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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从武昌过长江大桥到汉口，沿着解放大道七拐八拐，驶入一个不起眼的门脸，门口挂着一块不醒目的木牌：长江水利委员会。这就是主管世界第三大河的“官邸”？如此陈旧。 记得1978年1月13日，新华社报道了中国长江源头首次考察的消息。长江实为6380公里，居亚马逊河、尼罗河之后。美联社转发此消息时说：“长江已经取代了密西西比河，而成为世界第三长河。”被取代的心情，是什么滋味儿，取代者比被取代者体味得更深。如果被取代者看了这简陋的建筑，又是什么心情呢？ 离京时，水利部水文司司长卢九渊语重心长地说：“中国水文，一个长委，一个黄委，抓住这两委的水文局，几乎全包括了。”难怪各省水文总站说水文司“偏心”！水文司心里想的是长委、黄委水文局，那是水利部的“嫡系”。 长委会的楼房，早已超出了使用年限。局长和党委书记的办公室，四壁墙有多处墙皮脱落，露出了苇箔。令人担忧的是，那安放着价值数百万元仪器的水文气象预报处和藏有无价之宝的资料室，前者窗子四处漏风，后者潮湿昏暗，价值连城的资料堆放在这霉气袭人的陋室里。据说，1962年这栋房子的地下室汽油桶发生爆炸时，住在武汉东湖的毛泽东主席，听到轰隆声惊问王任重：这是什么声音。王任重答：长江水文资料库发生爆炸！毛泽东着急了，指示：长江水文资料十分重要，分三处建库。 水文资料分三处建库保存。水文局机关的400多人，依然在这陋室里坚守岗位。贵重的“高分辨卫星云图接收机”、“数化测雨雷达终端气象自动填图仪”还要在这四面漏风的危房里效命。 长委会水文局的领导们，并不计较办公条件的简陋，甚至有些满足。他们关心的是长江和看护长江的3000名水文职工。长委会水文局局长季学武，1962年河海大学一毕业就分到长江。一提长江，这位53岁的“长江通”激动地说：“长江与黄河比，黄河发洪水的机会多，而长江一旦发洪水，损失要大得多！”他举了，1935年和1954年长江洪水的例子：1935年，长江洪水沿江有2264万亩农田、1003万人口受灾，淹死14.2万人。1954年洪水，由于解放后人民政府及时加高加固了堤防，兴建了荆江分洪工程，又采取了一系列分洪措施，才保住了重点堤防和主要城市，但洪灾损失仍然很大，受淹农田4755万亩，受灾人口1888万人，死亡3万人，京广铁路中断100天……长江是中国的“心腹之患”呀！ 激动之余，季局长又感慨地为水文摆功：1954年那次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于流自中游枝江至下游镇江沿线1420公里水位均突破历史实测纪录，而且大多超过1米以上。由于水文部门及时掌握了水情，提供了准确的水情预报，三次正确地使用了荆江分洪工程，确保了荆江大堤和沙市、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安全，效益巨大。1981年7月长江上游出现特大洪水，严重危及正在施工的葛洲坝工程及荆江大堤的安全。根据准确的水文预报，葛洲坝工程及时加固了上、下游围堰。而荆江河段由于预报沙市洪峰水位接近44.49米分洪标准，形势险峻，决策部门依据水情、雨情的分析和预报，作出不启用荆江分洪工程，组织30万军民上堤防守，实测洪峰水位44.46米仅低于分洪水位3厘米，洪水安全下泄，不仅荆江大堤安然无恙——保护了荆江北平原800万亩农田和500万人口的安全，而且避免了荆江分洪区40万人搬迁、60万亩农田受淹。仅此一项就减兔经济损失30多亿元！然而要作出荆江不分洪的决策，需要多么精确的水文测报资料的分析，要承担多么大的风险！ 感慨之余，季局长忧心忡忡地叹了口气：水文如此重要，作为长江防汛的“耳目”和尖兵，由于经费严重不足，长江水文工作往往顾此失彼，困难重重。第一，水文测验设施陈旧老化，高洪期无法保证“测得到”。长委会水文局现有125条测船，45座水文缆道，112座自记水位台和其他一些设备。由于年久失修，长期带病运转，测船中50％以上船龄超过20年；缆道20年未大修的占42％，发现重大隐患的6处，已毁坏的有3处。葛洲坝水文实验站8艘测船，只有4艘勉强开动作业，4艘生活用船，有2艘锈迹斑斑、伤痕累累！第二，报汛手段落后，难以做到“报得出”。国外普遍使用了遥感遥控、卫星等先进传讯设备，长委会水文局大部分测站还在使用手摇式电话机，通过邮局传递信息。暴雨洪水来临，往往因交通和通讯中断，水文情报无法及时传送。就是向中央报汛的84个重点报汛站，也仅有26台对讲机。第三，水文职工生活、工作条件艰苦。特别是住房，三代同居一室的占17％。有不少20年工龄的职工住房总面积仅有7平方米。各外业基层测站住房条件更差，长沙坝、石鼓水文站的干打垒已经破烂不堪，黄龙滩站职工宿舍还是50年代改修过的庙宇…… 站在30万分之一的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站网分布图前，听着季学武时而激动时而感慨时而叹息的介绍，望着那密密麻麻的三角形和圆点的标志，顿然感到长江水文的伟大和这位“长江通”的威严。从巴彦喀拉山的岗拖（长江上游的第一个水文站）到东海之滨的连兴港（长江入海口最后一个水位站），长委会水文局在5000多公里的河段上，布防了83个水文站、166个水位站、23个雨量站、61个泥沙站、16个蒸发站、68处水质监测断面…… 万里战线，400多个站点，3000名“将土”，上演着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日日夜夜，永不停止。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从1497年（明弘治十年）至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的352年里，荆江大堤溃口24次，平均不到15年一次。1788年（清乾隆五十三年）夏天，荆江大堤溃口二十多处，洪水冲进荆州城，城内水深两丈，城外汪洋一片，颗粒不收，灾民盈野，饿殍载道。乾隆皇帝接连降旨，把历来民办的荆江大堤，改为官办，不仅拨巨款养护，还下令铸造镇江铁牛九具，分别安置在荆江大堤的险段上。据说“蛟龙畏铁，又牛属土，土能治水，是以制造铁牛肖形，用示制镇。”谁知，铁牛在洪水面前是那么软弱无力。1860年，凶猛的洪水一下子冲开荆江南岸的藕池口，急浪飞奔洞庭湖，“躺出”一条藕池河！1870年，洪水又至，长江南岸松滋口大堤溃决，宣泄的洪水又叩洞庭湖，沿途庐舍荡然无存，一下子造就了一条松滋河。 藕池、松滋加上明朝嘉靖年间荆江大堤南岸形成的虎渡、调弦，号称荆江“四口”。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之险在“四口”，“四口”的水与湘、资、沅、澄四水在洞庭湖汇合。“四口”之险，当属虎渡口。虎渡口是虎渡河的入口。虎渡河源头在太平口，小小太平口，与江陵、沙市成犄角之势。太平口取名太平是怕不太平。它是雄伟的荆江分洪工程进洪闸（北闸）的大门。却只有几户人家，除了乱坟地，只听浪涛声。 在荒凉的太平口，有两间孤零零的草房，这就是太平口水位观测站，观测站往江边300米，有一组水尺桩，每逢长江上中游汛期，这组水尺桩上每一个数字的变化，决定着荆江分洪北闸是否开闸分洪，关系到921.34平方公里分洪区的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谁能想到，这么重要的“战略要地”，从50年代到80年代，仅有一位妇女守护。这位妇女太普通了，在太平口，人们都叫她黄嫂子，其实黄嫂子并不姓黄，她的爱人姓黄，她本人叫刘碧元。 黄嫂子不识字，看水尺却是行家里手。三十年来，除了准确无误地记录、拍发了无数份水情电报，她自己也记不清在太平口水位站遇上多少坎坷、多少险阻…… 60年代初，那年正月比哪一年都冷。早已落槽的虎渡河浅滩毕露，这正是收集低水位资料的好时期。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几根最低部位的水尺桩坏了，必须立即重新测高程打桩立尺。上级派来了司仪员，一些水尺定在退了水的浅滩上，测量起来十分便利。谁知，最后一根水尺桩正好立在水中，非得要人站在水中扶住那根3米高的水准尺，才能测出精确的数据，司仪员望着瘦弱单薄的黄嫂子，脸上露出了十分为难的表情。 黄嫂子一下子明白了，脆生生地说：“不就是下水吗？我来！”说着，一个箭步跳进齐腰深的水中。正月的河水刺骨凉，没有穿戴水下作业防寒服的黄嫂子，像筛糠似地在水中抖动，水准尺在呼呼的北风吹动下来回摆动。司仪员无法测准。瑟瑟发抖的黄嫂子，比司仪员还焦急，心想，搞测量的人来一趟不容易，今天如果测不完这个最低水尺的高程，就会影响水位观测的连续性和水位资料的完整。她咬着牙，忍着寒冷，在水中坚持着，渐渐地冷静下来，她发现那风一阵强一阵弱，便惊喜地告诉司仪员抓住风强弱间隔的瞬间。……一个天衣无缝的配合！黄嫂子像冰雕一样牢牢地扶住水准尺，司仪员像高明的摄影师抓拍那样飞速测量，准确的数据得到了。司仪员把黄嫂子从水中拉出来时，黄嫂子几乎冻僵了。司仪员从没见过这么坚强的女性，他含着热泪把自己的外衣给黄嫂子披上…… 第二天，黄嫂子病倒了，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几天不省人事。幸亏一个常到站房周围种地的社员来看她。一推开门，那个社员吓呆了，只见五个孩子正围着黄嫂子哭着喊着要吃饭，昏迷的黄嫂子，一动不动地躺着。也难怪这些孩子，最大的不到10岁，最小的才4岁。妈妈病成这样子，他们又怕又饿只好大声地哭叫。社员一摸黄嫂子的额头，唉呀，烫手！他一口气跑到村里托人给上级水文站打电话。当时黄嫂子的丈夫在外出差，水文站指导员立即派了一只木船把她送进沙市医院。黄嫂子的生命力真强，经过医生的紧张抢救，终于苏醒了，不几天，能独自下床了，她脚一着地，便央求医生：“大夫，我要出院。”医生望着她那苍白的面孔、没有血色的嘴唇，说：“不行，不行！你是从死神手中夺回来的人，必须再治疗一段时间！”黄嫂子只好软磨：“求求你了，让我出院吧，孩子他爸不在家，家里丢下五个孩子。更主要的是我的工作，水文，水文你知道吗？离不开呀？行行好吧……”固执的医生妥协了，给她开了一些药，千嘱咐万叮咛，一定注意，千万注意。 黄嫂子头点得像鸡啄米，拿上药，独自一人艰难地回到那日夜牵挂的家。一推家门，她几乎晕过去，五个蓬头垢面的孩子，正在老大黄立中的指挥下，围着一个支在三块石头上的破锅旁炒黄豆。孩子们一见妈妈，一窝蜂似地扑上去哭诉着。“妈妈，小五子夜里睡觉光尿床！”“我夜里好怕，使劲地喊妈妈。”“妈妈，哥哥做的饭不好吃，净是硬米，吃了拉肚子……”黄嫂子扭头看了看老大，这位当了20天户主的男子汉，正低头流泪哩！黄嫂子亲亲这个，搂搂那个，不住唠叨：“仔呀，妈对不起你们呀！” 按要求，太平口水位站在枯水期时可以不测。第二天，大病初愈的黄嫂子，头重脚轻，晃晃悠悠，又走向通往水尺的小路了。观测回来，自己吃野菜树叶，把仅有的一点黄豆省给孩子们吃。那是骇人听闻的自然灾害时期，她住院时，孩子们把米吃光了，离下月买粮还有10天，仅剩7斤黄豆。黄嫂子和五个孩子硬是挺了过来。月底，她丈夫和站领导来太平口看望。望着她那瘦骨鳞峋的身躯，丈夫的眼睛湿润了，站领导望着她那深深塌陷的双眼，鼻子酸酸的，话憋在心里说不出来：黄嫂子，多么好的水文战士呀！这些年来，你用自己的木料给公家修木桩，几次要你写报告折算一下，你就是不干。这回病成这个样子，粮吃光了，不向组织上伸手还坚持工作。黄嫂子啊黄嫂子……那些常年让黄嫂子义务摆渡的社员们，望着她菜色的脸，心疼他说：“黄嫂子，你的脸浮肿成这个样子，没有粮怎么不讲一声呢？我们每人少吃一口，也不能让你这样难过呀！” 黄嫂子浮肿的脸上露出淡淡一笑：“挺好的，这不是过来了嘛！” 在太平口，黄嫂子闯过了多少个狂涛恶浪？！ 1975年8月17日，荆江段长江洪水猛涨。太平口水位站上游的江堤突然决口，恶浪一下子将正在抢险的26名社员卷入江心。湖北省江陵县防汛指挥部立即发出命令：太平口一带所有人员立即撤离！ 风狂舞，水吼叫，浪翻滚。恐怖笼罩着江面，人们都紧张地撤离了，黄嫂子是第一个知道洪水即将到来的人。前两天，太平口已被洪水包围，略高出水面的站房好像一条凝固的水泥船。站房进水了，没了脚面，没了膝盖，她把几张铺板架到桌子上，让几个孩子蹲在上面。她反复叮咛老大看好弟弟妹妹：“我不回来，千万别下地！”就这样，昼夜24小时，每隔一小时，黄嫂子便驾小船摇着橹去看一次水位。支撑不住时，就跳上铺板打个盹儿。这唯一露出水面的站房，成了鼠、蛇逃命的安全岛。开始，逃来三五条蛇五六只老鼠，黄嫂子用竹竿往死里打，后未鼠蛇越拥越多，成群结队，打死也不走，黄嫂子也没有力气和鼠蛇作战了。粮缸里，菜筐里，衣服里，棉被里，到处是老鼠；房梁上，门柱上，缠着大蛇、小蛇、粗蛇、细蛇，孩子们被这五颜六色的蛇和七奇八怪的老鼠吓得哇哇地哭。不知是第几天东方发白的时刻，黄嫂子的小舟与江陵县武装部长率领的救生艇相遇，武装部长命令她靠岸，黄嫂子执拗地喊叫：“看水位是我的工作，分洪区几十万人的生命安全指着它哩！人在，水尺在，要我离开就是犯罪，我绝不离开，死也不离开！” 救生船上的人被这个个子矮小、身材单薄的妇女的喊叫声震呆了，带兵出身的铁塔般的武装部长，突然双脚并立，右手五指并拢，嗖地一下举到帽沿，给黄嫂子行了一个军礼：“同志，请你接受我的敬礼！”他揉了揉湿润的眼睛，下令：“立即全速返航！”两小时后，这艘救生船再次驶来，武装部长送来了馒头、饼干，离开时，他又给黄嫂子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久久地立在船尾，直到黄嫂子在他的眼际消失。 汪洋中，黄嫂子的小舟像一片柳叶。她一点儿也不怕，黄嫂子并非生来胆大。从踏上太平口水位站那天起，她就开始了勇敢的磨练。第一次看水位，天黑得分不清五指。黄嫂子来到水尺边，哆哆嗦嗦地打开手电筒，一件物体挡住水尺，她伸手去拨动。啊，死尸！一具被江水泡得面目全非的女尸。她缩回手，险些倒在地上。她颤颤抖抖地找了一根竹竿，把女尸往旁边猛地一挑，竹竿一松，那女尸又荡回原处。不偏不倚，正好挡住水尺的数字。反复几次，眼看规定的时间要过去了，黄嫂子“扑通”一下跳迸江里，不顾一切地拖住女尸，猛推到一边。水尺的数字测到了，那具女尸又“游”了回来。怕到极限，黄嫂子反而不怕了，她琢磨：“这女人说不定是屈死的，不管是谁，走这条路都叫人寒心。”想到这里，黄嫂于两手抓住女尸的脚后跟。拖上江岸，挖个坑埋了。干完这一切，黄嫂子心里挺轻松，恐惧感顿时消失了，回到站上，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她去水尺边看水位时，又发现了那具女尸，她大吃一惊！原来下半夜江水上涨，把水尸冲了出来。黄嫂子测完水位，又下水把女尸拖到离江边更远的地方，挖了一个深坑，把它埋了…… 三十多年来，黄嫂子在太平口的不太平的日日夜夜，观测水位上千次，没出过一次差错，这换来了太平口地区几百万人的太平生活。可是黄嫂子从50年代参加工作，一直是每月15元的工资，好不容易在1987年转为正式工，工资长了一些，1988年就退休了。 三十多年来，黄嫂子在太平口水位站，汛期看水位，枯水期守站房，一生中的大好光阴默默地献给了太平口水位站，没有半句怨言，她总是那句话：这不是过来了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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