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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判过刑的工程师要当副省长了！” 这爆炸性的新闻，从松花江畔的哈尔滨传出，很快飞到了黑龙江省的城乡市镇，人们在打听，在议论，都想尽快知道个究竟。 这是真的吗？连当事人——哈尔滨市二轻局总工程师安振东本人都不敢相信。尽管前不久，中央书记处派来的工作组曾找他长谈过，此后，又询访了70多位各方面的同志，了解他的情况。 “谁不知道我的过去……。再说，自己连个党员都不是，大概想让我当省政协委员或者全国政协委员吧！……唉，别瞎想了！”老安熄灭手里的香烟，急匆匆地走下楼，骑着自行车下工厂了。 1983年4月22日，从黑龙江省展览馆剧场这座哈尔滨最雄伟的现代化会场里，传出一阵阵潮水般的掌声。正在这里召开的黑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议程正在进行。 大会副秘书长走到台前，高声宣布：“经全体代表投票选举，陈雷同志当选为黑龙江省省长，……安振东……等五同志当选为副省长！” 掌声，雷鸣般的掌声在宽敞的会场大厅里回荡。镁光灯闪烁，省城各新闻单位的记者们，蜂拥着把照相机或摄像机对准新当选的本省各位最高领导人。 安振东站起身来，和大家一起鼓掌。也许是过于激动，他清瘦的脸颊有些微红，两眼由于不习惯强光的照射而时时眯缝着。 他好像在用眼光寻找着谁。是在找他曾经工作过15年的那个工厂的熟人吗？不会的，那个300多人的小厂，没有省人大代表，连市人大代表也没有！啊，他一定是在找她！那个在关键时刻改变了他命运航道的厂党支部书记。可是，她肯定不会来的。她连列席代表都不是。 安振东收回了眼光，又使劲地鼓起掌来。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她。他两眼湿润了。 我们的故事还是从她开始吧！ 不寻常的女书记 史无前例的年月，连春天都来得晚。 1970年4月，已经到了开江时节，可松花江还是冰捂雪冻。江畔长堤上冷清得没有一个人影，只有未抽芽的柳枝在寒风中抖动。那个昔日曾吸引无数游人的凌空欲飞的天鹅雕塑，如今已变成一堆被残雪掩没的碎块。哈尔滨，这个被誉为天鹅项下的一颗珍珠的美丽城市，在灰蒙蒙的雾霭笼罩下，黯然失色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同志，迎着扑面的寒风，步履沉重地走进松花江畔的一个小工厂。她个子不高，衣着朴素，梳着齐耳短发，一双明亮的眸子闪着智慧的光，隐隐约约流露出几分忧虑。 这哪里像个工厂，简直是个破杂院。厂房是几间“弯着腰，拄着很，碰到雨天掉眼泪”的破茅屋，从里面传出老掉牙的皮带车床的呻吟声。那贴在墙上的红红绿绿的大标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已被寒风刮得残破不全了。不过，厂部办公室倒相当别致——是悬在厂房半空的“楼阁”。厂子太挤了，没有办法，只好向空中发展。厂部的领导人每天顺着颤悠悠的梯子爬上爬下，真是名副其实的“上层建筑”。 她叫陈秀云月，刚被“解放”，是从东光皮革帆布厂调到这里担任厂“革委会”副主任的。摆在她面前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 人们告诉她，这是大跃进时代街道妇女办起的工厂，是靠灌瓷瓶、打马掌钉维持生计的。这个厂子穷到要买个帐本都得向个人手里借钱去。厂子里设备老得不能用，曾从别处借来一台像样的车床，后来人家自己要用拉走了，开这床子的工人还哭了一场呢！ 人们告诉她，这个厂子也兴旺过。那是在1967年，从大工厂下来一个叫安振东的工程师。听说他有技术，大家乐坏了，七手八脚地给他弄了个包装箱当桌子，垒了几块砖当凳子。他便坐下来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制造了一台硅整流器，又手把手教大家做。机器送到电工商店，不几夭就卖出去了，大家才有了工资。接着，老安领着工人们开始成批生产整流器，质量挺好，用户欢迎，当即纳入了国家计划。厂子兴旺起来，挂上了“哈尔滨市整流设备厂”的牌子。哪想到，这个工程师还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上面派来的宣传队把他揪出来，赶到车间去，边劳动边接受批判。这么一来，全厂又没活干了，工资也开不出。 全厂几十双眼睛望着这位新上任的负责抓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说实在的，那年头的领导说好当也好当。抓革命，促生产呗，工厂黄了怕什么？全国一片红不就很好吗？可陈秀云没这么办，她既没召开批判会，也没发表激动人心的“就职演说”，而是不声不响地下车间了。 “唉，怎么非派个女的来！”工人们泄气了。 陈秀云只当没听见。她穿上一身半旧的工作服，钻进了低矮的厂房。在工人堆里长大的她，知道一个干部、一个共产党员带头作用的重要。可现在，工人们却无动于衷，眼看着厂领导在劳动，他们照样东一堆西一伙的干私活，甩扑克，发牢骚。车间里，叶子烟味比机油味还呛人。 从昏暗的角落里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陈秀云走过去，只见一个人穿着件半长不短的破蓝布褂，头发胡子老长，弯曲着身子，正抢着手锤吭哧吭哧地敲打着一块铁板。 “啊，陈主任！”那人神情紧张地直起身来，头低着，两手垂着，显得规规矩矩。陈秀云看见他的发梢额角闪着亮晶晶的汗珠，手上还有血迹。他就是安振东。 “老安，你忙吧！”陈秀云转身走了，心里不禁一阵酸楚。唉，无论怎么说，他是个人，怎么给整成这个样子！就算有罪吧，可他有技术，难道只能让他抡锤子不能发挥他的技术专长？ “老刘哇，我们厂子有个工程师，技术上很有一套，可是还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我想让他上来抓技术！”陈秀云这天一回到家里便对丈夫说。 “什么？”老刘放下手里的饭碗，“你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人也得吃饭，工厂也得生产。要生产不用技术人员行吗？”陈秀云毫不含糊。 “用什么人也不能用反革命！你这个人忘性咋这么大！伤疤还没好，就忘了疼！”老刘生气地把饭碗一推，闷头抽烟去了。 “是呀，老刘说的也不为错。批斗会上大哈腰，寒天腊月挂着大牌子满街游斗的罪我没遭够？这个楼几十户人家，哪级干部都有，可最先戴高帽子游街的是我。为啥？就为我当团支部书记时，发展过几个出身不好的团员；当工会主席时补助过出身不好的生活有困难的工人。老刘是物资局的中层干部，自己挨斗受批他不在乎，可我每次被游斗之前，他总帮我穿好棉大头鞋和皮大衣，送我到工厂，又早早站在寒风里等我回来，安慰我，开导我……他的话，我能不听？！”陈秀云十分理解丈夫的心，但她又不能不想：“可我是个党员呀，党派我到这个厂子来抓生产，我能眼看着工厂生产上不去工人开不出工资？记得来厂前，还在被监督劳动的老区委书记曾对我说：‘秀云呐，你是区里第一批出来工作的干部，任何事情都要按党的政策办，不要怕！’对，要按党的政策办事。党不是说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吗？发挥老安这样的人的技术专长，有什么不可以？再说，他究竟是不是反革命也值得怀疑。这年头，多少好同志不是都被诬陷为罪人了么！”想到这儿，她主意已定。 几天后，陈秀云向厂一领导们提出：“应该把安振东从车间调上来，负责全厂的技术工作。”这个建议，像往热油锅里扔了把盐，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瞪着疑惧的眼睛，有人当场站出来反对： “你吃了豹子胆了，当前阶级斗争这么尖锐复杂，你竟敢起用一个反革命！有你好瞧的！” 陈秀云激动地站了起来：“工人们反映安振东技术上很有一套，而且对这个厂子的发展有成熟的想法，厂子的生产要上去，必须起用安振东！” “可他是历史反革命！” “对他的历史问题，我也了解到，”陈秀云沉着地说，“他出身贫苦，两个叔叔都是革命烈士，他本人参加过儿童团。1951年大学毕业，1954年就被提拔为工程师，还多次立功受奖。那个历史反革命问题，是因为他读中学时参加过三青团。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因对‘历史反革命’的结论不服，写了大字报，被判了七年刑。在劳改期间，他搞了四项科技项目，立过三次大功，提前一年多释放。这样的人，我们为什么不能用！”陈秀云义正辞严，终于说服了大家。 安振东被起用了。两行热泪从他瘦削苍白的脸颊上涔涔而下，他怎么也想不到，在那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能再紧的年头，居然还有人敢用他这个“历史反革命”。他伸出两手，在破工作服上使劲蹭蹭，紧紧握住陈秀云的手，声音颤抖地说：“党组织还这样信任我，我……我一定好好干！”说着，向陈秀云交出他对全厂生产十几项短线产品设想的建议书和已经画好的图纸。这些建议和图纸，都是安振东在连续的批斗和繁重劳动的间隙写出来画出来的！陈秀云接过来，眼睛禁不住湿润了，心想：多么好的同志啊！1958年，他才二十多岁，就被关进监牢。莫大的冤屈，曾使他想了结自己的生命，可一想到党和人民的培养，他又振作起来了。妻子来探监，他一不要吃，二不要穿，而是要了半麻袋书。对着昏暗的灯光，他看书，学外语，通宵达旦。在劳改工厂，他看到铸造车间烟熏火燎的，天车吊个部件连位置都看不清，便自己动手，搞成了无线电地面操纵器。犯人们讽刺他：“大发明家，你还不是和我们一样蹲小号！”安振东不理会，又为齐齐哈尔市公安消防部门搞成报警、记时、录音、鸣铃、出车全部自动化装置。公安部召开九城市会议，推广这个“犯人”搞成的项目。蹲了5年零8个月大狱的安振东，因功提前获释，他可以和亲人团聚了。可为了给监狱研制新产品，他延期数月才回家！这样一个对祖国无限忠诚的知识分子，“文化革命”中又被当作垃圾处理到这个小工厂…… “老安，党和人民是了解你的，你大胆地干吧！”陈秀云推心置腹地说。 安振东刚刚开始工作，大字报就贴出来了。“陈秀云是反革命安振东的黑后台！”“陈秀云重用坏人没有好下场！”宣传队呼呼拉拉开进来了，停止了陈秀云工作，还组织党员干部批判了她七天，把她关黑屋里，要她写检查。 天低云暗。陈秀云透过狭小的窗子，望着阴沉沉的天空，多少心里话，何处去诉说？多灾多难的祖国，几百年来你受尽欺凌，不就是因为一穷二白？祖国的强盛繁荣是和科学文化的发展相联系的。可为什么在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度里，懂科学、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命运如此赛连！ 看看眼前这个工厂，本来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安振东来了，领着工人制造整流器，工厂绝路逢生，柳暗花明。对这样一个懂技术、有贡献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老揪住他的小辫子不放呢？ 几天过去了。陈秀云面前还是那张白纸，她想写的不能写，她不想写的，谁让写也不行！ 宣传队狠抓“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生产下降，上班时间甩扑克的人和开会打呼噜的人越来越多。上级领导发现了问题，撤走了宣传队，调整了领导班子，陈秀云担任工厂党支部书记。 陈秀云励精图治的第一个决策，是再次起用安振东。又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领导班子内才以四比一通过继续让安振东负责全厂的技术工作。 奇迹出现了。就在十年内乱期间，我国整个国民经济蒙受严重灾难的时候，这个街道小厂却在稳步前进，无论是产值、利润、厂房、资金，都成倍地增长。目前，这个工厂能生产九个系列、近百种整流器，其中有两项产品填补了国内和省内空白。产品质量连续被评为全省第一名。1980年，这个厂就被评为省的先进企业了。 陈秀云捧回了省政府颁发的奖状，全厂工人喜笑颜开，连当年泄气的也说话了：“没想到陈书记真有两下子！” 陈秀云是有两下子。在这动乱的年月，她思考的不是个人的安危和荣辱，而是工厂的生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她从泥沼里捧出一颗明珠，自己却差点沾了满身泥污。 房子的风波 那是1973年春天的一个寒夜。 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昏暗的汽车站台上还挤着许多等车的人。经过三次“冲锋”，陈秀云终于挤上了去香坊的公共汽车。 唉，老安上班多不容易，每天要在公共汽车上挤三个小时！他的家太远了。有时一上新产品，他在工厂连轴转，晚上就往桌子上一躺。工厂没有食堂，他连口热饭都吃不上。这回到底累病了。今天，她代表党支部去慰问老安，顺便和他商量一件事。 当她轻轻推开安振东家虚掩着的房门，双方都很吃惊。老安夫妇没想到陈秀云这么晚赶这么远的路来看望他们。陈秀云也没想到，安振东正带病伏在桌子上画图纸。 “陈书记，快请坐，快请坐！”老安夫妇不知说什么好。 陈秀云环视着这间板夹泥的小屋，除了床就是这张桌子。老安在桌子上画图纸，孩子们只好伏在床上写作业了。…… “老安呐，咱们厂子在道里东八道街腾出一处房子，有三十七八平方米，准备让你去住，你看怎么样？”陈秀云对安振东说。 “啊？！”安振东知道陈书记是从来不开玩笑的。但是，他想，这是不可能的，厂子有史以来第一次给职工解决住房，怎么能给自己？！ “不，不！陈书记，组织上的好意我领了，可千万不能给我，我……我还戴着‘帽子’！”安振东慌恐不安地说。 “我们商量过了，你对厂子贡献最大，家远，房子又小，你身体又不好，按贡献，按条件都应该分给你！”陈秀云诚恳地说。 “不，不！分给我，你们担的风险太大了，还是分给厂领导和老工人好。要说贡献，你比我大，你家的房子也挺困难！”安振东怎么也不肯接受。 是呀，住房难，对于这个小厂党支部书记也毫不例外。全家五口人，老少三辈，儿子、女儿都快比自己高了，挤在一间13平方米的住房里，放上三张床，连摆桌子的地方都没有。为房子的事，这些年她也没少发愁。这次厂里分房子，陈秀云不是没有考虑。可她想，如果把房于留给自己，群众会怎么想？他们还能信任我吗？我还靠什么去要求别人！如果把房子分给安振东，他会感到党的政策的温暖，工作的劲头会更足，工厂的生产会上得更快。她思前想后，还是个人利益为小，党和群众的利益为大。在领导班于研究房子时，她第一个提出要把这套房子分给安振东。 “老安，不要再说了，准备搬家吧！现在厂子还有困难，咱们好好于，把厂子搞好了，有了钱，多盖些房子，大家的困难都能解决！” 陈秀云走了。安振东一家站在寒夜中，目送着她渐渐远去的身影，他们泪眼朦胧了。这是一个普通的寒夜，又是一个不寻常的寒夜。老安夫妇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在那初陷铁窗的日子，他觉得自己是被遗弃在荒野的孤儿，寒冷和野兽随时会把自己吞掉。后来，他想，党——母亲还在，总有一天自己还会被母亲所召唤。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他感到一切都幻灭了，仿佛回到了茫茫的荒野。自从认识了这位普通而又那样贴心的党支部书记，他便感到一股暖流缓缓地流入自己的心田，冰冷的心又开始复苏了。人种还在，火是不会熄灭的。党还在，就在我们的身边。 “老安，我们的命真好，遇上陈书记这样的好人。”妻子说。 “是呀，是我们的党好，才有陈书记这样的好干部！”老安说。 天亮了。玫瑰色的霞光，透过窗子照进这间阴冷的小屋。可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早晨啊！ 安振东搬家了。在无数专家学者被扫地出门，以山野为家，与猪狗为伴的时代，安振东竟戴着“反革命”的帽子搬进了宽敞的新居。老安全家像过年一样高兴。几个孩子又蹦又跳，妻子不时地擦着眼角的泪。安振东深深懂得这不仅是家庭空间的增加，更重要的还在于作为人的尊严、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存在，得到了党和人民的承认。而这，是他盼望已久的。 听说厂子的第一间职工住房分给了安振东，有人吹来了阵阵冷风，“咱们还不如反革命吃香……”告陈秀云的匿名信也寄到了上级机关。陈秀云可不在乎这一套。你来暗的，我来明的。看看光明和黑暗谁胜谁负。 在车间召开的全体职工大会上，陈秀云大声疾呼：“请同志们想一想，谁对厂子建设贡献最大？难道有这样为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地工作的反革命吗？难道我们只允许他拼命干活，就不应该给他以休息和学习的一席之地？”陈秀云平时说话轻声慢语，今天，她激动了，语调激昂。听着，听着，有的工人掉泪了。安振东捂着自己的脸，怕哭出声来……温暖啊，温暖，饱经严冬的人，终于得到了温暖。 陈秀云一不做，二不休。在分给安振东房子之后，又帮助一个犯过罪，现在为本厂建设做出贡献的助理工程师解决了住房，还想方设法为其他几个有突出贡献的同志维修和扩大了住房。 “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这是莎士比亚的感叹，这对于女共产党员陈秀云来说是完全不适用的。她常说：“有什么可怕的！我坚持的是真理，又不是为自己！”是呀，无私才能无畏。在风险面前两腿打颤的人，往往是在打个人的小算盘。 几年过去了。工厂的22名职工搬进了新居，40多户的职工改善了住房条件。可陈秀云还住在那13平方米的斗室里。前两年，她爱人单位在本楼上给调了一间住房。这是一座和电影《邻居》一样的筒子楼，家家户户要在走廊做饭，拥挤，吵闹。她家的两间房子一间在走廊的南头，一间在北头，生活自然很不方便，可她还是为更多的职工住上比她好的住房而高兴。 到这儿，房子风波就算完了。可能有的人不以为然，不就为一个知识分子解决了一间住房吗？是呀，可你不要忘记，这间房子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政治形势下解决的！君不见，即使在今天，为自己兴建“庄园”“别墅”，不惜挥霍国家大量钱财；不择手段挤占本应分给知识分子的住房，这类事情不是还屡见不鲜吗？ “真要坐牢的话，我去坐！” 煤矿里最严重的事件，莫过于瓦斯爆炸。而矿井里各种电器的一个电火花都可能点燃瓦斯，引起矿毁人亡的大爆炸。十分遗憾，我们国家井下电器防爆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致使成千上万的煤矿工人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 敬爱的周总理生前为这件事着急，中央的许多领导为这件事着急。国家有关部门多次把这项研制井下防爆设备的任务下达给全国一些知名的工厂和研究机关。可惜，那个时候，政治家多于实干家，他们成天谈论的是党和国家的颜色，却顾不上煤矿工人的死活。 1975年，一机部通过黑龙江省机械局把井下防爆整流器的研制任务交给了这个已有了些名气的小厂。 这个产品要不要接？厂党支部和全厂工人都瞅着安振东。老安的心里很不平静：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谁不想发挥自己的专长，以报效祖国。可是，这个产品搞好了是填补了国家的空白，弄不好是炸弹，人命关天！别人出了问题好说，我出了问题就不得了！老安真有些打怵了。 他回到家和妻子一说，妻子就掉泪：“刚过上几天好日子，你可别张罗了！你再进监狱，我们家的日子……”她说不下去了，是呀，这些年，她吃的苦太多了。老安被抓进监狱那年，她才二十二岁，牵着刚会走的，抱着正吃奶的，泪人似的去探监。老安没工资了，她靠一个化验员微薄的工资，怎能养活两个孩子！鲜血对于生命是宝贵的，而她为了孩子的生命，为了这个家庭的生命，出卖过自己的鲜血…… “这样的家庭悲剧不能再重演的！我为什么非要担这么大的风险呢？”安振东在心里说。转念一想，“不行！党对我这么信任，我怎么能置矿工们的安危于不顾呢？”上，还是不上，安振东苦苦地思索，妻子的泪眼和矿工的恳切的目光在他的脑子里交替出现。 “老安，我知道你的处境，但也了解你的心。干吧！这是千百万矿工的需要，也是党和人民的需要！”陈秀云来找安振东谈心，“我相信你能搞成功。万一出了问题，党也不会把责任往你身上推。我已想好了，这个产品由我当试制组长，你当“般工作人员。如果出了问题，真要坐牢，我去坐！” 这话，陈秀云不是随便说的。为此，她心里也很不平静。她想，这项任务将把我和老安推到悬崖上。因为重用老安，别人已经给我记了一笔帐。这次真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风险实在太大了。可我们不担这个风险，谁去担呢？让千千万万个煤矿工人吗？再说，搞成了防爆整流器，我们厂子就有了独家的定型产品，厂子的前景会越来越好。干！前怕狼，后怕虎，一事无成！想到这儿她对丈夫老刘说：“如果我去坐牢，咱们就离婚，别影响孩子前途！”老刘劝说：“别想那么多，你就放心吧！物资材料上有什么困难，我们支援你们！”陈秀云心里不禁一热。她想，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说服老安，让他放下思想包袱。 就这样，她又来找老安谈话了。说着话，她拿出了一张已经写好的条子，递给老安，上面写道：“研制防爆整流器，危险性很大，如果出了问题，不由安振东同志个人承担，由党支部负责。”下边盖了工厂的大印和陈秀云个人名章。老安接过一看，眼泪潸然而下，“请党组织放心，不管有多大风险，我也要拿下这个产品！”此刻，安振东深知手中这张条子的分量有多重，情意有多深！ 陈秀云写下的这张字条，将有如革命文物一样宝贵。它不仅是一个基层党支部书记保护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凭证，也是党和知识分子肝胆相照的见证。 几天后，安振东日夜兼程，跑遍了抚顺、北票、鹤岗、双鸭山的四矿六井，和同志们摸遍每一条巷道，认真听取工人们的意见。他一身煤黑，满脸汗水，有时饭都顾不得吃。调查报告和设计方案很快写了出来。回厂后，他和同志们又进入了紧张的试制阶段。为了有效利用时间，干脆搬到工厂来住，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担任产品设计组长的陈秀云，现在又当“后勤部长”了，她为大家热烧饼，烧菜汤。大家同心协力，四百多张图纸很快画出来了，样机也拿出来了。 地震！地震！1977年春天，辽宁北票矿接连发出地震预报。来矿办事的人都跑光了。二层楼二百多个床位的招待所，只住了两个客人，这就是安振东和工人孙云江。他们为了取得防爆整流器样机运行的数据，不顾地震的危险，连续在井下工作十多天。接连不断的劳累，使安振东一到地面就晕倒了。 同年9月，一机部邀请全国各地防爆研究单位的专家，来哈尔滨对整流设备厂的防爆整流器进行技术鉴定。总设计安振东走上科学宫的讲台，不时挥动着手臂详细讲解着，沉着地回答专家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最后，连原来对这个小工厂抱有怀疑态度的专家也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专家们在鉴定书上写道：设计符合要求，为国家填补了一项空白。 五年过去了。安振东和同志们生产这种防爆整流器一千多台，它们已在全国二十几个省的几百个煤矿安家落户，就像忠诚的卫士一样，保护着几百万矿工的生命和安全。 1978年，当安振东走上省科技大会的主席台为这项产品领奖时，他想起陈秀云同志说过，如果产品试制出问题，由她去坐牢，现在，产品试制成功了，真该由她来领奖啊！ 七年奔波平错案 就在那防爆整流器鉴定会上，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在产品设计书后面所附的参加设计和鉴定的工程师名单上，本来理所当然地要写上安振东的名字。可有人却对陈秀云说：“他还没‘摘帽’，怎么能写上他的名字？还是换个别人吧！”陈秀云火了：“如果不写安振东，那个格，干脆空着！”她认为光是使用安振东不够，还要在政治上给他平反。因为我们党有一条深得民心的政策：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当然，她也深深体会到“翻案”这两个字的危险性。 早在1972年，极左路线在全国畅通无阻时，陈秀云就提出要复查安振东的问题。当时，别说别人不敢提，就连安振东本人也不敢提。1958年，不就是因为他对历史结论不服，提了点意见，被定为“乘党整风之机，企图翻案，给予严惩，判刑七年”吗。这个教训安振东是怎么也不会忘记的，他着急地对陈秀云说：“历史的一页让它翻过去吧。能让我重新工作，就很不错了。” “人家自己都不翻案，你帮人家翻案，非栽筋斗不可！”有人警告陈秀云。 “芝麻大的官，胆子倒不小！对这类问题中央还没说话，她竟敢轻举妄动！”有人这样议论。 她确实是个芝麻官。她领导的工厂，是个街道厂发展起来的小集体企业，充其量是个科级单位。她级别不高，行政二十级，文化程度只相当于中学，在大机关里只能算个普通职员。可她是党的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一个尽职的螺丝钉。党要求党员实事求是，她就不折不扣地去做。为复查有关安振东肃反结论和判刑的处理意见，陈秀云和厂里的几个领导曾前后12次奔波于齐齐哈尔和唐山等地。 墙上的日历换了7本。在这7年当中，为了搞清安振东的问题，厂党支部和上级公司、市二轻局党委先后派出外调人员37人次，行程57000公里，差旅费花了2628元，最后，终于获得了推翻安振东反革命的确凿材料。可在那真理被泯灭的年代，这也无济于事。 像惊蛰的春雷一样振奋人心，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在收音机旁，陈秀云听着全会的公报，高兴得掉下了欢喜的眼泪：“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传统又恢复了！” 1979年5月，安振东的错案平反了。喜讯传来，老安全家欢喜若狂，他的孩子跳起来欢呼：“共产党万岁！” 此刻，陈秀云在想，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演了多少悲剧啊，为什么不能多演喜剧呢？ “超过我，完全应该” 这也许是前些年形成的一种风气，一说某人在政治上有点问题，很多人便不屑一顾，不予理睬；一旦他在政治上翻了身，出了名，便门庭若市。 此刻，安振东就面临着后一种情势。要请他去的单位真不少，包括他原来工作单位。请者真心诚意，连对他回去之后的职务、职称、住房，爱人和孩子的工作都做了安排。显然，回去待遇高，生活好，又是国营单位，总之，一切都会比这个小集体单位好。亲戚朋友也来劝他：还是走为上策。 陈秀云来找安振东了：“老安呐，这回你真的解放了。你真要走，我高兴地欢送你，虽然从工厂的需要和同志间的感情来说，我和同志们都希望你留下来！” 一席话，深深打动了安振东的心：“陈书记，我不能走！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这里的党组织和工人们帮助我，支持我，保护我，关心我，现在我的地位变了，就要走，怎么对得起你们！” 安振东毅然留了下来。根据党支部的建议，安振东被任命为工厂的副厂长，接着又当选为市劳动模范、市劳动模范标兵、省特等劳动模范。1982年，安振东又被任命为市二轻局总工程师。 安振东真的要走了。在工厂为他举行的隆重热烈的欢送会上，他激动地朗诵了以下的诗句： 风雨飘摇日月流， 肝胆相照十几秋。 党恩群情深似海， 为民为厂志未酬。 在安振东被任命为市二轻局总工程师的同时，陈秀云同志也被任命为二轻局机械设备公司的副经理。可是她舍不得离开这个工厂，她请求组织保留她这个小厂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她说：“我退休前能把这个厂子搞出个模样，就心满意足了。” 有人对她说：“这回老安可超过你了。没有你，他哪有今天！” 陈秀云不以为然，笑着说：“我们不能当武大郎，不准伙计比自己个儿高。老安超过我完全应该，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我盼望更多的干部都能超过我。”真是心底无私天地宽。 在美丽的松花江畔，矗立着一座新近竣工的3100平方米的五层大楼，这就是哈尔滨整流设备厂的新厂房兼办公楼。这座看上去颇具现代特点的建筑，十分引人注目。当你漫步在重新建起的天鹅展翅的雕塑前，向左一瞥，便可以领略它的雄姿。站在太阳岛的绿林深处，你可以望见这座楼顶红色的“HZS”字样的厂标。 陈秀云坐在办公桌前，浮想联翩： ——有人说我是伯乐，发现和培养了一个副省长。怎么能这么说！我们谁不是党培养的？ ——邓小平同志说，要给科技人员当“后勤部长”。这些年，我是在努力做一个尽职尽责的“后勤兵”。可是，工作还没做好啊！ …… 陈秀云走到窗前，给那盆枝叶繁茂、散发着幽香的米兰洒了点水。这盆花已陪伴她十多年了。 闻着米兰的幽香，放眼窗外，松花江畔的柳树，正在春风中摇曳着嫩绿的枝条。那一丛丛的紫丁香也含苞欲放了。今年松花江的水好宽啊，一江春水，浪花似雪，从大铁桥下穿过，向东方滚滚流去……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此情此景，使陈秀云掩不住内心的喜悦。这时，她胸中部积多年的阴云，仿佛已被江上春风吹散，她的心——笑了！ 1983年4月于松花江畔 （原载《时代的报告》1983年第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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