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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计泓赓《荣毅仁》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年10月第一版）第一章第三节。文中介绍了荣毅仁的伯父荣宗敬和父亲荣德生艰难创业的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半殖民半封建的旧中国江浙民族工商业崎岖坎坷的发展史。 黄浦江，上海的母亲河，江水日夜流淌。历史的沧桑，上海的变迁，事物的兴衰，它是最好的见证人。 早在鸦片战争前，1832年6月20日，一艘伪装成中国商船的巡洋舰，受英国政府的指派，不顾清政府的禁海令，悄悄尾随中国帆船驶进了吴淞口。船上为首的，一个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林赛(Lindsay)，一个是普鲁士传教士兼翻译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ngust Gutzlaff)。他们惊讶地发现，按照他们看到的进港船只计算，上海完全有资格进入世界主要港口之列。郭士立惊呼：“这样大的商业活动区域，以往一直被人忽视，实在太令人奇怪了。”（1） 果然，10年后…… 1842年，英国侵略者于鸦片战争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上海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一起，被辟为通商口岸，即通常所说的“五口通商”。从此，英帝国主义大摇大摆地进入上海。法国、美国怎甘落后，分别于1844年逼迫清政府签订了《黄埔条约》、《望厦条约》，同样取得了在“五口”的居住与贸易权。接着，俄、德、日、意等国也都先后在所谓“最惠国条款”的幌子下，与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同样趾高气扬地与上海“贸易通商”。帝国主义还在通商口岸强行划定租界。 帝国主义的入侵，客观上也促进了上海进出口贸易发展，上海金融钱庄业随之兴盛，不少人都因开钱庄而发了财。 1896年初，荣熙泰在广东的差事未能蝉联。跟随父亲去了三河口厘金局当司账的老二荣德生乃随父亲一起回到了家乡无锡。（2） 干些什么好呢？“开个钱庄吧”。 十几岁时，宗敬、德生两兄弟都曾在上海钱庄学过生意，熟悉存款、放款、贴现、汇总、记账、打算盘等钱庄业务。荣德生对这三年学徒生涯印象很深，认为：“余之一生事业，得力在此时。”开钱庄对他们来说，可谓轻车熟路。这买卖又和荣熙泰原来的营生靠得近，父子三人很自然地想到了一起。 钱庄开设在上海鸿升码头，资本3000元，荣家出资一半，另一半招股，取名广生钱庄，很快就正式开张。由荣宗敬任经理，荣德生管正账。钱庄经营上海、无锡、常州、常熟等地汇兑业务，获得颇丰。 可是钱庄开办不到半年，这一年夏，荣熙泰病逝，遗下荣氏两兄弟。兄弟俩自知年轻，经营业务格外小心。一年后合伙人退出，钱庄便由荣家独家经营。江南水乡养蚕和缫丝业向来很发达。母亲石氏就一直利用家有的十多亩田地种桑养蚕。荣家开设的广生钱庄除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兼收蚕茧，在荣巷住宅后面，开设了公鼎昌茧行。钱庄加茧行，就比一般茧行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它可利用时间差无息运用顾客的汇款来收茧，加上又与无锡丝厂老板有交谊，可以把收来的茧子烘干后直接送入无锡、上海缫丝厂，因之茧行也能年年赚钱，每年可稳获二三千元收益，钱庄和茧行赚的钱，加上父亲在广东当税吏时赚的钱，成为荣氏兄弟以后创办实业的原始资本来源。 税吏、钱庄、茧行的这些经历，使荣氏父子、兄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初步懂得一些资本主义运作方式，既积累了一定资本，又增加了不少阅历和经验，为兴办更大的事业打下了基础。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荣氏兄弟也受到了当时掀起的“维新图强”、“实业救国”、“设厂自救”浪潮影响，不由得对兴办实业的事砰然心动，新的萌芽正在孕育。 1899年秋，荣德生应朱仲甫（3）之请，再次到广东任省河补抽税局总账房。勤奋好学的荣德生，在工作之余，看书练字，每天要立直写大楷100字，小楷也写。他还老在想：做个什么新事业？他常到书店去，选办事业可观之书，阅读了介绍西方经济发展的书刊《实业杂志》、《美国十大富豪传》等。 1900年，中华大地又大滴血、呻吟，八国联军入侵，破天津、占北京，北方发生粮荒，上海风声鹤唳，商店倒闭的不少。6月，荣德生请假回上海、无锡，其间曾坐船到香港、九龙游览。前几年他曾随父亲到过广东，这次又到广东并在香港停留，所见、所闻、所读，大大开拓了视野。他在《乐农纪事》中写道：“来来往往，曾见兴新业而占大利者已不少，如太古糖厂、业厂地产、火柴、制罐食品、电灯、自来水、矿业等等，颇欣慕。”认识到兴办实业是富国强邦、发家致富的金光大道。 他到上海店里见了兄长，从南市一直走到大马路（南京路），再从大东门回店，但见百业萧条，唯有面粉北运走俏。面粉是当时唯一不收税的商品，因中英、中美通商条约规定面粉进口是供外侨食用的，海关不得征税，实际大部仍为国人消费。荣德生考虑钱庄放账，博取微利，不如投资办厂，利益较大，如能办个面粉厂，既可免税，又有销路，获利较大，实为上策。他与兄长谈了，荣宗敬也很赞成，认为国人温饱尚是大问题，如果兴办实业，自然以吃（饭）、着（衣）最为妥当。这时，广东来信，说朱仲甫也要从广东卸任回苏州故里了，荣德生自然也留下不走了。 朱仲甫路过上海时，荣氏兄弟就把开办面粉厂的设想和这位世丈谈了，关于这件事，《乐农纪事》（4）中写道： “光绪廿六年（1900）……朱世丈八月初十到申，即去见叙，问余兄弟事业如何，回答：‘信用尚好，汇款有利，刻正在想做新事业。……’彼云：‘我从事政界数十年，看去乏味，尔兄弟从商业甚好，余亦欲作实利事业，你看何事最好？’答云：‘近日正在考查制粉，闻已成之厂颇得利，仿之不难。’彼云‘有几处？’答云：‘四家：天津贻来谋，芜湖益新，上海美商增裕，本商阜中。’问：‘去看过否？’答：‘尚未。如果决办，要去看看。’他云：‘正合我意。在粤时，知无税者只此一物，载在洋人条约，若仿制，风行全国，必爽快。你我决合办。’我答：‘只可彼此合力，分头招股。’彼云：‘甚好。’” 就这样，他们决定集资3万银元。朱仲甫出1.5万元，荣氏兄弟各出3000元，其余在无锡熟人中招股。 经过一番筹备，他们买进了法国链石磨子4部，在无锡西门外太保墩购地17亩，办起了保兴面粉厂，工人只有30多人，这就是有名的4部石磨起家。 保兴面粉厂在1902年（光绪廿八年）3月17日（农历二月初八）正式开机，一昼夜用麦约2万斤，出粉300包左右。由于保兴面粉厂股本一半是朱仲甫的，故朱担任了总经理。朱利用官场老关系，向清政府立案并取得专利10年。荣德生任经理，荣宗敬继续在上海管广生钱庄，并担任保兴的对外业务。 保兴建厂时，曾遇到封建势力的阻挠。地方部分封建士绅不愿新兴的工业力量兴起，竟说什么工厂的烟囱妨碍了锡地的“文风”，诬告办厂侵占了公地，官司一直打到两江总督处，他们才败下阵来。 做惯大差使的朱仲甫，见当年营业并无多大利益，觉得乏味，又去广东官场活动，退出保兴，于是股东重新组合，资本增至5万元。荣氏兄弟股本增至2.4万元，成为最大的股东，厂名改为茂新面粉厂。这便是荣氏企业日后腾飞的发家厂和“根据地”。 1904年日本、俄国在我东北三省大战不休，俄国人在东北开的面粉厂大都停工减产，面粉需求量激增，东三省面粉畅销，面粉业获利甚丰。 但茂新用的是石磨，无法和用钢磨的厂子竞争，面粉销价一直上不去，荣氏兄弟决心改进设备。1905年5月，他们以分期付款方式，向怡和洋行订购18英寸英国钢磨6部，其他辅助设备自造，并把厂房拆掉，改建三层楼。这样一来，一昼夜可出粉500包。加上原来的石磨，每日夜共出粉800包，比原来产量增加了1倍半。 茂新出产的面粉，通过沪宁铁路已通车的沪锡段，很快由上海转运东北，销量大增，每天可赚到500多两银子，到年底一算账，结余6万6千两之多。 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外国面粉大量进口，与国产面粉竞销，小麦收成又不好，麦贵粉贱，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起茂新即连续3年亏本，资本几乎蚀光，股东已失去信心，认为茂新不会有转机。 荣氏兄弟并不认输，在困难中奋进。 荣德生每到上海，总要物色杂志和机器样本，他向美商要来最新式的白乃里斯粉机样本，对方为了推销，说可分期付款。荣德生早就想买美国机器，无奈那时缺少资金，分期付款正对胃口，就订好机器，先付2成，余8成分两年付清。1910年2月新机安装投产。荣氏兄弟不仅注意用最新设备武装工厂，还从原料选购、原麦搭配到每一个生产环节，层层把关，出的面粉色白、味纯、质优、秤足，并学习外国厂商改进包装，第一次打出了“兵船牌”的商标，销路不错。结果这一年茂新起死回生，居然有了盈余。 “只有欠入，赚下还钱，方有发达之日。”荣德生1909年在《乐农纪事》中写下了他办实业的体会，也可说是至理名言。以后，荣氏企业的兴旺发达以致成为我国民族工业的首户，莫不和这种经营思想有很大关系。 “茂新牌子甚佳，人人称赞。各厂皆滞，唯我独俏，……外面只知新美机之佳，……于是各厂添出不少美机。不知我办麦当心，剔去坏熟麦也。” “‘兵船’经此两年，从此立住脚地；后来发展，皆用此牌，占利不少。” 荣德生1912年和1913年在《乐农纪事》中都写到了他的经营之道 。 1911年发大水，无锡各栈厂的麦子遭水浸而发霉，出的面粉难以下咽。茂新厂存麦也有部分变质，他们一点不含糊，把变质的麦子全部剔除，混进的砂石、杂质也雇工拣选，出的粉自然比别人强，后来他们又大批买进优质的四川小麦，粉色更佳，兵船牌名气越来越大。 荣德生十分注意打牌子，创名牌。用现在的话来讲，他对名牌经营战略，领悟较早，并紧抓不放。 扬帆起航，一路顺风。无锡办厂的胜利，使荣氏兄弟办实业的劲头更足。 1913年，“小无锡”闯进了大上海，他们进而在上海开拓面粉工业的新天地。 兄弟俩投资2万元，王尧臣、五禹卿兄弟俩投资8千元，浦文渭、浦文汀兄弟俩出资1.2万元，“三姓六兄弟”共集资4万元在上海办起了福新面粉一厂。荣宗敬任总经理，王尧臣、浦文渭为经理、副经理。一昼夜可出粉1200袋。福新厂因与无锡茂新厂一脉相通，故出的面粉都用兵船牌子。兵船牌面粉光滑洁白，后来成为中国出口的标准粉，它脍炙人口，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常常是货还没出厂就被订购一空，而且必须及时付清货款才能把货拉走。 “吃”的事业已开了头，“穿”的事业呢？ 无锡振新纱厂是荣氏兄弟涉足纺织业的开端。 这家厂子股东除荣氏兄弟外，还有7人，各出资3万元，实收资本共27万元，于1907年3月21日投产。开始实权并没有掌握在荣氏兄弟手中，工厂经营不善，亏本严重；后改由荣宗敬任董事长，荣德生任经理，兄弟俩下力气整顿企业，乃有转机。1910年，振新厂生产的棉纱，已能与日纱“蓝鱼牌”相匹敌。可是由于股东之间在添设备、分红利等问题上意见不一，1915年荣氏兄弟决定退出振新，踏上独创新业的征途。 在此期间，荣氏最早在上海开设的广生钱庄，因受投机风潮牵连，在1908年歇业。荣德生在当年《乐农纪事》中说：“十分痛心，因是先父所创也。”从此荣氏兄弟专心致力发展实业了。 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国忙于打仗，无暇东顾，稍稍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大都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各交战国粮食生产萎缩，不但无力输出，还要大量向国外采购。我国面粉价格便宜，产量较多，自然成为各国竞购的对象。 让我们来看几个数字： 1914年，全国外销面粉不到7万担。 1915年，全国外销面粉近20万担。 1916年，全国外销面粉近29万担。 1917年，全国外销面粉近80万担。 1918年，全国外销面粉近201万担。 1919年，全国外销面粉近269万担。 1920年，全国外销面粉近400万担。 这组数字足以说明，这几年是我国民族面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这个大时期，正是荣氏企业春风得意之际。兵船牌面粉十分吃香，外国常向茂新面粉厂一订就是几万包或几十万包，兵船牌面粉飘洋过海，远销英、法、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各国。开工不久的上海福新面粉一厂产量也节节上升。 上海福新面粉二厂，1914年年底崛起了。每昼夜出粉5500袋。主要股东仍是“三姓六兄弟”。 上海福新面粉三厂，1916年崛起了。每昼夜出粉4500袋。三厂经理由一厂兼任，生产经营、财务决算等完全与一厂合并进行，故统称福新一、三厂。 上海福新面粉四厂，与福新面粉二厂相邻，原系福新租办的中兴面粉厂，后盘让给福新，1915年改组成立，收购款子在福新二厂盈余中拨付。 汉口福新五厂，1919年在汉口建成投产，每昼夜出粉6000包。股东30家，股金30万。值得注意的是，荣氏兄弟股份占55.4%，这表明，荣氏兄弟已把办实业的领域扩展到无锡、上海以外的地方。 荣德生在《乐农纪事》中写道： “……市面安定，申集议在汉设五厂。集股30万，购地在A口，即日招工建筑。兄为总经理。福新一、二、三、四均有利，故兴致好。少棠在汉办麦。余因汉口厂面粉不能吃，多石砂也，如设厂改良，营业必佳。余意湖北、河南、山东皆需（设）分厂，以占地位。” 上海福新六厂，1919年买下租办的华兴面粉厂改组而成，资金来自租办华兴的利润。上海福新七厂，1920年开工，规模最大，居茂新、福新之首。 上海福新八厂，1921年投产，资本达60万元。 无锡方面的事业也有发展： 无锡茂新二厂，系买下租办的无锡惠元面粉厂改组而成。 无锡茂新三厂，专磨玉米粉，设在茂新二厂附近。 济南茂新四厂，山东是产麦区，实现了荣氏兄弟尽量把厂办在产地的夙愿。 总共12个面粉厂！以荣家资本为中心的茂新、福新面粉厂系统，成为同行中的佼佼者。中国的面粉业还没有哪一家能与之相匹敌。 荣德生在《乐农纪事》中说：“茂、福新粉销之广，尝至伦敦，各处出粉之多，无出其上，至是有称大王者。” 荣氏兄弟1915年退出无锡振新纱厂后，第一次涉足纺织业虽然没有成功，但他们并不后退，决定到上海创办纱厂。 荣德生1916年在《乐农纪事》中写道：“时欧战已起，……余认为可放手做纱、粉，必需品也。” 若从1902年最早做保兴面粉厂算起，荣氏兄弟办纱厂比办面粉厂要晚好几年，但国际形势有利，面粉厂屡奏凯歌，兄弟俩的实力越来越雄厚了，经营之道也越来越得法，使他们对开创纱厂充满信心。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抵制外货声浪高涨，民族棉纺工业又获发展契机，一个个申新纺织厂乃破土而出。 上海申新一厂，1915年开业，荣宗敬任总经理。 上海申新二厂，1917年收购日商恒昌源纱厂，改名经营。 无锡申新三厂，1922年投产。 武汉申新四厂，1922年投产。 上海申新五厂，1925年收买上海德大纱厂建立。 上海申新六厂，1925年租办常州纱厂，改革改名，扭亏为盈，6年后租办期满退回原主。1931年收买上海厚生纱厂补缺。 上海申新七厂，1929年买进上海英商东方纱厂，改革改组。 上海申新八厂，1929年利用申新一厂厂旁空地新建。 上海申新九厂，1931年购买李鸿章创办的中国第一家近代纺织厂上海三新纱厂整顿改组。 到1932年，申新系统9个厂共有纱锭52.15多万枚，线锭4万枚多一点，布机5300多台，固定资产4180多万元，职工3.17多万人，年产棉纱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纺织厂总产量的18%多，棉布产量占29%多，申新系统经营业绩骄人，不能不令人叹服，因而荣氏兄弟又成为棉纱巨子，荣获“棉纱大王”的称号，成为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棉纺织集团。 茂新、福新面粉厂12家生产系统，共有粉磨340多部，固定资产1250多万元，年产面粉近2000万包，约占除东北以外的全国机制面粉产量的30%以上。 茂新、福新、申新三大系统21个厂子（不包括公益铁工厂，济南、郑州打包厂等），成为扬名中外的“三新财团”。据说，毛泽东曾经说过：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在国际上称得上财团的，我国恐怕也没有几家。 注： （1）上海市档案馆编《追忆——近代上海图书》 （2）荣熙泰系荣毅仁的祖父，荣德生是荣毅仁的父亲。 （3）朱仲甫：太仓人。任广东磨刀口厘金局税吏时，荣熙泰曾任其账房。后多次调任，荣熙泰均随同前往。十几年司账生涯使荣熙泰有了6000元的积蓄。这便是日后他两个儿子创办荣氏企业时原始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 （4）乐农为荣德生别号。《乐农纪事》和《乐农纪事续编》全称为《乐农自订行年纪事》和《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前者为1875—1934年60年间之纪录。后者是1935—1949年的记事。均为事后追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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