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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我面前的是两张死者的照片：丑陋的面貌，仍然隐隐露出几丝凶残；僵直的尸体，还可看出灭亡前进行过一番困兽犹斗的挣扎。两个死者是谁呢？他们就是臭名昭著的持枪杀人潜逃犯王宗（王方）和王宗玮，被人们简称为“二王”的王氏兄弟！ 照片上的形象够丑恶的了。据目击1983年9月18日在广昌山林中击毙“二王”现场的人们介绍说，先后被警犬拖下山林还没断气的王宗玮、王宗（王方）的形象，也是丑得不堪入目。那体相，同正常的人可说是绝顶的不同：两个人裹着脏得变了颜色的湿衬衣，赤着两只被茅竹戳烂了的脚，脸颊削瘦而污黑，干燥的皮肤紧绷着楞角突出的骨头架了。小个子王宗（王方）的体重大约摸只剩下七八十斤。狼狈得真称得上是两条丧家之犬！ 然而，曾几何时，就是这兄弟二人，是那般的凶狠，那般的疯狂，那般的狡猾，杀死十名、杀伤十一名我解放军、公安干警和人民群众，欠下累累血债，搅得人们不得安宁。围绕着一对亡命之徒，在社会上引起多么多的议论、猜想和传说啊！什么王宗玮是部队的校枪员，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呀；什么“二王”是因生活所迫，第一次作案呀；专杀干部不害群众呀；什么他们仗义疏财，杀富济贫呀……等等，离奇古怪，不一而足。头顶庄严国徽的公安战线的同志们，在长达七个多月的日子里，心情不好受，吞咽下许多不被理解的痛苦，在挫折中挺进。他们在这起新中国成立后空前未有的特大暴力性案件中，与残暴、狡猾的敌人，一次次地作着艰苦的殊死搏斗。 记者为较完整地向读者报告追捕“二王”的战斗历程，从坐落在北京东长安街公安部大楼里的追捕“二王”指挥部起始，沿着“二王”在几个省的活动路线追踪，最后来到击毙“二王”的山坳现场，进行实地调查和采访。将艰难追捕的真实情景撰写成文，让真实的生活画面展示它的善与恶，美与丑。 本文从“二王”在沈阳发案那一天说起。 1983年2月12日是大年三十，在沈阳，中午时候就有耐不住性子的人放起鞭炮。人们伴随这清脆、火爆的喜庆响声，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坐落在沈阳风景区小河沿北岸的解放军某部医院，中午在院内俱乐部里给全院职工放映电影。军医院围墙里的大楼、松林、院落……是一片寂静。就是在这个不同寻常的轻松的时候，乘院内空旷的节骨眼儿，两个青年人，悄悄地走进军医院的大门。推着自行车的小个子走在前面，一身空军打扮，戴个口罩的大个子，相距十几米跟在后面，他们奔军医院的小卖部走去。 这时候，有一个与即将发生的血案有重要关系的人物出现了：他叫吴永春，30多岁，膀大腰圆，十分魁梧，是军医院的给养助理员。他没有看电影，趁着空闲时间回家去取为战友买的凤凰烟，发现了这两个可疑的人。 一贯以院为家的吴永春，弄不清两个可疑人的来龙去脉，他心里不踏实。恰好，军医院政治部副主任周化民迎面走来。吴永春跨下车，叫声：“周主任”，然后便讲述了他刚才遇到的情况。 年已半百的周化民，曾做过保卫工作，他听罢吴永春的汇报，立刻警觉起来，说：“找到他们。” 吴永春返回来，望一望俱乐部。看到一个大个子青年在门前站着。大个子刚才穿的是黄军装上衣，现在穿的是蓝上衣。那端着的肩膀和插在裤兜里的手，以及不合身的短小上衣，使吴永春认定还是那个可疑人！他搞的更衣术，使吴永春更加生疑。 周化民决定堵截大个子，进行查问。吴永春找来年轻的汽车司机毕继兵，几个人迎着大个子走去。大个子的眼神一阵慌乱，想躲身避开向他走来的这伙人，但是来不及了。吴永春命令他：“走！”他们把他带进门诊大楼的一楼外科诊室。这个诊室大约有三十平方米，人们把大个子圈起来，盘问他：“你在医院溜溜窜窜干什么？” “我……给我姥姥看病，医生说两点钟给看，我等着。” 周化民仔细地打量一下高个子，他体瘦、扁身板，有点驼背。冬瓜长脸，肤色煞白，细眯眼睛单眼皮，两边眼角往下拉着。说话轻声细语，像是文弱书生。一露稀疏的黑尖牙齿，又给人一种恐怖感。 周化民问他：“你是哪个单位的？” “汽车制造厂的。” “把工作证拿出来！” 大个子思忖一下，然后将左手从裤兜里抽出来，右手仍在裤兜里纹丝不动。他慢慢掏出一个保密厂的入厂通行证，把它交给周化民。通行证上没有工厂名头，只有姓名、年龄、职务、车间等栏目，上写：王宗玮，二十六岁，工人，六车间。这时房间里陆续进来几个军医院的人，盘问在继续…… 吴永春惦记着那个失踪的小个子，他转身走出大楼，钻进停放在俱乐部门前的一辆吉普车里，透过车窗，视线可以扫尽大院的三面。他静静地坐在车座上，睁大警惕的眼睛，像一位等待猎物走入视野的猎人。 不一会儿，迎面来了一个身着空军服的骑车人，红帽徽、红领章。吴永春以为他是内部人，没有引起注意。奇怪的是这人竟在院子里绕起圈子，并且一劲地左探右望。吴永春警惕起来，骤然明白：骑车人是那个换了上衣的小个子！吴永春从车里蹦出，闯上前，一下子将小个子拦腰抱住。这突然的袭击，吓得小个子将自行车摔在地上，挣扎着喊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我抓你！老实说，你是哪儿的？” 小个子像被大钳子夹住，想挣也挣不脱，故作镇静地说：“我是医院的。” 医院里的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吴永春了如指掌，哪有这么个东西！吴永春突然看到小个子手拎的黑提兜里露出条装的凤凰烟和一个钳子把，立即联想到这个小子可能到小卖部作案。恰好军医院教导员刘福山走进大门连同赶来的炊事员老王，一齐将小个子拽到门诊大楼。进了大门，一阵吵吵嚷嚷，惊动了在外科诊室盘问大个子的人们，大家蜂拥而出，都奔小个子来。大个子也乘机溜到门口，目睹小个子被抓的情景，一直看到人们把小个子推进外科诊室隔壁的住院处办公室里去。这时周化民把愣在门口的大个子推回外科诊室。房间里只剩下周化民和大个子两人。面对面地站着，讯问在继续…… 住院处人多起来。医生孙维金、司机毕继兵、助理员户文成和工人李作舟等人都赶到。刘教导员将小个子用曲别针临时别在领子上的领章拽下来，再把拎包打开，往桌子上一倒，除三条凤凰牌香烟、一把钳子，还有一千多元现金、三十包味素，以及作案用的锥子等，散落在桌面上。小卖部的人员赶来认定，这些钱和物品是从小卖部偷盗出来的。刘福山示意搜身，吴永春和毕继兵扭住小个子胳膊，搜他的上衣口袋，刘教导员摸他的前胸，突然像是摸到什么。吴永春见刘教导员脸色骤变。随即又将两道威严的目光射向小个子。这是事态严重的信号！这时，小个子突然像只被抹了脖子的鸡，垂下头来，全身颤抖，一边叫唤，一边抽疯，“哎哟”一声，直愣愣地往前倒下去！ 像似对小个子惨叫的回应：从外科诊室里突然传出几声震天动地的“砰砰”枪声，住院处里的人们，一时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弄愣住了！卢文成快步闯出住院处，要想探个究竟。一出门，正遇见大个子手拿五四手枪，匆忙地在外科办公室门口换完枪梭，随即凶恶地举起枪，向卢文成射出子弹，将卢助理员击倒。 刘教导员准确地判断出枪是坏人放的，便喊道：“坏人行凶，赶快对付！”说着，他一个箭步蹿到房门旁边，操起一人高的挂滴流瓶用的铁架子，隐蔽起来，孙大夫急忙抓起电话筒，“刷刷”地拨动号码盘，向保卫部门报告情况。 大个子猛地推门进来，他站在门口，首先向正在打电话的孙大夫开枪。两人相距几米，枪声响过，电话筒从孙维金同志手里脱落，他倒在地上。隐蔽在房门后的刘教导员目睹战友被歹徒杀死，怒不可遏，向眼前的仇敌砸去。还没等铁架子砸落下来，大个子发现了他，斜侧身子向刘教导员开枪。两人近在咫尺，刘福山同志被击中要害，他怒视着杀人凶手，慢慢地倒在血泊之中。 在这极其紧张的形势下，吴永春和毕继兵始终抓住小个子不放。由于小个子被揪在前边，面对着大个子，大个子的子弹不便于射击。平日幽默、乐观的新参军不久的毕继兵，乘这暂时的寂静，机智地撤出身子，向身后寻找拼斗的武器。大个子朝他连射几枪，罪恶的凶手，将一名可爱的青年战士打死。最后面对残暴敌人的，就剩下吴永春一人了。他当时只怀有一线希望：敌人的子弹总会打完的，那时拼尽全身力气，生擒两个凶手，为牺牲的同志报仇！所以，他不是在等死，而是要夺取胜利，他紧紧地抱住小个子，两只粗胳膊勒紧小个子的肚皮，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大个子举着枪，几次瞄准，不敢开枪，怕打在同伙身上。吴永春把小个子当作挡箭牌，抱着他猛地向大个子靠近，狠狠地踢出一脚，踢在大个子的左胳膊肘上，吓得大个子后退了几步。吴永春把脸躲在小个子的脑袋后面，瞪着一双喷火的眼睛，继续向大个子靠近。大个子端着枪，绕着圈儿，紧张地寻找着开枪的时机。吴永春绕着圈儿，冷静地与敌人周旋。空气如死了一般寂静，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大个子突然得手，“砰”地开了一枪，吴永春只觉得在巨大的震撼中一阵眩晕，他无力地松开抱着小个子的两只手，仰倒在地上。但是，他的神志还清醒，他听见两个人站在他身边说话： 小个子说：“这小子没死，妈的，他最坏，再给他一枪！” “砰”地又是一声枪响！ 吴永春感到喉头一阵麻木，但是神志仍然清醒。 小个子说：“快把钱收起来！” 桌面上响起“刷刷”的搂东西的响声。 大个子说：“糟了，我的入厂通行证没有了！” 小个子说：“那怎么办？能找到吗？” 大个子说：“快走！” 随着一阵脚步声，两个人跑出门去。 过了一会儿，吴永春挣扎着爬起来，低头一看，他脸上，身上满是鲜血，一颗子弹穿透他的两颊，一颗子弹从脖子射进。这个在解放军大熔炉里锻炼了十多年的老兵，有一颗赤诚忠心，有一副钢筋铁骨。他用帽子堵住漏气的喉管，起了三起，终于坚强地站了起来，步履艰难地走出寂静的大楼。到门口，他浑身颤抖，支持不住，跌倒在地上，但他不顾血流如注，拼尽力气嘶哑地呼喊：“快抓贼呀！快抓凶手呀！” 俱乐部里的电影突然中断演出，人们拥出俱乐部大门，惊慌地向发生血案的现场涌来…… 这时时钟的指针指在下午一点的字码上。 下午1点10分：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接到报案电话。局长和刑警队政委、队长带着刑警和武警，乘摩托车和汽车，分两批一溜风地先后于1点25分和35分到达现场。 下午2点10分：沈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立即派出追击小组，沿路访问群众，追捕凶手。 几分钟之后，辽宁省公安厅和沈阳市公安局的领导也都赶赴现场。 这天是大年三十，仅在一个小时之内，省、市、区公安部门的各级领导，带领数支侦破分队和技术人员，从广阔的市区汇聚到现场，反映出沈阳市的公安干警，有着枕戈待旦的气势。 公安人员勘察现场，从两个房间和走廊里，共发现13枚五四手枪的弹壳。这些射出的子弹头，使周化民、刘福山、孙维金、毕继兵四位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们每个人在与养育他们的温暖大地最后辞别的时刻，都与他们未曾遇到过的人间恶魔，作了殊死的英勇斗争。他们最后的威武英姿，连同他们平日在救死扶伤岗位上表露出的和蔼、可亲的面容，和谐地统一成为一个丰满的形象，常记在亲人、战友、同志和患者们的心上。 吴永春、卢文成、李作舟三位同志身受枪伤，在病房里紧急抢救。 清理现场时，拾到大个子扔下的一个黄挎包，包里有一把钳子和一把螺丝刀。 这时小卖部工作人员苏桂荣向清理现场的公安人员报告说，她看到大个子罪犯被讯问时，曾交出一个工厂通行证，可能还在军医院同志的手里。这个线索对于认定凶手是谁，十分重要。但是当时在现场的人员已经死的死、伤的伤，几经周折，费去几十分钟，才在李作舟手里找到。这是一张长方形的蓝色纸证，在“通行证”三个字下面，贴着一张面色阴沉的人头照片，旁边写着王宗玮。公安人员让苏桂荣看照片：回忆一下她所看到的大个子，同照片上的人头是不是一个人？苏桂荣屏住呼吸，瞪大眼睛，仔细端详一阵，然后肯定地说声：“像他！” 下午3点30分：终于确认犯罪分子之一就是王宗玮；另一个犯罪分子，很可能是王宗玮的二哥，刑满释放分子王宗（王方）。当即派人去车站、交通要道阻截。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对这种恶性杀人案件，本应该首先大力追捕堵截，但由于按部就班地查证，贻误了宝贵的战机，30分钟前，“二王”已趁隙蹿上了南下的列车。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作案后，急匆匆逃走。没法挽回的失误：入厂通行证丢下了！通行证上，照片、姓名，一应俱在。想隐匿，也藏身不住了。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脸色煞白，气喘吁吁，仓仓皇皇跑回家来。王宗玮的对象也在。王宗玮进门就向他母亲说：“我和宗（王方）出事了，快找衣服，晚了，公安局就抓来了！” 正准备欢欢喜喜过除夕的王家，顿刻炸了“庙”！王宗玮的母亲惊慌地问：“上哪去？” 王宗玮心急如焚，无意回答：“不用管了，东西南北中。” 王家户主王家林，看到儿子的衣兜里插着枪，已经知道事态的严重！他和妻子都是东北机器制造厂中学的教师。作为人民教师，在这亲人与大义尖锐地矛盾着的时候，应该做出怎样的抉择？按理说，不该太令人失望；然而这一对夫妻，不但令人失望，而且为虎作伥，公开地包庇犯罪儿子！ 王家在香港、美国有亲属，常有海外书信来往。王宗玮准备南逃越海，所以他急忙拉开抽屉，取出写有香港和美国通讯地址的信件，把它们视为护身符一样揣起来。王家林明白儿子的这一举动意味着什么，他不但不劝阻，反而拿出一块手表给了王宗玮，帮助两个儿子逃避法网。尤为甚者，这两名家庭长者，当公安人员在王宗（王方）、王宗玮离家后，赶到王家时，王家林夫妇隐瞒两个儿子犯罪后回家的事实，拖延时间，掩护儿子潜逃。在别人报告了事情经过之后，他们才不得不在第二日低头默认。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与家人狼狈告别，王宗玮有气无力地自欺欺人说：“我们出去半个月就回来。” 王家林妻子知道儿子一去难以回来，便哭起来，说：“带点钱吧！” 王宗玮的对象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气愤地说：“你们坑了我！”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匆匆离家，约在十分钟后，有人看见他们向文官屯火车站方向奔去……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路南不远的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所在地。大院内，耸立着庞大的办公楼，指挥全国公安部门与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的中枢单位——刑侦局，就设在大楼内。 值班室里的灯火通夜明亮，桌上的几台电话机不时地“叮铃铃”响起铃声。在2月13日午夜刚过，从辽宁省公安厅打来电话，报告了“二王”案件的情况。公安部要求辽宁省公安厅迅速将二犯的照片和特征电传过来。先进的电子仪器瞬息将需要的材料送到值班室。当天公安部就发出十三号通缉令，向全国通缉持枪杀人潜逃犯王宗（王方）和王宗玮。从此，王氏兄弟的一切可查行踪，无不在这间简朴的值班室里记录在案。值班室与全国各地的公安系统，保持着近在咫尺般的密切联系，随时把部、局领导对追捕工作的指挥意见传达下去。 2月14日，值班室的电话无数次地响过，但是没有传来“二王”行踪的消息。 2月15日夜里，从铁路公安部门得到重要情报，事情发生在从北京开往广州的第四十七次列车上： 当晚9点钟左右，四十七次列车奔驰在湖南省境内。经过20多个小时的长途运行，旅客们都已经疲乏了，他们坐在椅子上或是打盹或是沉沉睡去。乘务员们乘这安静的时候，在明亮的灯光下，检查旅客们放在货架上的包裹，严防春节期间有人将鞭炮带到列车上。 检查工作在二十二号车厢里进行，乘务员突然在货架上的一个提包里摸到铁器，形状像手枪。他立即将乘警找来，同乘警共同检查，果然从包里搜出一支五四手枪。乘警问：“这包是谁的？” 靠车窗坐着的一名细瘦大个子旅客，一直紧张地盯着乘警的动作，当枪被搜出时，他已经打定了主意，便答应了一声：“是我们的。” 乘警指着手枪问：“把枪证拿出来。” 大个子一时答对不上来，便悄悄地将右手伸进裤兜里，慢慢地站起来，后背靠着窗框，同时召唤与他斜对面坐着的小个子：“哎，人家要看你的枪证。” 小个子睡得稀里糊涂，睁眼一看，乘警和乘务员围在眼前，心里不禁一阵恐慌，傻瞪着一双眼睛，愣了神儿！乘警和乘务员发觉事情有诈，便神色威严地逼近小个子。 在这紧要时刻，突然“砰”地一声枪响，是大个子在人们不注意他的时候，右手在裤兜里勾动枪机，对着乘警射去，子弹射中乘警的耳朵。霎时车厢里一阵混乱，而那两个家伙得逞了，小个子拿过被搜的手枪，两人握着枪，背靠背地站着，枪筒对准旅客恐吓说：“谁动打死谁！”他们拎着提包边说边走，到门口，冷不丁溜出车厢，急忙去开车门想跳车逃去。但是车门紧锁着，他们便对着门锁打了两枪，但是无济于事。眼前的形势对他们十分不利。令以遗憾的是，车上人员在没有任何作战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来了一个紧急刹车，车轮迸闪着火星减慢行速。这正给凶犯以逃跑之机！小个子砸碎车门玻璃，拼命钻出窗口跳下车去，大个子也同样动作。二犯跳车的地点，是衡阳市以南四十里的西里坪。西里坪车站职工的家属听见列车不同寻常的刹车声，出来探望，在黑茫茫的夜色中，看见两个人从路基滚下坡，爬起后，跑过来，操北方口音慌忙问她“去市里怎么走？” 这位职工家属见这两个人来历可疑，便没有回答他们的问话，两个人也就不再细问，急急忙忙地走了。这时天上开始下起小雨，雨幕遮没了两个人影。 四十七次列车紧急停车15分钟，搜查中获得二犯仓皇逃走时遗留在货架上的一个大旅行包。包里有棉大衣、鞋袜等生活用品，大多印有沈阳生产的标记。更为有价值的是，在车厢拾到两枚手枪子弹壳和从破碎的车门玻璃上取得染血的玻璃片。公安部刑侦局对弹壳迅速进行技术检验，认定四十七次列车上的两枚弹壳，是与12日在沈阳某军医院作案现场拾到的十二枚弹壳，是用同一支手枪射出的；对车门玻璃上留下的血迹进行血型等分析、化验，证明是罪犯王宗（王方）的血。这样，就证据确凿地掌握了“二王”南逃的踪迹。 刑侦局的几位局长汇聚在值班室里，当即做出全力追捕的决定。于午夜12点，值班室值班员紧急通知湖南省公安厅，立即控制“二王”活动地区，组织力量，在衡阳一带围捕他们。 人与恶魔的一场激战，很快地便在古城衡阳市里展开了。 衡阳，位于湖南省省会长沙以南三百华里的地方，悠悠湘江横贯市区，气候宜人，水源丰富，土地肥沃，历来有“鱼米之乡”的誉称。 在这个繁荣而又宁静的小城市里，从2月16日凌晨起，市公安局得到追捕“二王”的命令后，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二王”的跳车地点，距离衡阳市区四十华里，天上下雨地下滑，两名罪犯人生地不熟，估计跳车后还来不及窜进市区。市公安局便冒雨派兵布阵，在市区以外，西里坪的几个通路方向设下两层哨卡，公安干警们不畏艰苦，隐蔽在蒙蒙细雨中，准备把罪犯截歼在郊外。 可是狡猾的王氏兄弟，在公安人员设卡堵截之前，就已经进入衡阳市区了。据判断，凭当时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他们能这样快地溜进衡阳城，只有扒乘货车才可能达到。 16日凌晨两点，衡阳市第四医院的夜间值班室照常开诊。医生刘日意、护士李桂蓉正在值班。这时一高一矮两个人进来求医。他们穿着湿漉漉的衣服，每人提着一个人造革黑色提包。小个子左手托着受伤的右手，坐在医生对面请求治疗。大个子一直站在房中暗处，目光斜睨，瞄着门外。 医生给小个子检查伤势，他右手虎口裂开，无名指的伤口又深又长，护士领他到手术室，清洗后作缝合手术。虎口缝一针，无名指缝两针，右手包扎上纱布。随后他们付款离去。 17日早晨7点30分，冶金医院的职工上班后打开防保室的房门，发现三张办公桌合并在一起，墙上的一块塑料薄膜垫在桌子上，窗户用花纹纸遮蔽着，一条毛巾，两个口杯丢失，在桌子底下拾到散失的15元人民币。这一切说明夜里曾有人在这里偷宿，清晨来不及清理就逃走了。 事后经过认照片和从获得的物品中辨认，都证实这几次出现的一高一矮的两个人，就是王宗（王方）和王宗玮。他们狼狈逃窜后，衣食住无着，急于得到一点维持生活的温饱和休息。饥寒难耐和逃避打击的急切心情，使得这两个恶魔在隐遁时，已经不顾掩饰足迹，愚蠢得露出大尾巴。因此，“二王”来无踪去无影，不可捕捉的传说，只不过是个“神话”而已。 这些蛛丝马迹，为在市区捕捉“二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可惜，此时衡阳市公安部门的侦破主力不在市区。“二王”跳车后，听到群众反映，看到两个跳车人向车行前方走去，奔向来阳。耒阳在西里坪以南，衡阳在西里坪以北，追捕队伍南移，在来阳搞成一次包围圈。可是“二王”佯作前行之后，出乎常理地转身回返，奔衡阳，钻了公安部门的空子，足见“二王”是非常狡猾的。 上午9点45分，又发生了新情况！ 这天是农历正月初五，衡阳冶金机械厂的职工们度过春节假期后，头一天上班。厂里气氛喜气洋洋。厂子里新竣工的八栋职工住宅已经分配给职工。车间保卫干事伍国英和爱人江新飞，到新楼去看分到的住房。他们到了六楼，一推门，门锁着，便找来工地值班员赵炎霖开门，门推开，他们不禁愣住！看见两个青年男子，坐在地下的门板上，正在吃东西。 赵炎霖严肃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这两人站起来，小个子露出一副笑容，说：“对不起，我们刚下车，在这休息一下。” 身为保卫干部的伍国英，上班后刚听到厂保卫处传达“二王”流窜到衡阳地区的消息，颇有些生活阅历的伍国英，一听说话人的口音，就断定他是沈阳人。她暗地提防，悄悄地打量，注意到大个子头发蓬乱，眼神冷漠，穿着兜上有铜扣的铁路服，下身是皱皱巴巴的灰裤子；小个子穿蓝色中山装，神色疲倦，面容蜡黄。门板上放着两个黑提包和包子、蛋糕。这么一副散落奔波的模样，使伍国英生疑。她故意避开他们，来到另一间房屋，查看两个陌生人是怎样进入房中的？原来是撬开窗户爬进来的。伍国英继续观察两个人的动态，她忽然看到大个子抬手吃蛋糕时，从裤兜里露出手枪把。她断定他们是一对凶恶的逃窜犯，她便找个借口，和爱人走出房间，她悄声告诉江新飞：“他们有枪，肯定是坏人，你注意他们，我去报告保卫处！”说罢，就急匆匆下楼，去给保卫处挂电话。 伍国英一走，这两个可疑人——王宗（王方）和王宗玮急忙收拾东西下楼来。赵炎霖拦住他们，喊着：“修好门才许走！” 这两个人哪里听他的，小个子推起停在楼门口的一辆五羊牌自行车，马上要走。这时看房子的退休老工人武振云赶来，他拉住自行车厉喝一声：“不准走！”老武头昨天曾看到这两个小子在新建区转悠，形迹可疑。这位嫉恶如仇的老工人，不把两个可疑人的面貌弄清楚，决不罢休。他把自行车把攥得紧紧的，王宗（王方）拽了几拽没拽动，就把车往老武头身上一推，恶狠狠地说：“不要了，我们后会有期！”说完，和王宗玮就跑了。 老武头和赵炎霖在后边紧追，边追边喊：“抓小偷！抓小偷！”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跑进一个巷子里，老武头追进巷子，王宗（王方）掏出手枪，回头“砰”地一声向老武头打了一枪。 老武头并没有被枪声吓倒，他蔑视地骂了一句：“妈的，小子你放枪！”他加快脚步，继续向前追赶。 王宗玮见追来的老头来势凶猛，他掏出枪来，向老武头：砰砰连开两枪。老武头躲到墙后，子弹击在墙上。 巷子前面横着一堵高墙，“二王”无法跳越，他们向墙下旁侧的小巷出口跑去。正碰上迎面堵截的冶金机械厂的值勤民兵蒋光煦和李爱贫。两个民兵手中没有武器，王宗玮向蒋光煦开了枪，击中他的左肩。“二王”趁李爱贫搀扶蒋光煦的时候，从他们身边夺路跳跑。跑出小巷出口，来到大街上，这时是上午10点15分左右。大街上人来车往，“二王”在众目睽睽之下，拼命奔跑。如果这时候要都能人人喊打，那该多好啊！在党的阳光照耀下成长起来的人民群众，并不都是懦夫，那多年凝聚起来的思想瑰丽的光彩，必定要在一些人的身上闪现出来。一幕英勇的壮剧，即将展现在大街上。 冶金机械厂工人张业良，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的妻子李瑞玲，高身材，性格文静，在衡阳市交电公司工作。他们有个15岁的女儿，叫张筱琴。一家人每月收入150多元钱，生活富裕，住房宽敞，夫妻恩爱，孩子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们每天为祖国四化建设热心地工作着，学习着。初五这天，李瑞玲还有最后一个春节假日，会同上夜班的爱人和女儿，到姨妈家去串门儿。10点多钟，天气晴朗，阳光和煦，外面满含春意。李瑞玲夹着一件新呢子上衣，和爱人一人推着一辆自行车，走出楼来。张业良和女儿先走出几米远，李瑞玲停住车，要穿外衣。这时突然从大街跑过来两个人，他们拐到李瑞玲跟前，两支枪筒齐对准她的胸膛，瞪上眼睛说：“把车给我，不给就打死你！” 这突发的情况使李瑞玲一时在恐惧中不知所措，没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车子已被两个人夺走了。 稍作镇静，李瑞玲明白，抢车的是两名武装强盗。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持抢作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能容得这种歹徒逃跑呢？李瑞玲喊叫丈夫：“业良，坏人抢车了！”同时她追赶上去。 张筱琴先听见母亲喊，眼见歹徒骑车要走，这个孩子的纯洁心地，忍不下眼前出现的这种亵渎她生活理想的丑恶事实，她凭着少年纯真的爱憎和勇气，首先大无畏地向两个持枪强盗冲去，追上车后，双手紧紧地拽住货架，不让他们骑上车去。 凶狠的王宗（王方）“砰砰”向这个少女开枪！不过他的枪法失准：一颗子弹擦着筱琴的耳边飞去；一颗子弹打在筱琴的鞋牙子上。两下惊天动地的枪声，把筱琴震倒在地上。 张业良不知女儿死活，这位40多岁的老工人，怀着对骨肉的疼爱，对恶魔的义愤，他丢下车，就像一头发怒的雄狮，向二犯扑去。张业良靠近歹徒，张手去抓王宗（王方）。残忍的王宗玮，对着张业良的胸口开了枪，夺去了这位老工人的生命！ 李瑞玲上前抱住张业良，眼见鲜血从亲人的嘴里涌出，但是，这位平日斯文、娴静的妇女，并没有被殷红的血所吓倒，她神智清醒，瞬息间想到：我抓不住坏人，也要拿到凶手的物证，以便协助公安部门把他们捕获归案。所以，她放下爱人，冒着生命危险，向两个上车要逃的罪犯扑去，她盯准了王宗（王方）手里的黑提包，一把拽住，与王宗（王方）拼力争夺。她看见王宗玮举起手枪向她头部瞄准，她夺下提包，紧紧地搂在怀里，用右手护着头顶，恶魔王宗玮开枪了！罪恶的子弹穿过李瑞玲的胳膊，又穿透她的两颊，把下巴和下牙床击碎。李瑞玲倒在地上。她和她亲人们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普通人民群众与“二王”英勇搏斗的壮歌。提包夺下来了，里边装着5颗手榴弹和36发手枪子弹。李瑞玲使多少公安干警和人民群众，避免牺牲在“二王”的这些杀伤武器之下！ 当时，街上众多的人们，站在安全地带，大睁着吃惊的眼睛，把搏斗中的每个细节一一地看完…… 人们啊，正义和邪恶，无辜和强盗正在搏斗，谁也不能旁观啊！不要忘记，我们的现实生活并非世外桃源，为求得安定和幸福，人人需有满腔的热血和敢于同丑类斗争的勇气啊！ 有勇者从观者中冲出来了！他们是衡阳冶金机械厂工人刘重阳和值勤民兵符跃华。他们蹬起自行车，紧盯着骑一辆车的“二王”追去。王宗玮坐在车货架上，持着枪，面对着追者。刘重阳和符跃华警惕地尾随着。绕了几个弯子，符跃华被甩掉，刘重阳穷追不舍，他越追，人越勇，人越勇，车越快，距离一米一米地缩短。刘重阳一直追了三华里，追到东风影剧院附近，车轮已经挨近了两犯。这时，刘重阳憋住一口气，脚下加力，要超过“二王”，以便将他们的车撞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宗玮慌乱地向刘重阳开枪，刘重阳腰上受了伤，从车上跌落下来。随后王宗（王方）载着王宗玮拐进一个狭窄的胡同里。 衡阳市公安局在10点20分钟接到衡阳冶金机械厂报案的电话，公安局长带领侦查员、法医等20多人，在20分钟内就赶到现场。随后，省公安厅刑侦处长、衡阳市的领导同志赶到，一边勘察现场，一边组织追捕队，分五路追击“二王”。同时调动全市所有派出所的干警和厂矿企业保卫部门的武装人员，在全市一切水陆交通要道、路口设卡哨，清查市内一切娱乐场所和空闲场地，欲将“二王”围歼于市内。 简直偶然得再也不能偶然了：“二王”骑车钻进胡同并非是绝路，里边竟然是一个开阔的储煤站。一个个大煤堆，像座座山峰从地面上隆起，这有利于掩护他们甩掉自行车。弃车后，他们爬上三十多米高的大陡坡，坡上就是铁路线。10点44分，有一次广州北行的列车从这里慢速通过，从时间计算，也就是他们来到铁路线上几分钟之后，便扒车北逃了，狡猾的“二王”，怕在车上遭到堵截，所以当列车在茶山坳小站减速时，他们跳下了车。11点钟以后，茶山公社的社员们，几次遇到一高一矮的两个北方青年人，进社员家讨水，矮个子右手扎着纱布，左手拎着黑提包。后经证实，他们就是“二王”。“二王”窜逃到茶山坳的情况，在18日才由侦查人员访问到。看到“二王”在煤站丢弃自行车的工人，也没有及时报告。追捕敌人的最好时机错过了，使“二王”又从衡阳逃掉。 经过一场对敌斗争的严重考验，一批英勇的人，挺立在人们面前。衡阳市冶金机械厂党委高度评价这些同志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全厂召开了表彰大会，给刘重阳记了一等功，晋升一级工资，奖励60元钱。伍国英、武振云等同志都立了功，受了奖。同时冶金机械厂党委建议衡阳市交电公司，对与“二王”搏斗有功的李瑞玲予以表彰。对于他们这种舍死忘生、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不正应该大力表彰，大大发扬吗？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二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两个罪犯怎样走向杀人犯罪的深渊，又怎样逃避打击，也是人们急于想知道底细的一个谜。其实，事情并不玄妙，也算不得复杂。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的父母，多年来在东北机器制造厂中学当教师。在三个男孩子中，王宗（王方）和王宗玮是老二、老三。历史的和现今的许多事实证明，“二王”的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不注重思想品德教育，并常常护短、溺爱，从小养成好懒馋滑恶习的王宗（王方），念小学时候就混迹在扒手之中，在闹市里掏包行窃，开始了撬门砸锁的生涯。1974年和1975年，他曾两次被收审。1979年他在沈阳大东区辽沈卫生院当药剂员期间，又因盗窃被捕，判刑三年。这次行凶作案的日子，是他新婚后的第三天！ 过去王宗（王方）犯案，他的母亲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当她得知儿子要被捕法办的时候，她扔下学生不教，带者王宗（王方）北逃，将犯罪儿子隐匿在亲属家里，儿子被缉拿归案了，这位“人民教师”受到公安部门的拘留处分。有这样的家长，在这个家庭里长出“二王”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说老三王宗玮，1976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0年复员，同年8月份分配到东北机器制造厂六车间当工人，在厂工作二年多，他举止文雅，说话和气。红榜题名居然有他一个。难怪发事那天，公安局找到六车间党支部书记，提到王宗玮是杀人重大嫌疑犯时，他愣住了！可见王宗玮已学会了一套伪装的伎俩呢。 说他伪装，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1976年初冬时节，沈阳市大北监狱某驻军值班室的三支手枪被盗，盗枪者就是王宗（王方）和王宗玮。这次“二王”在广昌山丛中最后使用的两支枪，就是当年大北监狱所丢失的手枪。那年侦查盗枪者时，最大的怀疑对象，就是窜进监狱值班室院子里的一高一矮的穿棉猴的两个青年，文字材料中记载下的体貌特征，就是今日的“二王”。可见，王宗玮在参军以前就是盗窃枪支的重大罪犯，他是混进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里的一个歹徒。他在部队三年多，以打篮球为专业。再有一项悄悄吸引着他注意力的事，是偷藏子弹。他在1978年6月写给王宗（王方）的一封信中秘密报告：“已弄到七六二子弹一百发。”他在部队听说王宗（王方）被捕了，惊慌地从内蒙古跑回沈阳，怕是与枪事有关。回来一看，只是盗窃财物事发，才放心地回去。复员时，他不仅带着大批子弹回来，而且还在行李卷里偷藏着五颗手榴弹。从衡阳夺获的手榴弹，经过对验印号，就是他原在部队的武器。这个于1974年，也就是在他17岁的时候，就成为王宗（王方）行窃同伙的王宗玮，除其品质与王宗（王方）同样恶劣之外，略高二哥一筹的是，胆子更大，心更狠，更狡猾。他复员后，潜伏着、期待着，并尽力制造麻痹别人的假象，积累掩护自己的资本。 王宗（王方）刑满释放后，这哥俩迅速粘连一起，狼狈为奸。据已得到的材料证实，在发案前的一些日子里他们的犯罪活动最为频繁。他们研究了偷盗对象、偷盗手段，备好了化装衣着、行窃工具和在暴露的情况下掩护逃脱的枪支。他们偷盗的对象是各军医院的小卖部，这是因为王宗（王方）在医院工作多年；王宗玮熟悉部队生活，行窃起来，是轻车熟路。在大年三十中午作案的前几天，他们已绕作案四次了。农历二十九那天中午，“二王”窜到陆军医院行窃。王宗（王方）撬门入室，正欲拿钱，被赶来的女营业员一把抓住，正要扭送他的时候，走进来一个大个子“军人”，他严肃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当营业员告诉他捉到小偷时，这“军人”抓住王宗（王方），向营业员说：“交我处理！”营业员信任地把小偷交给“军人”。“军人”把小偷带走后，营业员发现他俩骑着一辆自行车逃跑了！这冒充军人者，就是王宗玮。“二王”制定了一套化装作案、掩护逃脱的战术，很容易欺骗一些轻信的善良人。 占有金钱的欲望，追求物质享受的恶念，驱使他们乔装打扮，亡命冒险。 北京，公安部大楼里的刑侦局值班室。 从“二王”在西里坪跳车起，这里便不断地与湖南省公安厅、衡阳市公安局密切联系，几位局长和主管追捕“二王”的值班人员，把大地图铺在地上，用彩笔把“二王”的行踪描绘在上面。“二王”于2月18日下午离开茶山坳以后，去向不明，地图上的行踪线断了。下一步怎样进行围捕？公安部的指挥所，要拿出作战方案。汇聚在这个简朴的值班室里的同志们，凭着几十年与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经验和对物证、情报的分析，判断“二王”原计划是乘四十七次列车到广州，然后妄图越海出逃。车上的遭遇，打乱了他们的行动计划。衡阳遇险，致使他们无目的地逃窜。他们知道处处布下天罗地网，不敢继续南去，北返也不安全。近一段时间内，他们可能流窜在衡阳、长沙、武汉一带。公安部立即派出追捕“二王”工作组，到湖南、湖北参加追捕。 事态不出北京指挥部所料，“二王”在衡阳茶山坳消失在三天之后，突然在武汉市区里出现！ 公安部刑侦局从各地汇报的情况中理出了线索：3月3日晚上7点多钟，武汉市第四医院一位实习女医生，到她工作的理疗室去取咸菜。她用钥匙开开门，房里漆黑。她刚要去拉灯，突然一只男人的大手堵住她的嘴。另一个男人打开灯，两个人一齐向她嘴里堵毛巾，其中一个问她：“是谁让你来的？” 女医生拼力挣扎，把小个子手上包扎的纱布扯掉，咬破他的手。于是两个人把女医生拖进里间的激光室，按倒在地下，其中一个掏出手枪，用枪柄狠狠地向女医生砸去。一阵疼痛，一阵昏沉，她失去了反抗能力。这两个家伙匆匆忙忙地跑掉。几分钟之后，医生挣扎着爬起来，到楼下向值班人员报告，值班人员向市公安局报案。公安局迅速派出侦查人员来到第四医院，勘察现场。发现二犯进入理疗室后，把门从里锁上，从柜子里拿出两条毛毯，放在一号、二号两张床上，并铺上枕头。在室内八张床中，这两张床紧靠靠窗户，是有意选择易于逃脱的地点，清理现场时，在地上发现几层染血的纱布和血迹，拾到一块击碎的手枪护手胶木。 公安部追捕“二王”工作组得到消息，十分重视这一情况。对已获得的指纹和血迹进行分析化验，确认指纹、血迹正是王宗（王方）的，“二王”就隐藏在武汉市。 武汉重镇，自古以来就是水陆交通的汇聚点，长江、汉水，缓缓流去，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在这几百万人口的繁华的大都市里，如何能找到两个隐蔽着的坏人呢？ 武汉岱山检查站，坐落在黄孝河岸上的岱山桥头，检查站站长王云带领民警和民兵，每天工作在简陋的工作室里和开阔的公路边上，他们日日夜夜瞪大警惕的眼睛，擒捉一个个盗窃分子，截获一批批被盗的物资。仅1982年，检查站就在这小房前，破获偷盗自行车案146起，偷盗汽车案4起，堵截被盗耕牛12头。在与盗窃分子作斗争的时候，民警、民兵个个英勇：他们曾与犯罪分子滚打在山坡上，他们曾与汽车大盗驱车较量在公路上……岱山检查站以出色的成绩荣获武汉市公安系统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 王云开罢后湖会议，25日上午便来检查站传达。他虽然年过半百，但在工作中和年轻人一样沐雨栉风，昼夜值班。他不仅把自己的年华全部献给人民公安事业，还眼见小儿子穿上警服，戴上国徽，分外高兴。邻居们都知道，王云像个老战士那样，严格地要求儿子。 这天在检查站值勤的是青年民警李信岩，他年仅25岁，从部队复员后，在市人民警察学校学习，结业后，于1982年春天，来到检查站。这个魁梧、英俊的公安战士，能武又善文，他写下的日记，常有些内心情感的抒发。 1982年的深秋，已是秋风瑟瑟。他追捕一个逃犯，这罪犯走投无路，跳进冰冷的粪坑。李信岩毫不犹豫，纵身跳下，在粪坑里活捉歹徒。 3月25日上午10点15分，李信岩和武汉汽阀配件厂的民兵熊继国，在检查站外的公路上值班。他俩看见骑着一辆旧自行车的男人，心神不定地从市区方向向检查站走来。李信岩将红旗一挥，拦住自行车通行。李信岩上前打量一下自行车，车上没有牌照，便问“牌子呢？” “忘带了。” “登记了吗？” “登记了。” “在哪登记的？” “……在派出所……” 一句话，露了马脚，武汉市是交通中队登记自行车，这吞吞吐吐的回答显然是胡扯！他们把可疑人带到检查站小屋，在屋里的王云一同对这可疑人进行审查。李信岩突然摸到一支手枪！李信岩向王云报告：“所长，有枪！” 王云立即掏出自己的手枪，对准可疑人，命令道：“别动！”随着，一个飞快的动作，将可疑人衣兜里的枪下在手里。之后，三个人将可疑人按倒、拧住，用绳子捆绑。可疑人拼命地挣扎，像杀猪似的嚎叫。 听到叫声，其他同志也都涌进小屋里，而这时，悄悄躲在检查站对面厕所里的王宗玮，将子弹上了膛，几大步跨到检查站门口，闯开门，向屋里捆绑王宗（王方）的四个人连连开枪射击。王云、李信岩和那位工人师傅不幸牺牲！熊继国负伤昏迷过去。两个恶魔又欠下人民一笔血债！ “二王”杀人后，他们拿走王云的枪，逃离检查站，掉头往市区跑。 一辆东风牌一四○号汽车首先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即向距离岱山检查站一公里的岱山派出所去报告。 正在派出所值班的胡指导员闻讯后，立即带领三名民兵去堵截。他们和“二王”迎面奔跑在一条公路上，两下相遇时，距离不到二十米。“二王”一见一群干警堵上来了，吓得马上拐向右侧的小路，惊慌逃窜。胡指导员等人熟悉地理情况，他们知道“二王”所走的小路只是一条通向武汉轴承厂和长航科研所的窄路，就快速到这条路上堵截。果然，相遇了！互相近在眼前，“砰砰”，一场枪战开始了，双方相持不下，又让“二王”逃脱了。 就在胡指导员打电话去向市公安局报告战况时，青年民警赵斌拿起胡指导员的手枪，勇敢地追踪去了。他追到长航科研所，找到民兵马炳强，两个人在科研所大院里搜寻“二王”。他们在围墙下的通水洞拣到“二王”丢弃的弹夹。赵斌始终走在前面，向马炳强说：“你走在后面，安全些，我一旦受伤，就把枪甩给你，把他们撂倒！”这虽不是豪言壮语，却表现了公安战士的胸怀和情操。只可惜，赵斌来晚了。原来“二王”将提包扔进厕所后，如惊弓之鸟，仓惶逃窜了。轴承厂青年工人詹小建骑个自行车带着孩子上街买菜，王宗玮跑上前去，说声：“把车给我！”便疯狂地向詹小建开枪，小詹惨死在血泊中。“二王”骑一辆车跑进长航科研所大院，院墙一丈高，团团围住大院，“二王”此时竟像两只跳不过墙的急狗，他们趴在地上，用手将墙下的流水洞掏开，从低矮的洞子里钻挤出去。围墙外面是一条脏水河，往哪里去？他们转了向，像无头苍蝇乱撞起来。 市公安局刑警大队10点50分接到作战通知，各分局派出所干警全出动，围歼“二王”，可惜，包围圈设计得不严密，“二王”混在人群里溜走了…… “二王”武汉一逃，丢魂失魄，再不敢轻举妄动，竟消失了踪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个凶犯在公安机关通缉追捕的“荧光屏”上失去了踪影。压在公安部追捕“二王”指挥组肩上的担子特别沉重。指战员们整夜研究形势，分析各种情报，判断可疑动向，调度各省的追捕力量…… 公安部要求一定要尽快将“二王”捕获归案，向党向人民作出交待。 四月下旬，公安部再次部署追捕“二王”的措施，强调把追捕“二王”与加强基础工作结合起来，与侦破现行案件结合起来；做好干警和群众的教育工作；落实责任制…… 我们的公安干警日日夜夜在紧张地战斗着。 电话一个接一个，信函一封接一封，公安部每天收到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检举线索几十个。对这些扑朔迷离，若是若非的线索，要一条一条地核对，分析，该排除的排除，该备案的备案，该追查的追查，直至水落石出。 许多误认为“二王”的线索，一个个被迅速查明、清除；冒充“二王”作恶的歹徒，无不当即抓捕归案。这一切，正是北京这个中枢机构，在坚定有力地指挥着这场战斗。公安部将有关“二王”的情报和活动特点向全国进行了通报，并将“二王”的指纹、笔迹、照片印发给各地。 从3月25日以后，“二王”却一直踪迹杳然。 指挥部毫不松懈，调整力量，把追捕工作引向纵深。 “活要抓到，死要见尸”。公安部确定，以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五个省为重点，进行大规模圈踪，追查“二王”逃窜去向。8月中旬，江苏省公安机关终于发现“二王”活动在江苏省内靠近连云港的淮阴市。 8月29日这一天下午4点钟，淮阴市百货商店的两名女财会人员，其中一名是孕妇，往银行去交当日营业款，孕妇手里拎的提包里，装着两万一千多元现金。这个小城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秩序一向安定，关于“二王”的传说，虽有所闻，可听来好像外星人的传闻一样。看，两名妇女，拎着巨款，悠哉闲哉地走在马路上，不就是这种太平意识的写照吗！ 孕妇手上的提包“嗖”地被人拽走，她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另一女同志着清楚是个小个子男子把提包夺走，便惊叫道：“钱被抢了！” 距离抢钱者50米远，一个高个子骑辆自行车，停在那里，小个子跑到他跟前后，大个子将车骑走，小个子纵身一跳，坐到货架上，便拐向小路逃跑了。 发案后，市公安局立即组织追捕，但是强盗已不知去向。搜索中搜到二犯甩掉的一辆自行车。经检查验证，认定在淮阴市强抢巨款的罪犯就是“二王”！ “二王”暴露了！江苏、山东、安徽、河南、上海等省市，严密注视“二王”动向，动员力量围歼罪恶累累的“二王”。 狡猾的“二王”，在淮阴作案后，为避开撒来的法网，迅速远远地离开淮阴。他们带着蚊帐、筒袜等露宿山林野坳的用具，披星戴月地骑车奔波，仅十四天的时间，就从江苏省横跨安徽省，跑到江西省，妄图从广东、福建两省南逃过海。可是，他们预想不到天网之大，布满中华，大网之远，远到南海边。还不等他们听见海涛声的时候，埋葬他们的坟墓已经掘好，这个葬场，就是毛主席曾在诗词中吟唱过的江西省广昌。 1983年的9月中旬，正是金秋时节。沿着南昌南下的公路，两旁望去，桔子黄了，晚稻熟了，荷叶落了，莲子香了。近处流着清澈的河水，远处耸立起伏的山峦。一路几百里，光彩斑斓，风光无限，展示给人们的仿佛是一幅无边无沿的、美丽的江西山乡喜待收获的长画卷。 距离南昌550华里的广昌县，是革命老根据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率领红军路过广昌，曾写下了一首《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唱道：“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半个世纪过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红旗更加艳丽，山区广昌一天天富裕起来，农民的日子像拔节的甘蔗，纯朴的山区人民，想不到在他们这块肥沃、幸福的家乡土地上，会在什么时候，突然发生扰乱他们正常生活节奏的事情。 打破这种和平景象的事情，突然发生了！9月13日的早晨八点钟，两个幽灵似的人物，顶着一片阴云，一前一后骑着两辆旧自行车，进入广昌城区，想找吃的。 8点刚过，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刘建平走出机关大门，英俊的小刘手里提个兜子，去联系制作欢迎复员军人回乡的红布横额。他28岁，人机敏，眼神快，他向对面的向阳土产商店一望，只见在商店门口的马路边，有一个头顶旧草帽，戴副大墨镜的人。这人的两条长腿跨在自行车上，左脚尖点地，右脚踏着脚蹬，摆出随时准备蹬车疾走的架式。他身材很高，故意蜷曲着身子，像个大虾米似的伏在车把上，并且有意把草帽压着眉毛，掩饰自己的真面貌。 多年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并担任过城关镇团支部书记的刘建平，立即对这个陌生人物产生了怀疑：今天本是阴沉欲雨天气，这人为什么那样留恋一副墨镜呢？头上没有阳光，他戴着一顶遮蔽面孔的旧草帽，又是为什么呢？说起小刘，他平日很有警觉性。他在民政局工作二年多，经常遇到登门要求救济、实则是过路行骗的人。他多次冷静地观察这种人的衣着、言语、神态，摸出了规律，然后戳穿骗钱者的假面具。这会儿，他一边冷静观察骑车人的神情，心里一边想：全国正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这个人能不能是个逃避打击的罪犯呢？为了探个究竟，小刘故意走过去。离近时，他见那人的白衬衣脏得发黄，瘦长的脸上黑乎乎的，好像涂了一层油彩。再看自行车，上边沾满泥浆，货架上驮着一个大塑料包。显然这人是一路奔波，现出一种过着不正常生活的人才有的狼狈相。当小刘避开那人，待作进一步打量的时候，从商店里走出一个与骑车人同样打扮的人。不同的是个子矮些，衬衣是蓝色的。他俩分明是同伙，但又故作陌生人。小个子走到离大个子约20米的地方，推起一辆自行车，骑上去，越过路边的大个子，独自向南奔去，随后大个子将车蹬动，距小个子约30米，两辆车成斜线，等距前行。行动如此诡秘，情景如同演戏。小刘意识到，他面临的可能是一次严峻的对敌斗争。当那小个子停在不远的邮电局门口的小摊床时，小刘机警地注意到大个子此时正停在对面路边，仍然是那样跨着车像是放哨。小刘凑到摊床前，故作买刷子，而耳朵却竭力搜听从小个子嘴巴里发出的一切细小声音。小个子压低声音说：“这个烟……” 小刘一听，是北方人，江西人把“这个烟”发音为“格够烟”。小刘偷瞥他一眼，草帽向前压得更低，看不清相貌，只露出一个尖下巴。小刘暗下判断，这两个家伙，行动鬼祟，压着嗓门儿说话，决不是好人。他决定采取行动，立即离开摊床，向城关公安派出所奔去。走了一段路，回头看看，两个可疑人离开摊床，又在星火食品店停下。小刘乘他们毫无察党的时候，加快脚步走进派出所。 派出所里只有所长邹志雄在家值班，他个头矮小，但很精干，一脸秀气，二目有神，刚近而立之年，满身洋溢着年轻人的生气勃勃。 刘建平急忙报告：“邹所长，有可疑人，相当可疑！” 邹志雄虽然年轻，但是这位多次荣获县公安系统先进单位的派出所所长，处事却相当沉着、老练。他严肃地问道：“什么根据？” 小刘把情况一五一十地一说，邹志雄严峻的两眼一闪亮，顿时振作，一身威武气势，问小刘：“人在哪里？走，看看去。” 小刘领着邹志雄走出派出所，往街上一看，两个可疑的人已经不见了。小刘心中纳闷儿：“咦，这么一会儿，跑哪儿去了？”他跷起脚向南眺望，啊，看到了：在通向广东和福建的公路上，那个穿白上衣的大个子的身影，闪动了几下之后消失了。 人已经走出县城，“如果真是两个逃犯，可以这样平安地让他们跑出城关派出所的管区吗？”邹志雄这样自问，同时也做了自答：“不能，那样就是失职。”说起城关派出所，它在对敌斗争中曾有过光荣的历史。最为突出的功绩，是在1980年5月17日，一个活动在几个省内的重大反革命集团窜到广昌作案，被城关派出所的公安干警一举破获。派出所干警集体荣立三等功，作战有功的邹志雄被提升为县内最年轻的一名所长，人民公安战士的神圣责任感，驱使他不漏掉一点点与敌斗争的时机。两个可疑的人走远了，但是他决定主动出击，他和刘建平急忙返回派出所，把子弹上了膛，交给小刘一副手铐和一把匕首，然后来到县公安局。正好遇到擒敌经验丰富的刑警队干部刘细鹏在家值班，邹志雄同老刘多次协同作战，刘细鹏一听情况，立即两眉飞扬，精神抖擞，拍案起身参战。他们三人来到院子，看到县水电局年近花甲的陈步山老师傅开的一部“面包”车停在那里。邹志雄把情况向陈师傅一说，这位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司机毫不迟疑他说：“快上车！” 汽车上了公路，四个车轮像腾地飞起一样向南驰去。车子以七八十公里的速度前行，几分钟工夫，在离县城四华里的宴公岭追上了两个可疑人。 陈师傅问：“停不停？” 邹志雄说：“超过去，到前边隐蔽起来。” 车“嗡”地一声加大了油门，迅速从两个骑车人身边闪过，但是车上的几双睁大的眼睛，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就像百分之一秒时速的照相机镜头，把两个人的可疑之处，毫无遗漏地收录在视膜上。邹志雄和刘细鹏紧握手枪，刘建平也备好两根铁棍子，随时准备与司机一起投入搏斗。 汽车飞出一段路，来到小港养路段，附近有村庄，邹志雄指挥把车拐进右边的小路上，把车隐蔽在树荫里，邹志雄和刘细鹏卧藏在公路边的一棵大树后面，等着两个可疑的人。 “来了！” 两个骑车人进入视野，邹志雄压低声音提醒着人们。 当相距20米的时候，邹志雄首先从大树后闪出，站在公路上，迎着来者举起左手示意，命令道：“停下，检查！” 这突来的情况，吓得小个子人倒车翻，后边的王宗玮急刹住车，不由地脱口说声：“完了！完了！”随即车也倒下。 邹志雄和刘细鹏正待上前检查的时候，趴在地上的可疑人突然“砰”的。一声，开枪向邹志雄射击，机警灵敏的邹志雄，一个箭步蹿向公路那边的大树后，同刘细鹏一左一右，齐发愤怒子弹，射击敌人。由于路两旁茂密的大树阻挡，我公安干警的火力受到阻挡，这时，只见小个子跳到路边蒿草丛生的大沟里，有逃掉的危险。邹志雄向隐蔽在车旁的刘建平和陈步山喊道：“打电话！” 刘建平跑到养路段工棚一看，里边没有电话，当过汽车司机的小刘，在生死考验的时刻，把安全留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他向陈师傅说：“只好开车闯过去报信了，我开车！” 陈步山勇敢地说：“我开车，冲过去，注意不要被打掉轮胎。” 陈步山和刘建平跳上车，拐上公路飞速前进，子弹从车厢左右横飞，英勇的一老一少，鸣着战斗号角似的车笛声，从火线上冲过去回县城报信。 邹志雄和刘细鹏两支枪的火力堵截大个子横窜公路，逃不到东边。可是恰在这时，从南开来一辆面包车，车体遮住小个子；急于逃脱厄运的大个子，以汽车作掩护，同汽车一起往前奔跑，跑出射程以外，窜过公路，与小个子会合，拼命往东逃。他们跑进一片稻田，泥水黏掉了鞋，他们光着脚渡过河水，钻入山林。 小港一战，缴获了两辆自行车，一个包，包里有八千元人民币、蚊帐、长袜、警服、军服、半导体收音机、袖珍地图和化妆油。确认他们为“二王”的物证是包里有两支枪，经过验定，其中一支，是在岱山检查站被“二王”抢走的王云的枪。 “二王”在广昌出现了！公安部向江西省公安厅提出作战要求：“尽一切努力，将‘二王’围歼在广昌，为民除害！” 一场追捕“二王”的战斗打响了！ 广昌县公安局得到小港战报后，县公安局局长胡顺保立即调车，带领武装警察疾风般赶赴现场，分三路追击。在追击队伍里，有一个“编外”侦察员，他是县公安局的小通讯员、18岁的李周田。他一听说坏人持枪行凶，便不管领导是否准许，拿起枪，跳上车，跟着出击。到了现场，他听完邹志雄介绍情况后，就像一支首先离弦的箭，沿着他熟悉的路线追去。这个工人子弟，虽然是公安战线上的新兵，但他那还稚嫩的心灵，已把公安战士为保卫人民利益与罪犯作英勇的斗争，视为是至高无上的天职。满脸稚气的小李，凭他满身的青春活力，十几分钟之后，已经把战友们拉在后面，在山路上，迎面有个骑自行车的青年急匆匆地跑来，李周田命令他：“站住！” 这青年跳下车报告说：“我的单车（自行车）被两个拿枪的人抢走了！我去报案。” 这人青年叫刘云贵，他说抢车的大个子穿着绿军裤、白衬衣、红背心；小个子穿着蓝警裤、蓝衬衣，两个人都光着脚，一人一支枪，手里拎个兜，骑着一辆车逃跑了。 李周田说声：“带路，追！”他便骑上车，带着刘云贵在山路上奔跑。跑了一阵，迎面走过来一位老农，李周田问：“看到跑过去两个人没有？” 老农说：“看见了，骑着车，拿着枪，凶着呐，有个老俵在追！” 追“二王”的老俵是刘云贵的父亲。这位纯朴的农民，听说强盗抢走了儿子的车，义愤填膺，手拿一把铁鱼叉，一直追了十多里。李周田趟过齐胸深的旰江河，追上了刘云贵的父亲，问道：“看到人了吗？” 老人向山上的一个小亭子一指：“他们进了亭子！” 小李听说逃犯近在眼前，又紧张，又兴奋。他急速登上山，来到小亭前，他发现地上有一滩刚淌下的水，又听到亭子里边有动静。勇敢的李周田，真称得上是孤胆英雄，他勾住枪机，一个箭步穿进亭子门里，喊一声：“不许动！” 亭里的一个人慌忙地站起，小李瞪眼细看，原来是个哑巴老头。老头用手比划，示意两个拿枪的人向山上跑了。小李请老头带了一阵路，发现了“二王”甩掉的自行车。他顺着“二王”的踪迹又翻了两座山，到了分路口。为了给后边同志指明前进的方向，他掏出红色工作证，再把身体检查表斜插里边，放在他走过的路上，作为路标。然后他又钻过一片没人的茅草和树林，在离他二百米的山坡上，他终于发现了拼命逃窜的“二王”。李周田于10点10分从小港出发，跋出涉水，追赶到12点30分钟，不停息地奔跑了20多里路，终于发现了两个恶魔的身影，他为以后围歼“二王”的胜利，做出贡献，立了功。在人民公安的肌体里，活跃着这样新生的、强健的细胞，怎能不令人欣喜，令人振奋呢！ 后来的公安干警，拾到小李的工作证，按着他指示的路线奋力直追。不久他们和小李会合，此时“二王”已隐遁到旰江林场的深山密林里。这时是中午12点40分。 广昌县县委书记赵焕起在紧急召开的公社书记会议上，果断地提出：“追捕‘二王’是现在最大的政治任务，一切工作为它让路。”赵焕起和韩县长把办公地点改在县公安局的办公室里，他们站在广昌县的地图前，圈划“二王”逃跑的路线，根据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的指示，向旰江林场调兵遣将，在第一批追捕“二王”的公安干警形成第一个包围圈以后，仅过3个多小时，又组成了一个方圆30公里的第二个包围圈。 “二王”被包围在广昌！这消息像电流一样快，传向四面八方，南丰县的县委书记来了，宁都县的公安局长来了，邻省福建的建宁县的县长和公安局长、武警负责人来了；石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龙一进门就像战士似的威武站定，说：“我带来一个武装班，请分配任务！”多么好的配合，多么和谐的协奏曲啊！ 认定“二王”在广昌出现以后，省公安厅杨希林副厅长和王维诚处长率领干警，带着警犬，赶赴广昌指挥围捕。南昌距离广昌550华里，一辆辆警车亮着雪白的灯柱，响着警报器，只用4个小时，就于晚上8点赶到，杨希林和王维诚是南下时留在南昌工作的东北干部，三十多年的江南水土，仍然染不掉他们北方人的强悍气魄。他们在“二王”消失的地方连夜开展工作，并决定召开全县各公社书记紧急电话会议，调集民兵，组织第三道包围圈。广昌的夜，是个不平静的夜，不眠的夜，人浪在广阔夜幕下的大地上滚动，却静得听不到涛声。14日凌晨1点，一个171公里的包围圈已经形成。 就在这子夜刚过时分，又有几辆警车奔驰在山区的公路上，江西省委常委、政法委员会书记王昭荣、省军区副司令员沈忠祥、省公安厅厅长兼武警政委孙树森，遵照省委指示，率员到广昌，加强对围捕战斗的领导。他们拂晓前赶到广昌后，见到了彻夜未眠的县委领导同志，当即召开广昌及其几个邻县的县委书记电话会议，一个地区更为广阔的县与县携手的第四道大包围圈，限定在上午10点钟以前形成。 一双双警惕的眼睛，一个个准备拼斗的住户，一支支在丛林中搜索的枪口……“二王”被包围在警、军、民筑成的铜墙中，真是插翅难逃了！ 但是，踏遍了两道包围圈里的座座高山，搜尽了每个沟沟坎坎的土地，四天已经过去，始终不见“二王”的踪影。艰苦的攀登，过度的疲劳，少数人产生了厌战的情绪。他们怀疑，“二王”是不是已经不在广昌？ “二王”在不在广昌？指挥部经过分析、研究，断定“二王”就在广昌。因为几道包围圈，赶在“二王”可能逃出之前完成了；“二王”经小港交火后，无车、无食、无鞋，再加上语言不通，道路不熟，又害怕暴露，落到有屋不敢进，有路不敢走，有钱无处花的穷途末路，他们眼下依然藏在山里。气可鼓不可泄，指挥部做出准确的判断，坚定了各路人马在广昌捕捉“二王”的信心，并制定了新的围捕措施，激发起人们更加旺盛的战斗热情。 9月17日的夜晚，广昌上空阴云密集，疾风过后，山雨倾盆而下。苍茫群山，响着一片震人心弦的雨声；而就在这大雨之中，肩负搜捕任务的公安干警、武警、解放军、民兵，坚守在岗位上，倾听一草一木的动静，注意搜寻每一点影踪。 地处高山峻岭的尖锋公社观前大队的曾家村，有一户姓曾的人家，主人叫曾文泉，家里六口人，妻子是60年代的大队妇女主任，共产党员。实行“大包干”以后，一年里的粮食收入1400元；另外养了五口猪，能收入700元。18日是公社所在地的集日，曾文泉为赶集市卖猪，夜里请村里何冯珍来家杀猪。说起何冯珍，别看岁数不大，可是村里的能人。木工、厨工、杀猪样样会。村里人谁有个红白喜事都少不了叫他帮忙。他来杀猪，民兵队长特别嘱咐他：“杀猪也别忘了盯‘二王’。” 何冯珍幽默地应道：“忘不了，我手里有杀猪刀！” 过了半夜，雨小了一点，约在翌日凌晨一点半，曾文泉的女儿——16岁的曾水秀坐在门口房檐下，看见门前一个不高不矮的人，扛个竹筒子，从门前走过，这人距离水秀只有两米远，挂在门口的灯泡，把这人的装束照得清清楚楚，他穿蓝衬衣、蓝裤子，被雨浇得湿漉漉的，可是竹筒却是干的，她有点怀疑，便问：“这么早往哪去？” 那人一直把脸背着光，一声不应地走过去。 过了几分钟，又有一个大个子走了过来，他驼个背，手拄一根棍，一走脚一拐，也是把脸背着灯光，慢慢地走过去。 曾水秀念书的时候，年年是学校的三好学生，这几天公社关于动员抓“二王”的事，她早就记在心里了。她向爸爸妈妈和正在洗猪肠子的何冯珍说：“我看见了过去了两个可疑的人！”她把所见情况仔细一说，引起了何冯珍的注意。这时桌上已经为他摆好酒和肉，他说声：“不吃了，赶快去报告，他们可能是‘二王’！” 说完，便和曾家父女顶着雨，摸着黑，向大队奔去，大队在七八里地之外，高山峻岭间是羊肠小道，他们三人深一脚浅一脚，顾不得跌跟头，心里如烧一团火。 尖锋公社的山山水水被革命烈士的鲜血浇灌过；这里的人民群众，曾与毛主席接触过：1934年，毛主席带领红军征战，住在尖锋。一夜与白匪遭遇，当地游击队配合红军同白匪周旋，使红军安全转移。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历程中，尖锋公社有390名烈士流尽了鲜血，换得今天乡亲们的幸福生活。在革命传统哺育熏陶下生活的曾家父女和何冯珍，像那些先烈们当年一样，怀着对党的爱，对人民的忠贞感情，不顾路远地滑，向前奔跑着。他们看见大队办公室里亮着灯光，远远地便喊道：“大队有人吗？” 从大队办公室走出来的是尖锋公社党委书记汪细元，他是遵照指挥部的指示，冒雨出来查岗。报信人气喘吁吁地向他报告发现两个可疑人的情景，他不等听完，就拉他们上车，为抢时间，他让曾家父女在奔驰的汽车上向他继续报告。 清晨四点钟，指挥部接到了汪细元报告发现“二王”踪迹的电话。这时指挥部疾速派出孙树森、杨希林率领侦察、搜索小分队，带着警犬，兵分两路，赶赴现场追击。同时在罪犯逃跑所必经的几个出口派出武装力量阻截。5点多钟，由县公安局刑侦队长高怀玉带领的小分队，在水南大队南坑生产队的一座山上，距离他们三百米的山涧里，发现了“二王”的身影。小分队立即分成三个追捕小组跟踪追击。这时的“二王”狼狈不堪，王宗玮拄个棍子，行走困难，王宗（王方）惊魂失魄，乱拱乱窜，他们为了逃命，竟从数十丈高的陡崖上滑到山涧里，跌个半死，爬起后还是摇摇晃晃地奔逃。紧紧追踪的派出所所长邹志雄，眼见“二王”逃进眼前的南坑山。恰好，这时解放军赶来，他激动地说：“‘二王’就在这山上！” 指挥部迅速移往南坑山的山脚下，省公安厅副厅长杨希林就在“二王”消失的地点指挥战斗。南坑山，茅草密集。关于茅草，有个谜语，说：“一把刀，两面快，只切肉，不切菜。”传说鲁班就是根据茅草的利齿发明了锯子，拽一把茅草，满手出血，钻一下树丛，满面伤痕。南坑山就是这么一座长满茅草的山。但是为了抓“二王”，指挥部拟出作战方案：调用公安干警、武警、解放军、民兵，带者警大，采取“三面包围，一面平推”的梳篦子战术，排成一字队形，寸土不漏地全面搜索南坑山。 天上下着雨，指战员们精神抖擞，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横扫南坑山。 在搜索的队伍中，要特别提一下江西省武装警察第二支队的通信参谋吴增兴。当时抽调赴广昌参加围捕“二王”战斗的人员中没有他，他主动请求参战，他说：“战斗中通信联络很重要，为保证通信联络，让我去吧！”他被批准参战了，为了准备通讯器材，没有同妻子打个招呼，就由南昌奔赴广昌。临行之日已近中秋佳节，他从广昌给妻子发出一封信，信中说：为了围捕“二王”，他不能在十七日回去过生日了，中秋节也快到了，他充满思念之情地写道：“为了为民除害，我不能和家人团聚了，只好托你为父母买些礼品，代送一下。我们的小宝贝倩倩，乖吧，我非常想念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公安战士，爱家庭，爱父母，爱孩子，感情是丰富美好的，但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爱，他们可以舍弃这一切。 已经是下午六点二十分了，夜暮渐渐降临，山色变得朦朦胧胧。一队搜山的战士从无路的山坡往山脚下滑。武警战士黄力生顺着茅草滑下去，他在滑动中突然脚下踹着什么，还没等他喊话，他身后的武警战士甘象清喊了一声：“有人！” “砰”的一声枪响，是王宗玮在草丛里向甘象清开了枪，甘象清中弹负伤倒下。武警战士郑万寿，回头向王宗玮射出愤怒的子弹，随着枪声，王宗玮绝望地呻吟了一声，说：“我不行了……”这时三条警犬向王宗玮扑去，叼住这个奄奄待毙的恶魔，拖到了山下。 王宗（王方）还妄图作临死前的挣扎，他拣起王宗玮的枪，串到几米外的草丛里隐蔽起来。武警战士们发现了草动，悄悄地缩小包围圈。这时通信参谋吴增兴不顾生命危险，拿起报话机，向山下指挥部报告情况。凶残的王宗（王方），将枪口对准吴增兴，从深草丛里连射五枪，把吴增兴击中。吴参谋怒目盯向王宗（王方）藏身的草丛，把全部剩余的力气，用在勾动枪机上，“砰砰砰砰”愤怒地向敌人连发四弹，然后倒下，鲜血染红了南坑山的茅草，年仅30岁的吴增兴，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武警战士再也按捺不住满腔怒火了，顷刻间，数枪齐射，一连发出48发惩罚的子弹，枪声响过，武警战士、解放军战士一齐拥向山坳，找到王宗（王方）被乱枪击毙的尸体。 从山坳腾起一片欢呼声，好似由群山唱起的一曲激昂、雄壮的大合唱。 十恶不赦的“二王”的尸体被停放在山下，那瘦瘪的形象丑陋极了，长须长发，皮色灰白，脚板上累累孔洞；一个公文包绑在腿上，内有1万3千元人民币。但后经法医检验，两犯胃里却是空空。他们在最后被追捕的日子，神出七窍，苟延残喘，过的是连丧家之犬都不如的日子。这就是两个亡命之徒的可耻下场。 “二王”被击毙了！ 北京那间简朴的公安部刑侦局值班室里沸腾了！聚集在电话机旁的局长、处长、值班员，大家一起欢笑，互相祝贺。他们已经在这个不算宽敞的房间里连续指挥工作了几十个小时了，有的眼睛熬红了，有的嗓子干哑了。可是此刻，个个变得浑身充满活力，疲惫、困倦、饥饿，顿时像雾一样从他们身上散去，都成了无比轻松、幸福的人。 公安部领导同志通过电话向中央领导同志报告击毙“二王”的喜讯。中央领导同志审慎地叮嘱：“要验明正身！” 被击毙者确是“二王”，证据确凿： 小个罪犯尸体的指纹，与公安部通报的王宗（王方）犯罪前科指纹，核对无误； 大个罪犯尸体的上牙四、五、六、七颗牙齿，镶瓷牙白合金套，符合王宗玮牙齿特征； 二犯身高、体貌与“二王”照片和档案材料记载一致； 二犯所携笔记本上的字迹，经鉴定是王宗（王方）、王宗玮所书写； …… 得知这些情况，中央领导同志欣喜、亲切地祝贺，说：“祝贺公安部追捕‘二王’成功！祝贺你们的胜利！” 主管追捕“二王”工作的公安部刑侦局负责同志们，在几个月内亲临数省市捕捉线索，督促、指导追捕工作。他们听了这句话，激动地说：“我门工作做得不好，今后要努力提高我们队伍的业务素质，抓住新形势下刑事犯罪的特点开展斗争。如果说我们为追捕‘二王’做了些工作的活，那就算是将功补过吧！”多么感人的语言，多么严于责己的精神！这不正体现了广大公安干警不断汲取教训、再接再厉，决心给予刑事犯罪分子以更严厉打击的决心和气魄吗！ 一道撤消追捕“二王”工作任务的命令，通过电波瞬间传达到全国各地的公安部门，让那些一直处于备战状态的公安干警们也分享一下胜利的欢乐吧！在追捕“二王”的七个多月的日子里，有多少出击、蹲点、待命的公安干警，以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作出了无数感人肺腑的事迹呀！ 以身试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王家林因包庇犯罪的儿子，已被人民法庭判处七年徒刑。 同“二王”的艰苦一战结束了，今后可能还会有“二张”、“二李”等亡命之徒跳出来表演，但是，令人可喜的是公安战线上的同志们，经过与“二王”斗争的这样一次大“演习”，斗志昂扬，战斗力在迅速提高，他们在努力适应当前同刑事犯罪作斗争的新特点、新形势，时刻准备在与刑事犯罪的斗争中建立功勋，我们预祝他们头顶上的庄严国徽，更加灿烂，更加闪亮…… 1983牟1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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