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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赞美名将之奇。名将们长着一双能够看到未来的奇眼，着眼未来战场，改革现实训练。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同盟国的军队还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之中的时候，英国的富勒、法国的戴高乐和德国的古德里安就先后敏锐地预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那种堑壕对堑壕长期相持的战法将要过时，坦克兵团的闪击战将使传统的防御办法化为乌有。可惜胜利了的同盟国把传统战法奉为“圣经”，把这一天才的预见当作奇谈怪论而不屑一顾。相反，倒是作为战败者的德国，听清了古德里安《注意，坦克！》的警钟。在坦克极端缺少的情况下，古德里安用汽车开始演练他的坦克战术。在一般人看来，是多么奇异荒诞幼稚可笑呵！但是不出20年，那些笑他的人终于在他的闪击战面前目瞪结舌。军人的前途在于未来而不在于过去，有志于成为名将的军人才能始终坚持面对未来。富勒将军有一句刻薄的名言：“大多数军人都是喜旧厌新的。”“喜旧厌新”是他们不可容忍的缺点。名将之奇，奇在超群拔俗，甚至有几分一意孤行。虽然改革的路上有拒马，有陷阱，他们昂首走向未来，而不理睬背后的几多叽喳。 我赞美名将之奇。名将们在军事改革中闻奇则喜，遇奇而猎，更善于择奇而用。恩格斯有一个著名论断：“每一个在战场上因采用新的方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将领，不是新的物质器材的发明者，便是以正确的方法运用他以前所发明的新器材的第一人。”这段话从唯物论的反映论上说明了新的战术源于新的物质器材。而任何新器材、新方法当它第一次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没有不被列入奇器怪物（明代王征翻泽一本介绍西方科技的书，名《奇器图说》），甚至看作幽灵魔鬼的。美国南北战争时，当北军将领格兰特第一次把铁丝网用于战场时，不是被南军官兵拜为“魔鬼的工具”吗？如果说，把最新科学成果用于军事改革是“猎奇”、“赶时髦”，那么“猎奇”便应是军人不可缺少的素质。不仅要在军事领域而且要在整个科学领域“猎奇”，不仅要在本国而且要在全世界“猎奇”。圆锥形带弹壳的子弹是英军三十四团上尉诺尔吞发明的，却被法国人首先装备到部队；潜艇的发明者在美国，第一艘潜艇却在法国造出来；铁路是英国人发明的，首先把铁路用于军事的却是德国人；坦克之父在英国，坦克名将却在德国。“猪奇”者成了名将，这难道不值得见奇不奇，或者见奇而怒的人深思吗？ 我赞美名将之奇。名将们有站到前代伟人的肩上、从而超过前代伟人的奇志。俄国名将苏沃洛夫是武功赫赫的彼得大帝的养子和学生，但是站在彼得大帝的肩上，写出了不朽的军事著作《致胜科学》，成为俄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将领。库图佐夫是苏沃洛夫的学生，但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并未遵从其老师“进攻”的格言，用主动退却困败了拿破仑。拿破仑熟读了线式战术的集大成者德是威廉一世的著作，但他用散兵群和纵队相结合的战术代替了线式战术；他对当时欧洲流行的正面平分兵力的科尔顿战略进行了深入研究，却用机动战略粉碎了科尔顿战略。克劳塞维茨曾经当过拿破仑的俘虏，对拿破仑的军事天才十分崇拜，但是他写出的辉煌名著《战争论》已经大大超过了拿破仑。在军事史上学生超过老师，学生打败老师的例子是常见的。前代伟人的遗产，是我们建立军事科学大厦的基石，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基石上加高，并清除基石上风化了的部分。只会匍匐在前代伟人的脚下，虽然可以得到种种虚名，但毕竟还是一个侏儒。拜倒在贝当元帅脚下的法军总司令甘未林，对前辈可谓忠矣，可惜丧师亡国，留给后人的只是充满血泪的遗憾和教训。“尊敬坟墓中的伟人是一种人人赞赏的美德，但生活是在坟墓之外进行的。”（杜黑《控制权》）坟墓中有的是国宝，越王的青铜剑、秦王的兵马俑……但国家的强盛毕竟不是由出土文物来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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