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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接受的教育 在性的领域里，单纯由于封闭由于无知，便酿造了无穷无尽及大江南北的家庭不幸和社会悲剧，这似乎已不需要作者去作什么统计和进一步例举事实，每一个生活在人世间的凡人，在他广大或有限的生活圈子里，都会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社会现象。怎么办呢？不要封闭，就需要有条件地打开门户；消除无知，就要在知识上给予，就需要开展教育。既然知识包括性的知识终于成为部分人或少数人的专利，面向多数人的给予和教育，便是社会不容推卸的责任。 王文青，他来了。这个师院毕业分配到县一中当心理课老师的青年人，竟敢在他的课堂上，开垦性知识（实际上还是生理卫生知识）教育的处女地。 他是在毕业前的一个演讲会上产生这个念头的。报告人讲到性教育问题时，比较东西方的异同和差距，例举了大量令人不安的事实，深深地触动了他。对于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这样一场报告似乎就够了，足够在他心里筑成某个信念的高山峻岭。到职后，他以一种上升到民族高度的责任感，业余调查了他兼课的三个班的学生的状况，利用“国庆”休假日，跑到邻县一个少管所里，了解了10多个性犯罪入狱的中学生的犯罪原因，阅读了他所能找到的性知识、性心理、中外性教育方面的材料，作了一个他认为有意也适宜的讲课计划，在他走进一中的第二个学年开始，送到了校长办公室里。他的理由是十分充足的：初高中学生中间，生理的成熟，已使男生和女生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接触障碍。不少女孩子在朦胧的意识下，已开始为自己设置面对异性的精神壁垒；一些学生染上了手淫的习惯并且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发展，甚至影响学习。 校长太忙，未及看完那10多页纸的“提纲”就给了一个明确的意见：“可以讲一点。”这句话成就了他一时的愿望，但也断送了他永久的信心。 应该说，他有个非常不错的开头。他讲西方中小学生生理知识教育，讲孩子是从哪里出来的，精子和卵子是怎样结合的（其实他学着说了报纸上登过的一个西方家庭的故事），性是怎样成熟的，少男少女应该如何克服性生理成熟过程中的心理障碍，健康地对待生理冲动和社会刺激。 全班50多个学生，从来没有那样专注地听过他的课程，尽管他察觉到第一次讲到性，讲到一些曾经神秘的字眼，不光他的学生们尤其是那些单纯的女孩子垂下了眼皮，满脸涨得通红，就连他这个老师，也显得笨拙和紧张。但第三次走上讲台，他镇静地发现：师生间不自然的表情皆已消失。他于是在心里感叹：只要以严肃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问题，一切神秘都是如此容易地就可以打破。 然而，再没有第四堂这样的课程等待他上下去。 第三个星期的课还没上完，他就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去了。什么也没有问，什么也不需要商量，就要他把课停下来。他辩白说在自己的课程中加讲性知识的内容，是得到同意的，怎么好“说上就上，说下就下，半截里刹车”，校长脸色马上变了：“让你讲一点生理知识，也没让你去讲性，讲手淫，讲孩子是从哪里出来的！” 后来他才知道，学生家长得知他讲的课程内容后，迅速掀起了一个上访高潮，县教育局、县长、县委书记都已过问一中这门课程的来历。有的家长跑到学校责问校长：“你们是怕我们的孩子学好了还是怎么的？”有的已经在张罗着给女儿转学了。在这些家长的心目中，自己的孩子片面地获得知识、挤上“独木桥”，要比全面地长成一个人更为重要；他们的骨血无知地保有上代人观念上的圣洁，远比有知地自己认识自己、把握自己更让他们心安理得；学校是编织状元之花冠的圣堂，不是传播性知识的是非之地…… 当上面某个领导得知关于性的课程不是上面的规定，而是一中“独创”，便立即表达了一个确定的意思：中学教育要把握好方向，不能让不健康的思想把学生引向邪路。王文青因此被党支部书记找去时，已是要他停课检查了。 当我们见面时，他“创造”的课程自然停开了，他的检查也勉强过关了。只是在学校，在社会上风闻他的作为的人们眼中甚至在他的学生眼里，他好像真的犯了什么错误，因此他已一改过去活跃的性格，上课之外，整天地窝在单身宿舍里写他的小说。 “性问题是个地雷，踩不得。”他叹道。紧接着他又问：“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为什么从上到下惧怕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呢？” 我难以回答他。性问题，或许早已不是一个自然的问题，它牵扯或被牵扯了更多的社会因素在里面。如果要重新认识它，需要重新来审视我们所有的哲学、道德甚至许多重要的生活原则。 正面交谈，似乎较多感到他在挫折面前的懦怯，翻看他的成稿或未成稿的小说，又从中认识到这个青年教师的倔犟——其中竟有两篇是描写中学生性心理障碍的，虽然手法简单，文字还嫌粗糙难读，观察和分析却不无道理。 因此，在告别的时候，我表示愿意为他日后的修改槁寻找销路——我有不少朋友在文学刊物做编辑。不是为了别的，我似乎觉得，我们的生活有时候好像对真正的低级趣味比对真实和科学更显得宽容。 中国不需要弗洛伊德 我们来到这个拥有数百万人口、中外知其名的大城市，一所也算知名的医学院，拜访了一位年届花甲的教授。教授姓陈，我们就叫他陈老师。应该说，这是一位带有神秘色彩加传奇色彩的人物。40年代末，弗洛伊德的一位嫡传门徒、也是一位奥地利共产党员的精神分析专家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陈老师有幸成为他的学生，因此也算是人类精神分析学鼻祖的隔代门生。他研究、接受精神分析学的主要思想，并立志从事中国心理分析的研究和教学。于是使他走上了一条远比政治家波折横生的道路。由于社会天敌般的“性”，由于神秘莫测的“心理”，他当过右派，被推进过著名的城市人口下乡运动，享受过“下流学问家”的“文革”礼遇，一次又一次卷进过非“心理分析”能够调理的婚姻漩涡。而真正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位当今中国凤毛麟角的性心理专家，直到今天，仍然不得不半地下地开展他的调查和研究工作。 这是一位有事业心也有责任心的学者。在前几年里，他开设了性心理分析门诊，一面为患者服务，一面如蚕咀叶般地搜求研究资料；他会同著名的医学专家吴阶平等人，以个人的名义赴哈尔滨召开中国第一次性科学性教育问题讨论会，并计划把哈尔滨的工作推向全国，答应主持未来的全国性学会的机关刊物；他在他的学校多次争取终于开设了性心理分析课程，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投身未来的中国性科学队伍；他一次又一次应邀到兄弟学校作心理演讲，在同市一家培养过著名学者也培养了著名政治家的著名的大学里，他连续20多个小时的心理讲座，曾创造了这个学校空前的听讲盛况…… 然而，时过秋冬，他的所思所作一下子变得不可理喻。一家报纸与他联系，要他开一个成年男女婚前婚后性教育的知识性专栏，校党委的同志知道后一口就回绝了：“陈老师尽胡闹，我们怎么能干这个！”他为青年组织出了个“点于”：搞个对异性有不安感，有社交心理障碍的青年男女诊疗联谊会，以知识竞赛的形式对他们进行心理治疗，有关领导出来干预，认为他是“不务正业”，最终是让他就自己的研究、演讲和文章写“检查”（可以检查的问题无非是他从事了一个特殊方面的工作），进而让他“彻底地批判弗洛伊德”。为了工作，检查他写了，但他作了保留，弗洛伊德的学说不全是真理，但它是因为具有真理的成分才得以生存的，潜意识的发现已成国际心理学界公认的最重要的心理学成果之一，我怎么能彻底地批判？我只能以科学实现否定和超越，我不能以科学之外的任何理由作学术上的背叛…… 生活常常比戏剧更滑稽。 学校领导层里对他的研究与他开设的课程，突然如临大敌，议论最盛的时候，一位负责干部的女儿患“恋父症”的新闻却突然传开：18岁的姑娘，一见父亲就扑上去亲吻，要求父亲搂抱她，坐在父亲怀里推不开；打、骂、躲，依然无济于事，她捧着父亲的照片亲吻，搂着父亲的照片睡觉……陈老师对此感慨万端：“这是什么？是性心理发展与性生理发展失衡！孩子大了，性生理成熟了，心理还是五六岁的状态，家长没有及时给以知识上的引导，也没有及时改变爱抚女儿的方式。” 学校一位最严肃地批评过陈老师“不务正业”的党员干部，不得不来找陈老师：他的一位亲戚没完没了的手淫，训导无效，良医难遇。陈老师责无旁贷地上门问诊，又责有旁贷地暗自伤神：人们的取舍为什么是如此矛盾！ 不管生活的需要如何客观地存在着，他开设的心理课程还是被取消了，他做常务编委的一份大众医学刊物还是停刊了，除了在医院里保留了一个心理分析门诊，几乎他所有的社会学术活动都中断了。 关于他一生的经历，关于这些经历所反映的心灵痛苦和社会矛盾，那应该是一部丰富的纪实长篇，并且我已答应找机会来做这项并非只是为了他个人的工作。因此，我们既然面对着一位学者，还是回到他在他个人之外的谈吐上来。 对此，他说他“只代表个人”，那么，代表个人或许更拥有权威性。我想，对一个性心理专家，不论你是一个只拥有肯定权或否定权，还是兼而拥有裁决权的读者，希望您都能够以面对科学的态度，来聆听教授的这番本来朴素的教诲： “学术上的事情，如同经济发展一样，有它特殊的规律性，不能感情用事。就说弗洛伊德吧，这几年印了许多他的书，不少人拿他的观念来分析一些社会问题，这本来是正常的，可一段时间舆论一边倒，高声斥责这个‘怪现象’，一位美籍华人作家故作高雅，写文章说‘80年代了，你们中国还同弗洛伊德热？’没有‘热’过，因此才热，有什么奇怪？认识的发展过程中，绝对的超越从来没有过。关于性的问题，正因为西方经历了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我们只有研究他们的经验教训，才能引导中国的社会性观念健康发展，不能一涉及性的问题，就要把西方完全作为对立面。 “这几年我开门诊，在大学里就性心理问题作了近干例的调查，深刻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么大的一部分人，各有各的病苦，各有各的寻找出路的办法，但都是一片呻吟，一片痛苦。性教育、性心理治疗不是必要不必要的问题，而是怎样尽快开展的问题。事情的关键是我们的领导同志不能简单地把性与政治联系在一块。一个女孩子，无缘无故淌眼泪了，你能简单地认为她这是与‘政治思想’相联系的‘精神’不振吗？很可能这就是青春期发育带来的心理情绪；一个小伙子，在未婚妻跟前连手都没敢摸一摸，姑娘都说他‘不像个男子汉’了，可他偏偏得了‘露阳癖’，你说这简单就是个‘品质’问题吗？如同你感冒发热了，叫个政治辅导员来讲一通并不能使你退烧一样。对性问题、性现象要有个正确的态度，重要的是首先把性意识、性心理、性欲望、性行为作为一个客观的相对独立的东西承认它，我们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性成熟作为一种生理现象，它首先是一种能量的积累，有积累，它就需要消耗。原始的发泄，那就是手淫、强奸、犯罪，而我们通过引导和教育，就会使这种能量的积累实现升华和转移，如科学的、艺术的、文学的创造活动，健康的文娱体育活动等等，如果这两个渠道都不通，那就是压抑。当然，这里就必须提出教育的问题了。 “关干性的无知状态，这是不用细说的了，就连我们的报纸刊物，也常常说‘爱情的升华，使他们结成伴侣’，爱情的升华或者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或者是高尚的社会娱乐活动，而绝不会是结婚。性教育，应该是一个有阶段性又立体化的社会工程：如生理卫生知识教育，性心理教育，夫妻性生活教育，还有对性心理偏异者的特殊教育。外国在这方面已经有着丰富的实践。我们不少人老担心讲得多了会不会问题也多。比如早恋、婚前性行为者增多。其实这是因噎废食。瑞典的性教育是国际卫生组织最为赞赏的，他们已经不存在未婚女子流产的问题，把避孕教育在初三就开展了。人家算一笔账：尽管这种知识的传播会使一些人发生性行为，但足以抵消不可避免的未婚女子流产带来的社会痛苦。我们的性教育可以进行到哪个程度，某种程度上算是个技术问题，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个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把性科学作为科学殿堂里的一个门类，认真地研究它，发展它，把科学成果通过各种渠道传播给大众。性问题既然是与每个人相联系的人类最普遍的生存问题之一，我们就不能任其处在朦胧的状态中而安然自得……” 从教授急切的谈论中，我们不难感到一种急切的愿望：发展中国的性科学，普及中国的性教育。然而，生活复杂就复杂在它不单纯是个科学和教育的问题。 在领味这番学者的诚意的基础上，如果我们将视线超越陈老师的局限（每个人都有局限性），扫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或许我们会对中国的性问题的复杂性有更多的了解。 公开的“地下活动” 这本是一项不需要秘密进行的活动：一本《性知识手册》，粉红的封皮，薄薄的，只有70来个页码，尽管在许多城市里它最终流入书贩子的小书摊，价格抬得惊人，但上面明确地标着：人民卫生出版社。然而，当这本印数75万的小册子中间有一本流入某个化工厂的气化班组后，终于酿出一场复杂的“政治思想官司”。 事情是由部队转业不久的车间支部副书记发现的。这位仁兄就像曾经在连队里当指导员时一样，保持着关心下属的良好作风，查铺似地常到青工单身宿舍转一转。在一次一转之间，他从青工F的被卷下，发现了“性”。他用了相当的精力追查“来路”，在这个拥有7人的班组中追出了6个看“淫秽书籍”的当事人。当他郑重其事地在一个全厂思想政治工作的例会上汇报他的工作成果时，尽管一些同志明确肯定这个小册子不属于“淫秽书籍”，是“国家公开出版物”，但更负责任的厂党委书记却有着比原指导员更深奥的见解： “不是也要查一查，多半都没结婚，有的还是大姑娘。思想健康看这个干什么？这也可能是个苗头，马虎不得！” 于是，在这位支部副书记主持下，一场马拉松式的谈话运动拉开帷幕。副支书每天下班后留一至两个该班组的工人谈话，有的谈了三次，有的谈了四次，最少的也谈了两次，直谈得有的脸红耳赤拍案而去，有的满脸淌泪痛呼委屈，当然也有的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以图尽早了事，唯有副支书本人诲人不倦，乐此不疲。这场“性手册风波”最终弄进公司里去了，公司团委一位负责人下来“调解”，才算暂时了结。 事后我有机会与这个班组的青年人分别交谈，他们在这次给他们终生打上烙印的“事件”中的态度、行为和最终的想法，或许比“事件”本身更有些内涵。 青工A：小册子是他从书摊上买的，他解释当初的动机：“我想咱不懂，将来总要结婚，看一看也没有什么坏处。”一次他工间休息开玩笑，问青工B：“大个，你儿子都满周岁了，会不会跟媳妇亲热？”动嘴动手嘻闹了一阵子，小册子也就出手传开了。“谈话”开始后，他是第一个认错写检查的，表白了许多的“政治觉悟不高”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结果弄得他“里外不是人”。同伴有的骂他“软骨头”，有的骂他“叛徒”，事过许久才把“哥们”之间的紧张情绪缓解下来。“有什么办法呢？这种事情，风声闹大了还不是自己倒霉，找对象人家也得多打量你几眼，又不是迟到早退质量问题什么的，有误会好解释，日子久了能过去。这事情，有理你给谁说去，谁又能给你说理来？” 年纪轻轻，他算是摸透了，也精到家了。 青工B：个头大，脾气也大。副支书第一次找他谈话，就硬硬地顶上了：“看了，我看了，我老婆也看了，都讲给你听听还是怎么的？你们当领导的，多少也留点儿事情我们自己管，都你们管了还行？”副支书要他冷静些，于是他说出了那句如今在车间已属名言的话：“人格没温度！” 直到跟我谈起来，他还愤愤不平：“我们有些领导不知道是怎么了，表面上看好像怕工人出事，为工人着想，也为企业负责。大小出上个事情吧，钻头觅缝的，生怕弄不出更大个事情来，好像真个查出我们干了什么流氓活动才能安心。屁大一点事，本来是我们个人的事。弄得人几十天心里乱糟糟的不安生！” 对他来说，有情绪有见解也难怪，他是全班唯一一个参加全国成人自学考试的“大学生”，读书多了，自己能找到独立的道理。 可对那位前指导员——车间副支书，也难以怪罪他个人，不能简单地以为他有什么“坏心”。当年他找对象时，还要先给“组织”汇报，批准了才能“保持恋爱关系”。如今看到下属私自传看“性”手册，怎能不当成个大事？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往往连哪些事情属于个人管，哪些事情属于社会管、单位管，从道理到行为都没有分清楚。 个人之外的能量越发达，人本身便越充分地萎缩。 青工C：她就是“六人”中唯一的女性，“一个大姑娘”。一头长发，上班了卷在圆帽里，下班了披肩如流瀑，说话、行为、神态，很有些“现代化”。要说与副支书顶硬的，她来得最痛快。第一次谈话，副支书听说她把小册子还拿给未婚夫看了，先是惊得目瞪口呆，然后严肃地责问：“你们可是有不轨行为了？”那又像法官又像妈妈的“关心”，气得她含着眼泪一甩长发独自走了。第二天如约再来，她带着一个小伙子，拿了一份医院体检证明书。她指着小伙子：“他就是我的朋友，下个月就做我丈夫！”她把那一页盖了医院章的表格摔在办公桌上：“瞧瞧，瞧瞧我是不是那种人！”然后长发一甩，挽了小伙子走了。 那页纸的一个部分写着：未婚，处女。 这个爱跳迪斯科，爱看美国西部片的姑娘，对中国的事儿也有不少见解。尽管提起“小册子”的事，她也一阵儿不自然，说起话来动听的女高音可是一个磕巴也不打： “我们这儿当领导的常常看错人，以为爱打扮，敢坐朋友的摩托车，敢者《性知识手册》就不是正经人，好像谁装得男人不像个男人，女人不像个女人就品格高尚。前年三车间一个劳模成了强奸犯，厂里、车间领导都说‘没想到’。你们能想到什么？平日装得最像、最听话、最老实的人，可能肚子里坏弯弯最多！” 她说的不无道理，但并不是每个“最像”、“最老实”的人都是“装”的。 青工D：我想她就不是装的。她是七人中唯一没有看“小册子”的一个。工作踏实，待人诚实，领导的话必听不疑，绝对重视社会的评价。一位厂领导大会上批评过一些姑娘的打扮，她就坚持不打扮：不烫发，不用口红，几乎不穿样式新潮的衣服，多次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和厂“劳模”。“小册子”事发之后，领导多次讲：“到底是劳模，能经住考验。”然而，二十六岁了，还没有对象，是车间里唯一的“大女”。一见面她就给人一种复杂的感觉，既尊敬又可怜的情绪一起侵袭着来访者的心胸，盯着她不加梳饰的“解放头”，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大约下班还没来得及换的平底青面布鞋。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她也没有说什么，说“小册子”的事，事先她不知道，事后她也不清楚——全车间开会那天她有病请了一天假…… 后来我到青工A的宿舍里约几人座谈，她进去借搓板，礼貌地打个招呼，随即走了。青工B叹道：她长得也不算差，人心眼也好，打扮打扮，改变改变形象，对象也不会太难找。 事情往往并不那么简单。关键是她自己有没有改变她自己的能力。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往往你越没有自身的表现力（包括青春、美的表现），在与性有关的一切方面，你越是表现得愚昧无知，清心寡欲，像个世外的天人，你越是受到社会的好评，得到“政治”的鼓励，如果说这是一种道德观的力量，倒不如说是一种价值观的力量——由好坏区分、上下论定、先进评比、荣誉赐予等方式和因素形成的社会价值体系，由此顽强地规定和引导着一种非正常的做人趋向。 脱离惯性是艰难的。 （原载《报告文学》1988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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