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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说，文史不分家。此语信然。我认为：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可以并行不悖、同出一泉的，甚至可以互相渗透而共济。理论文章应该而且完全可以活脱一些，有些韵味与色彩；而报告文学的纪实性质又可以视为历史断面的实录。从我的主观意向说，我是将报告文学作为历史来写的，我追求报告文学的真实性、生动性与历史感。只有这样，我们的报告文学才能引起读者的兴味，引起共鸣和思考。 正如中国的历史悠久与辉煌一样，报告文学这种文学样式也有着古老的渊源。我不认为报告文学由西方传来，而认为无论从内容、形式、数量、力度、理论、影响上说来，两千年前的太史公司马迁都无愧于报告文学的鼻祖。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和历史家用文学的手法记述历史人物，除了写己成为过去的人物之外，还写了一大批那个时代的人物，《今上本纪》中的当朝皇帝汉武帝，以及卫青、霍去病、李陵、汲黯、司马相如，一个个各具光彩，栩栩如生。司马迁还直笔写皇帝功过，写卿相优劣，写人事纷争，写政策得失，这笔是很难操的。然而，他写得那样真、又那样好，那样丰厚，历千秋而愈现光辉。因此，司马迁是报告文学（含传记文学）的始祖、大家，无论从文学成就还是从一个作家的素质、品行来说，都是值得后人景仰的。 报告文学是记述具有新闻性事件、人物的一种文学样式，也是一种艰辛和困难的文学。当然，任何一种真正的文学都是血汗的结晶，但报告文学较之小说、散文确叉有其难为之处。首先，用文学手段描写真实事件很难，颇有增一分则长，削一分则短之虞，造成了人们在“要写真实”的前提下对“文学性”、“艺术加工”等问题上的纷争。然而，我则认为，“报告”与“文学”之间，“报告”比“文学”更难。因为报告文学非但不能游离于现实与政治之外，反而对社会现实有着最直接的依存关系和要作出快速的反射。“报告”要求作家深入生活，访察、核对、思考，要求在意见对立或众说驳杂中作出独立的判断。因此，它相当花费时间与精力，有时是很“磨人”的。有人叹息“写三篇小说的精力写不了一篇报告文学”，决不是夸张之辞。殊为不易的是：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有勇气，有强烈的责任感与正义感，敢于直面社会与人生，鞭挞黑暗与腐朽。写真事、说真话，在任何社会中都是不容易的。当一篇作品出世之后，还经常遇到责难，甚至吃一些官司。就我自己体验说来，近年所写的多数人物，都有一部曲折、磨难的经历。接触他们，歌颂他们，本身即具有很大的尖锐性质。这为我招惹了不少麻烦，颇吃一些苦头。有些事件，缠绕甚深，不忍弃置；有些形势险峻，差些把写文章的人搞倒。所赖我们坚持的是事实，是真理，尤其是我们手中操的是党的政策的武器，许多事件的解决得到了中央机关和负责同志的过问和支持。使我们树立起来的文学形象在现实中也站住了脚。也正由于报告文学作家的努力与艰辛，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品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因而，虽然有困苦和烦恼，亦有快意与甘甜，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知难而不悔。 在文学之路上我走得缓慢，蹒跚而行，拖泥带水，但慢又未必全然是坏事。因为我们的道路不可能都是坦途，真正的文学与一帆风顺是无缘的。我想，缓缓慢行，可以较足够地观察，深刻地思考，可以透视和熟悉我们这块土地，可以较清醒地回顾过去和展望将来。尤其对我这涉世未深还在探索的人来说，蹒跚的足迹或许比轻捷的脚步印痕更深一些…… 作者 1986年10月于北京劲松无松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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