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占世界的6.5％，而日本只有2.5％；到1960年，日本与中国并驾齐驱；到了70年代，日本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中国的经济，一落千丈。也就在六七十年代，正当中国这条巨龙被无休止的运动、斗争折腾得精疲力竭、回天乏术的时候，在中国的周围出现了群龙腾飞的局面，与中国大陆同祖、同根、同一文化圈的香港、台湾、新加坡等，以世界震惊的速度发展了起来。雄辩的事实告诉我们：疯狂的口号喊不出高速度，无休止的斗争斗不出“灿烂的经济之果”，得赶快悬崖勒马，否则中国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全党的思想观念、中心工作必须要来个根本的转变，转移到经济建设工作上来！ 经济建设怎么搞？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勒紧裤带，蛮干苦干？殊不知，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时，世界已在拥抱日新月异的高科技了；当我们闭门高喊要解放全人类时，人类已经登临月球，飞向宇宙了。当今的中国，只有革除一切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旧体制，扫除一切阻挡经济发展的障碍物，彻底解放生产力，才有望实现经济的腾飞。只有打开国门，引进外资，引进高科技；同时，走向世界，走向国际市场，让中国汇入世界经济和大循环的洪流，才有望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 于是，邓小平提议，中央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要实现这个根本的转变，需要足够的勇气，胆略，还需要必要的试验田、排头兵。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首先在安徽、四川等乡村开始了；城市的改革、开放、搞活，该选择哪里作“排头兵”、“试验场”？ 邓小平浏览着色彩斑斓的雄鸡形的中国地图，渐渐把希望的目光移向了南方—— 二、二十年怀胎 中国的南方，连着大海，向着东南亚。 自从140多年前，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南大门后，有多少洋人洋货从这里拥进华夏，又有多少中华儿女从这里飘向海外，走向世界。 到了40年代末、50年代初，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桎梏的中华民族，以极大的热情与干劲，投身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建设事业。 可叹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建设的巨轮，在剧烈的政治风浪中颠簸震荡，失去了多少赖以腾飞的良机，将多少极其宝贵的岁月付诸滚滚浊浪！ 坐失良机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了震动世界的“亚非会议”，这是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下，讨论与亚非人民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显示了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的英勇气概。太平洋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随之高涨了起来。 这个时候，亚非国家的资本家惶惶不可终日，其中的不少华裔巨富，纷纷将资金转入较为自由、稳定的香港避风，一时间，数百亿美元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似洪水般涌进香港的银行。香港的银行家不得不将沉积的资金，以极低的利息贷出。 香港的大小企业家们，便张开口袋来借用大笔的低息贷款，去建大楼、工厂，开商店，随之财源滚滚而来。 目睹香港这种情况，我港澳工委负责人饶彰风、黄施民等坐不住了，即向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汇报。陶铸觉得时不可失，机不再来，与省委书记林李明议定即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计议利用香港银行低息贷款，发展我南方的工农业生产。 说来也巧，正是这个时候，毛泽东主席到南方来了。陶铸忙召来了饶彰风、黄施民等，赶到了珠江畔的毛主席下榻的一座小岛宾馆内，郑重其事向主席汇报着香港的经济情势。 毛泽东仰靠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默默地抽着烟。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与掌舵者，还没有迈出祖国的南大门，也没有去过港、澳、台，缺乏对东南亚经济发展的感性认识。 广东的官员则兴致勃勃：“我们可以向香港银行贷款，然后在国内某个地方办工厂，发展工业。” 毛泽东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还是默然抽着烟。 半小时后，当毛泽东走出宾馆，临上扑向大海的游艇时，才若有所思地告诉陶铸、黄施民等：你们的想法不错，写个报告，我把这个意见带回北京去商量。 广东省委很快写好了这个报告，立即送呈给了毛主席、党中央。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提到最高决策层商讨了。但不知结果如何，广东省委在静静地等候着，等候着……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杳无音讯。 第二年春天始，是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然后是人民公社、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然后是“反右倾”，克服三年困难时期；然后是四清运动；然后是“文化大革命”：揪党内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路折腾下来，已是20余年过去，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 打开国门 中国终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制造十年动乱的祸首们已经覆没，邓小平又开始重新工作。中国百废待兴，举国上下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中国应打开国门，去了解世界、走向世界。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根据中央的意图，忙着组织出国考察访问代表团。 谷牧是中国经济建设新时期的一位杰出领导人。解放后他先后当过市长、市委书记，全面负责过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的工作。多年的国家经济建设领导实践，使他深邃地洞察到，要振兴我中华，就得打开国门，一方面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另一方面扑向大洋，去开拓世界市场。 1978年新春伊始，谷牧就委派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了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让其对香港、澳门作实地调查研究，要求写出有很有据、有开拓性见识的经济考察报告来。这个考察组4月初就前往港澳了。 5月初，谷牧副总理则率领一个庞大的中国对外经济考察团，飞向了西欧。这个考察团，由谷牧亲任团长，由轻工部杨波、水电部钱正英、农业部张根生、计委王全国、北京市的叶林等诸多部长，还有李灏、胡光宝等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一行30余人，可谓阵容齐整，蔚为大观。这样规模的经济考察代表团，大张旗鼓去西方考察经济，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 这显示着中国这头雄狮觉醒了，正重振雄风，向世界走来，那自然引起西方世界的震惊。西德、英国、法国、瑞士、丹麦、比利时都以相当的规格和极高的礼仪，接待着由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组成的经济考察团，我考察团成员则认认真真座谈、询问、参观、考察。从管理部门到科研单位，从设计部门到生产车间，大多是那样井井有条，紊丝不乱。一座座厂房是那样整洁、规范，偌大的车间里，只有几位先生、小姐操作着电脑，控制着各个生产程序，崭新的成品便源源不断而出。电脑代替了人脑，自动化代替了“人海战”，机器人在高速为人类创造着物质财富。在这琳琅满目的国际市场上，世界各大国家的商品几乎都有，中国货也有，但大多是摆在最廉价的柜台里，而且居多是中国最好的上海货。这怎么不使目睹这一切的中国人感到汗颜！ 西欧诸国给考察团员留下的印象与感触是极深刻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成就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很值得借鉴。西德崇尚信誉，注重高效、优质的生产，英国恪守规矩，法国讲究艺术，瑞士恬静、富有，丹麦活跃兴旺……不同的国度、不同的风俗，沿袭、发展着不同的经济文化生活，塑造着不同的素养、性格。所见所闻是五光十色；纷繁复杂的，感触最深的还是科学技术与严密的经营管理带来的高效率与高速度。 这次经济考察活动，从5月1日进行到6月上旬，先后考察了西欧五六个国家，一路考察，一路议论，学其所长，避其所短，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活跃了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紧迫感更加直观、更加强烈了。 国务院特区办副主任，当时谷牧的秘书胡光宝与笔者谈起这一次考察活动时，深有感触地说：这次出访，为后来紧抓不舍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大开了思路，为创办经济特区以至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提供了不少可借鉴的东西。 说干就干 受谷牧委派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在谷牧从西欧返回前几天回到了北京。谷牧一进办公室，就看到了该组写的《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报告反映了西欧考察团同样的感受，字里行间溢满了改革开放的呼声，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力争经三五年努力，把宝安等内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在6月3日听取了考察组的汇报，并作了指示：“总的同意”，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快快打开中国的大门！”世界在呼唤，中国在呼唤，形势迫人，上下共识。宝安、珠海在行动，赶上头里的要算是我驻香港招商局。 香港招商局，是中国最早最大的轮船航运企业的一个分支机构，由李鸿章创建于1872年。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将它改为国管，归属交通部，抗战期间，中国招商总局曾迁至香港。1950年，国民党设在香港的招商局，驾驶13艘商船起义，回归大陆。以后成为新中国交通部的驻港商业机构。 到了1979年1月6日，广东省、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报送了这样一个文件：《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 先念副总理并国务院： 为了贯彻党中央对交通部《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的 指示：“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 合”的方针，我驻香港招商局要求在广东宝安县邻近的香港沿海地带，建 立一批与交通航运有关的工业企业。经我们共同研究，一致同意招商局在 广东宝安境内邻近香港地区的地方建立工业区。 …… 这份报告引起了李先念副主席高度重视，立即与谷牧副总理作了认真研究，马上决定将交通部部长彭德清、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两位请来，当面商议这个报告。 远在香港的袁庚，接到通知，赶忙登上了直飞北京的班机。 三、中南海决策 直飞北京的银燕从香港机场腾空而起，扶摇直上。 初春季节，海湾雾多，舷窗外一片茫茫。飞机在雾海中穿行、升腾。 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的心潮，随着那机窗外的云雾滚滚翻卷—— 冲破束缚 见了党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和谷牧副总理，该说些什么呢？袁庚接触招商局的工作还不到半年。开始是根据港澳工委的意见，交通部长叶飞派外事局长袁庚去香港招商局作调查研究。作了两个多月的调研后，袁庚代交通部党组起草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致党中央、国务院的请示》，提出“冲破束缚、放手大干”的方案。这个请示报告是1978年10月9日送上去的，3天后，即10月12日，中央5位主要领导人全部圈阅同意，并作了重要批示。10月18日，袁庚奉命从交通部外事局调到了香港招商局工作。 一到招商局，袁庚不负重托，日夜奔忙，马不停蹄，奋力发展工厂企业，招揽经营项目。根据国际市场需要，袁庚决意增设浮船坞，扩大船只修造量；兴建集装箱码头，增加航运吞吐量。这就急需合适的地方，袁庚四处奔走，八方寻觅，终于看中了香港一个微型的小岛，想把它买下来。一问价钱，不禁望而却步了：把香港招商局百年来的所有资产全部抵押出去，也买不下这一块地方。 是啊，香港万商云集，寸土寸金。连大海中也在填土造房，哪里还能买到廉价的地皮？ 怎么办？驻港的中资机构，难道就这样被困死在香港，无所作为了吗？倏然，他想起了对面的宝安县，能不能在那里辟块地方，搞个招商的工业区呢？这似乎有点异想天开，不过，中央要改革开放，不妨先去看看。 游子还乡 袁庚是宝安县人，阔别故上已有几十年了。过了罗湖桥，就是宝安的县城深圳，70年代末的深圳，依旧只有几栋旧楼，一排排凌乱、破旧的黑瓦平房。 深圳，又名鹏城。从飞机上鸟瞰深圳全景，左右两边有两个伸向大海的半岛，酷似展翅南飞的大鹏的两翼，其左翼是蛇口，右翼是大鹏半岛。袁庚的故乡就在大鹏半岛，三四十年代，袁庚就是从这里揭竿而起，踏上了抗日救亡的征途，参加了抗日游击东江纵队，担任了联络处处长，杀开一条血路，一直杀到日寇大败，一直杀到香港，与英国少将一起接受日本投降。 抗战胜利后，袁庚又随东江纵队，投入解放战争，参加淮海战役，担任炮兵团长，又挥师南下，参加解放家乡宝安县的战斗。在那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为了山河的光复，民众的解放，多少战友、英烈血染热土，为国捐躯。袁庚算是幸运者，盼到了全国解放，盼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到来。可当他驱车返回别离二三十年的大鹏半岛时，不禁怔住了：当年的邻居、熟人，包括他们的后代许多都找不到了，仔细一打听，他们早已远走他乡，移居英国、美国、荷兰等国了。解放初期的两万多乡亲，只留下五千多人了。岁月流逝，人去房空，还是那几条小河浜，那几座小石桥；还是那几个住宅群，那几排小平房，而且已破旧不堪了。同样在这二三十年里，对面香港的摩天大厦拔地而起，遮天蔽日。入夜，香港灯光灿烂，这里却是一片漆黑；对面沸腾的夜生活刚刚开始，这里冷冷清清，万籁俱寂。 面对这一情景，老革命袁庚的心在颤抖：中华儿女当年用血肉换来了江山，后来为什么一个个离她而去，远走他乡？贫穷与落后，能说就是社会主义吗？不，闭关自守，穷干、蛮干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该打开国门，引进外资，建设我贫穷落后的乡村。招商局是大陆驻港的唯一有经济实力的中资企业，该率先到深圳来“吃螃蟹”，搞一个经济开发区。 深圳南头以南有个半岛，形似蛇头，又名蛇口，那边可以建船坞，造码头，与香港的海上距离又最近，可利用香港的电力，又靠近深圳西丽湖的水源，在那里辟一块地方，建工厂，办企业，招收内地的劳动力来做工，为民造福，为国增收，那该多好！返回香港，袁庚恰遇刚从西德考察回来的交通部长叶飞，他俩想到了一起，谈到了一起。离港返京时，叶飞取道广州，与广东省负责人专门洽谈驻港招商局在蛇口办工业区问题。 广东省与交通部两方负责人的思路一拍即合。是啊，早在20余年前，广东省负责人就向毛泽东与党中央打过类似的报告，谁料如沉大海；而今，中国与世界都在呼唤改革开放，广东省地处南疆，面向大洋，天时、地利、人和，万事俱备，机不可失，该尽快把国门打开！ 广东省、交通部即联名向国务院打报告，提出招商局在蛇口境内建立工业区，“这样既能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把两者现有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对实现我国交通航运现代化和促进宝安边防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对广东省的建设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这份报告于1979年1月6日发出，就在当月下旬接到了中央主要领导接见面议的通知。在这应召赴京的途中，袁庚怎么能不心潮滚滚、满怀憧憬呢？ 中央点头 1979年1月31日上午10时许。 北京中南海。 谷牧副总理健步向中央主持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副主席处走去。 进了办公室，谷牧一直走到李先念办公桌前，轻声说：“他们都到了。” 在埋头批阅文件的李副主席这才抬起头来，拿起案头的一个文件夹，站了起来：“走吧。” 先念、谷牧一进会客室，等候在那里的交通部负责人彭德清、招商局负责人袁庚都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李先念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分外亲切。 一坐下，先念便询问起招商局的情况来，早有准备的袁庚便滔滔不绝述说起来。 李先念副主席静静地听着，若有所思点着头。这位解放前身经百战、指挥千军万马的老将，解放后已担任26年副总理，并长期兼任财政部部长，前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央主持财经工作。正值全国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在这日理万机之中，与谷牧一起专门请彭德清、袁庚来研究招商局在宝安建立工业区问题，显然不仅仅是涉及几平方公里的问题，而是寻找排头兵，以打开突破口，牵动整个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问题。 当袁庚谈到要把香港充足的资金与先进的技术和内陆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结合起来时，先念插话道：“对，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和内陆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外资来搞建设，不仅广东要这样搞，福建、上海等地都可以考虑这样去搞。” 袁庚忙接上说：“我们准备先行一步，要求在蛇口划出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用地。” 李先念笑道：“给你一块地也可以。”他瞧瞧案头的宝安县地图，指指南头以南的蛇口道：“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袁庚一听，眉开眼笑了。他心里在想，那太多了，招商局还没有那么大胃口呐，有两平方公里左右就够了。 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先念马上又说：“你要赚外汇，要向国家交税；要和海关、财政、银行研究个特殊政策，不然他们是要管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 稍顿了顿，先念又以征询的目光望着谷牧副总理，问：“对招商局这个报告，你看怎么办？” 谷牧胸有成竹道：“你批原则同意，我去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好了。” 袁庚又进一言：“只要中央点个头，在《报告》上签个字，价值就大大提高了。” 先念一听，欣然道：“好，我批。”说着拿过批示笔，在这份报告上写道： 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先念 1979．1．31 彭德清与袁庚一看，相视一笑，眉宇间溢满无限的喜悦。 先念则瞧着他们说：“交通部就是要利用香港招商局，搞好国内外的结合，可以创造外汇，要把远洋船队管理好，要为外贸服务。” 袁庚说：“有了地方，我们可以发展修船业，也可以拆船。” 先念说：“拆船可以搞大一点，轻工业部不是也搞拆船吗？要搞活一点，给他个任务。拆船有很多副产品，船长、大副的房间就有不少可用的家具。” 一个党中央副主席，对拆船业谈得如此具体深入，实令袁庚感佩。 先念又说：“我想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钱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自己去奋斗。长江二三千吨的船要买一百几十条开到国内来嘛！我们被耽误了十多年，‘四人帮’说什么‘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是刘少奇讲的，其实刘并没有说过，是坏家伙编造的，要不是少搞了十几年，我们的造船业，现在已达到1400万吨了。” 先念联系到那年月配合小平苦撑危局领导经济建设的历程，说；“那几年，什么都不好做，‘四人帮’总是横加干涉，凡是有赤字出现，都与他们有关，损失可不少！王洪文有两个关于买船造船的文件，接着是风庆轮事件。” 彭德清插话道：“还有更生轮。” 先念嘘了口气对彭德清、袁庚说：“现在好了，交通部生意还可以做大些，国内外结合起来，很好。国内投资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利用外资，你们现在有了个路子，1000万吨船（包括沿海），十多年经验，没花国家一点钱，说明路子开了，对了，要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干起来！”年届七旬担任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先念同志精神矍铄，谈笑风生，偕谷牧与彭德清、袁庚从上午10点一直谈到11点45分，整整105分钟。 临别，先念又嘱谷牧尽快召集有关部负责人开会，将招商局这件事落实下来。 四、“特区”的由来 从中南海先念处出来，袁庚感到格外踏实、舒畅。为国为民奔波40余年，从来没有感到现在这样顺当、来劲。袁庚已年逾花甲，拼搏的机会不多了。眼下，中央的意向已定，就看我们怎么干了。对于涉外的政治经济贸易活动，袁庚也并不陌生。 新中国成立后，袁庚就被派去越南，参加了胡志明军事顾问团的工作；随后又由外交部派往印度尼西亚当了7年领事；回国后在中央一个部，负责东南亚，包括香港在内的外事工作。“文革”中，被康生以“莫须有”罪名，投进秦城监狱5年半。出狱后，袁庚担任了交通部外事局长，参与了不少涉外经济洽谈活动。3年后调到了香港招商局，算是驾轻就熟，虽刚上任两三个月，但对那边的经营管理、运行机制很快就掌握了，他决意运用香港经济建设中的先进经验，到宝安开发一个蛇口工业区，先念已有明确批示，就等谷牧副总理召集有关方面来具体落实了。 得天独厚 谷牧办事从来就是及时、高效的。中南海谈妥后，只隔了一天，即2月2日上午9时许，一辆辆红旗、吉姆等高级轿车，南从灵镜胡同，北从西安门大街，缓缓拐进西黄城根街，进人了一个有武装警卫的大院落。 那个特殊会议，就在这里的南会议室进行。 到会的有：国家计委段云、顾明，国家建委彭敏，外贸部刘希文，人民银行乔培新、卜明，财政部王丙乾，交通部彭德清、袁庚、江波等。 9点30分，会议准时开始。主持会议的谷牧开诚布公道：“现在主要议一议交通部香港招商局的问题。香港招商局原来设想在香港设厂，受条件限制，他们已和广东省委商量好，要在我靠近香港一边的蛇口地区开设工厂，在这里设厂当然要得到特殊待遇，除地方行政按国内一套办外，在经济上要闹点‘特殊化’，就是要享受香港的待遇，进出自由。”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广东、福建可以更放开一些，先念同志卫月31日听了交通部汇报后已作了请示。”谷牧一字不漏宣读了先念的批示后，请袁庚把主要问题向大家说一下。 袁庚对香港招商局107年的历史作了对比，谈到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不开放，在港的14家中资银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从东南亚拥来的大量资金从门前流过；而香港的一些小银行，如恒生银行，抓住机遇，大胆贷款，猛然发展。袁庚又通过香港其他英资财团、华人财团的发展，具体阐明我们曾错过了大好时机。他颇有感慨地说：“目前香港中区地价之贵，仅次于东京银座，1平方英尺要15000元港币，郊区工业用地每英尺也要500元以上。加上银行利息高，劳动工资高，招商局要落实中央领导《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报告上的批示有不少困难。我们在反复分析和研究了香港的经济情况后，向有关方面作了汇报，并与广东省委交换了意见，有了共识：就是要充分利用广东省毗邻港澳的土地和劳力；又利用香港及外国的资金、技术、图纸、资料、专利、全套设备，将两者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有了内地和香港的有利因素，排除了在香港办厂的不利因素，这是任何香港财团不能和我们竞争的。” 袁庚言之有理，在座的颔首称是。 特殊政策 “交通部与广东省已商定了具体方案，但进出口免税问题要中央定才行。”袁庚着重说。 谷牧一语道破：“也就是要给点‘特殊’政策。” 袁庚说：“土地、行政、企业主权全是国家的，广东省派行政管理人员。工厂的管理完全用香港的办法办，由招商局管理。产品从香港出口，偿还外债和外商投资；劳动力由广东省解决。工人工资，原则上参照香港，照顾国内，不超过200元人民币。”说到这儿，袁庚提高了嗓门：“这个工业区的建成，不用财政部、银行一个钱，要求财政部免税10到15年，以后全部交给国家。” 袁庚讲到这儿，打住了。谷牧对他说：“你把想要办的工厂再和大家介绍一下。” 袁庚笑了笑，说：“我们第一期上马的有五六个厂，如拆船厂、钢丝绳厂、集装箱厂、油漆厂、无线电导航装配厂及玻璃钢厂等。目前用地300亩，在9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上，这是微不足道的。” 与会者听着，有的沉思，有的点头，有的若有所虑。 财政部王丙乾道：“其他没有什么意见。关于纳税问题，是否可以考虑，不按国内的办法，而按香港的办法收税，在香港你们怎么纳税的，你们也怎么向国家纳税。” 袁庚一听，绽开了笑脸：“我双手赞成这个意见。香港为什么近10年之内工业发展得这么快，主要是因为它是自由港，出进口都免税，吸收了大量外资、技术、人才。我们在香港纳的只有所得税。我赞成按我们招商局向港英当局的纳税办法向财政部纳税。” 外贸部刘希文说：“第一，对这样办无意见。第二，目前看来，你们的产品是为了满足交通远洋船的需要，还涉及不到外贸的问题，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关于海关进出口税问题可以给予优惠，但具体怎么办，我要回去和海关商量一下。” 计委段云欠了欠身子说：“我们本来早就想把珠海和宝安两个县开放。” 谷牧插上说：“广东不仅两个县可以搞，广东、福建很多地方都可以搞。” “我看说用香港的办法管是否妥当？我的意见比国内放宽一些就是了。” 谷牧点头：“那个地方就是要特殊化嘛！” 计委顾明说：“一、这个地方应以出口为主，外销还外债，国家不给钱；二、在国内销要按国家进口办法，要纳税；三、参考几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要搞出一个法律来，这样就可以统一了；四、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搞独立核算，要少干预为好。工资福利不能过高，也要有一套办法。一般在自由贸易区有所得税，所以要纳所得税。” 在国内划一块地方，让驻港企业来开发、建设、经营，这在共和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谁都没有经验，究竟该怎么搞，只能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已到中午了，谷牧摆了摆手，说：“不要再议论了，原则已定，大家要支持。总共就300亩这样一块地方。交通部先走一步，试一下。现在就这样按先念批的‘照此办理’起来。”谷牧把目光移向袁庚道：“你回去和习仲勋、刘田夫再作具体商量。总之，要给你们方便，不怕你们多赚钱。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 尊敬的读者，读毕这篇会议纪实，不知你是否留意到，主持会议的副总理谷牧，在会议开始、结束及中间插话，先后三次反复提到邓小平的意见：广东、福建很多地方可更开放一些。可见，驻香港招商局在蛇口办工业区，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一个招商局的问题，而是让招商局在全国改革开放的棋盘上先行一步，作个过河卒，探探路子，牵动全国，震撼全球的战役还在后头呐！ 智慧的火花 1979年4月，中南海春意盎然。 檐头的迎春花，似金色的瀑布，凌空倾泻下来。 带着缕缕幽香的暖风，悄悄地溜进了窗户，轻拂着案前的红花、绿叶、金果。 邓小平坐在藤椅上，正静静地听着广东省负责人的汇报。 正在发言的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20年前，他就开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了。去年，中央派他去广东，主持全面工作。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毗邻港澳，国际交往频繁，是我国的主要口岸之一；广东又是著名的侨乡，在国外的华侨有820多万人，港澳居民大多数是广东籍。每年从广东口岸出入境的外宾、外籍华人、华侨、港澳同胞达数百万人次。开放、搞活，在广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习仲勋通过广东经济的现状，阐明了中央对广东在经济上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非常英明、正确与及时的。接着便谈了广东省开放、搞活的规划设想。其中着重谈到：“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等事业。” 听到这儿，邓小平插话道：“这个想法不错嘛！”说着，示意习仲勋继续说下去。 他一面听，一面沉思。中国的改革、开放，得先从广东、福建搞起。广东的改革、开放，也得找一个突破口，搞一个试验场，放开手搞，为全国开个窗口，为大面积改革开放踏路子；这个试验，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小块地方，关系不大。 那么，这一块地方，该选在哪里呢？邓小平的手指随着目光在移动，移向南方，移向东西方政治经济的交汇处——深圳！ 在座的都看明白：是把这块地方划出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场！ 这块地方该叫什么呢？工业区，贸易区，出口加工区，都不准确。邓小平没有表态，他在细细寻思。 傍晚，参加了一天会议的邓小平在中南海院里散步，别说他年届七十五高龄，步履依旧是那样稳健，比他年轻九岁的习仲勋信步与他走到了一起。 邓小平与习仲勋，还是那年在毛泽东的窑洞里相识的，那次同桌吃的是朱老总做的四川菜。那时，习仲勋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参与中央领导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谈起这段往事，似乎就在昨天，历历在目，两位老人还饶有兴趣。 他们边聊边走，缓缓从中海走到了南海边，平静的海面上升腾着淡淡的雾霭，海边倒映着彩色的亭阁，浓覆的绿荫中传来百鸟的鸣叫声。倏然，邓小平停住了脚步，若有所得道：“深圳，就叫特区吧！”“特区？”习仲勋一怔。 “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熟悉的四川口音，落地有声，扑向南海。 仿佛当年发布战斗命令一样，一场硬仗，一场特殊的战斗，在邓小平的精心谋划下，将在山与海的交汇处打响！ 五、深圳河边 邓小平关于创办“特区”的指示一下达，谷牧副总理即率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段云，国家进出口委副秘书长李灏等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飞往了南方。 50号文件 他们先在广东省连着开了十多天会议，接着又去福建省，广泛征询，仔细分析，深入研究，返京后，形成了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文件开门见山道： ……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 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势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 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强我国的四个现代 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次批转的广东省的报告中，对计划体制、对外贸易、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物资体制、劳动工资、物价政策等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地方自主权的灵活措施，并第一次明确提出： 在深圳、珠海和汕头试办出口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 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 事业。 中央于1979年7月15日发出的这份报告，还明确了特区的管理原则和基本建设等事宜，确定“三个特区建设也要有步骤地进行，先重点抓好深圳市的建设。” 这个历史性的文件，为创办深圳特区拉开了序幕，擂响了战鼓。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亲自挂帅，任仲夷、吴南生坐镇部署。 自从邓小平指定创办深圳特区后，广东省委决定在原宝安县城深圳所在地，建立一个深圳市，行政级别比宝安县还高半格——副地级，抽调省外经委主任张勋甫任深圳市委书记，另从江门等地抽调曹喜芝、贾华担任副书记。又从省有关部门及地区，选调了40多名干部一起开赴与香港只有一水之隔的深圳。他们算是创办深圳特区的第一批前线指挥官，集中住在新园招待所里——一座破旧的二层小楼上。 不料，张勋甫等一线指挥官首先遇到的并不是接洽外资、外商问题，而是要围追堵截外逃的民众。 人心外向与内向 中央对深圳“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风声早已传到了南国边陲，有些人误以为，这一下开放了，搞活了，可以撤开腿往香港跑。这些年来，从这里跑往香港的，几乎没有不富、不阔的。是啊，同样是打工干活，那边的收入比内陆高出几十倍！眼下，一听说“开放”了，“人心外向”的民众闻风便是雨，竟有共产党员抢先跑过去，在香港的山脚下研究如何在那里落脚谋生的…… 这还得了，人去山空，还怎么引进外资？有情报说，今晚有许多人要集体偷渡。市委全体干部闻风而动，紧急动员全市基干民兵，配合部队，前往堵截。 这里与香港只隔一条蜿蜒而去的河，窄处不过几米宽。河对面的土地本都是新安县（现深圳市）的，是三次不平等条约，逐步割让给了英国。第一次是1842年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半岛割让给了英国；第二次是1860年的《北京条约》，又把九龙半岛割让给了英国；第三次是1898年，英国人借中国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之机，逼清政府签了《中英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将深圳河以南陆地及邻近23个岛屿，共962平方公里土地，全部“租”给了英国人，“租”期99年，“租”金分文没有。从此，河对面的香港成了英国的殖民地。这个“没娘的孩子”，1842年离开祖国母亲时，只是个5000多人口的小渔村。没有料到，130多年后，这里成了拥有500万人口的国际大市场，一条崛起于亚洲的小龙！而一水相隔的深圳“同胞”依然冷冷清清，经济上落后了一大截。 这难道能怪深圳民众“人心外向”吗？ 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有位高级干部向我讲了这样一段趣事：1977年，邓小平与叶剑英来广东视察，省领导汇报到，港澳边境，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这时，邓小平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道：“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稍顿了顿，又说，“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 在座的听了不解其意，感到莫名其妙：我们的政策很明确，不准偷渡外逃；这本来是边防部队管的，怎么说他们管不了呢？ 时隔十几年，当深圳崛起后，深圳人谁也不想离开故土了，当年偷渡去香港的，也有些返回深圳来了。这时，重温邓小平这两句话，才恍然大悟：要不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边防部队又怎么能刹住偷渡风呢？ 再说当初，算是难为了张勋甫，他一面疲于奔命拦阻偷渡者；一面又要千方百计建特区。 这特区究竟该怎么建？圈出一块地方，加工生产出口商品；划出一条老街，作自由市场，搞贸易活动，反正要开放、搞活，能引外商、外资来就行。 不少外商也搞不清共产党为什么要办深圳特区，有的说，无非是要张开口袋赚我们的钱呗，可要当心，别忘记了当年的“公私合营”啊！有的说，说不定我们还能捞一把，可别错过了时机。一些小商小贩则不言不语，提包背囊走过罗湖桥来，兜售香港的喇叭裤、牛仔服，清仓的打工装；还有电子表、打火机等洋百货。 清静了多少年的老街，似乎热闹了许多。但尽是些小商小贩，大款巨富谁都不来。是啊，创业伊始，既无高楼，又少平地，怎么来呢？ 叱咤风云 转眼就是第二年春天，深圳湾混混沌沌，一片迷蒙，春雨渐渐沥沥，连绵不断。茫茫雨丝中，出现了一群陌生的干部，走在头里的中等个子，壮壮实实，四方脸庞上架一副近视眼镜，他抬眼望望一滩滩泥浆，一汪汪积水，操着上海口音问旁边的一位：“老秦，这儿的地势看样子比海平面还低。” “是的，低两米呐。”老秦，即后来的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说。 他又抬眼望望不远处的两座山包，说：“把这座山移过来，填平了这个低洼区！” 老秦说：“对，我们计算过了，这两座山包有160万立方米土，恰可用来填罗湖小区。” 他点了点头，眉心蹙成了一个“川”字，似乎在深思、酝酿着什么，他就是9年后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当时，他任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率一个代表团，考察访问了美国、英国、瑞士、新加坡、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等的出口加工区，返京后撰写了一个颇有分量的《出口加工区考察报告》。随后就飞到南方来了。 “老江！”一位身材颀长的干部赶了上来，他长方脸庞，略带一点广东口音，“看来，工程量很大，得有个总体规划。”说话的就是5年后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当时是国家进出口委专职委员、党组成员。 江泽民点了点头：“胸中有了一盘棋，才能迈出高明的一步。” “有些事，这次是否得定下来。”李灏说。去年春天，他随谷牧来到南方，参加起草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50号文件”；这一次，他又与江泽民一同南下，要解决一些创办特区的实际问题。 江泽民、李灏等在深圳实地考察一番后，又到了广州，与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作了细致研究部署。决定将深圳特区，明确定为“经济特区”；国家拿出3000万元贷款，专供开发深圳经济特区；省委副书记吴南生任广东经济特区委员会主任，将深圳市行政级别再提半格，成正地级市，由吴南生兼深圳市委书记坐镇深圳，领导开发经济特区。 1980年6月13日，早晨闷热，吴南生率正地级深圳市的新班子成员秦文俊、黄施民、罗昌仁、丁励松等，一同登上了前往深圳的列车。 一到目的地，吴南生就宣布了省委的决定，他们5位被一一任命为深圳市委正副书记、秘书长等职。 深圳市不到两年连升了两级，且有了五六位资深书记，可谓实力雄厚，风靡云蒸。 新班子上任后，首先按既定部署，大张旗鼓制订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由吴南生挂帅，省建委副主任廖伟具体负责，从全国各大城市请来一流的规划设计大师、专家、学者，共108位。108将集中在当时深圳唯一的高级招待所——华侨饭店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规划设计团，先实地考察深圳全貌，然后分成若干工作机构，借鉴世界先进城市的规划设计经验，进行总体规划，分项研究；分组、分片、分段设计，精心绘制经济特区建设的蓝图。 强手林立，百家争鸣。智慧的火花经碰撞而进发，经迸发而燃烧，经燃烧而融化，经融化而升华，终于产生了共识—— 充分利用深圳毗邻香港、交通便利、风景优美、土地充足、劳动力充 裕等有利条件，努力为客商提供广阔的经营范围和良好的经营场所，积极 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把特区办成以工业为重点，兼 营商、农、牧、住宅、旅游、科研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以发展我国 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这是制订特区经济发展规划的最初指导思想，尽管很不完善，但大方向是对的。根据这个思想，拟订了一系列的发展规划；在科学分析深圳地形地貌的基础上，绘制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蓝图。 深圳市的总面积2020平方公里。划为经济特区的总面积327.5平方公里，东西长50余公里，南北平均宽度为6公里多。从飞机上鸟瞰特区全貌，仿佛是条狭长的海带漂浮在山脚下、大海边。其中可规划开发的有110平方公里。 根据特区独特的地形特点，吸收国内外现代化城市的优点，深圳特区的总体布局，既不能由一个中心向四面辐射，也不能成轴对称，而应是带状组团式的结构。如果说特区仿佛是一排葡萄架，那么一幢幢大楼像是一串串葡萄，均匀地分布在绿色的长廊里。组团间隔有一条条绿化带，各组团的功能和人口分布合理；楼宇多姿多彩，楼层错落有致；公用设施配套完善，环境优美，居住舒适，空气清新，公路四通八达。 经济特区由生活区，工业、仓库区，农田、山林区，游览区组成。计有3片（后定为罗湖、福田、南头3区），18个区（组团，其中工业区就有10个）。 五彩纷呈的经济特区建设蓝图把深圳人的思想带进了一个神话般的世界。然而，何时能把这个画在纸上的神话世界实现，谁也说不上来。吴南生在抓总体规划的同时，正着手部署开发建设，他提出在罗湖区先开发0.8平方公里，后来觉得小了一点，在市委书记会上提出要大干，决定开发2公里。深圳人听了还为书记捏了把汗：开发2公里，要多少钱啊！中央明确不给钱，借给的3000万元贷款，已花去了大半，还拿什么来开发建设经济特区呢？ 六、黄土变成了金子 正当深圳人被资金的匮乏国得举步维艰、叫苦求援的时候，深圳河对面的香港人笑道：“你们是在抱着金饭碗要饭吃呐！” 深圳市房地产局副局长骆锦星一听，认真了起来：“别开国际玩笑了！”前不久，他与市委书记张勋甫去访贫问苦，“三代同室”的随时可见，有的婚后孩子都快上学了还是无房户。作为管住房的领导，心里有多焦虑啊，“要是真有金饭碗就好了！” 香港朋友又认真地说：“你们脚下踩的都是金子呀！” “分明是黄土、荒地，哪是什么金子？！” “别忘了，当年香港也都是这个样子。把荒地、黄土换成了金子，香港很快就发了，繁荣了。” 何以成金 骆锦星怔了一下，他是广东惠阳人，1957年从部队复员后一直在惠阳地区当干部，了解香港的发展轨迹：对面的摩天大厦不正是这样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嘛。“不过——”他摇了摇头，想到宪法第10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骆锦星只能叹气了。 香港朋友无可奈何地晃了晃脑袋，走了。 骆锦星望着他的背影，望着对面影影绰绰的锦城，心里在嘴咕：“资本主义的土地是金子，社会主义的土地怎么就不能变成金子呢？” 天渐渐暗下来了，落叶在寒风里呼呼地打着回旋，像是画着一个个问号。骆锦星去食堂吃完晚饭，没有回宿舍。晚上他总爱去办公室，看看文件、翻翻书报，思考思考。这会儿，他却什么报纸、什么文件都没有心思看，满脑子转的是土地、土地—— 上下数千年，多少朝代，多少将士，为着上地，你争我夺，拼死疆场；又有多少劳苦的农夫，为着几分土地而拼死拼活，鞠躬尽瘁。到了后来，孙中山主张耕者有其田，毛泽东则用“分田分地”动员组织起了千军万马，推翻了三座大山，终于将土地夺回到人民的手中。但这里属于人民的土地，为什么成年累月荒芜着，空闲着，不能用来造福于人民呢？骆锦星百思不得其解。他下意识地走到了书柜前，依稀记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讲到过土地问题，但究竟在哪一篇里呢？他随手取下一本《列宁选集》，从目录上看到了“住宅问题”一节，便翻开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的眼发亮了，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话论说道： ……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 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 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 “对呀，在这缺少资金的过渡时期，将地租转让给社会，不就能解决燃眉之急吗？”骆锦星不禁激动起来，拿起这本书就去找市委书记张勋甫。 “房产补偿贸易” 张勋甫的办公室还亮着灯，他正在批阅文件，一见骆锦星推门进来，就笑道：“我正要找你。” 没待书记往下说，骆锦星就先将《列宁选集》上这段话读给他听。 张勋甫一听，又补充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还说‘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骆锦星说：“那好，我们不妨租点出去，用租金来搞建设。” 张勋甫想了想，说：“从道理上讲，应该是可以的。不过，上头毕竟还没有这个政策，我们可否先想个变通的办法。” “什么办法呢？” 张勋甫负责过省进出口委的工作，他油然想起已经采取的“补偿贸易法”：我出土地、厂房，外商出设备、资金，用此生产的产品赚得的钱，双方分成。想着，张勋甫就说：“刚刚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有个港商愿意出钱给我们盖房子，卖房所赚的钱双方分成。你看怎么样？” 骆锦星笑道：“好，这叫房产补偿贸易法，我看行！” 张勋甫点点头：“那就请那位港商来谈谈。”说着，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起来。 时值1980年元旦前夕，张勋甫让港商过了假日来谈。港商却在元旦那天急急赶来了。他叫刘天竹，算是第一个港商与共产党谈生意的人，骆锦星代表中方，在外宾接待室里与他洽谈第一笔房产生意。 刘天竹说：“只要划出一块合适的地皮就行。由我组织设计，出钱盖房，在香港出售，赚得的钱中方得大头，我得小头。” 骆锦星说：“东湖公园附近，可以划出一块地方来。盖一个东湖丽苑，如何？” 刘天竹早看过那块地，就说：“那好，所得利润，你拿七，我拿三。” 骆锦星摇摇头：“你拿得太多了。” 刘天竹笑道：“你拿八，我拿二，如何？” 骆锦星沉吟了一下，说：“我拿八点五，余下的是你的！” 刘天竹若有所思道：“我们初次打交道，往后要做的事还很多，这次就依你的！” 就在这1980年1月1日当天，开年大吉的日子，我深圳市房地产局副局长骆锦星与港商刘天竹，签订下了第一份中外合作经营房产的合同书。随后，深圳市即成立了房地产公司，由骆锦星兼任总经理。 刘老板拿到合同书，返回香港，马上请人设计，很快就将东湖丽苑的108套新房图纸设计出来了。到春节前后，刘天竹就将这画在纸上的东湖丽苑登报出售，这立即引起了港人的莫大兴趣。深圳的房地产必然看涨。当时香港的两室一厅已涨到20万港元，而一河之隔的东湖丽苑，一套又大又好的住房，还不到10万港元，太便宜了，港人自然争先恐后来订购。没有几天，这108套还在图纸上的房子一售而空。 深圳市委书记张勋甫从新加坡、泰国考察回来，路过香港，得知这一消息，就与刘天竹商定，再搞同样的108套。结果，又是一售而空。 这216套图纸上的住宅，光定金，就是500多万港元。这是令深圳人所预料不及的。 东湖丽苑很快破土动工，钢筋、水泥、黄沙等各种建材源源不断运来，工地上一片沸腾。 与此同时，香港高资公司老板，《文汇报》老板等，也纷纷与深圳市房产公司总经理骆锦星签订合同，来深圳投资盖房。翠竹苑、湖滨楼相继破土奠基。 但是，有人偏不理解：“深圳的土地是社会主义中国的，让资本家来盖房、买房，不是搞卖国主义吗？”也有人责问：“你们这样做，报告中央没有？上级批准没有？” 恰在这时，省委副书记吴南生来了，他是来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 面对种种风言风语，吴南生召集了市委常委会议。 会上，新来的市委副书记秦文俊说：“列宁在苏联革命刚刚胜利的时期，就主张借资本主义来发展自己，说不怕租出格罗兹内的1／4和巴库的1／4，我们就利用它——来使其余的3／4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吴南生说：“是啊，中央不给钱，地方财政也力所不能及，借外资发展自己倒是个好办法。”新书记、市长充分肯定了前任深圳市领导在房地产经营上迈开的第一步，决定排除干扰，冲破阻力，继续往前闯。 深圳房地产业的开创时期——补偿贸易，就这样闯了过来。东湖南苑、翠竹苑、湖滨楼相继拔地而起。 合作盖房 深圳没有花钱，黄土上开始冒洋楼了。不过，深圳的开拓者又很快意识到：“中方虽然将拿到85％的卖房利润，但房却全被港人买走了，深圳紧缺住房的问题一时还解决不了。这该怎么办？”市委新任秘书长丁励松，专门找骆锦星商量这个问题。 骆锦星想了想，说：“那就再搞一种办法：不要钱，要房，即让外商出钱，我们出地，将盖成的房双方分成。” 丁励松笑道：“这叫合作盖房。” 根据香港行情、国际惯例及深圳的优惠政策，他们很快研究出了一个办法：合作盖成的房，高层我拿80％，外商拿20％；低层我拿70％，外商拿30％。这个办法，通过新闻媒介，在香港这个国际市场上迅速传开了，这又引来了不少前来投资的港商、外商。 就这样，深圳的房地产业进入第二个时期，合作盖房。于是，国商大厦、金城大厦、高家花园等又破土夯基。 深圳纵横交错的马路在烂泥浆上延伸。 深圳经济特区的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蓝图渐渐形成了。大片大片的处女地等待开发：削掉土丘，填平沟壑，开通公路，通电、通水、通邮政。这些都需要钱。 然而，“补偿贸易”的房地产利润，要待盖成了楼才能拿到，那还得过两三年；合作盖房，即使房盖成了，也只能分到房，拿不到钱。 可眼下，开发经济特区，急需钱花，吴南生把目光注向了房地产业，要求尽快拿出个办法来。 收取土地使用费 “干脆收地租吧。”秘书长丁励松脱口而出。 秦文俊似有所思：“这样宣传起来不太好听。” 骆锦星说：“列宁在新经济时期谈到，可以收取土地使用费。” 秦文俊笑说：“对，就称收取土地使用费。标准怎么算，可以参照‘补偿贸易’与合作盖房，细细核算一下。” 骆锦星遵命，很快拿出了一个方案：低层建筑，每平方米土地使用费要收4500港币。这个标准，对深圳来说，已相当可观；但当时香港中介地租每平方英尺已达15000港元，相比之下，深圳的地价只是香港的十一分之一。正是深圳的这个地价低谷，致使河对面的港人争先恐后来深圳做房地产生意。 很快，罗湖区0.8平方公里拟开发的土地，全部出手，计收到土地使用费上亿元！ 至此，深圳的房地产业发展到了第三阶段：收取土地使用费。 14年来，一直在深圳房产业上拼搏的骆锦星，回首以往时，对笔者说：开始被逼得无路可走，张勋市点了房地产之火；吴南生接着把这火拨亮了；后来梁湘又加了一把油，使之熊熊燃烧起来；李灏则设法将之写进了宪法…… 从来都是由国家统一调拨，看来一文不值的土地，就这样魔术般地一下子值了大钱。深圳人忽然觉得脚下的黄土、荒地变成了黄灿灿的金子。 金子不断闪光，特区日益兴旺…… （选自《重大决策幕后》，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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