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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上大学，王行兴开始记日记了，一直坚持记到80年代。 王行兴用日记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内心世界。这个世界将他与喧嚣的外部世界剥离开。在这个世界里，他可以安全地面对自己，完全自己，把他塑造成了另外一个“王行兴”。我们面前有两个王行兴——白天的王行兴和晚上的王行兴，外表的王行兴和内在的王行兴。——与28年后的武芳一样，昼伏夜行。 四十多年时间里，王保京身边有两个“王行兴”伴随着他。 王行兴感到烽火脚底下这块土地不踏实。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西北农学院学习，他与王保京有同样的收获，不过王保京的收获是写在报纸上的收获，而他的收获是内心的收获。他明白了什么是科学。科学研究，首先要有科学的态度，首先要有说实话办实事的态度。 烽火浮夸，赵洪璋心里一本账。然而，他没有批评“农民科学家”王保京，没有批评烽火。这个小伙子爱搞科学试验，科学试验有成功，有失败。他认为，烽火浮夸，是政治压力和错误观念的结果。他脱离教材，用最朴素的语言对这些农民大学生进行告诫。他讲水肥条件与小麦增产的关系：小麦由低产到中产，水肥条件好，产量可能成倍增长；小麦由中产到高产，增产幅度就极其有限了。这和人一样，吃得多，要消化得了么。吃多了，消化不了，也会生病。人病了，可以说话，找医生看；庄稼生病了，不会说话，靠人观察。高产，光有水肥条件是不够的，不用说过量的水肥条件了。他讲密植与小麦高产的关系：小麦高产，适当增加播种量，可以发挥群体优势，达到高产目的；反过来讲，由高产更高产，播种量与更高产就不成正比了。小麦高产与播种量的关系；好比扔石头，形成一个抛物线，横坐标是产量，纵坐标是播种量，产量达到极限时，播种量反而要下降。 王行兴暗想，赵洪璋从科学的角度对症下药，抓住1958年小麦产量浮夸最基本的说法——“肥大水大创高产，高度密植创高产”，进行清算。烽火的问题，不仅指标浮夸，而且弄虚作假。仅仅指标浮夸，还可以说缺乏常识说大话闹笑话，一笑了之，里面的区别，顶多是一个大笑话和小笑话的区别，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弄虚作假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现实生活中，指标浮夸与弄虚作假往往是孪生兄弟，互为因果。大话吹出去了，像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于是只能靠蒙骗，只能靠弄虚作假，才能捞回面子，哪怕是短暂地捞回面子。 清算到这一步还不够。说大话，说假话，倒不可怕，大话假话再高明都容易识破，可怕的是有权有势的人喜欢听大话，听假话，造成了一个说大话、说假话的政治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正如许志路所言，讲实话、讲真话的人活不下去。不讲大话，不讲假话，甚至危及生存！结果，逼着老实人去说大话，说假话。大话戳穿了，假话戳穿了，大话假话导致了尸横遍野的后果，这些人不仅不向天下人谢罪，像封建帝王那样下“罪己诏”，反而振振有辞他说，这是前进当中的问题，工作中难免出现的问题，方向是对的，动机是好的，好心办了坏事，成绩是主要的。为下面捞面子，实际上是为自己捞面子。原因很简单，说大话，说假恬，是他们鼓励的，他们需要大话假话！他们也说大话，说假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以致社会虚浮之风瘟疫一样地蔓延！以致十年浩劫！社会道德败坏，盖源于此。 王保京看到了体制的弱点，并利用了体制的弱点。 王行兴本人参与了“并亩丰产”的骗局。 说到这段历史，王行兴满面惭愧。1958年玉米快黄的时节，王保京把他叫去，嘱咐：“明天记者要来拍照，你们去把丰产试验田空秆和虫咬的秆拾掇一下，再补些苗。” 王行兴等明白王保京的意思。下午，他和王天顺、王万英、王殿胜、马玉秀先到“丰产田”里挖窝窝。 天一擦黑，月亮露头，满庄稼地银光水色，几条汉子带着手电马灯出动，神不知，鬼不觉，钻进大田里，专选那秆粗株壮、长着个大棒子的，往丰产试验田里移栽，栽完后，放水一灌，新老面目融为一体，分不清彼此你我，都像一块田里长的亲兄弟，弄毕，各回各家睡觉。第二天，移进了一两百株大田玉米的丰产田，更加厚实，更加神气，谁见谁爱，谁见谁夸。“这玉米务得就是好哩！”“唉，咱咋就不行？”“人家科学哩！”也有不信的。信不信由你。不由你不信，庄稼都在地里长着哩！眼睛看么！王保京的口头禅是：“不信就看，不懂就教。”然后就是杂交技术，合理密植，水肥条件，通风透光，田间管理，海阔天空一番。大家听得呆了，王行兴一旁暗自好笑。领导好哄哩！记者好骗哩！谁天天守着你烽火种庄稼？就是天天守着烽火也不行。24小时不睡觉？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 1959年，省上办农业展览，王保京吩咐王行兴等去玉米地里挑大棒子长势好的送。王行兴带着五六个人，在800亩玉米地里寻了三天，寻了十株，连根拔出来，坐车送到西安省农业展览馆，用大盆栽起来，秸秆粗壮，叶子肥美，部长着两个大棒子，气气派派，摆在展览馆显眼的地方，说是“王保京玉米丰产田”的玉米。 名堂多着呢。为了让丰产试验田不断放光彩，估产里面有诀窍。估算棉花，有三种算法：一是不算棉花实占面积，然后把套种的作物换算成钱，按实价拆钱买棉花，混在一起算棉花亩产量。二是以伏前桃和伏桃为标准推算。棉桃分伏前桃、伏桃、秋桃三种。农谚云：“伏桃缠腰，秋桃盖顶。”说的是棉花伏桃秋桃都要长。一般一株棉花只能长两个伏前桃，三个伏桃。伏前桃、伏桃棉绒长，100个棉桃能轧一斤籽棉；秋桃长得多棉绒短，至少150个轧一斤籽棉。一般一亩棉花4000株，一株棉花六至七层，一层结三个桃。也就是说伏前桃和伏桃少，秋桃占绝大多数。三是全苗计算。 农谚云：“没有不掉的桃。”不算实占面积，加一码；用套种农作物折棉花，加一码；以伏前桃和伏桃为标准，加一码：全菌计算，加一码；层层加码。一亩棉花4000株，一株棉花六七层，一层能结三个桃，100个棉桃轧一斤籽棉，一斤籽棉轧三两皮棉，4000×7×3=84000个桃，84000个桃轧840斤籽棉，840斤籽棉轧280斤皮棉。乌拉！……亩产280斤！估算玉米，有三种算法：一是科学密植，行距二尺，株距一尺五，每亩种植2000株。农谚云：“左一跷，右一跷，一亩地，千二苗。”二是每株长双棒的标准。三是折水分，“一斤玉米晒七两”。其实一斤玉米顶多只能晒五两。密植，加一码；双棒，加一码；折水分，加一码；层层加码。2000×2×0.7=2800斤。乌拉！……亩产2800斤！ 估算小麦，一斤小麦种12000粒小麦，一般一粒麦种分九个蘖。烽火的小麦都不一般。烽火小麦的蘖可以没完没了地分，最多可以达到100多个蘖，号称“小麦王”。麦穗一般长有六七籼（注：籼，麦穗对称的阶层），长势，有大籼小籼之分，当然是往大里算，加上“合理密植”，产量当然就是几何级数增长了。 老天爷特别喜欢烽火，棉花，玉米，小麦，当然都是金枝玉叶，没有机械损伤，没有病虫害，没有风灾雨灾雹灾旱灾。 还要特别介绍烽火大田农作物亩产的估算法——“边际效应估算法”。田边地角的农作物通风透光好，水肥吸收好，玉米秆粗棒大棒多，小麦分蘖多，穗长穗大，颗粒饱满，依此为标准，由外往里推算，产量自然就上去了。这种方法，也叫“典型估算法”。由典型推一般，由典型代表一般，由典型统领一般，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一般齐，一块地里岂止生双胞胎，还生十胞胎，数十胞胎，数百胞胎，数千胞胎。 典型的价值，典型的意义，不亦大哉！ 懂农村诀窍的人一定会问，农民一般部怕大田平均亩产估得过高，估高了，国家的公购粮任务就会加重，影响农民的口粮。农村基层干部一般都采取瞒产私分的办法来对付国家过高征粮的政策，为什么烽火反其道而行之？烽火50年代的做法是，用丰产试验田的浮夸骗荣誉，用大田低产吃粮食。60年代、70年代靠丰产田骗荣誉已经过时，没有大田的增产，谁也不信，“边际效应估算法”应运而生。但是，仍然有国家公购粮问题。既要讨好上面，又不能得罪下面，影响烽火这个政治基础，有无两全其美的办法？ 1964年的清算，让王行兴吃惊不小。他在日记中写到：“我的内心十分苦闷。”媒体得到指令，不准宣传烽火。他正欲大展鸿图，却进入了漫长的苦闷期。他进入了苦闷期，王保京和烽火进入了寂寞期。一连七年，王保京和烽火声消迹匿。“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不时兴玩儿生产数字游戏了，时兴玩儿革命激情游戏。游戏规则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更严重的是，王保京与上层权力之间的关系被切断了，甚至还受到了牵连。西北局和老陕西省委的领导一夜之间变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媒体里长期培育的老关系也下台挨整，成了不口村里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一类的牛鬼蛇神，成了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过去的政治关系，不为其福，反为其祸。 政治风云变幻，始料不及。“一打三反”和“斗、批、改”，大队成立革命委员会，王保京只被结合为委员，几乎被排挤在大队权力机构之外。“文革”早期，他曾企图东山再起，动议串联全国50年代与他同一级别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河北的吕玉兰和稍后、但是名气更大的陈永贵等，成立全国性的农民造反组织，未果。他像一个过了时的电影明星，被人们遗忘了，被时代抛弃了，他不能忍受没有掌声、没有鲜花、没有媒体跟踪、没有权力关怀的寂寞。王行兴了解，王保京的成长过程，是与权力不口媒体相伴成长的过程。他与权力和媒体早就结成了互为因果互为利用的生物链。 王保京喜欢两种人，一种是当权者，一种是文人。文人包括记者、作家、诗人、各级党政机关舞文弄墨专写材料的秀才。前者是“权把子”，后者是“笔杆子”。 首先是记者。记者和他们所代表的媒体，是体制的一个部分，是党的声音，党的喉舌，党的代表。做出成绩，没有记者，党不知道，社会不知道。而且，做出成绩，既是他不口烽火的成绩，也是党的成绩，记者的成绩，党报党刊党台的成绩，社会主义的成绩。下面做不出成绩，党着急，记者着急，党报党刊党台着急。大家都在一个锅里舀饭吃，苦衷快乐都一样。1958年，1959年，记者干脆住在烽火等“新闻”。烽火就是“新闻”的制造地，发源地。王保京也乐得把“新闻”源源不断地发布给记者。 王保京是农村基层干部中，是他那个时期的所有农业劳动模范中，最早懂得媒体的作用，最早懂得“制造舆论”，最早懂得运用媒体宣传达到设计目标的人。用现在的话说，他是最早懂得媒体包装的农民。从这个角度看，王保京是个觉醒的农民，最有现代感的农民。各种媒体的记者，只要支持烽火，只要吹喇叭，抬轿子，只要说好话，都是朋友，几十年不断线，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困难时期，城里人没粮油吃，就给记者送粮送油；瓜果下来了，就给记者送瓜送果。现在不觉得怎么样，当时可不得了。你来我往，互赠有无。 从50年代初开始，到90年代，王保京和烽火几乎每个时代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检索王保京和烽火的见报档案，令人吃惊的是，初小文化程度的王保京个人署名、连篇累牍大块大块地发表文章，理论文章，经验报告，工作总结，形势跟得之紧，理论水平之高，针对性之强，中心之突出，逻辑之严密，观察之敏锐，文字之漂亮，语言之活泼，叹为观止。 王保京在媒体上的角色是多重的：农业劳动模范，农民科学家。省党报特约评论员，诗人，理论家，村党支部书记，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副市长，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需要什么角色就用什么角色。1958年大跃进放卫星，1959年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粉饰太平，“文革”学大寨，批林批孔，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小靳庄，评《水浒》批投降派（注：“四人帮”发动的批周恩来的政治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引经据典，各种脸谱都有。发言的内容，触及社会政治生活各个敏感部位。“文革”后期的文章，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语录，使用政治家语言，气势早已脱离了农民的范畴。王保京写不出这些署名文章。根据政治需要，或者根据王保京和烽火的需要，各个时期都有强大的写作班子为王保京和烽火服务，捉刀代笔，让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扮演不同的政治角色。政治需要他，他也需要政治。政治利用他，他也利用政治。陕西其他的农业劳动模范，不具备王保京能说会道的本事。报社喜欢王保京这样的人，他有足够的发言分量，有足够的代表性，有足够的“新闻”背景，而且乐意与媒体和政治合作。他可以根据政治需要，根据报社和记者的需要，要说法给说法，要例子给例子，说点大话假话也无所谓，记者不会去核实，或者正中下怀。 烽火这块土地，不仅能种庄稼，而且能种政治，一亩三分地，炒作起来，得心应手。有的时候，是记者找他；有的时候，是他找记者。来来往往，车水马龙。 1958年之后，“文革”中后期，由于政治的需要和记者的鼓吹，王保京和烽火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一天省委书记来到烽火，听取了情况介绍后兴奋他说：“很好嘛！咱们陕西也有学大寨的典型嘛！我们可以远学大寨，近学烽火嘛！”而且把学不学烽火提高到了“真学大寨还是假学大寨”的高度来认识。 已是地委副书记的王保京在礼泉县委常委扩大会上讲：“大寨是谁的大寨？烽火是谁的烽火？大寨是党的大寨，中国的大寨！烽火不是烽火人的烽火，而是党的烽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烽火！也是礼泉县的烽火！1955年，杭州会议时，伟大领袖毛主席向烽火社全体社员问好哩！以前，我们不好意思提，以为是我们自己的事情。现在要理直气壮地提！”（注：中共中央政治局杭州会议，毛泽东是否专门托人带话问候烽火社全体社员，不可考。） 礼泉县委作出了“学大寨，赶烽火”的决定，并呈报省委，省委作了肯定的批复。18年前，1958年1月，陕西省专员县长会议上，大鸣大放大字报，向阻碍生产大跃进的“右倾保守思想”开炮，礼泉县长就“培养、推广更多的典型经验”贴大字报“自我检讨”：“王保京是礼泉县多年的生产旗帜，外地都很重视他的经验，学习后出现了很多模范，有的已经赶上或超过了王保京的产量，可是礼泉县还没有出现第二个王保京。这主要是我们领导上存在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一般化领导，墨守陈规，没有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广。为了掀起生产大跃进，我们计划每个负责同志，必须亲自培养一个王保京，在1958年来个大跃进，将现在的一个王保京变成十个二十个一百个”王保京！我的爷！“克隆”王保京！“克隆”王保京大跃进，礼泉一下子涌现出100个王保京，那是何等壮观的景象！礼泉就“天翻地覆慨而慷”了，就“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了！ 70年代“克隆”烽火，背景何其相似乃尔——墙内开花墙外香。礼泉人对王保京知根知底，烽火附近的兴隆大队、高家大队就不学。兴隆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尧开曾说：烽火弄虚作假，国家投资，“是看得学不得”。 县委常委扩大会传达省委批示，问题提得很尖锐：“学大寨，赶烽火。县委怎么样？要使别人坚信，首先要使自己坚信。如果自己认识有问题，怎么说服别人？当年昔阳和大寨附近的大队不学大寨，经验教训难道还不吸取吗？” 刚刚上任的县委副书记郭建义（注：1991年，他在咸阳市人大副主任任上，坚决排除干扰，主持处理了武芳毁容案）听说烽火亩产皮棉180斤的产量不实，骑了辆自行车到烽火微服私访，他和负责接待的烽火党支部副书记说：“纠缠这干什么？打不到180斤，打120斤也是先进嘛！” 这话传到了王保京耳朵里，便说郭建义“反烽火”。 当时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郭福生是“学大寨，赶烽火”的首倡者。他说，烽火所报粮食产量享有特权，一是不交粮不入库，先报产量，先收一半的粮钱；二是不往国库交粮，公粮存在烽火，说是代储国库粮、三是永远最后报产量，等其他大队报完后再报，谁最高压住谁，确保烽火第一。产量不实，“国库粮”储藏数不实，上半年的公粮，往往下半年才补齐。王保京还在玩儿数字游戏，只不过变换了形式。王保京和烽火村干部还在水利局、电力局、物资局、教育局等等部门要钱要物，有的时候，王保京亲自要，有的时候，烽火队干部直接打着王保京的旗号要，要就得给，不给不行！郭福生在县委常委会上恳切陈词：“我们要爱护自己的红旗，不能自己往自己脸上抹黑！” 郭福生因此被诬为“是在拔烽火红旗”！ 县三级干部会上，县委书记找郭个别谈话：“老郭呵，你对烽火的态度不对呀。你要主动地作一点自我批评。” 真是天大的冤枉！“我是爱护烽火！我问心无愧！”郭福生说。 谁要是不支持烽火，烽火要钱要物不给，谁要是批评烽火的缺点毛病，谁就是“反烽火”。礼泉县农口各局了解内情，看不惯，爱提意见，便被斥为“反烽火”。王保京说得很清楚，烽火是党的烽火，烽火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烽火，“反烽火”意味着什么？礼泉县咸阳市甚至陕西省的干部，以是否支持烽火划线，动辄得咎，人人自危。 王行兴日记记载，1976年3月18日，王保京在烽火给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师生、延安地区参观学习人员、县公社干部学习班等作报告说：“一切斗争都是人和人的斗争。（1952年提出亩产1200斤玉米以来到现在的）产量之争，实质上是阶级与阶级之争。（所以）与天斗争是人与人的斗争，与地斗争是人与人的斗争，与自然斗争是人与人的斗争。” 这是王保京围绕着烽火“产量之争”总结出来的斗争哲学。王保京这番话可不是大话套话，随随便便说的。这是他几十年斗争经验的精髓。弄虚作假搞浮夸，天不怒，人怒。几十年弄虚作假搞浮夸，几十年有人跟踪批评反对，与大斗，与地斗，与自然斗，只能斗出有限的那么多产量，不足以满足弄虚作假搞浮夸的胃口，不足以支撑那么长的弄虚作假搞浮夸的历史，与人斗才能斗出超自然的产量，才能斗出并维持烽火几十年虚浮的政治荣誉。 1976年至1979年，王保京任咸阳地委副书记兼礼泉县委书记，上通天，下通地，统治礼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谁都不敢说烽火一个“不”字，谁说了，就会大祸临头。反对烽火，反对王保京，就是反对学大寨，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支持烽火，谁吹捧王保京，谁就当宫，王保京经常和管组织的副书记崔发源说，让谁谁当县革委副主任，让谁谁当局长，直接办理。 崔发源提醒说：“这样不行哩，要交常委会讨论哩。” 王保京训斥道：“讨什么论！礼泉的事我说了算！” “烽火一举，万里为畴！” 烽火村成了政治的超级敏感地带，成了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摇篮。县委常委会在烽火开，省委党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烽火办，地委党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烽火办，县委公社就不用说了，学习班学习时间，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半载，一面学习，一面参加烽火的生产劳动。 郭福生参加了省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正是烽火学小靳庄的高潮时期。烽火村完全是军事化管理。王保京要求，社员开会要集合，台下坐着，要横看一条线，竖看一条线，会前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会结束唱《国际歌》。田间不管理，地里长满了草。烽火歌谣云：“公社社员情满怀，大步登上赛诗台，诗歌本在土里埋，咱用镢头挖出来。上层建筑闹革命，纵情高歌新时代，千首万首唱给党，人民公社春常在。” 1975年7月编的《烽火诗选》“前言”云：“礼泉县烽火公社烽火大队，自批林批孔运动以来，认真推广小靳庄经验，开展群众性的诗歌创作活动。他们，干部群众齐上阵，男女老少谱新章。仅今年上半年就创作了上万首（注：半年创作万首诗歌，找当事人核实，摇头不可考，亦涉嫌浮夸）。这些诗歌，土生土长，随时编写随时朗诵，热情歌颂了党和毛主席，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生活，占领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 于是便有如下荒唐局面：烽火人唱歌、跳舞、赛诗、打球、批判资本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学员（都是县团级以上的干部）紧急出动，到田里帮助锄草，以维护烽火先进典型的面子。 学小靳庄，其中最著名的是，由王保京七十多岁的小脚老母亲领着一些小脚老太婆打篮球，颤颤巍巍，东摇西摆，参观学习者，或闭眼捂脸，或捧腹大笑。王保京理直气壮地当众训导说：“打不打是态度问题，打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上纲上线，大家捂着嘴不敢笑。还有次著名的是，王保京的老母亲和另外两个老太婆演了一个节目，叫做《三个老婆批邓》，台词说：“刘少奇是条瞎蔓蔓，邓小平是瞎蔓蔓上结的瞎蛋蛋。” 郭福生实在看不下去，把王行兴叫来，劈头盖脸一顿骂：“你们田间管理要抓！地里长满了草，你们唱歌打球，让学习班的人去拔草，你们脸红不红！全省的人来这里，是办学习班哩！学你烽火哩！” 王行兴赶快向王保京汇报，王保京却说：“不理他！领导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有什么不好！生产劳动，培养与贫下中农的感情么，改造官僚作风么！” 为了促进干部参加劳动，王保京出了大力。 1974年，王保京刚当土地委副书记，就把王行兴等大队干部找来谈话：“烽火是个先进典型，学大寨十年了。人们去大寨学习，都是学表面的东西，下地不吹号，上工不打铃。礼泉人也去得多了，就是学不到真东西。大寨人都说哩：陕西愣娃爱参观，回去睡下不动弹。咱要实干哩！不干不行！” 王行兴是王保京肚子里的蛔虫，里里外外都明白，大寨人说没说这句话，由他说，这一席话是开场白，是说法，关键的话还在后面呢。他等着听关键的话。 “咱咋弄么？”王行兴问道。 “先从干部参加劳动做起。”王保京深恩熟虑的样子。 “我们成天都参加劳动么。”王行兴不解。 “你是你么。我说的是一个普遍现象。” “那……” “你们给县里写个东西。” “写啥？” “坚持干部参加集体劳动，批评县委的官僚作风。” “能行。” “写好后，让记者改一下。”王保京最后嘱咐道。 “记者都给咱预备下了。”王行兴暗自里佩服王保京想得细致周到。 王行兴执笔，另外两个副书记签名，记者修改，给县委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写好后，交给王保京审阅批准。信中说，毛主席指出，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他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信中批驳孔孟之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指出：“我们礼泉县有些领导同志在这方面做得就很差，没有带好头，对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件带根本性的大事认识不足，跟不上趟。他们满足于开大会、发文件、催报表，很少深入基层；就是下来，也是‘走马观花’，坐上‘四个轱辘’到处跑，早出晚归；有的同志名义上有点，实际上是‘铺盖卷’蹲点；或者在生产队试验田的牌子上填个自己的名字，很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种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怎能准确地掌握第一千材料，指导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运动，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呢？这怎能改变全县面貌呢？” 信全文在《陕西日报》发表后，礼泉县委吓得屁滚尿流。谁都知道王保京声东击西的路数。烽火三个党员的来信，分明就是王保京借三个党员的口说自己的话。谁都知道，王保京也是坐“四个轱辘”的人，早就是不参加劳动的“劳动模范”了。但是，他现在是顶头上司，上面有后台，背后有报社。他的手里掌握的全是“真理”毛主席教导，批林批孔，学习大寨、昔阳和吴堡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三个党员的来信，仅仅是第一道菜。在第二道菜和第三道菜上来之前，赶紧争取主动吧！赶紧“批评与自我批评”吧！赶紧提高认识、深刻检查吧！赶紧召开大批判会，批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些拗口的孔孟劳什子吧！ 记者出席了县委常委专门召开的大批判会，并在《陕西日报》作了长篇报道。一个星期后，《人民日报》摘要登出烽火三个党员的来信，并报道了礼泉县委“虚心接受，立即行动”的态度。 王行兴后来才知道，王保京刚当地委副书记，提拔迅速，人家不买他的账，处境不太好，他就摸准政治气候，运用媒体来了个下马威，小小展示了一下自己的实力，确立了自己在咸阳和礼泉的地位。外人不清楚，礼泉人还不清楚王保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事后，县委办公室主任跟王行兴说：“行兴，王保京是借你们的手打别人哩！” 王行兴说，《陕西日报》代表省委，《人民日报》代表党中央，王保京此举，一箭三雕，打击了县委，震慑了地委，督促了村委，“为他下一步去向，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大家都在套子里有苦难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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