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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间，姐仨来到了村接待站。 从烽火村西面山岗上下来，一条笔直的柏油路走到尽东头，便是烽火村接待站。不明就里的人乍一听，便生诧异：一个村还搞什么接待站？同时也能感觉到，这烽火村不同一般。老远便能看到柏油路两旁高高耸立的白杨树，老远便能看到规划整齐的农民住宅。谁看到这样的情景都会兴奋。 20年前，一批由作家和陕西师大中文系师生几十人组成的庞大写作组来到了烽火材。他们的使命是，完成《烽火春秋（续集）》的写作。他们是在进行一场接力赛。十几年前，60年代初，陕西曾组织了一批“秀才”完成了一本书，叫《烽火春秋》。这部书1960年组成编写委员会，参加编写的有“中共醴（礼）泉县委、烽火公社党委、陕西师范大学、共青团陕西省委、陕西日报社、东风文艺出版社、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延河》编辑部等七八个单位。参加编写的人员先后约五十多人，有专业的文艺报刊、出版社编辑、记者，有大学中文系教师和学生们，还有许多具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公社书记、社长和基层干部们”，省委宣传部和农村工作部审阅了初稿、二稿，县委和公社党委负贡订正事实并参与写作，省农业厅、西北农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省科协的领导和专家也参与了意见。此书历时两年，1962年出版。这是一部“烽火人民公社史”，“内容写的是陕西省醴泉县烽火人民公社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面大闹翻身的生活变迁史”。这部书以烽火村为依托，记载了翻身农民走向人民公社的历史，很有可能是中国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人民公社史。这部“史”的特点是，主要以作家、知识分子组成的编写委员会“把编写过程，也看成是一个深入生活和改造思想的过程”，与党组织、基层干部、农民合作，农民多人口述，多人提供材料，由编写者多人记录、多人整理和编写成书，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时，中国刚经历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人民公社制度的乌托邦试验出现严重危机，包括陕西省在内，城乡居民生活危机，普遍饥紧，三四千万农民“非自然死亡”。 “续集”叨陪其后，写的是60年代到70年代烽火的历史。1977年，作家们来到了烽火村。这些作家后来成为陕西省乃至全国举足轻重的作家。作家笔下的“烽火新村”欣欣向荣： 村外，路旁，一排一排杨树，挺拔，翠绿。庄稼地，已经田园化了，像一块大棋盘，整齐，雅观。田间交织的水渠，像条条银蛇，闪光，耀眼。 村中，一幢一幢二层楼房，一律青砖蓝瓦，红漆屋檐，铁环大门，玻璃窗户。一条一条宽阔平坦的柏油村道，行人很少，只有拖拉机来回奔驰着，显得空旷、静谧。 连着“东方红”大街，是大队福利区：接待站、医疗所、妇产院、食堂、商店、义务厅、文化室、托儿所、农械厂。往南便是油坊、醋坊、酱坊、猪场、鸡场、牛场、窑场、菜园、果园。果院里有桃、梨、核桃、苹果、枣。鸡场里全是雪白雪白的来亨鸡。 南原坡上，一排排一层层窑洞从坡跟转到坡顶，被人称作“文化沟”。不时传来铃声、读书声、歌声。 看了烽火全景，我们一起称赞：“好新村，真像座小城市！” 烽火村谁见谁爱，岂止充满了浪漫情怀的作家？这青砖蓝瓦二层楼，都是1973年开始盖下的。别说是70年代，就是80年代、90年代都不啻是天上人间！别说是富饶的关中平原，就是当时的全中国，烽火村这般气派的农村，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可以说是莫大的奇迹。太富裕了！富得流油，富得让人羡慕，富得让人嫉妒，富得让人不可思议，富得让人羡慕嫉妒不可思议又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两般的差距，而是天上地下的差距！差距太大了！谁不想来探究一下这种富裕的秘密呢？谁不想来追寻一下这种贫富差距的诀窍呢！参观取经的人蜂拥而至。关中各地、全省各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都来到了烽火村，从50年代到90年代络绎不绝。 烽火村原名“白灵宫”村，自从合作化时期点燃“烽火”后，四十余年没有熄灭过，以至于不得不修建接待站来接待参观学习的人们。随着参观学习的人数增加和时代的变迁，接待站从小到大，从干打垒、砖瓦房到钢筋水泥楼，三次翻新扩建，到了眼下的规模。从50年代开始，这里接待过许多中央大首长，接待过西北局、省、地（市）、县各级每届领导，接待过数不清的政府官员、作家、记者、科学家、农村干部和普通农民。这里装着中国各个时期各个朝代数不清的荣耀。 武芳娘家北二村，离烽火村只有五里路，天天傍着烽火村光芒万丈的荣耀和令人朝思暮想的富裕。武芳14岁的时候，便说给了烽火王家。武芳的母亲说：“把芳儿说给烽火，我们一块石头落了地。四个姑娘我最疼爱芳儿。把她嫁到一个有吃、有喝、有穿、有用的好人家，算是我们做父母的最大心愿了。咳，我们穷怕了！” 穷人家的孩子对贫困有着特殊的敏感。14岁的武芳被迫接受着一个现实。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对于一个情窦初开的农村姑娘来说，是一个铁的原则，甚至是一个铁的事实。她是怀着世事不明的憧憬和无可奈何的迷惑来接受这个现实的。她明白家庭的处境，更知道农村许多约定俗成的规矩，眼看着周围的姐妹们沿着一条不可更改的道路向前行走。于是，邻村——烽火村的一个小伙子闯进了她的生活。公正他说，小伙子是那种老实巴交的农村小伙子。他平时不多言不多语，下死劲干活。武家没有劳动力。武氏老汉十几岁学木匠，从临潼来到礼泉，早早地累驼了背。进北二村，只要看见一个九十度弯腰走路的老汉，那就一定是武氏老汉。武家第二个男人便是远没有长成的小弟。在农村，没有劳动力，独门独户的外姓人家，男丁凋零，都是非常致命的软处。小伙子倒没有什么怨言。盖房子的时候上房梁，“忙”时收麦杨场，只要是需要男人的重活，不用叫，他都干。这是女婿的“义务”。农村风俗，只要定了亲，“媳妇”便成了定局，过门没过门都是他的人了。娘家可以理直气壮地收礼钱礼物，理直气壮地使用“女婿”这一廉价劳动力。男方也认同这种做法，哪怕女方的要求有时非常苛刻。一把屎一把尿一把泪，养大女儿嫁给人，所谓“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便是人家的人了，替人家做饭生娃，传宗接代。娘家，如同一家委托商店，女儿像是将来的哪家人委托在家里的名字叫“媳妇”的商品，一旦时机成熟，便要卖个好价钱，既要收回“成本”，又要赚取“利润”。收回的“成本”和“利润”，或者只付“成本”，或者要付“成本”和“利润”，或者还要贴更多的钱，在别的委托商店里为自己的儿子娶回媳妇。这便是“买卖婚姻”，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委托商店。每个家庭在买卖婚姻大循环中，既是买家，又是卖家；既是“媳妇”这个商品的流通起点，又是流通终点。这里面有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妇女既是这种交易的受害者，又是这种交易的操作者或者参与者；男人既是这种交易的受益者，又是这种交易的受害者。那么，这种交易的最终受益者是谁呢？社会？社区？家族？家庭？个人？否则这种往返无穷、乐此不疲的交易有什么意义呢？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种交易都是丑恶的和不道德的。门题还不在于是不是丑恶和不道德，而在于广大的农民为什么会接受它并让它繁衍至今。迫问下去会是怎样的结果呢？事实是，这种丑恶的和不道德的交易还在继续。事实是，绝大部分农村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可能是按照这种方式组成家庭，繁衍血脉。在他们看来，这种方式可能不好，但是有效。这是值得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大题目。 武芳和她未来的丈夫不会去也不可能去研究这么深奥的问题。此刻，他正在挥汗如雨地收割小麦。此刻，他明白，这是他的责任和义务，更是这笔婚姻交易的一个部分，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武芳则被动地接受着眼前的事实。她的眼光里充满了诧异。这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关注着周围悄悄发生的变化。媒婆来了又走了，父母经常神秘地嘀嘀咕咕。媒婆走了又来了，带来了礼品，然后与父母亲讨价还价，然后皆大欢喜。她朦胧地感觉到，她的命运已经在这个循环往返的过程中被决定了。 武芳慢慢长大了，长成了争强好胜的大姑娘。这时候，中国社会已经进入80年代，正在缓慢地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中国人长期被禁錮、被封闭、被压抑的灵魂正在苏醒。让世界惊异的是，这场深刻的变革首先是在农村发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经济上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社会心理上则承认和强化了农民的自主意识和能力，有条件地承认了农民按照自己的方式亲吻土地的权利。对这种变化最敏感的群体当然是处身其中的农村年轻人，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一批农村题材的文艺作品深刻地展现了这群体的生存背景。武芳当然也不能例外。她不喜欢烽火村的这个小伙子。她认为，他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她试图改变和把握自己的命运。她为命运抗争过，但是失败了。她还要继续抗争…… 姐仨惊魂未定。她们还是犹豫。到底找不找村干部？还住不住接待站？村干部和接待站能给武芳安全吗？ 一回到烽火，武芳的“不详之感”就得到了证实：这是一场骗局！一场由烽火村干部、阡东派出所、王氏家族共同合谋的骗局！她姐告诉她，家里什么事也没有，父母亲和小弟都好着呢！为什么村里要想方设法打听到武芳的下落，派专车，村干部亲自出马，还动用了公安干警？为什么一个普通村民的家庭纠纷要动那么大的干戈？为什么连哄带骗带吓，一定要把武芳弄回来？武芳不过是一个远走他乡、举日无亲、无依无靠的农村弱女子罢了，她有多大能量呢？她跑出来也罢，回去也罢，目的就是一个，与王茂新离婚。被欺凌了七八年，村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过不下日子，要求离婚，也算离经叛道？这也是做人起码的权利。为了增加离婚谈判的砝码，为了表示离婚的决心，她准备了2000元“离婚费”。对于她来说，2000元可是一笔巨款，这是她几个月在外谋生挣下的血汗钱。一句话，武芳是铁了心离掉这桩毫无人情、毫无人性的婚姻。可是事情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简单。汽车路过阡东派出所门口时，被公安和村干部夹在中间的武芳嚷着往车外扑： “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下车做啥？”王保东拉着她问。 “我不回村！我要回娘家！”武芳喊道。 “等把问题解决了再回。弄好了给你恢复名誉哩。”王保东说。 “我既然出去了，就再也不想见烽火的人。等我将来死了，让烽火来埋我的尸体吧！”武芳说罢又要往外扑。 “别闹！再闹，把你铐起来！”公安恶狠狠地威胁道。 回到烽火，人还没坐定，同去的阡东派出所白指导员就对村干部说：“人送到了，没我们什么事了！” 武芳急喊：“白指导，你们不能走哩！你们答应保人身安全哩！” 武芳把公安的许诺当了真。白指导员带着另外一名公安根本不搭武芳的茬儿，拂袖而去。按规矩，公安干警外出执行任务，必须经过公安局长批准。八年后，当时的礼泉县公安局长王治堂告诉我：“阡东派出所的两名干警去韩城，没经我批准。事后我严肃地批评过他们。”可两名干警接受调查时说，他们此行得到了王治堂的批准。当时任阡东派出所所长的李克让回忆说：“1988年4月的一天中午，一个老汉到派出所来，自称是烽火村的党总支副书记，叫王正吉。他口大气粗地说：‘我找过县公安局的王局长了。我村一个娃的媳妇在韩城与一个人鬼混。时间长了。王局长让你们派两个人帮助把人弄回来。’我对他的口气很反感，心想，谁家女人跑了，女婿不来寻，大队干部跑来干吗？当时我说：‘我们派出所单位没有出县办案的权力，要是王局长让我们派人，得有他写张条子或打个电话。’来人走了。过了一个来小时，县公安局局长王治堂果然给我打来电话，让派人帮他们把人弄回来。我就派两人跟烽火村的车去了。”白指导员后来在接受市检察院检察官的调查时说：“当时烽火村王保东、王正吉来联系，我当时说，要去就要县局领导同意。当时我们一块到县局去。局长王治堂同意让我们去，我们就去了。一块去的有我所王德田，烽火村的王保东、王茂勤和司机。” 对此，王治堂坚决否认。一位公安局副局长证实道，王治堂在事后一次会上批评过阡东派出所擅自出动的错误。 一边说批准了，一边说没有批准，总有一方说谎。如果是派出所说谎，要么是烽火与阡东派出所有私下交易，要么是屈服于某种特殊的压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否则，公安干警不会心甘情愿地为一个村去听差打工。武芳外逃，不属于治安案件。他们此行，远超出了他们的职权范围。如果是公安局长说谎，问题就更严重了。 让我们暂时不去纠缠谁在说谎，起码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公安干警参与了骗局，没有公安干警出场，武芳回不来，因为这场骗局带有“强制”的含义。公安干警的任务很清楚，把武芳押回来就了事。他们压根儿就设想保护武芳的人身安全。他们把武芳交给村干部，死活就不管了。他们有分工，有默契。村干部也自有一套做法。在他们眼里，武芳就是“离经叛道”——为人之妻道，为人之母道，为人之媳道，特别是为烽火村之女人道。 烽火村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这里过去是、现在是、不久的将来也可能是全陕西景仰的地方。70年代“农业学大寨”的时候，陕西便有“外学大寨，内学烽火”、“学大寨，赶烽火”的号令。五六十年代更是风云一时。四十多年来，烽火村曾在陕西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如何“风”如何“火”，后文将有详细描述。烽火村能关心国家之大事、陕西之大事、咸阳之大事、礼泉之大事，当然要关心烽火村媳妃，“私奔”之小事，所谓“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权力所及，大事小事，公事私事，概莫能外，方显出英雄本色。再说了，“礼泉”是什么地方？望文生义，是礼节、礼仪、礼法、礼教、礼道……——世间一切“礼”的源“泉”。“礼”是什么？是秩序，是规矩，是伦理，是道德。烽火村自有烽火村的秩序，烽火村自有烽火村的规矩，烽火村自有烽火村的伦理，烽火村自有烽火村的道德，烽火村是礼泉县的烽火村，当然应该是、事实上也是出“礼”的地方。这里立着好大一个金字牌坊。在金字牌坊上点污，岂止是“离经叛道”，简直可以说是“大逆不道”！总之，女方出逃，女方提出离婚，是个伤面子的事情。礼泉县包括历任父母官在内的人都知道，烽火村的面子伤不得。武芳的母亲一面哭一面对我说：“芳儿哭着喊着不去烽火，我的心也软过。可是又想，烽火离我们只有五里路，烽火比不得其他村子，哪敢得罪呀！得罪了，我们武家还过不过日子呀！”所以，武芳、王茂新家庭纠纷，武芳出逃，就不仅仅是一般的家庭私事了。所以，动用专政机关，动用组织权威，动用经济实力来施加影响，让——个家庭由阴变晴，由缺变圆，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当然值得。几十年来，烽火呼风唤雨，想办的事就没有办不成的，何况本村村民这么一点鸡零狗碎的事儿？可事态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武芳软硬不吃。她是个刚烈的女子。她知道自己受骗后，破口大骂，直骂得地动山摇，河水黯然。“我要离婚！我要离婚！”任谁劝都是这句话。到烽火的当天，她坚决不回家，村干部没辙，把她暂时安排在了接待站北房，同时又安排王茂新与她同房。在他们看来，夫妻间天大的事情，天大的恩怨，在一块儿睡一觉就好了，就一了百了了。女人嘛，把那件事一办，火就消了，何况还有孩子呢。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爱。毕竟还是好几年的夫妻么！当然，同房是被强迫的。武芳知道受骗后，便闹着要离开。“走？哪能行？”村干部说。下了那么大的本，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好不容易把你弄回来，想一拍屁股就走人？做梦去吧！ 武芳实际上已经被软禁。她住的房间隔一间屋，就是烽火党总支副书记、接待站站长王正吉的屋子，紧把着接待站的大门。除了走大门，接待站四面封闭，插翅难飞。 第二天晚上，王茂新就来了。他要和她睡觉，不从，便骂便打。这套东西她太熟悉了。不过这回她是抱着最终解决问题的美好愿望来的。她正色道：“茂新，咱好好说，别打人。” 王茂新说：“我不打你，别人都乱骂我呢。” 武芳一凛。这叫什么话！别人骂你，你打我；怕别人骂你，你打我。天底下竟有这样的混帐道理！她问： “别人是谁？” “村上人么。” “骂啥呢？” “说我鳖厄（注：‘鳖疱’，关中方言，即‘窝囊废’。），管不住一个女人。把（口外）（注：‘（口外）’，关中方言，这里是‘他’、‘她’、‘它’、‘他们’，‘她们’，‘它们’等等意思）往死里打，把（口外）打残了，看她还跑得成不！” 王茂新倒是个老实人，把村里人给他的压力一五一十跟武芳说了。武芳可气可恼。可气的是，村里人唯恐事情了闹大，唯恐不把武芳置于死地。可恼的是，你王茂新的脑袋是为别人长的？别人说啥就是啥？烽火村啊烽火村，你这是在使坏啊！你这是在把人往绝路上逼啊！我武芳嫁到你烽火村八年，忍气吞声了八年，换这“离婚”两个字，换这“离婚”一张纸，竟是这样艰难！我就是千错万错，你也不能怂恿王茂新来打人呀！还要把人打残废喽！ 她更是决绝：“打断我的手，我还有腿！打断我的腿，我还能爬！我就是爬也要爬出烽火！” 王茂新的火是他周围的人拱起来的。 武芳欲哭无泪，只是满腔的悲愤。 “我们好好过日子吧，娃都七岁（虚岁）了。”王茂新乞求道。 “不行！”伤透了心的武芳断然拒绝，“你王茂新就是把金砖铺进家里，我也不进你王家的门！” 王茂新举手又打。 她拉住王茂新打人的手——这双为别人而打人的手，这双代表着一种恶狠狠气氛的手——恳求道：“茂新，我们和和气气离婚吧。我们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别人怎么说咱不管。我给你准备了2000块钱，算是赎我的身。咱们各奔东西吧。” “想得美！不离！让我打死你这个贱货！”王茂新揪住武芳的头发，脸上身上，又踢又打，又扯衣服，又扒裤子。 “你打，你打，再打，你一分钱也别想得到！大不了我这条命送给你！”武芳坚决不从。她一面抵抗一面呼喊：“正吉哥……正吉哥……快来呀！……茂新打人呢！……” 王正吉隔了一间房子住着，不可能听不见。武芳说：“我听见外面有脚步声停在门外面，听里面的动静不言传。” 外面的人是谁？ 王正吉不管。村干部与王茂新关于强迫武芳同房早有默契。要不然骗武芳回来干什么。 骂够了，打累了，天也快亮了。这一夜，烽火人都在竖着耳朵听，都在期待着一个结果，一个女人被男人强迫的结果。接待站由闹到静，天边由黑到亮，公鸡在“喔、喔、喔”打鸣，村外正直的白杨树——那可是烽火的标志之一——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已有喜鹊叽叽喳喳，那树枝上刚刚冒出的嫩芽儿在寒风料峭中瑟缩着不肯展开。 美好的春天。 美好的春天的早晨。 烽火人睡了一个甜美的觉。 乍看起来，这是王茂新和武芳两个人的战争，但是武芳很清楚，这是她与整个烽火村的战争。三天下来，这场战争陷入了僵局。两个人的眼睛又红又肿，互相怨毒地盯着对方。绝望中的王茂新出去了。一会儿，他带来一帮人，说是去办离婚。武芳信以为真。她跟着这帮人出了村接待站。路过家门时，王茂新陡然变脸，上前擒拿住武芳，连拽带推，像缚住了一只鸡，把武芳往家里弄。武芳倒地挣扎。他们倒拖着她的腿，将她拖进屋里。她拼死挣扎。她的头在水泥地上磕碰着，头发散乱，头发上，灰尘和眼泪纠缠在一起。她被倒拖进屋的时候，身体与路面磨擦，一路灰尘纸屑秸草翻飞。“你们放开我！……你们放开我！……妈呀，你快来救救我呀！……”回应她的，只是烽火人那种冷冷的目光，那种幸灾乐祸的交头接耳，那种“活该”的恶声唾弃；回应她的，只有门外大铁锁的“卡嗓”声。 “开门！……开开门！……你们这些畜牲！”武芳又哭又喊又骂又砸门踹门，可是没人理她。 姐姐们来了。姐姐们听说妹妹被关在了家里，赶来解救。 “芳！芳！”姐姐在门外呼喊。 “我在里面哩！姐姐快救我！”武芳喊答道。 姐姐们砸门，砸不开，便用工具别下门槛。 武芳从门下钻了出来。 见妹妹蓬头垢面泪人样的惨状，姐仨抱头痛哭。 这便有了姐仨惶惶而行的情景。 这是武芳回烽火的第三天。武芳在姐妹中行三。“三”这个数字这时候跳出来，让人心惊肉跳。烽火这张网，把她从韩城骗回来，三天过去了，她能感觉到这张网已经失去了耐心，正朝她慢慢收紧；她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压抑，感觉到一双无形的手正扼住她的喉咙，让她窒息。 此时，全村人都在关心着接待站发生的事情。他们甚至认为在圣洁的接待站住着武芳这样的女人是一种耻辱，是对烽火光辉历史的亵读。谁都不会出来拯救武芳。当然，谁也不敢出来解救武芳。无论接待站生出怎样的故事，他们都不会感到奇怪。 烽火人在等待着，更确切他说，在期待着。 烽火正在酝酿一场罪恶的阴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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