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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偷书贼” 我是1970年3月4日到西昌盐源彝族自治县下乡当知青的。与我相约一齐下乡的好友，是陈墨君。 下乡前他对我说：“九九，你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在城市呆下去越来越艰难了，到农村去，躲进深山老林中，只要不饿死，可以读点书，独善其身，也许还活得出来……”没有陈墨君的这一席话，我也许不可能下决心去当知青，更不可能下定决心，三天中便报名下户口，起程。 当我到派出所下了户口，临走时回家告诉病卧床上的母亲时，她撑起身体，头靠在床头，拉了下头上缠着的一张手帕。她没有说话。她叫我给她倒了一杯开水，我双手递过去，不小心，一下踩到床边的那堆炭灰——灰下铺着一层一层凝固的鲜血……母亲一天20小时踩缝纫机，在病中，那些拉车、扫街、烧水、开关门等义务劳动照样不许请假，病中，仍要一周三次到派出所和居委会学习、开会，接受检查、批判。她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你和谁一齐去？”母亲喝了一口开水，看着我问。 “是陈墨，我们约好的。”我回答。 “为啥走那么远？不选一个近的地方？” “陈墨说远离城市，愈偏僻对我们这种人才会愈安全……”我想安慰一下母亲，可她点了下头毅然道：“你走吧！”我发现她捏杯子的手在微微颤抖，但语气却如此坚定冷静。 母亲把头调了过去，闭上眼睛再也不说话。我抱了床被盖，走了。 按政策，我和陈墨都不属于该下乡当知青的范围，然而，按政策，我俩也永远不可能被分配正式工作。没有工作，在大城市怎么生存？于是，我们只有下农村，但当时决不是去接受什么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逃脱，躲避一种政治阴影，选择一种安全的生存方式。我们并没有什么如其他许多人那样多余的幻想和幼稚的热情。毕竟，我们从学校走出来后已当了四五年的社青和临时工，经历了人生的一些磨难，也有了些社会体验…… 我们这批人，是拖儿带母的社闲、社青杂牌下乡队伍，老的有70岁，小的有不足1岁，这时，下乡插队落户的实际性质和意义，于我们，已不是仅仅为了响应政治号召，而是生存需要了。 我们一共七八十个人，（没有客车，是货车）那些带红花放鞭炮、敲锣打鼓欢送、呼口号读宣誓书等等这一系列虚假场面，都免了。像流放，又像是大逃难迁徙，大人小孩都在哭叫——他（她）们是清醒的。下乡，是被硬性“动员”的。 这批人里，有地富反坏右分子，有小偷，妓女，有投机倒把屡教不改分子，甚至有劳改释放犯，劳教人员。当然也有如我们一样的“黑五类”子女。……他们究竟会怎样地在“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可以不难想像！这是标准的被现实社会专政、淘汰的对象。 这批人不是学生，从所带行李就可看出：泡菜坛子、煤炉子、补锅修鞋工具，泥工、木工工具，当然，也有人带火药枪和匕首…… 陈墨君的行李与众不同，整整六大箱子书！陈墨君的父亲在他四岁时，因反对新生政权组织那反革命叛乱而被处决；母亲改嫁后，他处在另一个不协调的家庭中，好学和好沉思，寡言却早熟。他对社会和自己都异常清醒，无论在政治压力或经济压力下，我俩都只有选择下乡一条路。但是，他比我多一种选择——读书，仿陶渊明，幻想在千里之外的蛮荒中寻一个世外桃源，完成和实现自我价值，当一位有成就和人格的诗人。独善其身。我就不同了，纯粹像逃难。 我与陈墨君的初识源于对他写诗的崇拜。虽然，当时我几乎并不懂诗，但是他的诗的人格力量和天赋征服了我。他在很多方面逐渐显露出的聪明才华，使我不得不对他折服。 然而，他教我与他合伙干的第一件大事，却是“偷书”！ 大约是1968年一个夏天，他，窝哥（“黑五类”子女，后被判刑20年）和我，想书想得发疯，由他侦察后，选择了音乐学校图书馆——文革中来不及焚烧、撕毁的部分书籍已打上封条，这是充满着封、资、修，被人们视为禁地的藏书室。红卫兵每天都在烧书。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没有月亮，晚风习习。我装了半书包绳子，窝哥和陈墨各带一只手电筒，也许是凌晨两点钟吧，我们沿着围墙。涉过田坝，我踩在他们肩上第一个爬上墙，躲在树荫里观察——这是一种相当于拿生命开玩笑的冒险。要知道，那段时间，成都武并正酣，第7中学校的造反派“8．26”和工学院的“红成”，音乐学院和翻胎厂的“兵团战士”，都早已荷枪实弹用吊盘机枪、冲锋枪互打过好几仗，对于黑夜中的偷袭者，一旦发现，只有挨枪子的份儿。这种危险，实际上我们是清楚的，但陈墨君坚持说：只有在混乱中，才可能摸“鱼”！ 我们三人翻过了墙，窝哥比我熟悉地形，因为他白天已来看过许多次，陈墨对图书室更为了解，哪里是门，哪里是窗，哪里放杂志哪里放小说都知道。因为，几年前他就爱来光顾读书学习。可惜，陈墨是鸡图眼，一到夜晚，视力便大减，只有窝哥，胆子异常大，他领头，我断后。也许是从电影或小说里学来的，窝哥从身上拿出一卷电工胶布，一条条撕断贴在窗户玻璃上，贴好后，静听几分种，用手绢包着拳头，一击，玻璃碎开，声音问响有如包里隧地。窝哥伸手抽开窗栓，轻轻打开窗子，我在先，陈墨君在后，一一翻了进去。窝哥的确有经验，返手把窗轻轻关上。 我跟着他俩，摸进了藏书室，陈墨和窝哥晃着电筒——这又是陈墨的一大发明，两只电筒都用手绢蒙上光头，灯光暗淡，只一二尺内能看清，这是避免有人从窗外发现灯光的周密措施之一。里屋内没有风，却有一股发霉的潮气，我鼻子一痒，差点打出一个喷嚏，使劲地用袖子捂着，眼泪也流了出来。陈墨首先不见了影子，他熟悉现场，直奔目标，只听窝哥用几乎他自己才听得到的声音反复自语道：“日他妈哟！‘罗曼罗兰’、‘巴尔扎克’、‘莎士比亚’……老子只要外国的！”我紧跟他身后盲目又紧张，听他念念有词喊着那些名字，那自言自语的声音像在招魂，又像在祈祷，真忍不住难过得想笑！可是，我要的书在哪里呢？说实话，我当时只想偷一套毛主席说过的好书《金瓶梅》。陈墨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低语：“快拿绳子把我放在地上的书绑起来，动作快点！”我跟着陈墨，借点天光，我发现书架下、地板上东一堆西一堆已放了不少书。陈墨这时的鸡图眼却大起了作用，他的鼻子几乎贴在一排排一层层书名上，那只电筒紧绑在他耳根上，既快速又稳当，他在精选。我看他放了一地的书，忍不住问道：“有没得《金瓶梅》？”“没毬名堂，这么多好书你只晓得《金瓶梅》！”我不敢做声了，蹲在地上飞快地把陈墨的书打成捆。我确实不知道哪些是好书，哪些是坏书，我只知道，凡是书——都好！但最想要的，还是《外国民歌200首》。“快相成扎，好背，回去我晓得分给你！”陈墨见我不断乱翻书页，嫌我动作缓慢。 “陈墨，把火借给我用一下！我烟瘾来登了！”窝哥不知何时窜到我俩这边，隐约，我见他头上渗出汗。 “龟儿眼镜，咋能这个时候抽烟？一来容易暴露目标，二来万一引起火灾，这么多书，烧了有多可惜！”陈墨的话，有如命令，窝哥不敢开腔了。 窝哥选了许多人体素描画册和外国小说，陈墨选的差不多都是古典书：《唐诗三百首》、《说文解字》、《新诗别裁》、《辞海》等等，而我，只有当搬运工了！ 绳子差不多用完了，时间也接近黎明。捆好的书，大大小小几十包。“该走了！”窝哥颈子上、肩膀上、手上，挂、绑、提，全是书，他说话都累得喘气。说罢，牙齿还咬起一捆。 “这么多书，咋个拿得动？”我一身大汗，瞳孔在放大。 “一包，两包，一段段路转移！”陈墨胸有成竹。我首先由来路翻出窗子，窝哥、陈墨在内一包一捆地递给我，大概有30来包，每包少说都有20本！也许，这么重的书牛也驮不动。 我们把全部书分段移到墙边，再从墙内移出墙外。书，藏在田坎的草丛中，我们三人，两只手上，颈脖上，挂满了书，悄悄地越过田坎路，走向公路那头朋友租下的农民房子中。 一包又一包，一捆又一捆。天已发白，我们光着脚，踩着泥沼水田，头上又是雾气又是汗水，裤脚挽起老高，像小跑，又像爬行，不知不觉，已运输得八九不离十了。 最后时刻，不料出了差错，本来窝哥说剩下的搬不走就此罢休，而陈墨坚持：“来之不易，决不手软。” 天已发白了，我们互相在晨雾中已能看清对方的脸，一前一后慢慢拖着步子，力气只剩这一点了。突然，一队十来个荷枪实弹，身着军服的人横拦在我们面前：“站住，干什么的？” 我们都懵了，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队全副武装，佩戴“红袖套”的“警司”解放军。 陈墨真正开始沉默。 窝哥在东指西划，语无论次。 “我。我们是学生，在搬宿舍……”我说。也许，又应了陈墨君一惯的表扬：九九小脑发达，反映比我们都快，简直该当运动员。 “现在很乱，小心点，最好白天搬家！”一位可能是班长之类的人，周身打量了我们三个泥人和又夹又提的那几捆书后，善意地告诫道。他们走开了。空中，突然响起零星的枪声…… 我们开始没命地奔逃。那一瞬，每个人心中可能才感觉到自己是在做贼。虽然如此，书，仍不能丢下。也许，有股强大的欲望在支配着我们，究竟是什么，求知？求生？好奇？不满？自己也不清楚，唯一可以自圆其说的是：偷书，有什么心虚！ 自此后，分别藏在罗鹤、徐坯兄家中的书躲过一段时间后开始见天。陈墨的书大部分保留下来，窝哥的书大部分拿到春熙路孙中山铜像后的书市卖了钱，而我分到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书，也差不多卖钱了。至今只保留了几套，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九三年》、《悲惨世界》之类好书。 回想当时，有一种奇怪的欲望产生在我翻书、捆书的瞬间，至今难忘：真想躺在书堆上睡，蹲在书堆上厨，趴在书堆上……死在书堆中！ 也许，我们精神的肠胃快饿死了！！ 当了贼，却从没后悔过——那时代，谁偷谁？ 6 每天工分几分钱 迁入到老何所在的小队，是有原因的。 盐源彝族自治县，西昌进去还有150公里，贫穷，落后，原始，闭塞。由于土地含碱成分重，水源差，气候干燥，田地里收一季的稻子和麦子，又矮颗粒又小，一亩产量不过两百多斤。包谷和洋芋反倒成了主粮。 盐源的人，个头特别矮小，不少人颈脖上横生一个大包，这是缺典的缘故。身穿羊皮褂，头戴瓜皮帽，脚下穿草鞋，这几乎就是当地人统一的服装。这里一切与城市不同。令人特别好奇的是，无论男女老少，几乎都手拿一根石头烟杆。陈墨君诙谐地把他们称之为“盐国”中的“土人”。 盐源有一个几千人的劳改农场，这是我们事先所不知道的。对待我们这批“社闲”大军，从县委到公社直到小队，都有明确的指示：监督劳动，监督改造。在农民群众的眼里，1964年那批从学校下乡来的老知青，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至少，还当成“客人”而有政策。对待这批社闲，都普遍认为是：城里来的准劳改犯，来抢我们的馍馍吃了。 我和陈墨到达当天，被分配到双河公社一个很穷；的小队。第二天天不亮，队长便亲自出马催我俩出工。我俩手握锄头，不是去挖地锄草，而是去挖平一座高十几米的老炮楼！队长和两个膀大腰粗的农民坐在地上叭着兰花烟监视着我们。我和陈墨站在高高的楼面上，左一锄右一锄啃啄着这凝结了几十年的黄土。黄泥是用传统方式用木夹板一层层椿上去的，天长日久，又坚又硬。高高一锄落下，只啄得下一小块，那扬起的风和着溅起的泥沙扑了我们一身一脸，汗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手上早打起血泡。陈墨君和我累得直喘粗气，他伸直腰，正准备休息片刻。队长抬头道：“不要偷懒，队上等着这些土当肥料！”陈墨君和我其实尚未在旅途的身心疲劳中恢复过来。且他体力较差：“吼啥子，我们又不是劳改犯！”陈墨是神经敏感的人。 “说毬半天，你们不是劳改跑来我们这儿干啥子，来分饭吃？”队长突地站起身，指着我们暴跳起来。 “老子不干了！”陈墨把手中锄头一扔，一屁股坐了下来，抽出香烟猛抽起来。我知道，没有必要劝，也劝不了他。 “好，不干就滚，老子本来就不想要你们！”队长和那两个农民扬长而去。 我们回到分配给我们的住地——猪圈房，一屁股坐在旁边搭的板床上。 “初到这里，忍耐点，不然今后咋办？”我抽着香烟，劝着陈墨。 “我看这个队的条件不行，不如干脆去投奔老何！”陈墨道。 老何是我们一个辖区的街邻，是1964年下到盐源的老知青。找他，究竟有多大用处，我们心中无数。 那几天，我们没有出工，陈墨君在给成都的朋友不停写信渲泻自己的感受。记得，他写了下乡的第一首诗，寄给成都的白水君： 我要把忧愁忘掉， 这山村或许有着清茶一样的美妙； 不是林间曾流出过无尘的樵歌， 是天边有颗小星向着我朦胧地笑， 是天边有颗小星向着我朦胧地笑， 这苦涩的日子才有甜蜜的心跳； 在灯下为重温一个欺骗自己的梦， 我要把忧愁忘掉。 他写的信的内容我现在已无从知道，只记得不久白水君（现定居美国搞文学翻译）写了首诗寄给他： 异乡也只为稻米五斗， 锄乐本是因衣衫大瘦； 篱下哪能有菊意悠然， 看“双河”叠浪尽都是新愁。 逐食他乡恨一声路远， 不妨沿途忍听“杜鹃”； 要是你自怜井中憔影， 还不如登高览一胸江山。 “盐国”会有世外桃源吗？与知青老何见了面后，我们的心冷得颤抖——严酷的现实中，并没有诗！ 趁着天光，我和陈墨起了个早，我们都认为，必须选择一个好一点的窝。因为有一位好心的贫农偷偷告诉我们：这个队掌权的那个队长，从前干过土匪，贩过鸦片烟，经常吊打农民，对下乡的知青从来就仇视…… 我们出发了。 老何（其实年纪并不大，当时不过23岁，资本家家庭出身）下在双河公社三大队，距这里足足有近30里山坡路！ 虽然已是初春，这贫瘠的土地上却抬不到春意，起伏不断的坡地上见不到绿色。很久很久才看得见人家，一座座雕楼孤立地立着，身边几株树陪衬出一点生命象征。这黄黑兼杂的土地又冷又硬，远处山影，光秃秃的，一毛不长，几头牛，几只羊，瘦骨嶙嶙，啃食着枯草。偶见几个农民在地里用木头槌敲着凝成大块的泥土。 一个放牧人头戴瓜皮帽，赤足，咧起一排被兰花烟熏得黢黑的牙齿，听我们问路的那副神态，有如在听外语，只痴憨憨地傻笑。口中发出“喔喔”的含糊声。 我们对视一下，没法，只有朝有路的地方走。 盐源的风真大，吹得人不能迈步，有时直往后退。可恶的是，这风中夹着泥土，不一时，人的头发上，衣领里，脸庞上扑满灰尘。 陈墨想了个办法，用薄薄的手绢蒙在脸上，在半透明的视线中疾走，手帕在风吹中贴面不落。真还见效。 太阳快落坡了，我们终于寻到老何所在的双河公社13队。一个牵牲口的农民很肯定地朝老何的房子那边一指，惊讶好奇地注视着我们。 老何的房子孤单地立在荒河滩上。这是三开间的传统椿墙板中椿出的产品，墙体是黄泥，房上有瓦。令人奇怪的是，墙上有门框却没有门板。四周也没有窗。 我俩把头探进去，里面漆黑，稍许，眼睛适应了，只见墙角有几把锄头、尿桶和几根扁担。在左边屋里，看见了灶——用几块黄泥块垒在地上的灶，上面放了一口锅，锅上反扣着一个污浊的洗脸盆，灶紧靠着的那堵墙面，墙壁早已熏得漆黑。灶边，放着几个大碗和几根柴禾。 “老何，老何！”我最初的感觉是这不像有人住的房子，倒像是一口空棺材。 突然，“嗖”地一声，一只狗从我们腿间窜过去，吓了我们一大跳！ “恐怕还没有收工吧？”陈墨边说边朝门外退。我俩还未走出门，突然又听到身后“咯”地一声，像一个什么重物坠落地上。 “哪一个？”顺着这沙哑低沉的人声，我们猛然回头，吓了一跳。站在我们面前的人，头发有两三寸长，面色粗糙发黄，表情呆板，一双沉郁的眼睛略带血丝，他盯着我俩，像野人毫无表情。 空气凝固着，沉默持续了不下于两分钟，疑惑中的陈墨才问：“你……就是老何？” 他点了一下头，捏了把鼻涕，用双手当手绢搓了搓，抹了下鼻子。 我与陈墨面面相觑。“你就是何纯、何二哥？”我不相信，惊讶中又问了一声。因为，站在面前的他——何纯，竟是我四年前在成都见过的那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我不敢相信，这衣衫破烂，蓬头垢面的野人，竟是他。 “你还认不认识我们两个？”陈墨也是几年前与老何在成都见过面。“你是陈墨，这是九九嘛！”老何说话时，只见眼珠在动。“你们到这儿来干啥？”他反应过来，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屁股坐在门槛上，拿出一根石头烟杆含在嘴角，一只手在衣裤荷包里东掏西摸着。 “来，抽杆‘芙蓉’烟！”陈墨赶紧拿出成都带来的香烟递上一支，又递一支给我。我拿出火柴，划燃分别给他俩点上，自己也点上。 三个人都默然地拼命吞云吐雾。 “我们也下乡当知青来了！”我实在耐不住，脱口而出。 陈墨白了我一眼：“我们来看你。”他婉转道。 老何像没有听见似的，把烟屁股塞进他那根石头烟杆中又猛吸了一口：“你们下乡来这里？霉毬啰！”说完，他吐了一口痰在地上，不再吭声。 “老何，你咋不睡在床上，睡到梁上呢？”我抬头瞟了一下他刚才跳下来的地方：一架似床非床的床，用绳子捆绑在两梁之间，顺墙挂了几串大红辣椒，屋顶上掀开了几片瓦，略透天光。 我想打破尴尬。 “床？床早就遭农二（农民）偷毬啰！门也遭抬起跑啰！大家都吃不饱，你偷我，我偷你。”他顿了一下又道：“这里的狼也凶得很，当梁上君子，又安全又洒脱！”老何又捏了把鼻涕，双手搓了搓，这时我才发现，他身上那件卡基布蓝色衣服早已洗得发白、发朽，疤上重疤。 我的心一冷，与陈墨对视了一下。“九九，你们真的下乡来呐？”我看到他的额头刻下了好几根皱纹，抬眼时，显得特深。 “成都找不到工作，我们家庭出身又坏，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不下乡，咋个办？”陈墨语气凝重，又十分诚恳。 “我们刚到几天，想转到你们小队来，大家在一起……”我的话还未说完，老何吃惊道：“到我们小队来？我们队穷得打鬼，每天工分才几分钱，一年分百多斤粮食，包谷洋芋就占一半，你看我们，连条猪都喂不起……”老何低下头，又不说话了。 “我们两个不来也来了，回去也不可能，我想你在这里已生活了六年，比我们熟悉，大家在一起，从长计议，相信靠自己的双手，总会活得好些的。”陈墨信心十足，说了他许多计划打算。这时，天色已完全阴暗下来，老何点燃煤油灯：“我都好久没有吃米了，只有包谷招待，不晓得你们吃得惯不？”他边说边抓住一根绳子爬上床，从挂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一只袋中舀了几碗玉米粉，倒入洗脸盆中，趴在地上升起火来：“我们这个组都是老知青，何胖娃尽在外面混，快一年没有见到人了。还有谭二，也是不做活路在外面操的，这套房子还有三个女的，李姐、秀玉和小汪，她们都回成都探亲去了……” 生命的长度，对每个人基本都是一样的，然而老何提到的这五个人物，或者说包括老何、陈墨和我在内，其命运的结局却大不相同：打死的打死，病死的病死，失踪的失踪，疯的疯…… 命运的恶浪不断地扑打着我们，究竟要送我们到哪里或在哪里终止，完全由不得自己。 7 挖坟的临时工 1965年，陈墨高中毕业，我初中毕业。在一次街道办事处主任对全体社青训话的大会上，陈墨君大胆的表现，令我印象颇深。 “……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清楚。街道办事处，是管理你们的地方，到办事处不要老是伸手要工作。要知道，你们中间各种人都有，要接受监督，改造思想，只有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人，我们才可能安排、考虑他的工作。有些人调皮捣蛋，不参加政治学习，对现实不满，简直是害群之马……”刘主任说着话，眼光死劲地盯向陈墨。几十上百个待业社青中，不少眼光像砖块一样投向他。只见陈墨哗地一声站起来，大声道：“我们不是牛马！”说罢转身而去。敢公开地顶撞办事处主任，等于是提前摔掉自己的饭碗。全体社青，无不惊愕。 这句当时属于“犯上”的话，使我对他肃然起敬，当然这句话出口也使得他好多年没有被分配过工作。 当时，我在民办中学毕业后也仍然读不上正式高中，成了待业青年。我几个姐姐，因为家庭出身，她们也没有一个人读得上大学，虽然她们在学校的成绩均是前几名。我中学毕了业没有工作，这是一个令人恐慌的问题，但是，有什么办法？窝在办事处待业的几十上百号男女青年，都在争表现，为办事处义务效劳讨好干部，希望最终能分配到一个正式的工作。 我清楚地知道，我毫无条件去竞争，只有老老实实，听天由命。1965年，我最小的一个姐姐也恰恰高中毕业，同我一样，被赶到办事处——用某干事的话来说，叫做“候工收容站”。多病体弱的母亲要供养我们几个孩子，而踩缝纫机一双劳保手套才挣几分钱，母亲几乎是一天工作20小时，工资才40多元，如果计件有超出，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按超出比例工资大打折扣。人长大了，母亲供养不起我们了，没有工作，就只有饿饭的份。我哪忍心！ 汤于事是办事处的共产党员，当然，他对我家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有一天，他叫人通知我到办事处去，我在院子头见到他。“九九，你们的情况你是清楚的，比你家庭出身好的都还在排队，现在是社青多，名额少……”他顿了顿，边说边引我朝墙边走，眼睛还不停地四面扫视：“……这儿有份临时工作，就看你愿不愿去。”我又是点头，又满口应是：“只要有工作，干啥都可以！”“好，你等会儿登个记，明天早上8点钟到办事处集合。具体工作还可以，到五桂桥挖泥巴，就这样子。”说完，汤干事闪身进了厕所。 五桂桥（现成都钢管厂厂址）是解放前的乱坟场，因需要建厂，扩大其地盘，必须挖方平地平坟堆，搞基建。 我去了。早上饱饱地吃了一顿干饭，高高兴兴地到了办事处。可报了名的30多人却走了一半，原因是听说要去挖坟，都不愿去。可还是有人愿意去，包括几个出身不好的女生。 在五桂桥，我们开始挖泥巴，我们跟在推土机的后面，挖深沟和土建需要的坑道。 记得，是夏天，推土机第一天干的工作就是把那些没有人认领迁移的坟推平，我们第二天便在烈日的烘烤下，用锄头和十字镐捡平挖方。这是一个想起来有点令人恶心和恐惧的工作。那一片片被推土机推开的黄泥巴中，无不显露出层层枯烂的人骨和破坛瓦块，一股股腐臭在太阳的炙烤下蒸发蔓延出来。我们踩在那些湿漉漉的尸水和沾泥中，一锄一铲地挖着。那些黄土又粘又绵，一锄下去，挖不了多少，鞋子、裤脚早已糊满了泥水。挖几下，不是挖断骨头，便是挖烂骨灰坛，有时不注意，一锄下去便沾满腐向毛发，甚至溅一身尸水……我看见那些女生，有的用手绢捂住口鼻，还在慢慢地挖着，有几个蹲在一边开始呕吐。 第一天干完，又走了近一半人，最后，只剩下不到10个人。虽然，每天有工资8角（除掉办事处抽3角还剩5角），我还是力劝我姐姐不要去——因为有人告诉我，这里有冤魂野鬼！ 剩下的人，全是男生。也许，大家家庭出身是一样黑，胆大也是逼出来的。我们坚持着。因为劳动力走了一大半，土方任务紧迫，我们也情愿加班加点加钱，于是，每天干到黄昏甚至入夜。 一天下午，仍然是加班，我太困太累了，吃了个馒头，用衣服盖住头找了个干净的地方小憩。一阵凉风吹醒了我，我睁眼一看，心头一惊，不知何时，夜已降临，四周一片昏暗，早已没有人影。“陈三哥，三哥！”我喊了许久，无人应，和我一齐挖土方的人都走了。昏昏沉沉中，一种景致像幕布一样展开在我的眼前，令我毛骨悚然！ 我一骨碌坐起。幕色苍茫，死寂的土地上泛着浅红色的暮霭，天压得矮矮地。磷火，有如童话和神怪故事中的活动的眼睛，释放着神秘鬼魅的气息，它们飘忽游离般包抄着我。冷风哩哩，扇动着那几颗坡坎上黑黝黝的矮小松柏树。我的瞳孔在放大。耳中仿佛听到一层又一层的死魂灵在地下复活，嚣叫——人或鬼，鬼或人。我神经开始紧张，仿佛一张张靠过来的身形和面孔在不断放大。在反匪反霸中被镇压了的我的祖父，我的六二年在饥荒中不幸患肿病死去的外婆和大舅，他们伸出手，呼喊着我的名字……我有点神情恍忽。我抓起衣服，开始奔逃，突然感到被人推倒，摔在地上。原来，我脚绊着一个枯髅头，这是我白天挖出来扔在地上的。我爬了起来慢走，不敢再跑，心中不停祈祷着：“我没有害过人，没有做过坏事，老天保佑我，鬼不要害我……”心中在叨念，背心发虚发冷，总感觉到背后有异形在追踪我。我一躬身捡了块石头，紧紧捏在手中。突然，眼前一个影子一晃不见了，一晃又出现了，我咬紧牙使出浑身劲，把石头朝那黑影扔过去，只听哎哟一声，那影子蹲了下去。“日你妈哟，老子又没有惹你，你打老子咋于？”这时，我已走近他，原来是个农民，正在舀粪水。我不自然地喊了一声：“对不起，对不起！”终于踏上田坎小路奔上回家的大路。 那一次虚惊，我病了几天。也许，挖了别人的祖坟犯了忌，也许，那些冤魂野鬼在纠缠我不放，我感觉像做了亏心事，良心十分不安。虽然，办事处干事说那些是无人认的野坟。 恰恰在那几天，我见到了陈墨。他神情沮丧而紧张，神经质地告诉我说，他费尽心血创作的那些诗集《灯花集》、《落叶集》、《乌夜啼》、《二十四桥明月夜》连同一些日记、信件全部失踪了。我曾零星读过陈墨的几本诗，当时，不懂诗，但从那些诗中却感觉到他充满对现实不满的呐喊和愤懑之情。我从他的神情中感到事态严重。他说：“我要去躲一段时间，恐怕公安局要来抓我……”我一怔：“你记清楚没有，放在哪个地方？再多找一下。”“九九，你晓得我的家中有继父，姊妹多，地方又小，这些东西是我多年来的心血情感结晶，丢了，是不可能再复还的。”他说着，不断地用眼睛偷视着身后：“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半夜我起来塞进那个不流水的干洞中的，为了防潮，我用牛皮纸加朔料布里了又里。没有了，我把那沟用竹杆捅过了，肯定是哪个公安局的搜去了……”“你该放在我家里嘛！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后悔道。“你还不怕你家没有抄过一百回？这些东西，完全可以打成反革命，到时你都脱不了手。我走了，到时再联络！”陈墨在新南门府河边和我匆忙分了手。我木然注视着他瘦瘦的背影在夜色中惶惶消失…… 说实话，我当时只有16岁，仿佛第一次被这接踵而来的心灵震颤弄得心中充满莫名其妙的恐惧感。人仿佛成熟也老了许多，感到严酷的现实真像一把罩在我们头上的大黑伞。模模糊糊地，我开始感觉到自己生命的颜色与众不同。岁月像张网，我们像天然猎物。那段时间，真有点惶惶不可终日。 陈墨君有一个别号“黑乌鸦”。当年，他一年四季服装漆黑，里里外外，衬衣、鞋子、甚至袜子，买不到黑色的就自己染成。黑色意味着什么，真是不言而喻！如果在“文革”中他有工作单位，都凭这装束，完全可以百分之百打成反革命。然而黑色，却是他的风格： 谁能看得见你哟， 黑暗深处的躬耕者？ 谁能听得见你哟， 沉默在愁苦之中的光棍？ 出来吧！ 小小的灵魂。 四周的压力使你不能奋进， 阴暗会腐烂掉你的青春。 只有钻露在地面， 才能得到月光的抚怜； 只有呼吸着真正的大气， 才能领受玫瑰的清芬。 出来吧！ 小小的灵魂。 为着自由地驰聘， 为着自由地呻吟。 那些蠕动在雨泥中的， 容易滚满污秽的昏沉； 你最先爬出， 将最先受到暴风雨的冲淋。 出来吧！ 小小的灵魂。 世界还有着人生真理的火星， 人间还有着普罗米修斯的生存。 暴风雨后的月夜， 你才有清晰的小影； 长夜尽头的春风， 才能拨送你的哀鸣。 啊，自由，光明！ 啊，友谊，爱情！ 都在向你齐声呼唤： 出来吧！黑暗中小小的灵魂…… 这首《蚯蚓》写于1962年，也就是说，陈墨君16岁的时候，就已超乎寻常地成熟了。 我的感觉是，陈墨君衣黑裤黑，也许，连思想都是黑色的。不然，后来1976年他怎么能写出震撼人心的长诗《垮了，天安门》？ 8 林彪“9.13”·灯下坑书 老何终于找到了许队长和杨会计，好说歹说，他们同意我和陈墨转户过来。 陈墨差遣我回去搬运行李。 我回到住地，天已黑尽。无事可干，也无处可走，十分困乏的我只有上床睡觉。我被馊臭气味包围着，无数速不着的跳蚤袭击着我，周身咬起无数的包，火烧火燎般疼痛，几次打盹似的入睡，又被阵阵猪嚎声惊醒。风拍打着那道破木门，像要冲进来撕碎我。那油灯在黑暗的角落闪来闪去，那点光亮，像漆黑的夜透出一个大窟窿。我实在为莫明其妙地睡不着感到不安，披上衣服开门出房去透一下气。 外面一片漆黑，几乎伸手不见五指。远处低矮的云端上挂着两三颗隐约的星星，那风，阵阵呼啸着，像怪物的嗥叫。 立在夜中，我心儿发麻，连皮肤、毛细管都觉得在扩张着恐惧。正欲躲进屋，不远处突然有一点闪忽的灯光向我移来，像在空中。我吓得腿软。灯光接近，一个低矮的矮人已站在我的面前——原来不是鬼。他驼着背，身高不到1．4米，头戴一顶瓜皮帽，身穿一件破羊皮褂，手上提着一盏欲熄的马灯。 他立在我面前，偏着头仰视着我，像一只猿猴注视人类。在那盏半明半暗的马灯反射中，我看见一张扭曲的脸上咧着嘴，露出几颗缺牙齿。一只独眼仿佛在对着我笑，他这副表情使我呆然立着，不敢动弹。 他抬起一只手朝我挥了挥，又用马灯向他身后摇了几摇，我不明白他的用意。他似乎急了，上前用两三根指头轻轻扯了一下我的衣服，我终于明白，他要我随他朝那边去。 我仗着胆大，不信他会害我。跟着他走去。此时我才发现，他还是一个瘤子，一个十分丑陋的小老头。 他的灯光在前头一闪一闪，我俩投在地上的影子一摇一摇，而我的脊背感到冰凉，两只手握出了汗。 来到一堵残断的土墙前，他侧身对着墙上的门洞用马灯朝里晃了晃，喉咙中梦吃似地发出一串咕嗜声——天啊！他还是个哑巴！ 他看我犹豫不动，便先跨进了门洞。这只是一道洞框，并没有门板。我高一脚低一脚踩进房中，一股潮气和臭气扑鼻而来。在那马灯的光焰中，我骇然发现一个模糊庞大的黑影，并闪动着一双白眼死瞪着我。我心一怔，定睛一看，原来是条老水牛。那小老头拍了它两下，它才动了动它的脖子，扇了下耳朵，那张挂满了泡沫的嘴巴又开始咀嚼起来。 我的瞳孔在放大，飞快地搜索起这间屋子。这屋不过20来平方米，满地乱草，没有床，没有灶，更没有任何家具。墙边地上，放着一个大土罐，几坨泥巴上放着半边铁锅，似乎还有点热气冒出，一大捆柴禾堆放在旁边，除此，再看不见什么东西。 那小老头突然舀了碗锅中的水递给我。当然，我明白他在请我喝水，我不敢不接，端在手中佯装着喝了一口。他显然高兴起来，僵硬却有力地倒在牛身边的草堆中翻滚了几下，又双手搂抱着牛头，喉咙中大声地挣出一堆吵哑恐怖的嗓音，立身对我又比又划起来。我一点都听不明白。突然，他指指我，又指指地下，用双手食指在我脸前架了个十字，仰头，嘴中啊啊地吼叫不停。我喉咙开始发干，头皮开始发热，似懂非懂地直点头。他突然抢上前来，一把掰下我手中的水碗，飞快地提起油灯，一只手使劲地推我，口中发出更大的怪叫…… 他对我呲牙咧嘴，又推又抓，又是捶胸又是顿脚，那哀伤和痛苦状活像一个类人猿在仰天长啸…… 我再也不敢逗留，急转身风一样踉踉跄跄奔回猪圈，反手抵死门，对着油灯眨着眼，按着乱跳的胸口直喘粗气…… 这下乡的第一夜，就使我在惶惑中严重失眠！ 那一次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只打听到那老人以前曾是一个地主分子，是个孤人，专管队上喂牛，他与那条老牛在那牛圈中一起生活了近20年。 可是，至今，我尚未弄明白他喉咙中向我发出的讯号以及那十字架的含义——也许，是预示死亡？或者，是叫我滚回城市？谁知道？恐怕这个谜要让我猜解一生！ “……我告诉你们两姊妹，你们的家庭出身‘关、管、杀’占齐，要想在城市里等待分配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我们今后怎么办呢？”我和我姐疑惧的两眼，呈现着绝望。毕竟，我们都刚从学校踏入社会。“唯一的办法，只有下农村当知青一条路。”街道办事处汤干事左顾右盼道：“这些话，你们千万别对任何人讲，我讲给你们听，都是违犯了原则，是犯错误的。”从此，汤干事再也没有找过我们两姊妹谈话，甚至处处有意回避我们。他是在提醒我们，还是在吓唬我们？ 汤干事讲的这一席话，久久烙在我脑海中，也许，一辈子都抹不了！ 林彪“9.13”事件发生了，政治的阴霾并没有因为山区的偏远而稀薄。这几天，公社、县上天天开会，甚至民兵也三三两两走家串户，“巡查”起来。虽然我们已经“逃离”了城市，日落而息，日起而作，靠劳力和汗水挣点玉米、洋芋生存，可平静了好久的神经又绷紧起来，是不是又要“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了？ 我躺在屋外半枯的草皮上，风阵阵刮起，天上的星星好明亮。望天空，多么纯净！多么虚空！我的视网膜上沾满了飞翔的小天使，那游动的浅云像在清洗我悲哀的灵魂，我人生第一次享受到这种超然静穆。那遥远明亮的繁星朵朵，多像我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天上，是不是有纯洁的无边自由的爱与和平？我整个身心浸润着一种朝气和力量。天上纵然什么也没有，我却仍希望早点进入天堂，这也许是诗，一首悲哀的长诗，一首只有自己才读得懂的诗。我的日子将会怎么过，我的明天将会是什么样子？ 我幻想得太多太累了，最后，还是得回到冰凉沉重的现实生活中——上竹楼去睡觉，明天还要出工。刚走近门坎，左房间中油灯朦胧，一声两声闷响，像是打大锤，又像是掘墙，我感到蹊跷。这是李姐的房间，咋会发出这种咚咚声音？该不是有贼在挖墙打洞偷我们的那几块腊肉？我蹑手蹑脚，悄悄地伸进半个头，一看，一种莫明其妙的惊异和恐惧立时驱赶我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陈墨光着上身，满头大汗，在那盏昏黄的油灯光焰下，正用锄头在房子中间挖坑——那坑差不多已有三四尺深，四周，堆满了挖出来的散泥土。他用手，用碗和盆在舀着坑中的泥土。我被眼前这一景象怔在那里动弹不得，嘴和眼睛同时都张得大大的。陈墨君在干啥？该不是发梦游？或许……我不敢惊动他，只偷偷地看了一会儿。这时，见陈墨把他从成都带来的几箱子书打开来，左一摞右一捆选好用油布包里着，一包一捆堆放在坑中，迟疑一下，又跳入坑中拿出几本翻了翻，又搬出来另放一捆……我终于明白了，陈墨在“坑书”，他趁黑夜无人，把他那命样贵重的书藏埋起来，当然是怕民兵给搜去。我喉咙里倒吸口冷气，吞下一口口水。也许，夜太安静了，也许，陈墨的听觉神经太敏锐了，我这微弱的声响使他猛地一惊：“哪个！”他的表情一度惊恐和紧张，活像一个心虚的罪犯。我从黑暗中亮了相。他瞪了我一眼，不自然地说道：“你还没有睡？”此话一说完，他的双手忙不跌地又有点慌乱地整理着那些堆放在坑边乱七八糟的书籍，头再也不抬起来。我理解他的心情，自觉地说了声：“我去睡了。”便上了竹楼。 本来，我，老何与陈墨三个男人都是睡在竹楼上的，恰恰这晚，老何不知窜到哪家去混伙食去了，没有回来，李姐、秀玉她们也出去了不在家。这一幕，却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秦始皇焚书坑儒，两千年后陈墨君在偏远山区，半夜“坑书避灾”，人从地下挖出知识又再把知识埋入地下，这之间究竟有什么相似之处，我有点想不通！那锄头挖地的声音仍然咚咚直响，像挖在我的心上。“文革”中我的家被多次抄查，地上东挖一个坑西挖一个洞，说抄黄金。我成长20多年还从未看见过黄金是啥样。他们是端着枪背着刀来的，说要抄“四旧”，岂不等于是挖祖宗？我当时真想挖个坑不是去埋书，而是埋掉自己。我想不通！ 这件“坑书”的事当然只有我看见。那段时间，公社的“四类分子”都在公社集中，队上的民兵也确实爱专门到知青家串门，是不是“找敌情”、“‘侦察阶级斗争新动向”，我说不准。过了半个多月，有一天，老何神秘兮兮地对我说道：“妈哟，老子那套《泰戈尔选集》不见了，怪，九九，是不是你娃偷了？”我说：“我写不来诗也不懂诗，要偷东西，我只偷腊肉和米！” “该不是陈墨他……” “那难说，你到那间房子里去找嘛！” 怪，他的几口书箱子一个都看不到影子了！ 也是一个半夜三更，当然只有我和老何两人，老何他拿起一把锄头使劲地在房子中间挖着，我举着油灯；“挖出来看一下，头回子偷书他分的尽是好书……”我有点替老何也替自己打抱不平。 咚咚咚，松松的泥土已掏空见底，只有一个大坑和几截烂塑料布，哪有书！ 我把看到陈墨埋书的经过又复述了一遍给老何听。他眼睛眨了眨，吐了一口唾沫：“老子晓得，他怕你九九到公社告发检举，肯定转移了！” 是的，陈墨的书确实转移了，神经兮兮的他怕“运动”临头。虽然我们是患难之交——阶级斗争时期，谁敢相信谁？ 那几箱子书藏到哪里去了？几十年后我也没有问过他。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藏几本书，我看问题不大。不过，我已确定，越是读书求知，越是接近犯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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