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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年和任尚学的待遇比赵启文、农民诗人王老九好，住村民王述安家，两人一间屋。 杨鹏年是江苏人，仟尚学是本地人。杨鹏年是大学毕业生，年龄比任尚学大，专业是土壤化学。有意思的是，任尚学虽然是杨鹏年的助手，在烽火住了那么长时间，朝夕相处，抵足而眠，却从不正儿八经地讨论时局，讨论“科学试验”问题。当时知识分子盛行：‘两个人说真话，三个人说假话，四个人说梦话’。可这杨、任二人搭档，在一块儿连真话都不说。邪门。两个人的性格并不是天壤之别。杨鹏年思想活跃，任尚学十分健谈。所里考虑他们搭档烽火村，想必是给杨鹏年搭配任尚学的本地经验。可任尚学没有想到的是，“杨鹏年是个能人”，适应能力特别强，很快就进入了烽火角色。有报纸为证。《陕西日报》1958年10月3日刊登烽火万能试验田预测“玉米亩产万斤”的消息，杨鹏年是两个作者之一。而且文中还专门提到杨鹏年参与了万能试验田的“新创造”。显然是自己表扬了一回自己。 38年后，有上保京参与，由杨鹏年和县农业局局长张兴民执笔的《烽火卫星农业大学农业科学研究室（1958年下半年度）试验研究简介》摆在任尚学面前的时候，他大吃一惊。“我怎么不知道这事！”他说。 为什么不让他参加？资格不够？还是别的原因？ 他参加过试验计划的讨论。 他非常清楚地记得，在讨论小麦密植的播种量时，王保京一挥手说：“播种量要搞2000斤！” 在讨论增加小麦单位面积产量时，王保京提出了亩产15万斤、30万斤的高指标，大家面面相觑。王保京灵感大发：“可以搭楼种小麦么！” 怪不得省领导批评这帮知识分子不如农民。 任尚学在会上惊叹—— 爷！一亩地打多少斤粮食么！2000斤种，咋播么？ 爷！那么高产，肥料在哪达么？可以算么。 爷！小麦种在空中，不通地气了么。冬天冻死了么！ 王保京则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句话把所有犹豫都封住了。 任尚学的疑问，当属保守思想之列。有保守思想的人当然不能进入核心层操作。所以才有38年后的“大吃一惊”了。 事实上，杨鹏年等主持的试验设计小册子，不仅完全贯彻了王保京思想，而且还有深化和发展。小册子出自专家之手，大量应用了土壤生物、土壤化学、植物栽培学等术语，为幻想和浮夸蒙上了浓厚的“科学”色彩。 比如“卫星小麦丰产试验”，其亩密植播种量试验，分别是50、100、200、600、800、1000、1200、1400、1600、1800、2000、2400、2800、3000斤，远超过了王保京的设想。其种子处理试验，用奈乙酸、硫酸铜、硫酸锰、硫酸锌、钡酸钠、硫酸馍（？）、钼酸安（铵）、硼酸钠，以及钴、镐（？）等微量元素浸种，作种肥。这些让人眼花镣乱的化学名称，想必此时的王保京做梦都梦不见。蒙住党政官员、记者等外行，不在话下。 其播种方法试验，其中一种是纸条播种法。据考证，这种方法不是烽火村的发明，许多地方包括杨陵的农业专家科学家都有试验，具体何人发明，何地发明，不可考，当事人描述说，烽火的具体操作方法是，用1.8米口径的大锅煮稠稠的两大锅面糊，抹在1米见方的麻纸上，麻纸打有小火柴盒大小的方格，每个方格点6粒小麦种。这种方法要像绣花一样精心。面糊抹多了，麻纸拎不起来，抹少了或者抹不到位，小麦种沾不住。其理论依据是，密植精确，均匀，可以合理吸收养分。 关于肥猪试验：1、割除甲状腺、耳朵、尾巴；2、注射蛋白；3、喂肥猪药。当事人回忆，具体实施的时候，饲养员手下留情，耳朵只割了四分之一，尾巴只割了三分之一。那几天猪的凄厉嚎叫自不必说，从此烽火又添了一新景观，一群缺耳朵缺尾巴猪欢快嬉戏。 给猪注射蛋白？可谓豪华养。 关于动物肥料试验：1、动物血粉拌种；2、动物血追肥；3、猪或狗肉沤肥拌种；4、猪或狗肉沤肥追肥。措施：喂养肥料用狗和兔。前面说要放出亩产15万斤小麦卫星，需要杀牛杀狗沤肥少现在又增加了两种动物，猪和兔。 猪牛狗兔，王保京、杨鹏年辈端上来的，简直就是一席西式大餐！小麦不亦悦乎！人类不亦悲乎！当时有半数以上的烽火人吃不饱肚子呢！中国有半数以上的农村人吃不饱肚子呢！ 杨鹏年等一如“卖火柴的小女孩”，饿着肚子憧憬着未来。青黄不接没吃的，大家饿得不行，杨鹏年本来就黄瘦的脸更加黄瘦。饿急了，他想出了主意，炒红薯叶吃；把包心菜根刨出来，洗净削皮炒着吃：把红薯藤烘干，磨成面，搀点儿白面，蒸馍。这些设计了小麦“阿房宫”的人，这些喂小麦猪牛狗兔肉汁的人，此刻正在津津有味地大嚼红薯叶红薯藤，大嚼包心菜根。任尚学跟着沾光，并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1958年至1960年，礼泉与乾县“合大县”，礼泉归乾县管。 乾县档案馆县委331号永久档案记载了王保京小麦卫星试验田1958年的实际产量：1167斤。直到1964年，王保京才在报纸上公开认这个账。任尚学说，如果不是及早间苗，肯定颗粒无收。麦苗开始还长得好好的，往后，墨绿顷刻变成了枯黄。 投入67000元人民币，产出小麦1167斤，平均每斤小麦约投入57元人民币！按照1958年的小麦价格，能够买近600斤小麦，够一个农民生活一年！67000元人民币买小麦够烽火村民生活一年还有富余！ 风风火火，轰轰烈烈，顿时灰飞烟灭。大会小会，报纸电台，王保京和烽火的大话满天飞，这个台怎么下。 恰值此时，省委第一书记来到了烽火。 忐忑不安的王保京和省委书记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王保京对省委书记说：“我把好事办成瞎事咧！” 省委书记问：“你啥好事办成瞎事了？” 王保京说：“把几亩地的肥料上到一亩地里，可没打下那么多的粮！” 省委书记问：“你打了多少？” 王保京说：“打了一千多斤。” 省委书记问：“你爷爷手里打了多少？” 王保京说：“打一百多斤。” 省委书记又问：“你父亲手里打多少？” 王保京说：“打二百多斤。” 省委书记安慰说：“你比你爷爷你父亲都打得多，怎么说是把好事办成瞎事了？” 王保京没想到台下得这么轻松，一时激动得“答不上话”。 省委书记接着说道：“指标过高不好，应当既积极又可靠。我们从这次总结经验中，得到丰产、政治、经济、技术多方面的收获，这样，今后就能更好地前进。” 这个对话，偷换了概念。因为省委书记是“忙后”（麦收后）来的，问答的产量自然是小麦产量。省委书记问“你打了多少”，应该平均亩产是多少。王保京打了个马虎眼儿，把一亩多“卫星田”的亩产量报给了省委书记。根据正式记载，烽火1957年、1958年、1959年小麦平均亩产也就是200多斤，60年代的1961年、1962年小麦平均亩产分别是220斤、270斤，70年代的1970年平均亩产189斤、1971年451斤、1972年713斤。烽火50年代未到60年代的小麦亩产水平，也就是王保京父亲手里的水平。 说出来大家都尴尬。再说了，王保京这一千多斤是怎么种出来的？王保京父亲二百多斤是怎么种出来的？王保京父亲能有各级领导支持，有那么多专家指导，投那么多钱，投那么多工，投那么多肥料？而且，王保京父亲手里的二百多斤显然是平均亩产，两者不可比。 省委书记心里明镜似的糊涂，聪明冷俐的王保京赶紧顺竿子往下溜，互相默契，皆大欢喜。省委书记既肯定了王保京的成绩，鼓足了干劲，又含蓄地轻描淡写地批评了高指标。王保京的心里也明镜似的，高指标还不是你省委一级一级压出来的？这叫做，各搭各的台，各唱各的戏，各下各的台。公正地看，与全国其他省比较，陕西的浮夸风，除了烽火王保京后来居上、有全国最高水平的表现外，相当节制，浮夸的产量，还没有广泛波及“平均亩产”，还没有那么狠地搜刮农民，把农民家里的粮食通通搬到国家仓库里去，以邀功请赏，换取顶戴花翎。 这位省委书记在，“保守”的名声下，还算有良心，还算实事求是，不像河南、安徽、四川、甘肃等地搞得尸横遍野，民不聊生。“保守”二字，救了陕西人的命。30年后，“保守”二字又阻碍了陕西的发展，那是后话了。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一个省委书记，能在当时的政治局面下，保住一方水土，一方百姓，当可树碑立传了。 《陕西日报》头版刊登了省委第一书记戴着大草帽在烽火地头视察的照片，给了侧目烽火村的人们一个明确的信号：省委第一书记也就是省委继续支持烽火，烽火大浮夸这场闹剧可以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地收场了，王保京也可以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地下台阶了。“左”的东西，不仅没有得到清算，而且继续得到鼓励，为一个多月后召开的“庐山会议”继续反右倾作了一个铺垫。 1959年8月28日，《陕西日报》在“反右倾，鼓干劲……”的通栏标题下，头条发表了王保京的署名文章《党给我们继续跃进的无限力量》。这篇文章象征性地为烽火、为王保京、为中国的1958年划了一个可悲的句号。 王保京是否也因此摸到了“反右不反‘左’”、“宁‘左’勿右”的脉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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