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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王保京王副市长任党总支书记的烽火村，事关王二公子农业，郭建义在礼泉县的调查效果可想而知，县公安局检察院的汇报含混不清，不得要领，市人大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材料。郭建义愤怒地说：“你们太不像话了！那么重大的案件拖了三年！”三年？要不是市人大干预，案件还会无休止地拖下去。看看坐在郭建义面前的人都是什么人、什么心态就知道了。 王治堂八年后反省说：“这个案件出在王保京的烽火村，我不愿多过问，怕！提起王保京，不光我怕，县委书记、县长也怕他。所以我尽量不染上。况且，当时礼泉县检察院检察长就是王保京的外甥。” 郭建义说：“不能指望礼泉县破案！” 礼泉县这潭水已经被搅混了，一下两下澄不清，不敢恋战。 他回师咸阳。他能够直接督促的是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礼泉县还隔着一层。“我们要充分运用人大的权力，加快审理武芳的案子，自上而下地解决问题。” 他要求市法院汇报情况。听完汇报后，郭建义盯着不放，紧紧抓住要害：“今天汇报这个案件很有必要为我们提出了几点重要情况：一、这个案件已到过县法院、检察院，并认为是重大犯罪上诉到市法院，而被告没有王茂章。二、市检察院两个材料有矛盾，前边说王茂章是同案犯，后材料说王茂章推、拉、压等都是帮助其兄嫂睡觉。三、你们1990年4月17日和市检察院到礼泉（和）县公安局、检察院座谈情况很重要。县公安局长王治堂说案发后就将王茂章收审了三个月，但是案卷中没有审讯王茂章的只言片语。王治堂说审讯有材料，但材料至今没有送来。” 郭建义敏锐地指出，武芳案，“案中有案”！“礼泉县公安检察为什么不将王茂章列为被告？案发后王茂章被收审，为什么不见审讯材料？是否收审过王茂章？如果没有拘留，为什么公安局长王治堂汇报说将人收审过？”“要采取有效办法，认真查处！” 两天后，郭建义召集市法院和市检察院两家见面，会商加快武芳案的审理进程。他严厉批评道：“不管怎么说，这起案子已拖了三年多，不能及时处理，这就是打击不力！”“还要深究此案的其他原因，将这个案件作为整改的典型案例。注意这个案件的案中案！” 案中案，要查，谈何容易。煮了个夹生饭，公安、检察屁股上都有屎，自己擦自己屁股上的屎？别说得罪权贵，自己都没有面子。什么人民的痛苦，什么法律，都在其次。 关于武芳案，关于案中案，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大家心照不宣。 不管愿意不愿意，蹊蹊跷跷的案件，蹊蹊跷跷的背景，拖拖拉拉的过程，尴尴尬尬的结果，所有当事人都要接受“历史的检验”和良心的贡难。 八年后，市检察院主办检察官张双余坐在了我面前。在他的司法生涯中，武芳案是最头疼最难办的案件，至今忿懑之色溢于言表。 “这个案件反复扎了。”他说。 他1989年7月接手武芳案，那时他还只是个“代理”检察官。案件在他手里放了两年办不下去，“办完后也没有立功受奖，连先进都没有”。案件的解决，他是个关键人物。武芳来找他伸冤，他说：“光靠我不行了，你可以去人大。”他点醒了武芳。他知道此案有名堂。他接案才一个多月，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按上面的意思，对既没有收审也没有拘留的王茂章“取保候审。”既没有关押也没有起诉，取什么“保”，候什么“审”？ 他说：“出事时，王茂章还没有结婚。我接手此案时，他刚结婚不到一年，媳妇刚怀娃。”也就是说，当司法机关无所事事的时候，王茂章和关心他的人并没闲着，结婚生娃，喜庆事儿一件件地办着哩。什么也没耽误。 这口气怎么能让武芳咽下去？看看烽火村，哪像是出事儿的样子，放鞭炮，接新娘，喝喜酒，进洞房。好不热闹！王茂章洞房花烛夜，武芳躺在病床上生命垂危，凄凄凉凉。两幅图景拼在一起，何等不协调！这就是烽火村的喜怒哀乐！这就是礼泉县的世态炎凉！张双余说：“这个案子比较怪。我感觉有人装葫芦（注：‘装葫芦’，关中方言，‘装蒜’的意思），把我这办案的人当瓜子（注：‘瓜子’，关中方言，‘傻瓜’的意思）。别人在玩弄事情哩。县公安局和县检察院都不同意抓王茂章，不把王茂章列入被告，理由是：兄弟没有帮哥哥共谋，兄弟只是帮哥哥睡觉哩。保兄弟的人特别多。为啥不知道。我不相信口供，肯定是商量过的。我下去调查，县公安局和县检察院都不配合。我印象很深，武芳一直控告嫂子和村干部，但是案卷里干干净净，没有记录。武芳控告，证据不足。我感觉到，有人想影响此案，但又不明说，总是在朦朦胧胧笼罩着。这个案子麻达多得很。我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左右此案。谁左右此案也没证据。我这人是直杠杠。人要有良心，别说职业道德了。只要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帮点忙可以。人是感情动物。人是有思维的。但是不失原则。说执法人员没有私心不对，但是不要把人当瓜旱！”他对有人背着他利用他，拿他当王具，在无形中左右案件，至今耿耿于怀。 谁在保王茂章？谁在左右案件？为什么保王茂章？为什么要左右案件？ 西安中级法院。 法庭调查。当庭宣读任维对西安中级法院的谈话笔录。 任维说：“办案过程中，我们发现的的确确有问题：一、这么大的案子，为何起诉到县法院，而只起诉王茂新一人；二、我院受理后，为何对王茂章不收监，而取保候审，在收监上为何一拖再拖；三、法院要审查共犯的故意，而解释说王茂章只是帮其兄与武芳睡觉，为什么？四、王茂章在案发后就被县公安局收审三个月，为何在案卷里没有记录？这么大的案子，为何拖了三年没有解决？的的确确有问题。” 咸阳市中级法院与咸阳市司法局同院。灰不溜秋的楼，破旧的大门，与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实在是不相称。处理武芳案件的过程中，市法院始终态度强硬，坚持查清案件的来龙去脉，坚持起诉罪犯王茂章。一起重大刑事案件，来回退四五回，历时三年，在咸阳法院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天气炎热，市法院院长任维穿着圆领短袖衬衫，西装大裤衩。几年前，他是管刑事的副院长。武芳案便是在他的手下处理的。他是北京人，空军飞行员出身，而色黝黑，大块头。他面无表情，慢条斯理，不冷不热，略有笑容，稍纵即逝。他始终保持着大法官的尊严。 他的办公室紧挨着厕所，挂着一张洗白了的蓝布门帘，里面简陋。 我们的谈话开门见山。 “有关机关为罪犯开脱！”这是他客套后说的第一句话。 他的坦率令我大吃一惊。“市中级法院一直认为，（武芳案）一是有些事实不情，二是遗漏罪犯。市检察院只报首犯，不报（王茂新的）兄弟。这个案件关键是在公安局和检察院。公安和检察两家穿了一条裤子。法院认定王茂章是本案的罪犯。检察院的正式函件上都是讲王茂章是帮忙性质，不是犯罪。说是弟弟帮助哥哥与嫂子睡觉，一睡就能好。作为检察机关，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听了检察院的道理，人大郭主任气得拍了桌子，说：‘你们是混蛋逻辑！’武芳一直说还有人，还有入关灯。你看案卷也是白搭，其他枝枝蔓蔓一点儿也看不出来。这个案件现在办，第一、人家查不查；第二、能不能突破。首先要找到共谋的问题。共谋的问题要有突破，一抓一个准。王茂章坚持不承认共谋。从案发现场，你一看就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其他人是否能牵涉进来？目前，我们只能突破到这种程度。法院只能做能落实的事。市人大质询，案子为啥拖了那么长时间不办？我们提出，有人包庇罪犯！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才起诉王茂章。王茂章为啥抓，为啥放？公安局的收审手续是后补的。收审号都对不上。他们搞的名堂，咱都知道！我的看法，这个案件根本查不清。谁在底下活动，硬要把‘帮凶’说成‘帮忙’？谁在背后操纵？我说‘案中有案’，开始时，把王茂新在基层法院起诉，起诉王茂章又为他开脱。里面有问题，不正常，但是原因搞不清楚。这种犯罪已经够严重的了！混蛋逻辑里就有混蛋人！能把这件事查一查，能把包庇的人和阻碍公检法办案的人查清楚，为人民伸张正义，只要查实，我们就不客气！如果法院不顶，只判一个人，武芳作为一个老百姓，到哪里说理去？” “有关机关”为什么要为罪犯开脱？谁在后面指使？ 任维说到这里，话锋一转，把问题引向了更深一层：“你弄的事情是社会比较敏感的事情，应该从深层次探讨。这是典型的腐败啊！我看到里面有问题，但是拿不到真凭实据。这里有个背景：王茂新、王茂章是烽火村的人，烽火村是咸阳的先进村子。村里能这么处理事儿吗？强行不准离婚是先进？” 在办案期间，司法机关不认真追查罪犯，却以查“离婚原因”为名，用了很大功夫查武芳的作风问题。1989年2月25日，烽火村委会还正式出具了武芳作风不好的证明材料，并在案卷中备案。“证明材料”说：“据村上人传言，武芳平时经常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接触，有男女关系问题。尤其是多次出走西安、肖坝等地，在群众中影响很不好。” 这份“证明材料”与1997年5月8日烽火村向西安中院当庭出示的“匿名信”一样，都在证明武芳的作风不好，证明武芳被硫酸毁容毁身是咎由自取，或者说事出有因，为王茂新等罪犯减轻或开脱罪责。 任维毫不隐讳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作风不好，是道德规范问题。不管把她说成什么样子，她也有离婚的权利。人家受到那么大的伤害了，还要在人家的伤口上撒把盐；把人弄成那个样子了，还说是该着！他们查的目的是，查出武芳作风不好，可以减轻犯人罪责，给罪犯找减刑的理由。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刑事案件嘛。妇女提出离婚要求，就导致了这么大的灾难。观念落后！陈腐！一点法制观念都没有！” 1991年10月29日，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王茂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茂章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王茂新、王茂章不服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 一声枪响，王茂新罪有应得。我们要追问的是，是谁导致了这个结局？是谁导致了王茂新和武芳家破人亡？王茂新是害人者，然而，犯罪后他根本不知道罪行的严重，直到临死前，还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某些人兑现让他出狱的承诺，还相信一种力量能超越法律来拯救他。王茂章也是如此。他平时嫂子长、嫂子短，尊重武芳，好学上进，却被一个强大的氛围输进了犯罪的程序。王茂新、王茂新曾经是老实的青年农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茂新、王茂章兄弟和武芳一样，都是受害者。光用“愚昧”来解释王家兄弟犯罪的原因，显然是不够的。 一声枪响，并没有给武芳案画上句号——武芳的噩梦并没有消失，所有当事人和参与者并没有因此而谢幕退场。他们都没有心安理得的心情。 这一天，关中平原好大的雪。早晨，北风怒号，寒气刺骨。武芳在阡东镇上瑟缩着等车。她不知道今天是枪毙罪犯的日子。她不能满意判决的结果，虽然这个结果已是来之不易。她还要上咸阳告状。 “芳，今天雪大，路不好走，改天再去吧。”家里人劝道。 等不及，不好走，也要走。她像以往那样，背上了干粮，谁也挡不住她。家里人也习惯了，由着她的性子。 咦，那不是烽火村的“东风”车么？车上还有好些人。他们从棺材铺抬出一具上好的寿材。 “烽火谁死了？”她问。 “枪毙王茂新哩。”旁边的人说道。 这阵势不小。烽火村显然是要厚葬王茂新。 烽火人也不避讳。他们张张扬扬地买寿材，张张扬扬地进城，把车停在大街上显眼的地方。寿材没上漆，崭新耀眼。他们也没有必要避讳。他们就是要告诉世人烽火村的态度。 武芳悲从中来：“我要是死了，烽火村能给我买这么一副寿材么？别说寿材，恐怕死无葬身之地！” 知情者告诉我，烽火村是非好恶鲜明。他们今天好像不是去给王茂新入殓送葬，而是要迎回自己的英雄。 烽火村的大喇叭响了。它像往常那样发布着“最高指示。”知情者告诉我，几十年来，烽火村村民就是靠着这喇叭的声音保持着与村领导的联系，去劳动，去学习，去斗争，去革命。喇叭声扩散开去，水银泻地般钻进每家每户。 村长王保东在喇叭里喊：“今天要给王茂新送葬，希望村民都去参加，因为王茂新跟人不一样。”跟谁不一样？外人听不懂。但是烽火人一听就明白。村长强调“跟人不一样”，自有很深的道理。 知情者告诉我，烽火以王姓为主。王氏家族还要分六大宗派：“马道”一支，“殿”字一支，“凉粉”一支，“湖洞”一支，“捻道”一支，“书坊”一支。虽然都姓“王”，都是一个大家族，但是也有微妙的亲疏里外之分。这是农村宗法关系的一个特点。对外，团结一致，只有一个“王”字。对内，要分大“王”小“王”、富“王”穷“王”、强“王”弱“王”。大家族里，各支各派按血缘远近独成体系，亲疏明白。亲族里面，还多少有些过节。婚丧嫁娶，在农村是大事，亲疏里外，分得绝对清楚，谁都不会瞎搀和，也不敢瞎搀和。村党总支书记王副市长保京谓“马道”王家一支。“马道”王家，本是王氏家族最小的一支，但居烽火村的统治地位，从50年代初开始，连续统治了四十多年没有动摇。王茂新、王茂章属于“殿”字派一支。历史上，“殿”字派与“马道”有矛盾，矛盾深沉，隔阂在心里。其他各支派，当然以“马道”马首是瞻。如果没有村长的特别说明，不会有多少人去给王茂新送葬。光是村长说话还不行，人们心里明白，村长仅仅是台上的木偶，牵动木偶的人是王保京和王二公子农业。王保京跟外面介绍经验，说他是“白天当副市长，晚上当支部书记”。王二公子农业名义上是村水泥厂厂长、村农工商总公司经理，实际上代表王保京领导和控制村委会。村上大小事，没有王氏父子首肯，村干部绝对不敢动。何况要全材人给罪犯王茂新送葬这样的大事？ 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王家兄弟虽然名声不太好，但是在村里还算是老实人。武芳在王家做了八年的媳妇，当然了解王家兄弟。说到王茂章，她说：“我看着娃长大的。娃是个老实娃，左一个嫂子，右一个嫂子，对我可尊重哩。” 光凭他们两兄弟，借他们几个胆，也干不出这番“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再不通情理，也知道用硫酸毁人是件伤天害理的事情。 为伤天害理之人去送葬，本身就是伤天害理。按祖宗传下来的老规矩，作好犯科者，续家谱都不得列入，何况被杀头者？烽火村几十年来是“破旧立新”的典范，由此成为陕西省的“先进文明村”。难道这是“先进”、“文明”的标志？给王茂新隆重送葬，不啻给王氏家族记下了耻辱的一笔。不管愿意不愿意，这是命令，不服从命令，就可能被记录在案，头上就可能永远笼罩着阴影。 武芳案被伤害被污辱的，不仅仅是武芳和她的家庭，还有更多有良知的村民。有形的伤害和污辱还可以论说，无形的伤害和污辱却难以估量。现实太残酷了。代价大沉重了。 一场官司下来，武芳债务累累，一贫如洗。她家里的缝纫机、锁边机、自行车、架子车、大小立柜，本属她与王茂新共同的财产，如今被婆家全部转移。法院判王茂章赔偿武芳经济损失2000元，其中1500元村里付的住院费，算在了王茂章的名下，还有500元，宣判五年后的今天还没有执行。 案子“结了”，她似乎丧失了在礼泉生存的理由。婆家不能回，娘家也呆不下去。她更不能容忍人们异样的眼光。那些眼光分明是在说，她是这场悲剧的祸根。那些能杀人的眼光！她的境遇并没有因此而改善。“礼泉县没我武芳的立锥之地啊！……”她在哭号，但是没人理睬她。她陷入了更加悲惨的境地。 她出走了。她拖着伤残之躯，远走他乡，苟且谋生。 烽火村无情无义，必欲置武芳于死地而后快，对罪犯的家属，却给予了优待。 王亚乐找到了王副市长保京。与跪地哭求的武芳父母相比，同是他治下的子民，王保京的态度判若两人。他对王业乐说：“啥不行了，言传（注：“言传”，关中方言，意即‘说话’、‘告诉一声’、‘打声招呼’等）。” 之后，王茂章的家庭先后三次得到了1600元的资助，盖果园房时，得到了一吨水泥、三根木头的资助。 罪犯是罪犯，罪犯的家庭有困难，得到人道主义的呵护和关怀，当在情理之中。问题在于，最应该帮助的被害人却被扫地出门。真是天壤之别！令人疑惑！令人寒心！令人愤慨！从实际的效果看，烽火村的本意，与其说是资助罪犯的家庭，毋宁说是安抚罪犯，打击武芳。 烽火村座落在泾河之滨，在这里理解“泾渭分明”，再恰当不过了！“泾渭分明”也因此有了现代意义！ 泾河水清澈，渭河水污浊。本该清澈的径河水，竟变得如此污浊！ 谁要是以为，随着一声枪响，武芳案一了百了，那他就彻底错了。王茂新已经被枪毙，王茂章蹲了监狱，武芳背井离乡，还会有谁来管这事儿呢？ 1992年，将王茂新、王茂章绳之以法几个月后，嫌疑人王二公子农业不为其祸，反为其福，当选为省人大代表和省劳动模范。 他们低估了武芳。武芳是一个农村妇女，但是，不要忘了，武芳是一个身入绝境的农村妇女，是一个“生不如死”的农村妇女，是一个有文化的农村妇女，是一个觉醒的农村妇女，是一个性格刚烈不屈不挠的农村妇女。她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复仇，就是惩治漏网犯罪嫌疑人。她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八年来，她一如既往，从未放弃任何机会和努力。 他们忘了，一声枪响，只是在户口本上抹去了一个人的名字，并没有抹去邪恶，并没有抹去人们对邪恶的记忆，并不能阻挡八年后正义对邪恶及其背景的追踪。一连串的疑问缠绕着我。我必须弄清楚。如此重大而简单的刑事案件，倘若发生在其他地方，可能早就“从重从快”了，为什么一拖三年？犯人抓了放，放了抓，为什么长期逍遥法外？为什么面对如此清晰的犯罪事实却能堂而皇之地不问不查？为什么司法机关和接到武芳控诉的各级政府、有关群众团体如此麻木不仁？就因为发生在烽火村？就因为涉及一个副市长兼村党总支书记的儿子？为什么法官在接受访问时要特别提醒烽火村的背景？为什么公安局长提起烽火村党总支书记就噤若寒蝉？为什么检察官办案阻力重重？为什么有人敢置事实不顾包庇罪犯？为什么烽火村人犯了丧尽天良的大罪却能若无其事？烽火村怎会有如此大的魔力？王保京到底是何许人？ 武芳可能不会想到，正是她悲惨的命运，为我们揭开了烽火村早已尘封却继续发生影响的历史，为我们揭开了她悲惨命运的更加广阔的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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