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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计银不仅在横山，就是在横山之外的土地上，对横山之外的许多人，他的专横跋扈也是久已闻名的。 省委一位部长来了，在村委会李计银摆满了沙发的会议室里一落座，客气地说：“我这还是第一次来。” 李计银把话接过来，脸上黑黑的，一丝儿笑也没有：“不大紧，省委领导、地委领导、中央的部长多来了哩，你比他们忙，一次不来也行。” 噎得这位诚心实意来凑热闹的部长好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去年秋天，李计银用村里的公款以自己的名义买了16，885元的国库券（后来自付了1万元），在全县夺了个“冠军”，县长带了几个局长来村里送光荣匾，一见面李就劈头责问这位县长：“你这县长是咋当的？” 一本来，李计银指望着这块匾能敲锣打鼓地送到戏台上去，给他好好地张扬张扬，结果村里的戏唱完了县长才来。 但对各新闻单位身无半品、手中无印的记者们，李计银却谦恭得让人摸不着头脑。来了，八盘子，九碟子，大酒大肉顿顿有；走了，夏天的西瓜，秋天的苹果、小米、葵花籽，大包装，小包塞，保你满载而归；如果有雅兴，想打打飞禽走兽什么的，村里的吉普车开上，治保会的专员陪上，保你尽兴。 说起那送礼，也够诚实的，一位记者走时没来得及准备，事后派人带上20斤绿豆、10斤葵花籽，直追到太原去，钱，分文不取。 李计银送礼的特使，扛着大包小篓在山西日报的办公楼里上上下下地跑，连那里的编辑都伸舌头，这也太不像话了！ 这就是李计银的两手。在治保会这武的一手之外，他拥有文的一手。一个认得的巴掌大字一只箩筐就能装干净的村支书，却如此深谙舆论在政治生活中的妙用，也真正是造化。 当然，他一点儿也没有落空。 我们在县委通讯组的办公室里，见到这里的辛勤的主人精心剪贴的有关横山和李计银报道的一本专集。据此和有关记录粗略地统计，几年时间里，《山西日报》、《山西农民报》、《改革报》（忻州地委机关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山西电视台等新闻单位，发表的关于李计银五花八门的报道和图片上百件。 在这些报道中，李计银毁房逼户弄出来的有名无实的“商业街”，被说成是搞活流通，发展商业经济，有家报纸还俏皮地说是“八百劳力种颗颗，七百劳力挣票票”；治保会绑人打人罚人，被誉为“挽救失足青少年”；除了杀人什么都干遍了的李计银，被誉为“村民的贴心支书”。 1985年年底，李计银的有关问题已经省、地、县联合工作组调查核实，1986年2月10日晚，山西电视台在黄金节目里播放了数十分钟有关横山的专题节目，主人公李计银频频出现，依然壮语豪言；李计银弄虚作假的事实本已记录在案，1986年4月对日的《山西日报》，还在肯定横山的成绩，标题便是《定襄横山村七年产量夺冠军》，里面的数字照谎不误。 说起横山的产量、售粮和人均收入，那已难以说是几重奏的当代撒谎悲剧。 在村委会的会计室里，李计银翘着二郎腿问会计：码一码，看够了没有。会计把数儿又算一遍，为难地看看支书：“离人均1，000块还差得远呢！” “不差，差什么？”李计银眯缝眯缝眼睛（他绝少有这样的表情），开口了：“每棵材树一年增值10元，加上每棵果树不管挂不挂果，每年300，加上；一头牲畜扣1/3的价，加上；横山家家都算个庭院经济，一户150元，加上……”，直到加够人均千元那个早就有了的数。 当然，李许银很精明，他特别嘱咐会计：“莫弄成整数，这大个村，哪能恰恰是1,000元呢，得有个零头。”于是，会计再帮着动点小脑筋，把1,000元“算”成1009元。 至于粮食，年产1,500万斤，售粮1,000万斤，一句话就得了，根本不用去动脑子找根据。 我们在横山村头，曾被30多位村民当街拦住。多少年了，憋得难受，还没有哪个上面下来的人听听他们的诉说（真幸运，我们被当作“上面下来的人”！），希望能跟我们唠叨唠叨。 邻家十几个树墩儿小凳全被搬了出来，我们在墙荫下坐着，聊了整整一个小时。 也真正了不起，陪我们相坐的汉子们中间，就有一大半是当代中国的“万元户”。 问起情由，那个一说话一皱眉的杨双喜对我们说：“人家送来个红本本，我才知道咱也是个万元户，毬，千元户都不错了呢，还他娘万元户！你看我这开窟窿的鞋，你看我这报纸卷的小蓝花（自种的旱烟），咱再抠吧，有个一万元还受这罪？” 后来我们才知道，横山160多个“万元户”，都是李计银先报上去，再凑个名册儿“分”到户。 而就是这么些脑袋里长出来的产量、人均收人和万元户，最终毫无困难、毫无风险地通过我们的记者上了报端，上了省、地、县的文件，进了各级领导的讲话，成了搞政治者的政绩，形成了不是事实的事实。 在《山西日报》的一版头条，横山村1984年和1985年的售粮均为1，000万斤，而在县统计局的表格里，则分别为800万斤和740万斤。——就是这个数字，也包括村民们从外村购进的“任务”和已经交给太阳的“放宽”了的水分、交给晋西北的西北风的“放宽”了的口沫和杂质。 报纸上的产量高于统计表上的产量，统计表上的产量高于土地的产量，这真是80年代的人定胜天术！ 1984年12月9日横山村的“72人非法拘禁案”发生时，正值县委通讯组有3人在村里采访。李计银为了加强对“犯人”的心理震慑，特邀这些“笔杆子”们前去帮助。 那个姓薄名慧京的通讯干事，竟抢着没装胶卷的照像机，揿动快门忽闪着耀眼的镁光灯，挨个儿给刹了光头的在押青年照“刑前像”，把这些受害者惊得面无人色，有的把尿都撒到裤裆里去了。 这还不算，他们集体导演了场面给李计银拍“功德片”，写了文章说李计银办法制学习班成绩显著，径直寄到《山西日报》和《山西法制报》去了，只是后来由于县人大一位负责同志的干预，才被迫打电话通知报社停发。 1985年，横山村水利工程节余了8498.15元资金，李计银与村水电公司副经理李万明共议将此款私分（李计银得4，300元），为了防止村主任知情有怨，李计银亲手送过去一张1，000元的支票。后来工作组进村后，李担心事情败露，跑到信用社将户头上这笔款移赃别人名下（信用社主任也是李交情甚厚的“伙计”），转口反诬他人。就凭着李计银在县委招待所里的一番谈话，通讯组一位热心人便炮制了一篇《拒腐蚀，永不沾》的文章送出去广播，把那4，300元用为李计银拒贿之证…… 就是在这些瞒天过海的舆论之下，横山人深深地感到，横山的地是李计银的地，横山的天也是李计银的天。 对横山，对李计银，我们的舆论工具指鹿为马、说黑为白的宣传，都可谓登峰造极，形匿影随。 几乎关于横山和李计银的每一篇报道都失实或有不实之处，同样，几乎每一篇报道的产生都是通过李计银的嘴和“采访者”的笔这样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方式生产出来。严肃的新闻采访，仅仅表现为对某个人信口开河的照抄照搬。山西新闻界这些横山的常客们，创造了那么浩瀚的文章，竟然没有一人在村里过过夜，没有一人到老百姓家里去走走。 这单纯是工作作风的不深入吗？这单纯是工作方法的失误吗？ 不能尽然。 注：以上人员单位所属以借款时为准。 这是一张我们在横山村委会会计账簿里发现的借条的顺序统计表格。 这是我们的舆论工作者在被采访单位，通过李计银借用公款的表格。 这8，960元借款，自1982年年初借起至今，只有一人全数于去年归还，其他尚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这似乎也不奇怪。既然是生意，各有所得，天经地义。 谁来制裁那些用自己的笔玩弄了舆论的人？ 我们的舆论，也需要自省和反思。骗人可以骗久，可以骗到永远吗？ 在定襄采访的一天晚上，在县委招待所我们的住处，约县委通讯组的三位同志座谈。他们都是众多横山报道的经手人。 房间小，又是同行，大家沿床而坐，设身处地，平静地议论，说“实话”。除了为李计银的“犯人”拍无卷光头像的薄慧京，一再耳嘱我们“手下留情，照顾无知”外，其他两位都十分坦然，言语自然而又诚恳。 郑广根，通讯组副组长，40来岁，黑黑的脸和脸上深深的皱纹，使你觉得他像个刚放下锄头的农民。曾经是中学教师，能写，被调到县委大院里来了。 说起关于横山的一些报道，他既现出难过的神情——那是十分真诚的——又向我们叙说着自己的难处。 “谁没个个人打算呢？老婆、孩子都还在村里面，巴望能转进城，一天天苦苦地跑，苦苦地写，都是想多出点成绩，让领导早考虑一下自己的问题。就说横山那条消息吧，咱个人也没想到要去吹李计银，只是横山是省里、地区的大典型，每年庄稼收过，一版头条总有一下子，就去了。” 我们相信他说的都是真的，从他个人的角度讲，我们也十分同情他和他的家庭的处境。 然而，个人的愿望与社会的愿望毕竟是两回事。 吴廷秀，也是一位副组长，家境、出身都与老郑差不多，却多了些书生气，脸儿白净净，戴一副眼镜，镜片像个瓶底儿，他的话要更为坦诚一点。 “通讯组是县委的喉舌，你就只能说好的。好事儿写的天大都能通过了，坏事儿缩小了说，也没个好脸看。我们的工作难做着呢，不像你们，采访完，写了，调屁股一走千里万里远，连省委也管不着，我们拖家带口都在县里过，一辈子呢！” 对他们来讲，似乎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对社会来讲，这就是我们的舆论的缺陷。干部的弦儿上边拨，你的好坏、政绩大小哪里来？通讯组是县委、地委的小半个天，说了假话老百姓骂破天，能吹掉他乌纱帽上的一根丝线儿吗？难怪，山西每个地县都有一个阵容可观的专业通讯组（十来万人口的定襄县，通讯组编制是九人），别的单位缺人，通讯组常常超编；中小学教师明文规定不能调，通讯组看上了，就会毫不犹豫地拿过来。而省报三分之一的版面，地区报一半以上的版面，就靠这些通讯组的笔杆子们填。 不久前，我们在也是山西省的长治市一个下属县去调查一个青年改革者遭打击报复的事，有幸曾与市委通讯组姓杨、姓王的两位同志交谈。 问及他们明知事情不是那么回事，为什么连被批评对象都不见一见就要在报纸上发文章，两位坦率得让人吃惊： “说实话，市委书记的调调定了，就是要你来这么写的，还能怎么办？我们的脑袋是书记的，不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的舆论的脑袋呢？它应该属于谁？ 我们在忻州市，三次前去拜访省报和省电台驻地区记者站的同志，都因为主人不在扑了空。 但有幸，我们在《山西日报》编辑部，与一些负责同志和编辑同志拉一拉。 这里的人们都很辛苦。他们许多人终生就在这里与方格稿纸和小样条儿打交道。那个编委才40多岁，头发大半几就白了，那是夜班办公室里的日光灯染的。他们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人们中间的一部分。 应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问心无愧的，对于新闻的真实性和舆论的严肃性，他们与笔者和读者有着同样甚至更为迫切的追求。 为了防止报道失实，他们不光规定了数以十条计的审稿、发稿规定，还在报纸上开了评报专栏，公开揭发假报道事件，对当事人点名批评。可是，你这里批评，人家地委、县委满意，照用不误。就说驻站记者吧，你这里在追究报道失实的事，人家地委市委却要这个人去当部长、秘书长或县委书记，都硬硬地顶了牛嘛！ 此外，机关报，要报道工作，文章多是总结式的，一说就是多少年（不说又不行），一个记者，能有时间一个数儿一件事儿去调查吗？听来的自然就成了实事。上面说了话的东西，你能不登？比如4月3O日横山产粮七年夺冠军的消息，那是省里刚刚开的劳模会的材料呀，一级级党委盖了章的，全省第一，不登它登谁？虽说横山买外村粮的事儿也有耳闻，你能再去调查吗？ 是的，这都不是一张报纸自身能够解决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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