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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记者，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土地与土皇帝》这篇动团简单却后果出人预料的作品，终于咸为我人生的一个重要标志。甚至可以说，它从一个侧面，也标志了中国一段不会为历史遗忘的社会经历。事不过两年，稍稍回忆一下它的采访、写作和面世后的风波，我依然被推卷进那雷电交加的政治风暴中。 我因此为自己感到自豪。 我因此为社会感到悲哀。 职业所致。 全国劳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80年代声震江北的农业典型——售粮冠军横山村的共产党支部书记，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一日之间亮在阳光下如许的罪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作为一个记者，我当然想去看看，在县纪委和县人大读了整整13本的调查材料，震惊之余，感到早先的计划得进行修订：作为一个记者，我不能给我的报纸贡献这里的事实和思考了，不光报纸版面有限，手头要分析透视的内容太多，即便报纸给那么多版面，对“政治”、“法律”、“舆论”、“权力关系”的刨根究底，也不会为纪律甚严的中国报纸所接受——哪怕我为之服务的是中国最有宽容度的一张报纸。于是，我想写一篇真实的文学作品，并立即着眼于这样一个“全盘端出”，“追根究底”的目标，着手已有材料之外的补充采访。 波澜乍起。 采访很顺利。直到我离开定襄，回到太原开始写作，嗅出“不良意图”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才紧张起来。 我刚在记者站的办公室里摊开稿纸，定襄县委书记、县长、副书记三人便坐着小轿车追到了太原，坐下来“磨”了一个多小时，反复解释他们的“难处”。稿子还未最后完成，忻州地委书记阎广洪，打电话要求“谈一谈”，并要派车到太原来接我。我自己找车去了一趟，与这位满脸铁色的书记谈了两个小时。我给他读了全文9章的详细提纲，并叙述了文中要涉及他的全部事实及其看法，并拒绝了他的“审稿”要求。我文中涉及数以十计的人物，甚至还有数位官职不比他低的，都“审”一番，什么也干不成了。当然，我也拒绝告诉他文章将发表在什么地方。在中国，权力的能耐是无孔不入的，如果他预先知道刊在何处，事情便注定难办了。我知道，我的拒绝是有根据的，中国的新闻纪律中有向被批评者送审批评稿件的严格制度（这恐怕是天下独一的规矩），但中国文坛上还没有预先送审一说，尽管报告文学作品同样是写真实，事实上，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区别，作为一个正在走红的新闻记者，我才跑到自己陌生的 诸神之忿。 第一次风暴比预想的早早来临。在刊有近5万言的《土地与土皇帝》的《中国作家》杂志（1987年第1期）还未发行到太原的时候，全文开始在当地的《太原日报》副刊连载。正巧，山西政坛上一个重要会议也正在召开，省委委员、地委书记、市长、专员们济济一堂。于是，每天送到宾馆去的《太原日报》，不断使地委书记阎广洪恼羞成怒。他先找了太原市长，说他“跟麦天枢要打官司”，也要跟《太原日报》“打官司”；接着是电示地委秘书处开始“准备材料”，派人去定襄反调查。他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在省委宣传部干预下，《太原日报》未能载完《土地与土皇帝》的全文。 时值1987年1月。中国政局突然间发生人们预料之外的迅速变化。在特殊政治气氛中的山西省委工作会议开幕，此时的《中国作家》1987年第1期已发行到山西，一时纷纷传阅，四处复印，一段时间里忻州地委所在地忻州市，黑市上一本《中国作家》卖到五元、八元，最高的卖到十二元（原价一元六角）。有会做生意的小贩，干脆把杂志背到省委工作会议的大门口。求购杂志的电报成叠地飞到北京《中国作家》编辑部。 与此同时，《土地与土皇帝》在对“土皇帝”的分析揭示中牵连到的人物，开始有组织地向作者和作品发动攻势。 一天上午，忻州地委所属的河曲县委任书记与偏关县委书记朱正祥，突然敞开了我家的门。那朱书记一落座就说：“我们为什么来，你也清楚，咱就直打直地来。” 他果然来的很直。他坐在我的沙发上瞪着坐对面陪他的主人，语气神情似是审犯人：“你文章里头说我们‘盖了一座多么漂亮的招待所餐厅’，有多少漂亮？到什么程度算漂亮？你说餐厅‘能容纳四五百人载歌载舞’，你为什么不说能容纳四五百学大寨、干四化的农民！你说‘水磨石地板光可鉴人’，什么意思？这是我们讲卫生，三天不打扫，看你还说鉴不鉴人？你说‘墙壁上挂着县委书记和上级领导人合影的巨幅照片’，什么叫‘巨’？多大叫‘巨’，我们那照片高不到二尺，宽也就是尺把，这就是‘巨’？你见过天安门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吗？那才是巨！别看我是县委书记，当年公社里也整过材料，也是个笔杆子呢，你就以为我看不懂！？……”他要我“说清楚”。 我说清楚。我先为全文数万言中惟一的一处错误向他道歉并表示可以立即更正。（“迎X大桥”近百米长，抄写时误为近千米，竟然没校出来！）但他不依，他要我就他上面几乎全文复述过的惟一写到他和他的偏关县的那段文字“彻底平反”。我说除了那个“千”和“百”的更正，一切都没有“反”可平。 日后，这位朱书记打印了信口“批驳”写他的那段不足300字的文字的传单，向太原向北京到处散发，再后一点，这个口口声声说自己“一心为人民谋好处却在麦天枢笔下成了个灰鬼（当地骂人语）”的县委书记，因以权谋私，为女儿违法上大学，大笔挥霍国家资财等丑行续发，被省纪委查实撤职。 两书记上门威胁的同时，地委书记亲自点派的“调查组”再次开赴定襄和横山。 由于《土地与土皇帝》一文已在村民中广为传颂，许多、家请了识字人合家听读，数以百计的村民舍泪托人向作者带小米、带话表示感谢，那些被推了房子、非法禁闭拷打过的人们说：有这样的公道，一口气也就算咽了。而正在这时赶上来了偏见明显的“调查组”，走到哪里哪里是骂声，草草呆了两天便撤回。然而，近乎毫无实据“批驳”《土地与土皇帝》的两份“报告”，还是先后炮制出来，打印了，向省委、向中央、向中纪委、中宣部以及他们所能想到的领导人和新闻单位寄送。 四面楚歌。 被摸了老虎屁股的忻州地委主要领导人的一系列动作，立刻受到忙着反“自由化”的省委宣传部的热烈响应。 第一个信息来自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日后我从转下来的一份复印材料中得知，山西省委宣传部的部长在会上讲：《中国青年报》记者麦天枢，不尊重他，大庭广众跟他“拍肩膀”，不守纪律，一篇文章点名批评了从省到乡到村几十号人，谁给他的这个权力？这位记者在当地已被“吹成著名作家”，省里管不了，建议中央出面管…… 第二个信息还是来自这位部长，他在全省宣传部长会议、省厅局长反“自由化”读书班等会议上多次批评“《中国青年报》一记者”，并据忻州地委“报告”宣布《土地与土皇帝》“失实”，“有政治错误”，“违反新闻纪律”……“否定《土地与土皇帝》”“麦天枢挨批了”的消息迅速传遍省城，传遍山西。 第三个信息待我知道的时候，已经进行到相当的范围和相当的程度。3月中旬，我应《黄河》文学季刊之约去写一位改革者的报告文学。千里之外刚刚采访归来，我接到一个电话，接待了一位不曾相识的省委机关干部。 他告诉我，省委宣传部已经由一位副秘书长牵头组织了班子，分赴山西各大学去调查我作过的报告、演讲中的“自由化言论”；省经委一个青年干部已将他作的我讲话的笔记整理上交，省直机关“一个副秘书长在省委宣传部关于我的“情况”的汇报会上据此讲；“你们宣传部忙着批刘宾雁、方励之，麦天枢比刘、方有过之而无不及……” 追查进一步深入。省委宣传部宣传处的负责人，拿着省直团委写的关于我的一次演讲的情况汇报，跑上门去训斥：就这么简单？一个上午三四个小时，就讲了这么一点？听说没有录音，这位有经验也有热情的政治运动爱好者，竟要求查听报告人的笔记。 上面有人打电话给我所在的过党组织生活的共青团山西省委机关党委，要求“了解”我“平时的言论”，当中国青年报驻山西记者站另一位记者安洋——我这个站长惟一的“部下”因此被问及时，那回答当属中国特色的“幽默”：“麦天枢和我一个办公室，每天谈不少，几乎中外古今无所不及，你们向北京给我请上半年假，给我搬上一箱子稿纸，我给你们慢慢写。” 当我得知省委宣传部长对我和《土地与土皇帝》的多次批评后，我给他的秘书打过一个电话：作为一个领导同志，最好不要只听一面就到处乱讲，任何人讲话都得负责任，如果他有兴趣，也可以听我谈谈。结果，不久在又一个会上，该部长再“批”一通后说：这个人打电话给我，要求谈谈，可我没有时间呀！ 亡命京都。 那些天里，我身边的气氛日益不祥。同是新闻工作者并在文革中受难多年的岳母整晚不睡，在旁担忧；妻子紧张得连宽慰我也挤不出笑容；朋友们坐下叹两声“大形势”，便默坐不言；有胆小或周全的熟人开始避免和我接触。 一位新闻界“中”字号的朋友来出主意：你得在原则上守住，《土地与土皇帝》，咱说的是有土皇帝就必然有产生土皇帝的土壤，咱并没有说中国的土地上必然产生土皇帝…… 另一位“老”字号的“过来人”——新闻界的五七年“右派”来“分析形势”：小麦，你的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其实原则不原则算什么，如果你把那些观点写了篇理论文章，有谁来追究你？问题是你把省里、地区、县委还有一大串新闻单位的领导人或当事人，都归于产生土皇帝的“土壤”里去了，得罪了具体的人，这才是要害。整人的动力都首先是从这里冒出来的…… 还有搞政治的朋友提醒我：呆在山西不是办法，你党的关系还在这里，小心他们从这下手…… 那晚上，送走接踵而来的正直的人们，想着《土地与土皇帝》及其连带的中国和个人的大大小小的是是非非，终于坐不住。当晚10时40分，我拿起电话：要北京，中国青年报社…… 第二天．我收到报社拍来的急电：速回编辑部工作，时间长带组织关系。 第三天，我告别了朋友，告别了妻子和年仅两岁的女儿，告别了确实养育了“土皇帝”的土地，登上了东去的列车，开始一年半时间的被著名青年记者张建伟公开称为“亡命京都”的生活。 也就是在这一年半时间里，我连续创作了《爱河横流》、《土地的童话》、《白夜》、《西部在移民》、《灾荒》、《问苍茫大地》等中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它们的主旨还是批判旧体制，批判封建主义。 几多嘱托。 我走了，但《土地与土皇帝》的“官司”并没有结束。 忻州地区所属一县的邮电局，购进数百册《中国作家》第1期销售，被在会议上、地委机关报上连续批评；办公室里，人们锁了门偷看《土地与土皇帝》；家内，听见敲门声，先把复印本藏起来才去开门……人称这是关于《土地与土皇帝》的白色恐怖。当然，在不时到北京海运仓我的单身宿舍里来探望的认识或不认识的忻州人那里，我得到的消息也有“胆大妄为”的。地委书记陪了上面某领导在宫殿般的地委宾馆门口照像，一骑车的小伙子高喊一句“土地与土皇帝”便飞身而过，气得照像机镜头前的领导们脸色煞白 地委书记不甘对手“一走了之”，派了人成月在北京磨，《中国作家》编辑部陪不住，只好找了一位司机陪上互相“磨”。 当过记者的《忻州报》一位副总编，一次次跑到北京有关新闻单位找人去给他们发我的“内参”。 至此，我得写到新华社两位正直的记者：邹爱国、张怀京。他们与我并不相识，应邀前去定襄和横山作了深入的调查后，老老实实跟地委书记说：基本事实是不可否定的，许多方面只有没写够，并没写过头……阎广洪书记一甩车门走了后，他们到太原来找我，可惜我已采访在外了。由于他们作为“中立者”的采访，中央有关部门并未因忻州地委的一再“报告”而轻易表态，中国青年报社领导与邹爱国同志联系后，也理直气壮地支持了自己的记者，一位副总编拍着忻州地委的“材料”说：“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纯属无限上纲，不予理会！” 一年以后，当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全国人代会的记者招待会上相遇，我握住初次相识又似早已相识的邹爱国先生的手，认真地说：谢谢您！ “外援”无望，忻州地委的“阎掌柜”终于动用最便利也最愚蠢的武器跟麦天枢战斗。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忻州报》上，拿出两个半版，刊登任复兴、地委秘书处负责人等四人撰写的化名“任雨”、“高元”的大批判文章。 文章的总标题是：《报告文学“土地与土皇帝”是如何解析当今中国政治生活的》。 在报纸文首的按语中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正如《中国作家》卷首语所说：“报告文学《土地与土皇帝》的笔触是锐利的，对于山西定襄那个土皇帝的揭露，实质是当今中国政治生活一个侧面的解剖。”《土》文借题发挥，肆意丑化党和社会主义，严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 这张于1987年4月28日出版的《忻州报》，加印5000份，不先创造了它历史上的最高发行量，也成为《忻州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也可能不会再有了的“知名日”。得知这一“批判事件”消息的人们纷纷笑求这份奇报奇文，光我自己就托人弄了100多份，还未满足北京和太原的作家、学者、记者朋友的需求。 当然，生活在定襄、横山的人们并没有娘子关外的同仁们那般开心，一群又一群关心作者的干部和农民，跑到太原向我妻子打听：“麦记者是不是停职检查了？”“麦记者是不是受处分了？” 忻州地委三名青年干部也满怀焦急跑到北京城里打探作者的处境，同住一套单身宿舍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郭家宽，不无幽默又一本正经地拉住我给他们说：“我这个主任可以证明，麦天枢好好的，还在一如既往地采访和写作，不同的是他现在跑的地域宽一些了……” 《土地与土皇帝》的“官司”，似乎以一个不好解释的形式最后算告结束。 欲哭无泪。 山西省委以办公厅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报了“晋发（87）29号”的红头文件，正式要求将我“调离山西”，“酌情处理”；几乎同时，忻州地委书记阎广洪为首的五个领导干部因更为“丰富”的违法乱纪、以权谋私事实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查实，分别被撤职或免职。 于是，如同当初紧锣密鼓追查《土地与土皇帝》作者的人对《土地与土皇帝》揭示的问题甚至赤裸裸的犯罪事实视而不见一样，从此关于《土地与土皇帝》及其风波的是与非也再无人问津。好在我只关心怎样把真实告诉人民，好在我清楚我的读者会如何认定或评价真实。中国已是一个不能再欺骗也欺骗不了的中国。 作为一个年仅32岁的报告文学作家，我为自己的劳动在山西甚至超出山西的土地上引发了一种潜在的社会惯性而感到无上的光荣。 不久前，我离开了自己暂时栖身的东海城市青岛，又回到了山西——这片破碎而又丰富的黄土地。 在我写这篇文字之前，我刚刚完成我在山西土地上的又一篇报告文学：《挽汾河》。将郑重推出它的《山西文学》1989年第1期已经排定；将在中国青年报上开场的连载也已编妥。这篇作品揭示山西这块土地，如何在40年时间里，用人类自己的错误和罪恶，扼杀掉一条蜿蜒千里的大河！ 哦，该考虑我的下一篇创作了——在这片欲哭无泪的黄土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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