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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1985年社会生活的大事记，有一桩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对海南岛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问题的处理。89000辆汽车可不是个小数目，如果把它们排成长队，将延伸300公里，从海南岛的尽北头排到尽南头。这个故事的开头有点儿像马克·吐温笔下的《百万英镑》，结尾却不像那样皆大欢喜。是喜剧、闹剧，还是悲剧？其说不一。它引起震惊和愤慨，也引起惋惜和同情，这一切足以使人去细细品味。 幕落时分 凡是在1984年底到过海南岛的人们，全都被亲眼看到的难忘情景所撼动。人们绘声绘色地说，这辈子真叫大开眼界，大饱眼福。不过，吸引人们的并不是海南岛独特的椰林风光、神妙的天涯海角或少数民族的风俗人情，而是汽车。 当访问者乘坐的民航客机飞越琼州海峡，当飞机临近海南行政区首府海口市上空时，眼前骤然变得明亮了，地面上放射出斑斓的光华。天蓝色的、鲜红色的、米黄色的、银灰色的，青黛色的、乳白色的……一大片强烈的反光物赫然扑入眼帘。那是成千上万辆汽车组成的庞大图案。在人们现代的生活中，汽车并不是鲜见的东西；然而，人们难得一眼看见那么多的汽车，而且尽是簇新的小轿车和面包车。它们密密麻麻地停放在码头边、空场上、院落中、道路旁，一望无际，几乎覆盖了海口市建筑物以外的每一块土地，犹如一片汽车的海洋，蔚为奇观。 从1984年初到1985年3月，海南行政区共批准进口89000多辆汽车，而海南岛解放30多年来使用过的汽车也不过1万辆。这个数字也超过全国每年进口小轿车和面包车的总和。这宗巨大的、突击性的贸易，一时间买光了日本某些汽车厂家的现货库存，忙坏了香港的中间代理商人，波及了国内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中外舆论一片哗然。外面有的报刊率先披露其中的弊端，讥为“海南汽车狂潮”。 转眼到了1985年7月31日。国内报纸发表了新华社的一则电讯：《严肃处理海南岛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等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事件的主要责任者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姚文绪同志、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雷宇同志、分管对外经济工作的行政区负责人陈玉益同志，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撤职和免职的处分。 这是舆论褒贬处于最为微妙的时刻。如果此时往南边去走一走，将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反响。有人坚决拥护对这件事的处理；有人认为处分得太轻；也有人慷慨陈词，为三位受处分者鸣不平。而外面那曾讥讽“海南汽车狂潮”的报刊则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把这个事件的主要责任者又当做蒙难的英雄来颂扬了。这也合乎逻辑，他们历来的信条是：凡是大陆拥护的他们就反对，凡是大陆反对的他们就拥护。 多年来，我们的舆论习惯于把具有新闻色彩的人物截然分做两类：或是天降的神明，或是地狱的鬼魅。而海南汽车事件的情况却给这种舆论习惯带来了难题。在这一事件中揭露出许许多多的贪官污吏、社会败类和无名的渣滓，他们注定被钉在耻辱柱上，并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古往今来，人们对这些卑劣的歹徒都是唾骂和不齿的。而姚文绪、雷宇和陈玉益尚不在此列。他们是由于所负的党、政领导责任受到审查和处理的。他们似乎是这个事件的罪魁祸首，又似乎游离在法律准绳之外。他们是何许样人？他们在这个复杂曲折的事件中处于什么位置？他们如今又有什么感触？……就在这出奇剧幕落时分，一个好奇者辗转来到南方访问。 渡口 正当广州市的人们谈论著对海南汽车事件的处理时。海南行政区党委第一书记姚文绪接到通知，来到广州小岛宾馆参加省委召开的会议。全省的地、市负责人都到会，中心议题是从海南事件中吸取教训。 小岛宾馆依傍东湖，环境优美，万籁俱寂，会议期间很少受外界的干扰。除非经过许可，谢绝来者的访问。姚文绪已经做过多次检查，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国务院特区办、向广东省委、向他属下的海南岛党政机关干部。他重复说：“我的心情很沉重。错了就是错了。作为第一书记，我要负主要责任。” 姚文绪今年六十岁，高个子，微微发胖，按他的年纪，算得上体态匀称。他两鬓霜白，脸廓柔和，那是一张缺少特征的面孔；说话如同慢板似的节奏，操着一口东北的乡音又夹带着广东人所习惯的长长的尾音，谈吐严谨，字斟句酌，偶尔流露出切身感慨。他叹道：“今天是8月4日，我正巧是两年前的今天调到海南岛工作的……” 1983年8月4日，海口市的新港码头上伫立着几个人，眺望着琼州海峡的浩渺烟波。他们是海南区党委的干部，前来迎接新任区委书记的。 时近中午，亚热带的阳光在海面上漾散着眩目的波辉。一艘摆渡船缓缓停靠在码头上。姚文绪踏上岸来，迎接的人越过他的肩膀看去，在他身后只有一男一女两个人。从轮渡甲板上开下来的面包车载着他的行李家当。 “还有没有别的人？”区党委干部试探地问道。 姚文绪指了指说：“这位是湛江的办公室副主任，他专程把我送来，顺便看看海南岛的风光。过几天就要返回去。要说带人嘛，我倒是带了一个来，就是我的这位老伴儿。” 迎接的人暗暗松了一口气。 这两点都出乎意料。海南行政区这几年第一把手频频换人，按照往常的惯例，新任党委书记来时前呼后拥，多带随行工作人员却不带家属。新官上任，人地生疏，耳目闭塞，用人要得心应手，当然需要带些老部下去。至于家中妻小则恰恰相反，以按下不动为上策，只身先去看个究竟，是进是退，方好定夺。而当地干部则企望新书记带来的人手越少越好，搬来的行李越多越好。前者可以消除干部大换班的忧虑，后者表明来者不是虚应故事。他们对走马灯似的人事变换早就厌倦了。看来，姚文绪还能称他们的心。 姚文绪原任佛山地区专员，半年前，刚从佛山调到湛江担任地委书记。当时算来，他还差两年零几个月就满六十大寿，垂垂老矣！看来退休前有限的任期将在湛江度过了。他压根儿就没想到会让自己去涉足海南。 当省委组织部让他立刻交割湛江的工作，赴海南岛上任时，他有点愣了。半年之间换两个地方，他实在转不过向来，何况又是去海南岛。 海南岛的工作难做，海南岛的官难当，这是广东省的干部无人不知的实情。海南岛的人民有着骄傲的革命传统，琼崖纵队23年红旗不倒，他们的事迹被搬上电影银幕和芭蕾舞台，但却徒有宣传，并无实惠。50年代初期曾有6000多名男女游击战士复员，这些昔日的佃农和婢女一个个劳苦功高，但又文化极低，对他们的安置很难做到尽善尽妥。于是，英勇的“吴琼花”变成可怜的上访者，手拿状纸到处倾诉心中的不满。本地和外地干部的关系在恶化。当年的广东省委书记受命反对地方主义，这场运动误伤无辜，给当地人留下更深的积怨。“文革”一来，反掌一击，人们把满肚子怨气向外来干部身上发泄：过去是你们把我们整得好苦，现在轮到你们尝尝滋味了！如此外来斗去，两败俱伤，元气大挫。从1982年以来，共有12000多名大学和中专毕业的人才纷纷离开海南，到内地或国外去另谋高就，剩下的只有五分之一。人才外流，生产落后，财政困窘，琼岛变成了穷岛，留下一团棘手的纠葛。 难怪姚文绪把海南岛视为畏途。他呆过的佛山和湛江，都是珠江流域经济发达的地区，底子好，发展快，工作顺手，和海南岛判若天壤。不过，姚文绪未必眷恋环境的舒适，生活的安逸。在生活上，姚文绪自诩是个“翻身户”，在调级时长了工资；在这之前，他拿过几十年的80多块钱月薪，养活着一家六口人，每人的生活费还不到20元。如今孩子们都参加工作了，老伴仍然是家庭妇女，一个人挣钱两个人花，他已颇为知足。但是，共产党的干部不可不讲人事配合。他暗自和先到海南岛的雷宇做了一番比较，人贵有自知之明，论哪一条也自叹弗如。雷宇正值年富力壮，才学不凡，是当第一把手的上上人选。而自己只在东北的农村读过小学，填履历表时撑着往上填是五年级文化程度，包括在家种地、当学徒和养病，七折八扣，净剩三年的学历。更重要的是人近花甲，记性一天不如一天，体力常常不支，能把湛江的事理出个头绪来就算不易，论年轻化、知识化当然首推雷宇。一动不如一静，自己何必去插一杠子呢！ 姚文绪沉吟片刻，向组织部的人问道：“听说海南岛的班子不是早就配齐了么！” 对方说：“那是传说。” “如果一定叫我去，只能当个副手。” “不行。当副手就不叫你去了……” 不想去还得去，而且举家南迁，义无反顾，那是说一不二的党性原则在姚文绪的身上显示作用。他不善于粉饰自己的经历。当年在辽宁家乡报名参军打老蒋，他坦率而幽默地承认，并不像小说中惯常描写的那样争先恐后，而是村里的文书在动员会上用眼睛一个劲地盯着他，他才硬着头皮第一个举起手来，带动全村的青年报名。他的勇气来自于推动，魄力来自于顺从，他是环境创造出来的传奇人物。几十年出风入雨，他怀着一颗善良的心，从来把命运交给组织去安排。姚文绪当即从广州返回湛江，吩咐老伴打点行装。 老伴是结发妻子、顺从于老头儿的贤内助。姚文绪历任县长、行署专员、地委书记，虽然曾有无数次机会可为老伴儿谋个体面的差事，但他一直缄口避嫌，宁愿让老伴儿在家操持炊帚。姚文绪浪迹萍踪，老伴儿形影相随。 人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想头，人不可能都有自己的选择。依照姚文绪的拘谨性格和淡泊的心境，似乎不会犯下弥天大过。姚文绪事后叹道：“从前和我一起共事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一向属于比较谨慎的。没想到临近退休的年龄，在海南岛犯了这么大的错误，现在见了熟人都抬不起头来。这是一辈子头一次受到严重处分，真是后悔莫及！” 十七级干部 处分决定公布以后，雷宇已经从海南岛回到广州，深居家中和八十多岁的老母做伴。一时间，他成为广州市民街谈巷议的中心人物。诸多议论，七嘴八舌。处在议论中心的雷宇呆在家里，深居简出，闭门谢客，就连电话也索性不接。 雷宇今年五十一岁，生于广西横县。他中等身材，颇为富态，白皙的皮肤透着满面红光，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兼有红脸汉子的气质和大学讲师的风度。他语言流畅、奔放、直来直往。他说：“不料犯了错误，我肯定是错了。我这个人有缺点，不谨慎，不谦虚，锋芒毕露，争强好胜，麻痹大意，但我还没到妄自尊大的程度。” 雷宇比姚文绪先一步调到海南。这又是一种巧合——从他担任行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到撤销职务正巧三年。 雷宇1949年参军，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归国后被保送进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习。他学习勤奋，成绩优良，毕业后分配到东北的一个煤矿做计划工作，此后担任科长。论搞计划经济，他是科班出身。对经济政策这门高妙、敏感又变来变去的学问下过一番苦功夫。文革中在劫难逃，被当做“走资派”的大红人，揪斗、弯腰、戴高帽、抹黑脸儿。 1980年，雷宇从东北调来广东，担任省办公厅副主任和政策研究室主任，重操政策研究的本行。外界传说派他去海南岛担当要职是省委书记的推荐；据他本人的回忆是省政府另一位年高的老者提名，而省委书记并未点头赞同，可能有所保留。那位长者出于一片诚挚的好意，热心地把年轻干部推到艰巨的环境中锻炼。 这项提议自有一番由来。雷宇在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间，曾率领一个小组赴海南岛考察，寻求开发建设的方案。他用经济专家的眼光注视着海南岛大片的林莽、漫长的海岸线和起伏的丘陵，那时他充满热忱又头脑冷静。 海南岛的面积仅次于台湾，是中国的第二大岛，它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有着茂密的橡胶园和富饶的矿藏。这里具有热带资源的潜在优势，湿热的海风一年四季地吹拂，特别适宜发展许多效益显著的经济作物，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有待开发。而且，这里占有地利之便，位于海上要冲，东北方有香港和澳门，东南方有菲律宾，西南方有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当前全世界都在瞩目于东南亚的经济崛起，海南岛同在热带的阳光照耀下，却仿佛一个被现代文明冷淡的角落。问题在于调整岛内的经济结构，改变内向型的封闭状态，增加港口、机场、公路、通讯设施，面向整个东南亚去交流和竞争。俗话说，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雷宇看懂了写在这个广袤岛屿上的无形文字，携回一份开发方案，提出的目标是，海南岛将在本世纪末和台湾的经济并驾齐驱。这正符合高层领导人的战略构想。 雷宇带回的方案受到多方面的重视，他的才学也得到许多人的赏识。难怪省里的那位长者推荐他去海南工作，由谁想出来的主意再派谁去实现，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雷宇把工作调动的事告诉家里，兄长听了连连摇头说：“海南岛的工作不是那么好干的！过去内地派去的干部，没有好着出来的……” 雷宇说：“事在人为嘛！” 雷宇当即上住，海南岛的舆论一片哗然。在派往海南的历届主要负责人当中，他是级别最低的一个。人们嘲笑说：“内地是不是再也找不出人来了？给我们派来一个十七级干部！” 雷宇听了，在海口的一次大会上讲：“我辛辛苦苦地干了几十年，才落得一个十七级。我还有意见呢。没等我提意见你们倒先提出来了！” 他的话引起一片笑声。 在当地人看来，新到的负责人快人快语，口才雄辩，富于风趣。说起海南岛的全面情况，雷宇更是了如指掌。他的思维敏捷，博闻强记，可以随口举出各种统计数据，就连小数点儿后面的几位数字都能背诵如流，似乎比海南人更熟悉海南。他的本事明显高人一筹，听者大为折服。 海南的工作很快有了进展。港口在筹建，机场在扩充，公路在延伸。雷宇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他有时出现在工地上，冒着大雨亲自指挥，三天三夜不离开现场。有时长驱几百里路，连夜赶到广州去汇报工作。有时搭上班机，疾飞北京，去为海南打通工作上的关节……他的魄力、热忱、才干令人们刮目相看，称他是“历届负责人当中水平最高的一个”。 还有人说：“雷宇这个人不摆官架子，不搞小动作，说话表里如一。跟他在一起干，觉得心里痛快，没有后顾之忧。内地和当地干部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融洽。” 也有一些阅历深的人对他抱着疑问：“他长年蹲办公室，坐而论道，是要嘴皮子的，实际工作能力究竟如何？他把小数点后面的几位数字说得烂熟，是不是近乎卖弄？他时常奔跑广州和北京的大机关，在上层人物之间疏通，究竟心里想的什么？” 不管怎么说，局面的打开比原来想像的要顺利。一个中年干部上任不久就轻易地征服了海南，而这条路一向令人望而却步。他似乎是应运而生的人物，命运注定将由他担起创造环境的使命。尽管当海南汽车事件发生以后，许多人蓦然惊觉，把他看做是和改革事业背道而驰的异端。但是，当初人们刚刚迈起双腿寻石探路的时候，他是一颗正在走红的当代明星。他的身上折射着当时所需要的各种符号、音响和风采…… 泰国侨子 在三个受处分的主要人物中，另一个是陈玉益，原任海南行政区分管外经工作的负责人。他被免去职务以后仍然留在海南原地待命。他是三个人当中仅有的本地干部。 “我是明知故犯。人们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发疯了，胡来了，不顾政策了！”陈玉益今年四十八岁，面庞瘦削，肤色黝黑，一双深邃的眼睛和一头直硬的乌发，有着东南亚一带人们的面部特征。他直言不讳地谈着自己在汽车事件中的过失。 40多年前，在南海的万顷波涛中飘荡着一艘木船，一个老船工急切地眺望着远处出现的岛屿。他是泰国华侨，住在曼谷，常年往返于城市和山区，靠贩卖山货维持生计。他刚刚发了一笔小财，那是在香港买了几张彩票，侥幸地中了六合彩。他把这笔钱带回海南岛的琼山县，在故乡盖几间房子留给后代子孙。不久，儿子和儿媳回到故乡看管新盖的房屋，他们在这里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陈玉益。父母生下他就先后返回泰国，把他留给村里的乡亲抚养。 陈玉益在广州读的中专，学习林业技术。毕业后的生活历程较少坎坷。曾任海南农林局助理技术员、副局长、琼海县委副书记。1982年被作为第三梯队人选送往北京中央党校进修，一年后返回海南，提升为行政区副主任。当时，在泰国亲属的眼里，以陈玉益当上了显赫的大官儿为荣。人人庆幸自己的祖宗有德，族运兴旺，出了这样一个拔尖人物。海南岛的乡亲也把他看做本乡本土的骄傲，因为他是当地的代表人物，土生土长的状元郎。这些年，海南的人才大量外流，内地调来的不愿落脚，本地培养的另攀高枝，造成干部结构的不稳定状态。人们对陈玉益这样从当地产生的又肯于留在当地的头面人物，自然寄予特殊的厚望。 在海南岛批准进口的89000辆汽车当中，经陈玉益之手批准签字的有73000多辆，数目之大令人瞠目。他也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有人怀疑他从中捞了一大笔油水。有人认为他的工作能力不足，抓农业还有经验，抓外经是外行。有人认为他的潜力不可小看，实力不可低估，是仅次于雷宇的第二号铁腕。而雷宇对他另有一番评价：“依我看，陈玉益这个人太老实了，老实得过分！”他犹如一个朦胧的复合体，虽外行而能办大事，因老实而犯错误，犯了错又承认是明知故犯，留给人一团纷纭的印象。 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这是一个来自农村的领导者面对着全世界复杂的商品经济进行的第一次挑战。在汽车事件中，他是雷宇的助手，又比雷宇有着更直接的实权。当一个人手里握有巨大的权力时，他本人的素质就成为至关重要的。素质是个多面体，事先不可一语作出判断。此外，领导者和下属之间存在的文化断层，也是值得担心的隐疾。 这个故事的开头一切都很美妙。姚文绪、雷宇、陈玉益尽管经历不同，性格迥异，但当他们走到一起时，几乎没有出现什么人事方面的纠葛。党政协调，人和政通，整个领导班子配合得相当默契。人们怀着满腔希望，要在他们手上改变海南的落后面貌。而这，也确系他们的主攻目标。可惜，后来海南岛的工作突然脱开正常轨道，汽车事件爆发了。 恭喜发财 1984年的夏天。海口市的各个旅馆里挤满了人，熙熙攘攘，出出进进。这是海南岛最炎热的季节，城市好像笼罩在湿热的蒸笼里，空气滚沸，马路发烫，热带骄阳在头顶喷射着强烈的火焰。人们簇拥在旅馆的柜台前，顶着一脑门儿的汗珠，瞪着发红的眼睛，为了争得一个房间、一席床位，或在狭窄的走廊里临时增加一个栖身之处而吵闹。他们操着各地的口语方言，扯着嘶哑的嗓门，由于激动而声音在颤抖；那伐木般的广东话、炒豆儿似的上海话、打雷一样的山东话……汇成混杂的声浪。旅游业空前兴隆，大小旅馆和招待所全都爆满，民航售票处挂出了免战牌，轮渡船票也很难买到，而人们仍在蜂拥赶来。海南岛原来是过冬的胜地，翻开中国的版图，顶属这儿离赤道最近，往年酷暑时节没有哪个傻瓜来这里赴汤蹈火；这一年却像发疯一样地冲过海峡，唯恐落在后头。自然气候的顺序和生活的节奏乱了套。 餐厅里杯觥交错，酒意酣浓，宾主仿佛一见如故。他们在品过燕窝、尝过鱼翅、吃过龙虾之后，又在没完没了地倾述着高尚的友谊。什么相见恨晚呀，肝胆相照呀，真诚合作呀。他们高举法国的白兰地为恭喜发财而干杯，彼此的目光越过晶莹的摇滚色的液面，在揣测着对方的意图而掩饰着自己的打算，窥视着对方的腰包而束紧自己的钱袋。这是一场智力的角斗。本地人和外地人的较量或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对阵。双方都盘算着在即将签订的协议中捞到更大的油水。人们变得精明、狡黠而贪婪。酒闹人散时，总有一方争先慷慨解囊，在柜台上一掷千金，而心里期望不久就能收回千百倍的报偿。 海南人真的精于商业的奥秘么？在这里，谈生意经，过去是羞于开口的事。海南岛的民风淳厚，情致儒雅，对经商历来不屑一顾，甚至视为左道旁门。据说过去如果谁家有农副产品出售，便把东西悄悄放在大路边，而主人远远躲在树后等待行人的光顾，买卖双方授受不亲。这种古怪的风俗今天当然不再多见，而无视现代商品经济的观念却依然存在。人们任凭仓库里的木薯干发霉，也不肯磨成饲料去卖掉。人们把大筐的蜗牛去喂鸡，不知此物是香港筵席上的美味佳肴。许多人拒绝饲养牛羊，固执地认为当地人不爱吃腥膻别人也必不爱吃……推动海南商品经济发展从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人们多年来习惯于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伯乐天年，清心寡欲，并不曾想到在竞争激烈的商业场上一显身手。如今一转脸的工夫，却做起当代一宗最热门的生意来！ 若论赚钱又多又快，排在商品清单上名列前茅的就是汽车。这种20世纪繁衍的爬行怪物，被西方称做移动的生活空间，被海南岛人叫做“世界第一商品”。它无所不至地冲击着现代的社会生活，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望，关系着许多国家的经济兴衰，还影响着世界的能源市场。在我们这个主要拿两个轱辘的车子当交通工具的国度里，人们曾把它看成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只有少数人有福气享受它。不过，它越来越显示出魔力。官员们需要它，经理们需要它，办事员需要它，个体户也需要它。买卖的前提是有此需要。它不光坐着舒服、风快，还成为某种权威的象征，身份的标志，能提高办事的成功率。推开车门往下一跳，接侍者的脸色就大不一样。尽管海南岛的许多人尚分不清丰田、皇冠、尼桑、福特、雪铁龙的区别所在，但他们已在短短的时间里懂得了这是时髦的买卖，能赚大钱。“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见过猪跑吗？” 大街上的人们行色匆匆，疾步如飞，素以散淡悠闲著称的海南生活步调猛然加快。机关干部推开手头的公文簿，报社总编辑撂下油墨未干的校样，琼剧院长收起正在排演的剧本……参与其事的有各色人等。或许美国加利福尼亚当初的淘金热可以与此比拟。仿佛有一根无形的魔棒当头一挥，人们的身上拧紧发条，梦呓般重复着同一个声音：汽车，汽车，汽车！发财近在眼前，金银唾手可得，汽车载着人们的全部梦想。 一个农民在街头徘徊。他的衣衫褴褛，脚步蹒跚，眼角挂着黄糊糊的眼屎，手里拿着一张纸单。看样子昨天还在放牛，今早却赶到城里来参加这场空前的盛宴。他向行人们晃动着那张纸说：“我有汽车，什么牌子都有，谁要谁来看……” 不知从哪儿冒出那么多的经纪人，从二道贩子、三道贩子，依次排到n道贩子。他们推销汽车也收购汽车，左右逢源，过手渔利。当然也闹出了荒唐的笑话。据说有这么回事：一个经纪人向朋友放出风声，有一批新车待售，每辆5万元。朋友当时看了货，要他等几天。他一面等候佳音，一面招揽新的生意。他的朋友又去找朋友，朋友的朋友再找朋友，信息在酒楼、旅馆和街头传递着。不久，又一宗买卖找上门来，来者向他推销汽车。说是设备全新，看货论价，他欣然跟随前往。走过几条马路，拐进一个停车场。他不禁愕然，这里停放的正是他向朋友兜售的汽车！ 他好奇地问：“这车多少钱一辆？” 对方说：“不贵。9万。” 当时，凡是头脑稍微冷静的人都觉得这样闹下去不妙。海口的一个机关干部回忆说：“每天推开大门，就看到人们在街上乱嘈嘈的，做着汽车的交易。这一切太出格了，我想一定会出事的！” 何不当初那样干 前面描述的是海南汽车事件高潮中的一个片断。当风波稍息之后，一个年轻的理发员一面给一位来自北京的长者理着头发，一面嘟嘟囔囔地说：“依我看，这场买卖是一道贩子赚二道贩子的钱，二道贩子赚三道贩子的钱……说来说去，是把国家大口袋里的钱装进海南岛的小口袋，本地人赚内地人的钱。到头来，还是外国人赚了中国人的钱！” 海南岛的几位主要负责人是这场疯狂戏剧的导演。不过，如果把一切看做是事先的谋划，结论却过于简单。翻开剧本的开头，写着的是另一番文字。然而，社会生活的演进不同于在摄影棚里编演故事，政治家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当你朝着一个期望中的房间走去时，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姚文绪上任伊始，摆在面前的事务纷乱如麻。机关工作需要来一番整顿，陈规陋俗需要革除。他首先革除的是区委书记在家里办公的惯例，请人给自己腾出一间办公室，明令所有干部不许在家里办公，而且声明再不召开过去那种扯皮的会议，一切纳入正轨。他决定按中央精神实行党政分工。 他说：“海南岛政府的班子配备很强，年轻、能干、敢于负责。作为党委书记，何必过多地干预他们的日常工作！我也可以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踏踏实实地做一些应做的工作。” 区委书记把家属安置在50年代修的一所旧房里，把老伴一个人撇在家里，提出马上下乡考察民情。这一来，惊动了四面八方。保卫部门要派人随行保驾，县长们要沿途迎送，各招待所忙着精心安排食宿。姚文绪立即打招呼：区委书记接触本地老百姓，人身安全当不成问题。各县的负责人公务在身，一切礼仪从免。食宿不需特殊关照，由所到的生产大队简便安排…… 姚文绪微服出行，只带一名秘书和一名司机，沿海南岛的东路向南进发。 那时的公路还不像后来那样车水马龙，一路甚为冷寂。路旁的椰林和胶园向后门去。远处升起一缕缕浓黑的烟雾，那是山地的农民在放火烧荒，沿袭古老的风习在刀耕火种。姚文绪的心情是新奇的、专注的，家里的工作自有雷宇和别的人主持，他有从容的机会看看海南的真实面貌。 曾有一位高层的领导人说：“我在访问非洲之前，以为非洲是全世界最落后的地区。现在看来，海南岛比非洲还要落后、荒凉。”岂止上层人士有此感叹，在广州的市民中也流传着一个掌故，如果有谁家的孩子哭得大人心烦，当父母的就吓唬说：“你这个细蚊仔，再哭就把你扔到海南岛去！”孩子听了顿时噤若寒蝉。如果说，姚文绪以前仅是从口头传说中听到一些关于海南岛的只言片语，而现在则是眼见为实。他从佛山、湛江调到这里来工作，一切感觉都是强烈的，内地的富庶和本地的贫困形成强烈的对比。 不久前，在一次三级干部会议上传达过把公社和生产大队改为区、乡的指示，随后他曾看到一份下面打上来的报告，向上级伸手要一点儿钱，作为更换木头招牌的费用。他大为不解，问道： “难道这点儿钱也要向区里伸手吗？” “我们实在没钱。” 他压根儿不相信连换几块木板的钱也掏不出来。如今一路的所见所闻，使他相信了。严峻的事实令人心酸：县委干部生病报销不了医药费，工厂发不出工人的工资，清贫的教师领不到5元钱的补贴。学校没钱买办公用纸，把学生的考卷翻过来印通知书。有的生产大队找不到一部电话机，听说10年前曾安过，后来拆掉又卖掉了。基层如此，城镇也好不到哪去。就连行政中心所在的海口市还没安上自动电话。海南岛地理优越，全岛却没有一个深水码头。这里有着1580公里的海岸线，而全岛的捕鱼量还抵不上广东省的一个县。这里的土地肥沃，但全岛还有三分之一的土地闲置荒芜。生产落后，世事闭塞，生活窘困，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仅有台湾的七分之一。人们对宏观的经济或许并不详知，他们只是生活在各自的狭小天地里，用平淡的语气述说着惊人的贫苦，从那一张张淳朴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凄愁的表情，听不到一声忧伤的叹息，似乎对自己的境遇早就麻木了。 有一次，姚文绪来到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汽车离开大路在崎岖的山道上颠簸，两旁的山坡宛如峭壁似的耸立着大片墨绿色的森林。天光被遮掩，森林中凝滞着深蓝色的幽辉，那里好像永远是不尽的黄昏。汽车停在山脚下，往上走要靠双腿去攀登。姚文绪在一座茅寮前停住脚步。 茅寮坐落在倾斜而裸露的山坡上，低矮的棚檐颓然垂向地面，没人杂乱的草丛。它饱受台风和暴雨的袭击，看上去像是用腐烂的枝叶和糟朽的树木搭起的原始巢穴。一个黑瘦的中年汉子光着脊背坐在棚前，向陌生人投来疑惑的目光，他的身旁放着播种用的木棒和打谷用的木槌。 走进茅寮，闷热、窒息、潮湿，散发着浑浊刺鼻的气息。即使是阳光明丽的中午，这里也像墨一样漆黑。地面上闪着一团暗红的灶火，映出苗家少女稚气的面庞，锅里在搅着黑糊糊的什么东西。“三块石头支个灶，两片竹筚架张床”，这是苗家生活的传统写照。人类正在向着21世纪迈进，而现代文明在茅寮中留下唯一可见的印记，是一只污迹斑斑的尼龙化肥袋，那是被主人捡来当枕套用的。 富于同情心的造访者询问这里的主人为什么不去建造像汉民那样的砖房，是不是恪守自己民族独特的风俗习惯？主人操着磕磕巴巴的汉语说：谁不知道住在那样的房子里舒服？可是，一年收获的木薯还不够全家人填饱肚皮，哪里来钱去享那个福呢？ 我们兄弟民族的生活，与某些艺术家笔下那些穿着鲜艳的服装、佩戴闪光的项链、翩翩起舞的罗曼蒂克胜景何其遥远！ 当姚文绪离开这里时，他的心在颤栗。 海南岛的确够穷的，迫切需要资金来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现状。对海南抱同情态度的不乏其人，他们宽容地解释后来事态的发展，把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归咎于极度贫困，穷得红了眼，急得发了狂，促使担负改变海南面貌艰巨任务的领导者，把汽车生意当做筹措资金的一种重要手段。 1983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其中讲到：“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必须立足岛内资源优势，充分挖掘内部潜力，讲求经济效益，逐步建立起具有海南特色的经济结构。”并且，出于对海南岛的格外照顾，给予相当优惠的条件：“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包括国家控制进口的××种商品）……上列进口物资和商品只限于海南行政区内使用和销售，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 文件下达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岛太平无事。姚文绪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村工作上，雷宇主持政府工作也算稳妥。 当时正值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全区动员一万多名干部浩浩荡荡地奔赴农村，进一步落实生产责任制。姚文绪来到琼山县东山乡蹲点，一蹲就是两个多月。一间陋室，一张床板，一只木桶，一日三餐去供销社打饭，晚上自己提水冲凉，可谓和老百姓同甘共苦。落实责任制事无巨细，区委书记事必躬亲。整个工作如同面对着一盘伤脑筋的棋局，重新划界、定产、发展多种经营、调动农民的潜力，在全区交流经验…… 有了政策就有了一切，但在政策和一切之间还有做不尽的文章。基础是薄弱的，前进是缓慢的，那时行政区的领导者们并不寻求捷径。他们坐在一起商讨良策，有人提出：“一年准备，二年滑行，三年试飞，四年起飞……”这个规划得到一致同意，还曾向全体干部传达。在全国各地频频传来的一片腾飞的声浪中，他们仍然不失沉稳。垂着翅膀，估量着膏力，梳理着羽毛，向高远的天穹投去试探的目光…… 姚文绪事后叹道：“如果像当初想的那样干就好了！” 但是，他们不久就偏离了转道…… 一夜梨花开 海南岛的贫穷或许作用于人们的潜意识，如同在梦魇的笼罩下渴望着解脱，但显然并不是汽车事件爆发的直接近因。这里存在着一个疑窦：海南岛的贫困非一日之寒，允许进口汽车也不是一天两天前的事，为什么领导者却突然把执行一年多没有走样儿的文件抛在脑后，改弦易辙，方寸大乱？他们的政策观念，为什么前后竟判若两人？ 这里需要借助统计分析：海南岛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主要发生在1984年的下半年，又集中在八九两个月。1984年上半年，进口汽车只2000多辆，还不及后来进口总数的零头。上半年，行政区负责人小心翼翼，循规蹈矩，对发现少量向岛外偷运转卖汽车等物资的事件果断处理，一个局长被撤职，另一个县外经副主任受到查处和通报。执法不可谓不严。其间，据传另有动用舰只走私者，因为不属于海南行政区管辖范围，另当别论。 但是，到了7月份，行政区负责人大笔挥动，共批准进口汽车13000多辆，比上半年的月平均数高出36倍。这是一个转折点。到了八九月份，共批准进口汽车62000多辆，占总数的50％。那潮水一般涌来的汽车拥在陡峭的高峰，俨然摆开一副吐吞潮汐的架势。 海南岛的主要负责人为什么在须臾之间抛弃了所有的谨慎，变得胆大妄为，如痴如狂？该有一片玫瑰色的光晕在地平线上升起，那强大的诱惑力和钳制力使他们心醉神迷，情急气躁，双脚离开坚实的土地，张开双臂会扑向云蒸霞蔚的幻境…… 翻开6月底和7月初的全区大事记，有一件值得提到的插曲。近年来广东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各项事业卓见成效。尤其以深圳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全国各地的人纷纷以各种由头涌向深圳，或是取经，或是采购，或是抱着好奇的心理凑热闹，盛况不亚于10年前的昔阳县。1984年的《海南日报》刊登一组署名文章，记述海南行政区一行人于6月4日至23日在深圳参加全国性的经济区开发研讨会的收获见闻，题为《特区去来》。这组文章与大量见之于各地报刊的关于深圳的报道并无歧异。它热情介绍了深圳迅速发展的面貌、壮丽的城市建设气象、如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发挥外引内联的优势、重视人才招聘等成功经验。文字简洁，条理清晰，对深圳特区的性质并无任意曲解。但是，人们从来不满足于看公开的报道，更有瘾去听报道之外的内部传闻。7月2日，回来的人向海南政府全体机关干部作报告，传授“深圳党政机关经商的先进经验”。 对深圳的评价历来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有的强调主流，有的只见支流。它是一场正在进行的有益的实验，问题在于人们往往各取所需。在海南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者有声有色，听者津津有味，中心内容都是机关干部做生意的事。对于一向孤陋寡闻的当地干部来说，顿时眼界大开。散会后，人们谈着生意经，想着做买卖，正襟危坐地强调着“流通领域”的重要性，好似发现了一块广阔的新大陆，按不住心猿意马了。 陈玉益回顾说：“那个报告传达两次才讲完，听完了一个个摩拳擦掌！” 把事态的转折仅仅归于一次会议的传达并不公道。1984年的上半年，不知怎么回事，全国不少地方刮起了一股从商之风。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利用手中的职权办个执照，再刻一枚橡皮图章，纷纷挂出名目繁多的公司招牌，那揭竿而起的劲头酷似当年层出不穷的“战斗队”。一些党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竞相出奇制胜，千方百计地为自己捞钱。一种奇特的经济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发生了。许多经济学家面对这一现象困惑不解。但行动从来比理论跑得更快，利益的趋使比理论的批评更灵。信息从琼州海峡对岸传来，刮进海南岛的上层建筑，使行政区负责人本来就有的急切心情更加急切，犹如溺水的人抓住了一块朽板。原定的政策，正式的成功经验，被当做昨日故纸，置诸脑后了。 一向沉得住气的姚文绪勃然心动。他从农村蹲点回来，一直为海南岛的窘困而焦虑，苦于没有速效的良方妙策。他本是瞻前顾后再拿主意的老干部，现在既然有如此生财之道的先例，不妨依样效仿。他在大会上号召机关干部做生意，表扬会赚钱的先进典型。还提出“边缘政策”，对干部们说：“我们要研究政策，掌握政策，变通政策，一脚踏在政策里，一脚跨在政策外，才能把经济搞活。” 雄心勃勃的雷宇，从来少有顾虑，说得更加淋漓痛快：“现在的时机太好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什么赚钱就搞什么，只要不装进个人的腰包，能多赚的不要少赚，能快赚的不要慢赚！” 从个人角度来说，姚文绪和雷宇有所不同。姚文绪在海南岛的任职，是退休前的最后一班岗；而雷宇的前程未可限量。如今常有这样的例子，把年轻干部放到下面去锻炼考验，然后再从下面拍上来委以更高的职务。当时在海南也确有各种传说和猜测，说雷宇被组织部门列为“第一号种子”，将出任某书记或某某长。因此，事发后，有人把雷宇在工作中急功近利，求成心切，看作是要为个人的脚下垫起一块升高的基石。此说有无根据，未能详考。即使真有，只要干得正当、干得漂亮，真正干事业有利无害，功利主义倒也无可厚非。但事情并非如此。 汽车事件是从海南的党政机关打开闸门的。从7月份以来，党政机关和干部得风气之先，如同刮起一场急骤的旋风。行政区直属的94个单位，有88个卷入了汽车生意。接着形成高能物理的裂变反应，全区出现了872家大小“公司”，各行各业都学着做买卖，真正是工、农、兵“学商”了。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有两个重复性的现象，一个是一哄而起，另一个是一刀切。这是很值得玩味的。 一纸抵万金 海南岛进口汽车的批件是经过两支笔批的。一支笔是雷宇的，另一支笔是陈玉益的。后者批得更多。 从下边送上来的申请报告积案如山，看着叫人眼晕，忙得雷宇和陈玉益手不停挥。在他们想来，每一个批件都将给行政区带来滚滚财源，拿去扩建港口、修建公路、兴建楼房，解决基本建设急需的资金。雷宇曾向区属的几个进出口贸易公司经理们说：“现在的时机这么好，你们不给区里赚个一亿几千万，还等什么！” 他的胃口越来越大，筹码越加越高。不过，据当事人回忆说，按雷宇原来的计划，做到亚万辆汽车的生意就可以收盘了。在他们的心目中，1万辆汽车足以获得丰盈的利润了。到了8月上旬，海关交来一份进口汽车的统计报表，摆在雷宇的办公桌上，上面写明已经进口18000辆汽车。雷宇看了目瞪口呆，身上冒汗，他说：“当时把我吓傻了！” 其实，有关进口汽车的统计数字是一笔糊涂账。由于官僚主义，管理混乱，渠道众多，统计数字很不完整，实际情况早已超出海关掌握的数字。而各单位申请进口汽车的报告仍然不断地送来，雷宇和陈玉益尽管心惊肉跳，还是照批不误。有的傻报，有的傻批，难道人们都犯傻了么？ 某单位申请进口汽车，某人签字同意，彼此心里都很明白，这些汽车不是买来坐着它去办事或兜风的。海南岛进口的汽车90％以上是小轿车和面包车。这些非生产性用车，本地市场撑破肚皮也消化不掉。毋庸置疑，显然是拿它去做交易。申报者和审批者的角度略有不同，雷宇想为海南岛赚钱，各单位的头头想为自己的小团体赚钱，这是公开的奥秘。 做生意得有本钱。可惜，海南岛的主人们宦囊羞涩，往往连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一张批文并不包含任何金融价值。它的成本至多只有一张白纸、一滴墨水和一抖手腕子的劳动时间。它表现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控制下的一个额度，调节总体与局部的关系，保持供求的平衡，它的意义只有管理的功能。然而，如同巫术一般，这个抽象的额度竟奇妙地改变了性质。批文可以当做一方的投资去和别人联营，占据一半以上的股份。也可以凭它去获得银行的巨额贷款，进行独资经营。还有更干脆的办法，索性把批文直接拿去卖掉，转手间发一笔横财。 单凭一纸批文就能赢得数不尽的财富，人们把这张纸讥称为“百万英镑”。严密的计划经济竟然出现了自由经济也很少发生的漏洞。 在海南岛谁能搞到批文？显而易见是接近上层的人士。近水楼台先得月，以海南岛区委组织部为例，作为主管干部命运的重要机构，威大、权重、上下左右的关系方便。此刻，他们对汽车的价值比对干部的价值更感兴趣。7月底挂出招牌，成立了“开源公司”，抽调专人做汽车生意。他们平时有求于人的事不多，别人有求他们的事情不少，所以很容易就搞到一张批文。开始小心翼翼，不敢多做，进口20辆翻新的旧车，向海南中国银行申请贷款，独资经营，汽车转手后净赚50万元。组织部从来是清水衙门，权力不小，油水不多，曾经为了给机关干部发防暑降温费去向财政局借250块钱，还没拿到手。如今靠一纸批文赚了50万元，自然眉开眼笑，干劲倍增。第二次打报告申请进口150辆汽车，生意越做越大。第三次和琼山县外经委联营，做得也很顺手……真是无本万利，有发必中，前后赚得800万的暴利，成为党政机关中的首富。 在汽车事件中，“一道贩子”动手早，门路广，都是稳赚不赔。而“一道贩子”几乎都是区、县的党政机关，他们成为这场淘金热潮的最大受益者。姚文绪事后回顾说：“真正得到好处的人只是少数。除了机关干部，还有社会上一些投机取巧的人。而海南岛的老百姓并没得到什么实惠。” 说来怪可怜见，机关干部也有满腹衷肠。他们曾是荣耀多于实惠的一群，生活清贫，待遇低微。拿海南审计局来说，这个新成立的单位负责全区的经济监督工作，局里五间狭小的办公室不够用，只得把走廊隔开用来办公。全局24名干部，只有一人住在公家分配的宿舍，其余或是寄人篱下，或是自租民房，各找各的辙。审计局受条条和块块的双重领导，条条只管业务，块块只管党务，而财务资金却无人管，双方踢皮球。人家做汽车生意发了财，审计局长也怦然心动。他咬咬牙，横了心，也向陈玉益求得一张“百万英镑”，赚的钱拿来为职工们盖宿舍。他一再承认自己是明知故犯：本来自己的职责是监督别人，不该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如今，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不无高兴地望着窗外正在破土动工的基建现场，虔诚地准备写一份深刻的检讨书…… 批文就是金钱，批文就是福利，批文就是黄金屋。人们把批文当作解决一切需要的手段。某学校的危房需要修葺，校舍需要扩充，向政府申请预算拨款。陈玉益看看报告，提笔一挥，批给进口几十辆汽车，那毫不含糊的气派就像开出一张当即提款兑现的支票似的，另一单位申请进口100辆汽车，陈玉益大大方方，把100辆改成200辆，那样子就像是体恤下情，追加经费似的…… 高楼在升起，市容在改观，海口市开始变得繁荣起来——犹如在贫瘠的荒漠中出现的海市蜃楼。而滚雪球似的汽车买卖就在这样的竞相攀比中泛滥成灾。各色各样的投机取巧者、社会渣滓趁机活跃，演出了无奇不有的荒诞剧。 套汇热 在内地某旅馆的一个房间里，一捆捆人民币堆在桌上、床上和地板上。几个人围在灯下，全神贯注地数着钞票。一连几个钟头，直数得手腕子发抖，手指头发肿，还是数不出个结果。押款人从腰里拔出手枪，往桌子上一拍，绝望地喊着：“今天要是对不上数，我先把你们几个毙了，然后再自杀！” 他们是从海南岛赶到某地来兑换外汇的。按照联营进口汽车的协议，有批文的出批文，有外汇的出外汇；既没批文又没外汇的便用人民币去高价套汇。当时中国银行美元对人民币的正式兑换率是一比二点八，但在黑市上都炒到一比四、一比五、一比六……海南岛的人拖着大口袋人民币奔向某地，提回来的只是一小包外币。而那些手中拥有外汇的主顾接过人民币有时连数也不数，为了省事，索性放到秤上去约！ 各种协议书像雪片般漫天飞舞，偶然飘来一页，请拜读： 甲乙双方本着搞活经济，加速开发建设海南和互利的原则，同意联营进口日本丰田牌空调十二座旅行车壹百辆。经双方协议，一致同意订立如下协议书。 一、进口日本丰田牌空调旅行车，进口手续、调拨和到岸后所需办理的商检以及各种账务、税务、结算等手续均由甲方负责办理。 二、进口汽车所需的全部资金包括陆拾万美元和汽车到岸的关税、进口商品税、工商税、商检税、手续费以及管理费等所需的人民币均由乙方负责提供。美元和人民币比率按一比四点四计算成本。 三、汽车销售后所得的纯利润，甲方分得65％，乙方分得35％。 …… 按照这个神圣同盟，甲方一文不出，只提供批文和打通关节；乙方担负外汇和全部费用。互有所求，明确分工。据悉，后来甲方赚得110万人民币。乙方分成的比例虽小，实际却赚得更多。个中奥妙，不难猜想。 在这里，不但批文的价值比伪造钞票更加可观，外币的价值也在膨胀。它们都超逸出计划经济的额度之外，变成两头横冲直撞又畅行无阻的猛兽。一辆进口汽车仅值5000美元，按国家比价约合1万多人民币，几经倒手，到用户手中时竟要付出10万元以上人民币。人们看到人民币在惊人地贬值，外币则在急剧地升值，而批文的价值更是令人叹羡不已。在各式各样的协议书中，书写着亘古以来罕见的文字记录，流溢着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异，对金钱的追逐和崇拜。 有人早已发现，权力可以转化为物质实惠，因而，暗自勾结，从中渔利。但那样做总是需要遮遮掩掩，因为人们对这种封建色彩的鬼把戏早就嫉恶如仇。现在，这类弊端还没来得及革除，另一种奇特的交换形式又风靡一时。它堂而皇之地写在纸上，签上当事者的大名，盖上鲜红的印章，冠以美好的宗旨，从字面上找不出为个人谋私的破绽，影印复制，不躲避任何检查。它处在法律和政策的缝隙之间，不用比一般人付出更多的汗水，就能使一个人或一群人在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比打劫银行来得体面。 截至8月上旬为止，海南岛的各个单位除了向内地去筹措外汇以外，倒卖汽车的事大多没有出岛。有中央文件管着，行政区的负责人还不敢公然支持把汽车运出岛外。如果不是后来节外生枝的话，或许事态不会无限地扩大。不过，1984年上半年在岛内发生的事已经显出一种趋势，惯性的力量是极可怕的，什么事情只要一哄而起，往往难于收拾。 潘多拉瓶子 早在7月底或8月初，从内地传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司一位副司长在山西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讲到为了搞活经济，疏浚商品流通，“内地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到广东、福建购买进口汽车，经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机关批准，确属用于生产或科研需要的，应予放行；集体、个人持区、县主管部门证明到广东、福建购买进口汽车自用的，应予放行。”其时，海南岛进口的那些汽车还大都在岛内的各道贩子当中打转转，自家人赚自家人的。行政区的负责人一直不敢开把汽车卖到岛外这个口子。曾经有中直某单位、解放军某部、广东省某机关来找雷宇或别人批条子买车，来头都不算小，腰板也够硬的，都被婉言谢绝了。 几天之后，参加山西会议的海南工商局干部打来长途电话，传达那位副司长的讲话。陈玉益闻听，直觉得喜从天降，连忙去找区委书记。当时姚文绪正在急着准备下乡抓计划生育，陈玉益匆匆跑进门来，连喊“特大喜讯”。 “什么特大喜讯？” “汽车可以出岛了！” 查遍海南区党委几尺厚的会议记录，找不到一次讨论汽车问题的记载。自从党政分工以后，姚文绪一直不干预政府的具体事务，他想为能干者提供放手工作的条件。但他对一些问题，还是有明确态度的。他听了消息的来源，对汽车问题表了态：“那就抓紧干吧！等别人干起来，我们再停止。走在前头才能把钱赚到手。”表态不久，他下乡蹲点抓计划生育，一去一个多月。 陈玉益又找到雷宇。雷宇听了又惊又喜，当即决定派陈玉益偕同外经委主任赴香港，洽谈增加进口汽车事宜。 不久，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把山西会议的精神和副司长的讲话形成正式文件贯彻。但是，广东省政府负责人持有异议，坚决反对。绿灯亮了，红灯也亮着，海南岛站在条条和块块交叉的十字路口。 在红绿双灯面前，与其说他们是在选择文件，不如说在选择利益，或曰为利益选择根据。案发之后，陈玉益坦率地承认：“我研究过文件，钻政策的空子。先把进口汽车在岛内销售，像游击战术那样化整为零，内地来买分不清我们是不是倒买倒卖。副司长的讲话以后，我抓到了根据，胆子更大了！” 雷宇则说：“规定汽车不许出岛的文件在前，副司长的讲话在后，当然该按新的规定办事。”这是精通政策研究的雷宇在思维逻辑上的明显疏忽。副司长的讲话并不具有红头文件的权威。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也没批准过，只有中央正式下发的《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才是正轨，何况直接上级省政府持的是反对态度。问题在于，一棵摈榔树从种到结果要等五到八年，发展现代工业也不是容易办的事。远水难解近渴。这几年某些对外开放的窗口靠赚内地的钱比赚外国的钱来得容易，把国家大包里的钱往小包里装要省劲得多。有人说，他们是贪小惠而舍大局，求速达而忘实际。这也许有点道理。 汽车销往岛外的闸门打开了，海口市的码头空前繁忙。从日本驶来的巨型货轮看上去如同海上的楼阁，载着上下好几层的汽车。当地的司机全都动员起来，一天十几小时地值班，把汽车从船上开到岸上。岸上车如流水人如梭，许多从内地赶来的人们忙着看车提货。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从北部边陲到雷州半岛，从天山脚下到东部沿海，除青海和西藏两地以外，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都来了汽车主顾。从这个码头卸下的汽车绕了一个小小的U字形，再开向另一个码头，渡过琼州海峡运往内地。铺开世界地图来看，那些从日本（也有少量欧洲的）运来的汽车，是更大的U字形轨迹。事后有人说，与其由海南岛来做汽车交易，何不让贸易老手上海或天津去做，而舍近求远！中国最大的一笔进口汽车生意，在一个不适宜的地理位置和缺少现代商品贸易经验的地区敞开了阀门。 在海南岛内部，一切阀门都是大敞的。所有的监督与职能部门都失去职能，或改变了职能。在码头的人群中走动着工商管理部门的人员，他们是来雁过拔毛的。销往内地的汽车发票本来都盖着“只限岛内使用”或“不许出岛”的字样，这是销售者转嫁责任，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工商管理部门也来个红绿双灯，每辆出岛汽车罚款四五千元，加盖一枚印章：“罚款放行”。被罚者面无难色，只当小意思。琼山县工商局看着眼热，居然派人跑到海口来“捞地界”，在码头、旅馆和街头招揽内地的主顾，以每辆汽车几百元的奖金，悬赏收罚；成批汽车出岛，奖金可高达上万元。罚公奖私，受罚者成了工管部门竞相争夺的上宾。儋县工商局更有奇招，索性花几块钱从税务局买来几本发票，化为公司名义给买车的主顾重新开出放行凭证，票面金额相差几千元或几万元。单靠几本发票就当了坐收其利的“三道贩子”。全岛“罚款放行”的汽车共5600多辆。这当中的漏洞百出，营私舞弊的手段贪婪而又笨拙，一个个的尾巴留得长长的。 海南的银行店门大开。农行、建行、工商行都紧急修改制度。只要有谁搞到汽车批文，弄个营业执照，订了购销合同，总之，只要这笔汽车生意眼看可以成交，就向他大量发放贷款。汽车事件造成信贷失控，信贷失控又为汽车事件提供了金融条件。几百万元的金额不再经过审批，由各支行自行掌握，展开一场互相追逐的抛款竞赛。贷款月息扶摇直上，从六厘升到七厘、八厘、九厘。许多银行干脆把手一伸，卖车赚钱拿来一股、有利均沾。要利润、要额外的手续费，要汽车，要彩电……琼山县工商银行更是直截了当，自己给自己贷款，与人联营倒买倒卖汽车，赚了66万元。这些奇事干者不丑，闻者不怪，反而竞相效法，比赛新招。全世界站得住脚的金融家都以声誉为至上至重，而这里的银行毫无顾忌，声誉变得最不值钱。账目出现几亿元的透支也不会查封，没人来挤兑，更不至于倒闭，只要汽车继续向前开动就大吉大利。汽车交易的庞大轮子把海南经济秩序轧得天翻地覆。 姚文绪下乡未归，雷宇在主持日常工作。陈玉益手不停挥地忙着签阅批文。他每当走进办公室，摆在桌上等待批阅的呈文都是厚厚的一叠，直批得手发麻，眼发酸。深夜回到家里，家里已是宾客盈门。一位目击者形容：有一回去陈玉益家里办事，只见人们里三层外三层把陈玉益围在中间，后面的人踮起脚跟去扒前面人的肩膀，前面的人霸住桌子不肯相让，一只只大手举着呈文在陈玉益的头顶晃动，那场面比争夺彩票、球票、电影票还热闹。这批人好不容易打发走了，第二天清晨陈玉益打开大门，又见沿墙根儿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个长列，而且大多是熟眉熟眼。 陈玉益出生在琼山而后发轫于琼海，身上背着两笔厚重的人情债，山海经不可不念。在他给各县的批文中以这两个县的居多。那阵子，陈玉益的辛苦甘苦难以尽述，除了在机关批、家里批，还在餐厅批、招待所批、汽车上批……走在路上有人追来，掏出钢笔，在大腿上批。他的夫人见老公天天为他人签批，也凑一腿，送来本单位的报告叫他签字。陈玉益事后说得倒也令人怜悯：“不批老婆不给饭吃嘛！”直到汽车事件已成强弩之末，陈玉益的肩上担着天大的过失，还有一位琼海县的公社书记连夜乘吉普车赶来。“末班车”开得风快，一下翻到沟里。那位书记找到老上级时，头上贴着胶布，手上吊着绷带。陈玉益看了眼一酸，心一软，又慰劳他一个批件。这是一出压轴戏。 陈玉益经手批过多少部汽车？从8月初以后有关汽车的数字就没有精确的统计，政府管理部门也没留下起码的记载，人们粗略的估计也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这是出奇的盲目和惊人的混乱。作为政府部门，即使批准购买几把四条腿的椅子也应记录备忘，更不要说是进口价值更高的汽车。雷宇素称严格的数学统计在此项管理中竟一概没有用上。现今正式公布的数字是中央纪律检查部门经过多方面查证才核实的。 9月21日，国务院特区办公室派人到海南，找姚文绪、雷宇、陈玉益谈话，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行政区负责人都表示不再批准进口汽车。可是后来查明，从9月25日至10月10日又批准进口汽车8900多辆。此后，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又至少打过三次电话，要求坚决制止倒卖进口汽车。11月25日雷宇签发了一个报告，经姚文绪看过，报送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电文中说：“到目前为止，海南岛进口的汽车全部都是在岛内销售的。”而岛内的事态仍在发展。 事后，姚文绪在回顾时说：“说汽车在岛内销售，这是骗人的。盖一个图章不许出岛，同时罚款放行，这是自欺欺人。党委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制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我的失职行为是严重的。再加上管理混乱，对局面失去了控制。在煞车的问题上，如果我召开党委会议，当面作出决议，情况可能好一些，我后侮没那样做。但从很多迹象看来，就是作出决议在执行时仍然可能走样儿。作为一个领导者，工作应该做在前头。当初我如果在两个环节上把住关口就好了。一是在听到工商局的讲话和文件时，等一等，沉一沉，弄清是非再作决定；二是大家坐下来商量，确定搞多少，从宏观上把握住。相反的，我在摇旗呐喊，让快点干，快动手。等事情闹大了，再做工作为时晚矣！不管怎么说，一切责任都应由我来承担……” 雷宇说：“为什么煞不住车？当时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好多协议书签了，内外的合同订了，撕毁协议要承担责任，紧急煞车的经济损失摆在面前。我考虑很多，犹犹豫豫，耽误了时机。另外，我还有一种侥幸心理，既然错误已经犯了，那就用加重对我们的处分换取尽可能缩小损失……” 陈玉益说：“当时我一天工作18个小时，批了多少汽车我也说不清楚。我给几个外贸公司批了，县里的人对我说，他们有赚钱的本事我们也有，用不着等区里赚了钱再拨给我们。我给琼山县和琼海县批了，黎族苗族自治州又来找我说，为什么光给汉民地区批不给我们少数民族地区批，对我们应该照顾。我给地方批了，部队又找上门来，哪个我也顶不住……后来，想收也收不了，整个乱了套！” 他们说的虽有各自的角度，但都感到当初操之过急，发展的结果却事与愿违。并且，流露出作为领导者在一个巨大事态面前的虚弱、犹豫、失措或孤独的心情。他们的错误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他们所负的责任已由上级处理。而他们的回顾使人想起阿拉伯传说中的潘多拉瓶子，瓶塞启开了，那奔逸出来的强大魔力压倒主人的意志，使人变得惊慌失措，悔不当初。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当代生活中，类似的事实并不少见，一件想像中的好事办起来，很快就刮起一阵风，越来越不可遏止，越来越逸出常规。事情的成败往往系于参加者的素质，主要是领导者的素质。最可怕的是人的无知和贪欲，它。们不知酿成几度灾祸。 上级明令坚决煞车的消息传来，那些利益攸关的诚惶诚恐，只怕生意砸锅。赶着出岛的汽车拥挤在码头上，形成疯狂的冲刺之势。12月9日，雷宇在广州听了省政府的当面批评以后，匆忙返回海口，抵达码头是中午12时。码头上正停泊着两艘货船，许多人忙成一团，急着向船上装运汽车。 雷宇站在码头上振臂高呼：“不许出岛！装上的再给我搬下来……” 闻者纷纷走上前去，把雷宇团团围住。人们向他嘶吼着、诅咒着、威逼着，愤怒地挥动拳头要动武，有的要把他抛到海里去。 雷宇高喊着：“我是雷宇！” 此刻，他的声音如同旷野上的呼喊，显得凛然而孤寂…… 欲海横流 这像一部惊险电视片的一组镜头。一辆马自达牌小轿车沿着海边的公路向北疾驰。夜色浓黑，空气在车灯强光照射下飘着银色的雾翳。车上坐着一个带路的年轻仔，还有两个神色紧张的人携着顶上子弹的手枪。车子从偏僻的南部出发，开得风驰电掣，闯入城市时已是巷静人空的午夜。司机关掉车灯，在一道阴沉的院墙外嘎然煞住。那里早有两辆轿车在接应，车旁站着几个黑手党式的保镖，当来者持枪从他们当中穿过时，他们一个个虎视眈眈地审量着对方，在警备一次秘密的接头。墙头上闪烁两道明灭的光束，那是事先约定的暗号。随即有两个蒙面人隔墙抛下一口袋沉重的钞票。持枪的人立即把它拖上汽车，车子猛地向前一蹿，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中…… 这是在严肃查处海南汽车事件当中发生的一件离奇故事。 主人公林泽川，男，四十五岁，原万宁县乐来区党委书记。这个区是个偏远的穷乡。在汽车热潮中，对生意之道一窍不通的区委书记大胆起用能人，用广东话来说，请来一个“醒目仔”。其名陈少琼，三十二岁，当过农民，开过小饭馆，托熟人前后搞到175部汽车的批件，又从县团委开证明去深圳和湛江用人民币炒买了两笔外汇，共105万美元。几经辗转，赚了52万元人民币。联营诸单位分成以后，陈少琼个人把20多万元转到乐来区农工商联合公司的账户，同时当上了这个公司的副经理。 事情是从一张白条发案的。1985年初检察人员在账目中发现一张不详其人签字的白条：“领到人民币65000元”。陈少琼说这笔钱是向海口市某人支付的手续费，钱可以追回。经过交涉，其人只肯还钱，但不愿露面。 党委书记林泽川当即委派区武装部长和派出所长持枪登车，随陈少琼奔赴海口，取回蒙面人隔墙抛出的一袋钞票，连夜上缴县检察院。 这个故事平行蒙太奇的结局是，共有20多万元早被陈少琼私分给林泽川等七人。其中涉及乐来区委副书记、县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县团委副书记、县公安局长的儿子和一个林场的场长。陈少琼贪污94000多元。当他把用塑料布包着的2万元现金交给林泽川时，对方平生没见过这么多的钞票，哆哆嗦嗦地捧回家里，一分钱也没敢动。月夜追款的一幕，除持枪的区武装部长和派出所长是奉命履行自己职责外，其余的人都是一场骗局的编剧、导演和演员。 也许更令人惊异的是罪犯们的原始背景。林泽川，农民出身，当过十几年的农业技术员，一年到头光着脊梁穿一条牛头短裤在田野里奔跑，深得群众的好评。老婆拖着三个没长大的孩子住在陋室，全家人甘于清贫，从无什么奢望。在不久前的民主选举中，林泽川以满票当选为接班人。从他的身上找不出任何遗传性的、境遇性的或心态性的犯罪机理。直至他入狱后还有几个村的支部书记眷‘念旧情，背着小包裹要求去探监。同案被捕的原县团委副书记是个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做数学教员，因教学出色多次受到表扬，后来被破格提拔到县团委工作。另一个犯案的是乐来党委副书记被认为为人淳朴，憨厚老实…… 在海南的汽车事件中，许多被告站在威严的法庭面前。他们的罪恶行径经过侦查、审讯、核实，最后得到条理清晰、行文严谨、量刑准确的判决。那是烙在罪犯们脸上的现代法律的火印。而这些人昨天的道德面貌在司法机关的档案中，只留下无关紧要的一页。在“罚款放行”中贪赃舞弊的琼山县工商局股长林运雄的以往档案材料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评语：执行政策较好、积极工作、热爱本职、任劳任怨……已被逮捕的行政区党委组织部长曾是干部们的表率，琼剧院的院长曾是资深的老战士，海南日报的总编辑曾是党的喉舌，商业局的副科长曾被誉为三十年如一日的老黄牛，当地部队的某军官曾是可敬可爱的人民子弟兵……这些人从忠诚朴素到坑蒙拐骗似乎并不需要特殊的训练，道德的崩溃只在顷刻之间。 这是比“汽车狂潮”更加可怕的精神决堤。翻了车，砸了锅，毁了人。尽管这并不代表全体，却在撕裂着人的心灵，扭曲着人的秉赋，而且给我们的社会蒙上一层难以洗刷的羞耻。而今到海南岛去，仍然可以看到许多人脸上没有散去的阴影；宾主相见，他们的面上强做欢颜，却怎么也笑不起来。那些越是没事的人，越是喜欢做检讨，一副猥琐而苦涩的样子。 瘟疫还在蔓延。1985年年初，中央作出把海南尚未出岛的大约5万辆汽车统一收购的决定以后，大力动员民用和军用的航运船驳，把风吹日晒雨淋下的汽车抢运内地。为了有足够广阔的场地临时容纳这些汽车，使用了湛江某个军用机场。照理，汽车由国家统一掌握以后，再也无隙可乘，但却不然。有人还在争着从飘来的落雁身上拔下最后一把羽毛—— 从内地按严格的分配指标来接车的司机们赶到湛江，进机场的大门要收门票钱，进停车场还要向看管汽车的人进贡。住宿必须在机场营房，房租也如旅馆价格在上涨，一日三餐饭菜低劣却贵得出边儿，履行取车手续得望眼欲穿地等待。如果想快一点儿领到汽车，就得向管理者送上一叠“大团结”。如果想挑挑汽车的颜色，要事先在袖口里过好猫匿。有个司机领到一辆标准皇冠开上马路，不小心和卡车相擦碰掉一处漆皮，觉得回去不好交待，便返回机场，在众目睽睽之下抛出500元钞票外加两条三五牌香烟，转眼间换成了一辆豪华皇冠！ 营地里摆着各式各样的小摊，香烟、美酒、港式时装、高级美容霜、电须刀、收录机和原装录音带……任君选购，不问归谁，均可以公用的名目开发票供你拿回去报销。提车人向管理者敬送的香烟塞满了汽车，管理者再把车子开到小卖部，卸下香烟，周而复始地售卖。 一位目击者看见有个顾客买了4条香烟，有大重九、阿诗玛和三五牌，还有六盘磁带，花了123元7角。卖者问：“你看发票怎么开？” 买者说。“你看着办吧！” 收款人当即在发票上写成汽车检修费，上有×××××部队图章，署名姓蔡，收据12635号，台头是北京大发畜产公司，时间：1985年6月12日。卖者向买者解释：“听说今天有个国家物资局的局长来了，我只能给你开昨天的日期。” 浙江农业银行某人花了107元买了一台录音机，还有打火机、刮胡刀、签字笔……发票上开出的名目是机油、水箱、工具袋，发票账号52179。 也有只吃亏不占便宜的。一位从常德来的老司机老泪纵横，哭诉着：“我们单位买一辆车本来就不容易。我担惊受怕地来到这儿，非得叫我住下，一个人一间营房，按三个人住宿算，一天收我24块钱房费。我找到管车的人说好话，又送上4条‘三五’，约好提车把我排在第二。第二天高高兴兴去那里，看到是一辆不错的，没想到排在我后头的保定人递过去10条烟，把那辆车开走了。我再找没人理睬，我的烟白给，再多送也没钱了……” 人们惊呼：“那么多人掉进一个钱眼儿里了，救救他们吧！” 我们正在强调法治的重要，而法治不仅需要事后的制裁，也应体现在事先的制约。它需要高度完善。 余音 海南汽车事件平息以后，雷宇和姚文绪曾通过一次电话。 雷宇问：“你有没有因为有我这样一个搭档后悔？” 姚文绪也问：“你有没有因为有我这样一个班长后悔呢？” 作为个人，他们彼此都没抱怨，本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但作为指挥员，发动这场迅猛又蹩脚的战役，他们败得很惨。他们的经历留给人们许多回味。不管是赵子龙摆弄现代电脑或巴顿将军指挥大刀长矛，失败似乎都是注定的。 1984年9月，年逾六十岁的姚文绪还身处山中蹲点抓计划生育时，就诚恳地向省委打了一个报告，要求退休。他说，和现任的领导班子相处一年左右，看来不错，完全可以接班。我们应该一改以往的做法，就像对待风华正茂的演员那样，不要等到老了才让登台。他的请求未获批准。如今栽了大跟斗，退休之事暂时搁下，他要重返海南，在哪里跌倒再在哪里爬起来。 雷宇撤职后回到家里。八十岁的高堂老母已经从广播里听到风声，颤巍巍地问：“你犯了什么错误？”雷宇除工作措误外，曾被有人怀疑贪污受贿，还说他为自己的儿子批条子去香港大做买卖。几经查证，只发现他在三年当中接受过一次别人辗转赠送的电子表，价值十几元钱；至于儿子的问题则系子虚乌有，他根本没有儿子。老母知道儿子没为自己捞好处，也稍感宽慰。 陈玉益亲手批过的汽车最多，有人估计他从中发了大财。重点追查至今，并无证据。去年他前往泰国探亲时，几十位亲友为他接风，捧来一包包的金戒指、金镯、金项链……他看了一笑，分毫不取，说：“你们不要认为共产党的干部没饭吃，没衣穿，没钱花，像你们报纸上宣传的那样。我要这些东西没用！”海南岛事件传出以后，他的一位富有的伯父派孙子从泰国赶到海口，问他需要多少钱才能保他。“只要保住人，花钱再多也可以。”他哭笑不得，说：“我这不好好的吗！你来保什么呢？” 围绕对海南汽车事件的几位负责人的评价，社会舆论喧哗未平，尤其是对雷宇。 有人说“雷宇这个人品质恶劣，目无法纪，对他怎么处理都不过分。” 也有人说：“雷宇出于公心，敢做敢为，为海南岛人造福，他受处分是委屈了……” 有人则说：“雷宇虽属好心办坏事，但错误严重，不可原谅，造成的经济、政治、思想、道德上的损失不可低估。这个人一开始就好大喜功，操之过急，结果自然适得其反。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该总结错误的教训。中国30多年来的许多事情也大都不是坏人办坏的，教训太深刻了。至于对那些官迷心窍而把事情搞乱的人，应该以渎职罪去追究责任……” 有一种人的判断可能更为公正和现实，那来自社会最普通、最底层的群众。 拂晓时分，鸡啼了。在海南岛山峦环抱的地方，从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茅寮中走出一个赤膊的汉子。他抬头看看天色，深深吁了一口气。黎明时的空气还是那样清晰，天穹仍是一碧如洗。 这时，从山下走来一个访问者，沿着被雨水冲刷后裸露的山坡向上攀登。那个汉子正在低矮破败的茅寮前收拾刀耕火种的工具，将向富饶而又悭吝的大自然去攫取一家人充饥的东西。他收住脚步，坐在山坡上接待了来访者。 来访者的耳朵里充塞着海南汽车事件的各种声音，凝视着苍莽的山林、凋蔽的茅寮和赤膊的汉子，犹如望着大千世界和它的上帝，期待听到响亮的回声，却又不知从何问起。 来者问候说：“你好么？” 对方点点头，那黑瘦的脸上绽开由衷的笑纹。 “你听说雷宇和汽车的事情了吧？” 对方侧过耳朵，显然没听清楚：“你说什么？” “雷宇！你们行政区的负责人。”来访者大声说，“还有汽车——89000辆汽车！” 对方的脸上掠过困惑面呆滞的神情，从全部记忆中努力搜索着，一副茫然的样子，又带着几分诚挚的歉意，摇摇头说：“不知道……” （选自《爆炸！爆炸！》，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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