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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灵魂已与人间无缘，已与光明无缘。这个悲痛愤怒、哀伤和无助的灵魂，独自在地狱徘徊。他们就是要让她死不了，跑不掉，活不好。他们要让她做王茂新永远不敢出门的老婆，一个只会干活只供泄欲的工具。现场行凶的人，狼狈为好的人，是一群丧失了人性的畜牲！是一群倚强凌弱寡廉鲜耻的野兽！可是，在医院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武芳却念念不忘：“羞耻”二字。 她对第二天来医院看她的母亲说：“妈，我的短裤被他们拿走了哩！……我要短裤哩。……” 老母亲失声痛哭，“芳儿，啥时候了，你还想这些。” 她坚持道：“我要穿哩。” 母亲后来还真的为这条短裤去了趟烽火。 母亲后来对我说：“到哪里找呵，裤子早就被那些畜牲整得不成样子了！再说，烧成那种样子了，还能穿什么短裤？” 穿不穿能不能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做母亲的一定要去。女儿今天的悲惨结局，与八年前父母的包办婚姻有着直接的关系。看见被硫酸烧成了焦炭一般的女儿，母亲心如刀绞，后悔莫及。这时候，女儿有任何要求，母亲都会去做，哪怕是要身上的肉部给。“我们真是罪孽呀！我们真是罪孽呀！”武芳的母亲不断地念叨着。武芳对母亲的恳求，武芳母亲的忏悔，分明给人类和畜类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界限，也让所有听了这种恳求和忏悔的人内心颤抖。 烽火人怎样了呢？他们能在这出惨绝人寰的悲剧面前良心发现吗？事实让人绝望，让人愤怒！ 事态正沿着一条极其奇怪的轨迹向前发展。 灯已经大亮。在礼泉县公安局负责治安的副局长骆永坤眼里，犯罪现场如同魑魅魍魉的世界。一进屋，便有一股酸腐焦臭的味道。 灯由开到关，又由关到开，都给武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二公子农业拉灭电灯，拂袖而去，在他的身后留下黑暗，留下恐怖，留下兽行。灯再开时，武芳“只觉得脑海里一片大白。但是什么也看不见”。她已经疼痛得叫不出声来了。屋里的人都在忙碌着。从脚步声知道，匆匆忙忙，进进出出。刚才为了让硫酸分布均匀，烧得面积大，这些残忍和愚昧的家伙，竟用手在武芳倒了硫酸的皮肤上涂抹！致使参与者多人被硫酸烧伤。他们其中有人手被硫酸烧疼了，跑出去，问院子里的人怎么办，院子里的人出主意，“快用水冲！快用水冲”！武芳看不见。她此时真想知道凶手们是怎样的面目。惊恐不安？幸灾乐祸？村里那个响了几十年的大喇叭又开始广播了。 武芳还有一只耳朵能听见王正吉的声音在大喇叭里喊：“郑志轩，郑志轩，赶快来接待站！赶快来接待站！” 已是午夜，泾河两岸睡死了一般。烽火的大喇叭惊醒了七邻八村。 这烽火村几十年都没有消停过！ 郑志轩是烽火村的医生。 医生说：“快用水洗！” 大家赶快给武芳擦洗。武芳的脸上和身上已成血肉糊糊了！硫酸一沾水，便迅速溶解渗透，一擦，血肉就跟着下来，乱箭穿心似的疼。每擦一下，便是一声惨叫怪叫，叫得人汗毛孔发炸。这叫声与烽火村几十年的“莺歌燕舞”、“潺潺流水”、声名远播实在是不和谐。这个70年代初便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美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似乎应该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前面加“高度”这两个字了。“高度”的“物质文明”、“高度”的“精神文明”今天与这场多人参与、集体围观的惨绝人寰的硫酸毁容毁身案排在了一个行列里！ 骆永坤带着十几个公安干警赶到现场。他们看见，屋里，一片狼藉，床单、被子都烧成了网状焦絮，床上，厕所，到处扔的是。骆是个高壮的汉子，负责治安，出事那天晚上轮他值班。已经很晚了，他正和一个同事在值班室聊天，突然听见门外有女人的怪叫声。他跑出去，见有一辆客货两用车停在公安局门口。黑暗中有人告诉他：“烽火硫酸烧人哩。人在车上哩。”车厢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呻吟。他爬上车厢，看见被烧伤的人身上盖着被子，一股恶臭扑鼻。“快送医院救人！”他说。他立即召集在家的所有干警奔赴烽火村。 就在骆局长领言人到烽火的时候，烽火村的客货两用车正拉着武芳去医院。一边抓罪犯，一边住医院，好像事情可以了结了。案件发生在农村，作案者多是一些普通农民，作案动机清楚，时间短暂，案情简单，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惩治罪犯不应该有问题……武芳躺在病床上与死神搏斗时也这么想。 然而，她想错了。公安人员来医院调查，她如实讲案发经过。她讲王二公子农业拉灯的情节时，来人说：“你再也不要提王农业，再提王农业，你的案子永远结不了。” 这是什么话！也就是这话，说明事情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实际上，从拉武芳上医院开始就有了预兆，只不过没引起注意罢了。 我查阅了四医大的武芳病历档案。档案记载，武芳烧伤时间是1988年4月26日23点30分左右，四医大西京医院接诊时间为4月27日ll点30分，中间整整隔了12个小时。在这12个小时里，烽火村的车去过县医院，因伤势过重而无法处理，建议往西安送。烽火村到礼泉县城十几公里，礼泉县城到咸阳市区四十多公里，咸阳市区到西安市东郊的四医大西京医院只有几十公里，满打满算，烽火到西安也只有六七十公里，怎么会跑了十几个小时、急诊不能治疗，在医院是绝对不能耽搁的。那么，烽火这台客货两用车拉着一生命垂危的人都去干吗了呢？武芳回忆说，县医院不能救冶，车就去了咸阳。车到咸阳，她不知道是黑夜还是白天。车停了，一停就是好长时间。 “我听见他们说汽车没油了，要回烽火拿油哩。可一想，咸阳到处都是加油站，还要跑几十公里回烽火干吗？”武芳说。 车走了，她被抬了下来，在没有任何护理和救治的情况下，没遮没拦地搁在地下好几个小时。他们想干吗？真正的意图何在？去请示村党总支书记兼副市长王保京？王保京家住咸阳，离得那么近，再请示也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呀？如果武芳得不到及时治疗，有个三长两短，对谁有好处呢？ 拖延，这仅仅是开始。拖延，可以化肥为瘦，化大为小，化有为无，化重为轻，化生为死。总之，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然而，事实证明，腐朽还是腐朽，神奇还是神奇。武芳没有被折磨死。她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对于烽火村来说，对于王保京和王二公子农业来说，对于其他帮凶来说，最严酷的现实莫过于武芳还活着，顽强地活着。有人说，武芳是前世为烽火预备下的，事情没办完，她不会死。 这个现实让八年前所有的当事人惊诧不已。当时，无论是好心人还是盼她死的人，都对这个现实估计不足，都说，“武芳这娃不行了。”武芳八年后去看望当时送她回家的西京医院的王会计，王会计大吃一惊：“武芳，你还活着！” 重病卧床的王会计滚身下床，拉着武芳的手，左看右看，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还活着……”武芳话未说完，泪如泉涌。 这个世界上，只有武芳自己知道，“我还活着”这半句话之不易，包含着多少常人无法想象的心酸。 1988年7月21日，出事87大后，武芳回到了烽火村。 她的烧伤远没有好完全。主治医生给院医教部写的“病情报告”说明了她的处境：武芳“被人谋害致伤，伤情严重，入院后己行两次手术；头、而、胸、腹及右上肢切痂植皮。术中所见，头部有多处颅骨烧伤外露，面积150平方厘米左右（注：原文如此）；右耳廓全部烧毁，外耳道全部为三度烧伤，右手背伸肌腱烧伤外露，同时伴有双眼角膜烧伤。植皮成活困难，需多次手术（估计还需六～七次手术），住院时间长，整个治疗费用约需10000元。目前预交住院费2000元，已欠费很多，但该病人涉及法律问题，如何进一步治疗，请予批示。” 医院的处境也不太好。一方面是医生的天职：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一方面面临着严重的拖欠医疗费。左边是人道主义，右边是拖欠医疗费所带来的财务压力；左边是希波克拉底誓言所规定的铁一般的道德准则，右边是必须给予考虑的功利要求，否则难以生存。这是一个深刻的悖论。无论是在富裕的国家，还是在贫穷的国家，这一悖论都非常刚性地存在着，很难找到令人满意的平衡点，让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困窘之中。这种社会现象提出了一个冷冰冰的命题：道德的限度。温温馨馨的道德要求，总是被冷酷的现实击碎。遇到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就要看运气了。 武芳的运气还算不错。入院时，烽火村来人交了1500元，之后，武芳父亲武忠义交了500元，正如报告中所说，预交了2000元。但远远不够，特别是接下来就要做几次大面积植皮手术。 医院在费用没有到位的情况下，为她尽了最大的努力。第一次手术：头、面切痂植皮。第二次手术：胸、腹、左上肢切痂植皮。两次手术和必要的住院治疗费用已经远超出了预交费用。接下来怎么办？总查房时，一位教授痛斥烽火村惨无人道，不来承担应有的责任！吩咐医生立即向院部报告，采取积极的措施抢救病人，同时，催促烽火村交费。 肥得流油的烽火村，交了1500元后便一毛不拔杳无踪影了。严格地讲，这1500元也不是烽火村的，而是武芳的。 烽火村好恶鲜明。三年后法院宣判，罪犯之一给武芳经济补偿2000元。烽火村预交的住院费便算是给武芳的经济补偿，补贴给了罪犯。烽火村宁愿补贴罪犯，也不愿拯救生命垂危的武芳。这便是有着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的烽火村！ 武芳承受着极度的痛苦。第一次、第二次植皮成活不够理想，不久又作了第三、第四次手术。第三次手术，头、面、双上胶、胸、腹肉芽创面植皮；第四次手术：背部切痂，头、右上肢肉芽植皮。从病案示意图看，为了植皮，几乎把身上的全部好肉皮剥了下来！把烧焦和溃烂的皮切掉，把好皮揭下来植上去，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啊！母亲见状，痛不欲生。 他母亲八年后跟我说：“我们家芳儿像羊一样，被人家活活地剥了一层皮呀！” 武芳也无法形容当时的痛苦。她只是哭：“遭的那份罪没法说呀……我不知道我是咋活过来的……”只见那只好眼睛兀自留下细细的一丝泪水。“我的泪水早就流干了。”她说。 痛苦突破了极限，便进入了麻木，像是一块石头无声无息地扔进了万丈深渊。 一个女人，一个憧憬着未来的女人，被毁了容还怎么活？她曾经彻底绝望过。她恳求主治医生：“医生你给我打一针吧！让我去死吧！” 医生说：“不行，那是犯法的。”她暗自藏了一把削水果的小刀，被护士发现没收了。在陕西省医学院治疗时，睡不着觉，医生给了“安定”，她就偷偷地攒着，想攒到足以让她睡死过去的量，直到被医生发现。 她的一举一动早就被医生注意了。没了“安定”，更是烦躁。医生说：“吃药时，会喊你。” 她哪想吃药？此时，她只想去死。这个世界与她毫不相干了。然而，她求死不得。医学院四楼是烧伤病房。这一天，天气格外好，她突然觉得身上有了点儿力气。自从被硫酸烧伤后，已经住了两家医院，好几个月没有下过地。她想下床走走。她想呼吸窗外的新鲜空气。更重要的是，她想“看看自己还有没有站起来的能力”，想见烧伤科大门以外的人们。几个月来，她不敢照镜子，却又每时每刻想象着自己的模样，想象着外界的反应。烧伤科这扇大门里，无论是病人还是医生，在他们的眼睛里看到的只能是“见惯不惊”，只能是同病相怜。她要看到的是真实的反应。这种想看到真实反应的强烈欲望折磨着她，虽然“真实反应”完全在她的预料之中。她扶着床栏，扶着墙面，一步步往外蹭，内心忐忑不安。她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什么。 “武芳，慢点走。”病友叮嘱。 “嗯，”她轻轻答应着。 “作孽啊……”病友在她身后轻轻地叹息。 她来到了走廊。不远处，便是医生护士的办公室，再往前是走廊尽头，有一扇窗户，灿烂眩目的阳光斜插进来，生机勃勃的模样。她仿佛受到了某种暗示和鼓励，扶着墙继续往前磨蹭。她右眼的视力略有恢复，已能朦朦眬眬看清一些人物。她要到那窗口去。花儿还在开么？鸟儿还在叫么？树木是否还是那么葱茏？她的心早已扑到了窗口，让阳光赤裸裸地照耀。她的心渴望着从死寂中复活……她继续拖着虚弱的脚步往前蹭。猛然间，她发现前面有镜子，一面显然是医生护士的穿衣镜。“镜子！”她的心里“嘎噔”的一下。 女人的一生，是伴随着镜子的一生。镜子是女人生活的一个部分。从扎横七竖八的小辫儿开始，到情窦初开打扮自己，到适应社会和满足心理的审美设计，每天都要在镜子里观察自己的变化。快半年了，她都没有照过镜子。不是不想照，而是不敢照。家里给她拿来了一面小镜子，她压在枕头底下，无数次地拿出来，又无数次地放回去。每次拿出来放回去的过程，都是巨大的折磨。她一摸到光滑的镜面，心脏就“咚咚”直跳，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恐惧。镜子拿出来时，她总是让镜面朝下。镜背是一片朱红色，她只要一翻，便是“自己”。朱红色的一面，仿佛是历史，是回忆，是曾经有过的虚无，是美好的梦，将她屏蔽在一个易碎的世界里。光滑的一面，才是现实，冷冰冰的现实。“翻还是不翻”，天哪，这样的选择，几乎让她窒息！ 真实是这么的逼近，又被她推得这么的遥远。“我实在是没有勇气在镜子里面对自己。我想，当时我如果看见自己的模样，真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后果。”她说。八年来，她砸碎了数不清的镜子！她家大立柜的方镜，就不知被砸了多少块。她尽可能地不去面对镜子，只有在心情好的时候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独自坐在镜子前，梳那毫无生命的假发。然后是静静流泪，然后是小声抽泣，然后是嚎陶大哭，然后便疯狂地砸镜子。她把自己的绝望和愤怒全部倾泻过去，把自己和恶势力和社会的战争，变成了自己和自己的战争。她扑过去，有东西就沙东西，没东西就用手，拼命地砸，拼命地捶，镜子破了，手流血了，还是不停，直到没了力气。再看镜子，玻璃裂纹把脸撕扯得更加变了形…… 镜子就在眼前，她必须通过。她甚至有了几分好奇，几分自己认识自己的强烈欲望。她站在了镜子前。她先是忐忑地旭斜了一眼，看不怎么清，干脆摆正身子直视……镜子里面站着一个人，穿着病号服，头部脸部烧得一片混陀，没有任何一点女性的特征！ 她自问，这是“我”么？这怎么会是“我”？镜子里的“我”，看不见以往的“我”一丁点儿的迹象和联系。两个互相陌生的“我”在两个互相独立的世界存在着。她们一个在人间，一个在地狱，同时也分不清谁在人间，谁在地狱。她们仿佛在互相询问：“你是我么？‘我’是‘我’么？”你是我。我是你。你不是我。我不是你。但是，“我”肯定不是“我”。“我”与“我”，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既抽象，又具体——被抽象被具体得那么惨无人道，那么不可解释。“我”既存在又不存在。“我”似乎丢失了，丢失得是那么彻底，像是一丝轻风，一缕薄云，一声鸟鸣，一忽儿了无踪迹。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我”失去了：“我”，“我”不是“我”，“我”成了另外一个“我”，“我”的存在还有意义吗？ 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她在镜子里看到另外一个自己的时候，竟然没有大声喊叫，大声哭号。她的内心出奇地踏实、平静。她能感觉到一个“我”正在召唤另一个“我”。“我”注视着，“我”。就在互相注视的一霎，她明白了走向……女人的容貌如同生命，甚至比生命重要。容貌被毁成了这个样子，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她走向走廊的尽头，走向阳光灿烂的地方……她想翻上窗台，可是，她的身体太虚弱了，两条腿根本不听使唤，铅一般沉重。她使劲爬，使劲爬，虚汗如雨，一米多高的窗台，真是比登天还难！“天哪，就是爬不上去啊！”她说。她倚在窗子边喑喑地哭泣。苍天有眼啊——“我武芳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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