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王保京并没有真正地总结经验教训。1958年的失败没有触及他的灵魂，骨子里，他并不承认失败，因为上面也不承认失败。 1962年国民经济略有好转后，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一个“检讨”，没有在根本上解决“左”的问题。不到两年，开始“四清运动”，四年后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历史学家迫溯“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劫难的起源，1958年大跃进乌托邦试验板上钉钉。 我们今天来解剖烽火和王保京，也能清楚地看到这条历史脉络。王保京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极度放大，甚至不惜用说谎作假的办法，而且上面的说法是，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前进当中的问题。一年多的学习，几个专家教授就能转变他心目中的“科学”概念？ 他一方面说“科学，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需要实实在在的态度对待它；只有用实实在在的态度对待它，才能学到实实在在的科学”，一方面又说：“我学（科学）规律，不是为了给（科学）规律做奴隶，而是想做（科学）规律的主人，叫（科学）规律给降住了，那不算真正学懂了（科学）规律。过去，人是随自然转，我学习就是要想法子叫自然随人转，把自然给整住，让它为社会主义多打些粮食出来。”他念念不忘把自己摆在党和社会主义的后面，念念不忘把自己的行动政治化，这样，他的动机永远不可怀疑，永远可以受到权力的保护，永远可以变被动为主动。他的“人随自然转”，本质上是人随人转。摆弄自然，摆弄科学，实际是摆弄人，以使自己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始终处于主动状态。科学是为人服务的，我是人，当然也是为“我”服务的。“科学”就这样被政治庸俗化了，灾难也被文过饰非。 农民务实，相信眼睛，不相信耳朵；相信肚子，不相信宣传。一些稍有文化的农民，经过1958年和三年困难时期，渐渐开始觉醒。王行兴算一个。然而，他并不孤独。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检讨四个月后，即1962年5月，陕西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会计杨伟名、党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三名共产党员联名写了《当前形势怀感》（亦名《一叶知秋》），分别寄送给公社党委、户县县委、咸阳地委、陕西省委、西北局和党中央，同时还寄给了省委宣传部、西安市委和《陕西日报》。 这封信像一块大石头，扔进了一派沉闷虚妄的政治生活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6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摘要刊登了《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形势和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7月28日，《宣教动态》又刊登了《对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形势和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作者的调查》。 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并在8月6日的北戴河会议上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针对户县城关公社三个党员的来信说，信中有一句话，“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 一封怎样的信，竟引起毛泽东龙颜震怒？ 《户县县志》收录了信的全文。信的“前言”部分开宗明义他说：“参加农村基层工作，已八年有余，俯首回顾，百感交集，尤其在当前困难形势下，其所见所闻，势如汹涌波涛，冲击心膛。每于激动之余，口述笔道，常至情不自禁。”“这篇‘怀感’，不是向上级领导‘报喜’，而是‘报忧’。但就目前形势而言，‘报忧’重于‘报喜’。因之‘怀感’所及，似颇多‘苦口良药’与‘逆耳之言’。”“这篇‘怀感’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而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和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 “一叶知秋”，报的什么“忧”呢？信中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之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牍的再进行分析了。” 农村经济濒于破产，“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这是何等的景象呀！而且是“一望而知的事实”！ 作者对中国大势有异常清醒的判断：“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当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会走好呢？”“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犯了客观规律。” 显然，对国情的认识头脑发热，政策出现了偏差，带来了灾难。社会发展形态显然是“过”了，“如某甲赴某村，距十里，行之十五里过五里，退三里，犹过二里，退十里，复又不及五里，终退五里始抵村境而止。想来我们目前严重困难产生的渊源是走‘过’五里路的问题，因之克服困难的根本办法，也就只是退五里的问题了。” 现行政策”退五里”的“度”在哪里呢？作者提出：“农业方面，按照集体、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的原则。这是养鸡取蛋，有别于杀鸡取蛋，这是釜底抽薪，有别于扬汤止沸，这是根本之道，有别于治标之法，这是我们要退的终点。”要像“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退到终点。 信的第六部分，明确提出了“恢复单干”，并认为“近来农村中不断有‘恢复单干’的传说，这种传说我们不能认为是‘别有用心’者的造谣，说它是日前农民群众单干思想倾向的反映，则是比较妥当的”。 作者评论说，腰带松了不行，过于紧了也不行，“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目前我们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形势，是否有气喘的象征？是否存在着浑身捆着腰带，动弹不得的意味？果有之，只有解带松腰才能气和神安；只有腰间仅缠一带其余皆尽解，才能手动脚灵。” 作者还就开放一类物资自由市场、市场要遵循“价值法则”、中小型工商企业“用温和的‘节制’方法代替‘改造’的手段”、民主集中制等，提出了自己的政策主张。 其中，作者用“双程轨道”开车来形象他说明上下之间的“民主集中制”关系，尤为精彩。“双程轨道，车可对开，东来西往，互无妨碍。如双轨交叠，则相与冲突而互为路障，甚或撞击而两车俱伤。再者，车之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循环无息，设无东来之车，西来之车可尽，无西往之车，东来之车可竭。”“广大群众的意志是通过集中那条轨道集中上去的。集中上去的意志，经过加工整理，作出决议，又通过统一领导的那条轨道贯彻下来。这个一上一下，有如两套列车沿着各自轨道，相对而开，而互无妨碍。当群众意志与现行政策哪怕是当时正在特别强调执行的政策发生矛盾时，必须保证群众意志尽快的向上集中，从而让现行政策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及时得到纠正。同时现行政策未经上级指示，不能任意改变违犯统一领导的原则，不然现行政策压住群众意志，不能舒畅的向上集中，群众意志顶住现行政策，使之不能正确及时的向下贯彻，这就成为双轨重叠，两车对开，中途相遇不避，两撞俱伤了。如果群众意志，能够广泛及时而正确的集中上去，进而才能有及时的切合实际的政策贯彻下来，那就形似对开之车，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回转不息。迸而言之，群众的意志如果停于下，则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泉源，就会竭于上，故曰：无西车之来，东来之车可尽，无东来之车，西去之车可竭。此为因果交应，互为渊源。” 作者还进一步论述道：“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就人民民主而言，我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通过高度民意集中，体现出真正的民主，因之民主与集中，两者是互相关联表里为一的，不能当成两个对立的东西去看待它！” 以上论述，实际上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下情不能上达，置农民意志而不顾，制定政策严重脱离实际的现状。 这是1962年！这是中国农民经过灾难的肺腑之言！他们指出了中国问题的要害！陈述之坦率，暴露之大胆，意见之尖锐，问题之逼近，理论之深刻，语言之练达，比喻之生动，如果不加说明，简直不敢相信出自农民之手！其时，能与之比肩者几何！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了解实情后才大着胆子说了三年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也只是说了一个事实或现象。原因是什么没说。1956年，思想家顾准提出“价值规律”问题，就被认为是相当尖端的问题了。而户县的农民在六年后，系统地提出开放自由市场，随行就市，尊重“价值法则”的问题了。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 历史让人沮丧。 三个农民共产党员通过正当渠道向各级党组织反映自己对社会对政策的看法，这些看法不仅有真情实感，而且有理论深度，处处闪耀着思想的光辉；不仅提出问题，还积极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然而，他们肝胆相照的建议和主张，并没得到高层应有的重视和支持，反而被上纲上线，遭到严厉批判。 毛泽东批判了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后，陕西省委即向西北局和中央报告，说这封信“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比较系统的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三个党员的主张，“实质上是恢复资本主义道路。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并决定把三个党员的信作为反面教材，向全省农村党员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省委宣传部给省委的报告则说得更严厉，认为三个党员的建议和主张，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在党内比较完整、系统的反映”，“集中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恢复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 以泰山压顶之势，压制党内不同意见，压制农民的正当要求，敲山震虎，给党内民主生活带来了恶劣的影响。“一叶知秋”一时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杨伟名是《一叶知秋》的牵头人和执笔者。这位农民思想家中农成份，时年37岁，读过三年私塾，1949年2月入党，曾任副乡长。1962年受批判后，被撤销大队会计职务。“文革”受迫害致死，1979年“平反昭雪”。 贾生财，贫农成份，不识字，时年49岁，讨过饭，当过长工，1950年入党，土改时任村委会主任，互助组时任组长，初级社时任主任，高级社和公社化后，一直任党支部书记。1962年撤职。 赵振离，贫农成份，小学文化程度，1959年入党，时年27岁。因及时检讨，于1963年接任党支部书记。“文革”期间，受写信牵连，被罢“官”。 户县在咸阳治内。咸阳既生长了王保京，也生长了杨伟名、贾生财、赵振离。他们都是“觉悟的农民”，觉悟的内涵却有天壤之别。他们虽然都是农村基层干部，都是党员，但是，他们的社会色彩却不相同。王保京是“典型”，是“劳模”，是“农民科学家”，是诸多社会荣誉的获得者，是既得利益者。杨伟名等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代表。这是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后，围绕着道路选择，中国农民的一次大分野。 咸阳人民为王保京而骄做，还是为杨伟名等骄傲？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