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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武自述—— 我于1960年1月生于旅顺，是父母的第五个孩子，所以小名小五。我6岁时入旅顺的九三小学读书，那是一所地方平民子弟学校。1971年，我上小学四年级时，父亲调到青岛工作，我们家也随之搬到青岛。我先后进入青岛市的文登路小学和嘉峪关小学就读。1976年考入青岛市重点中学——二中。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1983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美苏全球战略。1986年赴美留学，就读于美国诺瓦（Nova）法学院。接下来的履历就留待以后再介绍吧。 我在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并不是个喜欢读书的人。那段时光，正好横跨中国的十年动乱，在“读书无用论”等等奇谈怪论的影响下，我非常不用功，每次考试都是靠了仅有的那点小聪明，成绩还算说得过去。那时候，大陆还在执行上山下乡政策。我当时的奋斗目标就是寻找机会去当兵，这是那个特定环境下部队干部子女逃避上山下乡的惟一出路。 1977年，政府恢复了高考制度，这使我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了希望，家里人都希望我能上大学。家里的其他孩子都失去了上大学深造的机会，我是惟一一个赶上好机会的人。 法国已故总统蓬皮杜说：人在一生中有时候只能听从命运的支配。 这句话非常适用于我，我从上小学起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就在我将要告别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的学生时代时，却又赶上了恢复高考，这个机会我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于是我开始努力学习。 上中学时，我经常旷课，这使我的物理化学学得很差，我深知这辈子在理科方面不会有什么发展了，无奈之中，只好选择文科——我开始在外语课上下功夫。 其实，我选择外语，有很大成分是因为我的外语老师的影响。 我一直特别感激我的英语老师齐泽明，是她帮助我建立了学好英语的信心。因为上中学时，我英语学得并不好。有一次，齐老师让我念课文，我硬着头皮站起来，心里直发虚——我连读单词都读不好，更何况念课文？ 齐老师向我投来鼓励的目光。在她这目光下，我只好一横心，豁出去了，念！ 我只好拿出了全部的勇气开始念。 那段课文的具体内容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当时舌头像是打了结，很不灵活，一段不长的课文，竟念得我浑身是汗，连自己都不知道念的是什么东西。我以为同学们会笑我，我以为齐老师会批评我。但使我大大感到意外的是，同学们没有笑我——也许他们自知不如我吧。齐老师也没批评我，竟大力表扬了我一番。这使我的自尊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同时也增强了自信心，感到自己在语言方面还有天分，于是开始偏爱英语课程。 半年之后，我的英语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竟成了年级的外语尖子。1978年初，我参加了青岛市举办的高初中学生外语竞赛，我的成绩名列全市第二。 1978年7月20日，我参加了全国高校统考。 由于父母的所谓政治问题，我对这次高考没抱太大希望。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和一人倒楣全家遭殃的事情，当时人们早已见得多了。有好一阵子我整天无所事事，像个游手好闲的“多余的人”。与其说是在等录取通知，不如说是在混日子。 所幸我没有闲得太久，就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山东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来我分析，之所以父母的所谓政治问题没有影响到我上大学，主要是因为国内的政治气氛在1978年已经开始改变，知识界、学术界正在萌芽一种新的东西，那就是后来扩大到全国并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幸运地被山东大学外语系录取，这是我高考时的第一志愿。 我离开青岛去济南上学的时候，我父母仍在被关押之中。经过一级级申请，我获得了一次与母亲正式见面的机会。那个申请程序比到监狱探视还要复杂。不管怎样，我为能见到母亲而高兴。 母亲也为我高兴。她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祖国，不要辜负了我们对你的希望。” 当时，我困惑不解，也很痛苦。我们兄妹五人，谁也没有能力把父母从软禁中解救出来。我原先曾把解救父母的希望寄托到在外当兵的哥哥姐姐身上。可是他们来家以后，除了找专案组抗议，向上级投寄申诉材料，别无他法。看见穿着军装的哥哥姐姐们坐在一起唉声叹气，手足无措，我心里非常失望…… 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 我是怀着几分茫然，几分困惑，离开家，离开青岛，告别我的少年时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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