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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庚“私访” 1978年秋天，交通部长叶飞派袁庚到香港，调查招商局的经营问题。他面对正在起飞的香港经济，看着那一片繁荣景象，真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之感。再看看我们的招商局，缩在一座13层楼里，眼瞧着周围的楼群拔地而起，自己却无所作为，不禁感慨万干。1950年起义时，我们有十几条船，包玉刚只有两条船，曾几何时，他成了赫赫有名的世界船王，他的多达2000万吨的船队雄视海洋，我们却望尘莫及了。我们是天生要落后的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做船王？不改变这种情况，我们怎样向后人交待！ 袁庚研究过晚清洋务运动，了解招商局的历史。不错，李鸿章是个封建官僚，镇压过农民起义，签订过丧权辱国的条约，而且，据说严复从英国学成归来去见他的时候，他正在抽鸦片，第一句话就是指着手中的烟枪问：“这玩艺，英文叫什么？”也许并无其事，只是人民对他的挖苦。这说明人民恨他。但是，在人民起义被镇压下去，资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加强，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洋务运动由制内为主转变为以御外为主，李鸿章创办招商局与洋人争利，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开了绿灯，不能不说是做了一件好事。几千年来，中国有轻商的传统，“士农工商”，商在最底层，而当国家危难之际，国库空虚之时，李鸿章打出“招商”的旗号，招商股以建轮船公司，这也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进步。“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日本尚自有轮船六七十只，我独无之，成何局面！”这是李鸿章的声音。于是，同治11年12月16日，即公元1873年1月14日，轮船招商局诞生了。在外国航运势力垄断了中国江海航权的背景下，招商局的开创和发展，对于打破外国垄断，开创中国航运业的基础，推动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及加强海上防务，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特别引起袁庚注意的是，招商局早期的三位主要领导人——唐廷枢、徐润、郑观应，都是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又都是从买办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他们都顺应了时代潮流，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尤其是郑观应，他怀着炽烈的爱国热忱，毅然辞去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经理之职，放弃了可观的高薪，就任招商局会办，给招商局带来了新的活力。他不但是实业家，而且是思想家，他的思想不但影响到孙中山和康有为、梁启超，而且据《西行漫记》所载，1936年毛泽东和斯诺谈话中，也曾说“非常喜欢”郑观应的代表作《盛世危言》。招商局后来落到盛宣怀手里，每况愈下，到国民党时期更成为四大家族的财产。起义之后，本当大有作为，却又过了许多年的蹉跎岁月。这个中国最早的民族企业如果不能在我们手里焕发青春，奋然起飞，我们又怎么对得起艰难创业的前人！ 抚今追昔，袁庚不胜感慨，觉得肩上压了一副沉甸甸的担子。 “袁庚私访来了！”招商局传开了这个消息。 袁庚找的第一个人，是梁鸿坤。这梁鸿坤原是铁路系统的于部，文革前当过广州铁路局团委书记，著名的先进集体“广深二组”就是他抓的，文革初期“广深二组”受冲击，组长刘秋容被剪了头发，他也挨了批斗。1968年被贬到曲江梅村干校劳动，风里雨里干了四年，后来说要建“海上铁路”，派人出去买船，1973年3月把他派到了香港招商局。这是个不安分的人物，当个办公室主任，感到无所作为，终日手脚发痒，牢骚满腹。 “鸿坤同志，来香港五年了吧？” “快五年半了。” “有何感受？” “别提了！人都快闷死了。” “门从何来？” “我们是来干工作的，却被捆住手脚，能不问吗！老气横秋，四平八稳，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增加固定资产也不准，总之不能越雷池一步！这到底是为什么？就说这座楼吧，原是三层木楼，前任总经理把它改建成现在这个样子，他却因此在交通部挨了批斗，造反派质问他‘为什么把国家的钱扔在香港’。再说我们要买房给过往的船员住，请示报告，来往扯皮，等批下来房价也涨了，只能买几个单元。要说那是‘四人帮’时期，现在‘四人帮’垮台了，为什么还不给我们松绑？香港这地方，50年代恢复，60年代发展，70年代起飞，我们眼看着一个个财团发迹，一个个船王崛起，周围的大楼像树林一样长起来，自己却动弹不得，心里急得冒火呀！说什么不准把钱扔在香港，不准搞固定资产，请问香港是不是中国领土？将来要不要收回主权？到底谁爱国谁不爱国？！” 真是知音！袁庚深深地感动了。这样的干部在香港不是个别的，放手让他们干，能干出多大的事业呵！ “你看，招商局能不能搞成跨国公司，像日本的大商社那样？” “完全可以。只要中央授权，在香港大有作为！” 开发蛇口 袁庚调查的结果，产生了交通部党组《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请示于1978年10月9日上报党中央、国务院，10月12日得到批准。紧接着，袁庚被任命为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带着新的方针飞到香港。这就是朱士秀所说的第二个转折点。 新方针主要有三个内容： 第一，定下了今后经营的“24字方针”：“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提出要冲破束缚，放手大干，争取时间，加快速度，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凡是投资少，收效快，盈利多，适应性强的企业就争取多办。 第二，招商局的利润从1979年起5年不上交，用以扩大业务。 第三，批准招商局有动用当地贷款500万美元的权限；批准从港澳派去海外进行业务活动的人员，不必再报经内地审批。 这就活了。招商局真如久旱逢甘雨，人心大振。 袁庚调兵遣将，一切围绕着跨国公司的发展需要来考虑。梁鸿坤被任命为发展部经理。 光搞航运，跨国公司组织不起来。必须有工业，首先是与航运有关的工业。油漆、钢丝绳、货厢、氧气、拆船、炼钢，都是当务之急。 搞工业要有地皮。在香港找地皮，已经错过了时机。如今中区地价之贵仅次于东京银座，且平方英尺要15000元港币，郊区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也要500元以上。去澳门吗？何贤先生很热情，但那里港口水浅，投资太大，电力也不足。 还是要在内地想办法。袁庚找到广东省长刘田夫。广东也要开放，正在议论呢，一拍即合。“好嘛，在宝安找地方嘛。” 袁庚、梁鸿坤等人，驱车宝安边境，由东而西，踏遍山山水水。 先到大鹏湾。袁庚的故乡，久违了。水够深，浪很大，但公路不行，电更远。 直看到西部南头一带。蛇口！袁庚怦然心动了。1949年他率领两广纵队炮兵团长驱直进，解放了这片土地，戎马倥偬，未及细看，便奉调北上，脑海里只留下“荒凉”二字。不料30年后重返旧地，他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依然荒凉的蛇口镇，青壮年大都偷渡到对面去了，只留下老弱妇孺；看到了海滩上横陈着浪潮送回来的偷渡者的尸体；注目远望，也看到了不过几千米的海那边，60年代发展起来的元朗的高楼大厦。他感到揪心的内疚，暗暗在心里喊道：“惭愧呵！我们30年来干了些什么！” 幸而蛇口是设厂的理想之地。这里有蛇口镇，渔码头可以靠船；港湾好，可以扩建码头，特别是赤湾，可建万吨码头；有西沥水库，用水不成问题；路虽不好，可通车，也不难改修；电也可通。有了这些条件，加上廉价的劳动力，这是任何香港财团不能和我们竞争的。 政治的、经济的、感情的因素，在袁庚心里汇成一个强大的声音：开发蛇口！他想的已经不仅是办几间工厂的问题了。 叶飞访欧归来，路过香港，听了袁庚关于在蛇口建工业区的汇报，很兴奋。“你们写成文件，经省报中央。”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呈上《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1月31日，李先念同志批示：“同意，就照此办理。” 但是，交通部属下的香港招商局去搞蛇口工业区，毕竟是一件新事物，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个别领导同志就有不同看法。什么工业区，还不是为广东省搞的，将来广东省一口吃掉，人财两空，看你们如何交待。不务正业！ 那位领导同志到香港视察，袁庚请他到蛇口看看。不是说事实胜于雄辩吗？看看现场，也许能改变他的看法。 他勉强地登上交通船海燕2号，袁庚、梁鸿坤等人陪同。一路皱着眉头，无话可说。快到渔码头了，他忍不住了。 “小梁小梁，把船开回去。有什么看头！” 梁鸿坤很为难，不出声。 “给袁庚讲，把船开回去。” “我不讲。”梁鸿坤豁出去了。 无奈上岸。边防军六团的干部在码头迎接。 “首长辛苦了。”首长表情冷漠。 解放军邀请首长合影留念。 “照什么像？找袁庚去照，我不照。” 袁庚摊开地图，请他看。不看。 “荒山一片，有什么看头，回去回去。” 当时春寒料峭，泼了冷水更冷了。带的午餐也没心思吃，只个把小时，就开船返回香港。 广东也有阻力。 当时没有口岸，刘田夫批准设临时口岸，边开发边邀请港商去看。为了吸引投资，扩大影响，这是绝对必要的。然而某厅一位科长说： “辛苦打下的江山，给你们一个早上出卖了。” 省里同意不签证，他反对。 没有粮票，粮食局不给粮食。 为三大材料跑断腿。 公路差50米不通，交通厅一个处敲竹杠，不满足要求就是不修，官司打到总书记那里，总书记命令三天内通车，撤了他的副处长，路才通了。 1980年夏，谷牧到蛇口视察，梁鸿坤汇报，一口气讲了六个问题：口岸问题、电的问题、水的问题、粮的问题、货物进出口手续问题、合资独资企业的审批和材料进出口免税问题。“这些问题不开绿灯，搞不了。” 谷牧说： “一定开绿灯。” 就这样，袁庚和他的同事们，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在短短几年之内，使蛇口工业区崛起于南海之滨。蛇口的成功，又大大振奋了香港招商局的人心，促进了招商局各项事业的发展，提高了招商局的声誉和地位。 发展部总经理 梁鸿坤作为招商局集团的发展部总经理，这几年到过许多国家，眼界开阔，思想活跃。接受我的采访时，滔滔不绝，使我始终听得津津有味。心里不禁感叹：同是这一个人，如果放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能有今天这样的水平吗！ 向我详细介绍了开发蛇口工业区的过程之后，意犹未尽，他继续侃侃而谈： “国家的改革，抓三条：第一，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分不开吗？搞集团，搞成集团哪个部委都管不了。中国搞三五百个集团，就活了。第二，坚决改革进出口，出口放宽，进口把严。一定要改变外贸的垄断。南朝鲜七个大集团搞进出口，与国家签合同，所以发展很快。第三，放开市场价格。价格不放开，不公平的竞争把一些企业养懒了。抓住这三条，很快就起来了。 “蛇口放在全国改革开放中看，放在世界发展趋势中看，蛇口——香港——海外，三点两线，有进有出，真有无限广阔的天地、明年我们要在美国搞公司，还有新几内亚、关岛、菲律宾……” 笑眯眯的，充满信心。好一个雄心勃勃的企业家！ 以公司为家的香港人 隔一道海湾，蛇口和香港，两边的事业互相促进，同步发展。 别看香港是国际航运中心，它可没有国内那样吊机林立的大码头。主要靠驳船运输。 1959年招商局有了第一条驳船，到1979年，还得依靠社会驳船队。每当风雨交加，驳运停航，货压在舱，真是叫苦连天。远洋轮一天租金1万5千美元，最怕压船。货主嗷嗷叫，船长急得跳，打不完的官司告不完的状。建立自己的驳船队，已经刻不容缓。 决定借钱造驳船。 招商局借钱不难。后来有些银行提出“招商局借钱三不问”：一不问用途，二不问多少，三不问归还期限。银行不是慈善机关，他们如此大方，因为招商局一有实力，二有信誉。不过借钱，首先要破除“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小农经济观念。借钱做生意，天经地义。问题是要借得划算，有利可图。 借钱第一次造了20条驳船，后来又加10条。至今，已经有了77条驳船，成了香港最大的驳船队。这支驳船队对香港海面驳船业影响很大，起了稳定驳船运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驳船公司，又进一步扩大为包括仓库、码头和驳船运输在内的仓码公司。现在有了自己的招商码头，1000平方米的场地，香港第一。还有香港唯一的散装货码头。 那个设计码头的小组，已经发展成招商工程公司，走向世界，海陆工程都可承包。 梁宪陪我到坚尼地城招商码头，访问了仓码公司。 公司总经理姓张，大连来的专家；副总经理刘庆棋，香港本地人。 张总介绍，仓码公司去年盈利翻一番，今年又翻一番多。买欧亚船厂，建新仓，投资都是贷款。事业在大步前进，开创新局面，不怕负债。 买“欧亚”，是冒了点风险的。“欧亚”本是香港第二船王董氏集团的产业，因航运萧条，要重组债务。但是买下来是否有经济效益？要认真考虑。他们根据掌握的信息，几经分析，这才下决心：买。事实说明买对了。 按照内地的观念，仓码公司就是管仓库码头，再加上你的驳船队，管好就不错了，居然去买一个厂，岂不太出格了？它不但买船厂，下边又搞了个贸易公司。这个公司只有4个人，已经做了许多买卖，赚了钱。运输过程做生意，你不做人做，做中又有新的信息，生意越做越大。 我忽然想起八仙过海的神话。招商局下属各公司，都搞多元化，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些普普通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内地也许默默无闻，到了这个维多利亚港，置身商品经济的洪流之中，就成了仙了。真是耐人寻味。 张总说： “我们前景很好，也很辛苦。就说刘总吧，他没有文凭，但有丰富的经验。他是省人大代表，一年365天都忙，过年还去拜访客户，今年冬至也没休息……” 梁宪插话：“他真正的以公司为家。” 刘庆棋腼腆地笑了：“我有休息，休多休少很难说。” 这位刘总，典型的广东人身材和面孔。五十多岁，一点也不显老，黑发梳得一丝不乱，双目有神，脸色红润，一身整洁的西装，系一条高雅的印有招商标记的金利来领带。说话不紧不慢，准确有力。使人看见他就想到秩序和效率。 他领我们参观了仓库。这座13层楼的货仓，是1985年5月15日启用的。经过了解行情，西环一带需要大量的大米货源，决定作为米仓。刘总说：“我们不是饥不择食，而是拣饮择食。拣了大米，杂货婉转推出。” 这座米仓，存放香港用米的30％。仓容的整洁，使人愉快。机械管理，工人很少。一个人管两层，装卸兼理货。40部铲车，运转自如。装一车米只需7分钟，所以货主的车一天能跑两次，别的仓只能跑一次。流转率达到43％，从不死货。因此收益很大。 “这仓库又不够用了。正在旁边建新仓，计划后年交付使用，仓位已经订出了四成。新仓将安装空调，保持恒温，使国产大米更有竞争力。” 船厂厂长的豪情 12月24日上午看了仓码公司，下午又匆匆过海，到九龙青衣岛友联船厂去参观。这一天过得充实极了，丰富极了。 友联船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厂长章学海，简直像个内地中等工厂的车；司主任，而且多半是工人出身的。看他那一身并不合身的工作服，那从上到下的粗线条，那见面就熟的性于，使人一见就觉得亲切，像个老伙计。 他一开口，就击中了我的神经兴奋点。 “在这资本主义社会有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我们开放后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了独资的资本主义企业。社会主义企业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办好，资本主义企业在社会主义社会也能办好。唯独社会主义企业在社会主义社会往往办不好。同样的干部，在两个社会领导企业，却有明显不同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工人在内地是工人，在这里也是工人，干劲与效率绝然不同，这又是为什么？” 他自有答案，设问不过是加强语气。 这位江苏无锡人，1949年毕业于武汉海事学校。1982年从交通部调到香港，1985年8月31日担任现职。这个有1000工人的修船厂，修船能力在香港首屈一指。总产值和人均产值、利润率都值得自豪。 “这里做到的内地做不到，是否社会制度有问题？不是。大锅饭、平均主义限制了人们的能动性的发挥。我们旁边有个德士古油库，那里工人露天干活，风雨天也不停工，内地来的工人说：‘大佬，落雨也不休息？”人家马上就说：“你是大陆来的吧？我们也来了不久。”这里多劳多得，叫他停他也不停。 “内地来的干部，不一定是很强的，有些很一般。思想、作风、技能、才干、基本的领导艺术，本质上还是国内那一套。但是到了这里就不同了。这是个开放的社会，信息，物料配备，技术协作，社会化条件，都非国内所能比。如某种材料，香港没有世界有，几小时找到。内地就死了。船是国际化的，千变万化，这里一天就能搞清楚，找得到。还有分配问题。这些条件解决了，我们内地也能做到高效率。我就死不相信内地搞不到外国人那样。 “就说蛇口海虹油漆厂吧，因为是特区，就和内地大不一样。它今年人均40万港币产值，比内地最好的油漆厂高得多。 “一般地说，香港工人干部的技术水平比不上内地，他们也有习惯势力。我们在这里，用改革精神管理企业，就比资本主义企业干得好。 “我们怎么改革？改的多了，已经改了十六七项。比如上班换工作服，原来是上班到船上换，中午下来吃饭又换，吃过饭上船再换，晚上下班又换，一天四换。我改为八点前进厂在车间换掉，中午在船上开伙，一天两换，不占工作时间，这就省了20—40分钟。 “明年怎么样？还有潜力，还得改。明年要实行不减人的减人，即实际上等于减少150人。我们现在下午5点至7点加班2小时，叫补水，拿4小时工资，即工作10小时拿12小时工资。修船是体力劳动，8小时下来没多少力气了。我准备不让多‘补’，让一半人，即300多人‘补’，这就等于减少了150人。现在是人人‘补’，2小时等于白耗了。” “这样工人会不会有意见？工人队伍稳定吗？” “稳定不好。不稳定才有竞争。工人怕没活干，是好事。” 他说得那样坦然，好像这一切都天经地义。接着又总结似地说： “招商集团高举改革的旗帜。我们这个袁庚年纪是大的，但思想比我们还活跃。我们学工的框框多，局限性大。” 问起他个人的收入，他不无感慨地说：“还是大锅饭，比不上干活多的工人。”这个话题一扯开，倒引出一段故事。 “我有两个武汉海事学校的同班同学，武汉解放后，忽然不见了。不料前两年又在香港见了面。他们都阔了。一个是港英政府的副处长，月薪2万多元，一个是水翼船总工程师，月薪3万多元。他们请我吃饭，说：‘我们早知道你到了香港，怕对你不利，不敢和你联系。现在你们也开放了，我们才敢请你。你老兄品学兼优，到我们这边来，薪水保证比我们高得多，怎么样？来不来？’我哈哈大笑，反问道：‘你们二位当年是怎么跑出来的？’他们也笑了：‘那还不简单，深圳还没封关，我们把金戒指、银元缝在棉衣里，跳上火车就走了。’嗐！他们在学校里成绩不如我，如今都成了这里的专家了。” 谈话告一段落，他带我们走上办公楼的天台，去看他心爱的厂区。船坞加上厂房、露天作业场，也比不上内地某些大厂的一个车间。在香港这就算大厂了。看外表并无特殊之处。很难想像，那种惊人的劳动生产率和利润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他指着稍远处的海面说： “那个地方，我在海底打下几千根木桩，搞了个修理钻井平台的底座。这种设备日本和南朝鲜才有。过去南海上的钻井平台坏了，拖到日本去修，一个来回就是几十万美金。现在这笔钱可以省下来了。可是最初‘南油’的人不相信我们能修。一个副部长级的干部说：‘章学海，不是吹牛吧？那玩艺你干得了？’我说：‘牛皮不是吹的。你只管来修，修不好分文不取，还赔偿你的损失，可以签字划押。’结果修好了，省了大钱，他也服了。” 说话间他像个小伙子那样得意。我这才相信，介绍他这个得意之作，才是他叫我们上天台来的真正目的。 送我们离厂的时候，他对梁宪说： “听说蛇口要选派干部到国外进修，有钱没地方花了吗？为什么不可以在蛇口办个班，请人回去讲课？我就可以去讲航海学！外国人请我去讲我还不去呢。” 口气够大的，却并不给人说大话的感觉。他处处让人觉得实在。 流浮山下看蛇口 我曾想像过袁庚从新界流浮山海边望蛇口的心情，很想有机会体验一下。机会来了。12月25日是圣诞节。这不是我们的节日，我也不想在这一天去打搅别人。梁宪和袁庚的秘书小韩，家属都不在香港，他们乐意陪我到新界去。 汽车过九龙，上了环新界的高速公路。人们都在过节，路上汽车稀少。两次到香港，对这里的公路印象极深。高速公路、高架桥、立体交叉，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即使在像广州旧街道那样的内街，公共小巴和中巴也开得飞快。这里的汽车大约比广州多几倍，但在广州饱尝塞车之苦，在这里却不必担心受阻。光在交通上节约的时间就难以计算了，而时间就是财富。这种差别，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并不断扩大的呢？我想起吴有恒同志在《羊城晚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说到，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时候，广州有了无线电视，香港还没有，广州有了大北路立体交叉，香港还没有，以后情况就逐渐翻过来了。当我们“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人家是经济建设年年干、月月干、天天干；我们的政治口号响彻云霄，人家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人家的过海隧道、地下铁道豁然贯通……就这样差距越拉越大。及至从恶梦中醒来，大家睁开眼睛，全民族“啊”了一声，老一代深感内疚，青年人感到耻辱。过去了，过去了，那样的历史再也不能重演了。 车至流浮山，梁宪指着山顶一处建筑说：“那是警署，这里叫差馆，专抓海上的偷渡者的。现在他们比较清闲了。” 驶过一个小墟镇，沿着简易便道朝海边开去。在一个荒僻的转弯处，车子停了下来。 下面就是海。这是瞭望蛇口的最佳地点，梁宪他们来过多次了。现在我能完全体会他们的心情了。 这几千米宽的海面，波光粼粼，海鸥点点，多么平静。怎能想像，在过去对面大搞“政治边防”的时候，许多年轻人硬是冒着生命危险黑夜泅渡。有的侥幸过来了，有的葬身鱼腹，有的尸体又被浪潮推了回去。蛇口崛起之后，这种悲剧终于收场了。日新月异的蛇口使人们看到了希望，谁还再拿生命作赌注呢。现在从这边望蛇口，比从蛇口望这边好看多了。我们指点着蛇口的建筑：看，那是南海酒店，那是面粉厂，那是……虽然不能一一分辨，却能想像那每一座熟悉的楼层。这种了望，真是一种美好的精神享受。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今年春天袁庚与《世界经济导报》记者的谈话。他说：蛇口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蛇口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干部和工人并不羡慕资本主义。蛇口的工作人员，经常因公到香港和国外去，没有一个人不愿意回来。 袁庚的话，真使人扬眉吐气！ 生意兴隆通四海 海通公司是招商局盈利居于前列的公司。1972年创办时，只有五六十人，任务是为远洋搞物料。现在已发展到169人，12个分公司分布在蛇口、广州、香港和欧洲，多元化经营，真是生意兴隆通四海。 总经理耿全，四十五岁，大连人，学的是机械，在海上跑了14年。那时知识分子很臭，他只能当个轮机工，抬不起头来。打倒“四人帮”，他才当上了轮机长，正想大干一番，忽然通知他上岸，满肚子不高兴。 “派你去香港。” “干什么？” “不知道，到那里再说。” 换了别人，也许求之不得，兴高采烈了。他可高兴不起来。他舍不得离开航海生活。 1978年3月，耿全到香港招商局报到。满以为招商局会派他上船，谁知第一个任务就是叫他搞油漆。他不懂化工，不知从何下手，可是他没有讨价还价的习惯，只好硬着头皮接下这副重担。边干边学，终于在葵涌建了个小油漆厂，年产几百吨油漆。刚上手，袁庚又来动员他搬到蛇口去，他又不高兴了。 袁庚来香港考察时，他就接触过。这个老干部受了多年的罪，不计个人得失，还有这么大的劲头，他从心眼里佩服。可是油漆厂刚刚投产，又叫搬家，这不是瞎折腾吗！蛇口一片荒山，有什么搞头？搬一个厂又有多少麻烦！ 袁庚也不压他。把他带到友联船厂。 “你看，我们一个船厂才这么点地方，怎么发展？你那葵涌也伸不开手脚。到蛇口我们说了算，可以大干！” 跟袁庚去蛇口看看吧。坐上海燕8号，往蛇口开去。船到中途，看到海上漂着几具尸体，他忍不住扭过头去。 耳边响起袁庚沉重的声音： “看到了吧？这说明我们国家穷。我们为什么不能搞得像香港那样？对下一代怎么交待？！” 他似乎明白了袁庚要开发蛇口的用心，开始想通了。仔细想想，在香港发展也真难。油漆是化工危险品，限制很严，已经花了十来万港币搞安全措施，至今还说违例。搬吧，为本身的发展，也为支援蛇口工业区。 1980年12月在蛇口破土动工，1981年10月就开工了。海虹油漆厂是蛇口工业的第一家工厂，耿全是第一任厂长。参加开幕典礼的有内外宾300多人，喜气洋洋。这时耿全对蛇口的感情已经难分难解了。 “去一次变化一次，隔几天就变。”耿全经常对人这样夸蛇口。 1986年，海虹油漆厂的产量达到5000多吨，10月举行了搬迁五周年庆祝会。耿全早已离开工厂，就任海通公司总经理，可油漆厂作为海通公司的子公司之一，始终在他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亲眼看到，随着生产的发展，油漆厂职工的生活使香港人也有些羡慕了。青年工人结婚，一登记就有房子。技术部主任家的摆设，像他这样在香港工作了八九年的人也办不到，光那音响就值11000元。海虹是他的骄傲。 耿全到香港不久，正碰上香港选美。那时看电视只准看体育运动，其他节目不准看，看到选美镜头就关。在香港能把眼睛堵住吗？越限制越要看。说起那时的戒律，耿全觉得好笑，“现在很少看电视了，反而对国内电视感兴趣。”其实，耿全并不爱好娱乐，香港的花花世界对他没有吸引力。他满脑子装的是工作。过去做几百万的生意，现在做几亿元的生意，用他的话说，“我们信誉很高，做生意只要招商局担保就行。”这样的工作本身就有强大的魅力，为工作东奔西走，也就乐在其中了。 一个多月前，国家经委体制改革局局长王乐梅带工作组来香港招商局集团进行考察。耿全晚上刚从欧洲回来，第二天还未适应时差的变化，眼睛红红的，就去向王乐梅汇报，大讲打进国际市场的情况，讲得热了，解开领带，眉飞色舞。晚饭时有一道芦笋做的菜，耿全说芦笋可以出口，王局长说江苏、湖南出芦笋，耿全记在心里，马上派人到内地组织出口货源。他触类旁通，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信息。真正把生意做活了。 他最佩服袁庚和江波。江波来招商局之前，是中国远洋公司副总经理。有一次袁庚亲自向江波推销蛇口生产的集装箱，正好耿全在场。江波认为质量不合要求，不肯购买，袁庚也不认为丢了面子，双方都从工作出发。这使耿全很受感动。 当时上层和下层都有人说招商局开发蛇口是“不务正业”。耿全把这些议论告诉了江波。江波说： “不要听这些闲话，看远点。折腾了多年，什么叫社会主义都搞糊涂了。蛇口说不定能摸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路子，那是很大的贡献，超过赚多少钱的意义。” 这话使耿全深受教益。他去对袁庚表态说： “袁董，你用主要精力去抓合资厂吧。海虹交给我，放心，绝对不给你丢脸。” 江波没文凭，在航运界搞了几十年，哪方面的工作都懂，都能一抓到底。他没有什么个人爱好，一天到晚想工作，想开拓，对己对人都严。调到招商局后，耿全被他批哭过一次。耿全后来说：“他对我很凶，发火，抓住不放，但批过以后就没事了。常常是我没想到的他想到了，所以向他请示工作得先考虑成熟。” 招商理财人 袁庚上了“香港第一课”之后，调来华东财经学院毕业的章秉权整顿财务，卓有成效，我早就想会会这位财神。终于如愿以偿了。 在他的办公室，和他对面而坐。他现在是招商局集团的财务部总经理。人有点发福了，外表颇像个香港老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亲切、随和。 “过去的招商局，历史很久，名声很大，底子很薄。” 开宗明义，他就作出了如此概括。“那时楼不过三层，码头临时租用，没有基业。三中全会后中央给权，开放先走一步，多元化发展，这才发展了起来。” 我明白这“发展了起来”的含义。1978年的财产，不过是现在的若干份之一，就是说，八年间财富增加了许多倍。 “中央给了贷款500万美金以下不报批的权力，过去是800元以上构成固定资产都要报批。这就是差别。当然，钱不能随便借，要讲经济效益，有利才借。香港没有一个资本家不借债，招商没有一年不借债。借债，一个钱当几个钱用。中国远洋公司借钱买船，现在有了1000多万吨的船队，借钱立了大功。我们借钱建立驳船队，现在也还清了。每次借钱，都要有可行性方案。” “您是怎样理财的呢？”在他面前，我真是个小学生。 “每天算账。这里流通各种货币，利率不同，必须天天算。要有很强的时间观念、信息观念、竞争观念和信誉观念。为了及时掌握信息，我们花10多万元装了路透社的信息终端机，每天从这里看行情。星期六东京银行的信息必读。1981年，光靠这个节约了200多万美金。不能老坐在办公室里，会计师、律师、建筑师我都请教，所有的银行我都接触。还要讲信誉，签了字就认账，信誉是重要的无形资本。” 大概是职业养成了精确的习惯，他讲话简明扼要，很少虚词，更无废话。 “1981、1982两年，我们帮助中国远洋公司买船，紧张极了。买谁的船，给谁的货币。远洋的收入是美金，买日本船支出日元，这就有风险。当时1美元兑换270多日元，日元处于低潮，而最高时是兑换170元，最低时300元。汇率起伏不定。我们必须选择合理时机，避开风险，以最有利的价格买进月B时日本生产情况好，贸易有盈余，日元很可能升值。有一次，我为了等待有利时机，守在终端机前，整整两周没有睡好觉。” 像听一个将军回忆惊险的战斗，我也屏住了呼吸。 战斗结束了。国家省下了大量外汇。我松了一口气。 “我这工作，要和各国人士打交道。日本人鬼，美国人大大咧咧，英国人刻板。当然，这是一般而言，只是我个人的观察。”他笑了笑，“现在我有主动权了。” 只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才能富国 招商局的人，梁宪是我接触最多的了。从1984年在蛇口“夜访梁宪”开始，已记不清和他打了多少次交道。但他是个大忙人。每次都是来去匆匆，无法深谈。他给我的印象，是多次交往中积累起来的。 短小精干，行动敏捷，大脑门，过早的脱发使脑门显得更大，金丝眼镜后面闪动着深思熟虑的目光，使你觉得他那脑袋里不知装了多少思想和信息，这就是梁宪。我以为招商集团研究部总经理那把皮转椅，他坐最合适了。袁庚知人善任。到底找到了一个机会，听梁宪深谈。 “袁董最近提到商品经济与产品经济的问题，”梁宪开始了他的谈话，“政府到底怎样管理经济？蛇口和某些城市最大的不同，在于蛇口是小政府大企业，政府为企业服务，企业左右政府。企业的人、权、物不需要政府管，政府只需创造企业盈利的条件和机制。使人民国家富起来，是政府的最高职责。而某些城市却是相反，大政府小企业，政府把什么都拢起来，不让企业去干，政府又管不了。他认为‘企业是我的’，他有人权、财权、批件权，就必然搞产品经济，而产品经济又必然按权分配，不顾价值规律……” 这时我想起了袁庚在十多天前的一次讲话，即12月12日，他在深圳大学举行的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他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不过讲得更生动。他说： “从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是个巨大的变化，它带来一系列变化。首先是观念上的变化。商品经济‘认钱不认人’，产品经济‘认权不认人’，前者比后者当然是一个进步。产品经济造成的等级观念，无孔不入。有一次我问方毅同志是否有过这个笑话，他笑而不答。这个笑话说，方毅坐上海牌轿车到北京某大饭店去，服务员认定高级官员不会坐上海牌，就出来挡驾，‘您找谁？’‘我是方毅。’‘翻译又怎样？首长也不行！’可笑吗？可笑，但笑着眼泪要往肚里流！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用个煤气罐也要看谁的脸色。在香港，你只要有工作能力，不必拍谁的马屁。一位船王和我开玩笑，‘我们讲钱，你们讲权’，是呵，产品经济，有权就可以不等价交换……” 袁庚的话记忆犹新，刚好印证了梁宪的话。 梁宪继续说： “一个社会，政府官员不是社会精英，文化低，行政官不懂行政管理，你让他放权是很难的。让他发展商品经济也难。” 这已经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了。经济体制改革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理所当然。当年的洋务派如郑观应，顺着历史的潮流，尚且演变为维新改良派，今天的改革者岂能固步自封。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改革是不会停滞不前、更不会倒退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一百多年前打出的‘招商’二字，给轻商观念以冲击，实在很有意思。使社会承认商品经济的价值，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招商’一词，翻成英文是‘中国商人’，搞一座‘中国商人大厦’是很够威的。中国商品经济出现很早，春秋战国时已出现重商派，但是由于封建传统的强大，儒学的影响，商品经济始终不能发展，明朝商品经济已相当发达，但商人的地位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低下的。所以，在国家危难之际提出招商，值得大书一笔。中国的商船队历尽沧桑，没有形成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条件，发展不起来。香港60年代发展为世界航运中心和金融、贸易中心，世界三大船王香港占了两个，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施展拳脚的机会。由于我们的企业受指令的限制，丧失了按商品经济规律运作的职能，错失了良机。 “在西方封建时期，‘市民’即商人也是被瞧不起的。莎士比亚笔下的商人都是讽刺对象，唯利是图，如《威尼斯商人》，从无正面形象。后来市民发展为资产阶级，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才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扫清了道路。 “招商的经验说明：一个年轻的企业可因错误决策毁于一旦，古老企业顺乎潮流则能焕发青春。这个潮流就是商品经济的潮流，一切企业必须按商品经济的规律办事。 “长期以来，人们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之间划上等号，形成极其顽固的观念。一次在蛇口，我接待一位人民大学教授，他问我：‘你是不是经常做这个工作？’我没理解他的意思，说：‘我算不得蛇口的开荒牛。’他说：‘不是的，我问你是否经常向参观的人作这种介绍？’不等我回答，他又说：‘我想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再和社会主义挂钩？’我为之气结：‘也许当局者迷，我们做实际工作，从袁庚到下边，从开始到现在，都认为蛇口工业区是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一部分。’后来同志们说我缺乏急才。‘你应当说：马列的书中从来找不到一段，说海面漂着逃亡者的尸体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现在这个繁荣兴旺的样子是资本主义。’学究们先给你定性，扣上帽子，再打棍子。我们的企业不是社会主义的？我们这些人是资本家、坏分子，在这里无恶不作？恐怕只有某些权威才会反对它，你能找到当地居民反对它吗？把它定成资本主义对你有什么好处？” 这位书生激动起来，好像我是他的对立面一样。 “商品经济这个幽灵，把许多人吓破了胆，他们吃尽了苦头也不肯面对现实，好像一承认商品经济，他们的马列主义纯洁性就有了问题，他们就靠着这点顽固性维持自己精神的平衡。真是可悲的教训！ “就说航运业吧。现在世界航运不景气。最景气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恢复时期，航运业的增长幅度惊人，那时石油、矿石消耗量很大，需要庞大的船队。香港船王就是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时日本造船业的大发展中形成的。70年代达到了高峰。后来石油开采分散化，英国、墨西哥开发了油田，世界工业结构趋向小型化、轻型化、微型化，空运发展迅速，这些因素导致了航运的减少。包玉刚看到了这一点，及时摔船上岸。他的船队最多时两千万吨，现在只剩下七百万吨，大量购置了物业，如九龙仓，又搞航空公司，多种经营。 “不是曾经有人拿‘以航运为中心’反对我们搞多元化、特别是开发蛇口吗？船王包玉刚尚且不肯吊死在航运这一株树上，我们也不那么蠢！要是死抱住航运中心不放，不搞多元化，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市场规律是无情的，多元化就是按市场规律办事的标志。我们搞了多元化，并没有削弱航运业务，恰恰相反，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航运体系。去年是世界航运艰难的一年，也是招商好过的一年。 “这就是商品经济、市场规律的作用。过去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完全正确。再说具体一点呢？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只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才能富国。” 我聚精会神，生怕漏掉了一个字。真乃画龙点睛。 从北京看招商 香港七日，匆匆而过，还有许多该访的人未访，该看的企业未看，不过与“香港七日游”的收获大不相同。 国家经委体改局局长王乐梅到香港的考察，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在广州、在蛇口乃至在香港看招商的感觉，我都体验过了，那么她站在北京的高度看招商，尤其是亲自到招商考察过之后，有何观感呢？要写招商，这是不能不了解的。 今年六月初，我借到北京出差的机会，访问了她。她正在北京中医院住院，知道我要写招商，牺牲了一节理疗的时间，在病房接受了我的采访。 “你写招商，我完全支持。太值得写了。” 交谈中知道，她1960年毕业于人民大学，学过法律又学过经济管理，在银行工作过8年，到日本实习过，又到苏联等国考察过。既是领导又是专家，她的意见应该是权威的。我还感到，工人的外表与学者的内涵，在她身上统一得很好。 “招商远远超出了交通的范围，大集团，符合潮流。1981年我到日本考察过，松下电器、通用汽车、三菱三井，都是跨国财团。发达国家的企业都是多种经营的。这样互为补充，少担风险，服务面广，余地很大。招商是航运、工业、金融、服务、旅游，门类齐全，工业又有重工、轻工、化工。它的发展速度特快。前一百年没大发展，这几年发展了许多倍。这很惊人，国内企业少有，世界也不多见。我到过苏、美、日、德，招商崛起的劲头不比他们差，有极大的生命力。 “最大区别是有自主权。内地因袭传统，管得很死，大小事报请审批。他们只管用人、指标，企业自已经营。利润企业可留70％。上头交通部开明，钱永昌叫不要管。这样下边积极性就高了。仓码公司下边有个贸易公司，只有几个人，却信息灵敏，能量很大。他们来看我，听说国内马口铁缺，就说为什么不进口？可以以货换货，山东大蒜出去，他们买马口铁进来。他们就这样一心想着国家的需要，四化的需要。这在招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没有这种劲头打不进国际市场。 “招商作为窗口，起着巨大的作用。它在香港站住脚，逐步扩大，是国家在港经济成分的骨干力量。应在全国推广他们的经验。大企业都像招商，打进国际市场，我们国家就不像现在这样了。一汽、二汽就没它办得好，不然早出口汽车了。 “1985年我到苏联访问。他们不进口，彩电、收录机都不进口。保护民族工业是对的，但是重工业占75％，轻工业占25％，军事工业为主，现在他们搞不下去了，也要改革了。改革也是世界潮流。” 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王乐梅站在国家经委机关的高度，把招商和国内大企业比，和国外企业比，招商的价值就看得更清楚了。 “您对袁庚的作用怎么看？” 我知道，对袁庚的看法是有分歧的。1984年我在蛇口采访过一位退居二线的领导同志。他主张“要退大家一起退，袁庚也退”。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以老政工干部的严肃性，极其认真地对我说：“蛇口有今天的成就，第一归功于三中全会路线和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第二归功于省市委的正确领导；第三归功于全体干部工人的团结奋斗；第四归功于蛇口地区农民渔民群众的积极配合。至于个人的作用嘛，就不必多说了。”滴水不漏，完全正确。但那言外之意，我是听得明白的。 王乐梅直截了当地说： “帅是主要的。招商没有袁庚不会这样。他有远见，有头脑，谦虚，是个企业家。我们国家多一些这样的企业家就好了。” “蛇回收入最高的人” 我在蛇口，偶然听说郑奕成了“蛇口收入最高的人”，颇感意外。 郑奕就是我在《热血男儿》中写的那位“年轻的总经理”。当时他24岁，我感到他既有朝气又有傲气，就说他是个“优点和缺点都很突出的人物”，也写下了袁庚对他说过的话：“我们对你，既信任又不信任。信任你，所以叫你当总经理；不信任你，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当好，所以要监督你，考察你。” 后来，郑奕领导的“海上世界”参与了倒卖汽车的活动，发了点不义之财，他因此而下台。下台后，和袁庚有过一次谈话。袁庚在一次支部书记和助理经理会议上是这样说的： “我们的干部的成长是有个过程的，不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就不能很好地去接受经验和教训，不能很快地成长。我和郑奕同志在一次谈话中，他问我：袁庚同志，你年青的时候犯过错误吗？我说犯过，但起码我还能作点检查，在党的领导下我愿意改正。在‘文革’期间坐牢时，有人让我写材料，揭发我生平的情况，记得我写了一句话：屡错屡改。专案组的人说我要滑头。其实我是向古人学来的。古时有位将军，老是打败仗，皇帝要杀他，他就写表章给皇帝道：‘臣屡败屡战。’皇帝一看，龙颜大悦。如果写屡战屡败就保不住命了。希望大家共同关心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不要看不起他们，应该更加热情地帮助他们，使这些同志在什么地方摔倒就在什么地方爬起来，站起来，有错就改，继续为党工作。” 郑奕说过，干部真正能上能下，是一种改革。轮到他来实践这种改革了。 他从“海上世界”的总经理变成了外国石油公司的小车司机，可以说“一橹到底”了。没想到，给美国人开车，却使他成了“蛇口收入最高的人”。美国人付美金，他车开得好，又会英语，美金当然给得多。人家是不管你什么级别的。 不过，有关方面也说，不能者让他开车，准备派他去香港酒店实习，将来仍叫他管理酒店。 听到这一切，实在为郑奕高兴。一次在工业区办公室遇到他，我说：“听说你成了蛇口收入最高的人？”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别听他们瞎说。”“咱们约个时间谈谈，好吗？”“好。”接着说了他的新住址。 由于各自都忙，约了两次，未能谈成。不过凭着短暂的接触，我感到他身上的傲气已经不易觉察了，更像个普通的青年人了。这值得祝贺。 年轻经理的错误，使袁庚想得很深很远。他在一次培训中心全体师生会议上，再次强调了他曾经强调过的观点。 “现在内地一直在说要给厂长、经理松绑，我说不完全是这么回事，现在经理的权力特别大，我主张要削弱经理的权力。因为，一个企业是谁的？全民的！但权力却是个人的。按理说，有绝对权力就有绝对责任。香港谢利源金铺是个有50多年历史的大企业，一旦宣布破产，老板吃150多片安眠药自杀了。还有个妙丽集团宣布破产后，不仅老板自己，连老婆、孩子、全体家属都不知所终。为什么？因为财产不是全民的，是个人的，因而权力也是个人的，他对公司拥有充分的权力，但他也负有绝对的法律和经济责任，破产了用生命补偿。我们也这样能行吗？不行！我们的经济法规远不健全。有些年轻同志当上经理，简直威风八面，权力相当大，但亏本的时候，他工资照发，责任负得很小很小。所以我说，经济立法很重要，没有这个就搞不好。” 政治透明度 袁庚常常对人说：“基度山伯爵报复仇人的办法还不够厉害，最厉害的办法是给他很大的权力而不监督他，让他自己烂掉。”他用这种给人以强烈印象的语言强调监督的重要。这是他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积几十年政治生活的经验而发出的肺腑之言。失去监督的权力腐蚀人的历史教训，多么惊心动魄呵！ 因此，他提倡监督，包括对自己的监督；呼吁批评，包括对自己的批评。《蛇口通讯报》收到指名批评他的文章，总编辑向他请示，他叫原文照登，只建议把“袁庚先生”改为“袁庚同志”。他主张宪法范围内的言论自由，多次强调只要不是反对共产党和人身攻击，任何人可以对任何领导干部公开批评，绝不允许打击报复。 有一次，一个干部从香港回来，违反海关规定带了黄色刊物，海关查出，罚款、批评。袁庚很生气，在内部会议上也点了这位干部的名。这事传了开来，有两位同志在一个会议上说：袁庚想整人了，一场政治风暴又要开始了，但是用不了十年八年，又得为人家平反。 应当说，这两位同志对袁庚的批评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但他们是在正式的会议上讲出来的。袁庚看了会议记录，内心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在1985年9月10日蛇口教师节大会上讲话时，公开表扬了这两位同志，说他们“能够鲜明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肝胆照人”，“这里不是评价他们当时的讲话内容是否正确，而是肯定他们这种光明磊落，不畏‘高官权贵’的精神，这是非常可贵的品质。”他进而提出，要提倡肝胆相照，提倡政治的透明度，使所有的同志免除发表政治意见的恐惧心理。“罗斯福四十多年前提出，要使人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今天对我们仍然是适用的。” 从此，“政治透明度”成为蛇口人很自豪的一个词。 《蛇口通讯报》是一张四开周报，篇幅虽小，却办得尖锐泼辣，生动活泼，议政、议经、议文，时有高见，批评意见是家常便饭。对袁庚本人的批评议论多次见诸版面。笔者便是这张小报的热心读者之一，认为它比许多板起面孔的大报可亲多了。 领导班子内部自然也有矛盾，也有同志对袁庚有这样那样的意见，有人说他是政治家而不是企业家，有人说他用人不当，如此等等。袁庚不一定完全同意和接受，他也会对别人提出批评。但这一切都是在党的组织原则之内进行的。他不搞以人划线，对干部该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他手里既没有帽子也没有小鞋，保险柜里也没有。 党委副书记虞德海，对某些干部的看法和袁庚不一致。但当深圳市委要蛇口推荐一位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的时候，袁庚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虞德海。他对李灏同志说：“虞德海忠实可靠，担任常委兼组织部长最合适了。” 我也听袁庚讲过：“在蛇口的领导层中，虞德海的家庭最艰苦。他儿子有重病，经济负担很重，但也从来没有向组织伸过手。真是一位好同志。” “试管”的新发展 1986年，袁庚在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亚洲研究中心作了一次精彩的演讲，题为《蛇口——中国开放与改革的试管》，引起强烈反响。一位台湾来的博士先生，与国内派往香港的人员素无来往，听了袁庚的演讲，主动上前与袁庚握手，并合影留念。 “试管”一词，从此不胜而走。它形象地概括了蛇口的一切试验。“我们希望人们把蛇口看作一根试管。一根注入外来有益的经济因素对传统式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试管。大家知道有‘试管婴儿’。六七十年代，世界出口加工区盛行的时候，也曾出现过‘试管经济’这个名词。”“蛇口，弹丸之地，又是由一个企业开发的，如果着眼于它每年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那何足挂齿。如果把它看作一根试管，也许会引人关注。如果孤立地研究这个区域的经济模式，未免小题大做。如果把它放在周围开放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里来考察，那就有所不同了。” 在所有的改革试验中，袁庚最看重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他认为，没有政治民主，一切都是空话。即使有人因此批评他“是政治家而不是企业家”，他也毫不动摇。 当蛇口这个“试管婴儿”年满八岁的时候，政治体制的改革又迈进了一步。群众议论已久的蛇口工业区管委会改为董事会的问题，经过将近半年的准备，1987年5月付诸实施了。 工业区领导机关，由最初的指挥部变为管委会，如今又变为董事会，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而是真正实质性的改革。这次改革，使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监督权与执行权分开，更加强化了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的企业化形象，特别是工业区七名董事的民主选举，意义深远。 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十一名，四名由香港招商局集团指派，七名由工业区民主选举。 民主选举的一个星期，是今年以来蛇口工业区这个“试管”最活跃的时期。首先由选民无记名投票选出十四名候选人，然后候选人与工业区干部群众直接见面，发表竞选演说，接受质询，进行答辩。演讲答辩会场场爆满，气氛热烈。 蛇口的民主选举，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美国权威性杂志《新闻周刊》载文评述蛇口的民主尝试说：“他们以真正民主选举候选人的身份在蛇口出现作政治演说，在一系列答辩会上回答选民们的问题。……队而成为自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批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中国首次涉猎民主的尝试发生在深圳特区的蛇口绝非偶然。在整个国家，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及其产生的繁荣和矛盾，同时也加深了对政治变革的欲望。这种动力在深圳尤其明显。蛇口的职工都很年轻，所受的教育程度较高，经济宽裕，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正如当地的官员熊秉权所说：所有这些条件，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加速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 这里说的是上一次管委会的选举。用来观察这一次董事会选举，同样适用。 董事会诞生之后，交通部长钱永昌来到蛇口。他参加了在蛇口举行的招商局集团本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之后，5月23日下午在助理经理以上干部大会上讲了话。 “过去的一年，是招商局集团经济效益全面提高的一年，是向新的方向扩展的一年，也是历史上发展变化较大的一年，整个集团正在向多元化、大型化、国际化发展。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是一个质的飞跃，连香港的一些大企业也不能不对我们刮目相看。”“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是因为我们有明确的方针，统一的部署，团结、勤奋、勇于改革的班子和一大批干部，说明我们的工作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是跟上和适应了中央关于香港工作的步伐的。” 这是很恰当的总结。 党的十三大就要召开了。这次大会将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诞生，必将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极大地激发人们的改革热情。 快快升起来吧，十三大的太阳！ （原载《当代文坛报》1987年第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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