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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是历史，特别是名人的历史，人便心向往之，如同面对未来。未来飘渺迷茫，历史朦胧不清，现实这根扁担，前边挑着，“飘渺迷茫”，后边挑着“朦胧不清”，“扁担”的意义何在呢？这便是现实人们的困惑。在历史与未来的挤压下，现实寻找着出路，寻找着意义，起码要寻找存在的理由。当然，“寻找”本身便是现实存在的理由和意义。于是有了“历史学”、“未来学”。前者是已经发生了什么，后者是即将发生什么。即将发生什么，离人们远一些，已经发生了什么，则离人们近一些。人们愿意作出现实的选择，愿意跟近一些的事物打交道，愿意跟：“历史”为伴，甚或沉浸其中，来解读现实的寂寞、烦恼与困扰。这只是一厢情愿。历史愿不愿意跟你打交道，愿不愿意跟你为伴？你逼得越近，便发现它离你越远，永远与你保持着一段距离。你越想探究清它的面目，它就越像川戏里面的“变脸”。今天一张脸，明天一张脸，后天一张脸，瞬息万变的脸，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脸——扭曲的脸，变形的脸，夸张的脸，割裂的脸，面具的脸，东拼西凑的脸，涂脂抹粉的脸。把扭曲、变形、夸张、割裂的脸矫正，把面具摘掉，把涂的脂抹的粉洗掉，还：“历史”一个本来的面目，是现实和未天的需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历史已经久远。“真实的历史”往往如同茫茫黄土高原层弱如丝的潜流，老井村的人们打划井不止，祖祖辈辈打的都是枯井。“真实的历史”往往如同遮盖脓血的疮疤，揭开疮疤便是惨烈，便是目不忍睹。或许“真实的历史”是一场正剧，却被演绎成了荒诞剧，滑稽剧；或许就是一场荒诞剧或滑稽剧？不管是什么剧，都让它上演吧。 烽火村搭起了历史的舞台，以“烽火”为标志，以“王保京”为标志，从50年代到90年代，锣鼓开场，轰轰烈烈。 读完了王老九为我们提供的历史，再读一下王保京本人为我们提供的历史是有益处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王保京提供的历史没有遵循时间顺序，为了阅读方便，我全文引用时，按时间顺序作了调整，经历或荣誉有明显遗漏，称谓不完全或不准确，则用括号补齐或校正： 1946年给礼泉县地下党做过工作 1949年担任支前小队长 1950年担任农会主任 1951年加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青年团 1951年组织临时互助组，任组长 1952年任长年互助组组长 1954年8月22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4年任（烽火）农业社社长，后任党支部副书记、书记 1958年任烽火公社社长 1970年任礼泉县革委会副主任 1971年1月任礼泉县委副书记 1973年任咸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副书记 1977年4月至1980年兼任礼泉县县委书记 1984年任咸阳市副市长、市委常委 1992年任咸阳市特邀顾问 1994年7月退休还乡 1952年获陕西省人民政府丰产奖章一枚（主要玉米〔丰产〕创全省纪录） 1953年、1954年获农业部丰产奖章一枚（主要玉米丰产创全国纪录） 1955年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成员） 1956年出席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获奖章一枚（物质奖励价值120元） 1957年参加全国劳模大会（任陕西代表困副团长） 1957年参加莫斯科第六届青年联欢节（随胡耀邦团长一块去的） 1958年被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陕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 （1958年曾为《陕西日报》评论员） 1958年参加全国第二次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获奖章一枚 1959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9年随陕西代表团参加十年大庆的国庆观礼 1965年（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73年参加全国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 1983年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先后为陕西省一届、四届、六届人大代表 （伴随着这些经历，不计算电台电视台的报道，新华社、《人民日报》、《陕西日报》、《中国青年报》、《红旗》杂志等等中央和地方的报道计有数百篇。我粗略统计，光是《陕西日报》，1954年至1996年就有近两百篇报道，而且大多数篇幅大，位置标题显著。） 王保京的历史可谓完满无缺，善始善终，光辉笼罩。1949年后的中国，有这样经历的农民，“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敢说“独一无二”，也可以说“凤毛麟角”。细察其辉煌，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丰产“纪录”，二是媒体包装。考察烽火村的历史，考察王保京的历史，首先要考察的，是各个时期粮食的丰产或高产“纪录”，这些“纪录”是烽火村和王保京历史的全部支撑。前面说到，王保京早期的历史，既有革命的历史，也有利用革命进行诈骗的历史，1952年亩产1200斤的“纪录”，已被主旋律《烽火春秋》证伪。1954年亩产1500斤的“纪录”是否真实呢？ 王保京和烽火村的故事，自始至终是围绕着粮食产量的“真”与“假”展开的，自始至终是围绕着科学与伪科学展开的，自始至终是围绕着中国社会的沉浮变迁展开的。 赵启文老人的眼睛，会说话似的观察着你。他可以把你当作棉花地里的小苗仔儿，你的些微变化和波动，逃不过他的眼睛。他望着窗外远处，落魄而茫然。他在回忆。回忆像伸缩的镜头，把他拉得很近，又推得很远。他犹犹豫豫，几多惆怅。——能想象老人在时间轨道上徘徊的模样。“典型”，往往是上级根据政治需要选择和培育的结果。他认为，烽火村发迹，从互助组到合作社，是一个重要的坎儿。翻这个坎儿，他是始作俑者。“我不知道，这是功劳呢还是罪过。”他说。 他的眼光停留在了1954年春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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