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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司法程序，武芳这类刑事案件的审理，要经过三个部门：公安机关侦查结案后，提交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根据公安机关的侦查结果依法进行核查，如果完备无误，即可根据案情程度向相关法院提起公诉；法院接案后，即行案卷审理，如果条件具备，则依法输入开庭审理程序，直至一审二审判决。这个程序可以通俗地总结为：流水作业，互相协作，互相监督。当然，检察院、法院受理案件有着严格的时间规定和限制。在司法程序中，除了公安、检察院、法院的监督程序，还有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程序和党委政法委员会的监督程序。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人大的权利和党的权利往往是一体化的，但是也有些微差别。它们毕竟是两个利益主体，如同母鸡孵蛋，一个蛋孵出了小鸡，一个蛋孵出的却是鸭子。鸭子有鸭子的属性。鸭子既然孵出来了，就要按自己的方式叫唤，就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它有自己的嘴已，自己的头脑，自己的尊严。 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咸阳市人大行动了。 郭建义率领市人大法制委一队人马来到了礼泉县。礼泉县是武芳案的源头，他要追根溯源。 人大干预后，市检察院和中级法院都迅速作出了反应。从两份报告来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人大开始认为，武芳案拖了三年，责任在法院。但是看了法院的报告，结论似乎下得太早。那么简单的一个案件，检察院法院起诉发回，三番五次，来来回回，其中必有蹊跷。焦点集中在王茂章身上。 从已掌握的材料看，王茂章收审三个月后即被释放，而法院却看不到收审材料，却在释放一年以后的1989年8月21日由市检察院“取保候审”。检察院在与保人王茂勤谈话时说：“王茂章已构成犯罪，本应逮捕，但考虑到具体情况，市检察院决定对王茂章取保候审。”在重大犯罪事实没有搞清楚、审讯记录无影无踪的情况下，罪犯有什么“具体情况”值得“考虑”并，“取保候审”呢？犯罪事实清楚，就应该逮捕起诉，什么叫“本应逮捕”？何况人早就放了，何言“取保候审”呢？ 市法院对此提出了异议，市检察院则说：“对王茂章取保候审，是我院检委会根据本案实际情况，依法作出的决定，经研究仍维持原决定。” “本案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没有进一步说明。市法院根据案情判断，王氏兄弟犯罪，有着明显的蓄谋迹象，要求补查王茂章的犯罪动机。 市检察院则以王氏兄弟“均供在作案前没有预谋”为由，认定王茂章帮凶的目的“是为了让武和王茂新睡觉”，也就是说“王茂章无伤害犯罪故意”，提供硫酸，暴力帮助其兄和嫂子睡觉，也只能是“违法行为”，起诉为“共犯”，显然有矛眉。市检察院后来又认定，王氏兄弟“作案前是否预谋、怎样预谋，两被告均坚不供实，无法查证。但是，两被告在作案过程中，心领神会，密切配合，已属实施中的共犯”，并详细阐述了理由。 既然王茂章犯罪证据确凿，理由充分，为什么不实施逮捕，却要“取保候审”，让王茂章逍遥法外达三年之久？“实际情况”到底是什么？ 1990年4月，市法院市检察院共赴礼泉调查，县公安局县检察院除了强调县上做了大量工作外，还强调说，根据已有材料，“王茂章的门题是定不下来”。什么“定不下来”？不把收审情况附卷，把人放回家生孩子，就能定下来？ 有关人员后来回忆说，县上的意见，王茂章的动机是帮助兄嫂睡觉和好，因此不构成犯罪。也就是说，在如此明白的犯罪事实面前，还有司法人员为王茂章鸣冤叫屈。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了“兄嫂和好”——提供硫酸、使用暴力、通过毁容毁身来帮助“兄嫂和好”，多么善良和崇高的动机！天底下竟有这样残忍的办法来帮助“和好”！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这里面似乎潜含着这样的逻辑：一、武芳是坏女人，王茂章提供硫酸并使用暴力帮助其兄，起码在“道德”上是可以理解的；坏女人应该受到惩罚，只不过惩罚得过了头罢了。二、“睡觉”，谁都明白，此时此刻就是“强奸”的同义语，王茂章顶多不过是帮助哥哥强奸嫂子罢了，顶多不过是犯罪行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态的发展和他没有关系。当然，法律要以事实为依据，对任何嫌疑人，不能作简单的“有罪推定”。但是，不去追踪犯罪线索，避重就轻，甚至包庇罪犯，法律怎么去衡量罪与非罪？ 市中级法院显然不能同意这种荒谬的逻辑。严格地讲，市检察院也不同意这种荒谬的逻辑，市检察院案发三年后的态度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前后态度略有不同。为什么前后态度不同，原因不明。 市、县司法机关联席会议决定，由礼泉县组织“突击审讯王茂章”，并继续侦查一些犯罪的重要情节。事态的发展表明，礼泉县没有执行联席会议的决定，市检察院的补充侦查也没有得到礼泉县的配合。 武芳案从此冷冻，一放就是一年。鉴于此，人大干预，市检察院没有补充更新的材料，在原有基础上重新起诉，当然被市法院发回。出于尊严，法院也要把此案发回。案件又出现了僵持的局面。所以，郭建义要亲自出马打破僵局，推动此案迅速进入审理程序。 郭建义是咸阳的老人。他在70年代曾任过礼泉县委副书记、兴平县委书记，80年代初任咸阳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常委，对礼泉县和咸阳市的“政治生态”了如指掌。他有一米八的个子，身材修长，深度近视，面容清灌，一头白发，往后梳理得非常整齐，虽已年近七十，仍不失翩翩风度。在“阶级斗争”的年代，由于家庭成分的原因，他为政谨慎，做人小心。在咸阳，他被公认为“有水平的干部”。他1992年退休。他临退休的时候，主持处理了武芳案，一时名声大噪，被老百姓称作“郭青天”。他说：“为民伸冤，人大责无旁贷！不能为民伸冤，还叫什么人大！” 礼泉县人大的会议室气氛紧张。经手武芳案的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主要负责人和办案人员都来了，坐满了一屋子。大家面面相觑，各怀心思。他们没有想到，武芳案案发三年，似乎已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今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 郭建义面色铁青。他熟悉礼泉县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他十分清楚，案件虽然简单，发生在烽火村就不简单。他了解到，不仅王茂章取保候审，逍遥自在，主犯王茂新在礼泉县关押期间，“还可以到监狱外溜达”。礼泉县处理武芳案，可以说是黑白不清，人妖颠倒，没有正义公理可言。他说：“武芳案疑点很多。‘麻达’（注：‘麻达’，关中方言，‘麻烦’、‘毛病’、‘问题’，的意思。）在县公安局破案时就种下了。” 首先是王茂章的问题。据1988年4月26日晚值班的县公安局副局长骆永坤回忆，案发后，他即率领十几个公安干警赶赴现场，当时就搞清楚了王茂章给其兄硫酸的案情，并把王茂章拘留了。第二天，他把案件交给了主管刑事的副局长王正公。“发案好长时间了，我们局里研究案件，（主办人员）侯通胜汇报案件时，只汇报了案犯王茂新的情况。我提出：‘不对哩。两个案犯么，咋只介绍一个案犯？’王治堂局长一听就火了，说：‘你办案么，汇报两个案犯哩，咋只汇报一个？……’”王治堂一发火，侯通胜等办案人员缄口不言，会也就开不成了。王治堂宣布散会。后来如何，不甚了了。 其二，武芳一直指控有女人参与作案，明确说关灯后，首先冲进来抓住她的两只手并压在她身上的是一个女人。骆永坤回忆：“我们调查时，有这么个印象，（武芳的）三个嫂子强行帮着王茂新与武芳睡觉哩。”武芳的三个嫂子分别是张彩娥、高雪铃、王雪铃。我们来看看她们记录在案的证词。 1988年4月27日（也就是发案第二天），张彩娥的证词：“我昨晚去接待站，在院子里见到王雪铃和高雪铃，不知谁说笑哩：‘你几个嫂子帮茂新把他媳妇裤子一脱，叫睡觉去么。’人（们）都笑哩。一会儿，武芳住的房间里灯灭了，我还偏哩，没人管（口外）事。当时房子里呐喊哩，声音比较大，停一会儿，我三人先后到武芳房子。当时进去后，谁解裤子，我也没看清。我在武芳脚上脱袜子，当时她脚乱蹬哩。刚把一只袜子脱下，我就出去了。” 1988年5月3日，高雪铃的证词：她与二嫂王雪铃、三嫂张彩娥来到接待站。“当时，在外面说话的人也比较多，不知谁说：‘他三个嫂子来了。你进去帮你弟把媳妇裤子脱了。’当时话那么说哩，我都没言传。一会儿，武芳住的那个房子灯灭了，我和我两个嫂子先后进去了。进去后，我看到武芳在地下躺着哩。马趴着看不清，因为黑得很。我伸手到武芳身上摸，我摸到腰部时，觉得手粘糊糊，手上还热热地。我没停多大功夫就出去了。出去后，我就在灯亮处看，我手上的东西，我知不道（是）啥东西，就叫那几个男的看。男的说，可能是硫酸，快洗你手。我把手擦洗后，赶紧到武芳住的房子，叫茂新把灯拉着。电灯拉着后，我见武芳躺在地上，床上被褥、床单乱成一团，人身上脸上的硫酸淌着哩。后我就和我三嫂王雪铃用床单擦武芳身上，用水洗。” 办案人员问高雪铃：“在接待站院子里，谁给你和你两个嫂子说，叫脱武芳裤子？” 高雪铃答到：“当时院子里人多，嘻嘻哈哈乱偏哩，具体谁说的，我没注意（口外）事。” “你们三人进去后，房子（里）有几个人？” “和我三个人，共五个人，武芳和茂新。” 1988年5月3日，王雪铃证词：“我们三人就在院子里立（着）的。一些男人偏闲传哩。当时不知谁说，像都是他嫂子哩，你去帮茂新把媳妇裤子一脱，叫他睡去么，再说她（武芳）就跑不成了。” 三个嫂子的证词起码提出了如下问题：一、不管动机如何，三个嫂子受人支使，参与了作案过程，其中有脱袜子的，有帮忙时被硫酸烧伤的，为什么没有进一步追究？当时的县公安局长王治堂证实，有“女的压住（武芳的）身子，（让）王茂新倒硫酸”。“当晚收审了王茂新，监视居住了两个嫂子。两个嫂子监视居住了一天就放了”。理由是：“当时分析两个嫂子的动机，是为了协助弟弟（与弟媳）和好。”天底下竟有这样的和好办法？二、那个操着流氓腔调怂恿三个嫂子进屋施暴的“男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不进一步调查？三、灯一灭，三个嫂子就进去了，作案时，屋里一共只有五个人，王茂章在哪里？他是什么时候进去的？什么时候出去的？为什么只有王茂章本人的陈述，而没有旁证？四、王治堂证实：“烽火村的主要干部肯定在院内门外。（当时）外面（有）好多人看。”这是一起集体参与、集体围观、有明显预谋迹象的重大案件，为什么前期只逮捕了王茂新，而漏掉了王茂章等其他人？是否追究王茂章，是否追究其他参与者，会直接涉及到有权有势的王二公子农业，这是门题的要害。 第三，关于拉灯人。 西安中级法院。 法庭调查。重要当事人，烽火村党总支副书记王正吉。 法官问：“王正吉，1988年4月26日晚，你们去做武芳的工作，有几个人在场？” 王正吉答：“四个人。有我，王保东，王中辉，王农业。” 法官问：“王农业是什么时候进去的？” 王正吉答：“在我们后边，王农业进去了。” 法官间：“你们在屋里干啥？” 王正吉答：“我们在里面劝武芳哩。” 王正吉说：“我走时灯亮着哩。” 王正吉说：“我们四个人先后出去。我们三人先出去，王农业后出去。” 我当庭询问：“先后出去，中间隔了多长时间？” 王正吉说：“没有几秒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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