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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踏遍人生的领土， 最后我才知道， 在这世界上， 只有人民的事业， 最会青春长久， 谁的生命与她结合， 白发就上不了他的头。 …… ——代题记 第一章 弹指一挥间 滦水滔滔，滦水滔滔，那是这片古老国土上一支流动的歌…… 公元1981年9月。中南海。 一份来自天津的呈批件，摊开在党中央总书记那宽大而明亮的写字台上—— 耀邦、紫阳、万里同志： 天津市供水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市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定 的突出问题。 ……在今年8月国务院召开的京津用水紧急会议上，又决定把引滦工程 列入明年国家重点项目，这是使天津用水由被动转为主动的战略性决策。 ……我们向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将引滦工程任务下达给天津市委， 由天津市委对这项工程的勘测、设计、施工等全权负责。并要求国家计委 将此项工程作为专项，列入天津市计划。 …… 中共天津市委 天津市人民政府 1981年9月4日 党中央总书记提起笔来，用遒劲的字体，在文件的天头写下： 请紫阳同志批，我意万里同志一抓到底，决不可误事。 胡耀邦 9月6日 从9月4日，到9月6日，这中间包括了文件起草、呈送、周转和批复的全部程序。发人深思的两天，充满急骤旋律的两天！ 随着党中央总书记手中的笔轻轻地一落，一支由27个勘测设计单位，67个县团级以上施工单位，40个设备制造单位，一个野战师和铁道兵、基建工程兵各一个师的近20万创业者，以及许多省市配合、支援组成的撼人心魄的引滦协奏曲，便轰响在我们共和国的大地上。 而今，清清的滦河水已经按着引滦人的意志，长驱500里，滚滚流向天津，用它的力量去催动旋转的机床，用它的清甜去冲沏芬芳的“龙井”，用它的甘冽去滋润音乐家嘹亮的歌喉，用它的圣洁去沐浴新生的婴儿，以它的宏伟和磅礴，载入中华民族的水利史！ 这一切发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弹指一挥间！ 滔滔的滦水，你是一首流动的歌，全世界都在聆听你的音韵。你在歌唱着什么？ 我从天津海河岸边，北上宝低、蓟县、遵化、迁西，直到燕山深处的潘家口水库。我走进引滦指挥部的办公大楼，我走进施工部队的宿营帐篷，我走进搬迁社员低矮的村屋，我越过那刚刚建设起来的涵洞、泵站、闸涵、明渠、水库、管道、桥梁等宏伟壮观的建筑群…… 我在这500里国土上跋涉、寻觅、思索，捕捉那协奏曲里一个个跳动的音符…… 第二章 砸碎镣铐的人们 谁说这是一个消失了激情的时代？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精神焕发！ 天津，干渴的城 天津，对于我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说陌生，是因为我有生第一次涉足这个城市；说熟悉，是因为我在没有来到之前，就在物质和精神上接受过它的信息。至今我戴的手表是天津的“东风”，我骑的自行车是天津的“飞鸽”，我妻子踏的缝纫机是天津的“牡丹”，我用的日记本是天津的“硬面抄”，我家里那些床单、枕巾、衣服之类纺织品更不乏天津货。至于艺术，早在我参加战士业余演出队的时候，就学着天津人的口音表演过天津快板，而我更倾慕的还是新凤霞、于淑珍、关牧村、远征、刘淑芳、蒋大为（想不出，海河水竟滋润了那么多好嗓子）；天津还出作家，既有孙犁的优美隽永，也有蒋子龙的刚健雄浑。天津，是一座工业之城，也是一座艺术之城！ 我下了火车，踏上这个城市的土地。我用中年人冷静的目光打量着那鳞次栉比的楼房、宽宽的马路、高矗的厂房，还有那粗壮的大铁桥，一切都给人一种力量感！就连孩子们手里拿的冰棍也是又宽又厚，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大的冰棍。这样一个现代化而富于艺术感的城市，却制作出如此粗笨的冰棍，我仿佛看到那冰棍上写着一个大字：渴！ 天津，干渴的城！最困难的时候，天津人民曾喝过国家规定不能饮用的“回用水”，其中含氯化物250毫克到1500毫克，有时候，连这样的水也要定量！坚忍乐观的天津人民，喝着这样的苦水成水，每年为社会主义祖国创造着200亿元的产值；天津的歌唱家们喝着这样的苦水咸水，把优美的歌声给了我们的时代！ 啊，那排成长队的水桶，那沉淀的豆浆和牛奶，那死气沉沉的厂房，那冒烟的大地，那一双双焦渴的目光！ 从70年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已经五次决定引黄济津。近年来，因华北地区持续干旱，人民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又在成倍、成几十倍地增长，由于大量提取地下水，城市在大面积地沉降。 天津，你不能沉降！ 天津全市几千家工厂，如果因缺水而停产，每年将导致直接损失200个亿，间接影响130个亿。国家经委一位负责同志着急地说：“天津要是停产了，比那个洋跃进，比那个唐山地震损失还要大得多，我们国民经济调整这五年算白搭了！”…… 我在这个干渴的城市里穿行着，最后来到了市区内一座米黄色的大楼下，这里是赫赫有名的天津市引滦指挥部——500里引滦工程的神经中枢。 指挥部，一座神奇的大楼 《经济参考》6月6日头版头条载文：《李瑞环率专家出访瑞典成果大》；副题是“目标明，懂业务，敢于当场拍板”。这则消息报道了李瑞环在出访瑞典的短短时间里，同瑞典方面达成了27项协议。瑞典工业部国务秘书尼克拉特赞扬说：“我国接待过的代表团中很少有像中国天津市经济代表团这样有准备、目标明确的代表团，这次访问的效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当这篇消息稿尚未发表时，这位被欧洲企业家拜服的天津市长，身上带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风尘，就赶到这座米黄色的指挥部大楼里召开了一次引滦指挥部工作会议。 会前我得到了这一消息，匆匆赶往会场。 年仅四十九岁的李瑞环市长和我握握手：“你是解放军报社的吗？” “不。我是个文艺工作者，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介绍来的。” “搞什么的？” “文学创作。” “写小说吗？我们这个会对你可没有什么用处。”他诙谐地一笑，精悍的身子又转向会议桌。我在他身后的一侧坐下。 长长的会议桌，坐满了副指挥和有关部、室的负责同志，他们大都鬓发斑白，而在他们每个人的身后，都有一个“方面军”。这里，看不到哈欠、懒腰、交头接耳，那气氛，好像在开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那是一种整体的、严肃的美。 在李瑞环听取汇报的时候，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端详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市长了。他上身穿着白的确良衬衣，下身着灰色长裤，脚蹬一双松紧口黑布软鞋；他的颧骨隆起，棱角里透着力量和刚毅；他浓浓的黑发向后梳去，杂有几根银丝；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累了，把右腿搭到左腿上；水杯也是平日常见的玻璃罐头瓶，外面套着尼龙丝套；他喜欢戴墨镜，摘下来放在桌上，每当需要到墙根前看《工程示意图》时，他就戴上另一副镜子；他的动作洒脱利落，一边听取汇报，一边看着一份文件，不时向汇报人提出问题，加以褒贬，强调要点；他每每把双臂交叉着，因而就显示出一副宽宽的有力的肩膀。 这副肩膀上挑着700万天津人民改革的意愿。而四十九岁的他，担任全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天津市的市长本身，也意味着一种改革。据说，不久前他还拿着八级工匠的薪水。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的儿子，50年代初，走出宝抵县的青纱帐，到北京市的一个建筑队当木工，由于他用“尺算法”革新了千百年沿袭下来的木工“放大样”，而被誉为“青年鲁班”。他出版过专著，他的事迹被搬上过银幕。在首都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等重大工程中，他都大显过身手。而今，在引滦入津工程的组织指挥中，他正探索着一系列新的改革。 他坐在长长的会议桌顶端，在白发丛中，他是活力之所在，他是希望之所在。 他讲话的声音极其洪亮，含着金属的铿锵。那语言的链条，衔接着原则、激情、机警、幽默。我仅将他的部分讲话摘录如下—— “不要把水库搞得像一个大洗脸盆，光秃秃的，外国的水库比我们的漂亮多了，我们的条件，能搞得比外国更漂亮。这是子孙万代的事情。岛子上可以种上果树林，苹果、葡萄、蜜桃、梨。还可以种上花，四季都可以开。水库里面养上鱼。500年以后，我们的后代看着像那么回事。不要急了抓蝎子，毒个大红疙瘩。……通水以后，天津公园非要造个山不可，不用多少人工，大家搞搞义务劳动，用垃圾堆起来，培上点好土，一绿化……” ——啊，他堪称一个“幻想家”！ “群众的精气神怎么样啊？”“精气神”是他惯用的口语。他把一个烟蒂丢在地下，用鞋底踩灭，又用打火机燃着另一支烟，继续说下去。 “行百里者半九十。现在工程快收尾了，不要漏了活儿。大江大浪都过来了，不要在小河沟里翻了船。北京有一个工程，什么都完了，因为少了四个铜插销，工期拖了三个月。我们要冷静地捋一捋，由小往大捋，由大往小捋，由里往外持，快组织一个班子。我们要抓具体问题，要具体地去抓。9月份不能通水是什么局面？现在诸位都是英雄，如果到时候没有通水，我们所有的经验都失去了最终的证明，我们所有的参战人员都会像战败的公鸡一样。我们向全市人民要了这么多条件，要菜送菜，要肉送肉，要什么给什么，到时候通不了水，老太太给缝的针线包都得往回要。同一个事物，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况下，它的质是变化的。比如，一根木头在洞内叫支撑，在家具厂叫原料，做了扁担叫工具，放在锅炉房叫燃料，拿它行凶抢劫叫凶器，拿到法庭叫罪证。这就是具体事物质的多样性。因此必须抓具体，抓此时、此地、此势……” ——啊，他堪称一个“哲学家”！ “什么叫经济效益？经济效益就是指付出的劳动和物料换取的效果和利益。以最少的消耗，生产更多的产品倒容易理解，需要认真研究的是符合社会需要。……我们引滦指挥部属于经济工作。它是一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经济工作。它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投资的数额巨大，更重要的是完成得好坏、快慢，对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效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效益问题的关键是社会需要的问题，我说引滦工程的社会需要，就是经济效益。不但是需要，而且是急需，在决定这个工程上马的时候，中央就考虑到了这个急需…… ——啊，他堪称一个“经济学家”！ “这个工程完后，要给我们提供一批干部，不是一两个，而是一批，当指挥，当帅的材料。将来我们可以调兵遣将，现在把人村储存起来，一旦需要，就有人出来。这个工程完后，天津大工程还很多。30万吨乙烯，50万吨钢卷管，还有海河工程都要上。兴建400个亿的大型项目，需要多少指挥？引滦结束以后，天津有了滦河水源，在天津柳村一带打一个二道闸，由二道闸一直到塘沽的120里地，把这段海河全部开发，挖深、开宽、取直两岸，修内河码头，年运输能力达到3000万吨，超过一条铁路！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南北阻塞的问题，解决了天津市一个大的战略布局问题……” ——啊，他堪称一个“战略家”！ ……会议，像一个澎湃的海，改革的潮流，大干四化的潮流，贴着你的肌肤，在流动，在起落，在奔腾。 李瑞环关心工程的每一个细节，而更多的是对人的关注。他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达到感情的默契。当副指挥郭英奇用平淡的语气向他汇报完物资供应情况后，李瑞环用充满感情的目光望着他：“老郭啊，应该给你记一功，这么个干法，后勤没漏底儿，不容易啊！”我看到，郭英奇——这位当年的“手枪队长”，缓缓地垂下了眼皮。是呵，作为一个即将离休的老人，仅这一句话也就足够了。 经委副主任姜其宪汇报到设备制造时，说到××厂的一位检验科长，因为阻拦厂长将不合格的螺杆泵供给“引滦”而被撤了职……姜其宪走到李瑞环的一侧：“我说市长，这个事你就不要管了，我们会处理的，你放心就是了……”可是，李瑞环还要追问下去。 “那个科长复职了没有？”李瑞环将烟蒂丢在地上，用脚狠狠一碾，似乎发泄着心中的不平。 “复了……” 李瑞环沉默着，他似乎联想到什么。 当管财务的一位副指挥汇报到有个别单位在财务结算上扯皮时，李瑞环把裤腿拉起来，把手里的空烟盒捏得扁扁的：“站在本位主义上扯皮，把活儿压着不完，招数都出来了，这也算基本建设的‘法宝’吧！想借工程捞油水的，不是群众，群众最多是几块钱的奖金。也不是一般干部，而是领导干部！‘反正不是装进自己的兜里’，用本位主义掩盖着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 说着，他压抑不住内心的义愤，站起来了。他的脸色是严峻的，眼睛里闪射出电光般的锋芒：“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借引滦捞便宜，我们国家多么困难啊，六岁的孩子都省下买零食的钱买国库券！国家拨出那么多的钱解决天津的用水，你捞了便宜，睡得着觉呀？你在引滦工程中留下污点，当你老了的时候，对着你的后代，是内疚，是惭愧，是后悔，是自责！” 他那并不魁伟的身躯，像一道钢铁闸门，在抵挡着袭来的潜流！由于激动，他在屋内踱起步来，像一个勇敢的跋涉者。 “我们不仅要准备让上级来开箱查帐，还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引滦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团结协作精神，决不能因为几个钱把宝贵的精神丢弃了。我们不仅要经得起当代的考验，还要经得起后代人对我们的考验！” 沉默！沉默！沉默！ “当！当！当！”矗立在海河岸畔的钟楼发出了凝重而悠扬的报时声，它给人以庄严的历史感！ 散会了。李瑞环被白发的、黑发的人群簇拥着，像一棵希望之树。 他锋利的目光透过人群盯住我：“你应该多写部队，他们是立了功的。”忽然他又压低声音对我说：“××军原来在天津的名声不好啊，路警都专门刁难他们。这不怨军队，也不怨群众，都是错误路线造成的。通过这次引滦，群众恢复了对人民军队的传统印象，这是一个很大的功绩，比通水的意义要深远得多！” 海河，将要腾飞的龙 从指挥部出来，我在夜色中依恋地回望着这座神奇的大楼、充满效率和激情的大楼。在这里我还访问了一些副总指挥、工程师、处长、办事员……他们都是被指名点将，分口保送抽调上来的。395名干部，一周内到齐，其中包括高级工程师23名。他们从昨天的泥泞中走来，每个人身上都留着历史的伤痕，可是他们砸碎了束缚手脚的镣铐，把历史留下的“压力”、“扭力”、“惯力”、“张力”、“拉力”结构成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在这里，智慧被唤醒了，活力被唤醒了，尊严被唤醒了。他们把这所由宾馆改成的指挥部变得像一个大战时期的指挥中心。在这里，看不到扯皮和推倭，看不到消沉和麻木，每一个人的面容都是充实的。他们在开发水资源的同时，也开发了人力资源、智力资源和精神资源！ 披着晚风，我走向海河。灯影里，我把头探向齐胸高的石堤内，海河里蓄着星光和灯辉——那还是去年引黄储下的水！ 啊！海河，这就是你吗？你静静地躺在城市的怀抱里，身上披着朦胧的夜色，没有奔腾，也没有呼啸，你是在沉睡？还是在反省？ 追溯你历史的源流，我仿佛听到往昔海河纤夫那沉重的号子声，那苦难挤压出来的“嗬哟”声；我也仿佛听到鸦片战争中英法侵略者炮舰的轰鸣声，和着海河两岸房屋燃烧的爆裂声！我还听到了两个播火者的脚步声——1919年，李大钊同志来天津传播马列主义，周恩来同志来这里领导五四时期的群众运动…… 你呼啸欢唱的日子已经不远了！那些砸碎了镣铐的人们，将把你变成一条腾飞的龙，当滦河水引来的时候，你的每一亿立方水，都将给祖国献上40亿元的产值…… 第三章 安得猛士兮 祖国啊，给我一根纤绳吧，给我一根纤绳吧…… 将军帽山下的将军 据今30亿年前的造山运动中，地壳板块构造的碰撞和挤压，造就了华北大地上雄奇的燕山山脉。 位于河北省迁西县境内的将军帽山，是燕山最古老的一条支脉。 “将军帽”从何得名尚不得知，而山下的“三屯营”村是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屯兵的地方，却有史可据。 而今，引滦入津，需要在将军帽山下凿出一条长12公里、宽6.7米、高7.15米的引水隧洞，这是我国目前最长的一条水利隧洞，也是引滦入津的“卡脖子”工程。 此处地壳多升降，造成了岩层扭曲、断裂、破碎，对于工程来讲，它意味着惊心动魄的塌方、滑坡、流沙、山水…… 曾有一些工程队的负责人和工程师来勘察过现场，他们都摇摇头走开了——要干，至少得五年，或者十年！ 干渴的天津，不能等待，翻两番的宏图，不能等待！ 困难，在呼唤着猛士！ 此刻，天津市的一座军营里，军长阎同茂睡不着了。他拧着浓浓的眉毛，对着窗外的万家灯火，浮想联翩。 水，对于数十年戎马生涯的军人，有着多么密切的感情联结。安营扎寨，要选择有水源的地方；行军作战，忘不了带上一壶水，即使自己舍不得喝，也要留给打起来咕咕叫的马克沁机枪。…… 作为一个当代军人，对水已经是从宏观的角度去认识了。水，不仅是军队胜利的保障，也是一切生物的基质。在工业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水，被当作一种资源、一种能源来开发利用。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用水量的多少，已经成为进步和落后的标志！兴修水利，是治国安邦的重要国策啊！ 这位当年威震敌胆的武工队长，坐到了写字台前。错误路线造成的军民之间的一些隔阂，需要用新的历史去冲刷，历史，需要新的舞台来表现人民军队的忠诚、威武！深夜的灯光下，他挥毫向军区首长请战：“……我们从抗美援朝回国即驻天津，想为天津人民办点急待解决的好事，这对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改善军政、军民关系和加强团结是大有好处的……” 得到这个消息，总指挥李瑞环笑了。“802”演习阅兵式的步伐还震撼着华北大地，人民子弟兵又迈出了新的步伐。 天津宾馆里，水电部长钱正英坐在沙发上，透过眼镜片端详着坐在她对面的一位鬓发斑白的军人。他，中等身材，面庞削瘦，一副良好的军人姿态。唯一不协调的是右手上缠着一条素色手帕，食指、中指、无名指僵硬地勾屈着——这是战争留给他的纪念。 二十九岁就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副部长的女部长，只知道眼前这位军人是驻津某部的副军长，他的名字叫王嘉祥，但并不知道他那绿色的军装下，还有当年的六处战伤，他的胸腔、左腿上至今还嵌埋着好几块敌人的弹片。另外，他也像普通人一样，在唐山地震中失去了一个儿子，他的一个女儿也正在待业。 他受部队党委委派，要率领一个野战师和铁道兵某部一起，去打通那条中国水利史上最长的引水隧洞。 “你搞过工程没有？”女部长问。 “大的没搞过，小的搞得不少。”副军长由于肺部的弹伤，说起话来带着登山者的喘息。 “你们有什么机械？” “我们是野战军，没有施工机械，可以向军区要一点，买一点。实在没有，我们拿钢钎凿，也要完成任务！” “国务院计划三年，你们提前到两年，能完成吗？” “我们有信心完成！” “你们真正两年完成了，在中国水利建设史上是奇迹。”女部长的眼镜折射着神秘的光。 “奇迹是人创造的！”副军长回答。 “那好吧，军队干，我们放心。如果你们两年完成了，我给你送块金匾！” 女部长呷了一口茶杯里的“龙井”。这么好的茶叶，也因为这苦涩的海河水变了味儿。值得品味的，却是对面这位副军长的话。他的面孔是坚毅的，他那句屈的右手，像是紧紧地把一件东西抓在手里。 他揽了个“瓷器活”，有金刚钻吗？ 将军们的赤子之心，就是最坚硬的“金刚钻”。他们要在离休前为人民再干一件好事，他们要为祖国拉一根纤绳！ 11月11日，王嘉祥带领着先遣队出发了。他们带的工具是原始的——钢钎、铁镐、铁锹、抬筐，而他们的斗志是昂扬的。 天津700万人民，从车间里、课堂上、厨房里抬起头来，重新打量着这支队伍…… 在戚继光的帅府旁 我来到了将军帽山下。它那挺拔蜿蜒的黛色山体，果真有些像古时候的将军帽。山脚下一座座木板房和帐篷，点缀得这里颇有古战场的意味儿。 我站在引水隧洞的洞口上。据说，这条长12公里的隧洞，如果从一头开挖要30年，从两头开挖要15年，子弟兵采取了长洞短打，分兵包抄的办法，沿线打了15个斜井，把整个隧洞分成了32个作业面，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就贯通了。 我向那深深的地下长廊望去，它像一个无限延长了的巨大的城门洞。它可以并排行驶两辆解放牌汽车，灯光在洞里闪闪烁烁，延伸着宏伟和堂皇，在这里，你会觉得十三陵地下宫殿黯然失色。这条隧洞，把滦水水系和海河水系沟通了，把军民的感情沟通了，把昨天、今天、明天沟通了！而今，它静悄悄的，只有少数战士在用啤酒瓶把修补的混凝土被复面滚得光光的。这支没有奖金的工程队，要交出高质量的工程！ 干活的战士们是轻松的，甚至带一点悠闲。把时针拨回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情况可不是这个样子。 “呼啦啦……”滑坡了，上千方的土石堵死了刚刚掘开的洞口，另换洞口，时间要延误两个月；“轰隆隆……”塌方了，塌得透了天，十几米深的大黑洞，巉岩像死神的獠牙，张开在战士们的头顶上。有人建议用掘开式，那等于搬掉一座小山，少说要搭进60天…… 负责洞口施工的三营长孙道彬，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论军事技术样样过硬，论施工可是新兵打靶——头一回，何况初上阵就遇上难啃的强风化区！ 营里成立了攻坚队。孙营长第一件事就是找理发员，把头发剃光，其含义不言而喻。上行下效，各连干部战士也齐呼啦地“削发为僧”，然后，还有带点悲壮意味的宣誓。也有人诙谐地说：“干吧，天津火葬场拥军，专门给腾出两间屋……” 二十八岁的孙营长连遗嘱也留下了：一、如果牺牲了，没有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问心有愧，死不瞑目；二、一切丧事从俭，不要影响施工；三、全营干战，奋发努力，继续完成没有完成的任务；四、老婆可以改嫁……当然，“遗嘱”未见诸文字，是几个营干在工地吃着冰碴子饭时凑起来的。 而就在凑遗嘱的当天，一块石头崩落到孙营长的工棚，砸扁了孙营长的洗脸盆，当时他离脸盆一尺远。 我们解放了这片国土，却并不了解它的构造！我们热爱这片国土，却并不懂得它的喜怒哀乐！ 这是一个新的考场！“土八路”要被逼上科学的梁山。 应该赞佩军首长和师首长的远见，当王嘉祥副军长带着部队出征的同时，部队也办起了各类技术骨干培训班。军区秦基伟司令员，送来了从各部队抽出的几十名骨干。他担心哟，当年他当红军时，打坑道不懂得什么“经始”计算，打到老俵的茅坑里去了…… 就这样，历史又把一个人物推到了这个洞口，他叫杨承增，阎军长口头委任的“总工程师”，是个“眼镜”。 当年济南的突泉外一张北京水利学校的招生简章，吸引他走进了学水利的课堂。水利学校毕业后，他又被转送进天津大学学水利，他的毕业设计是潘家口水库——滚滚的滦河水早就蓄在他的心中。可是他学了近十年的水利专业，却被分配到了工程兵部队；他没有“打水洞”，而打了不少“干洞”。而今，一个突然的命令调他来参加引滦工程，他的眼睛湿润了。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党的慧眼和知识分子的慧心是相通的！他告别瘫痪了七年的老母亲，来工地报到了。 孙营长的“遗嘱”他显然是知道的，何况还有那亮堂堂的“和尚头”！难道真的让他们只凭血肉之躯去拼搏？不！应该向牛顿、爱因斯坦、李四光要生产力、要战斗力、要安全、要质量、要速度！也许，以往我们过多地宣传了悲壮的牺牲，而对能避免那悲壮牺牲的科学技术，却忽略了。那默默的计算，那默默的思考，不同样具有崇高的意义吗！ 杨总失眠了。深夜的灯光下，一本一本地查着资料，寻找征服那疏松石质的途径；农家的土炕上，他和会聚到这个洞口的每一双智慧的眼睛共同交流、探讨……于是，一个”稳定边坡，超前插盘，喷锚支护”的方法酝酿成熟了。他和副师长左尔文在门前疏松的煤堆广做模拟试验，用煤铲掏出一个洞子，用八号铅丝做“锚杆”，用稀煤代替喷浆。 孙道彬来到了煤堆前，转了两圈：“我两脚就给你跺塌了！”说罢跳到煤堆上，狠狠跺了两脚。 煤洞完好无掼。科学胜利了！ 科学，是一根神奇的接力棒。年轻的营长接过这根接力棒一它真比孙悟空的金箍棒还灵，靠它战胜了塌方、流沙、潜流、滑坡。他们用智慧的大炮攻进了科学的冬宫。全部队从这个进口处看到了信心，这是个科学的入口处！ 后来，我国一位著名的水利专家来到洞口参观，不禁连声喊：“奇迹”。在这样的地质条件下竟然进了洞，竟然没有用一根支撑木，单木材就为国家节约了上万方！ 孙营长的妻子终于没有“改嫁”——她是枣庄煤矿“三八女子掘进队”队长，她对工程的关心程度自然不在水电部K之下。 科学也是种子，它是会生根、开花、结果的，孙营长那年轻的大脑是一块肥沃的土壤。工程师的经验被他接受了、发展了，后来竟然登上了“学术讲坛”，被地方工程队请去，大讲其施工的“战略战术”。今年春节，万里副总理来隧洞里慰问，他竟有鼻子有眼地给副总理汇报了三分钟…… 我见到他时，他正在三屯营火车站指挥部队装运器材和工具，他已是团参谋长了。 我们坐在一块石条上，他把帽子放在膝盖卜，我看到一颗光光的脑袋。他是英俊的，带着一股虎气。他用纯熟的工程技术语向我介绍施工情况，可是，我想听点工程以外的东西。 “我有空喜欢读点古诗。我喜欢岳飞的《满江红》，喜欢文天祥的《正气歌》，也喜欢辛弃疾、戚继光……”他给我背了一串名字，大都是金戈铁马的将军诗人，这倒符合他的气质的。他流利地给我背起戚继光的《盘山绝顶诗》：“霜角一声草木哀，云头对起石门开……但使立戈销杀气，未妨白发老边才……” 我们的身旁，就是戚继光当年南疆平倭后来这里修建的帅府。县志记载：“明万历三年，戚继光重修三屯城，砌城高三丈，顶宽一丈五，城基四支，周曲七里，敌台九座……城东有草料场，纵横五十丈，其北有聚兴堂，为各路将领居住的地方。城西有演武场，长二百丈，宽十丈，场有演武厅。城内前有军营，北城台有真武阁，城中央有钟楼和鼓楼，雄伟壮观……”扫兴的是，十年内乱之际，三屯城堡和帅府的占建筑均被拆毁。仅存的戚继光府，被一家五金厂占据着。 此情，此景，此诗，使我想像着当年这位民族英雄披甲挂剑，仰天长吟，浩气如虹的动人壮景。而那心灵的震荡，到今天还激励着他的后人！ 月下追“韩信” 这条长长的隧洞里，留满了科学之神的足迹，而被冷落久了的科学之神，并不是一开始就被人们所钟情的。 某团来了两位地质工程师，他们每天到隧洞里取样，作记录，为部队施工提供地质预报。在有些人看来，那小巧的地质锤比风钻轻快得多。被塌方急得红了眼的团长，话也够噎人的了：“你们吃在我们这里，住在我们这里，不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还不如去推轱辘马！” 地质工程师的自尊心被损害了，他们默默掖上地质锤，回指挥部去了。 “你们团长、政委到我这里来一下！”师政委王基山眼睛也发红了，在屋里来回转悠，他要魁人！当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曾下达了一个古怪的命令：“让毛驴和学者走在中间！”那是爱惜知识分子啊，我们共产党人难道还不如一个资产阶级将军？知识分子是什么？是科学技术的载体啊！ 团长、政委赶来了，王基山把桌子拍得山响：“你们啊，不懂政治，不懂大局，没有地质预报，我们就是聋子，就是瞎子，就像打仗没有侦察员！他们都是我们党培养的大学生啊！是国家的财富啊！” “我们明天就去把他请回来。” “明天？干嘛要明天？今天就去，要马上去，好好向人家道歉！” 军用吉普星夜启动了。好一个共产党人的月下追“韩信”！ 王基山曾经作为一个保卫干部在毛家湾大院（林彪住地）工作过，那里是中国最大的谎话和骗局的策源地。有一天早晨，野心家林彪忽然想到了“紫气东来”这个典故，就决意把卧室从西屋移到东屋。那时，林彪嘴里正高喊着“高举”、“忠于”，以“精神万能”摧残着文化，摧残着科学。当然王基山也清楚地记得，当年他在上海给陈毅做警卫工作时，陈老总是如何爱护知识分子的。历史，总是在正反两面的对比中前进的。 工程师被请回来了。值班员一个庄重的军礼：“工程师同志，部队集合完毕，请你指示！” 工程师陆征懋眼里闪着激动的泪光，他感到了尊严和荣誉。而这些，是当年解放战争中著名的五指山战役的英雄部队给他的，参加过那一战役的功臣谢荣征师长，正顶着斑白的鬓发和战士站在一起！ 英雄的部队向科学敬礼了！ 师长、政委、副师长、副政委……这些鬓发斑白的“老头子”，像小学生一样和战士们坐在一起，听工程师讲“新奥法”，“光面爆破”，“非电爆破”，“全断面掘进”……新名词儿，新技术，让大脑褶纹里储进更多新的信息。 善于学习的军队是最有希望的军队，这是新的“集团进攻”！ 为了帮助祖国母亲拉一根纤绳，他们要做一支能打仗、会建设的“两用军队”！ 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师培养四千多名年轻机械手，是的，他们不仅能当神枪手、神炮手！有的干部俏皮地对我说：“我们的战士神了，给他‘机’，就能开，除了生孩子干不了，什么都能干！” 左尔文佚闻 副师长左尔文与达尔文的名字只一字之差。他们一个是军人，一个是学者，隔着漫长的世纪，隔着遥远的大洋，他们之间却有某种联系。 左尔文是个老工兵，50年代有“铁少校”之称，那也许是因为他脸生得黑，也许是因为他办事果断，要强。当时，《解放军报》曾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性”论文：《怎样保管和擦拭武器》。再接再厉，他又写了第二篇：《怎样做二米饭》。尽管这是因为众人让他买西瓜请客引出来的文章，但这毕竟是他早期的“学术史”。 多年来，他遵循着“战斗式的工作，文化式的休息”的原则，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在他的影响下，他那有五名军人的“军人之家”里读书成风，在难得凑一起的节假日里，也是饭碗一搁，各自抱上一本书，各看各的。是呵，“军人之家”应该成为“知识之家”！无知、愚昧、盲目、不讲科学，那是生活运动的挤压、撞击产生的“断层”和“破碎带”，当代军人需要不断用文化知识的“钢支撑”来支撑自己的大脑，在新时代的“造山运动”中，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 左尔文经常向“达尔文”挑战：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笨！美国阿波罗登月飞船的设计制造者，三分之一的高级工程师是华裔人。美国著名大学的物理系主任，有三分之一是中国血统的。 一幅醒目的条幅挂在他的工地宿舍里：“老牛明知夕阳短，不须扬鞭自奋蹄。” 他一边组织施工，一边抓紧点滴时间阅读有关工程的书籍。他还带上笔记本到附近的水利五局和铁道部队去拜师。军人和老百性之间没有万里长城，无知与科学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左尔文成了“专家”。 一次，他来到一号支洞，看到战士们正呼呼隆隆地从作业面跑上来。“要塌方了！”战士们围住他喊喳着。 “拱顶有裂缝，我叫大家上来的！”一位参谋在后面跟上来。 左尔文抓过一顶安全帽戴在头上：“干部跟我下去，战士留下！” 战士们拖住他：“副师长，你不能下去！太危险……” “我不下去看怎么知道危险？”他知道那里正处在断层。 他向深深的斜井里走下去。营长、连长、参谋们跟在他的身后。拱顶大高，手电打上去只有一个恍惚的白印。他干脆爬上了七米高的支撑架，身子伏在架顶上，冰凉的岩石擦着他的面颊。这时，万一有石头塌落下来，他将立即被挤压成肉饼。手电的光柱停在一条一米长的裂缝上，他仔细地察看了一会儿，从拱架上下来：“不是山体本身的问题。是你们的锚杆打偏了，造成局部围岩的破坏，重新打一根‘经向锚杆’……” 钻机又旋转起来了。他在工棚里扒了两口晚饭，等待着洞里的消息。当参谋长带着轻松的表情来向他报告“没缝了”时，他才感到自己因风湿性关节炎而肿胀的双腿，像灌了铅，再也迈不动了。 副参谋长丁守兆把他扶上汽车，要把他送回宿舍，他看看手表，却转身对司机说：“到二号洞口，我计算他们这一炮要到断层了” 来到二号洞口后，他倚在一棵板栗树上，支撑着沉重的身体，等待着隧洞里传出炮声，验证他的“地质力学”理论实践。 “轰！”炮声响了，不等硝烟飘散，工程师陆征懋抢先跑下去察看了作业面，气喘吁吁地跑上来：“左副师长，你算得真准啊，到断层了！你成高级工程师了！”左尔文笑了：“我没有文凭啊！”工程师说：“这隧洞就是你的文凭！” 时已深夜，左尔文才回到宿舍。屋子里飞着成梯队的蚊虫和各种不明“飞行物体”。警卫员搬着他僵硬的双腿上了炕。他钻在蚊帐里，拿过桌子上的一封来信。那是天津水利杂志社寄来的。他戴上老花镜，像个老学究一样，拆阅着信件。原来，他前不久写的一篇《怎样组织施工》得到了编辑部的赞扬，最近即将发排。当然，这是一篇比《怎样做二米饭》更有价值的论文。 他放下编辑部的来信，心里翻起了一个埋藏了许久的念头。他当年在山西雁北作战的时候，曾目睹那里的人民缺水之苦，那里有的人一生没有洗过澡，甚至没有正经洗过脸，而今，那里的人民群众吃水尚有困难。他想，可以把吕梁山凿通，引黄河水经保德到神池，再开明渠，利用桑干河系河道直达官厅水库。开发这条河道既能改善雁北、河北张家口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又能解决北京用水，支援天津，还有军事价值。至于凿洞，有类似引滦的施工力量，三年内把吕梁山打通是可能的…… 左尔文吸着一支“恒大”，拿起笔来，用雄健的笔迹在稿纸上写下： 钱部长、李副部长： 关于水利方面的］司题，我有个建议供参考…… 战士的塑像 “刷！刷！刷！”“立——定！” 一支年轻的队伍，带着生命的绿色，站在三营营部木板房前的雪地里。队伍的气氛是威严的，甚至含有一点儿肃穆。 营长杨祥林推门出来，听到了个洪亮的声音：“请营党委相信我们吧，我们一定能担当起风钻连的任务，请把任务交给我们吧……”这个整体举起了如林的拳头，他们的誓言在空旷的山谷里久久回荡：“请营党委相信我们吧！请祖国相信我们吧……” 难道有谁不相信他们吗？是的。这个八连是1979年扩编的连队，一百来号人，来自70多个单位，成分杂，班子新。前两年，连队里出了些五花八门的事情，成了军区挂号的“后进连队”。来工地后，营、团领导把最危险、最艰巨的打风钻的任务交给了七连和九连，而分配八连出碴、喷锚，打杂活。 此刻，这支队伍里已看不到任何的调皮和鬼脸，任何的松散和消沉，那肃穆中包含着一种沉思后的觉醒，一种激励后的尊严！他们一齐庄重地注视着营长。 杨祥林的目光落在了指导员贾颖民身上。他是从石家庄陆军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八连来的。他个子不高，微黄的面色，生着一圈淡淡的络腮胡，瘦瘦的，属于“排骨队长”一类的人物。三年前的这个季节里，贾颖民正跃动着他瘦小精悍的身躯战斗在中越边界自卫还击战的前线…… 他带的一个排担负营里第一梯队。攻破第一道防线之后，又向二一五高地进攻。那是敌人第二道防线。晚上6点，步话机中传来了营长的命令：“6点10分要攻上山顶！”还有10分钟，走也走不到啊！他平端着的一挺轻机枪怒吼着，代替了向营长的辩解。全排伤亡很大，最后只剩下14个人。一直打到第二天上午9点半，在三营掩护下，他们终于攻上了山顶。敌人留下128具尸体，其中有一个副团长，另外还有204枚冰雹式导弹。他未能按照营长的命令按时完成任务，但回国后团里却要给他报一等功，他让给副指导员刘增武了。他是贾颖民的老乡，他倒在了进攻路上，农村老家撇下了年轻的妻子和一个女孩，才三个月……贾颖民上石家庄军校学习的时候老连长还说亏待了他，他说咱人还活着，人家命都献上了…… 八连终于赢得了信赖，营里把风钻交到了他们手里！3月1日，贾颖民像抱着一挺机枪一样，抱起风钻第一个走上了作业台，他那瘦小的身躯，又和岩石拼起了刺刀。他的身后是100多名不甘落后的年轻战士。 当时的作业队，是由一个风钻连和一个出碴连组成。每个队连续作业五天，总进尺不能少于五米。多么紧张的五天哪！贾颖民干了第一班又干第二班，他那瘦小的身躯发出的是力量和热能，而补给是凉开水、冷馒头、冰碴子饭。他的胃溃疡加重了，剧烈的疼痛使他浑身发软，两手颤抖，他从衣兜里摸出药片，吞下去，对着石壁，吮一口“山泉”……他累得晃倒了——从五米高的作业台上摔了下来。腰上、腿上、臂上都有伤。医生给他抱扎好伤口，他却又爬上作业台…… 就在此刻，他河南老家父亲患肺结核住进了医院，十八岁的弟弟患肝坏死去世，他的妻子因为没房子住，临时住到生产队炕烟叶的屋子里，10亩责任田正等着劳力春耕春播。 他的家庭，是具体而形象地体现着祖国的贫穷、落后啊！ 妻子写信来了，这个年龄比他大两岁的农村妇女，在他上石家庄军校时，她还是“未婚妻”，曾担心他这个“功臣”军官会当“陈士美”，他便趁个暑假和她结了婚。如今她在信上说，生产队给了一块房基地，押金一百元，如果麦收后房子盖不上，房基地要收回，钱也要没收…… 谁说和平时期的军人没有牺牲！ 中越边界自卫还击战中，贾颖民所在的部队的一位指导员，临战前突然调走，结果这个连队没完成祖国交给的战斗任务。一个军人，在祖国最需要他的时候做了逃兵！ 贾颖民没有被那一块房基地拽回去！他把信掖起来，拔下了输液的针头，拄着拐杖上了工地——“掌子面”就是他的“前沿”，就是他的“责任田”！ 风钻又吼起来了！掌子面上，摆开上中下三层英雄的雕像，12部风钻，以200转的秒速同时开动，全断面掘进，立体作业！蒸腾的水雾，翻滚的石尘，像浓雾，像硝烟，淹没了廖战的战士们。他们头盔下流淌着汗水，褴褛的工作服上浸透着山水和泥浆。在这里，你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士兵，他们是一群英武的雕像，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大禹的子孙、引滦战士！ 这样的战士，在这支部队里随处可见！ ——战士朱满江，十八岁，是二连唯一穿四号军装的小兵。细皮嫩肉，连里的同志都把他看成一个可爱的小弟弟。 二连担负的分水枢纽间在浇灌到闭槽部位时，遇到了难题。 闸槽部位只有40厘米宽，两边再除去十几厘米的保护层和钢筋编成的网，中间只剩下20多厘米宽的空隙了。它3米长，9米高，从上往下看，就像地震后的大裂缝，黑咕龙冬的。要浇灌混凝上，需要派人下到夹缝里去捣固，几个战士试了试都下不去。 有人想到了朱满江。说实在的，连长心里还有点舍不得。 朱满江蹦蹦地跑来了，看了夹缝一眼，就侧着身子往下挤，可还是下不去。他毅然脱下了线衣、绒裤，在这初冬的天气里，只穿着一条裤衩，挣脱了人们拉他的手，贴着冰冷的钢筋，一点点向夹缝的深处蠕动。将近一个小时，才下到底。 四个人的任务，只好由他这个娃娃兵来完成了。站在夹缝里，他不能弯腰，不能转身，只能保持一种姿势，两手不停地捣固。冰凉的钢筋夹着他，没膝的沙浆浸着他，渗水、沙浆，滴滴嗒嗒往下掉，顺着脖颈流到他白嫩的身子上。输浆时人躲不开，他仰起脑袋向上喊：“干脆往我身上倒吧！”他似乎要把自己的血肉之躯，浇灌进夹缝中！ 10个小时过去了，夹缝终于灌平了，朱满江被七手八脚地拽上来，一松气，身于像泥一样瘫下去了。他嘴唇发青，脸色发白，身上凉得像根冰棍，胸前背后被编钢筋的铁丝扎出了一道道血口子！ 连长含着眼泪，把他揽在怀里，用体温暖着他；指导员把热水冲好的麦乳精，灌到他的嘴里……真叫人心疼呵，这个在“文化大革命”的“夹缝”里过来的年轻人！ ——战士王志民，十九岁。正当他打点行装，待命奔赴工地的时候，宜兴老家传来噩耗：“母因车祸病危见电速回！”他擦擦眼泪，掖起了电报，把入伍后攒下的50元钱寄回了家，一声不吭地随部队进入了引滦工地，并第一个报名要当风钻手。他对连长说：“如果不是眼下政策好，我当不了兵！”——他的家庭出身是地主。三中全会以后才当上“新社员”。 不幸，他牺牲了。脱轨的轱辘马碾过他的身体，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他牺牲了，作为一个“新社员”，在报效祖国的第一年里，就倒在了沉沉的隧洞里，他身子弓屈着，手臂向前伸着，像在拉着一根长长的纤绳！ 他的父亲从老家赶来了，这个饱经风霜的老实农民，用松枝一样粗糙的大手，抚摸着儿子的骨灰盒，压低了声音，对部队首长说：“孩子是为天津人民死的，死得值得，我没有别的要求，只求能在他的名下写两个字——烈士。” 对于付出了爱子的老人来说，这个要求并不高，也许老人是为了要一个为国捐躯的光荣，也许是为了洗去儿子幼年时作为“地主崽子”蒙受过的屈辱。 部队领导告诉他，政策有规定，和平建设中牺牲的，不能评烈士，并拿出文件给老人看。老人擦擦眼角说：“政策既然这样规定，那就听政策的，现在的政策好啊！我放心。” 老人摸摸儿子的骨灰盒，作了永久的诀别。 天津700万人民并没有忘记这个农民的儿子。他们请了最好的雕塑师，在引水隧洞不远的山峰上，塑起了一座11米高的花岗岩战士雕像，他身披雨衣，臂下夹着风钻和安全帽，高挺胸膛凝望着远方，那就是王志民和这里倒下的11名战友凝固了的生命，他将千秋万代地站立在那里，了望着滦水南流，了望着历史的延伸，也了望着不远处的清东陵—— 那里埋葬着清王朝的5个皇帝、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15个皇后、136个妃嫔；那每一具尸体都耗去了人民不可计数的资财！ 今天，共产党人留在华北大地上的引滦建筑群和战士的雕像才是不朽的，因为它是为了造福子孙万代的事业。 第四章 “吉卜赛部落” 在这片国土上，他们留下最后一个军礼…… 师长与市长 走南闯北的铁道兵，有“吉卜赛部落”之称。 现在，我来到了引滦工地一支铁道兵部队的指挥所。 午饭，我和师长刘敏同桌。他紫红色脸膛，浓黑的剑眉，目光里含着刚毅和机敏。半透明的尼龙口袋里装着红塔山牌香烟和打火机。这里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勇谋兼备，有大将风度的指挥员。 同桌的一位记者，对“吉卜赛”人的居住环境显然“不满”：“你们指挥所的蚊子真操蛋，把我的腿都咬烂了！” 师长果真是大将风度：“那我有什么办法？他们在我的地盘上，不在我的编制里！” 饭堂里发出哄笑，师长照旧埋头吃饭。 这位师长的“大将风度”，在去年天津市委会议室召开的引滦指挥部第一次党委全委会上，却经受了一次严峻的“应力试验”。 会上，李瑞环提出：1983年10月1日通水，比原计划再提前半年。 副军长王嘉祥当即表态：“没问题，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李瑞环把目光转向刘师长：“老刘，你们呢？现在关键看你们铁道兵了！” 沉默。刘敏大口大口地抽着“红塔山”。 “如果有困难，赶快讲，要不要划出一段给××军？”李瑞环在激将了。这位总指挥使用两支部队打这条隧洞的本身，就显示了帅才和用兵之道。有对比才有竞争，有竞争才有高速。 “划多少我们要多少！”王嘉祥勾屈着右手，想再抓它一家伙。 刘敏持起剑眉：“我们力争吧！” 李瑞环说：“不行。力争啊，争取啊，这些都不行！要确保！要立下军令状！开完会我们就登报，公布到世界上去。吹出去了，再搞不好，可就光着腚推磨，转着圈儿丢人啦！” 与会者50多双眼睛，一齐把焦距对准了刘敏。刘敏回望着那一双双陌生的目光，他想对他们讲，不是他刘敏骨头软，实在是困难如山呵……这条全国最长的引水隧洞，他们师担负了整个工程的百分之七十四，加之铁道兵要进行体制改革，部队即将撤编，脱军装……要把工期再提前半年，会遇上多少未知数啊！ 可是，刘敏心里清楚，这是党的会议，他无路可退！他猛地把手中烟蒂捏死，抬起头来：“我们保证！” 李瑞环说一声“好”，手往桌子上一按：“全体通过！摆在我们面前两个前途，一个是进医院，一个是进法院，我们还是争取进医院吧。现在我们就来个关上后门，倒排工期，背水一战！ 像伍子胥过昭关，刘师长当天就由低血压变成了高血压。他给他编制下的两万双肩膀，带来了怎样的一副重担啊！ 营长和他的妻子 从遥远的科尔沁大草原开来了一辆“大篷车”，车上装着简陋的家具——一只柜子、两只木箱、两把木椅，以及一些锅碗瓢盆日用什物。车上坐着何正桂和她的三个孩子。 孩子们在“大篷车”的颠簸中互相依偎着睡着了，何正桂却睡不着，她心里正在发怨，怨她的丈夫、营长陈正金。他在信上说好了要来接她们迁往涿县基地，可是只听打雷不见下雨，她一个女人家，只得和孩子们捆绑家具，搬上“大篷车”……当“大篷车”停在燕山脚下，何正桂下车来见到丈夫的时候，这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却竟像孩子一样地哭了！ 丈夫刚刚从工地回来，10个月不见，他把自己搞得像什么样子哟！衣服滚得像泥猴，身子瘦得像麻杆，两只眼睛红得像灯笼，络腮胡子长得像蒿草，走起路来偏偏斜斜，好像风部吹得倒。何正挂在内蒙家属基地时就常听回去的人说引滦工程很艰苦，眼前，丈夫并未开口，她已全看到了。 10个月来，陈正金带着全营凿穿了全线最长、最陡的12号斜井，又向正洞开进。这个虚斜井全长208米，共517级台阶，爬一次斜井，等于上一次北京饭店的顶层。可是这毕竟不是北京饭店！那517级台阶上，印着死者的鲜血和生者的汗水。如果一个人按一天爬六次斜井计算，半个月累计的高度等于珠穆朗玛峰！ 何正桂不肯再去涿县基地，决定留在丈夫的身边。这个和新中国同龄的川北妇女，结婚半年，丈夫就入伍当了铁道兵，两个家庭的担子都落在她一个人肩上。三个老人病亡，她和女儿住院，她都没有牵扯在外铺路的亲人。1980年她随军来到科尔沁草原，住的是夏天闷热、冬天寒冷的干打垒。她白天到家属工厂干临时工，工余时间就到火车站的货场上，头上扎块毛巾，和男子汉一样扛大包。她经常一天吃两顿饭，就着咸菜、泡菜，不到两年时间，她竟然把丈夫一千多元的债务都还清了。除此，她还要分担丈夫精神上的压力。1975年丈夫在京通线打隧洞，塌方砸死六个人，他的连长职务被一撸到底，下到班里当战士。当时她正怀着孕，一封接一封的信安慰丈夫：“即使你回家当农民，我也不嫌弃……”如今的引滦工地上，铁道兵对担负的隧道工程实行“大包干”，陈正金的营“包”了12号洞口。这样的日子里，何正桂来了，不走了，她要为丈夫分担点什么，就像过去那样！ 何正桂留下的当晚，10月17日夜，12号洞又出现大塌方。陈正金带着战士们奋战了三天三夜，塌方被制服了。可是，陈正金的关节炎和风湿性心脏病恶化了。他是被战士扶着走上517级台阶的，他需要休息、治疗。 何正桂尽了一个妻子的责任，给丈夫烫脚、揉腿、煎药，做丈夫爱吃的饭菜。可是，陈正金咽不下妻子烧的鲫鱼汤，咽不下家乡风味的肉丝榨菜。营里兵员不足，还缺一万多工天，营部的卫生员、统计员、通信员、炊事员都在洞里拼搏，他当营长的怎能吃得下、躺得住呢！ 何正桂理解丈夫的那颗军人之心、赤子之心。这天晚饭后，她给丈夫煎好药，把孩子哄睡着后，从墙上拿下了丈夫的防险帽和雨衣。她要到那个男子汉去的地方，去攀登“珠穆朗玛峰”！ 陈正金从床上抬起斗，惊讶地望着自己的妻子，他想阻止她， “我不能替你指挥，我可以替你出力气！”她把防险帽戴在头上，顿时使世上一切女性的妩媚都失去了光彩！ 夜幕下，城镇里千万个母亲正守着可爱的孩子进入甜蜜的梦乡，而何正桂，这个引滦工地上的妻子和母亲，却走出了她的低矮的小屋，走下了517级台阶…… 隧洞里，所有的卷扬机手、抽水机手、调度员、爆破手、装碴机手、风枪手、电工、安全员，都含着泪水向这位可敬的大嫂、他们营长的妻子投来注目礼！ 她扛着铁锹，像扛着一面旗帜，走向深深的掌子面……她是这条全国最长的引水隧洞中唯一的女战士，也是唯一没有任何工资和奖金的引滦战士！ 这个月，三营的掘进速度刷新了全团最高纪录。 副团长和他的儿子 “每个搞工程的同志，如果为了照顾领导和权威的脸面，而放弃科学真理，不顾经济效益，违背客观实际地去干工作，那将是失职和犯罪……” 讲话人是副团长周启明，他白净的脸庞上总带着一丝挪揄意味的笑容，即使发起火来也是这样。他是由副总工程师提为副团长的，身上兼有军人的果敢和工程师的缜密。在他们团的工程地段上，遇到了中国水利史上最大的断层——150米宽的F1F10，整整58天，没有推进一尺。现在，他大胆地提出了上弧道大断面掘进的方案，以取代十二次党委会定下的另一种方案…… 他的方法是科学的，得到了师政委魏彩猷和工程师的支持。可是，他却没有科学的方法带好他的儿子，那个脖子上挂着钥匙的，七岁的“引滦战士”周军生。 是的，他是军人，又是父亲。他的爱人在江西横峰，身体有病，又要工作，三个孩子在身边，忙不过来。当部队接到特急电报开赴引滦工地时，周启明就带上了最调皮的小儿子周军生，他，成为引滦工地年纪最小的“先遣队员”。 孩子和洞子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周启明要开会，要组织施工，要战塌方，为此，他的儿子变成了一个没人管的小“阿贵”，脖子上挂着钥匙，拖着鼻涕，衣服脏得像个下煤窑的。他每天的早饭都是爸爸在暖壶里给他泡出来的大米粥…… 当新的掘进方案被采纳之后，周启明又偷偷地采用经济手段——多打一米300元奖金！为这，他也是担着风险的。 小军生也采用了“经济手段”，他趁爸爸上工的时候，从床下箱子里取走了三张“大团结”，拉上几个小哥们儿，到靠山庄代销店里买了六瓶桔子水，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场。他像他的爸爸一样聪明，就连爸爸用来搞“核算”的电子计算器，他也学会了使用，偷偷用它来做算术作业，做得又快又好。 对于精明的周启明，要戳穿这些并不难，只要他有暇顾及。这天，周启明把小“阿贵”按倒在床上，扬起巴掌，以均匀的力度和节奏，一下又一下地打着儿子的屁股。他打着，训着，同时打开了录音机。打过之后，他倒过磁带，对正抽泣的军生喝一声：“好好听着！”于是，录音机里传出打屁股的啪啪声和对话声…… “拿钱是偷窃行为，知道不知道？” “知道啦！哇——” “不好好用功，用电子计算器做算术题，长大了就变成木头脑袋了，知道不知道？” “知道啦！哇——” …… 周启明教给军生怎样使用录音机，然后下达指令：“以后每天晚上睡觉前放一遍，自我教育，记住了吗？” 小军生噘着嘴：“记住了……” 对于周启明，教训儿子的时间他是挤出来的。刚才看见儿子的裤裆又破了，“小鸡”都露了出来。可是他没有时间给他补缀，电话在催他，工地上又塌方了，他要去补那个大窟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阴曹地府去上班”。 深夜，当周启明带着一身泥水从工地回来时，他看见儿子和衣在床上睡着了，录音机放在枕边。手里捏着半块饼干——那是小家伙自己留的“储备粮”。 “这就是我的儿子啊……”周启明深深地叹了口气，给军生脱下衣服，把他放到被窝里，然后又撩开被角，摸了摸他屁股上的巴掌痕。他毕竟是个慈祥的父亲。 也许他不该打儿子。这个可怜的小家伙，他本来可以和那些同龄的儿童一封羊，在节假日里，被爸爸、妈妈牵着手，到儿童乐园去乘坐“飞机”、“火箭”，或者穿着于净的衣服，和快活的伙伴们一起，打着队旗、敲着铜鼓，走在城郊的林荫路上。可是他没有得到这一切！这个幼小的生命，这个军人之于，这个民族延续的小小链条，也为F1F10，为中国水利史上最大的断层作出了自己的一份牺牲！ 这里，我插叙一个有趣的历史小段—— 这个部队的营地就设在当年的“穷棒子社”西铺大队的猪场举。1966年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乘坐直升飞机来到了这里、他们走进了贫农社员王升在旧社会住过的长工屋，坐在半片炕席上，听王升夫妇忆苦。 “周总理擦眼泪了……我喊他宰相，他说：‘别管我叫宰相，叫同志。’我又喊他‘宰相同志’，周总理又说：‘新社会啦，都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王升的老伴记忆犹新地给我回叙着，“总理在这里吃午饭，点的棒子面饼子，总理连着吃了两个。陈毅副总理不让他吃了，说吃多了胃不好，周总理又拿起第三个饼子：‘我是总理，你是副总理，你不要管我，我管你……’说着吃着……总理临走的时候说：‘你们的穷棒子精神还要发扬下去！毛主席说，这是我们整个国家的模样（形象）……’” 田连长和陈指导员 “没出息，偷偷摸摸地跑到人家连里去看电影——那是团里奖励人家的。有本事自己创高产，叫电影组也来放一场，那才叫香！” 七连连长田国，半截铁塔似的黑汉于，讲起话来声如炸雷，训起人来瞪眼扒皮，战士们手贴裤缝，站得笔直，听他晚点名。 “呵，还有的穿上喇叭裤去逛三屯营，臭摆！你要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我也不客气，拿刀给你豁了！别怪我事前没打招呼……” 两天后，三班战士赵简生，又穿着一条国防绿的喇叭裤，准备上街去，刚出门，迎面碰上了田连长，赵简生急忙缩回帐篷里。 田连长说到做到，回屋拿起一把刀子，来到三班：“赵简生，我可有言在先……” 这时，一只手拽住了他的衣袖。他回头一看，是妻子。回到家属房；妻子背冲着他抹泪。他叹口气：“铁道兵还没整编，有些兵现在就想‘自由’，你不管，那部队还有战斗力？” 1982年3月29日，连队遇到第一次塌方，新战士武海学和王军被砸在乱石中，在场的战士们上前营救，不过两分钟，第二次塌下的几十方碎石，又把11名战士埋在下面！蓬勃的生命顿时没有了声息。 王军挣扎着从碎石中露出头来，哭着，喊着，骂着，他从来没有经历这样的场面啊！猛然间，一个人迎着纷纷下落的石块扑到他的身上，一面护着他，一面拼力用手扒着埋在他身上的石块：“好兄弟，不要哭，不要哭，我来救你……”说话的人自己却哭了——他是连长，一个粗犷而诚实的共产党人！ 塌方，一次又一次的塌方！而塌方中，有时是难免要有牺牲的。 就在全连第四名殉国者——二排副排长唐喜良倒下后，一座座帐篷沉默了。炊事班把饭菜送到各班，没有一个人动一口。 指导员陈保让擦干了眼泪，回屋拿起了防险帽，换上了工作服。从山东老家来探亲的爱人小吴，一把扯住他：“你要干什么？” “上工地。” “连里那么多干部……” “我是党支部书记！” “……吃了饭去吧，我给你炒菜，给你烫盅酒……” 他没有吃饭，也没有喝酒，戴上安全帽向工地走去。战士们默默地跟了上来，没有留下一个病号，没有一个人掉队，也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走下了25度坡的428级台阶，走上了深深的掌子面。唐喜良的防险帽还扔在一边，石头上凝固着他青春的血迹。陈保让弓下身来，和战士们一起把那带血的石头抬到矿车上，接着，他跳到了装碴机的踏板上——四个半小时前，唐喜良就站在这里。 七连打得太苦了！全连百十号人，牺牲四人，负伤住过院的40多人，从干部到战士，每个人身上都有几处伤痕！师长刘敏爱兵呵，想把七连撤下来，休整一下，并把作为预备队的“老虎团”七连调来待命。 团参谋长和营长来连队征求意见，连长田国脖子上青筋鼓胀着：“不行！我们没打败仗，不撤！这时候撤兵，我们对不起唐喜良，对不起……”他的眼泪都快掉出来了。 “不能撤，我们不能撤！” “剩一个人也要打到底！” “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剩这60米，不交！” 战士们得到消息后，涌到了连部门口。紧接着，20多名干部战士交上了入党申请书，被没收了喇叭裤的赵简生也交上了一份入团申请书！正准备探家的不走了；重病卧床的爬起来……全连上下激荡着一种情绪、一个声音：“不能撤！打到底！” 七连果真“打到底”了。1983年3月26日晨4时，“轰！”一声惊雷，炸响在地球深处，顿时浓烟滚滚，碎石四散迸射。朦胧间，掌子面上射来一缕耀眼的亮光，那是兄弟连队作业面上的灯光！ “通喽！我们也贯通喽！”不等硝烟散尽，早就等候在斜井和“喇叭口”上的七连战士们，像潮水一样冲上掌子面，跳跃着，拥抱着，互相捶打着！有的把早已准备好的糖块向空中撒去；有的看着炸开的缺口，愣着神儿说不出话来；有的却双手插在头发里，蹲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晨光初露，七连战士起床走出帐篷，看到了一幅奇妙的画面：连长田国换了一身崭新的军装，拉着八岁的跛腿女儿小芬，在操场举行“阅兵式”。 就在此刻，指导员陈保让也在送别他的妻子，这位山东农村妇女含着泪说：“别忘了，通水的时候，祭奠祭奠牺牲的四位同志……” 艺术家和战士 一次，一位干部和战士们坐在一起拉家常，问：“你们这么辛苦，有什么要求呀？” “让天津来场电影。” “让关牧村来唱一段！” 这就是我们的战士！他们推着一吨重的斗车，一个工班跑一个“马拉松”，而他们的要求仅仅是一支歌！ 可是，燕山离艺术毕竟是遥远的，他们看不到陈爱莲，听不到关牧村，走出深深的斜井，只能看到隐现在景忠山上的碧霞元君词，那是清顺治皇帝出家当和尚居住之地。现在，宏伟的庙宇已被那场浩劫和地震毁坏，留下两位和尚，僧不僧，俗不俗，土不土，洋不洋，每月15元生活费，两个出家人还闹着“代沟”。年纪大一些的住在山上，年纪小一些的搬到山腰。住山腰的嫌山上的固执、死板、不开窍；住山上的嫌山腰的不诚、贪财、找寡妇。这里，竟成为战士们的业余“文化中心”，每当节假日，三五一伙，沿曲曲的山径拾级而上，到废墟上去辨认那残缺的碑文，到小木屋去看老僧人燃着现代的卫生香诵读永远听不懂的古经。除此，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那轰鸣的石炮和飞旋的钻机终于把艺术唤来了。关牧村来到了工地上！李瑞环对歌唱家说：“论打洞你们十个顶不上一个战士，论唱歌，你们一个可以顶十个！”关牧村戴上安全帽，穿着长筒水靴，走下了428个台阶的11号洞。 战士们喜欢关牧村的爱情歌曲，而他们自己却唱出了回肠荡气的“爱情之歌”。关牧村听到了，那歌声就在这11号洞里回荡 排长薛和平，原定五一节结婚，离婚期还有十天，他在塌方中倒下了，没给新娘子留下一句话…… 新兵王永昌有一个称心的未婚妻，他爱她，爱美丽的生活，天天都盼着未婚妻给他来信。1982年4月16日11点，他一下子就有三封信，其中有一封是他未婚妻的，可是，他在三个小时以前倒在乱石下，再也不能来拆这封信了——他下隧洞施工才八天！就在那封信里，装着一颗农村少女滚烫的心：“亲爱的永昌，你知道我们分别的那天，我心里就像大江里的波浪一样翻滚，久久不能平静。我知道，我们分别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是为了祖国人民的需要。我们人分别了，可是，心还没有分别，还紧紧地联在一起，我们的爱情是永远存在的……” 听着人们的讲述，关牧村哭了，这个在十年动乱中备受磨难的歌唱家伤心地哭了。防险帽在她头上颤抖着，眼泪在她面颊上滚流着。 战士们用生命和鲜血创造着物质文明，艺术家将给他们什么神的精神食粮呢？给他们一支歌吧，给他们一幅画吧，给他们一首小诗吧！他们创造了美，他们也需要美！ 关牧村顶着洞里哗哗的山水，走上了掌子面。战士们感动了！拼命地鼓掌，用那打钻的手，用出碴装炮的手…… 关牧村心疼地说：“不要把手拍痛了呀！你们还要干活的……”这是艺术家心底的歌声！ 有爱，才有真正的艺术，才有真正的歌声！艺术是人民养育的，应该回到人民中去。 火热的引滦工地召唤了不少艺术家。著名的老画家慕凌飞，先后两次来工地为施工部队画虎添威；作曲家曹火星、王莘为指战员谱写了优美的歌曲；相声高手常宝霆、白全福，歌唱家于淑珍、马玉涛、耿莲凤、张振富，都来慰问过；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大名旦”之一的张君秋，带着从事京剧艺术的老伴、儿子、儿媳和琴师，深入幽燕之地，放声高歌。 在艰难的起飞中，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艺术家，把心贴得更近些吧！ 酒！酒！酒！还是酒…… 洋河，尖庄，大曲，二锅头，香槟酒，唐山啤酒……名贵的酒，普通的酒，廉价的酒，“吉卜赛部落”里，竟发生了那么多酒的故事！ （酒之一） 国庆节前夜——一个爽心怡神的夜！ “老虎团”简陋的机关食堂里，正举行着一场“庆功宴”。自从师长刘敏立了军令状回来后，他们一个九月大战，夺得了463米的高产——这是铁道兵战士给共和国生日最好的献礼！ “干杯！”几十个创业者的手，高高举起了酒杯，每个人的酒杯里都盛着一轮月亮，几十个苦战的日子，大把大把的汗水，都浓缩在这里了！ 团政委孔庆云，一个面孔黧黑，粗壮墩实的山东汉子，端着泪杯，款款走到师政委张景喜面前：“政委，我知道你不喝酒，可今天这酒你得喝！” 孔庆云自豪啊，一年前哪来的“老虎团”？那是一盘散沙，号称“三国四方”（三个团加一个独立营）。甭说别的，整编时有的连队把可怜巴巴的小猪崽儿都杀吃了，只带着一盆咸盐来搭伙，第一顿饭就揭不开锅。他和团长解少文分头送去粮食、猪肉、蔬菜、黄豆，还给每连牵去一头磨豆腐的小毛驴……从科尔沁大草原来到了引滦工地，他们削“山头”，抱成团，在引水隧洞的全线放响了第一炮，又第一个从斜井打入正洞。他们的兵力是全线的八分之一，担负的任务却是四分之一。3000名指战员就像3000小老虎，威震燕山，从此叫响了“老虎团”！如今，连天津卖冰棍的老太太，幼儿园的娃娃也都知道“老虎团”呢！此刻九月大战告捷，你师政委不喝这杯酒说得过去吗！ 谁知师政委张景喜用手把酒杯捂住了：“我喝酒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掘进再加500米！年底完成1800！” 一杯酒500米，好辣的酒，好苦的酒！ 酒杯，在半天空里吊着，像一个大大的问号！ 孔庆云站在那里，像一尊举着酒杯的雕像！几十双眼睛朝他投来热，投来力，等待呼唤，等待开发！ 倏忽间，他的目光和团长解少文的目光交织在一起了！那是心的交流，热的交流，力的交流，碰出了火，碰出了自信和决心！他这个桥梁系毕业的军校生，猛然把胳膊一伸，像伸出一座桥梁：……1800，干了！” 师政委忽然地站起来，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干！” “干！干！干！……” （年底，“老虎团”不是干了1800，而是2375米！） （酒之二） 李瑞环说过，“9号洞是重中之重，没有它，就像《玉堂春》没有跪堂那一段，就没有意思了……”我记下了这“重中之重”的一个小小过场戏—— 1982年10月31日晚7点45分，9号洞第256次塌方又开始了，掌子面上，发出了由死神指挥的交响—— “轰隆隆——”这是危石塌落在钢拱架上的声音； “哗哗哗——”这是地下水倾泻的声音； “嘎嘎嘎——”这是钢拱架达到疲劳极限，扭曲、断裂的声音…… 六排工字钢的排架，受不了沉重的负荷，倾斜着，下沉着…… 工程师王国钧，一个平时默默无语，已有了外孙的老兵，眼中射出对死神的仇恨，扔掉手中的烟蒂，甩掉身上的雨衣和绒衣，扛起一根支撑木冲了进去，两个战士也随后跟了上去……“轰隆隆——”巨石又塌落下来，两个战士退出来，王国钧也撤了出来。 山体在徐徐下沉，钢拱架在痛苦地扭曲、断裂，陷入地面二尺多深，如果让37米厚的山体陷落下来，后果不堪设想！ 浑身湿透的王国钧红眼了，又扛起一根支撑木…… “不要往里进了！”副总工程师王纲兴喊住他，9号洞已经夺去了两条半人命，他要为同志们的生命负责！ “你给我滚开！”从来不发脾气的王国钧两眼瞪得吓人，转身冲上了掌子面。 上纲兴是王国钧的同龄人，也是有名的炮筒子脾气。他第一次当着那么多晚辈人的面挨骂，可是，他沉默着，和战士一起扛起支撑木，跟上了王国钧，冲进了“虎口”里…… 两位老总和战士们跪在拱架下，顶着纷纷下落的小石块，用手扒开石碴，搭起三个枕木架，竖起了九根立柱，疲劳到极限的钢拱架得到了支撑，下沉的山体被托住了。 深夜，战士们带着一身泥水，下班走了。王国钧这个从来不喝酒的男子汉，特意找来两杯龙潭大曲，摆放在9号洞值班室的小桌子上。他独自地坐着，他在等一个人。 一步，一步，王纲兴顶着满头白发，拖着疲惫的身体走上斜井，他是最后一个离开掌子面的。他走进小屋，他怔住了…… 王国钧站起来：“老伙计，我对不起你，刚才我在教导员那里作检讨了，我在哪里给你造成影响，就在哪里挽回……” 他们端起酒杯，默默对视，泪水，顺着他们眼角的鱼尾纹滚了出来。 （两天以后，团政委赵树春派干部股给两位老总每人送来两袋奶粉和一包白糖。］ （酒之三） 这是一个多雪的冬天。燕山银装素裹，引滦战士住的营帐变成了一只只巨大的白蘑。指导员陈庆辉踏着积雪从工地回来，按惯例，熄灯前他都要到各班走一遭。 当他撩起三班帐篷的门帘，顿时被一幅景象惊住了：许冠群，那个颧骨高高，平日看来老实巴脚的憧族同胞，正纠合著六七个僮族老乡在渴酒！不但有本连的，还有外连的。工班前喝酒，这是纪律绝不允许的。你看他够摆的——烟、糖、罐头、香槟酒全有了！你看他够寒伧的——牙缸、饭碗、杯子盖都当成了酒具，就差尿壶了！ “许冠群，半夜三更拉老乡喝酒，搞什么名堂？”陈庆辉疾颜厉色。 帐篷里顿时静下来。许冠群站起来，手里还端着半碗酒，面对指导员的批评，他不知该说什么好，忽然他把碗向前一伸：“指导员，你也喝一杯吧！” 陈庆辉一挥手：“我不喝！我问你哪！” 本连战士黄洪安站起来了，他和许冠群是一个公社的，他小声地：“指导员，今天是冠群的婚礼，别批评他了……” “婚礼？”陈庆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还有一个人举行婚礼的吗？这时他才看清许冠群的确换了一身新军装。 “是啰，是啰！”老实巴脚的许冠群带着“新郎”的羞涩垂下头去。他二十七岁了，已经为引滦三次推迟婚期！这个来自刘三姐故乡的憧族同胞，本身就是一曲动人的歌。 1981年12月，许冠群探亲回到广西隆安县文化山村，他和相爱了三年的阿园姑娘到公社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就在这时，部队接到了开赴引滦工地的命令，许冠群未能成婚就返回部队。这中间，许冠群因引滦工程紧张又两次推迟了婚期。按憧族人的习俗，如果哥哥、姐姐不结婚，许冠群的大妹和阿园的弟弟也不能成亲，于是，双方老人又一次给他们订好了婚期——1983年1月28日。 当阿国得知许冠群“不通水不能回家完婚”时，她写来了一封信：“……家里准备的东西都是双的，就是人不成双。如果你请不下假来，我给你发一个假电报吧……” “你要发假电报，我就和你‘吹’！”倔乎乎的许冠群在信上写道。当然，真“吹”他是舍不得的，信上他又委婉地提出一个不改婚期，在两地举行婚礼的办法。 半个月以后，阿国回了信，她是个多么通情达理的姑娘啊—— “阿哥，接到你的信，我想得很多很多，这样的日子人生只有一次，而你却不能回来……你说举行两地婚礼，我没有意见，双方老人的工作由我去做吧……” 于是，在约定好的良辰吉日——今天晚上8点，一对情侣分别在茶花盛开的小米河边和冰封雪裹的燕山脚下，按着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举行着隆重庄严的婚礼仪式。 哦，在这片国土上，今天有形形色色的婚礼，那充满诗情画意的旅行结婚，那排排场场的百人大宴，那兴师动众、声势浩大的轿车长队，那74条腿，那5大机……有哪一个婚礼能比这个普通战士的婚礼更动人呢？有哪一对新人比这一对更美丽呢？ 指导员被感动了，心里觉得欠了这个战士什么，这是一生的大事啊！“你应该早些告诉连里一下，给你庆贺庆贺，炒几个菜……’ “我怕连里麻烦，炊事班很辛苦，一天做七八顿饭……”这个询冠群是属田螺的——肉在肚子里，就连喝这香槟酒也是因为今天要上大夜班，怕误事。 指导员赶回自己宿舍，拿来香烟和糖块，他来不及准备更好的礼物。 这一次，陈庆辉郑重地从许冠群手里接过一碗喜酒，“刷——’所有参加婚礼的军人都站了起来。 “来，我们为许冠群同志祝福，祝他夫妻恩爱，白头到老！” 叮叮当当，各种各样的酒具碰在一起，有牙缸，有饭碗，有杯子盖…… （婚礼结束，许冠群就换上工作服，戴上安全帽，踏着厚厚的积雪，走向他的“洞房”。后来，赵紫阳总理来引滦工地听到了这个故事，连声说：“佳话！佳话！”）（酒之四） 第七病室曾经自杀过三个截瘫病人，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因此，有人说第七病室是通向太平间的“秘密小道”。 现在，七病室住进了三个受伤的引滦战士，一个是被石头砸断了腿的小陈，一个是被石头砸碎了骨盆的小毛，一个是被石头砸断了脊骨的蒙安良，他们也都二十岁左右。 有一天，病房里忽然来了一个民间“慰问团”——天津造纸厂三位住院的大嫂。她们一看这些和自己儿子差不多年纪的人缺腿少胳膊的样子，刚说了一句“为天津人民，你们辛苦了”，便一齐哭起来。 蒙安良没哭，可是，当他听父亲来信讲，因为他的伤残，大妹妹初中毕业不再升学，将留在家里劳动时，他哭了。 他会哭，也会怒。同病室的小毛，有一天忽然产生了轻生的念头，绝望地喊叫着，从床头柜里拿出了刀子…… 能动的人都冲了过去，争着，夺着。 躺在床上的蒙安良忽然一声吼：“你还算男子汉大丈夫吗？没出息！” 病房里顿时静下来。好久，小毛嗫嚅着：“你要伤得我这么厉害……” 蒙安良猛地撩开自己的被子，小毛顿时愣住了，他看到这个身架像篮球运动员一样的战友，双腿萎缩得像两根细柴棒，他截瘫了，永远站不起来了！ 连队好久没来人，他想念连队，对连队派来照顾他的小谢说：“你回连队看看去，洞子打得怎样了？” 小谢回连队去了，第二天捎着一些大米赶回来，他走进第七病室就喊：“通啦！” 蒙安良双手撑着床边：“你说什么？” “洞子昨天打通了！” 蒙安良两个眼睛水汪汪的，亮极了，他忽然吃力地侧过身去，拉开床头柜，取出一张五元券：“小谢，买酒去，啤酒！ 装满啤酒的杯子在几个残废战士手中举起来了：“来，为胜利贯通干杯！”他们狠力地碰撞着杯子，发出钢铁的声音。 （不等天津通水，蒙安良就问到了遥远的广西横县山村，部队给他做了一个漂亮的轮椅，他坐在轮椅上，看到白发苍苍的奶奶远远迎来了……） （酒之五） 1983年的“八·一”建军节。这是铁道兵的这支部队作为军人度过的最后一个建军节。 指导员陈保让没有忘记妻子的嘱托，这天晚上，他在帐篷里准备下丰富的菜肴，摆上四个酒杯、四副碗筷、四把椅子，分别写上唐喜良、韩国宾、相应良、武海学的名字。 连里干部和志愿兵们都顶着茫茫细雨走来了，他们是四位烈士生前的战友。 四只杯子里斟上了酒！年轻的英灵，饮一杯酒吧！在这胜利的节日； 哦，唐喜良，你这个“靳开来”式的共产党人，你走得让人太心憾，你本来应该回家度一个甜蜜的春节，乡亲们给你介绍了一个对象，相亲的日子正定在你牺牲的那一天，可是，你留在了这片国土上，把一个甜蜜的梦献给了天津人民…… 哦，韩国宾，你这个农民的儿子，憨厚得就像大兴安岭上的白杨，默默地带着全排完成每一个工班，落下的那块石头人重，把你压得扁扁的，你就那样紧紧贴着大地，把那用红薯和高粱米养育出的鲜血，毫不吝惜地全部洒到这片国土上，而你在农村的妻子，正怀着七个月的身孕…… 哦，相应良。你这个平凡的战士，平凡得让人很少注意到你，你也慷慨地去了，去的时候还不是个团员，你生前写过入团申请书，那是早该批准的呀…… 哦，武海学，你是最不该去的，你才十八岁，胖胖的，笑起来还有两个酒窝，你下连干活还不到7天，就被塌落的石头埋住，埋得那么深……当把你扒出来的时候，你弓着身子，双手还紧紧攥着锹柄…… 呵，无产阶级，你这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你培育了怎样坚强的后代呀！ 所有的人都端起了酒杯，缓缓地绕桌一周，和每个英灵碰杯！ （不久，七连就要带着“吉卜赛人”的帐篷到新的重点工程去了，在那荒漠的地方，重新洒下自己的热血！） 历史的穿行 在一个夏秋之交的日子，一列长长的车队驶进了找国最长的引水隧洞。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身披雨衣，站在敞篷吉普车上，像一个披着斗篷的将军，穿行在中国最古老的地层里。 这是历史的穿行！ 几百个断层和破碎带在这里被征服了，惊心动魄的塌方，瓢泼似的山水，罕见的滑坡、流沙，被征服了！历史覆盖了昨天的一切——拼搏的呐喊，攻关的争吵，对牺牲战友的悲壮的呼唤…… 车队在地下长廊里缓缓向前驶去，参加施工的部队指战员，分别肃立在他们战斗过的地段上，像坚守阵地的士兵！ 赵总理七次走下车来，躺着没足深的山水，握着那一双双结满老茧、带着伤痕的军人之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车队向历史的前方驶去，肃立两旁的指战员都向总理报以庄严的军礼。 师长刘敏站立在赵总理身后的车子上，他看到，每一个铁道兵战士向总理行礼时，眼中都含着泪花——这是他们向共和国的最后一个军礼！不久，他们就要摘下心爱的领章帽徽，把生命的绿色带往遥远的大地。 他们无愧于叶剑英元帅1978年给他们的题词：“风餐露宿，沐雨栉风，铁道兵前无困难；逢山凿路，遇水架桥，铁道兵前无阻挡。” 他们淌的是自豪的泪水，因为他们把最后一个军礼，留在了举国注目的引滦工地上！ 第五章 热土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在县长办公室里 水是按自然规律分布的，但却被条条块块的行政区划所分割，因之河流上下游、左右岸、地区、部门、村庄之间的经济利益犬牙交错，互相牵扯，使利害关系复杂化。一项大的水利工程，往往要遗留数不清的历史纠纷。 位于迁西县境内的大黑河水库、潘家口水库，需要迁西县的43个大队、25000人作出牺牲，离开世世代代生息繁衍的故土，另安新居。在为引滦作出牺牲的四个县中，迁西县是付出最大的。这其中包括着58000亩土地、52万棵果树。 大黑订水库是1973年开始修建的，从那时候起，县委便开始组织搬迁工作。但是，直到人民子弟兵打通了将军帽山下的引水滦洞时，他们还剩下一个“难剃的头”，一个咬不烂、嚼不动的一钢豆子”，那就是在国务院副总理万里那里都挂了号的南团汀大队。他们整整打了10年的“持久战”。 南团汀大队是美丽的，富饶的。它坐落在一个山夼的盆地中，传说明朝永乐年间，从山东省“大柳林”搬来姓吴的老哥仨，在这里落下户。如今是560户人家的大庄子了。清清的滦河水从村前潺潺流过，滋润着大队3000亩肥沃的良田。按老人说法，这是一块风水宝地，种上一根杠子能长一辆大车。更引人注目的是周围山峦上和庄前庄后的13000棵板栗树。传说当年慈禧太后吃栗子面的窝窝头，就是从这里取的栗子。如今这里的栗子出口东南亚和日本等地，是首相、大臣、将军、艺术家、女士的盘中美味，是南团汀大队的摇钱树。因此，南团汀是丰衣足食的，即使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们也没有向国家伸过手，还用自己的粮食支援附近困难的大队。 南团汀大队也是“不好惹”的。清朝末年，这个小小的村庄，就出过县“教育局长”、“财政局长”。现在，有在美国专门研究苍蝇的生物博士，有驻香港的东南亚基督教总干事。按南团河人的话讲。除了西藏自治区外，全国各地，包括台湾在内，都有他们村“做官”的人。因此，他们不仅值“世界大事”，也懂共产党的各项政策。 搬迁的通知一次次下达，南团汀人还是稳坐钓鱼台。给他们选了几个搬迁地址，他们说：“那地方下金蛋、流金水儿也不去。”唯独看好了两个地方：唐山和天津。1978年，水利部钱正英部长来大黑汀水库召开全国水利会议，南团汀大队出动了300名男女社员，敲锣打鼓，举着纸旗，来到会场，高呼着“还我土地”、“还我村庄”的口号，有人干脆躺倒在女部长的车轱辘底下…… 这不是戏剧的高潮，高潮在1982年。当天津水利协调会议上作出了1983年10月1日通水的决定后，南团汀大队又出动了600人，14辆胶皮轱辘大车拉着老少妇孺，另有青壮年蹬着100多辆自行车，翻山越岭，长驱60里来到县政府“静坐”。随后，“第二梯队”100多人又浩浩荡荡地跟上来，直接闯进了县政府的办公大楼，拖出了县长的被子、褥子，铺在当地上，坐了下去…… 现在，我就坐在县长杜风德的办公室里。 他五十多岁，红红脸膛，着军裤、白衬衣，头顶有几根稀落的白发。我去的时候是中午，他正躺在沙发上小憩，看得出由于熬夜和操劳，脸上显出疲惫。他的脸色就已经把南团汀大队搬迁工作的艰难告诉了我。 “有人提议要抓几个，我不同意。这么的话，不符合党的政策。对闹事的群众不要轻易说他们落后。敢扯县长的被子，就说明他们相信共产党！”他操着唐山口音，带着“的话”的口头语。 我不由暗暗在心里赞佩这位县长的胸怀。 “严重的问题不是教育农民，而是教育我们的党员。十年动乱以后，遗留下来的派性、无政府主义还很厉害，党员们党的观念薄弱。就说南团河大队吧，60名党员，不算少了，可是在搬迁的问题上，也跟着‘泡’。党内一开会的话，外面马上就知道。群众说，铁匠铺是‘新闻处’，信用社是‘议事厅’，缝纫组是‘电报局’。 “再一个问题的话，从政策上讲，过去在搬迁问题上，‘左’的干扰比较厉害。总提‘阶级斗争为纲’，从1958年以来的话，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破坏了党的政策的威信。1978年唐山地区下达的移民文件还这样写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判开路，自力更生为主，国家补助为辅。结果的话，只提倡‘共产主义风格’，不考虑群众的具体困难……我们不能再搞‘左’的一套啦，我们的党深受其苦，我们的人民深受其苦！” 县长喷吐着淡淡的烟雾，陷入了沉思。 事后我才知道。这位县长本身就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他原是内蒙古军区一位负责人的秘书，十年动乱中，内蒙大批的干部和群众被打成了“内人党”，而他，大年三十晚上进了“学习班”，不明不白地一蹲就是三个月！ “我们派人对以前搬迁的群众作了调查。”杜县长接着讲下去，“走了40个大队，大部分家庭的生活水平下降，迁到海河大队的张振文，母女俩冬天穿一件棉袄；一个叫李长葛的社员，腌咸菜没盐，把放到坛子里的萝卜又取出来了……搬迁六年没恢复元气。今年年初一，万里副总理来工地视察时说到，对于水库移民，不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都要给以优惠！” 这是党的声音呵！我在心里问：南团汀搬迁，难道就真的比八年抗战还难吗？ 在南团汀大队 南团汀，你果真那么落后吗？不！你是光荣而又苦难的！你的历史刻在老人额头那纵横的皱纹里，你的记忆留在每一座普通的农舍里。 南团河村中有一座“三官庙”。“三官”，传说是龙王爷的外甥，管水的。南团河人为镇火神爷而修了这座庙。那是一座颇堂皇宽敞的庙宇。南团汀人引以为自豪的，就是他们最早地把这座庙宇改成了学堂。南团汀的学堂在周围出了名，一百里地以外的人都有来这里上学的。因此，外面人称这村是“礼义村”。清朝的时候这村里出过秀才、举人、进士……就差状元了。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游击区。1943年日本鬼子来这个村“扫荡”，一下子图走了63名无辜的乡亲。他们走了，永远地走了，直到今天也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的下落。有人说送到了日本当苦役，有人说送到东北当了“马鲁太”……啊，我的骨肉同胞！ 最先站到那“扫荡”后的学堂面前的，是两个共产党人，一个是区长王维舟，一个是区委书记赵其田。两个共产党人，带领南团汀人，在那古老的土地上，唱起了令人亢奋的歌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不屈的人们组成了妇救会、儿童团、报国队（民兵）、老头队……他们扛着土枪，扛着长矛，在区委书记带领下，偷袭三屯营，把地雷挂到敌人门楼上！……民族的文化也决不容许摧残。被毁坏了的学堂，要重新建起来，区长和群众一起脱土坯，垒“课桌”——这是敌人无法搬走的。 南团汀群众当时接待了多少共产党人、革命者，数也数不清，他们有冀东暴动的组织者，有冀东军工部的“新华队”，有入关南下的大军！南团汀的群众自己吃糠咽菜，也熬出一锅锅的“沫子”端给人民子弟兵，那玉米的、高粱的、红薯的“沫子”，五颜六色，蒸腾着人民对党、对革命的一片热诚。 “那时节，共产党的章程一呼百应啊！”老人们感叹着。1947年土改后，区委书记王守训一次动员，南团汀100多青壮年报名参了军，200多户的村庄，平均每两户就送走一个亲人！他们披红挂花，在滦河码头登上木船，整整三只木船啊！船上挂着“南团汀翻身团”的横幅，在惊天动地的锣鼓声中，顺滚滚的滦河南下县城。他们去了，撇下自己年迈的父母，撇下刚过门的媳妇，撇下新出生的婴儿，投身到斗争队伍中，有什么能高过阶级解放的利益呢？有什么能高过对共产党的信仰呢？ 啊！南团汀，你这块革命的沃土，为什么在今天生长出荆棘和杂草！是共产党人忽略了耕耘吗？为什么南团汀的老人们那样怀念当年的老区长、老乡长，那些农村工作的开拓者？ 当南团汀人每一道皱纹思索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忘记1958年，他们苦心经营起来的山岚被砍伐了，用去“大炼钢铁”，上级派来的干部，朝他们瞪着眼…… 当南团汀每一座农舍打开记忆的房门时，人们都不会忘记十年动乱中，他们当年沿滦河送给革命的子弟兵，都成了“走资派”，他们在美国的生物学博士，再也不能引以为自豪了，博士的弟弟因这重血缘关系而在县教育局的批斗会上跪着碎玻璃…… 南团汀的人民再也不轻信坐着小汽车到村里来的上级干部，空口无凭，拿“红字头”来厂“红字头”还经常变呢2 当今年3月1日，县委苗望贺书记和杜县长带着工作队进村的时候，南团汀竟是两个非党员群众威信最高，一个是大队长吴月生，一个是副大队长吴万年。吴月生自称是为南团汀群众谋利益的。“咱这一亩三分地，不能让国家说了算，得咱南团汀老少爷们说了算！”“反正国家不能淹我们，要淹，除非中央换牌子。”“顶着，共产党的政策属孙猴子，十八变。”……县长也没放在他眼里，因杜县长有“什么的话”的口头语，他称“话县长”。大喇叭，大字报，大喊大叫，大轰大闹，十年动乱的旧武器照样搬用。 工作队的到来，其意义难道仅在于一次村庄的搬迁吗？共产党人，不是需要重新在群众中塑造自己的形象吗？不是需要用愚公精神，去搬掉错误路线留下的座座大山吗？ 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妇联主任、宣传部长，走进一座座农舍，像当年土改工作队一样，和社员们交朋友，促膝谈心。 杜县长和吴万年是老“冤家对头”了。冲击县政府，吴万年参加过，他还和别人联名写信骂过杜县长，骂他不如封建社会的“赃官”……杜县长上门找他，他躲到屋里，杜县长跟进屋里，他又躲出去……杜县长不恼不怒，返身再找他的父亲，六十三岁的吴健英老人，他是个退休教员。他身上也留着历史的创伤，他的哥哥是香港东南亚基督教总干事，为此，这个南团河村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过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要受牵连。 杜县长没有宣传引滦工程的伟大意义，这些，老党员吴健英都清楚。他讲起了南团汀人民为国家作出的牺牲：2000亩山岚，3000亩良田，13000棵板栗树，还有搬不走的码头、渠坝、农田基本建设……可是，比起全县的牺牲，这还是个小数，全迁西县，每年作出的牺牲整整1000万元！这个数字已经不小了，可是比起天津10亿方水为天津创造的400个亿，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天津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何等重要啊！全国每10只手表里就有1只是天津的，每10台拖拉机里就有1台是天津的，每7辆自行车里就有1辆是天津的，每4个人里就有一个人用的碱是天津的，天津的金牌产品就有50种！你吴万年屋里的闹钟、暖壶、自行车、手表，身上的衣帽、鞋、袜，总少不了几样天津货吧！ 上级优惠的新的补偿政策，杜县长也没讲，而是向老人递上了“红字头”。老人戴上花镜，一字字品味，他担心被“班”了。1979年，他们几十户社员已经同意报名搬迁到辽宁“上大洼”农场，他们去了，结果那里冷冷清清，炕没烧，窗没糊，不像干部们讲的那么“热烈”、“舒适”，他们几十户社员，又冒着风雪从“上大洼”跑回来了，故土难离啊！眼前，老人看着文件，心里想的是他们将迁往的500里外的乐亭县，那里环境是什么样子？那里新房盖得如何？ 杜县长知道了老人的心思，一个电话，派县文化馆馆长，背上照相机，到500里外的新居，把新房的里里外外、门门窗窗、梁梁檩擦，还有乐亭县人民已经为他们准备好的稻田、水渠，拍了个详详细细。 “开会喽！”杜县长一声吆喝，就在“三官庙”联中的操场上，那块具有革命传统的“圣地”上，办起了一个别致的展览，杜县长亲自当讲解员。 随后，县里派出五辆大轿车，一辆“小面包”，载上190名南团汀人，直奔乐亭新村。吴健英老人就和杜县长坐在“小面包”里。 南团汀人在新居里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镶得好好的明净瓦亮的玻璃，看到了安得平平稳稳的锅灶，看到了已经装好的电灯，看到了上级派人烧得干烘烘的热炕，看到了房前打好的机井……就连房子设计也是按南团汀人传统的四梁八柱，“柱脚”抵到地基——这是县委苗书记专门向建筑队交待的！ 乡亲们吃了定心丸，从500里外赶回来了。吴健英老人回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杜县长，没说谎，都是真的！” 政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啊！群众看到了，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还是共产党，而不是要为每个南团河人要“15000块”的闹事人。 就在这天晚上，杜县长参加了吴健英一家的“三代同堂”家庭会。远在海外的吴健增——东南亚基督教总干事，用他一颗赤子之心，也参加了这个家庭会—— “二弟、弟妹：你们全家好。村子搬迁的事，也始终在我心中思想着， 既然县通知下来，我看这是到了落实的阶段了。祖德千年远，宗功万世长。 按传统的老想法，恐怕大家心理上有难处，难免有些舍不得离开的意思， 但这是一件大事，总要明白全局，拿出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我们 家乡是可爱的家乡，我们祖居多年，祖先白骨要泡在水里，心里难免不好 受，我希望你们要放开胸怀，看见故乡将来的新面貌，正如你们以前告诉 我的，要变成北国的西湖一样……同时也要带领别人，不但无怨言，还要 同甘共苦地努力以赴……” 吴健英老人咂着烟锅对儿子吴万年说：“无论如何，咱别给国家为难了，前些年，国家伤了元气，如今能做到这样就不容易了。国家体谅咱，咱也得体谅国家。咱们走，给天津通水让路……” 一个初夏的早上，吴健英老人来到村外的坟场，这里已经是一片果园了。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埋在这片土地上。也许因为这，这一片土地才如此肥沃。不久，这一切都将被四丈深的库水淹没，永远地淹没了。那祖祖辈辈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挣扎和希望、苦难和欢乐，以及那几百年来留下的一切生活痕迹，都将永远沉没在水平线下了！老人按着中华民族传统的礼俗，向着这片土地长跪下去，滴滴泪水洒上了这片热土…… 远迁他乡，别离故土，那算不了什么，那些古老的习俗和传统不会因此而丢失，它还会在端午节的一片棕叶里，在元宵节的一簇灯火里，在田间耕作的呼声中，也在这深沉而庄严的跪拜中延伸、延伸…… 在李大钊的故乡 乐亭，已脱出燕山山麓，是一片辽阔的平原。车进乐亭境地，就见到路两边的墙壁、树木上贴着一些醒目的标语：“热烈欢迎迁西、宽城迁建移民来乐亭安家落户！”“向为引滦作出贡献的搬迁移民学习、致敬！”沿途还设有水站，供搬迁的社员小憩。一路上，不时遇到满载家具、木料、猪羊鸡的汽车向前行驶。 同车的迁西县拆迁办公室的赵端增同志告诉我，李大钊同志的家乡就在乐亭县的大黑坟村，李大钊的故居已改为纪念馆，是一座四合院，李大钊爱人的织布机还保存在那里。蓦然间，我对脚下这片陌生的土地，生出无限的敬仰之情。 我们来到了南团汀的新村。 新村坐落在离海边不远的地方，一排排整齐的新房，衬映在无边的葱绿的稻田之中。墙壁上张贴着令人心里发热的的标语：“听党话，跟党走！”“欢迎第二批战友的到来！” 南团订人出于对故土的依恋，把村名也带来了，现在是乐亭县南团河大队。 伴着新村的落成，这里也办起了商店、饭馆和各种服务行业。推土机作业的地方，正在为新村修一所学校。村前有清清的池水，那是未来的养鱼塘。赵端增同志告诉我，县里最近又帮大队买了两台拖拉机，还要帮助他们建两个小工厂，一个造纸厂，一个纸盒厂。单这两项，大队每年就可以收入个十万八万的。 我们走进吴健英老人的新居里。老俩口正坐在宽敞的炕上吃点心。 一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吴健英老人又情不自禁地给我讲起了他的感受。他患有气管炎，一边讲，一边不住地喘息。 “这不说吗，自打这，党的政策有人情味儿了，对人关心了。昨天，我去看咱南团汀的老祖吴崇山。他辈大，拄着双拐把我拉到饭店，抽出五块钱往桌上一放：‘你吃什么菜就要吧……’我们四个老头，喝了两瓶子酒。边喝边说：‘咋叫为四化出力呢？咱们这么来了，就是为四化。为了天津通水，上级说，南团汀你走吧，这就是党中央的召唤！’要不然，咋叫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呢……我对万年说（这时，万年就坐在一边），今后咱一句话，跟党走！” 老人讲得激动，轻轻咳嗽起来。这时，我被墙上一幅彩色照片所吸引：在一座坟头旁，聚集着老少40多口子。 “那是我哥们四个三代人。”老人说着，又指着相片上一位身穿西装的老人，“这就是我大哥吴健增。快70了，出去50年了！他是1933年5月15走的，跟着宋哲元将军……后来就到了香港。那些年，我们哥几个为他没少受连累，孩子们考学、入党都受影响，说是‘海外关系’。要不是现在的政策，我们老哥们到现在也见不上面！” 老人说着，从抽屉里找出几封香港来信。读来，都是催人泪下的： 健英二弟： 我将于六月一日（星期五）下午二时半搭乘翼翔船由香港到广州，即 赴广州白云机场，于下午六时四十五分起飞，晚上九点钟左右到达北京机 场，希望你当日赶到北京…… 整整四十五年，漂流在外，终于要骨肉团聚了，我不知这是真是假， 手中拿着船票、机票，仍疑幻疑真，临笔涕泣，手震不能成书，千言万语， 让我们会面时昼夜畅谈吧。即祝全家平安快乐！ 愚兄健增 二弟： 接读你五月九日的来信已是五月十七日，想必已搬到乐亭的新居了。 照传统的说法，应该贺你乔迁之喜，我想象中的新村，是一大片大小一样 的新盖的平房，挺干净的，挺不错的，也许前后院不大，也许比我们祖先 留下来的房子要好些；最起码没有地震之后墙壁歪斜倒塌之虞！ 一种怀旧怀乡的伤感也许时或涌上心头，南团汀在我们的一生中的记 忆中，不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往事，一直保留在我们的脑海里，你的心情 是可以理解的！但时代的变迁，国家的进步，加上我们几十年的春花秋月， 直到我们回头望一望从儿时起所走过的地方，世间的事物都是在变动着的！ 如果从变动的事物中看出积极的意义，就不至于消极伤感了。记得我在七 九年首次还乡时，我们在丰乐县下火车，我听见车站上人的口音，唤起儿 时所熟悉的乡音，无比亲切，而且这种感受，在北京，在东北，在许多地 方都体验过！所以，我的老家，不只是南团汀，它包括迁西、华北、东北， 乃至全中国，都是我的家乡…… 啊！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它的子孙们不论信仰如何，不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不会忘记这片热土！ 这片热土，由于共产党人的辛勤耕耘，割除“左”的杂草，它不仅会变得更加肥沃，也将变得更加宽厚！ 吴健英老人沉默了许久，脸上展开笑容：“现在我大哥他年年都回来。今年又要回来。上次苗书记来说，你让他稻子黄了的时候回来吧……” 第六章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滦水滔滔，滦水滔滔，何处才是你不竭的源头？ 跋涉500里，我来到了引滦入津工程的源头——潘家口水库。 “峡谷影蜿蜒，潜影阅古今，何不夹风雨，与世作甘霖。” 当年，元朝诗人高顺贞曾在滦河畔临风披襟，低吟浅唱，感叹滔滔滦河为洪作波，东流入海，不能为民作福。他做梦也没想到，几百年后，他的后世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竟然腰斩滦河，修起一座混凝土大坝，截断燕山云雨，化滦河为甘霖，一改华北水利布局！ 这真是一幅稀有的人间奇景：百里库区，波光潋滟，浩瀚的水面，把宏伟的现代化混凝土大坝、古老的万里长城和壮丽的燕塞山川连为一体，形成一幅山水互制、古今相映的立体画卷！ 此处长城系喜峰口要塞，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传说古代杨家将镇守三关就在此地。现在看到的长城，是戚继光平倭后北调蓟门，率数万将士重新加修的。抗日战争时期，宋哲元一个团驻扎三屯营，这个团的士兵都是热血青年，每人一把盒子、一把大刀，号称“大刀队”。芦沟桥事变后，他们夜奔喜峰日，与进犯日军血战一宵，当时把滦河水都染红了……那振奋人心的《大刀进行曲》就是根据这一事迹谱写的。 现在，喜峰口城关已没入水库之中。 它的淹没是为了新的崛起——一座107.5米高，1040米长的混凝土宽缝重力坝，揽子里滦水，挽百座燕峰，巍然矗立！从此，烽台不再了胡马，箭楼伊始看锁龙！ 基建工程兵某部近两万名指战员，在这里奋战了八年。 这是一支“金奖之师”。他们从1975年开工，比计划提前一年截流，提前一年蓄水，提前一年发电。为国家节约投资5000万元！ 战士塑造了大坝的形象，大坝也塑造了战士的形象！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人物之一 1972年…… 周恩来总理坐在国务院会议厅里，日理万机的操劳，使他清瘦的面庞上带着倦容，但目光还是锐利的，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听取葛洲坝工地来人的汇报。汇报人中有几名军人，他们是一支水电部队的负责人。他们的一个下属部队，在浇灌二号门库时，出现了质量事故——那是葛洲坝工地上的第一块混凝土。 周总理用铅笔轻轻敲着桌子：“是不是主要部位？有多少处？多大？” 有人回答：“……有‘蜂窝’、‘狗洞’、‘架空’，老工人见了掉泪。” 周总理抬起眼来望着几位军人：“当时你们领导知道不知道？” 一位军人回答：“当时不知道，拆模板时发现的。” 周总理严肃地说：“为什么领导干部不在现场？淮海战役时，军长、师长都到第一线指挥，一个碉堡一个碉堡地拿。你们都是老同志，怎么把老传统丢了，忘了本呢……搞水利工程是与水打交道，一点也马虎不得，马虎一点就出问题，这是关系人民生命财产的问题！” 周总理讲罢沉默下来，他那瘦瘦的肩架像一个不可动摇的坝体，耸立在那里，只要你看一眼，就再也不会忘记。 正是这沉默，孕育了惊天动地的炮声——他们返回工地，将3000方混凝土炸翻，重新进行了浇灌。正是这沉默，使他们在奉国务院命令开赴潘家口水库的施工场地时，就抱定了一个决心：一定要创出个第一流的工程来，宽慰周总理那颗焦虑的心！ 党委书记朱国华——人物之二 1975年…… 一个新党委书记来这个部队上任了，他的名字叫朱国华。 他的个子不到卫米60，背有些微驼，脸上因幼年时生天花，留下一些麻点。他看上去是一位极平易、极朴素的老人，谁能想到，当年在淮海战场上，他曾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师长。他是一个十六岁就参加了长征的红军战士，当时他的全家都遭到了白军的杀害！ 朱国华是个老“水利”。建国后他就带着他的师走上水利战线，他有搞工程的经验。可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更明白，大坝应有一块坚实的土地。清基，首先应该清除那些形形色色的思想夹层和泥沙。 历史为这个大坝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一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了。 整顿。朱国华挽起了袖，把那些软的、懒的、散的积习清除掉！把空洞的口号，不讲科学的蛮干，盲目的自卑清除掉！把多少年的积尘、锈斑清除掉！只有钢班子才能带出铁队伍！ 部队机关定点，有人提出安到20里外的洒河，有人提议到百里外的遵化。离工地那么远，你指挥谁？周总理的教诲难道忘记了么？借整顿的东风，朱国华拍板了：哪里也不去，就安在坝附近的桃园，大坝下，再设一个火线指挥所。 朱国华和副支队长翟益涛到天津开会，装回一壶海河水，每人尝一口，苦啊，用这样的水浇花都浇不活。当年我们把人民救出了苦海，今天人民还喝苦水！这个瘦小的老人从肺腑里发出了震动人心的口号：我们要提前一年截流，提前一年蓄水，提前一年发电，再为国家节约它5000万！ 1976年5月，32——34号坝段遇上了断层。而当时中国的历史也正走进“断层”——周总理去世了，邓小平同志重新落难，中国大地上翻卷着重重乌云。朱国华在工地指挥所主持召开攻关会。他变得消瘦而憔悴，不停地咳嗽着，痰里带着血块。他让卫生员给打上一针，会议，照常开。你张春桥打你的“土围子”，我修我的大坝！ 上上下下都催他回北京看病。他似乎也预感到这可能是一次永别。临行前，他登上军用吉普，让司机减速，绕工地缓缓地、缓缓地巡行着，以一个红军老战士的真诚，向未来的大坝举行告别仪式…… 回到北京一个星期，朱国华溘然长逝了——他的病拖得太久了，医生解剖开他那瘦小的躯体，肺部、胃部、肝部、肠部、淋巴、脑部都长满了肿瘤！ 他没有来得及留下遗言，但，他把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信仰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电气工程师张运铭——人物之三 1976年…… 朱国华去世了，他的希望却留在工地上。 为了提前一年截流，巨大的四立方挖土机，像一辆辆重型坦克，首当其冲，用它的铁掌，每天挖掘出一万多土石方。电气部分，是这些“大力士”的脑神经，一旦失灵，200多吨重的机械就成了一堆废铁，停机一个小时，就少挖100多立方。 “找张工来！”团长习惯地喊。 “张工”叫张远铭，瘦巴巴的，个子不高，上海人，戴一副眼镜。他是工地上唯一的机械电气工程师，平日很少回家属基地，偏偏今天回去了——他的孩子发烧。 20吨的载重汽车把刚够100斤的张工拉来了，只三分钟的时间，就使200吨的废铁复活了，故障很简单：错接了一根线头。“张工万岁！”调皮的推土机手跳上了驾驶室。 说来怪有意思，“张工”是部队“捡”来的宝贝。他原来是太原一家机械厂的工程师，四立方挖土机就是这家工厂的独份产品，而张远铭就是挖土机电气部分的设计者。部队买机器的时候，正赶上工厂“批林批孔”，“老九”不吃香，部队就连他带七台四立方挖土机一起搬了来。 张运铭是能人，但不保守，不偏狭。他毛遂自荐，挑头办了个不定期的电气学习班。这也叫“能量传递”。18名战士，号称“十八棵青松”，和他住到一座木板房里，他们文化程度最高的是初中，大部分都是初小。“开学”的第一天，老师就对学生说：“咱不能‘吊儿郎当学电工’，咱不许打扑克，不许下象棋，每月考试一次，我保你们半年出徒！” 木板房里，挂满了机械原理图、线路图，回转部分、提升部分、高压部分、低压部分……那都是张远铭业余时间，用水泥袋纸画的。买一套机械说明书300多元、张远铭发给18个人每人一套——那也是他伏在煤油灯下，忙了20多个夜晚和中午，抄出来、画出来、晒出来的。 小小的木板房，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窑，冰雪结在枕头上，人像枕在雪山上。可是这里却充满了学习空气和友谊的笑声。雨天的夜晚，木板房哗哗漏雨，点不住灯，干脆各自钻到蚊帐里，上面搭上雨衣，授课于“帐中”，积水把雨衣坠垂下来，张远铭仰脚一踢，“哗——”瀑布四溢：“好，下面咱们接着讲磁放大器故障处理……” 渐渐的，学生们能处理一般故障了。所以，当张运铭从挖掘机上摔下来，崴伤脚骨的时候，“十八棵青松”可以在工地上抵挡一阵子了。可是，他们毕竟还是遇到了难关，那一次围着一台熄火挖掘机，怎么也没招儿了。“找张工去！”团长急红了眼。 张远铭拄起拐杖，一踏上门口的山路，就摔倒了。战士们要背他，他拒绝了，战士们去借担架，他止住了。纯朴而机智的战士，从门口拖来一个抬筐：“张工，我们抬你去！”张远铭不再犹豫，坐进了抬筐！ 年轻的战士，年轻的公民，用古老的装具抬起了科学！ 他们谁也没有感到难堪，为了贫穷的祖国！ 战士抬着工程师向大坝走去，迎着1976的风云…… 战士严拴海——人物之四 1977年…… 5月18日，国务院水电部给这个部队发来一份贺电：“欣悉……一号门机创吊混凝土罐最新纪录的消息，特向你们祝贺……” 新纪录的创造者，是这个部队的战士严拴海。他以252罐的成绩刷新了180罐的全国纪录。那是多么紧张的8个小时啊，严拴海没有喝一滴水，没有吃一口饭，五月天，坐在火炉一样的驾驶室里，又快、又稳、又准地把一罐罐混凝土吊到块号上，最快的时候73秒吊一罐。 谁能想到，这个全国水利战线独占鳌头的门机手，登上门机还不足一年的时间，更想不到他还是个一天书没读过的“睁眼瞎”。他的家乡在陕西黄土高原的凤翔县。那里水珍贵得像油，像金子。庄稼盼水，人也盼水。好多人是不洗脸的，姑娘找婆家得先探听那庄里有没有一口好井。希腊人赋予生命女神吉吉雅的造型是一位手持杯水的妙龄女郎，而这里的庄户人却盼着家里能添一个能解旱愁的神娃。于是，这一户农民在他的第七个娃坠地的时候，就起名叫“拴海”。可是，他没能读一天书。到入伍时，扒扒查查写不准自己的名字。指导员却慧眼识人，偏偏选中了他去学开门机。他哭卿卿地直叫苦。“新兵入团你是第一名，学门机也是拔优。”指导员开宗明义，“这里还有个阶级觉悟问题哩！” 他就这样登上了门机。他用抬石头的牛劲去攻那些密密麻麻、曲里拐弯的电气图、机械图。别人休息他不休息，别人过星期天他不过星期天，别人会餐，他撇下满桌子红烧肉、糖醋鱼又跑了——他突然想起一个用钢筋头为目标练习挂钩落点的好办法……夜深人静，班长从朦胧中醒来一看，严拴海的床上又空了，穿衣出门，爬过山头，一看，果真在坝上，正在闭灯操作哩。 科学实践，使他这个“大力士”变成巨人，他可以自如地伸出那长长的铁臂，吊混凝土罐。 当我采访他的时候，他没有一句豪言壮语：“可别写我。那回来了几个记者写我睡觉在肚皮上练习画电气符号，以后他们总开我的玩笑，见了我就往肚皮上比划。”他用手在肚皮上划了个弧圈。“再说一个人也创不了高纪录，一台门机得两个连队配合。哪一道跟不上也不行，打旗、挂罐、浇筑、机车、汽车、拌合楼。那一回副团长郑健亲自给我挂罐，五十多岁的人。我们连长宋文才亲自开汽车。任务也是副支队长崔军亲自下达的。他说：‘你技术是过硬的，只要你有信心，就一定能突破全国纪录。’当时我的肉都颤了，我怎么能突破全国纪录？没想到真的突破了……” 参谋长江文明——人物之五 1978年…… 严控海创全国吊罐最高纪录，需要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即要有充足的混凝土供应。 混凝土来自大坝外的拌合楼。那是60年代从日本进口的，由于时常发生故障，70多元一立方的混凝土，成堆地变成废料被倒在坝外。战士们叫它“伤心楼”。故障的要害在于楼上的称量系统。维修这个电子秤需要从拌合楼的“娘家”进口弧形电阻，每个217元，每年要用一百多个。 拌合楼在呼唤着改革者。第一个敢碰这个外国玩意儿的是张运铭，他想把电子秤改为自整角机称量系统。正在这个连蹲点的宣传股长江文明比谁都感兴趣，自告奋勇要担当攻关任务。宣传股长搞技术革新，说来是“阴差阳错”，其实，那是由于过去的“阳错阴差”——他本是重庆大学电机系毕业生。 江文明着手改革“电子秤”时，一台无形的秤正称着另一种人的骨头—— “日本的电子设备是世界第一流的，你把它改成机械秤，这不是倒退？” “日本人还没你中国人聪明？” 后面这一句是江文明最受不了的。当年日本人在喜峰口杀人，今天中国人怎么还要在日本的一个“电子秤”前跪倒不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项技术，一种设备的高级或低级，不是看样子、看牌子，而是看经济效益。 革新报告打上去了，支队作为科技项目下发了文件，而团长却宣布：“在这个团，革新项目没经过我的批准，一律是非法的！” 改革电子秤要100800轴承，机电科里有40套，团机电股去把它全领出来，锁到库里。江文明找他们要，机电股长说：“拿团长的条子来……”这个机电股长还要被评为好党员。 江文明一生气变得吓人，妻子半是怨艾半是劝慰：“图个啥？脱了军装到地方也能端上饭碗！”他可以从军人变成老百姓，可是他不能由中国人变成个外国人。对着窗外充满皱折的燕山，他想起了他的父亲，那个老长工、老农救会长，他那古铜色的面孔，就像燕山一样刻满了深深的沟痕啊！他忘不了，父亲送他到80里外的镇上上学的情景。他是他们家祖祖辈辈的第一个读书人。父亲弓着被苦难压弯了的脊背，把他送了一程又一程，那走不完的山间小路，那让人牵肠挂肚的山间小路！后来，他上了大学，正赶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念着上学的儿子，从家乡捎去一小袋炒米面，附句话：别误了念书。当他放假回家，一进门，却看见父亲趴在那里吃观音上！ 中国农民，盼着他的后代用文化撑起脊梁！ 中国农民太苦了啊！每年拿出大把的外汇去买弧型电阻，父亲要是还活着，知道了会多么痛心！会指责他自读了书。外汇是什么？那是无数农村父老姊妹节衣缩食的血汗钱！ 江文明转过身来，向他的“财政部长”伸出手：“给我20元钱！” 妻子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当时她还没有工作，六口之家的生活，就靠丈夫每月70多元工资。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是第一流的，而他们的穿戴是最末流的，买一支铅笔都要掂量掂量。而这20元她掏了。第二天，江文明交给去北京出差的陈永厚，买回了6套100800轴承…… “伤心楼”终于变成了“扬眉楼”，那个自整角机竟然比“电子秤”优越得多！科学，并不意味着复杂，中国人也并不比外国人笨！ 副总指挥黄毅——人物之六 1979年…… 推土机隆隆地清除着边坡的坝基，后退，前进。后退，前进。 “把那个死角推了它！”一个穿着长简水靴、头戴安全帽的人的背影。他像交响乐队的指挥一样挥动着手，可着嗓门喊着。推上机像个拙笨的孕妇，“死角”仍是死角。驾驶室坐着个新推土机手。那“交响乐队”的指挥干脆跳上了推土机头，仿佛他本身就是一台推土机。“这里……这里……”一阵风吹下他的安全帽，好一头闪亮的白发！是贺毅副总指挥呀，建国后第一批留苏的水电专家，工地上的“贺老总”！现在为了提前一年蓄水，抢浇72万立方混凝土红了眼，像司令员直接去指挥一名狙击手、一挺机关枪！ “贺老总”忘不了贺老总！ 1947年底，在陕北一孔窑洞里，贺龙同志右胳膊支在木桌上，手里托着一支大烟斗，烟雾腾腾，话儿融融：“我们是搞‘破坏’的，‘破坏’了一辈子了，你们不要再搞‘破坏’了。要搞建设了。去好好学习吧！” 坐在对面的一位少年，就是十七岁的贺毅。他的父亲是贺晋年将军，住在隔壁。今天他作为邻居，也作为下级，来向贺老总告别，组织上派他到张家口工业学校上学去——正在孕育中的新中国，已经开始筹备着它的建设梯队了。 他是喝延河水长大的。一生的经历充满了斑斓的色彩。 1948年，他走进了莫斯科动力学院那堂皇的楼厅，以其优异成绩得到了教授的赞赏。 1950年，毛主席访问莫斯科，百忙中，在大使馆里接见了中国留学生，听说他们四位同学是学水电的，毛主席欣然命笔：“光明在前”！哦，辉煌的学业，辉煌的前程！ 1951年9月，他从苏联回国休假，周总理把几位留学生请到家中，炊事员端上了红通通的大海蟹，周总理举着布菜：“吃，天津送来的，新鲜！”贺毅拿起“全副武装”的螃蟹，不知从哪下口，周总理点点他的脑门：“土包子，让邓妈妈教给你！”酒过三巡，又语重心长地说；“我国的水资源很丰富，你们要好好学习，把我国的水电搞上去。建设社会主义要靠你们了！” 今天，他是工地上的“贺老总”，一个不知疲倦的“贺老总”，一个落户在前线指挥所的“贺老总”，一个既懂业务又能实干又能管理的“贺老总”—— “你团政委应该到现场，不能在家发号施令！” “我管原则领导！” “部队完不成任务，你的‘原则’起什么作用？” 那位政委是有口才的，有足够的套话来顶他，你贺毅了不起是个技术干部嘛！ “贺老总”被激怒了，就搬出他克人最厉害的话：“你是共产党员吗？共产党员就要吃苦头，共产党员就要多干工作，共产党员就要以身作则，谁叫你是共产党员来？”在他心目中，共产党人都应该做夏明翰，都应该做张思德，都应该做董存瑞！ 话说多了，说急了，他把嘴里的假牙拿下来——这时，他就变成个“婆婆嘴”。 人家不听他的“婆婆嘴”，拂袖而去，扔下部队，扔下正在浇筑的块号，回家休假去了。他根本不相信能完成72万立方。（也许，正是由于这位党的工作者的读职，这个团在这一年里发生了一个荒唐的故事：一位住卫生队的战士，冒充“新华社内参记者”身分，任命卫生队副队长为国务院四机部部长，并用拣来的一个塑料本当“逮捕证”，险些枪毙了一位女战士！） 吵完架，“贺老总”也走了——上了大坝。他的身影逐渐和大坝同高。 夜深了，部队换了班，他还不肯离去。“你放心回去休息吧，误不了事。”副团长潘位贵劝着他。他瞅着块号里的水渍：“我不回！今天我非看着你们把块号清理干净，混凝土下仓不可！”潘仁贵刷地脱下工作服，跪在块号上，一点点擦着水渍。还有那个“贺二麻子”，五十岁的人了，也把工作服脱下来…… 块号清理干净了，聚光灯下，门机像长臂猿，抓起混凝土吊罐，下到仓里。“贺老总”笑了，把香烟分给大家：“我没有金质奖章，也没有银质奖章；大坝修好后，用混凝土给每人做一个大奖章……” 这年底，大坝浇筑73万立方混凝土，比原计划超额一万方。提前一年蓄水的计划实现了。而国家经委、全国总工会竟给了他们一枚真正的金质奖章！ 找“贺老总”去！一个星期天我闯进了他的住宅。他刚出国回来，他以国家水电总局第一副经理的身分，率一个代表团到美国去洽谈购买隧洞挖掘机。这天他又要忙着去开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会，这将是一个比葛洲坝还要宏伟的工程，装机容量是葛洲坝的六倍。 “田田，给爸爸倒杯水！”他向外屋呼喊着，我看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头戴太阳帽，在门口问了一下。 屋里摆设雅致——建设者是热爱生活的。茶几上放着一盆青青的兰草，电视机柜里摆着搂刻的花瓶和精致的工艺品。醒目的是墙上一幅国画，雄健的老竹，伴几束新枝，含义颇深，运笔潇洒，画上落款是贺晋年。 “那是老头儿离休了，闲着没事干，到处画。”他这样说着自己的父亲。其实，他本身也是个“老头儿”了。他上身着对襟灰色线衣，下身着军裤，风度翩翩。 “当时也很难啊。”他点着一支烟，开始讲起来，“1976年批邓，我的日子也难过，说我只抓石头不抓人头。当时给我戴了好几顶帽子，‘专家挂帅’、它专道路’、‘唯生产力论’……后来一闹地震，震回去了。搞水电，不霸道不行啊，也像打仗一样，抢枯水期，一来汛期，机会就错过了，一年就完了，一个战役就打败了！和洪水打架，没有战斗精神不行。现在是打科学仗，更要深入第一线，了解情况才能有正确的指挥……” 他把那银白色的平头仰到沙发上，像在思考着什么。那姿势，很像在仰泳——他是喜欢游泳的，那是小时候在延河里学会的。他经受了惊涛骇浪的考验。由于他的“专家”身分，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他都要挂着“右倾”的边儿。“文化革命”中，21个留苏学生被康生打成“苏修特务”，号称“四八二一”案件。他过去喜欢摄影、打猎，也因带“资产阶级”情调，弃之夭夭，现在只剩下游泳这一项爱好了。 他从沙发上直起身来，抽着一支烟，第三次向外屋喊着：“田田，给爸爸倒杯水来，没听见吗？” 他的女儿闪现在门口，她不知什么时候又换上一身连衣裙，像一只花蝶，飘了一下，又消失了，不知在忙着什么重要的事情。 ——她竟顾不上给爸爸倒一杯水，而他修了一座年调节水量19.5亿立米的大水库啊！ 技术科长魏祥彪——人物之七 1983年…… 黄昏，我和技术科长魏祥彪散步到下坝下。这位科长十七岁考入北京水电学校，从此走上了水电战线。近30年来，他辗转大江南北，已经参加修建了9个水库和电站。他今年四十五岁，不久将去广西的天生桥水电站，那座电站要修20年，他将在那里度过晚年。他告诉我，为了这座大坝，有50多名战士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 哦，大坝，你这一粒粒砂子、一颗颗石子、一根根钢筋组成的大坝！ 哦，大坝，你这一串串汗珠、一朵朵茧花、一滴滴血浆组成的大坝！ 你是智慧的凝聚，力量的凝聚，气魄的凝聚，忠诚的凝聚！ 你是意志的组合，信仰的组合，民心的组合，党心的组合！ 魏祥彪不是诗人，站在大坝上，也难免感怀迭起：“我们唯一自豪的，就是我们走的时候，在一个荒凉的地方留下了一座大坝。将来我们死去了，大坝也还在这里。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为子孙造福。你知道吗？我们的大坝是一千年设计，五千年校核，保坝洪水大于万年！” 这数字使我张口结舌：“这大坝能立万年吗？”它那么富有诗意，又那么发人思索，使你在大坝前一下子感到了人生的仓匆。 “这涉及到混凝土的风化问题了。那需要后人来研究它。也许后人会笑话我们，说我们太笨，就像今天我们说故宫的柱子太粗那样。但那也没有什么，只要他们能理解我们——他们的祖先在那苦难和忧患中挺过来了，没有当孬种，没有当亡国奴，那就够了……” 他的身躯披着夕晖，长长的身影印在大坝上。不屈的头发向上竖着。大坝泄水孔飞泻的流瀑，发出了悲壮的轰鸣，那该是战士的心声吧？ 市长李瑞环——人物之八 1983年7月17日…… 天津市长李瑞环带着慰问团沿引滦工地进行慰问，最后来到潘家口水库。他把天津700万人民的深情厚意带给了这支英雄的水电部队。 引滦通水已经在望。这位引滦工程历史壮剧的导演者登船邀游库区，我有幸随往。 他认出我了。他坐在船头的折叠椅上对我发问：“你的文章写得怎么样了？” “很难写。”我坦白地说。 “应该有个大的东西把它串起来，不然就没有魂儿了！” 这个“大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个“魂”是什么呢？我品味着，思索着，他却仰起棱角分明的面庞，透过墨镜去注视那蜿蜒的长城了！ 长城，你这宏伟的古代军事工程，不仅作为古代文化遗迹留存下来，也作为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矗立在华夏子孙的心上！据登上月球的宇航员说，从月球上回看地球上的人工建筑物，中国的万里长城是最为明显的目标之一（另一处是荷兰围海造田工程）。我不知宇航员们在月球上是否看到十年动乱中不肖子孙的杰作——被拆毁的砖墙、箭楼？ 长城啊，你这凝固的国魂！你这中华民族的脊梁！你这渴望着腾飞的巨龙！你，不因为曲折而失其庄严，祖国，不因为灾难而失其伟大！长城的历史必须不断地加以再写，它是人类驾驭世界历史所作努力的一部分。 此时，船上的人提出要和李瑞环合影。李瑞环指指长城：“就用它做背景吧！” 快艇在长城脚泊住。李瑞环背靠长城而立。张君秋风度翩翩地站上去了，县长、军人、记者、工程师站上去了，他们都是炎黄子孙，组成一道小小的弧圈，组成了一道小小的长城！ 好一幅壮丽的画面，肩膀挨着肩膀，头颅挨着头颅，山峰连着山峰，崛起连着崛起！ 就在此刻，一个人猛然立上我的心头，我顿时心头一阵发热，情不自禁缓缓摘下了军帽—— 音乐家聂耳——人物之九 这天是7月17日，恰巧是我国伟大的音乐家聂耳逝世48周年！ 默哀！致以军人的悼礼！ 这个医生的儿子，这个四岁丧父，被母亲拉扯大的苦孩子，在人间度过了短短的24个寒暑，如果他活着，该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而他二十四岁的生命却和他的歌声进入了永恒的青春！ 在那个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在那沉重的三座大山的重压下，从他那热血沸腾的胸腔里，发出了震撼世界的吼声，那是民族孕育出的沉雷：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中华民族醒来了！他们爬出了矿井，冲出牛棚，砸碎镣铐，跟上共产党人，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国歌的时候，有人认为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不应该再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说：“我们前面还有帝国主义敌人，我们建设越进展，帝国主义将越加嫉恨我们，破坏我们，进攻我们。你能说我们就不危险了吗？还不如留下这句话，经常保持警惕的好。” 吼声，不息的吼声！不屈的旋律，不屈的音符！今天在我走过的五百里国土上回荡着的，不正是这支旋律么！总书记、市长、将军、县长、工程师、士兵……每个人都是这支旋律中一个跳动的音符！ 啊，长城、大坝、水库、南湖，三屯营、东陵，“穷棒子社”、地下长廊，快艇、国歌，昨天、今天，历史在这里交会了，浓缩了！ 我的五千年文明古国啊，你曾发明了人类第一张纸页，却在上面签订了无数屈辱的条约；你曾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撮火药，却让侵略者的大炮轰击着古老的长城；你曾最早地发明了罗盘仪，你的儿女却在黑暗的封建统治下徘徊了几千年！ 起来吧，我的骨肉相连的同胞们，我们不再做贫困的奴隶，不再做惰性和自卑的奴隶，不再做无知和愚昧的奴隶，不再做不正之风的奴隶，不再做“左”的路线的奴隶！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第七章 希望在这片国土上 当我离开这里的时候，让我能讲这样一句道别的话：我所见到的景象 是无与伦比的。 ——泰戈尔 文学是生活和时代情绪的历史。面对五百里国土上伟大的建筑群、英雄群，那凝固的和飞翔的音乐，我忐忑不安，因为我不能奉献出相应的“文艺工程”给那些创建奇迹的人们。描绘不出那严峻的美，悲壮的美，英武的美，深沉的美，自然的美，质朴的美…… 我想了解每一个生命的秘密——市长、将军、工程师、风钻手、跳夹缝的战士——可是生活的浪头推搡着我们，匆匆相识，又匆匆离别，各自消失在人海里，也许今生再也不会相遇！ 我毕竟看到了民族精神！在创伤和恶梦中振奋起来的民族精神！ 它在哪里？它就在总书记那敏捷的笔锋中，在市长那神秘的墨镜后面，在将军那残手托着的锹柄上，在贾颖民那飞旋的钻机中，在武海学那挖掘的姿态中，在老华侨那火热的信笺中，在南团河人那深沉的跪拜中，在严拴海那沉重的吊罐中，在音乐家那不尽的旋律中…… 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呢？当那无数的蓝眼睛、黄眼睛、黑眼睛、褐色的眼睛对这一切发生惊讶的时候。“引滦精神”潜藏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国土上，十亿中华儿女是开掘不尽的智慧和力量的宝藏。 是党的三中全会开发了这片土地和宝藏，这被热血和汗水浸润过的土地，一定会开放出鲜艳的希望之花！因为它有——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伟大的党！ 希望就在这片国土上！ 希望就在我们自己身上！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983年5—8月写于天津——潘家口 （原载《解放军文艺》1983年第10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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