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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内讧：王希哲状告魏京生 宋文申 在刚刚进入20世纪最后一年：1999年1月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在美国媒体面前，由美国国会众院举行的一个专门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所谓“听证会”上，闹了一场中国的所谓“民运分子”或“异见分子”内部各个山头和派别之间的“同室操戈”。他们“相互攻击”，互指着鼻子大骂、大吵、大嚷、大闹、“大打出手”。沸沸扬扬，演出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混战和恶斗，把个“听证会”搞得不欢而散，至今余波未消，继续口诛笔伐、各不相让，还闹到了美国的“公堂”，在洋人面前打起了“官司”……。 一些中国的民族败类，在“洋”地方的“洋人”面前出尽了中国人的大“洋相”！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大开眼界、发人深思的“奇闻”，一出自我讽刺的“闹剧”和“滑稽戏”！ 在“主子”面前大动干戈，出尽“洋相” 最近一个时期美国统治集团和反华势力，显著强化和加紧了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攻击和“惩治”的力度。最突出的就是借所谓中国的“人权”、“人关”等大做文章，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增强、施加压力。 人们知道，美国政府的官方人士，包括其总统和国务卿，都曾“信誓旦旦”表示要同中国建立什么“21世纪战略伙伴关系”。可是他们起劲做的，却是另一回事，恰恰是利用一切机会，不择手段地压服和“惩治”这个被称为“战略伙伴”的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这种背景和气氛下，作为对中国施压的手段和步骤之一，由美国国会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出面，在华盛顿国会山庄专门召开了一个所谓“中国政府镇压民主运动”、“践踏入权”问题的“听证会”。这个“听证会”，专门挑选了几个死心塌地投靠美国、由美国豢养、彻底背叛祖国的所谓中国“异见分子”“‘民运人士”，充当“做证”人，专门对付自己的“战略伙伴”——中国。 这又是哪一家、谁同谁、何种“战略”的“伙伴关系”呢？ 当然，这几个黄皮肤的中国人，其实也够不上美国真正“平等”的‘伙伴”。充其量不过是受其豢养、庇护，任意调遣、驱使的一帮死心塌地为美国“战略”效劳的“奴才”、“走卒”而已。 可是，美国在这些奴才中，却单单看重和选中了新近来到美国并大为“走红”的魏京生和刘念春，以及更后一些来到美国的几个鲜为人知的人。而投靠美国“资格更老”，为美国对付中国立过“汗马功劳”的王希哲等人却遭到冷落。他们只够坐在“听证会”的“旁听席”后排“旁听”的份。 这就不免引得王希哲等人颇感“失宠”，醋意大发。在魏京生等“做正’，摇尾乞怜，发表一通大骂自己祖国，哀求美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对中国实行更严厉惩罚和制裁的“证词”之后，王希哲等就立即从旁听席站起来，对“听证会”仅仅邀请了魏京生等人，冷落了其他的人，表示了强烈不满和抗议，指着魏京生的鼻子怒骂。 结果引起了王希哲和魏京生等人之间一场恶言相对的互相攻击和斥责。 报道说，王希哲在“听证会”快结束时，“突然起立”，对美国主子没有邀请他“做证”大声抗议，高喊“这一次出席听证会的几个证人，是没有资格为中国民主党说话的”。还大骂魏京生等人“欺世盗名”，说魏对中国大陆一些所谓“异见分子”非法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历来持反对态度，还曾中伤他们是“共产党特务”，因此，他根个不够资格，“不能代表海外民主运动”到这里“做证”。 而魏京生等人则反唇相讥，大骂王希哲等人“居心叵测”，“非常恶劣”，“有意抹黑海外的异见人士”，甚至把王希哲指为“共产党特务”。 这场突然爆发的争吵，使国会的会议主持人仓皇失措，最后不得不招来警察维持秩序，使得这个“听证会”中途不欢而散。 据有的报道描述说，“冲突场面一度十分火爆”，“最后‘动起手来’，升级为‘武斗’”，“令场面失控”，后来不得不“由国会警察将王希哲等人押离议会大楼才了事”。而那位主持“听证会’的美国人，更是“手足无措”，不得不悄悄退席，溜之大吉。 在“听证会”后，王希哲与王若望等人还在会场外发表‘涟署抗议声明”，公布揭魏京生老底的函件和录音，闹得“不亦乐乎”！ 这幕热闹丑剧，还做了电视的现场实况直播。引起国际传媒的严密关注，纷纷进行了报道和评论，向我们绘形绘色地展示了那场“丢人显眼”的“丑剧”和“闹剧”。 丑剧‘节兴未艾” 这场所谓“民运分子”的“内讧”，其实并非什么新鲜事。实际上，这帮人虽寥寥无几，历来却是以与“民主”、“民运”风马牛不相及的“内斗”为“传统”和“专业”的。几年前围绕所谓“民联”、“民阵”合并为“民联阵”的那场丢人显眼的“恶斗”，王若望头破血流，含泪兵败华盛顿，人们大概会记忆犹新的吧！王炳章、徐邦泰等人围绕《中国之春》杂志那场同样闹到美国法庭的争夺战，至今也仍未停息。 这一次也不例外，据报道，1999年2月5日，王希哲等3人就以所谓“中国民主党”负责人的名义，向美国纽约州高等法院状告魏京生和台湾《新新闻》杂志“三项诽谤罪”，要求被告正式道歉并赔偿200万美元。据说已得到受理，并向被告发出了传票。看来，好“戏”还在后头！ 如果说，当年王若望兵败华盛顿，是他妄图充当“中国的华盛顿”，担当海外“民运”总头目的野心和美梦的破灭，与什么中国的“民主”、“民运”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那么，这一次王、魏之间的华盛顿之战，也同样和中国的民主根本不搭界，纯粹是在其美国主子面前的一场肮脏的“争宠吃醋”、“争权夺利”的闹剧而已。这出最近的“表演”的近因，就在于自从魏京生来到美国后，得到其美国主子的特别青睐和器重，寄希望于他来“统合”处于四分五裂的所谓“民运组织”。为此，其中一部分人就大肆鼓噪，极力为之争取“诺贝尔和平奖金”，肉麻地捧他为中国的“民主之父”、“中国的曼德拉”。魏京生自己也洋洋自得，“欣然”接受，自认为“舍我其谁”、“当之无愧”。 这恰恰就是更早投到美国主子怀抱的王希哲辈所难以接受和容忍的。这不是明明抢了自己的位置和地盘吗？ 这种“不争气”的情况，当然也引来了支持供养他们的美国有官方背景的反华势力的关切和失望。据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周刊的报道，在回月8日“听证会”闹剧的一周之后，前美国驻华大使夫人包柏漪就以“中国人权组织的创始人”的身份（这倒是透漏了这中国“人权运动”的真实起源、后台和背景！）“在曼哈顿第五大道的一家湖南餐厅’请魏京生、王丹、方励之等人吃饭，“对大厅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活动分子进行了说服工作”。可是王希哲却未见露面。这也是意味深长的。 这篇报道中还提到“一些批评人士”认为，这帮人的内斗，“其结果是持不同政见者出现尖锐分歧，这对中国政府有利，并使这个流亡运动越来越同中国的局势发展脱节”。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这场表演的“终结”。 中国最腐败的一股政治势力 这帮十年前在北京制造政治动乱的分子，曾经把自己打扮成“反腐败”的英雄。经过十年来的反复表演，恰恰充分证明，他们本身就是中国的一股最为腐败的政治势力。难怪一位身居泰国的曾是“圈里的人”，把这帮人搞的所谓海外“民运”形容为“奸商宵小贻害无穷”的“丑陋的海外民运”，“差不多成了几个争地盘的流氓团伙”，“在海外中国民运的大本营美国，就又上演了一曲令人恶心的丑剧”。他们的权欲个人野心很大，可是权还没拿到手，自身就完全烂透了。 据海外一家报纸《星岛日报》在《从“一盘散沙”到“水火不容”》的“特稿”中评述说：“从八九年‘六四’事件以来，通过明或暗的渠道到达西方的中国异见人士少说也有两三百人，其中较有名气的大概有数十人，但是在海外的各种异见人士团体竞有七十多个，有‘党’有‘派’，有‘会’有‘部’，由于各人都是主席、会长、秘书长、召集人，谁也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故两三年过去后，海外形容这些所谓的民运组织实际是一盘散沙。” 这就是对这帮子“民运分子”多年来的所作所为的很好写照。如果说，《沙家浜》剧中那个“胡司令”，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话，那么这些所谓的“民运分子”种种“党派组织”竟然连这样一个“平均数”都还达不到，互相之间的拆台，更是早就成了家常便饭，这不是够可怜、可悲的吗？ 他们目前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美国的一点不同名目（包括这样那样的以“民间”形式存在具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的施舍，有时还要跑到台湾去乞讨。当年召开的“民联阵”成立大会，则是由王若望专门跑了一次台湾讨了8万美元才得以开成的。魏京生前一个时期也曾专程去了一次台湾，受到李登辉的“接见”，其目的之一也是讨钱。据说并未捞到多少。可是这样四处乞讨的一点钱，相当一部分就已经进了个人的腰包，供少数人挥霍了。上述文章就提到，最近王希哲就曾“公开质疑魏京生所筹集的巨额资金的下落”。 一部海外“民运分子”的发展历史，就是始终贯穿着这种”四分五裂”、“争权夺利”、激烈“内斗”的历史。还没有拿到权力，自己就争得头破血流，还没有掌握经济大权，已经为“分赃”而打破头了！ 这是一帮什么人？是一股什么力量？他们闹的是怎样一种“异见”？不是已经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了吗？他们自称是“民运分子”，至少该是与中国的“民”字即同中国的最大多数的人民大众的“民情”、“民生”、“民愿”、“民意”有点关系，与中国真正争取民主的民主运动有点关系吧？然而，不！他们却是当今中国与自己的人民大众最为脱离、最为格格不入，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他们连“众”也谈不到，有时甚至连三个人都合不拢。结果就形成了一伙不成气候的“乌合之众”。 民主，首先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表达人民的意志。和自己的祖国作对，和生养了自己的人民的共同意志作对，背道而驰；和美国国会的反华势力相结合，与中国的农奴主的最后代表达赖相结合，与违背最大多数人民意愿推行“两个中国”的身居台湾的李登辉甚至一直从事“台独”的势力“民进党”相结合；干的是遵从反华势力的旨意，危害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勾当，这算什么“民主派”？难道不是对民主的最大背离和亵渎吗？这哪里是“民主”！分明是“‘美’主”（以美国为主子，由美国做主）、“‘钱’主”（当外国金钱的奴仆），归根到底是“‘我’主”（一批谋取私利的个人中心主义者、唯我主义者），岂有他哉！ （《中流》1999年第4期，标题略作改动） 媚外软骨症 ——评魏京生晤沙特克 冷眼 编者按：这里刊登的《媚外软骨症卜文，转载自澳洲的华文《汉声》杂志。它揭露的是“动乱精英”魏京生，投靠、勾结其外国主子，摇尾乞怜地恳求其对中国实行制裁、禁运，大力干涉中国的内政，以对付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丑恶行径和卑鄙灵魂。这种对魏京生这个小丑的旗帜鲜明、一针见血的揭露和鞭挞，在国内众多的宣传媒体上，似尚未见到，知之甚少。把它转载于此，供大家一闯，恐怕是不无益处的吧！ 值得注意也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患了典型的“媚外软骨症”，卖力地为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的“行政命令”和“世界战略”效劳的洋走狗魏京生，却正在被某些外国人吹吹打打地举荐为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候选人。 这些推举人，恰恰也就是魏京生早已投靠了的美国国会的那些反华的议员们。 据外国的通讯社报道，去年十月间，美国的58位国会议员，联合搞了一封致诺贝尔委员会的签名“提名信”。信中说：“我们坚信，魏京生得到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是当之无愧的。”“希望诺贝尔委员会能承认魏京生作出的特殊和杰出的历史贡献。魏京生代表的理想和目标，是中国和平转变的重要因素。” 主子一声令下，躲在美国的“动乱精英”方励之等，立即吠声吠声，起而响应。 这真正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了。 与世界和平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卑劣的跳梁小丑，却居然被和人类最崇高的和平事业联系起来，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一种空前的历史嘲讽和咄咄怪事吗？按照美国的指挥棒，专事在中国制造动乱，竞成了“维护和平”；拜倒在美国脚下，乞求由美国在中国大地上当家作主，竞成了“争取民主”；保护一小撮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动乱精英”搞卖国、分裂祖国，推行美国“和平转变”的“理想和目标”的“权利”，竟然成了“维护人权”。所有这些居然又成了“特殊和杰出的历史贡献”，这不是对“和平”，才‘民主”，对“人权”，对历史，也是对诺贝尔奖金的最大亵渎和玷污吗？ 报载刚被假释出狱不久的中国“异见”分子、被西方誉为“民主斗士”的魏京生，于2月28日与刚到访中国的美国专事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沙特克共进午膳（见1994年3月2日澳洲《新报》报道）。席间魏京生竟然要求美国人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以延续中国“最惠国”经贸地位要挟，迫使中国政府在所谓的“人权”问题上向美国屈服，以期实现他所说的“如果美国有坚决的决定，便可望有大的收获，否则一切努力将属徒然”。……他还促请美国今年不可太快决定延续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如果中国拒绝改善及继续漠视国际压力，美国便应言出必行”。言下之意即要美国撤销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变相对中国人民施加经济制裁。魏京生之流跪倒于美国霸权面前媚外求宠，置自己国家民族振兴、发展的根本利益于不顾，甘愿堕落为美国反华的马前率，丑态毕露，十足是一副洋奴嘴脸。 对于当今国际上自诩为“人权斗士”的山姆大叔的颐指气使，世人几已习以为常，甚而是麻木不仁。总之对“人权”的诠释，山姆大叔说一，则他人不能说二，否则那根狼牙大棒砸将下来，那还得了。是故，折服于山姆大叔淫威之下喝“洋奶”长大的有着东方人面孔的所谓“民主精英”们，乃至那些虽喝不上“洋奶”却总想方设法仰仗山姆大叔的淫威，四处蛊惑人心，甚而狐假虎威，恃势凌压自己民族的“民主斗士”们，通通患上了“媚外软骨症”。对于他们的摇尾乞怜，百般做态，山姆大叔自是赞誉有加，万般呵护，如获至宝。前有方励之辈，后有魏京生之流，他们企图借美国人的霸气来凌压中国民族的正气，居心可恶可诅，每个有民族尊严的中华子育都会对他们一伙的媚外求宠嗤之以鼻。 民主、人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有其自身形成的内在规律。各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因而造成了发展中的千差万别，这当可理解。然而，民族的生存、发展权是当今世界上每个国家民族步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缺乏了这个前提来高谈阔论所谓的“民主、人权”，如果不是狂妄无知就是居心不良。众所周知，西方国家今天的物质文明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三五百年来对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民族，特别是对亚、非、拉美三大洲人民的疯狂的殖民掠夺。这段历史人们当可追溯至1492年哥伦布等西方殖民主义先锋抵达拉丁美洲时开始的血腥的对外豪取强夺及种族灭绝的殖民统治时期共500年左右的时间。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空里，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科技发展、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成形，殖民掠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臻至巅峰……一言以蔽之，西方国家积500年来灭绝人性的对外殖民扩张，豪取强夺，几尽榨干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膏血，以建成今天西方国家炫耀于世人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文明圣殿”。换一句话说，西方国家赖以走向现代化的生存发展权恰恰是建基于剥夺第三世界国家同样应享有的权力基础之上，造成第三世界国家长达几个世纪陷于贫困落后、停滞不前乃至种族灭绝这样一个血淋淋的残酷困境。时至今日，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已纷纷奋起抗争，以争取和维护本民族的生存发展权的时候，西方国家以他们的血盆大口向发展中国家兜售他们那套“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价值观，就是十足的虚伪！其目的不外乎指责发展中国家的落后、野蛮以突显白种民族的“优越”和高高在上，从而贬抑、压制发展中国家步向现代化的种种努力。 鉴往知今。历史是一面最公正的镜子，往往伪装的妖魔鬼怪，在这面镜子里总要原形毕露，无所遁形。时时对照历史，人们当不能忘记西方的撒旦们犯下的深重罪孽。然而到了今天的科技时代，西方的撒旦们却乔装成了悲天们人的救世主，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摆出了一副乐善好施的慈悲样。特别值得人们玩味的是，经过了改头换面，西方的撒旦们以教育、科技、物质享受、金钱美色等种种手段来培植一批又一批第三世界的“自由、民主、人权斗士”，以发动一场无形的现代的“十字军东征”，将他们的价值观念以“国际标准”作为包装，通过他们培植、影响的“精英”们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有形无形的渗透，内外呼应，软硬兼施，以期达到瓦解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摧毁一个民族的自信心，实现他们对第三世界“无兵以屈之”的目的。这是人们不能不严正对待的一招杀人不见血的恶毒招数。可以想象，如果西方的撒旦们的阴谋得逞，发展中国家顿成被抽掉民族脊骨再也挺不起腰干的软体动物，那么步向现代化非但免谈，而本民族的生存发展权也顿失依据，灭绝的命运也就摆在眼前了。这是不能不防的！而他们此一毒招能否得逞，端视乎他们所培植、影响的这批第三世界的“精英”们能否完成内应工作，这恐怕是发展中国家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隐患。 记得魏京生曾于70年代中期提出过一个当时颇具争议性的“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观点，一时颇能耸动视听。由于他的言论充满激烈的感情色彩，因此很难弄清楚他此一观念的真正含意。但从他获得假释出狱后陆续读到的一些有关文字，特别是此次他本身的现身说法，那么，人们当可明了魏的所谓“政治民主化”的意涵不外是希望借助洋大人之力，在中国强行西方化制度。果如是，足证明魏京生之流是十足的史官，盖渠竟置中华民族振兴发展的整体利益于不顾，甘愿为洋大人的马前卒，更是令人齿冷。 中华民族的子裔绝难遗忘我们民族在近代一百多年来蒙受西方列强所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深重灾难和屈辱，永远缅怀及秉承无数民族英雄、志士仁人为外抗列强以争民族的自由、独立，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统一，内惩国贼以求民族的振兴、富强，政治的稳定、民主，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地前仆后继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时至今日，一个独立自主，团结奋斗的中华民族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牢牢地掌握了自己民族的生存发展权，上下一心，正以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勤劳刻苦的传统美德建设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大业。在这个举世瞩目的历史演进中，中国人权再也不受西方列强的任意宰割，而是真正为全体中国人民所共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深入发展，中国人权将日臻完善。而这一切是完全建基于我们民族一百多年来艰苦奋斗，浴血抗争的结果，充分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勇于开拓，勇于进取的高贵品质。这同西方国家五百年来的殖民扩张，贪婪残暴，豪取压榨的强盗行径根本上是泾渭分明，完全不同的。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中华民族是以王道待人治天下，西方列强恰好反其道而行之，是以霸道欺人夺天下，这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价值取向。所以，那种崇洋媚外，企图以全盘西化来取代“中国特色”是根本违背基本国情的叛逆行径，注定是要失败的。 “中庸”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藉此，不妨正告魏京生之流，希望你们在反民族的路上别越走越远，及早回头，善莫大焉。如果你们真的有一番为社会大众谋福利的抱负，那么就必须踏踏实实地投身于我们民族的振兴大业之中，以实际行动贡献你们的才智。但如果你们只想仰美国人的鼻息，妄图恃“洋威”以令中华，那么到头来你们将会发现，你们不但不能见容于中华民族，最终也必不能见容于其他族群。 （原载澳洲《汉声》1994年4月，《中流》1995年第1期转载） 盛世妖孽 ［马来西亚］彼岸 又一个人渣被撵出了中国，就像送瘟神那样，谢天谢地，阿弥陀佛！这回是魏京生，中国扔掉的垃圾美国捡回去当成宝贝，供奉膜拜，目的只有一个：反华！ “国之将亡，必出妖孽”。中国正当盛世，正在如火如荼振兴中华的关键时刻，却也冒出了一小撮像魏京生那样甘心任由摆布被用来反华的败类，为什么？卖国求荣！李志绥不是捏造了一部《一个医生的回忆录》，艾蓓不是虚构了另一部《叫父亲太沉重》，企图诬蔑当代的伟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吗？所为何事？还不是为了几个臭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断语加诸此辈倒是十分确当的。 “克林顿蔑视中国，在白宫接见魏京生”。这是新加坡《海峡时报》的大字标题。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克林顿是美国总统，理当日理万机，本不应也无需小题大作，下作到去搞这样有失体统的小动作，在丢人现眼之余，还损害了中美关系。 不单是克林顿，历届美国总统都是一样德行，喜欢小题大做，无事生非，搞小动作，搞对抗，来达到破坏世界和平的目的。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怀疑白宫的头头们的智慧和两党轮流坐庄的选举制的民主性。难怪有一个美国人曾经这么说过：只要有第三个总统候选人，即使是猴子，我也会投它一票。猴子也比克林顿有智慧。 克林顿智慧欠佳只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把中国当成假想敌，总是企图围堵中国。美国和一些西方列强这种反华心态，有时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不久前，诺贝尔和平奖不是颁发给了分裂中国的奴隶主达赖刺嘛吗？据说他们还准备提名魏京生，也把这个大奖奉送给他。为了反华，不惜践踏诺贝尔奖。和平奖的颁发不是为了促进和平，而成了搞对抗、分裂他国的手段，成了反华的一个毒招。诺贝尔假如九泉有知，肯定，肯定会锥心泣血，怒火万丈。 克林顿口口声声要和中国接触交往，要和解，不搞对抗。我看，他是口是心非。奉劝他，还是省点搞小动作的时间和精力，用点心思，苦读一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接触交往”一番，也许会开窍一些，演跳梁小丑的角色，有辱超级大国的尊严。 （《中流》1998第4期） 民族败类吴弘达的丑恶表演 何孝先 编者按：下面所刊载的，是一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对投靠美国的民族败类、反华走年吴弘达的丑恶表演，所作出的部分评价和反应。听一听生活在美国的具有起码爱国心的华人对这件事的种种议论，是颇能发人深思的。 被美国官方封为“人权斗士”的吴弘达，到底是何许人也？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却被美国“不断夸奖”为“真正的美国英雄”，当做“患难归来的英雄”而“热烈欢迎”，这不就一针见血地说明了一切吗？何孝先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连“反华的中外政客“都”心里雪亮”：吴弘达所作的一切，并“不是出于个人的使命感，而是职务赋予的责任”。什么“职务”？对谁的“责任”？原来，远在美国的许多人都早已十分清楚，“他（吴弘达）为英美情报宣传机构工作，用心良苦，力求表现”。不仅如此，他去年偷偷摸摸从新疆溜进中国窃取情报，不仅是直接受美国情报机构指派，而且还是“和负责宣传方面的美国人士同行”。这不是把他的身份、背景和使命交代得清清楚楚了吗？说穿了，这个吴弘达不过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背叛祖国、卖国求荣的汉奸、卖国贼，一个死心塌地地效忠美国主子，受美国情报机构豢养、派遣的卑鄙可耻的美国特务而已。正因为如此，他厚颜无耻地“一再强调自己是美国公民，感到十分光荣和骄傲”，一再“要求美国‘惩罚’中国政府”，乞求美国政府“有强硬的政策，阻止中国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巨人’”，就一点不会使人感到奇怪了。 给吴弘达这样的汉奸、卖国贼以背叛自己的祖国的“权利”，以破坏、颠覆自己的祖国而不受惩罚的“权利”，这就是美国政府所维护的“人权”！ 去年10月18日晚吴弘达来敝校（威士康辛大学欧城校区）演讲，题目是《中国：奴工背后的真相》。能这么快便找来这位中国政府释放后返美不久、英文全名（Harry Wu）正被媒体炒得炙手可热的“人权斗士”，使不少同事和学生感到意外。听说有某位亲台的教授从中穿针引线。 最近一位朋友来电话闲聊，提及他曾有幸亲聆过吴某的“崇论宏议”，于是在长途电话里细细将内容相告。我发现它与吴某在敝校的演说同出一辙，由这位“斗士”演唱出来，竟是一首厚颜的三曲，慷慨激昂处不让“正气歌”： 一、中国政府“倒行逆施”：中国人民是毫无权利的“奴隶”。 二、感谢美国政府及人民，并以拥有美国公民权自傲。 三、大力推销他那本反华的著作，乘机狠捞一笔。 像这种名利双收之举，他自然勇于为之，他又“有何忧哉”！ 连不断夸奖吴弘达为“真正的美国英雄”的听众，对他多次处心积虑地潜回中国，进行他所谓的“神圣任务”，也会有“何不殚烦”的疑问。但反华的中外政客心里雪亮——这不是出于个人的使命感，而是职务赋予的责任。他为英美情报宣传机构工作，用心良苦，力求表现；否则，最近一次去中国应从上海或深圳等地人境，不必从新疆偷渡，更不必和负责宣传方面的美国人士同行。可笑他们万没料到一个遥远而冷僻的人境小站居然也有电脑稽查。吴某一人境即被捕，没有机会获取更多用来控诉中国政府违反人权的资料二所以这次演讲缺乏新内容，放映的还是两盒有关劳改及器官移植的录影带。这固然由于在某些美国人心目中，吴某像位患难归来的英雄；但有一事实我们不能忽视——他诽谤中国的那些话美国人听来正中下怀。基于本身的利益，美国绝不愿见中国强大，时时刻刻想抓一条小辫子为难；中共对此应该有所警惕，不再轻易给外人以藉口。 至于负面的影响，其严重性连吴某本人也始料未及，但他对自己的能耐无疑十分自满，处处宣扬一贯的论调，反对北京，要求美国“惩罚’冲国政府。站不论美国是否有此权利及能力，单谈惩罚的对象是否合理。尤其是大陆留美学生，常被误认为来自统治阶层或由政府派遣出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政府，也就代表中国。他们会不情愿地被卷入政治论争中。听见自己的国家被误解、被批评，总不能不挺身说几句话。 最恼人的情况是有些对亚洲一知半解的美国人，因受吴弘达的影响，以为自己也非常了解中国，见了东方人便大谈中国如何落后、中国人仍过着奴隶的生活，以及中国留美学生都是共产党员等等。以偏概全，自以为是。 吴弘达放弃中国人的立场，一再强调自己是美国公民，感到十分光荣和骄傲。他告诉听众说，这次乘机返美时，机务人员要其他乘客慢一步，而请他一人先行下机。看到黄缎带及欢迎的人群，他充分感到做美国人的幸福及骄傲。言外之意是中国人可悲，若比起美国人来，最多只能算二等公民。美国的报章杂志也一直强调他拥有美国护照，竟然在中国被捕，非常不合理。似乎美国护照可以使他高人一等，即使按照中国法律，他确有窃取国家机密的罪嫌，但因是美国公民，所以也应当逍遥法外。这还是19世纪帝国主义侵华时的论调。 演说时吴某一再提出，美国应有强硬的政府，阻止中国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巨人”。今天虽然禁止部分中国产品进口，克林顿总统对中国政府仍然过于迁就，把生意经看得太重。美国从未给过苏共最惠国待遇，为什么对中共如此厚爱？他这种偏激的态度我想连反华的香港总督及民运分子都不会赞同，因为最大的受害者会是中国和香港的老百姓。他更强调囚犯不该被迫劳动。其实罚令犯人劳动是四海皆准的原则，美国也不例外。人权组织应反对的不是劳改，而是任何冤狱。吴弘达摄制的录影带内容模棱两可，并未说明劳改的对象是政治犯还是刑事犯。如果是后者，则被罚劳动不为过分。工资低微也非不人道，而是限于国情，不该用美元为单位来计算，也不必和美国比。何况美国监狱中犯人的工资比一般人的工资也低很多。 吴某承认他在法庭上认罪是说谎，多年来前后二十多次，理由是对骗子说谎乃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中共政权本身就是一个大骗局。奇怪的是他在法庭上说是俯首认罪，从不像一个有胆量、有骨气的“斗士”，可是一离境却立刻头角峥嵘了起来，变成英雄，侃侃而谈，似乎道理和正义全在他一边。虽然如此，他却避免解释官方文书所载是否属实——他以盗窃罪被判刑三年，刑满之后自愿留在农场劳动，并非十九年期间他一直是囚犯。 讲词也有轻松的一面。他说去年夏天他被禁在武汉一所别墅中，囚室面积不大，却有两个沉默寡言、面目可憎的警卫。由于不耐小房间里的沉寂，他便主动和警卫攀谈，话题不少，如辛普森案，苏姗·史密斯，以及美国运动明星等，神态非常得意。听众不禁哈哈大笑。后来有个美国学生问他：法庭上的照片显示吴某神情沮丧，像一个极其可怜的囚徒。在狱中他是否真能如此轻松自在？真能的话，中国的监狱似乎便不如他描写的那么可怕……。 谈起中国违反人权的详情，吴弘达乘势推销他前年出版的那本书——《昨夜风疏雨骤》（用李清照“如梦令”一词首句略改两字作为Bitter Wnd一书的中文译名，看似典雅，其实不伦不类。李词的意境与吴著的气氛大不相同，最惨不过“绿肥红瘦”而已，何况还有“海棠依旧”）。精装本二十二元九角五分，平装本十四元九角五分。讲演前销路便不差，也有人只是翻看一下，讲完后即刻有二三十人购买，并且排队请他亲笔签名。回答听众问题时有人曾问说这次坐牢对他有什么影响？他笑答一大影响是他的书更畅销，中共帮了他一个大忙。接着他说他虽以做美国人为荣，如有机会还想回中国：中国是故国，没有人有权阻止他再回去，继续人权方面的工作。这一点颇令人费解：他回中国的目的不是积极地参与国内的政治改革，而是窃取情报，向外邀功，提供英国广播公司（BBC）及美国机构所要的照片、录音带和录影带。这种用心比起海内外民运分子的行为来，显然又逊一筹了。 绝大多数的美国听众没有到过中国，吴某的演讲就像“天方夜谭”，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中国听众却不大以为然。连台湾来的学生都有人批评吴某是“哈巴狗”、“挟洋自重”；香港的政论家如罗孚及岑逸飞等人也认为他老奸巨猾，目的全在利己，根本不值一听。但我认为外国势力仇视和贬损中国的心机值得海内外爱国的华人时时警惕。英美政府及其情报宣传机构习惯于将一切反华的言论都当成真话，将中国政府及人民的辩解却看成谎言。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华大阴谋，在现阶段表面上是以维护人权为藉口。这一所谓的“人权”机构会利用层出不穷的中国败类，例如刚捧过反华“英雄”，又抬出反华“英雄”——君不见“人权斗士”吴弘达的老调尚未弹完，在美国又出现了一个振振有词的张淑云，有计划地编造上海儿童福利院的病童照片？她被西方政府及传媒利用，将个人私怨及经济利益置于国家的荣誉之上。这一点连实地观察的美国记者也有些看出来了，但她的控诉被别有用心的政客及机构所接受，向世界各处传送，就像笔者在起草本文时，美国哥伦比亚公司每周一期的“六十分钟”节目正在播放中国“虐杀”幼童的消息。 （原载澳大利《汉声》杂志1996年第4期，《中流》1996年第6期转载） “马前卒”的悲哀 文从周 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柴玲小姐曾被捏塑为“志士仁人”的形象。正是赖着这样的光晕，在天安门广场中，在“自由女神像”下，她坐“总指挥”宝座达几十天之久。 然今年4月25日在台湾出版的《联合报》，却以《让别人流血，而自己求生》的题目，把她的这副假面撕破。这家报纸的记者自香港报道说：美国最近搞了一部影片。影片将披露美国记者康宁汉（Phil Cuningham）在天安门广场对柴玲的采访。大概是柴玲小姐自以为遇到了自家人，又没有别的学生在场，于是和盘托出自己的老底。她对记者说，她作为“总指挥”，根本就不是要领导学生们去争取什么“胜利”，“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用鲜血和生命唤起民众”。记者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坚持吗？”柴玲厚颜道：“我想不会的”，“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么的”。 将别人往死里推，而后自己逃之夭夭，这算得什么志士仁人呢？所谓志士仁人，必须是“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倘若有求生以害仁，无杀身以成仁，那就翻到了志士仁人的反面，就成了懦夫小人。然而，柴玲小姐们又岂止有求生、无杀身而已，而且是杀众人以成一己私利。倘若不是长着一颗狼子野心，能于出如此残忍、如此卑鄙的勾当么？一位摩登的卑鄙诗人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回头去看，他的这句诗简直就是谶语。这谶语就应在他自己及其同类头上。柴玲之流的卑鄙者不正是用卑鄙拿到了“通行证”吗？踩着被愚弄者的躯体筑成的阶梯，她们爬上西去的飞机，到“极乐世界”悠哉悠哉地享受那“极乐”去了。不知当年虔诚地追随柴玲的学生们读了这则消息，心里会是怎样的滋味？ 善良的人们或许要问，填塞私欲可以有很多手段，何必用这么毒辣的一招呢？这是因了恶魔的诱惑。当是时也，东欧崩溃，苏联解体在即，美国老爷们的“颠覆”魔爪对准了独立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要颠覆自然需要内应，于是便网罗利欲熏心的小人作汉奸，于是就有方励之、严家其、苏绍智、吾尔开希、王丹、柴玲……如雨后蘑菇般现世。“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精于商道的美国老爷深知，只要许以一张绿卡与些许美钞，就足以使这般丑类出卖父母、祸害家国、残杀同胞。“流血”是柴玲们的“期待”，更是美国老爷们的“期待”，而且首先是美国老爷们有了这样的“期待”，柴玲们才有这样的“期待”。 这样说冤枉了美国老爷吗？大量的铁的事实不论，仅从这件事也可以证明。设若美国老爷们当真对中国怀有善心，及时公布柴玲的谈话，即可成为促进受蒙蔽者觉悟、促进中国大局安定的助力。为什么不公布呢？一向以抢“新闻”著称的“新闻”掮客们何以变得迟笨延宕了呢？就是因为这个计划原本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的。自己怎么能够公开自己不可告人的阴谋呢？待到阴谋实施以后又来公布，自己也觉得这是个漏隙，于是修补说：柴玲的“一部分谈话在美国的电视媒体上也被用过”，但是因为翻译、剪接等技术问题“而失去了柴玲说话的逻辑性”。美国老爷们在中国问题上造了那么多的谣，他们的技术不失误，怎么偏偏在这里失误了呢？失误还可以改正，怎么一拖就是四五年呢？实则包藏祸心，岂是失误者舆？ 美国老爷们于1989年在中国干下的坏事，愈来愈被更多的中国人看透，愈来愈招致中国人的愤怒，他们的伪善假面已是破碎不堪。为了挽回颓势，便来了个丢卒保车，抛出从犯。这就是时下又公布这则新闻的全部秘密。说到底，所谓“新闻”，不过是美国老爷们实施政治阴谋的工具而已。 对于柴玲们来说，这实在是一个需要格外当心的信号。这信号说：君莫得意君莫抖，尔等不过一条狗。可使吠人与咬人，也可装入替罪篓。今天抛出了柴玲，明天、后天……呢？呜呼！密月已尽，恩爱将绝。想一想这以后的日子，难道不心寒么？有道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主子要抖落你们以自保，尔等如欲自保，唯一的办法就是抖落主子的老底——向世人公布他们是怎么收买、利用你们的。不过，这需要胆气，就看尔等有没有？ 1995年7月18日于北京 （《中流》1995年第9期） 表错情 ——方励之、李洁明交恶记 马鸣 1990年美国的一位学者，针对东欧剧变后的前东欧国家“持不同政见者”在新政权下的境遇，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抱怨和感叹：“如果一个人曾经是持不同政见者，那一辈子都是不同政见者了。”当时，笔者曾在一篇短文中介绍和评论过这个耐人寻味的论断。 这显然是一个悖论。当时我曾试图回答：“‘持不同政见者’推翻了要推翻的对象，与现政权不就成了‘相同政见者’了吗？何以又注定‘一辈子是持不同政见者’呢？”我只能这样来解释：他们的“政见”，本来就不是独立“政见”，只不过是把西方“政见”全盘“趸”来，用西方社会模式和价值标准“全盘”改造自己的国家而已。由于他们看外国眼色行事，唯外国意旨是从，为外国利益服务，他们头上就有了十分显眼的外国“徽记”。对有点民族尊严的国家而言，这“徽记”总是犯忌的，很难吃“香”的。一个哪怕是表面上标榜独立形象的国家，也很难公开容纳他们或明目张胆地奉他们为“英雄”，这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的。这不能不说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一种“事与愿违”的悲剧。 这只是“持不同政见者”作为外国代理人，在自己国家所注定的并不美妙的命运。可是那些逃离自己的祖国，直接投进外国怀抱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变成外国的直接工具正式获得被庇护、豢养的奴才地位之后，其命运是不是就会美妙一些呢？ 其实并不，也不可能如此。 道理很简单。“持不同政见者”从国内转到外国，当然是其地位、身份、价值、作用的重大变化。可是，在任何意义上却都不意味着其身价、地位的提高，相反却是这种身份、地位的一种明显的贬值。正如一个待价而沽的妓女，在嫖客未完全把她买到手之前，她是嫖客争取弄到手的对象，自身还有着讨价还价的余地，掌握一定限度的主动权。嫖客为了把她弄到手有时还不惜出高价，海誓山盟，苦苦追求。可是，一旦交易完成，嫖客就拥有了对这妓女的绝”对玩弄权和支配权。既已卖身，吃着人家，靠着人家，也就剩下看人家眼色，受人支配、使用、玩弄、发落的份了。 不幸的是，“持不同政见者”从国内转到国外，同时也是自身实际作用的大大削弱，一落千丈。像方励之、刘宾雁这样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能够被一些外国势力看中，不仅在于他们甘于为外国势力效劳，还在于他们是中国的“著名作家”、“著名学者”，有些人曾是××领导人的“智囊”，××要害部门的知情人、主持人或掌握宣传媒体的负责人，有的人还曾拥有“政协委员”、“作协副主席”、“科协副主席”等等的社会头衔。他们不正是因为原来有着这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广泛的社会联系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而被选中和倚重的吗？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也就失掉了这种社会地位，失去了国内的讲坛，割断了原有的社会联系，其实际的“使用价值”，也就不免打了极大的折扣，而转变为单纯寄人篱下的门客以至奴才了。 事物的辩证法本来就是如此。可是这却是那些把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接纳到自己国内的外国势力所始料未及的。现在他们已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失策。其结果不仅导致这些人实际价值的下降，而且还常常惹出种种麻烦，演出种种笑柄、闹剧，甚至转化为碍手碍脚的包袱和累赘。现在美国又打发“持不同政见者”返回中国大陆，就是一个不能不引起注意的新动向。然而这些人即使“打回大陆”，也不可能发挥原来那样的作用了。于是他们更多地着力于在中国大陆内部打主意，也就毫不奇怪了。 对这一点更缺少自知之明的，是“持不同政见者”们自己。他们能得以受到外国人倚重、赏识，又得以登上梦寐以求的外国“乐土”，于是就往往有一种“宾”至如“归”，落“叶”归“根”，乐不思蜀，受宠若惊，身价百倍的“良好”感觉。人家大搞反华，偶而要他们出来装装门面，造点声势，打打小旗，骂骂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在媒体上时而露露面，便自己以为已“平起平坐”、“登堂入室”，至少也跻身于“智囊”、“高参”、“谋士”的行列。于是就飘飘然起来。也就难免“得意忘形”，产生错觉，忘记了自己寄人篱下的门客、甚至奴才的真实身份，闹出摆错“位置”，看错“眼色”，表错了“情”的“不合体统”、“不识时务”的蠢事来。 从最近一些日子美国媒体传出来的方励之和李洁明之间的那场“争论”中，就不难闻出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有点“失宠”，遭到厌烦的气味来。 正当美国在关于给中国以最惠国待遇这个敏感、微妙问题上进退失措、举棋未定、争论不休的当口，被称为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的方励之，也耐不得寂寞，急不可待地要插上一嘴了。9月6日，他和另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前全美“学自联”主席赵海清，在美国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纽约时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敦促美国政府对中国“取消国营企业产品享受的低关税待遇”。文章还忘乎所以、出言不逊，以咄咄逼人的口吻告诫、指责美国政府：“如果克林顿总统屈服于中国政府和美国商界的压力，那么就等于向中国的强硬派践踏入权的行为开了绿灯。在今后几年里，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会更加糟糕。如果不是过去几年来每年都重新考虑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那么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表现肯定会更加恶劣。” 显然，方励之并非在对美国总统和政府发表“不同政见”。他不想，也不敢这样做。尽管言辞激烈、尖锐，不无“上纲上线”，指责“施压”之嫌，可是他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为美国说话的“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何况，如果文章不是明明白白地署着方励之的赫赫之名，有谁相信它不是出自洋人而是出自一个中国人的笔下呢？ 可是这调门很高、气势汹汹的“瞎起劲”，却似乎并未得到美国决策圈内人的嘉许和赏识。相反却被认为是“足以使美国最终失去在中国的影响”的“馊点子”。 明确站出来反驳、教训方励之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美国外交圈内的重要人物，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人们不会忘记，正是他，在1989年初，先是把方励之列为布什访华宴会的“贵宾”，后又把方藏到美国使馆保护起来，最后又把方装入美国军用飞机运入美国。李洁明又是北京风波中代表美国官方的现场指挥者之一。既是美国外交圈内重要人物，又是有“恩”于方励之的李洁明，出面用尖刻的语言针锋相对地反驳、教训方励之，其份量，其含义，恐怕都是非同小可的吧！ 李洁明在《华盛顿时报》发表的反驳文章除了明确地表示了反对方励之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观点之外，更突出地是表达了对呆在美国的某些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强烈反感和不满。他明确地把呆在国内和呆在美国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表现加以对比。他说，根据他们的调查，大多数呆在中国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已经不再强烈要求美国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很多人认为方励之和其他一些在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出国以后，就不顾国内的人民的生活了。他们对此很反感”。 这也就是主子对奴才的“不满”和“反感”。说这是因为奴才们“不顾国内人民的生活”，那是虚伪。从李洁明的反驳中，并不难看出这不满和反感的真实原因。 其一曰：“方励之不应该试图使美国的政策符合他的目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吗？几个“持不同政见者”值多少钱？你们不是优先考虑符合“美国的政策”，而是试图借“美国的政策”来改善自身的处境，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其二日：“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应该更多地直接和中国政府打交道。美国政府应该在后面支持他们。但是不应该给他们打先锋。”这意思就更清楚了。养活着你们，是要你们“直接和中国打交道”，也就是要你们自己上阵和中国政府对着干的。你们不这样做，却呆在美国国上上坐而论道，喋喋不休，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力图把美国推到第一线为你们“打先锋”，而且不体谅决策者的困境和苦衷，多方指责和“施压”，这更是主仆不分、摆错了位置了。 其三曰：“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压力，不应只来自美国，这种压力是多边的。美国应该特别支持香港和台湾的民主力量。这种来自中国方面的力量，比任何外来的所谓最后通牒和威胁都更有效。”这段话那就更是“话中有话”，令人回味无穷的了。它不仅表明了对这些躲在美国养尊处优、“光说不练”的奴才的失望和不满，而且还明确暗示，美国统治集团已下定决心把重点转移到更多直接依赖“来自中国方面的力量”，这是不是意味着方励之这些呆在美国的“不同政见者”因“不识相”而受到某种“冷遇”呢？使“不同政见者”，继续呆在国内站住脚，保持其原有地位和联系，利用合法讲坛发言，不是更有效、更划算吗？ 唉！说来说去，这“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并不易扮演，即使想当个“够格的”奴才，又谈何容易！方励之兴冲冲地交了一份“试眷’，实际上却被判了一个‘不及格”，落了一个使人家厌烦的尴尬处境。 （《中流》1994年第5期，标题略作改动） 如此“斗士” ——李洁明大曝方励之当年“避难”内情 马鸣 4月间，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和‘冲国的异议人士”方励之在美国的两家大报上展开了一场颇为精彩有趣、令人回味无穷的争吵。笔者在《中流》5月号，曾以《摆错了“位置”，表错了“情”》为题（本书收录时改为《表错情——方励之、李洁明交恶记》）就这件事做过简略评述，指出了透过这场争吵而能够意会的某些重要动向和含义，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对这些呆在美国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上的微妙变化，以及那些寄人篱下的奴才们的尴尬处境。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打不成交”。可是李洁明和方励之的争吵，却是在保护人和被保护者之间、主子和奴才之间早已“成交”即早已确立了各自的地位、名分并大大热乎一阵子之后的对“打”。这本来就不属于平等对手之间的平等“对话”或“讨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会向什么方面发展？到头来会吵出个什么名堂？这却是人们所不能不关注的。 从最近来自西方，特别是来自香港传媒的信息表明，这场争论不仅并未停息下来，反而呈现了“升级”的明显趋势。 这一方面突出反映在争吵范围的明显扩展上。原来这场争吵是围绕美国是否应该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而展开的，现在去发展到“翻”业已过了五载的“陈年老账”，把当年方励之躲进美国使馆的事实真相和是是非非也扯出来的地步。从美国本土的媒体，扩展到了香港的媒体，也标志着这种争吵范围的发展。 另一方面则突出表现在争吵双方的“攻”、“守”地位的“转移”。如果说，4月间就表面化了的争吵，是由方励之首发其难，主动挑起争论，急不可待地试图影响克林顿政府利用“人权”和“最惠国待遇”来“惩治”他自己的祖国，而李洁明则只是站在克林顿的立场“被动”起而“应战”的话，那么，其最新发展却是李洁明转而采取了不留面子，毫不客气，穷追不舍，追根究底，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而一向以“敢于直言”自诩的方励之却显得底气不足，欲言又止，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大有被逼到墙脚之势。最后竟挂起了“免战牌”，连一点“民主斗士”的气派和影子都找不到了。 据香港一家报纸披露，在6月间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李洁明除了对方励之“成功来美后的言行有比较严厉的批评”之外，还大曝其“内幕”，力图证明，1989年方励之躲进美驻华使馆要求庇护，并非美国请去的，而是方励之不请自来，赖着不走的。 李洁明在接受香港一家杂志的“独家访问”中说：方励之“六四”后第一次跑到美国使馆要求庇护时，他（李洁明）即劝告方励之离去，并告诉他大使馆帮不上忙，这种做法对自己和民运也没有好处。方励之无奈离开。但过了六小时又折回，并带了美国学者林培瑞和《时代》杂志的记者同来。李洁明认为，方励之这样做的目的，是迫使大使馆答应他的庇护要求。否则此事会在美国广泛报道。 于是“大使馆最后在不太愿意的情况下把他留了下来”。一待就是一年又20天。 这是不是真实的情况？在同一个时间香港的另一家杂志披露了另一种说法：“方励之及其太太李淑娴躲进美国使馆的真正经过是，美国大使馆奉上级命令派车到北京大学，乘当时一片混乱之际，将两人藏进车内，飞车开回使馆。”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两种说法大相径庭的情况下，新闻媒体去采访当事者的方励之，想从他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材料，这是合情合理的。可是方励之采取的态度却是避而不答，他说：“对于事实‘内幕’，哪篇文章真，哪篇文章假，或者皆真，或者皆假，我也不予置评了。好在我现在尚未竞选公职，也未在押受审，所以不谈‘内幕’也算一项权利吧！说句笑话，这也给喜欢推理、喜欢传奇的朋友，留下一个发挥想象力的空间。” 用的是戏谑、轻松的口吻，包含的却是难以言表的苦衷，挂出的则是不置可否的“免战牌”。这位“民主斗士”，在反对自己的祖国时曾经何等“神气”，而在涉及到其美国主子时，却连说出一点事实真相的勇气都没有了。把不敢“犯上”说出“内幕”，说成是维护“一项权利”，则纯粹是无可奈何情况下的自我解嘲而已。 到底是谁利用了谁？方励之及其同伙们该是心知肚明的，也最有资格做出自己的回答的。李洁明说：“美国为了方励之，实在做过不少事情。”而对于方励之为了美国“做过不少事情”竟只字不提，这就有点不“公道”了。方励之充当美国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马前卒，“冲锋陷阵’，不遗余力，在面目彻底暴露，无法在中国存身的情况下，投奔自己的外国主子，反而落了个“利用美国”的罪名。这实在是一颗太大太大的“苦果”，真乃是“推完磨杀驴吃”，“过了河拆桥”，几近“走狗烹”的一种悲哀了。而对这一点方励之竟然连答辩的勇气和余地都没有了。当然，方励之此时此地公开摆出为美国“做过不少事情”的“功劳”，对自己、对其主子都不是那么有利的事。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两难”的苦衷吧！ 说穿了，李洁明翻1989年那笔老账，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了美国当局对方励之等躲在美国国内“吃老本”的“精英”，兴趣已大大降低。李洁明不是说过吗，方励之自从“走进美国大使馆匿藏后，对民运的价值已没有了，对大陆当局也不再构成任何威协”，“方励之已不能对大陆民运起领导作用”。 对美国所策动的“大陆民运”价值的丧失，也就是方励之对美国对付中国战略价值的丧失。对中国大陆当局不再构成“任何威胁”，养活你们这帮子人还有什么意义！方励之如果不是呆在美国，而是呆在中国，哪怕呆在中国的监狱里，对美国的价值不是要大得无比吗？当年的汪精卫，如果一直呆在日本，而不回到南京组织伪政权为日本服务，对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价值？方励之不识相，不但不乖乖呆在那里，反而时而出来以“功臣”自居，说三道四。难怪李洁明要说出“我们对此感到十分不满”的话来了。 标志着这场争吵进一步升级的最明显发展是，李洁明在对香港媒体的谈话中，实际上已经显示出极其不耐烦，在给不识相的方励之等呆在美国的“精英”们下“逐客令”了： “如果要推动中国民运，他们必须回到大陆，在本土扎根，美国帮不上忙。” 不是商量，而是“必须回到大陆”，在“本上扎根”，跟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着干。而“美国帮不上忙”的话，更是耐人琢磨。它不是带有“不再帮忙”即不再供养他们的某种威胁吗？方励之不再敢于“应战”，挂起’‘免战牌”，正是对这种威胁及其后果有所“领悟”的结果。 其实继续赖在美国也罢，“回到大陆”也罢，像方励之、刘宾雁。阮铭、王若望这些人，都早已成了“过了气”的“乏走狗”。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来说，他们都永远不可能再拥有曾经拥有过的那种价值了。就是“回到大陆”，方励之能继续捞个科技大学校长当当吗？而没有了原有的社会地位、社会头衔、社会联系、社会讲坛、社会影响，这个“根”又“扎”在哪里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确，从他们躲进美国使馆、登上新大陆的那一刻起，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其对美国价值的降低，甚至丧失。可惜的是不仅那些“精英”自己对此缺乏自知之明，而且连美国统治集团意识到这一点也晚了一些。现在他们才开始知道，把这些“价值已经没有了”的人收罗到美国来只是增加了包袱和累赘。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李洁明前一段时间所做出的明确暗示。美国统治集团已经把对付中国的重点，从支持海外“民运分子”和“民运组织”转移到更多直接依赖“来自中国方面的力量”，即主要在中国国内，利用非法以至合法的力量，来为美国“改变中国”的战略目标服务了。从美国在中国国内“有影响”的人物中，重点寻找和培植“扎根于中国”的新的对象，把某些在海外的“精英”派回中国，重点扶持，组织国内的什么“人权保障协会”。中国式“团结工会”等等，不是都反映了这一新的动向吗？李洁明说“西方应与大陆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而不是进行对抗”，也成了国内一些“民运”分子的新的“指导方针”，被他们所心领神会。这倒是我们不能不深入思考、高度注意的一个新的信号，这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显然，扮演这种“新”的角色，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方励之辈已经不够格了。 谁能负担起这一新的“重任”？谁在成为这种新的角色，正在被选中并大加培植和扶持？人们当密切注视，瞪大双眼，拭目以待……。 （《中流》1994年第8期，标题略作改动） 莲花落 ——政治乞丐方励之的“精彩表演” 牛羊 最近（1993年），台湾一些报纸斥方励之为汉奸。有篇文章记述了方励之在美国的一场“精彩表演”。现叙述如下： 前不久，美国奥运会选手在纽约华道夫大饭店举行庆功宴的时候，方励之溜了进去，对着扩音器大声喊道：“伟大的美国选手万岁！伟大的美国万岁！我们伟大的美国在这次巴塞罗那奥运会所得的金牌比中国多21面，银牌多20面。我们伟大的祖国彻底打败了万恶的中国。为此，我要向各位发表一篇人权学术演讲，讲中国的……” 这时，一位定向飞靶射手忍不住了，大步走上台，一把拿开扩音器，问道：“你是谁？” “我是方励之。” “称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 “我是美国人，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忠贞公民。” 飞靶选手回头问大家：“有人知道个叫什么方励之的美国人吗？” 一位棒球选手举手站起来大声说：“我想起来了，他就是被我们驻北京大使李洁明藏在裤裆里从北京带出来的家伙。” 飞靶选手重新打量了方励之。方励之脸红了一下，说：“我是堂堂正正坐飞机离开那万恶的中国的。” “坐飞机离开中国之前你在那里？” “住在我们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里。” “你在大使馆工作？” “不是工作，我是逃到大使馆避难，免得万恶的中国政府抓我。” “中国政府为什么抓你？” “因为我热爱美国，我要用我们美国的人权标准改造中国。” 这位飞靶选手忍不住了，掏出一张50美元的钞票塞进方励之的口袋，说：“原来你是个政治乞丐，以唱人权小曲到美国专讨饭吃。我们这里不需要你这马屁人渣，你滚吧！” “国宝”王若望 隋卞 今年一月底，流亡在海外的两个所谓的“民运”组织——“民阵”和“民联”，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上演了一出连刘宾雁之辈都目瞪口呆、叫苦不迭、丑态百出的“合并”大闹剧。生活在国内的人，是有理由知其详，并且一定会感兴趣的。因为，它使人们大开眼界，知道这帮打着“民主”旗号的人，是如何在糟蹋这个崇高的字眼。连他们当中也有人用一个“黑”字来概括这场丑剧，实在再贴切不过了。它确确实实为我们上了“民主”的生动一课。关于这场丑剧的全面情况，将有专文详加披露。本文只就这场闹剧（丑剧？喜剧？悲剧？荒诞剧？滑稽剧？）重要角色之一的王若望的“精彩”表演，略作勾画，曝一曝光，以使读者先睹为快。欲窥全豹，则只得见另文了。 “回到美国” 1992年9月，王若望带着他的老婆羊子，登上了美国国土。“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他的“通行证”。登上美国，他们便失唱妇随，大唱对美国的赞歌，辱骂自己的祖国。他去美国，是冲着“领导”、“整合”所谓的“海外民运”，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使命”去的。在这之前，所谓“海外民运”，早已日薄西山、分崩离析。七零八落。其内部则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腐烂透顶，群丑无首，难以为断，混不下去了。这个垂垂暮年，年高74岁，长期混人共产党内的老资格反共老手王若望的到来，似乎给他们中的一些人打了一剂“强心针”，带来一线新的“希望”。寄望于借他的“老资格”的号召力和比较超脱的地位，出来挽救走投无路的颓势。一时间，他颇有点“众望所归”之势，不少人打算拥戴王氏“出山”，借以收拾残局，重整旗鼓。 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的国宝” 拥戴王若望，最为卖力的，首推刘宾雁。据1992年9月9日“美国之音”记者报道，王若望夫妇9月7日抵纽约，9月8日就举行了一个欢迎他的记者招待会。刘宾雁，这个王若望的“老战友”，即席发表了“热情”的欢迎词，对王若望做了肉麻兼有趣的吹捧。他说： “我今天在路上想，我是应当用什么字来表达王若望在中国的地位？我想可以用‘国宝’两个字。从中国人民争自由，争解放，改变和改善自己的命运的意义上说，王若望先生的一生，他所做的贡献，恐怕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 亲爱的读者！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刘宾雁当着众多的中外人士亲口讲的，并印在报章上。它的录音，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听到。这短短几句“高论”和历史“判断”，难道不足以使历史学家们（不管什么国籍、持什么观点）都“无地自容”吗？你们出了那么卷帙浩繁的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竟然有眼不识金镶玉，把中国最伟大的“国宝”王若望给漏掉了。这不是证明你们的“才疏学浅”吗？凭着这个足以“振聋发聩”的伟大发现，刘宾雁就具有充分资格去拿历史学的诺贝尔奖金了吧！ 自觉的共产主义叛徒 那么，这位“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的“国宝”，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到底留下了什么“政绩”呢？他为中国人做了些什么呢？刘宾雁没有做出回答。查遍中国的史料，也找不到一条证据。查来查去，只看到王若望与“美国之音”的记者的一段对话。 记者问：你是一个很忠贞的共产党员了。请问你来到美国，你还是心爱这个共产党，还是很恨这个共产党？…… 王若望答：我年轻的时候，几乎到40岁以前，我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但自那以后，我开始反省，开始认识，张开眼睛，认为这个党是没有将来的。这个党要脱离人民，最后被人民唾弃的。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怀疑毛泽东，怀疑共产党的政策，走上了背叛共产主义，背叛这个党的道路。这个背叛，我认为是光荣的，是自觉的。而不是被迫。 原来如此。王若望不过是一个自觉不是被迫地背弃了共产主义、背叛了中国共产党的可耻的叛徒。如果说他是“国宝”，那就只是同社会主义中国为敌的国家和势力的“国宝”。他不是已经被美国当做“国宝”供养起来，并不惜花费巨款拿到世界“展览”了吗？王若望的自白，倒使我们想通了许多道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确有扩大化，确有冤假错案，我们总结加以纠正，是并不错的。可是把他划为右派、清除出党倒是并不错的。相反，后来恢复了他的党籍，却的的确确错了。共产党不留自觉背叛自己的人做党员，是天经地义的。可是，说王若望这种人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恐怕就夸大其辞了。刘宾雁难道算不上第二个吗？在这里他未免过于“谦逊”了。然而比之于张国焘那些老牌的共产党叛徒，王若望却望尘莫及，“余生也晚”，摆不了老资格。在这里刘宾雁又过分抬举了王若望。可是，在卖身投靠直接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上，王若望又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鼓吹反共反华，谆谆教导“下属” 经刘宾雁等这么一吹捧，王若望的的确确受宠若惊，头脑膨胀起来，自以为确已在那一帮人中“众望所归”，重整“民运”做美国反华的马前卒，担当重任，已“非我莫属”了。还没有当上“主席”，他就倚老卖老，拉开架式，发号施令了。在对记者的多次谈话中，他以发言人自居，大谈他的“施政纲领”。他针对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必须主动地解决六四事件，为六四平反，释放政治犯，结束‘一党专政’”，否则他就要号召“人民起义”，用暴力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又大声鼓吹“共产党内部分裂”，呼唤共产党内出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人物”，“对这个国家实行彻底改造”。 多么大的口气！真是“蚂蚁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另一方面，面对着所谓“民运”组织的内部倾轧、内哄、争吵，他摆出一副“老资格”的面孔，居高临下，耳提面命，发出了“谆谆教诲”。他在一次会上说： “应当承认，大陆来的朋友，头脑中都有个小的毛泽东的阴魂在作怪。我是共产党的资深党员，我身上的小毛泽东，一定更顽固。因此，我们都面临着一个驱鬼附体的任务。” 他对那些争夺权力红了眼的年青人，甚至提出了“时时提醒自己”，进行“长期的自我修养”的“教导”，为此，他还规定了“四项行为准则”，即： 1．以平等精神，尊重他人； 2．不拉山头主义； 3．排除小团体习气； 4．不患得患失，服从整体利益，顾全大局。 可是，谁听他这一套呢？老谋深算、不甘寂寞的老太婆戈扬，对此倒有点自知之明，她对王若望起劲争当“主席”大不以为然，多有微词。不是要年青化吗？你那么一把年纪了，凑什么热闹，何苦来呢？这些被新闻媒介传出来的“闲言碎语”，正在兴头上、忘乎所以的王若望哪里听得进去？ 风尘仆仆四处招摇、游说 实际上王若望倒是更来劲了。他不顾老命，风尘仆仆，四处奔波起来。又是巴黎，又是伦敦，又是澳大利亚，又是香港和台湾，到处接见记者，发表谈话，“考察民运情况”，可谓做了淋漓尽致的表演。其用意，当然是借以扩大影响，确立自己的牢固地位，为当“主席”进行铺垫。“美国之音”、“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许多西方报刊，也连篇累牍为之宣传。吹吹打打，可谓“盛况空前”。 限于篇幅，这里仅将他在港台的表演略加介绍。 刚抵香港，王若望就宣称，“愿意以孙中山精神为榜样，以余生投身民运”。并明确表示他“答允下月在美国竞选民阵和民联合并组织的主席”。这样看来，王若望曾有以“中国的华盛顿”、“今日的孙中山”自比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当记者问及于此，他回答说：“自己无此雄心壮志，但以孙中山当年在海外领导民运的经验和精神，则无处不开花结果”。这岂不是把他们的捣乱，同辛亥革命相提并论了吗？当然，王若望也未忘记表示一点“谦逊”，一再表白，并不是他想担当这个历史角色，而是被“推上马背”的。他还明白地说：“海外流亡人士、留学生和华侨人士，会是一股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如果团结起来，可以跟北京当局抗衡，成为取而代之的政治力量的一部分。” 有的记者问，你这样做“会否担心会被大陆视为从事反革命”？王若望回答说，“打从反对毛泽东开始”他已是反革命，邓小平也曾把他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老祖宗”，因此，他不害怕被视为“反革命”。 王若望还说，他对大陆反“左”并不寄以厚望。他认为，反“左”只可能是表面功夫，反不到要害。王若望对反“左”如此热心，矛头之所向，也是颇能5；人深长思之的吧！ 在台湾的“不期而遇” 更富戏剧性的，是他随后来到台湾的那场精彩表演。台湾记者郭启宏写的两篇报道，读来更是口味无穷。先看他的第一篇报道。 “中国大陆异论作家王若望夫妇，元旦清晨到总统府前参观升旗典礼。清晨5点50分来到总统府。6点多钟行政院长郝柏村来到现场，走过王若望夫妇面前时，郝柏村停下来与王若望握手，但双方并未交谈。6点半钟，李登辉总统来到会场，在升旗完毕后，王若望由团结自强协会秘书长吴水云陪同上前与李登辉总统见面。李登辉总统向王若望说：‘王先生，欢迎你们来台湾。’王若望说：‘我从小的时候就是在青天白日旗下长大的。’李登辉又关心地问王若望：‘听说你夫人身体不太好。’王若望还向李总统表示，民权主义在台湾实行得很好，他要向中国大陆民众介绍这个状况。会面之后，王若望表示，李登辉总统是个很热情的人。王若望夫人则说：‘李总统那么忙，居然还知道我身体不好。’离开总统府广场之后，王若望夫妇在团结自强协会副秘书长的陪同下，前往行政院，由副院长施启扬接见。双方谈了约半个钟头。王若望不愿透露会谈内容。” 如果说这一篇报道，“客观”地交代了“不期而遇”的经过和一些表面的应酬的话，那么这同一位记者的第二篇报道，却向我们透露了这次“不期而遇”的部分背景，更富戏剧性，也留下了更多可供品味的东西。请看： “为安排王若望夫妇与李登辉总统不期而遇，费了不少心机。据团结自强协会理事长陈宝用表示，当他向李登辉总统提到能否安排和王若望见面，李总统立刻说好。为降低官方色彩，就安排在团结自强协会主办的升旗典礼中‘不期而遇’。但为顾及王若望非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不便以参加升旗典礼的方式出现在会场，便以参观者的身份赴会场。在现场，为使两人的‘不期而遇’显得很自然，王若望夫妇站在哪里何时趋前见李总统都费了番斟酌。王若望也事前准备好一套能表现他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却又不失其立场的话来答复记者。当现场有民众拿一面国民党党旗要和王若望合照，王若望毫不迟疑地和民众换上一面国旗，才和民众合影。至于王若望赴行政院拜会，也在相当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王若望和团结自强协会都不愿透露会谈内容。” 我比较详细地转录了这两篇报道，因为它们实在是两篇难得的妙文。两者相比，后者更坦率一些，告诉我们这场“不期而遇”原来是精心策划的、安排表演的、意味深长的一个政治戏法。 显然，王若望的赴台，与到别的地方的考察、游说，是具有不同的目的和内涵的。也是经过了特别精心设计筹措的。但是，他们幕后进行了什么政治上的交易，包括该记者在内，都是讳莫如深，不作任何透露。 发表这两篇报道的台湾报纸对这个“不期而遇”倒是点破了一点：“李总统和王若望这段谈话实在意义深远。在此时，青天白日不只是国民党的党徽，也不只是中华民国国旗，而是象征着中国人所寄望的理性精神，代表着自由、民主的光明与希望。”这也就是说，所谓的中国“民运”已经是在“青天白日旗”下的一项政治性活动。 八万美金的政治交易 可是王若望做上述对“青天白日旗”的“认同”，背后隐藏的更多东西是什么？王若望得到了什么“回报”，达成了些什么实质性的幕后交易？人们就不得而知了。 直到一月底，“民阵”和“民联”合并大会召开后，在唇枪舌战，继之以笔墨官司，吵了个底朝天之后，才使我们陆续知道了一点真实的底细。据香港《开放》杂志的一篇文章透露，这个合并会原定1992年10月召开，“因苦于没有经费而延期”。文章告诉我们，原来“去年王若望访台”所负有的特殊使命，是“以其政治声望筹款，并且同意投身民运主持大局”。也就是说，访台、筹款、主持大局，是互为条件的。王若望果不负“众望”，“终于获得八万美元的经费，使联合代表大会得以举行”。 原来如此，我们总算找到了“谜底”所在。原来王若望访台的“不期而遇”和“不愿透露”的密谈，他公开表示对“青天白日”的“认同”，都是与乞讨“民运”的活动经费有关的。而拿到一笔可观的经费，又是王若望得以主持民运“大局”的一项不可缺少的资本或砝码。于是，所谓的“民运”，也就带上了“青天白日”印记，变成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一支别动队。这也就露出了“民运”的支柱和后台在台湾的尾巴。有了这项施舍，这次大会才开得成。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更主要是“传播美国的理想和原则回 可是“民运”的真正后台仍然还是美国，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行动的。在这方面有大量事实为证。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美国众议院的议员佩洛西女士在联合大会上所做的发言。与其说这是“来宾”的祝词，倒不如说是后台老板的“指示”。请看： “我非常高兴，大家在克林顿总统就职后不久，能在此开会，讨论两大组织的合并问题。国会保证和克林顿领导的政府合作。现在我们可以一致地向中国政府表示，美国有决心在全世界传播美国的理想和原则。大家要加倍努力，让美国人民、国会和总统都知道你们在全力以赴地推进中国的民主……。” 这不是一语道破了所谓“民运”的性质和目标吗？原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向美国的国会和总统负责的，他们的使命无论贴上什么标签，都是为“传播美国的理想和原则”而服务的。 竹篮打水一场空 钱拿到了，会开过了。王若望通过幕后交易，拿到了八万美元，交给了大会筹备会。可是，王若望“主持大局”稳拿“主席”头衔的美梦，却落空了。曾经表示拥戴他当主席的徐邦泰，一转脸，巧使机关把这个位子拿过去了。王若望气急败坏，他哭，他咒骂，他以退出会场相要挟，都没能改变既成的事实。连当个挂名的名誉主席保持一点面子的提议，也被他的“战友”严家其一句话给否决了：“王若望从他的历史看出，从来不是真正的民主派。他的脚跨出大厅门槛（指王若望的退席）那一刻，他的政治生命就完了。” 然而，报道这幕精彩的亵渎民主、糟蹋民主的热闹丑剧的任务，已经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只好让另外的专门文章去详细描述了。读者们，且听下回分解吧！ 王若望到底是中国的“国宝”，还是过了气又不齿于中国人民的“政治垃圾”和可怜虫？这就让亲爱的读者，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让无情的历史去做最后的裁判和回答吧！ （《中流》1993年第4期，标题略作改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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