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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事件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但屈指一算已经二十多年了。那还是1971年秋天的事。 我当时是驻斯里兰卡使馆新闻官，是“二进宫”的外交官，也就是说是第二次到这个国家工作，同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家庭成员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往来。 一天凌晨，斯里兰卡政府发表紧急通告，说全国发生了“格瓦拉叛乱”和对政府军警的武装袭击，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因此，不得不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实行24小时戒严…… 早晨一上班，斯外交部便正式通知各国使馆，并给使馆发了几张通行证。我们因已有一些思想准备，全馆在马子卿大使有力的领导下，秩序井然，毫不慌乱。但难题还是出现了：我国两名信使在得知斯里兰卡实行戒严之前上了飞机，预计当天下午抵达科伦坡。 怎么办？ 马大使当机立断，决定照会斯外交部，要求确保我信使安全，同时改派他的专职司机开车，并由我到机场去接（因为我既懂英语，又能说点当地话，在机场的朋友也比较多）。大使要我保证信使和文件的安全，必要时“要与文件共存亡”。 他们认错人了 大使司机夏师傅年纪比较大些，还当过兵，遇事不慌。这是我完成任务的一个有利因素。 接着，我打电话给一家大报的驻机场记者。此人对中国友好，同我交往密切。在机场移民局和海关的很多朋友都是经他牵线搭桥而认识的。据他说，机场及附近已增加了很多军队，但他们并未接管或过问机场的事。这使我增加了完成任务的信心。 最没把握和最感不利的是，不知沿途情况如何。斯里兰卡军队没打过仗。据当天上午一些朋友说，军队比老百姓还惶恐不安，简直有点草木皆兵。有两个别国的外交官在执行任务中，在听到士兵命令停车时，立即伸手从口袋里掏通行证。士兵误以为他们在掏枪，“先发制人”，开枪射击。结果一个外交官挨了几枪，差点送了命。另一个幸免于难，但汽车被打穿了好几个洞。 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到了机场，等到飞机徐徐降落。旅客普遍情绪紧张，我信使则比较镇静。机场的检查比平时严得多，有的简直是翻箱倒柜。但我们的信使却照常免检，优先放行。 第一关顺利通过了。我们立即开车回馆。行车不过半公里，忽然有一股全副武装的陆军士兵从公路两侧跳到我们汽车的前方，强令停车，从四面把我们包围起来。十二支冲锋枪口对准着我们，十二个手指都放在扳机上，如临大敌。 这时，一名上士班长端着枪走到车前要我们下车接受检查。我吸取那两个外交官遭遇的经验，先问他是不是要看通行证，然后才慢慢伸手到口袋里取出，通过窗缝递给他看。 “通行证只管通行，不能管免检。”班长以一种权威的口气说。 “不过请注意，我们是外交官，有豁免权。”我也以一种权威的口气向他解释。 “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豁免。”班长毫不相让。 “我们理解你们现时的处境，但外交豁免权是不能侵犯的。” “不行，我们要执行命令。你们得接受检查。”他一点也不客气。 “既然你们不了解外交豁免权的事，那还是请你们去问问你们的外交部再说。”我还是很客气地同他说理。 “我们只听陆军司令部的，不听什么外交部不外交部。”班长还是坚持。就在这时，有一、两个士兵故意把枪栓拉出响声。 “那就不对了。你们司令也是在政府的领导下工作，而外交部是你们政府的对外代表机关。在涉及外交官问题上，你怎么可以说不管什么外交部不外交部呢？”我提高了嗓门：“我们决不会同意接受检查，如果你们一意孤行，就要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负全部责任。” 双方僵持不下。其间，一个副班长快步走向附近的一个亭子，好像是去请示。几分钟后，他口来用土语向班长作了报告，班长的态度开始缓和下来。 “你们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外交官？”班长又走上来问我。 “中国外交官。”我看到有一线转机，在东亚人中，他们分不清谁是日本人，谁是菲律宾人，谁是朝鲜人或中国人。他们很可能把我们当作怀疑对象了。 “能看一看你的外交官证吗？”班长比较有礼貌地问。 “当然可以。”我随即把证件递给他。 “啊，中国外交官！好，你们可以走了。”班长客气地作出“请便”的手势，同时命令士兵让路。 “谢谢！”我双手合十，用当地的语言和习惯作了一个友善的表示。这时，夏师傅不急不忙地启动车子，两位信使也开始松了一口气。当哨卡在我们身后渐渐消失时，夏师傅立即开足马力，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好险！看来好像是一场大误会。他们认错人了。” 有武器可借吗？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当日晚获悉，我国一艘万吨级货船次日凌晨将停泊科伦坡港。在紧急状态和戒严期间，其中的不便和困难是十分明显的，安全也存在问题。次日早饭后，马大使夫妇率领我们几个人，包括商务处外交官，带着斯里兰卡最上等的水果，登船“慰问”和“联欢”。马大使着重向他们介绍了驻在国形势的严重性，要他们高度警惕和注意安全，船加水后赶快离开。 下午，我们刚回到使馆，电话铃响了。对我一向友好的商贸部长伊某，奉总理班夫人之命，要求紧急会见马大使，而且说到就到。伊说，据其政府掌握的情报，我船上载有运往非洲的武器。斯政府“因镇压叛乱急需”，请我割爱把这批武器转让给他们先用。 这真是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船上果真载有武器吗？即使有，我们能转让给他们吗？在不知情和无国内指示的情况下，大使深感困惑和为难。但他毕竟经验丰富，处事从容，他表示理解斯政府的困难，但请给他一点时间首先弄清情况，然后……他不便再说下去了。对方好像也明白了。说“我等着阁下的回音”，随即告辞。 客人一走，马大使立即指令我上船了解情况。这时已是晚上8点了，外面不时传来零星的枪声。夜间登船，而且要经过港口重地，实在危险。但事情迫在眉睫，哪能顾及个人安危。担心的是，船上如果有武器，船长会告诉我吗？应我的要求，使馆开了公函，并让我随身带了红皮护照前往，以便“内交”时核实身份。 还是夏师傅开车。一路还算顺利。最后路经警察总部所在大街时，忽闻要求停车声。夏师傅徐徐停车，一个警官和随从端着冲锋枪立刻冲到我们车旁，责问我们为何迟迟才停车。因为有了前一天机场路上的经验，我首先说明我是中国外交官，有紧急公务要到港口去，因司机不懂当地话，听我翻译后才刹车，所以耽误了几秒钟。对方见我言之有理，未再纠缠，但警告说，你们这样很危险，这是非常时期，万一我开枪把你们打死了怎么办？！ “这要谢谢你了。”我用当地话向他做了个友好表示，并半开玩笑地说，“不过要是真打死了一个外交官，也够麻烦的。” 警官笑了笑说：“OK！”示意让我们通行。 几分钟后我便到了港务局，找该局的一个朋友帮我办登船手续。但他告诉我，我要登的那条船25分钟前已离开港口去非洲了。 我真是喜出望外。管他有没有武器，反正船走了，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但我还是不放心，要求同海军司令部联系，海司值班军官证实，确有一条万吨级中国货轮在半小时前离港。我立即据实向马大使做了汇报。他听后如释重负，马上让翻译通知伊某，我船已离开，他实在爱莫能助。 第二天，当地个别报纸歪曲事实，硬说我国有条船满载给格瓦拉分子的武器悄悄到了斯里兰卡港口，企图挑拨两国友好关系。 使馆根据国内通报的情况据理驳斥。为了对付海盗和台湾蒋帮的袭击，我货轮上有少量自卫武器。根据国际惯例，我船在经停港口向斯有关当局作了报告。在停泊期间，是否封存完全由经停港口有关当局自定。斯方出于对我国的信任，未予封存。某些报纸的报道纯属别有用心。 一场虚惊就这样骤然发生，又突然结束了。 班夫人真聪明 风声越来越紧，有的使馆已经被牵连上了，不得不撤离。外面谣传，下一个该轮到中国使馆了。 这时候，一连发生了几起事件。我国新华分社驻地被搜了；使馆邮件被查了；我援助班达拉奈克大厦的物资也遭到搜查。使馆很多同志感到愤愤不平，甚至怀疑班夫人要改变对我国的友好态度。我援建组有的青年同志面对印度洋掉眼泪，长叹帮错人了，说班夫人不够朋友，是“以怨报德”。使馆领导也处于困惑之中。 就在这时候，周总理在北京会见了斯里兰卡驻华大使。周总理说，班夫人很聪明嘛，她几下一查，中国使馆没有问题，不就把右派的嘴封住了嘛！ 消息传来，全馆同事顿觉烟消云散，好像久旱逢喜雨，深感周总理站得高，看得远，不拘泥于平常时期的外交惯例，掌握着超人的外交艺术，用不平常的语言和风度解决了按常规无法理解和解决的问题。 一场风暴终于过去了，我们也闯过了好几道难关。班夫人巩固了她的领导地位，两国关系又重新得到了改善和发展。 1999年4月6日至14日，朱镕基总理时美国进行为期9天的正式访问中， 有两天三夜（7日晚至10日晨）是在华盛顿度过的，这段时间的访问活动高 潮迭起，举世瞩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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