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偏重于滑稽剧效果的结局：对郭裕禄的政治陷害失败，硫酸毁容毁身案和烽火村历史被揭露，郭裕禄突然接到通知，省委书记要来“做两个劳模的团结工作”——肯定王保京和烽火村：一个好班子，一个好队伍，一个好带头人——一场尴尬的“鸿门宴”，席上觥筹交错，席下暗中较劲——媒体轰炸，全面肯定烽火50年代以来的“成就”——西安法庭开庭结束，武芳在众目睽睽下走上被告席，与作者互道珍重——1997年8月29日，西安中级法院作出裁决：王保京、王农业、烽火村委会诉《中国青年报》和作者“名誉侵权案”因涉及刑事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裁定，本案中止审理——马拉松和暧昧不清的武芳案复查——在一些领导的支持下，烽火村加紧活动，力图让武芳案嫌疑人王农业继上届省人大代表之后，连任199S年省人大代表——这便是50年代以来烽火村的“尾声”，这便是1988年武芳案以来的“尾声”——这是王保京和烽火村以及武芳案最“美好”的“尾声”吗？ “化腐朽为神奇”，在这块土地上偏重于滑稽剧的效果。 1996年12月24日，是郭裕禄最糟心最迷惑不解的日子。他突然接到县委通知：明天省委书记要到礼泉视察烽火村和袁家村。视察什么呢？说是来做烽火和袁家两个劳模的团结工作。是非部没有搞清，“团结”从何谈起呢？整人的时候不说“困结”，整人没有整出什么名堂，下不了台了，赶紧来讲“团结”，岂有此理！省纪委一年多的调查，结论已经有了，话也谈过了，就是不下正式文件以正视听。 他家的会客室有一丈二书法中堂，上书四个大字：“实事求是”。边款题跋有句云：“大事不糊涂，小事不拘谨。”诬陷者，必须反坐！这是大事。坚不坚持党的“实事求是”路线，更是大事。他还要请书法家写一横幅，内容仍然是“实事求是”。“意思是横竖都要实事求是哩！”他说。 他早就放出话，要对参与诬陷的人和机构诉诸法律。“正式文件”不是给他提供法律依据了吗？人家也明白着呢。所以，所谓“做烽火和袁家的两个劳模的团结工作”，实际上是找辙下台阶。还有，报纸上连续揭露“武芳案件”，硫酸毁容毁身案，那么大的案子，涉及烽火村，涉及王保京父子，省里不仅不表态，不采取司法手段核查，省委书记反而视察烽火，不就等于说“报纸错了”，“烽火没事吗”？客观上为烽火村和王保京父子解脱？万一将来复查此案，证明有问题，怎么收场呢？ 事实上，就在24日这天，省委书记在咸阳市五大班子会上明确指出：“我和省高院王院长交换过意见，八年前的案件，陈年旧账了，早就处理完了嘛！”等于是省委书记对“武芳案件”的公开正式表态。与此同时，支持烽火村和王保京父子对揭露此案的报纸进行“名誉权”诉讼，企图以“名誉权”诉讼的结果来阻碍硫酸毁容毁身案的司法复查。这种做法，省市高层意见并不统一。“视察”，首先摆平郭裕禄，第二压住舆论，第三，在省党代会换届选举的关键时刻平息不同意见，可谓“一箭三雕。”暂且不说这种做法高明与否，符不符合政治行为的规则，三只老雕是否射得下来，事实是，事态并没有按照这个权力运作的逻辑发展。在中央领导和全国人大、最高法院、公安部的直接干预下，陕西省被迫对“武芳案件”提起复查程序，“中止”名誉权审理。 眼下要应付的是“视察”。 省委书记亲自出马调解他与王保京的关系，可以说给足了面子。近二十年来，几届省委书记都重视两个劳模“团结”的问题，构成了“陕西特色”。这次调解的背景比以往复杂得多，他很清楚，把他们生拉硬扯到一块儿，他和袁家不过是给王保京和烽火垫背罢了。这台戏演得好与不好，过场走得顺不顺利，都取决于他愿不愿意给他们垫背。罢罢罢，市委书记市长县委书记县长陪同，省市县三级第一二把手全伙在此，还能怎么样呢？老脸拉下来陪到底吧，或许大家都是好心，别扫大家的兴。 省委书记由近到远，先去烽火村，他在村里恭候大驾光临。 电视台和报社记者跟着，走马观花“视察”完，省委书记在县昭陵饭店午饭后小憩，说下午还要开座谈会。座谈会前，害怕郭裕禄会上“放炮”，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市长分别找他谈话，中心意思是：过去查你，让你受了一点委屈，以前的事情就别提了，团结一致向前看。 昭陵饭店远远可见昭陵。 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狩猎来到陕西礼泉（即醴泉）境内。弓角齐鸣，车辇蔽日。一日，李世民突然指着“众山忽破碎，突兀一青峰”的九峻山峰说：那里是安顿我的好去处啊！ 太宗殁，九峻山筑“昭陵”。 由此，凡240年，渭北高原，绵延数百里，居高临下，筑唐代帝王18陵；八百里秦川，泾渭两河，血缘经脉，都在一览之中。 由此，凡100余年，“功臣密戚”、“德业佐时”者167座坟墓陪葬昭陵。太宗身旁，众星拱月，继续“贞观之治”。 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谓“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谓“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任恶人则国乱”……至今，仍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 唐有制曰：臣民有冤者，可到昭陵哭诉。 千百年来，昭陵是“清明政治”的象征。然而，“寂寥昭陵阙，古石满苍苔。”谁还来哭，哭有何用？ 会后晚宴，吃“团结”饭，喝“团结”酒。省委书记把王保京和郭裕禄拉到自己的身边，王保京左，郭裕禄右，场面营造得真诚而热烈，“但是各怀鬼胎”。 王保京情绪不高。前不久，《中国社会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武芳毁容前后的大幅照片，新华社记者和《中国社会报》记者联合采写的武芳案追踪报道，直接点了王保京父子的名，继《中国青年报》之后舆论大哗，礼泉城乡居民争相传阅。今天虽然有省委书记出面撑腰，劣迹终究已经记录在案。 郭裕禄端起了一杯“五粮液”，隔着省委书记，敬到王保京面前：“老哥，咱俩碰一下！” 老杠头郭裕禄主动敬酒，大家实感意外。他什么时候学乖了？ “老哥，袁家有今天，是‘学大寨，赶烽火’的功劳哩！”他说。 什么“学大寨，赶烽火？”这不是在揭王保京20年前的老底吗？可是，他那张黑脸不像是恶作剧的样子——神色庄重，诚恳。 在场的人，包括省委书记在内，根本不知道20年前的“学大寨，赶烽火”是怎么回事。根本不知道郭裕禄这句话，十几年一贯制，几乎一字没改。但凡有领导来当烽火和袁家的说客，郭裕禄都搭拉着眼皮这么说。大家松了一口气，庆幸事先的招呼没白打，座谈会没白开。 王保京听得懂。他了解郭裕禄此时心里怎么想。这损人的话，蒙得了别人，蒙不了他。郭裕禄压根儿没服过烽火。可是，话又不便挑明。他挡住郭裕禄的酒，说道“咱有病，喝不成哩。” 话说得软，推辞得硬。 这台戏，是王保京和郭裕禄两个人演的戏。话里有话，暗地里较劲，其他人都是不明就里的局外人。 郭裕禄的酒杯还端着，横在省委书记的面前不肯放下来。这杯酒，喝也要喝，不喝也要喝。 大家看这架式，如果王保京不喝这杯酒，这台戏就没法往下演了，忙活两天，前功尽弃。 省委书记赶紧出来打圆场。他对王保京说：“你要喝哩！”省委书记是陕西临潼人，武芳父亲的乡党。“你和老郭这杯酒，无论如何要干了哩！” 王保京无奈，端起酒杯和郭裕禄碰了一下，轻轻地抿了一口，郭裕禄则一饮而尽。气氛顿时缓和。 接下来，便是媒体轰炸。 12月25日当天的省电视台，第二大的省电台、《陕西日报》、《咸阳日报》。 省电视台报道说：“烽火村是五十年代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40多年来坚持群众路线，坚持艰苦创业的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的步伐始终没有停止……” 《陕西日报》报道说：“在礼泉县烽火村和袁家村，×××书记视察了村办企业，走访了农户，仔细听了两个村的村干部的汇报。他指出，烽火村是我省多年的老典型了，袁家村是20多年的先进了。当先进不容易，几十年当先进更不容易。先进是要付出艰苦劳动的，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烽火村和袁家村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能够继续前进、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有三条：一是村上有一个好班子，一支好队伍，一个好带头人，一代一代，一茬一茬，坚持下去，这是农村改革发展的基础。二是坚持不懈地对农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用正确的思想、政策，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干部群众，这是几十年当先进的保证。三是发展有长远观点，一年一个新点点，一年一个新台阶。×××书记还对我省农村新老典型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他说，新的一年快要来到了，我省农村经济要有一个新发展，要理顺思路，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农村干部要适应市场规律，趋同经济，不要别人搞什么，我们就跟着搞什么，不要只看到当前市场的需要，还要看到长远市场的需要。×××说，现在我省仍有393万贫困人口，50个国定贫困县，我真的为脱贫的事情急。我们要真扶贫、扶真贫、快脱贫，已经富裕起来的村子，要对社会作出更大贡献，采取多种方式扶贫帮贫，可采取兼并、联合穷村，对口支援、对口扶贫等方式，也可以瞅准目标，有计划地从贫困县的贫困村招收合同工，进行‘活’扶贫，长年坚持，一直扶持到贫困村脱贫为止。×××书记还和咸阳市、礼泉县主要领导，烽火村党总支书记王保京，袁家村党支部书记郭裕禄一起座谈，听取他们对加强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意见。他强调指出，农村富裕以后，精神文明要上新台阶。当先进要认清形势，明确自己的责任，珍惜自己的荣誉，当好‘两个文明’的‘火车头’。先进村要互相学习、互敬互让、团结互助、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社会各方面也要为先进典型、先进人物创造一个好环境，使他们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再‘冒尖’。” 该讲的话都讲到了。其中“趋同经济”是什么意思？不懂。 省委书记总结了烽火几十年先进的三条原因，第一条最斩钉截铁，“一个好班子，一个好队伍，一个好带头人”。 如果说历次政治运动搞“左”的那套东西、几十年弄虚作假也算是“对农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话，如果说烽火从历史到现实都是在搞“两个文明”的话，如果说村干部参与骗回武芳并对惨绝人寰的硫酸毁容毁身案视若无睹，对武芳父母跪地求助无动于衷，积极活动搁置案件保护嫌疑人，为死刑犯举行村葬，逼迫武芳流落他乡告状无门，操纵权力打击揭露毁容案的媒体也算是“两个文明”的话，之后，唆使说客10万元收买武芳息讼，纵容恶徒威胁武芳母亲致使武母自杀，暴力妨碍公务打伤公安干警，带领村民围攻骚扰派出所、公安局、县委县政府，等等，也算是“两个文明”的话，那就真是让人越听越糊涂了。 真是慧眼识“珠”——好一个关中大地八百里秦川烨烨生辉的“明珠”！ 多好的班子！多好的队伍！多好的带头人！有这么好的班子，这么好的队伍，这么好的带头人，成为我们生活中尊奉的楷模，成为我们建设“两个文明”的典范，一个地区，一个省，一个国家将出现何等光明璀璨的前景！ 我们庆幸陕西的土地上能生长出如此经风雨见世面的大树，枝如铁，干如铜，朝气蓬勃，郁郁葱葱。 1997年5月8日。西安中级法院。 “休庭。”法官宣布。 武芳拨开人流，众目睽睽下从听众席径直朝被告席走来。 她的腰板挺直，穿着一双半高跟鞋，衣服和裤子显然仔细熨烫过，裤线垂直，两条腿显得更加修长。她的一头假发，显然精心梳理过，给人以自信和真实的感觉，恍如每根发丝都洋溢着生命的气息。她的脸庞，她的眼睛，她的嘴巴——人类最生动最传神最光彩最有灵性的神经组织部被硫酸严重破坏和歪曲了。然而，你能从她微弱而略有些躲闪的眼光中，从她的言谈举止中强烈地感受到她的丰富情感，顽强迫求，她的无所畏惧和美好期待。你能强烈地感受到她那重新铸造的灵魂！两个女律师找她谈话时，她说：“我会唱歌哩。我给你们唱歌吧。”她开始唱歌，一首接着一首唱。女律师静静地听着。都是她们叫不出名的流行歌曲。房间里，歌声轻轻地流淌着思念，哀怨，向往。她们流泪了。她们都是女人。她们深知容貌对于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深知一个女人的容貌被毁坏意味着什么。她们感到了生命的不可捉摸和生命的潜力。武芳达到了极致。她打开收录机，对着歌词，一句句地放，一句句地学，把歌声融进寂寞的时光，以此沟通外面的世界。 一位女律师事后说：“我是第一次看见被硫酸毁容的人。我感到强烈的伤心和震撼，好像悲剧就发生在我身上似的。我看见武芳后，多次问自己，我如果被硫酸毁容，我作为女人应该怎么办？我想，唯一的选择就是自杀，再没有别的路可走。这样活着太痛苦了！武芳能那么顽强地活着，在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坚持控告，又结了婚，又生了孩子，如果不是见到武芳本人，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太难以置信了！我听武芳唱歌，每一句歌词，每一个音符都让我的内心颤抖！” 生命的本质竟是这样的裸露和展现，身临其境，不能不为之震撼！ 法律与正义，此时面对的不仅仅是悲剧和苦难，不仅仅是冷冰冰的事实和条文，更是充分展开的人性，更是拼命挣扎、渴望美丽的生命。良知发现，首先是人性发现。任何人，不管他是什么职业，不管他贫困还是富有，不管他是否名声显赫权倾一方，都躲不掉良知和人性的拷问。武芳曾经想自杀，但是她最终选择了活下来，哪怕是活得那么窝囊，活得那么艰难，活得那么委屈，活得那么痛苦，活得不像个人样。但是，她以非凡的毅力创造了一个不同常人又融会于常人、远离社会又逼近社会的人生，创造了另一个“我”。过去的“我”是逆来顺受任人宰割，是委屈求全听天由命，是躲避，是摆脱；现在的“我”，是抗争，是主动，是手持宝剑向恶势力讨回公道的“复仇女神”。她说：“一个女人被硫酸毁容，生不如死！”心理的伤害远远大于生理的伤害。她一直都在生死之间徘徊。死神一直都在觊觎着她，伴随着她，召唤着她。然而，她没有去死。她说：“罪犯都没有把我整死，我为什么要去死！坏人还活得好好的，我有一口气，就要和他们斗下去！”她饱受人间的冷暖和煎熬。她活下来了。也许是命运使然，能让我案发八年后在黄河岸边找到她。我无法复述当时的情景。我见到她时，有话堵在喉咙里，说不出来，怎么也说不出来！我说：“我从北京来……”话说了一半，她就哭了，哭得全身抖动，喘不过气来。她说：“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还会有人来过问这件事情。我告状已经告伤了心。”她一面哭一面揭开假发，撩起衣服和裙子，毫无顾忌地给我看硫酸烧伤后的累累疤痕。这个场面让我浑身颤栗。这个场面让我终生难忘。我曾经调查报道过许多重大案件，应该说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可是面对武芳的时候，不由得一阵阵惊心动魄，潸然泪下。我看到的武芳，已经是经过四次整容的武芳。她在倾诉。我企图询问细节，她便失去控制，歇斯底里：“你为什么打断我！你不能打断我！”此时，她要尽情地倾诉，她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压抑太久了！远离家乡！远离亲人！说吧！哭吧！等她平静了，恢复理智，再接着谈。 武芳又结了婚，生了一个小女儿。我去的时候，小女儿刚刚会叫“爸爸妈妈”。我见到了她的丈夫，一个地质钻探工人。他是一个忠厚朴实的老工人。他同情武芳的遭遇。他收留了她。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年。他说，她需要人间的“温暖”，她需要支持。他对武芳说：“我的工资很低，但维持我们的生活够了。只要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一口饭吃。”她烦恼和绝望的时候，要毁掉所有材料，他制止了她。他说：“要把这些材料都保存好，给孩子留着。孩子长大后，这些材料能帮助孩子了解和理解她的母亲。” 武芳又做了妻子，又做了母亲。她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女人。正是她的精神感动了我，鼓舞了我，完成了案件和烽火历史的调查，并将它们公之于世。因此，我和我供职的报社成了“被告”。一开始，我们便掌握了权力操纵法律的情况，还没有进入审理程序便知道了“可能败诉”的结局。 我为自己准备好了一个“最后陈述”： “一开始，我就不对这次名誉权审理抱有幻想。因此，今天的结局我并不感到吃惊。我之所以来这里接受我们早已知道的结果，有两条理由，一是我必须尊重法律，二是此次审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限度的然而是公开的讲坛，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陕西法制状况的机会。我为今天由于维护一个被凌辱被残害的弱女子的起码权利而成为被告感到无尚光荣。我曾经为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起码的公民生存权利，维护起码的社会正义，做过一些工作，并将继续贡献微薄的力量。遗憾的是，法庭的原告席应该属于武芳和她的律师，被告席上应该是她八年不懈指控的犯罪嫌疑人，今天的局面恰恰相反。我为此感到悲哀。我怀疑这次审判的独立和公正。武芳案一审法院院长任维先生生前曾经接受过贵法庭调查取证，他事后郑重告诉我们：‘他们带着明显的倾向，结局对你们不利’。看来，我们预先承认的‘公平’、‘公正’、‘正义’的前提，在这里已经被打了折扣。在礼崩乐坏的转型社会里，法律是秩序的最后屏障。今年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上，《信访快讯》全文刊登了武芳的控告信，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同志和公安部长陶驷驹同志明确批示，要求复查武芳案。陕西一方面对批示虚于委蛇，一方面加快这次民事案审理，是想以‘名誉侵权’的民事审理结果来混淆视听，寻找说法，打击舆论监督，掩盖武芳案事实真相，掩盖烽火的历史丑闻，阻碍武芳案刑事立案复查，让嫌疑人继续逍遥法外。他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常识告诉我们，任何辜负了人民的希望、拿着人民赋予的权力谋取私利的权势者，最终都逃脱不了良知的审判，都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对此，我们有充分的自信。我们虽‘败’犹荣。我要强调的是，这个结局，并不能让我们放弃通过各种渠道继续为武芳伸张正义的努力。” 第一次开庭审理，不了了之。这番话还有机会说吗？ 武芳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卢兄，多保重，要注意安全。” 我说：“你放心，他们打不倒我！你多保重，也要注意安全。” 在法庭上，我们互道珍重，热泪盈眶。 1997年8月26日，陕西媒体报道，省委书记卸任，新任省委书记上任。 8月29日，西安中级法院作出裁定：王保京、王农业、烽火村委会诉《中国青年报》和作者“侵害名誉权”一案因争议未果。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五款、第一百四十条第六款的规定，裁定如下：本案中止审理。 武芳拉过她的女儿，说：“叫叔叔。” 小女孩初见陌生人，吓得直往母亲的怀里拱。 “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小女孩盯着我不说话。 “告诉叔叔，叫国栋。”武芳说。 “国栋？这不是个男孩的名字吗？” “是个男娃名字哩……” “为什么起个男孩名字呢？” “我希望她长大后，要像男子汉一样，成为国家的栋梁！”她说。 她把她的全部希望寄托给了女儿。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梳子，轻轻地给小国栋梳头。小国栋乖乖地依偎在母亲的怀甲。仿佛“希望”依偎在母亲的怀里。生命竟是这般顽强！生命竟是这般顽强地延续着！希望竟是这般顽强地延续着！ 屋里，一时静寂，只听见“咝咝”的梳头声。 泪水涟涟，母女依依。此景此情，令人心碎。 陕西传来最新消息：一、烽火村硫酸毁容毁身案进入司法复查却查而不力；二、此案的嫌疑人王农业王二公子在一些人的支持下，正在积极活动，像1992年“当选”省人大代表、1995年活动“全国劳模”一样，未经县一级讨论推选，名字直接报到了咸阳市，企图继续留在“人民代表”的行列里，继续玷污“人民代表”这一神圣荣誉。 两个消息如此奇怪地拼凑到了一起。如此格局，能保证法律的严明公正吗？简直在开天下人的玩笑！ 看来，寡廉鲜耻者，丧尽天良者，还大有人在！ 看来，陕西这场大较量还远远没有结束！ 1997.9.27凌晨3：20于北京木樨地。 1997.11.17凌晨3：50改定于北京木樨地。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