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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干部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杨润西的家。 院门是用玉米秆儿编的，上面拴着根细麻绳。我们费劲地解开那个绳结儿，走进空荡荡的院落里。 一间十坯泥顶小房，连泥都没妹全，外边看得见里边的黑，里边照得见外边的白，一家三口就在这里过了冬，又过夏。 泥炕上躺着润西的爱人，见人进屋，挣扎着坐起来，两眼呆直直的，连个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却不住嘴地叨叨。 杨润西，一个黑黑瘦瘦的中年男子，穿着件打了补钉的蓝背心，脚上着一双前后开洞的破布鞋，蹲在墙角角里，细声慢气的，似乎有意在否定自己的存在。 问他为啥不给妻子看看病，他脸上木木地，眼睛盯着地皮：“没钱。借了一百二，花光了，家里光光的，谁再肯借呢！” 而一提起房子，他的感情一下子变得激动起来，两手颤抖着，两肘在膝头上立好又滑下去，两行泪直沿着黑枯枯的两颊滚下来：“唉，我们这人还算是人？” 1984年秋，横山的主人李计银，一拍脑袋，制定了一个“收复台湾、香港”的计划。 通过这个骇人听闻的计划的实施，他要在一秋之间把72户零散人家全部集中到以他为中心的中心村来。他要在定襄小城镇建设中先走一步，出点经验。建镇，集中人口是第一步——全横山集中起来也不多呀，总共才千把家户4，200口人。 不幸，祖宗没眼力，没选下个好地方，杨润西也在搬迁之列。从治保会里签了“搬迁合同”回来，夫妻俩抱头大哭：盖几间住处不容易哪，家里的底儿又不厚实，这一倒腾哪年月才能缓过劲来呢？一夜未睡，两个本来软弱的人，作出了一个“坚强”的决定：不着急，人多哩，咱先等等看，兴许还能躲过去，再霸道，还能把咱房子拆了？ 然而，他们想不到的事跟着就发生了。 南头张三满，五间房盖起来还没几年，苦挣苦熬砌进去好几千，一分没个着落地毁了，不甘心，硬是顶着不签那个合同。“专捡硬的动刀子”的李计银，一拍大腿就干上了。 第一个晚上，一台推土机开过来，沿着张家的院子忙了整整五个小时，把四下里推成一圈沟，张家成了孤岛，出也出不去，进也进不来。 第二天早上，推土机吭吭着，干脆就开上院基地来了。院墙推倒了，门楼儿掀翻了，又开进院里来，冲着几棵枣树撞过去，树和架在树上的上千斤玉米棒儿全埋到土里去了，最后干脆把房子也铲坏了，只听哗啦啦、咔嚓嚓一阵响，那砖儿碎成渣，木料断成截……一个好端端的人家，转眼间成为一堆瓦砾。 张家院里那哭声，尖尖地、直直地，远远地听了都瘆人。 两眼瞪得圆圆的润西看了那场面回来，上气不接下气的，一连声儿喊女人：“搬，快搬，快搬！” 值钱的东西刚刚抢出来，那红的一团火似的“东方红”便开过来了，他家的院墙、房基也连根儿铲了。 杨润西愣愣地还没哭出声来，他14年前犯过点毛病的老婆却一头栽了过去。掐着“人中”救过气来，可热闹了。 哭，笑，翻跟头，打滚，光着脚，披头散发地满世界跑，——她疯了！中国又多了一个逼疯的疯子！ 风，雨，天也立马变了颜色，锅倾瓢泼般的。南头往横山中心村的路上，满路哭声，满路雨水，满路奔来跑去搬家的人。杨润西就在这风里、雨里、哭声里、搬运家什的人群里，一趟趟往中心村人家的院里搬自己剩下的“家”，追自己的女人…… 这年秋天，他忙着借住处，照料疯妻，一亩玉米和一分红薯都被寒冬冻在地里了，没有收回来。 这年冬天，他也躺在四面来风的泥坯小屋里病上了，一躺就是四十多天，全靠外村的妻弟照看，才算一口气儿又活了过来。 72家搬迁户在这个冬天里，几乎没有几家幸运的，大多数是住在赶着盖起来的“开口房”（没有门窗）里过的冬，有些人家是在柴草、塑料棚里过的冬，横山往县城的路上，几乎每天有送病人的毛驴车，现今一说冬天到了，大人孩子谁不起一身鸡皮疙瘩？ 哦，冥冥苍生！ “哦们这人还算是人？” 站在润西家的土坯小屋前，柴门小院里，听着隔墙传出的润西妻子的呻吟声，品嚼着润西这句让人心悸的话，我们好久迈不动自己的脚步。 人为什么活着？这个古今中外的哲人们伤神千载也还是莫衷一是的伟大命题，在这小院的主人那里的答案却是那么简单和明朗： 活着，就是为了活着，安稳一点活着，冬天里暖和一点活着，夏天里凉快一点活着，肚饥了吃块红薯活着…… 这本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要求。 然而，他们没能这样活着。 生活对于这双苦命又安分的夫妻，显得太残酷了。 我们让他们去呼天吗？我们让他们去喊地吗？ 不。社会本身，迟早要对此作出回答。 出得杨润西家，我们又走进张丑满家来。 与杨润西相同，他也是“房子问题”的受害者；与杨润西不同，他家的祸起要晚一年，是1985年的秋天，为了那条一句话就开出来的“商业街”。 他家一排粗糙的新房，低低地坐在一个坑里，房外面挖了一圈儿水沟，雨下大了全家一夜一夜地出演“战洪图”。怕水，怕雨，是这户庄稼人新患的不治之症。 原来他家的房子就在旁边的岗岗上，就因为比规划的“商业街”高出一米来，李计银嫌不好看，说话间那“东方红”就开过来了。 为了从一米之高落到一米之低，张家举债两千元，整整一个冬春不得安生。其实，要说心灵上的创伤，那就需要一代人来舔舐。 张丑满年方59岁，可看上去已像个古稀老人，黑枯枯一把柴一样的身子，露皮肉处全是高高隆起的青筋。在他家炕头上坐下来，提起房子的事，老泪哗哗淌，连声都哭直了，我们不得不好言相劝，慢慢地待他平静下来。 老张青年时命就苦，日子过不下去，锄头一扔就找八路军去了。他参加过和平解放北平的进城式和血战晋阳的太原战役，全国解放后回村种地，享受和平的果实和劳动的幸福。然而，到老来，他却又在这块土地上生出了对生活失望的情绪。 讲着他的经历，讲着一个农民战士对生活的追求，讲着去年冬天他伺候着80岁的老母和整整一个九口之家在泥皮棚里煎熬数九寒天的日子，他两眼呆滞，连那颤动着的嘴唇里颤动着的谈吐也黯然无神：“那时候，过不下去还有个跑处，去找共产党，找八路军；这会儿，跑也没个去处，人，干脆都是人家干部的了，你能到哪里去？咱那上头下来坐小车的，不看看百姓过的啥日子，还在这街上夸李计那鬼的气魄呢！这一辈子，都要入士了，也没找下个道理。 这个当年的八路，还保留着不同于一般农人的胸怀。说完自家的苦处，他领我们出屋，站在拴骡子的岗岗上，挺直了腰板给我们指点：“看看，你们看看，受害的可不是我一家，修这条街总共毁了35户，庄户人房子是大半个天，这一折腾，伤筋动骨哩，没个十年八载谁家能缓过劲来？” 我们看见一溜的断壁残垣。在向西的断墙里，有一家的主人叫张丁亥，他蒸馒头的笼还没下锅，推土机便开了过来，把两间房铲倒了，险些儿把儿子和女婿的命搭进去，多亏了乡邻们那一顿七手八脚的紧刨啊； 我们看见一户人家的房背后，用青砖圈起一个比房还高的围子，那是因为他家的房子比“商业街”划出的直线远两米，李计银要这家的主人“要么拆了重盖，要么做个假房墙”。主人选择了后一个“要么”，白白搭进去近千元； 许多新房临街青砖砌的后墙上，都有用黄色土坯补砌的方框框，那是李计银要每家都要沿街“开柜台”留下的“商业橱窗”。只是李计银被逮捕后，人们才赶着砌起来——晋西北的冬天冷啊，哪有农家房子屁股上开窟窿的？ 我们沿着张丑满那青筋高暴的手臂，看到满街的悲愁、满巷的凄凉、遍地的泪水。 农家泪为谁人流呢？ 我们在县里看到一份关于小城镇建设的材料，以产粮为业，几乎一点儿工业基础都没有的横山村，竟然被列为加速建设的八个镇之一。 我们为此向县委有关同志询问，那回答让人心里一阵阵发寒：横山是先进单位，上面关心的人多，啥事都不能拉下了，这是一；领导同志到横山去的多，街面上弄得好看一点儿，当初认为也是需要（目下难道就真的认为不需要了吗？），这是二；好多要建镇的地方规划了，干部也没积极性，可横山李计银积极性满高，这是其实，中心思想还是“好看一点”，这一点上，地委、县委的领导同志与李计银是不谋而合的，只不过地委、县委的书记们尚没有亲自指挥“东方红”开进农民院子里去罢了。 一目之悦与35家之恨。 少数人一时的欢欣与多数人长久的痛苦。 这是同一种追求的两种必然结果。 “收复台湾、香港”和建“商业街”，只不过是李计银在横山村庞大的土木计划中的一部分。 进了监狱的李计银应该是怀有缺憾的，因为他计划中一个最重要的部分还没来得及实施。 在李计银的蓝图里，横山将在1988年里修筑十几华里长的围墙，把整个村子都围起来。东西南北建上四个大门楼，门楼下要各立一块大石碑，正面是李计银的“功德记”，他要“永垂青史”，背面是村里反对者的“罪恶录”，他要他们“遗臭万年”。 为了这个筹建中的围墙，李计银分派给全村16岁至60岁的劳力每人两千土坯，并有言在先：如果不够的话，12岁至70岁的村民人人有份。 当笔者来到横山时，村委会和党支部的新任成员们，正在为已经与外面签了合同的三千立方石料和几十万块砖的付款问题发愁。 令人深思的是，李计银把这个计划誉为“横山十年建成共产主义计划”。一个典型的封建小王国的蓝图，却被横山的有些人顺理成章地涂抹上共产主义的色彩，这是要让在天有灵的马克思老人家也要惊讶不已的。 107户横山村人的住房被毁了，轻松点说，重新建设还不算过于艰苦的事。 那么，我们事业的大厦呢？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厦呢？ 但愿每一个忧国忧民的人都能严肃地面对现实。 我们坚信，在中国，横山绝不止是一个横山，李计银也绝非单纯是一个李计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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