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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董考虑方针大计，包括种玫瑰花美化蛇口。他批了10万元专款，还从北京请来了二刘。”工业区前办公室主任、现办公室副主任余为平同志向我介绍说。（今年4月，比他年轻的顾立基当了办公室主任，他改任副主任，这就是能上能下。） 二刘，就是前边《秦城监狱》一章中提到的袁庚的老朋友刘亚民和刘丹一。 刘丹一，江苏海门人，祖先以种花和养盆景出名，有“田状元”之称，他自己也从小就酷爱种花。1940年参加新四军以后，没有了种花的闲情逸致，十年动乱中靠边站，这种爱好才又恢复起来。他种的花在北京颇有名气了。刘亚民种花的历史较短，才三年，但由于潜心研究，也称得上种花里手了。他们两位都是北京月季花协会的理事，各自种着几百棵月季。 67岁的刘亚民和64岁的刘丹一都已离休。他们都是相当负责的干部，工资不低，又都有美满的家庭，本应在首都安享天伦之乐，但是袁庚硬是把他们“煽动”到蛇口来了。 “不是袁庚请，我们不会来的。”身材高大、健壮的刘亚民老人说。 刘丹一还向袁庚推荐了一个年轻人，北京月季花协会理事、36岁的龙泉，袁庚亲自写信把他聘请了来，充当二刘的助手。 龙泉是湘西土家族人，作家沈从文的表侄，画家黄永玉的表弟，他父亲是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他在故乡长到7岁才到北京父母身边，因为语言不通，9岁才开始上小学。读了9年书，初中毕业那年碰上“文化大革命”，进了北京汽车厂当学徒。红卫兵进厂破“四旧”，把工厂的花盆全砸了，院里拇指粗的枣树也拔了，这位淳朴的土家青年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他可怜那些花木和小树。晚上，他偷偷地把一棵小枣树带回家，栽在院子里，同时开始种起花来。他没有更高的境界，只是本能地觉得应当爱护美好的东西：故乡的山花多美呀，为什么在北京就不能种呢。从此，他和花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后来成了民族印刷厂的干部，却把全部业余时间花在种花上，到了入迷的程度。经过十几年风雨，院中那棵枣树早已长大结枣了；他种的400多株玫瑰，年年换代，驰名京华。别看他没上过大学，北京林学院园艺系主任陈俊俞教授带的研究生，也要他去讲课。1983年5月北京举办第三届月季花展，展出400多个品种，3000多盆，其中就有他送展的20盆花，每盆一个品种。西德专家玛利安娜前来参观，他陪同介绍，园林局的一位总工程师亲自当翻译。那位专家见他年纪轻轻，貌不惊人，而且颇为土气，就故意考他，指着一株名花问他那是什么品种，他不假思索地答道： “这是贵国的‘明星’，世界十大名种的第三名，在70年代是最好的。” 西德专家大为惊讶。其实，龙泉不但能识别数百个品种，而且知道许多品种的来历和传说，谈起来如数家珍。 5月6日，他带着600株花苗，乘飞机到达广州，当天工业区的汽车便把他接到蛇口。8日袁庚同他谈话，问他是否适应这里的生活，他说：“要作开拓者，决不当逃兵！”他带来的苗成活率在90％以上，5月17日袁庚又让他跟随刘丹一回京，一个月后，再次带了4000多株苗回来。 如今老少三人住着工业区的一套三房一厅，客厅里只有几张藤椅，一架黑白电视机，煮饭洗衣全是自理。按照蛇口标准，他们的生活可以说是简陋的。但是他们自得其乐。每天上午，两位老人步行20分钟赶到苗圃，顶着烈日指导工人嫁接、施肥；龙泉则早出晚归，整天呆在苗圃和工人一起干。 我对种花是外行，听他们谈花经，得益不浅。 “优良品种都是嫁接、杂交出来的，”刘亚民老人对我说，“任何花果，不嫁接就退化。比如桃树，再好的桃子，把核种下去长出来就是毛桃，不能吃，只能作嫁接用的砧木。杂交要人工授粉，就更复杂了。” 我心里却想道，蛇口的改革，不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嫁接和杂交吗？多年来我们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的体制最纯，好像马克思只坐在我们炕头上，结果怎么样呢，大家都知道了。杂交出新，这恐怕是一条普遍规律，包括写文章在内，不能老是墨守成规。 龙泉年轻，想得更多一些。他说，中国从晋朝起就有种月季花的记载，外国原来只有一般的玫瑰，没有四季开花的月季，月季是从中国传出去的。拿破仑的皇后约瑟芬的玫瑰园里，就有从中国引进的月季。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家的衰弱，月季的种植也凋零了，现在美、日、德、法等国家都有月季花协会，我们中国还没有，只是北京、上海等城市刚建立起来。人家要和我们交流，我们拿不出什么优良品种，外国人感兴趣的古老品种，像绿萼、铁把红、月季、牡丹、粉团月季等，已经很难寻了。 “现在世界上最好的品种是什么？”我问。 “黄和平最好。是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法国人剪了枝条寄到美国去的。” “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让月季在蛇口生根。一般地说，月季不适应太热的气候，摄氏24度以上就开不好，现在是7月，你看这花朵就很小。我想做些研究，使蛇口不但成为玫瑰之城，而且四季都能开好。” “你在这里干两年，你爱人没有意见吗？” “当然有意见。我结婚晚，孩子才3岁，我来的时候，她和孩子送到飞机场，临上飞机，孩子一喊爸爸，我差点掉下眼泪，头也不敢回，但是我不后悔。为了美化蛇口，个人作点牺牲是值得的。两位老同志就是我的榜样。”停了一下，他又说： “有人说我是为了四大件，为了高工资才到蛇口来的。其实我家里几大件全有了，住的也宽敞。这里每月给我200元，可是空军后勤部请我去种花，每月给250元，还有小车坐，我也没去。来这里一个多月了，什么‘海上世界’、购物中心，我不知道在哪儿，我只认得从宿舍到苗圃这条路。” 在玫瑰花苗圃的简易竹棚里，听这位面孔黝黑、瘦削的士家青年倾吐他的心声，我深受感动。天涯何处无芳草，在蛇口更是到处都能看到美好的心灵。袁庚同志，你真行，你把这三位种花人请到蛇口，他们不仅能种玫瑰，而且正在种鲜艳的精神之花。你在英国看到的那种盛开的玫瑰，我们一定也会有的。 7月10日，《羊城晚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登了一条新华社消息，标题是《蛇口观念》。在《当干部就要开创新局面》的小标题下，有一段话说： 蛇口有一个“海上世界”，它把一条大型的退役旅游船固定在深圳湾岸边，作为旅馆和娱乐场所。据说这种别致的旅馆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这个“海上世界”的前任经理作风正派，工作辛苦，不久前却被解聘了。原因是他在“海上世界”没有作出开创性的贡献。 “我不同意说我没有作出开创性的贡献！”“海上世界”前任总经理王潮梁工程师，十分激动地对我说。 的确，我听到的议论，大部分是同情王潮梁的。说他艰苦创业，为“海上世界”的及早开业作出了贡献；说他只干了155天，已经开始赢利，把他换下来没有理由的；说明华轮大部分职工怀念他，如果举行投票，他肯定会占压倒优势…… “对袁董我是很敬佩的，蛇口的改革和成就与他分不开。但是在明华轮的问题上，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我一直是按照他的指示工作的，如果说我有缺点，那么谁没有缺点？” 46岁的王潮梁，个儿不高，精力充沛，说话直言不讳，丝毫不掩饰他的激动情绪。我觉得能够理解他，而且希望和他建立友谊。他搞了17年飞机设计，5年飞翔船设计，壮志未酬，抱着极大的希望来到蛇口，满想趁壮年干一翻事业，不料明华轮的事业刚刚开始，却被换了下来，他的痛苦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他平静下来，和我谈了明华轮开业前后的情况。 王潮梁是1983年11月19日被“海上世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委任为总经理的。11月22日，明华轮拖到现在的坐滩位置。当时海滩未填平，道路未修好，上船要乘小艇。船上、岸上，工作量都很大，12月1日晚上，董事会决定1984年1月15日试开张，2月11日正式开张。 袁庚对明华轮的开张问题极为关心，他在北京开会，每次打长途电话来必问明华轮。12月初，他从北京回来了，看到开张准备工作不如理想，十分焦急。 管委会组干处的袁复兴，每天早晨5点多开始跑步锻炼。7日早上，他跑到明华轮附近时，大约6点光景，四下无人，只见袁庚独自站在海滩边，竖起呢子大衣的领子抵挡凛冽的寒风，默默地望着明华轮出神。深刻理解袁庚性格的这位组织干部，知道袁董对工作的进度不满了。他没有打扰袁庚，继续沿着海边跑去。 当天傍晚，袁庚又来到明华轮附近，正好遇到了总经理王潮梁、副总经理胡宗立和秘书俞奇。 “你们准备几时开张？”袁庚单刀直入，问王潮梁。 “我们准备2月1日开张。”王潮梁回答。 “我和你没有共同语言！”袁庚不留情面地说。 “他刚上任半个多月……”秘书俞奇小心翼翼地替总经理辩解。 “我不管！他是总经理我就找他！”袁庚一甩手，愤然转身走去，几个人紧紧跟在后边。走到海景餐厅门口，袁庚站定，继续说： “干工作，就要呕心沥血，全力以赴，不能拖拖拉拉。我这老头子都着急，你们不急吗？” “袁董，我是这样做的。”王潮梁不卑不亢地说。 “我知道你很辛苦。可是2月开张太迟了，同志！不能什么都搞好了才开张，可以先部分开张嘛。今天是12月7号，再过8天，12月15号，必须部分开张。” “我们一定做到！”王潮梁立即表态，同时拿出副总经理胡宗立起草的《海上世界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方案》（讨论稿），双手呈给袁庚。袁庚接过去，态度已经缓和了，对着女秘书俞奇说， “小俞，吃得消吧？你父亲有没有这样骂过你？” 父亲当过某省文化局长的俞奇，见过各种脾气的领导干部，并不怯场： “没啥吃不消的。不过我父亲没有这么厉害。” 当天晚上，袁庚几乎彻夜不眠，仔细审阅了《经营方案》，就在方案上面，大笔挥洒，写了一个长长的批语： “这份报告分析基本上是科学的。但经理部门的思想总想求全，什么都搞好了再开张，因此要推迟至明年2月（春节）开业。我个人认为，不要等什么条件都具备才开始营业，早点开业可以逐步改善，逐步练兵……如果认为什么都搞得好好的才开业，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十全十美。准备开始半年亏损。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把企业成败当作个人成败，呕心沥血，全力以赴，搞好经营作风，服务一流，哪怕一时赚不了钱，也是可以允许的，谁也没有把握一定赚钱。但有一点我是始终相信的，蛇口工业区需要像明华轮这样一个‘海上世界’，这在全面来说是增添蛇口的异彩。对经理人员我是信任的，应给予他们更大自主权，以便于发挥他们的群策群力的创新和负责精神。让这些年轻人去闯出一条新路子吧，要支持，不要一遇挫折就泼冷水。” “但是对于他们一些面对困难束手无策或克服困难决心和勇气不够，则应加以鼓励、批评。” “明华轮坐滩至今已半月了，一直抓得不紧，没有一种紧迫感，现场冷冷清清，船上、地上工程进度慢，互相埋怨，人事部门在调人方面不够有力，董事会有时处于无人拍板状态……” “对明华轮工程的全面工作，我感到很难过，和经理部人员谈话时有激动情绪，可能他们年轻人受不了，但他们事后都表示一定要很快把船上准备工作抓快，争取早日部分开业……” 第二天上午，招商局远洋公司总经理江波，根据袁庚批语，组织有关部门开联席会议，落实了12月15日开业的具体措施。 接着是夜以继日、紧张施工的一星期。 12月15日，明华轮准备好了50间客房，袁庚、江波、王今贵上船检查开业准备情况，表示满意。12月16日，第一批客人上船住宿。12月23日，公司董事长王今贵在明华轮舞厅设宴招待工业区的外宾和港商。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上明华轮，在船上用午餐和休息，听取了袁庚的汇报，邓小平同志高兴地书题“海上世界”四个大字。明华轮从此名扬四海。 王潮梁承认，如果不是袁庚抓得紧，明华轮不可能在1月26日接待邓小平等同志。他十分钦佩袁庚的战略眼光。袁庚事先当然不知道邓小平同志要来，但他的紧迫感是完全正确的。不过王潮梁认为自己没有辜负袁庚的委托，他总是觉得委屈。 “你现在筹备第二民航的工作，不是比明华轮更重要吗？可见袁庚还是信任你的。”第二民航是香港招商局和闽、粤、桂等省发起的，王潮梁作为招商局的代表参加筹备工作。 “当然，第二民航如果搞起来，比明华轮不知重要多少倍。但4月11号通知我下来时并没说调我干这个，如果这样说我一点意见也没有了。这个任务是5月7日才交给我的。” “说不说都一样，反正叫你干了。当时袁庚怎么对你说的？” “他说：‘你的工作调整以后，我们一直在考虑新的工作，现在叫你去筹备第二民航，如果你愿意干，就先出去跑一趟。’” “他用了‘调整’这个词，可见不是‘解聘’，更不是撤职。你要想开点，高姿态，不要老是计较。” “第二民航现在以民航局为主，恐怕搞不成。最近要招考第四期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学员，抽我带一个重点招生小组到西北、西南去。” “这更说明对你的信任，高兴地去吧，别想那么多了。”我像老朋友一样劝他了。 王潮梁出发了。但是对于明华轮新任总经理郑奕的非议已经塞满我的耳朵，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袁庚用错人了？袁庚也是有血有肉的大活人，用错个把人也不奇怪。不过明华轮关系重大……我决定上明华轮去访问这位24岁的总经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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