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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浪潮汹涌澎湃的今天，蛇口工业区和她的领导人袁庚，名扬国内外，越来越引人注目。 但是，我接受写袁庚的任务，未免有点儿冒险。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手头也没有积累多少关于他的资料，而且听说采访他很困难：他是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人们因此亲切地称他为袁董），大部分时间在香港，每到蛇口，都忙得不可开交，实在抽不出时间接受采访。但是，过去几次陪外地作家到蛇口参观，听过介绍，看过录像，袁庚和蛇口已经引起我强烈的兴趣，接受了这个写作任务就可以到蛇口来，这个“诱惑”是不可抗拒的。“能见到袁庚吗？”“即使见不到袁庚也要写！”所谓“冒险”，无非是写不出或写不好。个人面子不好看罢了，比起袁庚和他的朋友们从事改革所冒的风险，简直是微不足道的。 仅仅为了呼吸一下蛇口的改革空气，到这里呆一些日子也是值得的。 “如果你只能呆很短的时间，我劝你趁早打退堂鼓，不要重蹈某电影编剧的覆辙。”一位好心的朋友这样劝我。 谢谢这位朋友的好意。开弓没有回头箭，退堂鼓是不好打的。 在蛇口采访真不易。我7月中旬到蛇口，袁庚出国去了，说是7月底或8月初才能回来；最了解他的一个人。东江纵队时期就和他一起工作、现任蛇口工业区顾问的许智明，到澳大利亚探亲去了，归期未定。这里的工作节奏与内地大不相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白天工作紧张，找人谈话很难，晚上访问也要事先约定，因为许多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会是在晚上开的。有一天在办公大楼电梯口碰上袁庚的儿子袁中印，深圳特区报记者陈宜浩同志向他介绍了我的来意，他马上说“有什么好写的？这么多人写过了，要出书收集一下就行了嘛。”我想这大概是受了乃父的影响，不大欢迎采访。“慢慢来吧，我一定要找你的。”我心里说。“ 多蒙在这儿挂职当办公室副主任的珠影编剧、女作家黄虹坚同志帮忙，约定了一个晚上9点钟去访问工业区管委会委员梁宪。我和黄虹坚、陈宜浩三人，穿过海滨花园，沐着海风，经过灯璀璨的“海上世界”明华轮旁边，漫步走向梁宪的住处。早已听说，他196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外语系，是梁宗岱教授的高徒，对法国文学很有研究。果然，一见面，我就感到他是一个艺术气质很重的人。 他掏出港币，买了几罐冰冻可口可乐待客，然后和我们谈笑风生。 “你们是文人，我是商人。我是弃文从商。我老婆也是文人。她在中央戏剧学院教书。”我对她说：“你讲的唐诗宋词是很美的，但是解决不了老百姓的肚子问题，中国像你们这样的文人太多，像我这样的商人太少了。”他突然对着黄虹坚说了一句英语：“Iwill change you into a business woman。”我听了莫名其妙，黄虹坚一时也没反应过来，陈宜浩翻译说：“他说要把你改造成一个女商人。”我们都开心地笑起来。 他大学毕业的时候，老百姓正在饿肚子，大概没有哪个单位需一个研究法国文学的尖子，他就到了交通部。1979年7月派到香港招商局工作，比袁庚晚半年多一点。袁庚很器重他，有人说他是袁庚的“智囊人物”。 “我去香港的时候，老婆说：最怕你没骨气，没骨气趁早离婚。当然这点骨气是有的，外派干部只要有一点热血，就不是追求几大件，而是感到抬不起头来！ “刚到香港，每天看电视见偷渡青年戴着手铐，一串一串的，海上漂着偷渡者的尸体，我们不能忍受，啪一声把电视关了。 “我们国内搞不好，连一些在香港长大的外派干部的子女也瞧不起我们，心里真难受呀。所以，我很理解袁庚搞改革的心情，他说过：“我所以这么干，是为了实现我入党时的初衷。” 一番话说得我心情沉重起来。停了一会儿，梁宪又概括地说： “我熟悉人当中，有两个热血男儿，一个是我爱人的干爹刘任涛，一个就是袁庚！” 好一个“热血男儿”！这个词太恰当了，把这两个人并提太好了，我不禁怦然心动，觉得找到了通向袁庚的内心世界的最佳途径。 也真巧，比我年长20岁的刘任涛，是我尊敬的长辈和忘年之交。这位中国第一流的眼科专家，解放初期是上海劳动医院的院长，曾为刘伯承元帅安过义眼。后来因为写了电影剧本《为了和平》，不幸改行当了电影编剧，“文化大革命”中在珠影被诬为“历史反革命”，打断五条肋骨，投进监狱。在英德五七千校监督劳动期间，他看到一位农村妇女因患白内障而双目失明，不顾自己的政治处境，不顾没有任何医疗条件，决心用刮胡子刀片为患者动手术。好心人劝他：“万一失败，你就是阶级报复，就会重进监狱。”他不听，他终于成功了。“作为医生，我拯救了我的灵魂。”现在他年过古稀，立下遗嘱：死后把眼睛献给中山医学院眼库。然后为恢复和建立盲童学校而到处奔走呼吁…… 刘任涛和袁庚，经历和事业完全不同，但是他们的满腔热血、赤子之心和献身精神，是多么相似啊！我从熟悉的刘任涛想象不熟悉的袁庚，觉得对袁庚也开始熟悉起来了。 刘任涛以专政对象的身份用刮胡子刀片为贫农妇女割白内障，要冒风险；袁庚在蛇口进行改革，要冒更大的风险。两年之前，不是有人在报上写文章含沙射影地攻击经济特区吗！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今天的改革是在党中央领导之下进行的。1983年2月9日，胡耀邦同志视察蛇口工业区。 袁庚在总书记面前披肝沥胆，和总书记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袁庚：关于改革问题，现在就是要搞全面改革。从历史上看，凡是搞改革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两千多年前商鞅变法，最后落得个五马分尸，王安石变法也没有好下场。康有为、梁启超只是搞君主立宪，改良主义，结果六君子杀了头。孙中山也是搞改革的，也失败了。现在我们的改革，我想不会落得前人这样的下场，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不会有问题吧，我们值得冒这个险！ 胡耀邦：过去的改革是下层少数人去改，领导者、统治者是压制的。现在不同，我们领导者是带头号召和督促下面去改，现在和过去根本不同嘛！ 袁庚：我们感到，我们的干部是不大怕群众的，只怕顶头上司，怕上司不喜欢就当不成官。就我这个小小的头头来说，我每次来蛇口，一上码头，前呼后拥的，下面的同志惟恐照顾不周。有时自己不清醒，就会忘乎所以，久而久之就不怕群众，不怕下级，因为群众、下级撤不了我的职。 所以，群众监督干部，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兔干部，这至关重要。我们这里想搞个改革试点，管委会由群众选举产生，每年投一次信任票，如果不信任票超过半数，管委会就得改选；个别委员的不信任票超过半数就得下台。这种公开的、直接的、由群众投票选举的领导班子，就会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就会真正去为群众做点好事，因为群众可以选举他，也可以罢免他。我们有些领导一旦权在手，就有人自动送礼上门，如果头脑不清醒，不能自律，就会忘乎所以。还有些干部自己不懂又装懂，诸如此类。如果群众有权选举和监督干部，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的结构和干部的作风。我们想作这样一个不太小的改革，准备冒一点风险。 胡耀邦：（点头）好！很好！ 袁庚：总书记说了好，我们就记录在案，马上打报告这样做。 胡耀邦：（高兴地站起来）我们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戏剧家叫关汉卿，在哪一出戏里我忘记了，讽刺官僚主义者，他不敢骂台上的官，只敢骂戏台前堂上的鼓。有一段唱词说：“一棵大树腹中空，两头都是皮儿绷，每天上堂敲三下，扑通扑通又扑通。”就是不懂不懂又不懂嘛！（全场大笑） 党中央总书记和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心心相印，想到一块去了，这在蛇口的发展史上，是应当大书特书的。 1983年4月24日，选举产生了蛇口工业区新的管理委员会。1984年4月22日，按期举行了对管委会的信任投票。是不是一定要搞信任投票？组干处处长虞德海说：“连我都有点犹豫。因为信任投票的结果是要兑现的，信任票不足半数就得下台，我想是不是搞个民意测验算了。但是袁董很坚决，一定要搞信任投票。”投票结果，管委会成员的信任票全部超过半数，袁庚的信任票最多。当天晚上，全部投票公开任人查阅，尽管有些票上的批评意见很尖锐，如“某某能力低”、“某某不堪信任”之类，也不加掩饰。这和内地“民意测验”的结果往往成为“绝密材料”的做法，形成多么尖锐的对比！ 这是蛇口工业区所有改革中最重要的改革。 选举产生领导班子，定期举行信任投票，这是袁庚深思熟虑的一项决定。他深深感到，不改革干部制度，不改变干部结构，任何改革都无从谈起，“四化”也只是一句空话。 有的领导干部，居然问来访的英国剑桥大学的客人：“你们大学建多大的桥？”问来访的美国客人：“英国人讲英语，你们美国人讲什么语？”还有人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他到香港考察的收获：“思想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如此等等，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的干部，怎能担当领导“四化”的重任！ 蛇口还在“五通一平”、指挥部只有二十多个干部的时候，袁庚就开始考虑如何培育一支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的干部队伍。1981年，他排除阻力，毅然决定举办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从全国各地招收理工科大学毕业生。用他的话说，“我是个冒险家，为了蛇口的改革，我从全国各地罗致了一批小冒险家。” 当时蛇口工业区还没有力量派出自己的招生人员，委托交通部属下的交通科学院情报所代为主持，在武汉举行了第一次考试。第一个走迸考场的，是交通部长江航运科研所船体研究室工程师王潮梁。 王潮梁1938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60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飞机设计专业。早在1958年，他就参考外国资料，在我国第一个开始研究飞翔船的气垫原理，并和同学们一道造出了样品，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上表演过。当时英国人对飞翔船的研究只比他们早半年。可是，在“大炼钢铁”比科学研究更受重视的年代，几个毛头小伙的研究只有夭折的份儿。他毕业后分配到某飞机工厂飞机设计室任产品主管设计员，那时生产要听驻厂军代表的，而军代表只相信苏联专家和苏联图纸。比如某种螺旋桨规定要用乌拉尔的木料，翻砂规定要用乌克兰的型砂，虽然中国有更好的木料和更好的型砂，也不准更改。初出茅庐的王潮梁憋了一肚子气，却毫无办法。岁月如流，王潮梁搞了十七年飞机设计，却看到我们的飞机工业比印度还落后；又研制了四年的飞翔船，却看不到一艘飞翔船下水，那种壮志难酬的痛苦折磨着他的雄心。有一次赴西德考察的机会，惟一的名额给了业务上根本不能与他相比的某部长的女儿。当他从报上看到蛇口工业区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招生的广告时，他兴奋极了，“蛇口是凭本事干事业的地方，去！”立刻把广告剪下来，珍重地贴在本子上。 他第一个走进考场，第一个走出考场。笔试，面试，成绩优良。主持考试的情报所林鸿慈同志下了结论：是个人才，录取！ 但是，在中国有一个很大的矛盾：生产资料是全民所有制，干部却是单位私有制。一个单位可以把一个或一批人才冷藏一辈子。 长江航运科研所不肯放人。 1981年11月，袁庚正在广州住院。林鸿慈到广东省人民医院东病区看他，向他汇报了招生的情况，特别谈到了王潮梁的问题。 袁庚很激动。 “小王是不是党员？” “不是。” “不是党员就好办些。不知他有没有胆量，开个头，那里不肯放，就辞职！我这里收。最多就是人家去告状，最后告到国务院。我就想有一两个同志来开这个先例。告到国务院，我们就把这个同志的情况报上去，中央领导会支持我们。新华社社长曾涛同志就希望我们能捅开‘干部私有制’。现在人才浪费问题太严重。人在本单位不充分发挥其作用，又不让调，这个局面不打开是不成的！” 林鸿慈被袁庚打动了，写信把这次谈话内容告诉了王潮梁，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去做说服疏通工作。终于，用不着王潮梁辞职，单位同意放人了。1982年，王潮梁来到蛇口工业区。 1982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一个30来岁的年轻人到了北京西苑袁庚的家里。 这是一次事先约定的会见。 年轻人叫余昌民，刚从清华大学第一届企业管理系毕业的研究生。他原是清华电机系自动化专业1970年的毕业生，工作了八九年，深感中国企业管理的弊病大多，1979年回到清华攻读企业管理研究生。在这期间，1980年到日本进修了一年，专门研究日本的企业管理。日本人把这件事当作一个重要的信息，《读卖新闻》为此发了专稿，登了他的照片。如今毕业了，干什么好呢？学校建议他到国家经委属下的中国企业研究协会去，这当然是个专业对口的美差，但是在武汉工作的爱人很难调进北京。正在这时候，蛇口的风吹到了他的耳中。他每星期上街去买《深圳特区报》，得到一本最早的《投资简介》也视为珍宝，如饥似渴地加以研究。不难判断，蛇口工业区正是施展抱负的理想之地。到蛇口去！决心下定了，系里也表示支持。现在袁庚到北京开会，经朋友介绍，他就来登门拜访了。 会面的一瞬间，两个人互相观察了一下。 “这就是著名的改革家袁庚啊？穿件中式棉袄，和一般的老干部没啥差别，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改革家的榜样，而且听说他文化不高……投到他那儿是否真的值得？” 真正的一闪念，没容多想，袁庚已经热情地让坐、斟茶了。 谈话开门见山。 “你认为中国经济的致命问题在哪里？” “在于体制。” “对了！”袁庚兴奋起来，侃侃而谈：“上海一家造船厂的厂长曾经对我诉苦，说他们要1000人，劳动部门分配来的只有300人顶用，那700是搭配的闲人，你再要，就再搭配，再多余，反正是大锅饭，大家糊里糊涂有得吃就行了，还说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样工厂冗员越来越多，工厂成了小社会，在这里懒惰的剥削勤劳的，形成一种可怕的社会习惯势力，败坏着我们的民族素质！这样的体制不改革，我们就没有出路！” “我的一篇论文，提出了企业的素质问题。” “有何高见？” “素质，好比基本作风，像女排，形成了她们的基本作风，就有战斗力。” “就把一个企业比作球队吧，假如你是教练，别人随便塞人给你，你怎么办？” “我不要。” “不要不行！” “那我不干。” “对了，就得这样。” 一老一少，越谈越投机，彼此都有知音之感。余昌民内心深处一闪而过的那点疑虑完全打消了。 “我们这里可要冒点风险。” “正因为这样才要去，建设好了还去干什么？” “你个人有什么要求？” “只要求家属一起去。” “这个我们来办。” 两个月后，余昌民父亲去世，回家奔丧。这时学校态度起了变化，系里要留他。企业管理系刚刚建立，工作需要，理由是很充分的。但是余昌民的心已经随着袁庚飞往蛇口，收不回来了。 1983年3月，袁庚邀请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到蛇口作客，系里派余昌民随行。系领导的目的，是让校长对余昌民有个印象，说服他留下来，同时出面解决他家属的户口问题。 谁知事与愿违。刘达一行一到蛇口，袁庚就问余昌民调动的事定了没有，余昌民暗示要做刘达的工作。 余昌民再一次请求： “校长，让我来蛇口吧。” “系里要我帮忙留你，我也答应过留你的。”刘校长面有难色。 袁庚一再要求支持： “刘达同志，把小余给我们吧，我们迫切需要企业管理的专门人才。” 刘达心里活动了。这位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早在1957年当林业部长时就以“包庇知识分子”知名，他对蛇口的需要和袁庚、余昌民的心情是充分理解的。但是他必须尊重系领导，答应回去后和系里研究解决。 回去后，余昌民给系里写了报告，对系的教育培养表示感谢，说明清华企业管理系有必要让自己的毕业生参加蛇口建设，这对学校今后的调研和信息来源都至关重要。 问题迎刃而解。7月，夫妇双方的调动手续都办妥了。 当余昌民到工业区大楼报到的时候，在大楼门外遇到了袁庚。袁庚亲热地拉着他的手一直从大门外走到电梯口，边走边说： “你是研究企业管理的，你先熟悉一下情况，有把握了再谈工作……” 袁庚还给刘达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有一段话说： 关于小余之事，同志们对您大公无私精神至为赞佩。清华失一小余，无妨大局，蛇口得之，如虎添翼……行看清华桃李满天下，工业区将受其惠。 重感情的刘达，把这封信送给了余昌民，让他留作永久的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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