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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如果说在1957年以前，运动只在有限的阶层、局部的领域进行，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还只是远方的一阵闪雷、一片乌云，人们尚不能像吉普赛人那样，能从咖啡杯中的积淀物里读出某种预言似地读出运动的含义； 那么从1957年开始，运动便像巨大的冰山一样，一块块隆隆地浮出了水面，从而使我们的民族和几代知识分子的现实与前景，在受到深刻的战栗之后，愈来愈感到彻骨的寒意。 如果说在1957年以前，老少有礼，进退有仪，世风典雅，民情醇厚，人们以诚实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去开创自己美好的未来。共和国列车靠着炉膛边挥洒的理想与创造的光芒，汽笛里鸣响的铁锤与镰刀的交响，在世界的瞳仁里前进得并不缓慢。 那么从1957年开始，运动便频繁地像原子弹那盘踞高空的厚重、灼热的蘑菇云，以越来越大的面积，蒸发掉人们品格中那些传统的宝贵养分，道德不久沦为孤城，城头上虽也有永不撤退的战士，可的确凤毛麟角，即使是学贯孔孟又沐欧风美雨的某些文化巨擘也在仓皇出逃…… 运动以贪婪的血舌，篡改着我们社会生活的辞典，并以一种不可理喻、颇似邪教的强大力量，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将我们的国家推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多次指出—— “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 “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些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1957，是历史，像一个去哪里贪杯的狱卒而不小心放出来的魔鬼； 还是在历史的禅机里，早已确定的一道不管你怎样虔诚也无法绕过的苦难的门坎？ 1957，所反映的仅仅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史、一部中国民主党派史的重要章节； 亦或是一部我们民族的文明进程史中，一个重大得今天我们还必须去鼎力完成的课题？ 为此，接下来，后人们的目光必然要投向1958年。 如同我们愧对1957年一样； 我们也愧对1958年。 关于它们，直到今天，在出版事业花团锦簇空前繁荣的国内，也依然未见一部正史。 我只能在岁月的河床里挖掘出一些残简，它们显然色块斑驳，线条粗扩，少了理性一气呵成的明澈、意象如镂似刻的细腻；有的还像电影里的蒙太奇镜头，似乎与1958年若即若离，离1958年忽近忽远。但它们铺陈一体，却能在历史迤逦而又风烟迷漫的长廊里，凸现出我眼里的1958，一个大约能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的1958，一个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处的1958…… 纷纷抖去身上的虱子 1958年，在中央统战部，开年的头一件事，大概就是会同中组部、中宣部等有关部门，在知名的民主人士中，选择了96名右派分子作为典型，拟出对他们的处理意见、并报中央转发各地参考。 加上十几天前结束的第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确定的归中央处理的著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已经达到了200多人，其中除三位政府部长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外，还有民革中央副主席龙云、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黄琪翔、民进中央副主席林汉达、九三学社中央主任委员许德珩、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等人。在这200多人里，绝大多数被撤职、降职、开除公职，直至送劳动教养或实行监督劳动，只有个别人免于处分。 这年的1月13日至26日，中国各民主党派连着召开会议，像抖去身上的虱子一样，纷纷撤去了被定为右派分子的领导者的职务。以民盟为例，5个副主席里，被撤职的有2名，中央常委里被撤职的几乎达到了一半，在中央委员里，这个数字则占了三分之一以上。在全国，只有2万多人的民盟，却有5000余人因划为右派而遭致各种处分。 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国务院关于撤销章伯钧的交通部部长、罗隆基的森林工业部部长、章乃器的粮食部部长职务的决定上，盖上了自己神圣的大印。 作为政治家，即便在旧中国的政治风浪里也表现得游刃有余的章伯钧、罗隆基，从此消失在新中国的政治漩涡里。除去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这一空职外，两人所有的职务均被免去，开始了漫长而又郁闷的家居生活。章伯钧由行政三级降为七级，按这级别，仍有小汽车配备，仍住原来的住房。罗隆基因为态度不好，工资由四级降为九级，小汽车没有了，但仍住乃兹府胡同。 像一封受了潮的爆竹，两人再也不争吵了，彼此脸上挂出的都是无奈、枪然的苦笑。因为难以排泄的孤独感，还有无稽之谈的“章罗联盟”，双方都有了某种惺惺惜惺惺之意，当罗隆基多年的老友赵君迈作为全国政协的联络人，登门邀请他们和其他几位老友，轮流作东聚餐时，两人都答应了下来。 此后在和平宾馆，或是四川饭店，两人常常见面。餐桌上，话题似秋菊般恬淡、舒展，从天气变化到诗画古玩，从旧时野史到朋辈逸闻……一顿饭两三个钟头吃下来，时光便如流水一样在五指间汩汩地逝去。话题又有着工兵般的警惕，政治恍若一道倒了他们胃口的菜，即使执拗脾气难改、仍自比受冤的屈原的罗隆基，也不会将话题的筷子伸向这盘菜。 在撤职前夕的1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召来章乃器，在西花厅谈了一次话。对于后者，周恩来不可谓相知不深，作为当年深受共产党人称道的“七君子”之一，抗战时期章乃器去安徽主持该省财政，正是接受了周恩来关于协助在此活动的新四军的嘱托；建国以后，他在担任粮食部部长期间，工作勇于负责，多有建树，除毛泽东多次称赞粮食部是“后来居上”，周恩来也组织了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听取他介绍粮食部的管理经验…… 章乃器在他的《七十自述》里，记述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章伯钧、罗隆基的职，马上就要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了伯钧、隆基两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是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我问，我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的材料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的权利。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他又说，也曾考虑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 于是，他又谈到和罗隆基谈话的经过，他曾问罗作何打算，罗答要么就自杀，否则便只好接受。总理说，你可以去美国。罗问，是否意味着驱逐出境？总理答，绝不是。总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意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三十多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够，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时我也不过七十；我现在开始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十年。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最后，我重申，我是永远不反党的，我要使那些诽谤的流言，彻底地破产。（《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 撤职后的章乃器，决意要履行他对周恩来许下的诺言，将家居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每天手不释卷，读了大量的马列毛经典著作和各方面的专著，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笔记。此外的时间便花在了强健体魄上：气功，腰腿八段锦，每天还坚持做25个俯卧撑，又在浴室里摩擦全身二千多下，他的气功达到了很深的造诣，一呼一吸的时间可长达数分钟，一般的运动员也难以企及。他曾把自己对气功的领会写成了稿子，打算日后有条件时再整理出书…… 一群迷途知返的“羔羊”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右派分子有30万。不久，又说有40多万。 次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改悔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中认定，全国的右派有45万人。 这说明，我们对右派的情况，并没有一个切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从指导思想上讲，虽然也说过“不可过分”、“决不要扩大化”，但更多的是怕漏掉，所以在反右派过程中，一再反对“温情主义”，强调“深入挖掘”。机械地规定百分比，比例不够就硬凑。这种明显的主观随意现象普遍发生，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了反右派扩大化的错误。（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二十年后，官方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2877人，又据说将一个省、一个省的统计数字加起来全国被划右派的实在人数，已近百万。 与中央统计数字相距如此之远，其主要原因是，1958年春夏两季，不少地方面酣耳热，兴致未尽，又搞了一次反右斗争“补课”，强调“深挖细找”，给补划了一批。再就是当时作为右派给批了，处理了，却没有正式上报，乃至在档案里根本不见右派的材料，二十年水深火热，九死一生，当的却是一个冤冤枉枉的右派…… 真是浩浩荡荡，横无际涯：上至省部级干部，全国共有4名省长、9名副省长被划为右派并解除职务，其中被开除党籍的，有浙江省省长沙文汉、青海省省长孙作宾、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甘肃省副省长孙殿才等。连历来被誉为钢铁长城的人民解放军也未能幸免，全军共有7000多名军官被打成右派分子； 下至大专院校、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中小学教师，为此有文件下达，要把已划右的小学教师的70％，调离学校，大约是想着不能让他们污染了孩子们的心灵。 北京大学现今的一位教授，反右运动时还是学生党员。他所在的党小组将班上该划右派的学生的材料报到系党总支后，对其中几个学生是否划右，党总支感到难以把握，于是总支书记要他和另一位学生党员，去参加了学校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的一次会议。他的感觉是一大排人往那里一坐，伊然像当今学术委员会在开会评定职称，颇有民主讨论的氛围；其实却像阎王殿，众“判官”多为虚设，一锤定音的常是“阎罗”。该小组组长是校党委书记陆平，常务副组长是一位副书记，往往是谁的材料还未念到一半，陆平便发话了： “这还用讨论吗？” 那位副书记也立马跟着说：“行了，够划右派了。”…… 随后两人在某人定性为右派的表格上签上大名，轻快得好似洛克菲勒在以花哨的字体签出一张张支票，一个个年轻人的政治性命顷刻间便给“支出”了。 报上来的材料里，有的学生年纪太小，如中文系有个从浙江农村来的学生，只有17岁，一向沉默寡言，鸣放时经不住党员的一再动员，说了这么一件亲身经历的事：家里生活清苦，本指望靠院子里的几棵核桃树换点油盐钱，可核桃刚下树，便被村干部收走……对此类学生，在会上可能会引起几句讨论，表现出某种踌躇外，一般是越划脑子越热。 能不热吗？上面认为北大是右派精英的麇集之地，倘若右派划得少了，只能证明领导者们右倾，何况罗隆基教授已作前车之鉴，因划右不力而被撤去校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从国家中央机关调来的陆平取而代之。犹如受命于危难之时的一员战将，陆平又怎会丝毫懈怠于这份高度信任呢？ 这位教授记得，1958年春天，在北大搞的反右斗争的“补课”里，他所在的党小组，又把剩下的材料给抖落一遍，从中又挑了几个出来。在第一批划了6个右派之后，这次又划了2个，已占到班级总人数的10％。不过是1956年秋季才入校的学生，神往已久的北大却成了他们青春的祭坛，他们小学和中学时代所有的奋勉、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憧憬，全做了这座祭坛的供品…… 陆平终于发现再不断报上来的材料已经十分勉强，一次会上，他终于发话了： “好了，全校已经划了800多名右派了，得关问了，从今天起刀下留人！” 对于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学生的处理，一般是三种情况：最严重的，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严重的，送去农村、工矿监督劳动，一到三年后根据表现回校恢复学习，北大的许多右派学生便被送去了京郊的门头沟煤矿，下到煤井里挖煤。少数问题被视为轻微的，在学校一边监督劳动，一边仍跟班学习。 我曾听说了这样一件故事—— 在安徽一个山区县的一所小学里，30多位教工里已打了4个右派。本来恍若桃花源中人，半个月看一回报纸，吃菜去墙边的地里摘，春天屋里也能爆出来春笋，夜里在油灯下批改作业，只有难得地开上一次会，校长才会拎来一个擦得锃亮的汽灯……日子过得古老而又简单，“整风运动”、“大鸣大放”对于他们，犹如天外太空一样遥远。 与文明有遗忘的角落相反，在中国一旦涉及到整人的运动，便难有遗忘的角落，而且越是文明水准低的地方，常常整起人来越是激烈。 4个人里，有2个是在一次会上给县教育局提了几点意见，概括起来是县里领导对山区小学不关心。一个人是因为上课时忘带了一篇范文，偶然地回到家，看见乡长坐在椅子上正搂着他新婚的妻子亲嘴，犹如乡长搂着的是根木头，他不动声色地退出去了，不料脚后跟不争气，碰响了门边放着的杂物……再一个教师，屡次三番地在班上批评一个吊儿郎当、已经留了两回级的学生，这学生在作业本上画了一把手枪，写明要开枪打死他，他愤而撕掉了这页。可他还是被打中了，开“枪”的是这孩子在县公安局当副局长的舅舅。 明白这一切的校长，对“温情主义”的后果也十分明白。 他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打了右派，可一进入1958年。他又满脸皱纹深得几近可以给萨达姆总统做战壕了，按县里下达的“补课”指标，学校又摊上一个。 大约正在这时，一个年轻的教师上门来向他汇报思想，这年轻人一年半前由地区师范分来这里，刚来的第三天便向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申请书里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要以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的主人公为榜样，以自己的青春和全部知识，化为春日满山嫩黄、粉白的迎春花，去照亮山区孩子们无邪的心灵…… 望着这个真这样做了的年轻人，校长晦暗的胸间，陡然也璨开了一束粉白的迎春花，他叫年轻人来跟前坐，这份少有的亲热，让对方一时间手足无措。他说： “来，你来帮我出出主意，看这一个‘补课’指标给谁合适？” 校长扳着指头，一一点过：不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硬得似铜墙铁壁，就是人老实得像榆木疙瘩，山区里各方面条件艰苦，要撑持住这小学，还得靠这些“榆木疙瘩”；再不，上有老，下有小，真有个什么意外，一家人吃饭都成了问题……年轻人像是明白了什么，眼睛里也一下光莹莹、热乎乎的，鼻子里却有些酸楚： “校长，要不，这指标……给我？” 校长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如同他紧紧地握住了这年轻人的手： “那就委屈你了。不过你还只有二十几岁，吃点苦也好，就算是党组织在考验你，等事情过去了，最多两三年吧，你再回到学校，我一定要让你入党！” 次日，年轻教师被乡公安特派员押送去县里，从此他再没有回来。 校长只知道他被送去了一个偏远的矿山劳动，从那里他还寄回两封信来汇报思想，以后便没有了音信。几年后，有人告诉校长，他在采矿时被矿石砸断了腿，成了残废；校长又从其他人那里打听到，他并未成残废，只是人疯了，被他的姐姐接去了原籍的县城…… 从这件事的处理方式里，我们可以发现校长虽不打算做一个“温情主义”者，却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除了被逼无奈外，校长一定还有原因。而这年轻人，显然是属于50年代中国大地上那比比皆是的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一代人，像凤凰涅槃一样，他们期待去理想的光焰中燃烧自己、奉献自己；但前面毕竟不是理想的所在，而是社会的阴沟，能够让他们有决心走进一场苦难的，除了一种变形的、苦涩的追求外，也一定还有原因。 这两者的原因多半一致，即他们对于反右斗争的酷烈，和一旦沦为“右派分子”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远远估计不足。 纵观反右斗争开展以来的报纸，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右派分子的定性与处理，有一个调子越来越高的过程。即便是在斗争形势灼热得七月流火时，毛泽东本人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仍表示： “对右派要不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过来。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他们这一回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去，还是用治病救人的态度……” 倘若按以上精神办理，1957年，固然还是共和国肌体上的一块溃疡，但对于中国的当代史，决不会像现在这般惨重。可此后的调子便日趋激烈了，最后一锤定音的，是1958年5月5日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讲话首次将右派分子同地主、反革命和其他专政对象相提并论，简称：地、富、反、坏、右。 安徽那位闭塞的山区小学的校长，和他手下的那个年轻的教师，开始大概作了如是之想：仿佛在风雨交加之时出了一趟远门，虽然泥泞路滑，寒意沁骨，却总有回家换上干衣、喝碗热汤的时候； 就是在党中央眼皮底下的北京大学，右派学生里，无论是送去门头沟挖煤的，还是留校一边监督劳动一边跟班学习的，心灵所承受的巨大的压力尚未到几乎爆炸的地步，绝大多数人在为自己不经意间犯下错误而痛心不迭的同时，也十分轻易地相信，只要自己承认错误，并在艰苦的劳动里去改正错误，“上帝”就不会抛弃一群迷途的“羔羊”。 一位当年在北大被打成右派学生的学者告诉我：倘若我们知道这只是一厢情愿，而一旦走上社会，好似灌香肠一样，我们命运的一节节“肠衣”里，得结结实实地填塞进那么多苦难，恐怕在离开学校之前，就没有多少人有勇气能活下去…… 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 1927年，松涛苍茫的井冈山。 湘赣边区特委开会，每一个与会者的胸前都必须挂一个红布条，上面得写上各人的出身：工人就写工人，贫农就写贫农，知识分子就写知识分子。起初，陈正人心里颇有几分得意，他在遂川师范读了两年，实际上初中都未读完，但在眼前这些肤色黧黑、手脚粗大的劳动者中间，自己就算是知识分子了。 一次开会，选举特委书记。选票结算出来后，他当选了，岂料会上当即便像水开了锅： “不行，不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一个知识分子怎能当书记？！重来，重来……” 结果选了曾在印刷厂学过徒的谭震林当书记。尽管此后谭震林老呆在湖南茶陵活动，特委这边主事的还是陈正人，可他就是没有“书记”的名分。 近四十年后，在“文革”中的“牛棚”里，当想起这件往事，他如是感叹道： “我们党在幼年的时候，就很厉害啊……” 对陈正人还是挺客气的。1930年至1931年，在江西苏区发生了整肃“AB团”的冤案和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富田事变。一支开创了横断江西半壁江山、纵横700多公里、人口400余万的赣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军，从军长、军政委到副排长以上干部，除个别幸存者，都被自己人处决了，仅在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县，据不完全统计，被打成“AB团”遭错杀的便有1890人。 在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下，中央湘赣临时省委在各县设立肃反委员会，在审讯中大搞逼供信，“严刑拷打，苦打成招，招了就定，定了就杀。”凡是出身不好的党员、干部、一律视为“AB团”分子，凡是字写得好、讲话有条理的人，即被当成“AB团”给杀掉。半个世纪后，康克清对党史研究人员如是说道： “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就被视为知识分子，就有遭受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文献和研究》1984年1期） 不仅仅在江西苏区，30年代，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和红四方面军的知识分子干部，也几乎被自己人杀光。在闽西苏区，因整肃“社会主义民主党”运动，被枉杀的干部，高达6352人，党员人数由原来的8000人锐减为5000人。即便是进入了40年代，延安整风后期，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也依然继续着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和迫害—— 凡是外来的知识分子都得经过审查，历史稍为复杂、社会关系不甚明晰的，被列为怀疑对象，一批批集中起来，送反省机关审查。其中最令人发怵之处，是位于枣园后沟的中央社会部拘留所，夜里常能听见受刑人的惨叫…… 无疑，“左”曾是时髦，曾是空气，但“左”并不能解释一切，陈正人选上书记后，又被拿去了，当时党尚处在幼年时代，井冈山上的人们还不知道“左”为何物； “左”也不是先天的，延安进行“抢救失足者运动”时，作为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并不“左”，事实上正是他，鉴于运动日愈明显的偏向与恶果，主张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在决定中他批判了“逼供信”的错误行为，提出了审干工作中包括“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九条方针，并发出一系列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工作；也正是毛泽东，就这一运动所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在全党面前承担责任作出检查，而主要肇事者康生，却从未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就此表示过一句歉疚…… “左”本质上是一种主观世界，它的母腹是客观世界。 要了解20世纪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命运，首先得去倾听山河动荡、思潮迭起的近现代的中国。 劳动改遗与劳动教养 作为毛泽东钦定的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章伯钧、罗隆基和章乃器，显然享有很高的“礼遇”。大约能够赋闲家居的人还会有一些，但对于绝大多数右派分子来说，这一“礼遇”不要说成为现实，就连起了这一念头，也像焦大想娶林妹妹一样荒唐—— 曾被胡乔木以“三顾茅庐”似的热情给请下山、又被各民主党派公推为《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在总编辑一职被撤的同时，工资也取消了，由九三学社机关每月发生活费100元，并被下放到位于长城脚下的西山农场放羊。他位于北京厂桥棉花胡同的家虽还在，可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又再度新婚了，而且就携新郎住在他家的南屋……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着全国的整风形势向着反右斗争的方向根本逆转。这天看过社论后，储安平去见章伯钧，作为《光明日报》社的社长，当初正是章伯钧带着他去报社走马上任的。也反复读了这篇社论的后者，问储安平： “你的负担重不重？” 也许储安平从对方貌似平静的目光中，感到了这是两颗并不平静的心灵，在历史苦难的门坎边作最后的告别，他压下自己满腔如沸如腾的话语，简捷地说： “不重。” 章伯钧又道： “有以下三种情况就困难了：一、身体不好；二、名利心重；三、生活担子压迫。有这三种情况，你不想出来做事也非出来做事不可……” “我没有这三种情况。” 白云苍狗，天地玄黄，两个人的脸上都漫过一阵宗教般的悟彻之光。在储安平的缄默里，章伯钧似乎有了点老人般的唠叨： “你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可以去多做些研究工作……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 虽“大隐隐于市”不成，储安平却真超脱了——“小隐隐于野”。他似乎在牧羊般的白云和白云般的牧羊之间，放下了一颗伤痕累累的心。一阵阵伴有无名野花清香的风儿，穿过苹芋的草浪，吹拂着他手中的书页，也摇落了他一个个神凝气定的日子，以致于两年后调回机关改造，他还梦寐着草场上的时光。有一天，他捧着一个装满鲜奶的铁罐，突然敲开了章伯钧的家门，后者不胜惊讶，他脸上的神情却宁静而又高迈，恍若一个托钵云游的道人： “羊吃的是草，挤出来的奶，这羊是我自己养的，奶也是我亲手挤的，你拿去喝吧……” 总体上说，零零散散处置的只是少数。 从1958年春天起，相当多的右派分子，被成批遣送到位置偏远。自然条件恶劣的农场监督劳动，或是劳动教养，其中名声远播的是靠近乌苏里江的北大荒、兴凯湖，天津以东靠着渤海的清河农场。在国务院系统，仅一批发配去北大荒的，就有500多人；在清河农场，仅文艺界的名人就有古典文学教授文怀沙、美学家吕荧、作家孔厥、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叶盛长、赵慧娟……全农场共有右派分子200多人。 从事着最繁重、最粗砺的劳动：伐木，烧炭，翻地，开渠…… 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里，七八个人一组，在荒原上拖着爬犁，上面是重达上万斤的粗大原木，横面上有着美丽的花纹，说是送去北京正建的人民大会堂铺地板。一株株上好的木头送进一座座炭窑，未等熄火，右派们便得进去抢运木炭，一进窑门，一股燎人且窒人的气体一下将人给包裹了，身体好点的，搬了木炭出来，抓起把雪擦擦脸，猛呼吸几口冷冽的新鲜空气，又再进了窑里；身体差点的，一下便晕倒在地，大伙儿赶忙抬出来实施人工呼吸。有的抢救过来了，有的就这么带着一脸烟垢炭屑地死去； 北大荒荒草遍野，用拖拉机翻出一块块沉实似水泥板的土地，右派们按照命令，将荒草一面朝下，一块块地架起来，再点火烧草，以烟熏土，当地称之为熏肥。结果，草烧着了，土块里含的冰也融化了，水一串串地滴下来，火渐渐熄了，深藏在土块里的草根仍损伤无几，来年春天，这些土块打碎了翻进地里，等于给草更大面积地播了种。难怪号称北国粮仓的机械化农场，那几年却年年瘦骨鳞峋…… 生存在最卑贱、最低微的境地。 在法律上，劳动改造与劳动教养，本有着严格的界定，可在1957年以后，法律渐渐沦为了纨绔子弟嘴里的山盟海誓，谁去当真，谁便泡在了少女痴情的泪水里。在它们真实的意味上，这时，分别在西北高原和渤海之滨教养的从维熙与张贤亮，却有着相当程度的共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条例规定，劳动教养属于最高行政处分。行政处分这个词汇，在哪个国家都和法律这个字眼无关，但铁丝网、岗楼、刺刀，从押送地土城一直到营门，紧随我们形影不离。因而，在这里服劳役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词儿名实不副。犯人进监时要蹲下，我们在土城就学会了蹲下；犯人都称代号，我的代号是273，犯人见战士要喊“报告班长”，我们也是照方抓药；犯人监号夜里不闭灯，我们也不闭灯……难道“行政处分”的内涵，应该是这些吗？当然，“劳教”和“劳改”形式上还是有表面区别的，一个强制剃光头，每月零用钱比正牌劳改多上十几块钱，这些都是表层上的差异，而骨子里和劳改划一个等号。偶然碰到来矿山的老乡，他们直率地叫我们“劳改犯”或是“二劳改”（从维熙《冬天的往事——背纤行》） “劳动教养”在那时据说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一种行政处罚形式。也就是说，政府没有把我们这些本来是敌人的人当敌人对待，而是非常宽大地将我们集中在农场里，让我们学会农业劳动技能，好重新做人。但这个农场却属于公安系统的劳改局领导，除了没有布设军队警卫，其他的一切仍按劳改的办法管理。看来我们似乎高于正式的劳改犯人，可是自我们知道了正式劳改犯人竟有许多待遇比我们还好些的时候，我们就不禁羡慕起正式的犯人来。 首先，正式犯人都有一定的刑期，那是由法院判决的，即使他劳动不积极，只要不重新犯罪，刑期满了也要将他释放。而“劳动教养”却没有刑期，说是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毕业”。名词很好听——“毕业”，但是，天啊！怎么才算是“改造好”呢？那只有呕心沥血去争取了。 其次，最现实的一点好处是，正式犯人有警卫看守，到了下班时间，警卫可不管你活儿干完了没有，是要收队回营的。犯人当然也乖乖跟着回去，所以正式犯人基本上一天只劳动8小时；遇上刮大风沙、下大雾这样能见度低的天气，正式犯人还可以关在号子里不出工。“劳动教养”，你就干去吧，田里的活儿什么时候干完，你就什么时候回“家”。1960年“低标准瓜菜代”以前，每天劳动12个小时是正常的。1958年“大跃进”，我们常常从能看得见手指时干到看不见手指时，一天要干18个小时。（张贤亮《烦恼就是智慧》） 命运倘若不那么正经 1958年里，还有少量的右派分子被正式逮捕、判刑，实施劳动改造。 一天深夜，因所谓“要杀共产党人”的“叫嚣”而惊世骇俗的葛佩琦，突然被警察从人民大学的家中带走，收押进北京西安门附近的草岚子看守所，春节后开始对他进行了第一回合的审讯，这一白天黑夜连轴转的审讯，共进行了36次。 “1938年你在河南商丘组织了游击队，你想干什么？” “当然是打日本鬼子。” “胡扯！当今人民坐稳了江山，你还磨刀霍霍，要杀共产党人，那时你怎么可能将枪口对着日本人？” “我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战时搞策反，解放战争时奉命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 “混蛋，你是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国民党少将，不准你再用自己的罪恶玷污我们伟大的党！我警告你，这里是清算罪恶的审讯室，不是可以信口雌黄的江湖码头，你若再不老实，就得罪上加罪！” 命运这家伙，倘若正儿八经起来，你便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倘若不那么正经，有时还要黑色幽默一下，本该大红大紫的你，却可能灰头垢面；如涸辙之鱼。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葛佩琦已经是走在游行示威队伍前振臂高呼的风云人物，次年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古城诞生，他率先加入该组织，又当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时，他更成了与黄华、姚依林齐名，北平高校里几乎无人不知的学生运动领袖。北平沦陷后，他有过一段在豫东打游击的经历，并在枪林弹雨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他便投入了党的秘密工作战线，抗战时期孤身策动伪军一个团、参与策动伪军三个师反正，编人我抗日部队序列。解放战争时他前往沈阳，在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担任了少将督察和通讯处长。 尽管东北保安总司令杜聿明对共产党人的仇视，像他对蒋介石的忠贞一样是无可怀疑的，在通辽一地他曾一次下令枪杀中共党员29人；尽管他手下的反谍报人员的智商，与他们使用的从美国进口的全套特务器材一样，也均是优良的，可当年葛佩琦还是一次次金蝉脱壳、化险为夷了，他将来自敌人心脏的大量高度机密，通过秘密电台，源源不断地摆上了枣园窑洞里毛泽东的案头； 而眼下，他却被几个党龄比他小得多的共产党员们“识破”了面目，他们无须懂得任何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只需凭着锋利的权力之角，眼里火焰般迸射的阶级仇恨，便能将他牢牢地抵牾进了死角！ “虽然我在东北的单线联系人李年同志，在西安陷入了敌人的魔掌，押送南京后又下落不明，但是这个情报组一定还有同志健在，你们应该赶快去调查……” 葛佩琦一遍又一遍的诉求，哪怕是一堵墙也应该听进去了。然而，对方觉得，对于一个右派分子，赶快要做的事情，不是去调查他曾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得让他从此后不再能做什么，能说什么。 1958年下半年，葛佩琦被判处无期徒刑，并投进山西省第一监狱服刑。 两股力量拧成的“麻花” 有一种文化形态，它绝对不像“中学为本”一样，散发出沙滩上死鱼的腐臭气息。它也运筹帷幄，殚思极虑，以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的大锯，一一去锯断从政权到文化、从经济到风习……这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种种制度。当西方的工业化文明席卷全球的时候，它期盼在封建社会的坟场上，崛起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 它也不像“西学为体”一样，隔着大洋抛洒一串串妓女般的媚笑。它既恐惧西方现代文明，多少年里，这文明总是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穿着一条连裆裤。它又害怕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这邪派高手一旦进来，便会一脚踢翻中国这只布满小生产者的马铃薯的口袋。贫富不均由此派生，尔虞我诈由此繁衍，男耕女织将何寻？田园牧歌将安在？ 它像个诗人，充满诗意地描绘着中国的出路： 一边彻底地抛弃封建社会那又长又臭的裹脚布，一边断然杜绝西方现代文明那光怪陆离的霓虹对我们社会和伦理的诱惑。以自己的文明资源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力资源，跨越资本主义工业化文明，直接进入“兼相爱”、“交相利”的大同境界。 它像燕子筑巢，严格地在两类人——文化人与非文化人里，选择着自己的载体： 它看文化人，即知识分子，从孔孟之道到宋明理学，他们是传统文明的招魂扬幡者，传统价值观的卫道士，是附在封建社会躯体上见头上有肉就去舔头、头上烂了就去舔脚的一群跳蚤。19世纪50年代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所到之处，无不推倒孔像，捣毁学宫，焚烧典籍，破坏文物，“凡俘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之，故所见笔墨者，非怪诞不经，即粗鄙俚俗……” “春江水暖鸭先知。”知识分子又是西方文明的心仪者，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在时代的暗房里，他们在进口的胶片之上，冲洗出了一个几千年的中国的嘴脸：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禁欲主义，宗法主义，平均主义…… 他们将胶片踩在脚底下，冲出暗房，好似冲出一个幽深漆黑的历史隧道。此刻，站在原野平川之上，没有比卢梭、华盛顿、法国革命纲领、美国独立宣言，更能让他们感到长风惊耳；也没有比天赋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更使他们觉得阳光如瀑。为了这片古老而又苦难的土地，他们之中的佼佼者甘愿走上险峻的高加索山，去做那个任凭鹫鹰叼啄心肝也要盗得火种来的普罗米修斯…… 中国只要秦皇汉武，还有“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却长久地不需要普罗米修斯。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从梁启超、严复、孙中山，到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虽然以彗星般夺人眼目的光芒，照亮了历史的天空，可终归也如彗星一样，很快便和他们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辛亥革命一起，坠落在长夜难明、云厚天沉的封建晴空里…… 知识分子是两股力量拧成的麻花。比起单纯的“面条”来，“麻花”便有太多的迷茫、太多的唏嘘、太多的动摇，自然也有太多的主意、太多的躁动、太多的探求。 前者犹如一个“郊寒岛瘦”、迎风落泪的弱者，人们很难喜欢。难怪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虽说是以李大钊为首的一群知识分子，可在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掌了大印的王明、张国焘就宣布要“把知识分子从党内洗刷出去”，他们视自己的同类为“只有三天革命性的危险分子； 后者则像一个思绪如梭、才智逼人的强者，人们更难容忍。想法多了便像一把把刀子，刀子扔出去后，将可能划破正进行庄严演出的舞台上的布景，让观众看到布景后不那么庄严的东西…… 林黛玉决不会去青睐马房里的焦大，这种文化形态断不会寻知识分子作自己的载体，由此也是确定无疑的了。 剩下的一群唯有非文化人，在中国工人阶级始终弱小的情况之下，他们主要当然是农民。似乎这是它非此即彼的勉强选择，其实正是门当户对、珠联壁合的联姻—— 在中国的大地上，从世世代代、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的金戈铁马声中，我们听到了农民对封建社会、封建制度断然革命的要求。但这一要求绝不会引起中华文明的巨大断裂，我们拂去历史弥漫的烽火硝烟，不时看到这样的镜头：一旦冲进了紫禁城下，便要黄袍加身、分封诸侯，而不会厉兵袜马，再展长缨，席卷巴士底狱、凡尔赛宫，并迎风升起春光般明媚的三色旗来…… 农民虽然也有民主的要求，但一条刷在土墙上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就足以让他们热血沸腾，握缨而起，乃至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农民梦寐以求的最高生存需要——“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便是他们的最高民主要求。 如果说知识分子在民主上的渴望，是阿波罗飞船登月，那么农民的渴望只是借梯子上墙，后者不但渺小，有随时实行的可操作性，而且避免了心理的剧烈震荡。墙外也只是少有变化的炊烟与村庄，小溪与山岗，可月球上却绝对是反差强烈的气候，完全陌生的地况地貌 农民动如脱兔，因苦大仇深具有极大的革命动力，可一旦满足了生存需要，顷刻间便静如处子。 农民能去疆场上出生人死，却不会去思想上出生人死。他们的思想得有人规范，一旦被规范，他们则终生难以逾越。 因为和土地、四季更替的紧密联系，农民安道守常，循序渐进，他们是民风醇厚的源泉，更是江山稳定的磐石…… 犹如无垠、丰饶的尼罗河流域，托起了辉煌、雄伟的金字塔，中国的农民完美地托起了这一种贴近乡村的文化形态。而这一种自然远离城市的文化形态，也用一张颇为现代的包装纸，精心包装了农民的理想与农民的哲学。 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1958年8月4日，一个雨过天晴的日子。 毛泽东的专列由北京站徐徐驶出，此行的第一站是河北省徐水县。 为了迎接毛泽东的到来，徐水县委做了一个星期的精心准备：大部分劳力和车辆，集中在铁路两旁和计划让他老人家视察的地方，并按军事建制组织起来，团、营、连、班、班，哪一级出了问题，找哪一级的头头是问。道路两边的庄稼不得有一点杂草，地里有人干活就得要有红旗飘扬。县委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均被打发去偏远的地方下乡…… 对伟大领袖的敬爱是真实的，对伟大领袖的蒙蔽也是真实的。一切细节的安排，都好像出自果戈理的《钦差大臣》。 在看了路边长势喜人的庄稼和一块庄稼地里两座正呼呼腾焰的土高炉后，毛泽东走进了一个干净得几乎一尘未染的院落，正房是农业社的会议室，它的四面墙上，除了窗子，被各种锦旗、奖状、生产计划图表和上级下发的大跃进宣传画所淹没。在这里，毛泽东问该社社长： “你们农业社叫个什么名字呀？” “叫第八渡河农庄。” 望着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四面墙，尤其是宣传画上那攀着玉米秸子上天的小伙子，以花生壳作舟飘洋过海周游世界的老汉，还有农业社的地里采摘棉花的媳娥姑娘……毛泽东一定呼吸到了在北京城里很难呼吸到的、来自广安土地和庄稼的灼热流风。 对于一位农民的儿子，并终生关注着农民命运的他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更能像这一股股热风，升腾起他胸中的激情，他大概想起了八十七年前在法兰西的土地上诞生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公社——巴黎公社。犹如他已经打定主意决不跟着赫鲁晓夫后面亦步亦趋一样，他也不想让中国的农村再重复苏联集体农庄的名称。他说： “还是叫人民公社好！” 当社长告诉毛泽东，今年麦收亩产达到754公斤，县委书记又汇报到今年全县亩产计划达到2000斤、总产要达到12亿斤时，瞪大了眼睛的毛泽东，和县社干部便有了这样的对话——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够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呢？” “粮食多了换机器。” “换机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们粮食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办？” “那我们用山药造酒精……” “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我们只是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 在人们众星拱月般的簇拥下，毛泽东又去看了社里的幼儿园、幸福院、公共食堂，和一些将土堆积成小山状、据说亩产可达120万斤的“山药山”。33岁的县委书记一路滔滔不绝，向伟大领袖介绍这些新事物、新创造，水浪一样波动的舌头不打一点颤，既然《人民日报》连日来发表社论，批判“有条件论”，号召“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他的舌头又怎会去打颤呢？ 毛泽东的思绪也滔滔不绝，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何曾有过为了粮食太多而发愁的日子？面对一张张激动而又木油的庄稼人的脸，他高屋建领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你们这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吧？” 此后，毛泽东又视察了河南、山东和天津。 据新华社报道，所经之处，无不一片丰收景象，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也无不热气腾腾。他在被“大跃进效应”深深陶醉的同时，又在各地更广泛地撒播了“大跃进效应”，以徐水为例—— 他离开的次日，县委召开全县的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全县248个农业社宣布转为人民公社。其后各户私有的部分农具、牲口、房屋、树木等均转为公社所有，生产资料人社折价款决定取消，各公社实行或准备实行工资制。 他离开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怀揣康有为写的《大同书》来到徐水，提出在徐水搞共产主义的试点。为此，成立了一个由中央、省、地和县各级一百多位干部组成的班子，对徐水的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田园化等，进行了全面的规划，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拿出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又在一个月里拿出了《中共徐水县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 这一试行草案规定，全县公民“各尽自行的能力参加公社劳动，每个人的吃饭、穿衣及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由公社有限度的、按照工农商学兵大体平等的标准计划供应”。于是，家家砸锅炼铁，户户不再冒烟，人们都去分文不收的食堂吃饭，就连一些对外营业的饭馆也不收钱了。为了根除私有制，干部的工资停发。改为津贴费，县级干部每月9元，科级5元，一般干部3元，勤杂人员每月2元。在搞得彻底的地方，家里的箱箱柜柜都收为公有，可以说除了一双筷子和一只碗是个人的，其它的都归公了…… 在此基础之上，9月间，成立了实行县社合一的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在设置有计划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政治公安部、军事部、工业交通部、农田水利农业部、妇女部、文教卫生部、劳动工资福利部、畜牧家禽渔业部等15个主要部门外，还成立了徐水人民出版社。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徐水人民公社颂》的长篇报道，内称： “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全县亩产2000斤的高产卫星。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上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境界，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想必这是原本在中国当代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徐水一段最风光的日子。 这风光来得如此迅猛，如刚刚还是晴空朗朗的平畴上兜头泼来的滂论大雨，让徐水人一下茫然不知所措；可它又如此真实，每日里车水马龙、黄尘滚滚，全国各地来此朝拜共产主义“麦加”的人们似过江之鲫，仅至10月底，来徐水参观的外宾就有近千位，他们来自40多个国家。 那些日子，徐水的老百姓，多半是在一种半是梦幻、半是现实的状态里生活，说是梦幻，除去扛枪当兵或是落草为寇外，吃饭不要钱，放在哪朝哪代都是不敢想的事情；说是现实，每日里走进食堂，面对一桶桶白花花的馒头、米面，你敞开肚皮吃就是，真是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 对于敞开胸怀尽情拥抱风光和荣誉的徐水各级干部来说，他们则大体上处于一种没有喝酒却似喝了酒的醺然状态，除了自己姓甚名谁没有忘记以外，多半他们已经忘了这是在还一穷二白的中国，这是在泥屋、柴棚还比比皆是的徐水，而以为是在十月革命之夜那灯火辉煌、万头攒动的斯莫尔尼宫…… 与20世纪的事实婚姻 这一种文化形态，面对自己上帝的赞美，是极为动人的。且看李大钊先生的笔下—— 在都市里飘泊的青年朋友们啊，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里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克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还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 青年啊！走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青年与农村》，1919年2月20日《晨报》） 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晓得劳动的人实在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例如身子疲乏，若去劳动一时半刻，顿时非常爽快。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劳动。这叫“尊劳主义”。（《青年活动的方向》1919年3月15日晨报》） 不仅仅是李大钊先生，从脱去长衫、身无几个铜板却携同学少年走向湖南乡间的毛泽东，到20年代，倾心在农村搞“乡村建设运动”而风云一时的梁漱溟……身上无不跃动着李大钊笔下的热情。 关注农民，理解农民，乃至将农民理想化，将劳动神圣化，对此，我们是否可以看到先秦墨家——作为一种小生产者的理想学说，在这张颇为现代的包装纸上，打上的或浓或淡的痕迹呢？ 与这种文化形态对农民的顶礼膜拜截然相反，它必然会鄙薄、贬低知识，排斥和打击知识分子。对此，毛泽东有过一句让世人醍醐灌顶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文革”中有过“臭老九”的排队，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致使几代知识分子如履薄冰，自感来历肮脏，罪孽深重……其实，这“版权”并不属于毛泽东，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章太炎那里，已经把知识分子打进了另册： 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都计其业，则有十六种人：一曰农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贩，四曰坐贾，五曰学究，六曰艺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职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军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回雇译人。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 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人劳身苦形，终岁勤动…… 自艺士（医师画家等等）下率在道德之城，而通人（高级知识分子）以上则多不道德者…… 要之知识念进，权位愈伸，则离于道德也愈远。《革命之道德》） 在这里，知识的多寡与道德的高下成了反比。如果仅仅是一介书生之见，犹如痴人说梦。没有谁会去当真。可它一旦被这种文化形态奉为了金科玉律，而且这一文化形态，好似粉妆玉琢的西施招摇过市，其盈盈眼波勾走了越来越多的人，最终和20世纪的历史虽未举行公开婚礼，却有了事实婚姻之后，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坎坷与劫难，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了。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形态呢？ 它凭何种魅力，与历史如胶似漆、耳鬓厮磨呢？ 这种文化形态，被思想史学者们称之为民粹主义。 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中国，病人膏盲，积重难返。一切为之忧心如焚的志士仁人的心里，大抵悲枪而又激越地鸣响一曲二重变奏，一曲彼此的音符和旋律不时发生冲撞的旋律—— 要高张民族主义，就必然会维护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中不少獐头鼠目的东西，而正是它们在漫长的岁月里，蛀空了一棵原本根深叶茂、遮天蔽日的大树； 要实行民主主义，就迟早得让国人睁开眼睛，而穿过太平洋的风浪，西方文明一旦登陆，黑黝黝的钢铁巨兽便会吞噬我们广袤的乡村，在奇光异彩、风流不尽的霓虹女妖的撩拨下，人们一直“阳痿”着的私念，将会坚挺地勃起…… 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两难境地之间，民粹主义就这样脱颖而出了。 它是砂纸和几士林，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各自的毛刺打磨干净，让那曲二重变奏看上去似乎油光闪闪； 它是教堂和唱诗班，让多年以来志士仁人们左奔右突、躁动不已的灵魂，从此得到洗礼和安宁； 更重要的是，它依然是一把高举的革命之剑，它只会刺向敌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看来却不会刺伤本民族文明自身。 难怪它的剑影，几乎遍及世界上所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 在印度，圣雄甘地举起过这把剑，在印度尼西亚、苏加诺举起过这把剑。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非洲，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剑鞘里，其实插着的也是这把剑。在上个世纪的俄罗斯，因为广泛存在的农村公社残迹以及东正教的传统，民粹主义不但在实践上风行一时，而且赤裸裸地穿起了理论的外衣。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曾经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折断了这把剑，将它丢进了十月革命的炉火中…… 于是，民粹主义也为中国的造反者们所喜闻乐见，因为20世纪20至40年代的革命实践，正是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即农民革命战争的实践。 副高压带，骄横而又稳定 1958年4月中旬，中央统战部在天津召开了向党交心运动的现场会，此后这一运动便在各民主党派和全国知识分子中普遍开展起来。 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运动像是个陷阱，即便对聪明如阿凡提者，也是一个怎样绕都绕不过去的陷阱：倘若你交出一颗金子般亮堂的心来，他说你态度有伪；倘若你交出一颗多少沾有些尘灰的心来，他便没商量地将你打成右派。这年夏季“补课”被补成右派分子的，大多是掉进了这一陷阱而没能够爬出来的人。 日后因在逆境中独立翻译了《希氏内科学》而在卫生界名震遐迩的科技翻译家王贤才先生，此时大学毕业尚不满一年，分在北京的一所医院工作，他交心的材料是：苏联医学不见得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我们应该学习国际的先进经验，不要只限于学习苏联一家。就因为这点“纤尘”，他的心便被嗤嗤冒烟地烙上了“右派”的火印…… 紧接着，又有了“拔白旗”运动和“反右倾”运动，谁在单位业务突出，几乎谁就成了单位的“白旗”，摩拳擦掌来拔“白旗”的，又多是单位里那些业务平平或者低能的“红旗”；谁在“大跃进”里安之若素，寡言少行，谁便成了“右派”的邻居——“右倾”，无疑，“右倾”划得越多，也如卫星放得越多一样，跃进的形势也就越加星光灿烂…… 有学者在《哭泣的1958年》的标题下，如是概括了那一年里走马灯般的眼花缭乱： 从“反右”运动到整改运动、“双反”运动、“红专”大辩论、“厚今薄古”运动、“双改”运动等等，每月都涌动着似乎永不疲倦的狂潮。这还是可以排列的一波连一波的浪头。至于诸如“引火烧身”、公开交心，抱出大西瓜，给老师送礼，扬红旗拔白旗，搞臭个人主义，粉红论，大专小红论，红透专深，掀翻象牙之塔等等小运动，斗争手段更是层出不穷，使后人也费请解。比如“粉红论”，若不明白“红透专深”的背景，便无法猜知原来是指那种“只要业务精深，政治上红一点就可以”的现点。又比如“给老师送礼”，字面很温馨，实质是指对老师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批判、提意见，贴大字报。（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 1958年3月10日，应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之邀，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副部长的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内称： 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十年来究竞有多大的贡献呢？他们积累了些资料，熟悉了些材料，据说就很有学问了，有多大的问题，有多大的贡献。积累资料如果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领导，那么他们的材料是有用的，否则有什么用呢？我们的老干部、小干部不要悲观，右派分子向我们挑战，我们就边干边学。右派分子说今不如昔，说过去的文章怎样好，出了多少论文集等等，讥笑我们的人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你们说章伯钧、章乃器之流有什么学问，世界上的笑话多得很……（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 1958年4月，北京大学开始批判校长马寅初。 前一年7月，马寅初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根据自己在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内容写成的《新人口论》。他认为，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增长，势必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他主张要重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 倘若按此办理，一个中国日后将会少去多少恨憾、并能身轻似燕翔行在人类文明标线上的主张，却被打成了“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北大等学校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及其整个学术思想，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批判。 马先生不为所动，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表示自己坚持真理，决不向以力压服而不是以理说服的批判投降。据此，康生提出，马寅初的问题已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对马寅初的批判进一步升级，并于次年撤销了他的北大校长职务…… 6月，“厚今薄古”的副高压带，骄横地掠过千山万水后稳定于南国，“破除迷信”、“粉碎资产阶级伪科学”等新口号，恰似受其辐射的更暴戾的热流，一下倾覆了陈寅恪胸中那个高蹈于尘嚣之上的清凉世界，历来被不同政治立场、不同学术观点的人们尊崇为中国史学界泰斗的他，在一片苦热之中被肆意凌辱与践踏—— “最能代表这场批判实质的两句话流行一时，这两句话是‘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于今已无法重现给陈寅恪带来‘生命之辱’的那些大字报的全貌……今天所能找到的是……这么一段大字报的语句：‘这样的作法（指陈寅恪的资产阶级史学方法——原作者注），和在一个僵尸身上穿上华丽的衣服……结果仍不改变其为死人一样。’语句被摘录得断断续续，但意思是明晰的……在数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令人仍然觉得这是对陈寅恪的人身攻击。 “时年68岁的陈寅恪，年老多病，双目失明，深居简出，这些特点都令‘僵尸’、‘花岗岩脑袋’等等政治术语更加形象化。 “第二轮大字报与首轮相比，谩骂与攻击减少了，多了所谓的‘学术味道’。但第一轮大字报折辱的是‘生命之灵’——人格，第二轮大字报摧毁的则是一个教师的精神世界。在奉辛学子的笔下，陈寅俗成了一面应该被拔掉的大白旗，成为误人子弟的‘伪科学’…… “7月下旬，陈寅恪上书中山大学校长，愤怒地表示：一、坚决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这是一个软弱无助的知识分子所惟一能行使的了结自己命运的可怜权利……从1926年陈寅恪以导师身分进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算起，到1958年7月为止，陈寅恪服务中国教育事业三十二年……三十二年后，陈寅恪却黯然退出了讲坛。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面旗帜，陈寅恪这一悲凉的退出，预示着传统文化的大难临头，已经为期不远了。”《陈寅恪的最后20年》） 10月，一股文化批判的狂潮在全国范围内愈演愈烈。 仿佛批判中国人还不能尽兴，只有去批了外国，才能像阿Ｑ摸到了小尼姑滋润的脑壳一样过把干瘾，甚至连写出了《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和《复活》这样的稀世巨著、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仪仗队见了都会致以崇高敬意的列夫·托尔斯泰，也被从俄罗斯覆满白桦树落叶的九泉之下拖了出来，当成思想上凶恶的敌人而加以鞭挞。一家大报以最显著的地位和最慷慨的版面，发表了长篇论文，题目却宛如出自于小学生的笔下——《托尔斯泰没得用》 在上海作家协会，直至1960年春季，一直在进行一场马拉松式的对所谓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的狂轰滥炸，不但托翁伤痕累累，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极高评价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还有左拉等人也血肉横飞…… 不将人们头脑里优秀的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给炸得断壁残垣，浅薄、浮躁、充满了唯意志论的大跃进“文化”，则无法在中国的皮下静脉注射一针又一针的疯狂。 最具大跃进“文化”品位的，是由郭沫若主编并作序的《红旗歌谣》，最能够体现此书风格并在当年广为流行的，是这样一首歌谣《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水里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 如果说，“民粹主义因素、道德主义因素和实用主义因素的掺入，似乎是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中最值得重视的几个特征”（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那么，随着重视农村、发动农民、最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民粹主义，便犹如1979年中越边界的崇山峻岭里蜂巢般密布的地雷，似乎在新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里有了广泛、深厚的基础。 不过，这一文化形态依然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品格，它常常和马克思主义混合在一起。当我们称道“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之时，好似当今一些写手用电脑给报纸的周末版写作，搞不清楚打出来的究竟是炙手可热的稿子，还是一张张活蹦乱跳的钞票，我们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在赞美马克思主义，还是在沤歌民粹主义…… 开国之初，民粹主义躺在历史的床上，和历史大抵还相安无事。 很快，蛰伏的民粹主义感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 一方面，战争年代那种登高一呼，便山摇地动、云集影从的壮阔画面，得送进历史博物馆了，领袖的盖世神力和英雄之举将失去大众观摩的舞台。如马克斯·韦伯所分析的一种由前理性时代愚昧落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造成的社会心理现象，即奇理斯玛型统治，得为一种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法理型组织形式所代替。 如果说，前者强调的是个人永恒的魅力，精神上神秘的感应，热情火焰一样燃烧，意志黄河一样奔腾；那么，后者强调的是系统运转的稳定，决策过程中的科学化与理性化，以及三军仪仗队一样的秩序，春江花月夜般的和谐…… 另一方面，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在疏远农民的经验、才干乃至身分的优越感的同时，必然要愈来愈亲近知识分子的学识、专长以及在事业上的热情。知识分子却是这样一个社群：当长征途中多少吃皮带、咽草根的故事，让他们感动不已、又羞愧不已的时候，自身的价值感和荣誉感，在他们的头脑里只是一片空白；而随着战争年代的远去，所谓工农阶级的道德魅力与身分的优越感，日益平淡在共和国每日攀升不已的脚手架前，他们的价值感和荣誉感便日益苏醒了…… 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同于西方的知识分子，后者给自己戴上“社会的良心”的桂冠，并以理所当然、毫不妥协的姿态去审视社会。批判社会；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身上，也流着儒家传统的血液。唐朝的魏征、姚崇为这个传统标识了楷模，即知识分子必须为国家尽忠尽职，当统治者偏离了国家利益的时候，知识分于要敢于直言进谏。 这便意味着，在长期以来习惯了一种声音的社会氛围里，总会有不同的声音响起。而且，犹如在吃了一顿肉食之后，牙缝间总会剔出几点肉丝来，多少受过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一旦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便总会有人从中感到几丝微妙、乃至令人不安的东西来…… 民粹主义开始在床上躁动不已。它眼里有了血丝，腮帮上鼓起了一道道的棱子肉，指关节也被扳得叭叭作响。于是，至1955年，建国不过六年，大大小小的运动、斗争、批判，算起来也有六次。它们各自的锋芒，即便不对着知识分子，也让知识分子惊出了一身冷汗。 然而，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这时在中国只是小试牛刀。 思想改造运动，还没有实行以后历次运动给人戴帽子的做法。几次批判，虽说是把文艺现象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现象，但尚无人被正式打成阶级敌人。即使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真正被触及到的，在全国也只有两千多人…… 毛泽东口袋里的东西，颇为琳琅满目。 除了民粹主义，当然有马列主义，还有新民主主义，后者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前途尚在未卜之时，毛泽东十分清醒地放进自己口袋的：针对国民党的党国一家，它必须得有民主的内容；针对国民党的昏聩腐败，它必须得有反封建的内容。民粹主义既在渗透马列主义、新民主主义，可马列主义、新民主主义也在制约着民粹主义。 每当毛泽东打开口袋，民粹主义总以为能伸出大鹏般的翅膀，似夏季暴风雨来临前的乌云一样骤密地滚过大地，可常常未等呼啸成势，毛泽东就把它收了回来，巨掌里摩婆起另两只鸟儿，并不时将它们放在中国的阳台上，喂上一碟清水、几把小米，让它们扑腾羽翼，嘹亮歌喉，吸引了世界上一片片欣喜、并为之倾倒的目光…… 罗德里克和费正清，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两难境地—— 1949年以后，党对知识分子执行了互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它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比已征儒家思想对传统文人施加的影响更全面，更深入细致。另一方面，它又想激励知识分子在专业上多生产一些东西。这种互相矛盾的态度使得政策发生摇摆：在镇压时期要知识分子服从思想改造运动，在比较松弛的时期又给他们以某些责任和优遇，希望在实现现代化中赢得他们的合作。 这种政策的转变，有时决定于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因素，有时又决定于国际事件。政策的转变也有自己的原动力。党力求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直到知识分子不愿生产成果为止；然后它又放松一下，直到它的政治控制受到威胁时为止。在相对放松的间歇期，党鼓励——或者至少是准许——知识分子就西方思想展开学术上的辩论和讨论。它也允许——有时甚至是鼓励——对官僚主义的批评，以便清除官僚主义的弊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年—1965年》） 有句话说得很精彩 诗情、豪情与满山遍野的土高炉燃烧的火焰一起澎湃的中国风景线上，毛泽东看到了自己即将要通过现实共产主义的窗口，去和理想共产主义窗口里那个有着狮鬃般大胡子的马克思，热烈地握手—— 离开徐水不到十天，他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淋力劳动者工资少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各取所值”虽然是法律规定的，但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整风以来，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要考虑取消薪金制的问题。 柯庆施将他的这个讲话，告诉了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任职的张春桥，后者立马据此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发表在上海影响颇大的《解放》半月刊上。从此，“张春桥”这个名字，牢牢印在了毛泽东的脑海…… 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预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就将提前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他并且指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9月29日。毛泽东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对那种以为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是不正规、农村习气和游击作风的看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11月6日，毛泽东读到一份河南省范县规划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报告，里面如是描绘了那即将唾手可得的共产主义生活：“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他欣然命笔，在该规划上批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仓促，只3年。也不要紧，3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权威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一书，逐月逐日地记载了党的重大活动和领袖们的重要言行，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整个1958年里，堂堂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缄默无言，像是销声匿迹，直至次年1月24日，他才似鱼儿露出了水面，这天他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即将举行的苏共第21次代表大会。显然，对于举国风生水起的“大跃进”，周恩来的额头上，多半长了冷峭的第三只眼睛…… 从该书还可以看到，多数领导人，则应和着毛泽东敲出的高亢鼓点。在火里风里不辞辛苦地踩着“大跃进”的高跷，比如—— 1958年7月，刘少奇在视察了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后，同工人们举行了座谈。他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就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可以超过，电要慢点。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7月，时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视察了北京的几所大学。在北京师范大学，他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学校，大办工厂。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还要办学校，从小学办到大学，今年至少要办100个各种类型的学校。在北京农业大学，他交代，一所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最好挂十几块牌子。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 10月，康生到了河南，视察该省“教育革命”的情况。他指示：学校是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与社会大生产结合，可以上课2小时，劳动3小时；可以6小时劳动，2小时上课；现在在钢铁洪流中，也可以只劳动，不读书…… 早在1919年，深受康有为《大同书》影响的毛泽东，便在《学生之工作》一文里，论及了他对于一种“新村”的憧憬：“合若干之新家庭，便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里有公共的育儿院、蒙养院、学校。图书馆、剧院、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每人从事“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鸭鱼”等劳作…… 一对于一个莘莘学子来说，怀有一种“新村”之憧憬，不但有青春般的美好，也如这个年纪朦胧怀春一样是自然的。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们总是想寻一块宁静如诗的桃花源；在充满压迫与剥削的社会，人们总想寻一片自由、平等之风和照吹拂的绿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如“新村”一类的乌托邦憧憬，其实正是人类世世代代难以摆脱的“童话情结”，不但孩子们需要发育心灵的童话，成人们在与外部世界的严峻抗衡中，作为心理补偿，也常常需要这一类“童话”。 然而，童话终究是童话。当毛泽东将其青年时代的旧梦，和着他回眸火焰与硝烟中的巴黎公社时的激情，一起搅拌到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大地上，就很难有美好与自然的意味了。 在生产力极为落后、商品经济远不发达的条件下，在一个小农经济似茫茫云海的农民大国，强制性地将多元化的生产关系变为大一统的公有制，并期待以无数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基层社会组织——人民公社，来架设一座通向共产主义的宏伟金桥，这就不但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于脑后，也置基本的社会分工与基本的人性于不顾了。 “大跃进”犹如一头疾似旋风的野牛，冲进了中国这家古色古香的磁器店，让农村不像农村，工厂不像工厂，学校不像学校，乃至家庭也不像家庭。后者还不仅体现在砸锅炼铁、箱柜归公上——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向全国妇联党组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毛主席多次讲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他本人也讲过两次，家庭是要消灭的。前后娶过6位妻妾的康有为，在《大同书》里却主张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毛泽东则在“大跃进”时，多次萌生消灭家庭的主意，他和康有为一样坚信，不消灭家庭，便难彻底消灭私有财产…… “大跃进”的发动并不代表农民的利益，这已被日后一场异常严酷的大饥馑所证实。 在卫星放得密如飞蝗的日子里，社里骗县里，县里骗省里，省里骗中央。在卫星放得堪称全国第一的河南省。有一个县的城关公社，上级来人检查粮食收成情况，公社干部领着他们在夜间去看仓库，先从前门进去，一看粮食满围满圈，出了门，在街上转了几圈，又领着他们从后门进去，一看，又是粮食堆得欲涨欲裂。粮食还是原来那些粮食而且下面都垫了一层高高的禾草。难说这上级是真浑然不觉，还是心知肚明，反正在河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欺骗有理。 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在郑州看到了刚刚开过的省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材料中，其中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在发言里公然说： “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干部、群众脸上无光……” 如此等等七八个铺排，结论便是要搞大跃进，就必须虚报！ 在这一全国性的大骗局里，农民们的哄骗只是换来了日后空瘪的肚子，而不少官员们的哄骗，则填饱了政治上的私囊，诚如在河南省所展现的那样：原来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为狂热的吴芝回所取代，省长职务也由后者一肩挑，成了1958年河南同样狂热的大跃进运动的主要组织者。 历史必然会这样论断，与其说是农民在哄骗毛泽东，不如说是毛泽东在折腾农民。 不过这一折腾，对他来说不具有恶意。《东方红》是农民唱出来的，“大救星”是农民喊出来的，毛泽东当然了解农民，当然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也许是爱之弥深，恨之愈切，他总像警惕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警惕着农民身上每日每时都可能产生的资本主义倾向。好似剽悍的匈奴人，不惧战尘，一次次地奔袭别人的城池：反胡风、反右、反右倾、“文革”……毛在意识形态领域忙得不亦乐乎，在农民问题上也一直忙得一塌糊涂：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前十条，二十三条…… 终其一生，他总想剪掉农民身后那条小私有观念和小生产方式的尾巴，将他们打扮成漂漂亮亮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 可终其一生，征服了一个旧社会的他，却始终未能征服这支千百年来面朝黄士背朝天的大军！ 三十多年后，名声显赫、曾被视为当代中国农民企业家佼佼者的禹作敏，领着天津静海大邱庄在物质上漂亮了起来，可在精神上自己未能漂亮起来，终于落得个阶下囚的下场。但他却以农民的有限理性，读懂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他有句话说得很精彩，可以让我们众多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脸上纷纷失血： 毛泽东利用自己懂得农民，而去折腾农民；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折腾农民而让农民自己去折腾…… 铁疙瘩也听话哩！ 1958年的“大跃进”里，显然有着更多的民粹主义内容—— 在经济层面上，它以所谓人民群众的巨大热情与首创精神，来取代决策过程中的科学化与理性化； 在政治层面上，它意味着：继1957年，中国已经摈弃了大力争取知识分子的学识、专长以及事业上的热情，来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方针，大概以为继续执行这一方针，将会冒着损害党的领导地位，工人阶级利益的巨大风险，而代之以倚重专业化技能不高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以保证中国革命的纯洁性及其蓬勃不衰的动力。 尤其是共产主义的曙光正照亮中国的窗口，“资产阶级法权”的油迹斑斑的台布，就要从社会的桌子上全部卷走之时，知识分子的私有物及其享有某些“法权”的根本依据——知识，却难以剥夺、难以卷走，对知识的歧视，便日愈正大光明起来，对知识分子的排斥，也日愈变得迫切……在整个文化领域—— 原来的专家领导逐步为外行领导所取代，郭沫若在批判右派分子时曾经说过“文化工作必须由常握马克思主义的外行领导”，如此一来，由外行充任领导工作，必然造咸文学和艺术创作作品的质量下降。实行百花齐放方针之后如雨后春笋般产生的各种出版物，特别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已成为历史；那些因发表非正统观点和刺耳言论而受到官方讨厌的好几家杂志，也被迫退出了活动舞台……生存下来的报刊杂志的发行量也急剧减少，原因是许多读者被下放到了乡村地区，订阅成了问题，也由于有些读者认为报刊已经没有看头。 詹姆斯·唐森德曾对《中国青年》杂志作过专题研究，他在1967年发表的《中国青年的革命化：〈中国青年〉杂志研究》一书中说，该杂志从1957年6月的1783991份，急剧降到1958年1月的1071405份。事实上，知识的匮乏已成为蔓延全国的严重问题。（纳拉纳拉扬·达斯《中国的反右运动》） 在人民群众排山倒海般的“热情”与“创造力”面前，知识往往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无能的别名，在相当多的群众和干部眼里，知识分子无异于株儒、白痴，乃至称其为“吃屎分于”，并给以随心所欲的讥讽。 在张贤亮所在的农场，农场政委只要一站到知识分子面前训话，便手舞足蹈，唾沫飞溅，情绪亢然，全然不似平日里总佝搂着背走路的六十多岁的老人。一次，农场的几万亩水稻收割完了，因捆运不及，多数还摊在田里，为此他亲自召集起全体犯人，熟捻地作了一遍捆扎稻子的表演后，又一次魔术般地在分秒钟间将自己变得神清气爽，容光焕发： “你们过去在学校里学的尽是没有用的知识，现在我教你们的才是真本事！啥叫知识，知识就是能够让你们吃上饭的本事。学了一肚子知识，连一颗粮食都种不出来，这叫啥狗屁知识？！”（张贤亮《烦恼就是智慧》） 1958年，以惊人的速度退化着知识分子的价值，使之不在于奉献知识，而在于对非科学、非理性的认同。 如果你想发展自己，封建社会的“学而优则仕”，已被眼下的“左而优则仕”所取代。“左”不能老停留在豪言壮语上，《红旗歌谣》里，你得用你的灿若莲花之舌，呼风唤雨之笔，“左”出精当的理论和宏伟的系统来。 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们，继反右之后，又在大跃进的洪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成长。其中长袖善舞者，如张春桥，忙着鼓噪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闸门，去关死中国凝滞的社会生活里最后几缕商品经济的活水；而陈伯达，连续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影响广泛的长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将一个早就枯萎在人类历史后院里的乌托邦神话，涂抹成一个新鲜得像是刚从黎明的果园里采撷来的中国现实： “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 如果你不想发展自己，而又想偷安苟且的话，那你就必须循规蹈矩，夹起尾巴做人。 前面提及的那位农场政委，作起报告来，不像一般的领导一样，开口便是革命领袖的谆谆教导，闭口就是让知识分子们听了如大出血一样的阶级分析。他以农民朴素、生动的语言，讲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做人的道理： “不听话的人就不是知识分子，不配当知识分子！你们看见那拖拉机没有？拖拉机是个铁疙瘩，铁疙瘩也听话呢！今天早上出工，一辆拖拉机爬在田头不动窝了，一股子工人在那里修理，它也不走。我叫他们闪开，我上去朝它踢两脚，工人一发动，它就响起来了。人嘛，不能像铁疙瘩，叫别人踢着走；要听话，自己走；不能像懒驴一样，打着不走，拉着倒退……”《烦恼就是智慧》 自然不会是所有的工农群众都作如是之想，即便在已被打入另册的右派分子的遭际里，我们仍可发现有不少的普通工农群众，为蒙垢的知识垂叹，为蒙难的知识分子解忧，好似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里描写的那位女主人公“马缨花”一样，他们身上人性的美好，常常化为这阴暗的遭际里一泓澄明的春泉，几支飘逸的水仙，并或多或少地给了右派们在严酷中生存下去的勇气…… 但无可置疑，这段话，的确概括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自1958年以降，社会对于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心理。 右派们也会染上幼稚病 在社会的大街上，知识成了过街老鼠，就是知识分子自己，也因为知识，而有了一种政治上深深的原罪感。 建国后多少次运动、斗争，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没有一回不是像在大河小溪里淘洗床单、麻袋一样，异常卖力地淘洗自己的世界观，可世界观大相无形，你说你已获“释迦牟尼”的真传，可在口含天宪的“佛门”眼里，你依然是个尘缘未断之人。 似乎是到了1958年，才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落到了“实处”—— 反右斗争后不久，王贤才所在的医院，奉上级命令，连人带设备。全部搬到了呼和浩特市。在塞外一个寒风呜咽、疏星几点的夜晚，王贤才夹着一大包东西，左顾右盼地走出了医院的大门，又似幽灵一样，闪进了医院旁的荒地里，看这诡秘的模样，颇有几分像电影里的特务，转去荒山野地里给龟缩在那个孤岛上的主子发报。然而，他夹着的并不是电台，而是他译完不久的《希氏内科学》，40万字的稿子，沉甸甸的，重似几块砖头…… 希氏是美国的一位著名医学教育家、内科专家希塞尔的简称，在本世纪20年代，他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观点，即由于现代科学不断向纵深发展，分支科学好似人的神经系统越来越细密，过去那些同时精通好几门学科、而且在各个学科上都能达到世界水平的百科全书式的专家，在20世纪已成了昨日黄花，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在今天，已经是个人无法企及的一项集体工程。 希塞尔凭着他在医学界的崇高威望，组织了一百多位学识卓越的内科专家，编著了世界上第一部内科教学书，于1927年出版。为了适应现代医学的最新成果，以后每隔3－M年又改版一次。这部在希氏谢世之后仍被称之为《希氏内科学》的巨著，它的权威性得到了世界医学界的公认。当时除去苏联之外，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将其视为内科教学的标准参考书。 王贤才是在山东医学院读书时知道这部书的，等了半年，总算在校图书馆借出来了，有同学特意称了一下，重达十一斤半。此后除了上课，他的身心几乎全淹没在这十一斤半里。 这真是一片大海啊，蓝晶晶的海水，折射进水里的片片金箔似的阳光，悠悠的海草像古代的仕女们翩翩的水袖。身上印满各种规则的几何图案的鱼儿，或是在色彩绚丽的海螺间转着圈儿，仿佛春日的原野上一对对踏青的情侣们不忍离去；或是对着一棵巨大的乳白色珊瑚礁作沉思状，那鱼腮里鼓出的串串水泡，大概级绕了多少神秘的思绪…… 王贤才深深地沉醉于一种理论体系的美。如果一个理论体系，能够从容、细腻而又鲜明、深刻地阐述一种社会或自然的现象与规律，这个理论便一定会有着大海丰富的色彩美，大海流动的韵律美。 一个周末的夜晚，同寝室的同学有的去看电影了，有的去参加周末舞会，他一个人坐在窗前读《希氏内科学》。眼睛有些累了，他抬起头来，看着天上那轮光华如银如练的月亮，这月色好似接通了的电源开关，陡然，他年轻的生命里感到一股伟力的震撼——自己必须做成一件什么不凡之事，自己也一定能做成一件什么不凡之事！ 这事情便摆在了他的面前：我国的医务人员，只有少数人能够直接阅读英文原著。能够直接阅读的，也不一定能借得到这部价值昂贵、进口数量有限的书。为了让更多的医务人员读到《希氏内科学》，他，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决心要独力翻译出这部国际医学界的经典著作…… 他擦完了第一根火柴，风吹灭了，擦第二根火柴，风又吹灭了，冥冥之中，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牵扯他的心机。他团起一只巴掌，心机终于溅出了一点抖抖的火苗，火苗一旦碰上了前面几页稿纸，就像浓妆的妓女发现了猎物，张开了阔大的猩红色嘴唇，立马有了妖冶、放荡的腾腾笑影。 火焰里，他每天仅睡四五个小时、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的心血，一寸一寸地化为焦枯；希塞尔，还有几十年来数百位医学专家在万千病体上凝结成的智慧，也在异常凄婉的一阵觫动之后，升腾为灰蝶，它们旋旋散散，徘徘徊徊，好似一片不肯离去的冤魂…… 并没有人要王贤才这样做，是他自己决定要这样做。 他不会没有隐痛，如同溃烂过后新肉芽的生长必然伴随阵阵隐痛，他以为唯有这样，才能生长出新的世界观来，使自己早日摘掉帽子，重新做人。在黑暗如锅的荒原上，他身子雕塑般一动也不动，只是一双手麻木、机械地将一页页的稿纸投入火焰中，远远看去，那在寒风里无限高昂的蓬蓬火焰，将他勾勒似荒原上一株被雷电击过的枯木…… 大约就在王贤才主动烧掉那部巨著译稿的同时，北京市一些文化单位的右派，在远郊一个名叫“一担石沟”的山洼里，建造一座市委疗养院。为了让这里日后风景如诗如画，他们还担负着将周围的山上都种上果树的任务。 三九隆冬，除去下放干部和女右派，大伙儿都住在打着地铺的棉帐篷里，外面冰棱垂挂，里面冷得似座冰窟，睡觉时也得全副披挂，戴上帽子，裹上围巾，有的脸上还蒙个口罩，早上起来，一夜呼出的气息，在帐篷顶上凝成了一层薄薄的白霜…… 干的活儿，多是抬几百斤一筐的卵石去填充疗养院的地基，或者挑水去山上浇灌果树苗。空手走在斗折蛇行的山路上，跑一遍下来，这帮文化人也气喘吁吁。现在实打实地干一天下来，一个个踉踉跄跄，软软瘫瘫，浑身汗透，好像是一条打断了脊梁又抽去了筋的狗。可夜里，还只能带这身臭汗钻进冰冷的被窝，再没有气力去换衣抹身，也没有时间去换衣抹身。挑灯夜战，午夜收工，已是家常便饭…… 在这大概让愚公见了也得叹为观止的艰苦环境里，尚未闻到花果飘香的右派们，心头却绽开了一嘟嗜、一嘟嗜的诗果。一个名叫张永经的青年人，创作了一首名为《一担石沟之歌》的歌词，它的第一段是—— 一担石沟石头多 石头满沟满山坡 激流担石泉水好 石径入云飞战歌…… 30年后，当上了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的张永经，监制出了让多少国人哭湿了一打打手帕的《渴望》和又让人们笑得前仰后合的《编辑部里的故事》，也许他正是在大山洼里开启了自己的创作才华。很快，有人将这歌词谱上曲子，它真成了右派们学习、劳动时一曲飘荡群山的战歌。 丛维熙也心里痒痒，在一次包括王蒙在内的右派们自发组织的上山挑水竞赛中，迎着五六级的凛冽西北风，身上脱得只剩下背心和短裤的他，也有了一片浓郁的诗意，随滚滚的热汗滔滔而下—— 狂风似虎啸 落叶满山飘 巨石冻裂嘴 老树吹弯腰 三九隆冬恨天热 赤臂裸胸把水排 汗泉浇开冰霜道 一路歌声一路笑…… 并没有人要张永经、从维熙戴着“镣铐”唱歌，是他们自己要表达战天斗地的豪迈情怀。 是否如被人卖了之后却还帮着别人算钱，或者是逼你出家当了和尚，你还兴致盎然地敲起木鱼？ 左派会染上列宁所批评过的幼稚病，右派也会染上幼稚病。 破碎了的浪，尚未破碎的涌 从1960年隆冬开始，次年达到了高潮，一批又一批右派由寒山瘦水、荒野大漠里撤回了城市。他们不是先摘帽再回来的，而是先回来再陆续摘帽的，似乎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已经意识到摘帽工作的速度，将远远赶不上一场令举国日月失色、山河凝滞的大饥馑吞噬生命的速度，他们不想给一堆白骨摘帽。 当右派们大都回到了各自的城市时，那些当年打发他们下去的“左派”倘若良心未泯，应该震惊于这一情状：恍若光秃秃的枝条上最后一朵凄婉的桃花，渐暗渐冷的炉膛里吐出的最后几缕悲怆的火星，除了深陷的眼窝里藏不住的兴奋或憧憬，紧绷似鼓皮的脸上习惯性挤出的谦恭，他们脖子以下的身子，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 原中央司法系统的右派分子回到北京后，先集中到最高法院开了个会。会场在二楼，几十个右派却没有一个人能够上得去，连过一道门槛，都像刚学走路的孩子，得手牢牢地扶着门框，腿才能抬过去。 原新华社著名记者戴煌，一米七八的大块头，回到北京时，连同身上穿的破旧军大衣、军棉服、绒衣裤以及军棉帽。棉胶鞋等等，只有92斤；而在打右派前，他光头赤脚，只穿条小裤衩，也有196斤。他感觉自己像个无根的稻草人儿，一阵风就能吹去。归途中，在牡丹江车站过天桥时，是同行的原北影演员管仲祥、阎启明等人，将他架过去的。到了月台要上车时，他的腿好像突然消失了，再怎么提，人也上不了车门的那三小步台阶，又是管、阎等人上拉下托，将他像个大棉包似的硬塞上了车…… 即便脖子以下的身体，真的全部隐去了，可总还剩下个脑袋，便能在上面进行庄严的摘帽仪式，最不济的是那些最后的连脑袋都没有保住的人。 在从1958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的连续三年的大饥馑里，右派分子们充分地享受着一种从屈原和荷马开始，直到今天的中外文学作品从来没有深刻描写过的虚弱，一种地下哪怕只有一根稻草，而你想从上面迈过去却提不起腿来的虚弱；高度保持着一种一天24小时时刻不能忘了自己必须呼吸的警惕，一种倘若片刻停止呼吸，便会被同屋人冷漠得似抬出去隔夜的便桶一样抬出号子的警惕；他们还常常如绅士淑女品味南美咖啡、古典歌剧一样，品味着无处不弥漫的死神的气息，这种气息以人们的身子作为自己的通衢大道—— 人们悠悠忽忽，走路轻飘飘的，说话轻飘飘的，丧失了思想，也失去了感觉，恍若是一群从昏瞑中走来又向昏瞑走去的幽灵。唯有在发现任何可填充空瘪的胃囊的东西时，那被肿成气球似的脸挤得一条缝的眼睛里，磷火般绿荧荧地亢奋一闪，才让你感觉到尚存有几丝生命的气息。此外，你还真难分辨眼前发生的，究竟是在“人”还拖着尾巴的远古，还是在人已经站起了数万年的当今…… 牙膏、牙粉、鞋底、棉絮，无所不吃；至于吞吃这些东西是否具有延长生命的作用，人们无心问津，只要让肚子里装进去东西，就能得到精神上的麻醉。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饥饿迫使最低层的人，向原始生活回归。其他类型的囚徒自不必说，就拿知识分子来说，也逐渐蜕变掉那层清高的外衣，露出原始的形态……《冬天的往事——背纤行》） 与从维熙所在的清河农场一样，在张贤亮所在的农场，在每天仅有几碗野菜汤份额的囚徒们之中，张贤亮发现第一个吃癞蛤蟆、第一个吃耗子、第一个吃晰蜴、第一个吃在干枯的水坑里死了多日的小鱼、第一个吃据说是有毒的蘑菇的，并不是平日里月黑风高去剪径的强盗，总往瓜田李下钻的青皮，全都是右派分子，在这方面，知识分子也充分地表现了探索“科学”的勇气…… 无法统计在一场几乎遍及全国的大饥馑中最终倒下了的右派，到底有多少，我只了解到，在北大荒大多是这样处理“他们”的： 倘若冻得似干柴的尸首，堆积得有那么二三十具了，便装上几辆大车拖去哪片荒山野地里，冬天上冻得铁板一样结实，铁镐使命挖下去，不过像远处姑娘一个无济于事的飞吻，于是就用炸药包炸。待炸出一个大坑来，大车拖到坑边上，一侧的栏板一拿去，再稍一倾斜，一具具尸首，便哗哗地一下子像下饺子一样去了坑里。 如果尸首不是太多，那便就地烧上一锅开水，开水浇下去，冰一化，地上就出现了一个洞。一具尸体塞一个洞，仿佛在栽什么树苗，然后再把周围的积雪呼拉拉地往里一锨，不过半天，这洞口就冻得严严实实。可这毕竟不是水泥，倘若不见家属来收尸，来年春天，这尸首便成了荒原上的饿狼们的一顿美味大菜…… 灰蒙蒙的天际，低沉的云块恍若一床床摊开的巨被。 瑟瑟的风声滚过原野，带着一种诡秘而又痛苦的哀怨。 这是一支戴罪之身已经四五年的队伍，这是一支满脸菜色、衣衫褴褛、半人半鬼的队伍。每一张面孔都像是一个劫后的战场，疲惫。凄婉，还有面对不可测前程的无比惶惑，唯有目光里溅射出几丝火苗般不死的希望……颇有几分上个世纪20年代俄国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去西伯利亚时的悲枪。 很快，这份悲怆被抹去了，在去火车站的途中，有人在卡车上唱起了《歌唱祖国》，旋即众人跟着唱起来——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仿佛不是凝重如铅，由苦难走向苦难，而是身轻似燕，从胜利走向胜利，可歌声却跌宕在一片荒芜而又饥饿的土地上； 仿佛卡车装的不是“垃圾”和“污水”，而是五彩的气球、带露的鲜花，和鲜花一样盛开花靥的孩子，可并未飞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歌声，却扑满了滚滚黄尘…… 读读十二月党人那洋溢着理性光芒与自由激情、叩动了俄罗斯无数少男少女心弦的诗歌，诸如雷列耶夫的《致宠臣》、《公民》、《沉思》，奥陀耶夫斯基的《当听到波兰革命消息的时候》、《摇篮曲》，我们就会感叹在中国，即使被打进了炼狱里的右派分子，也极具中国的特色…… 回到了久违的城市，恍若一群刚从海水里挣扎回了江河里的淡水鱼。在头上摘去了那顶沉重的帽子之后，他们之中即使再悲观的人，也以为只要自己日后夹紧尾巴做人，总能享有一般老百姓都能享有的那份安宁…… 对于其他的知识分子来说，当他们看到这一批批好似从劫后余生的战场上退下来的右派队伍，他们在萌生不同程度的怜香惜玉之情外，更多的还是为自己学会在政治风暴里趋安避祸的本领而深感庆幸。 他们可以接纳摘帽的右派们再度一起工作，但在摘帽的右派前，他们大多表现出某种矜持、某种距离。 他们在一个民粹主义张牙舞爪的社会里早就被打落了矜持，他们如今总算找回了一点芝麻绿豆大的矜持；他们早被这个时代隔出了一段难以逾越的距离，可他们用右派的八十步来排解身处六十步的自己的一腔孤寂…… 无论前面破碎了的浪，还是后面尚未破碎的涌，这时大约都不清楚，它们只是一个整体内的轮回，一个注定要卷人苦难与耻辱的轮回。 结语 在中国的当代史上，1958年强化着1957年的大转折—— 从如水的晨光里一盆新绿的米兰般生机盎然，到元气渐伤，筋骨断残，浑身贴满意识形态膏药的江河日下； 从人们各色鸟儿跳跃、啁啾不已的心枝，到铅灰色的混凝土最终威严地、冷冰冰地覆盖了中国思想的大地； 从热情火焰般燃烧的50年代，到挤牙膏一样竭力挤出热情的60年代以及热情满是伪劣产品的70年代； 从大门半开、窗帘半卷，对风起云涌、俊彩星驰的外部世界还有一定的了解，到在全方位的封闭中，阿Ｑ般地膨胀自身，自虐狂般地折磨自身…… 1957年，众所周知地成了近百万知识分子一座苦难的祭坛。 祭坛后，立着的1958年，则开始了一场民粹主义的举国盛宴！ 如果说，1957年是右派分子政治上的断头台，而1958年，则在广大的知识分子的头上，吊起了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你防不胜防，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掉下来； 如果说，1957年让众多的右派分子去了月匿星藏、山寒水瘦的劳教、劳改农场，那么，1958年，则以大规模的改造，实际上是大规模的放逐，将知识，剥下一点点无产阶级认可的东西外，连同她的孩子——思想与科学，赶进了一个虽无法触摸却真实存在的集中营。 也许人们不一定能察觉—— “文化大革命”当然在政治上宣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死刑，但1958年已经在编织“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起诉逻辑； “文化大革命”当然让文化陷于灭顶之灾，可1958年则开始了文化毁灭的倒计时； 我想，当“文化大革命”这头面目狰狞、双角峥嵘的怪兽冲上地平线后，无论有着怎样命运遭际的人们，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感悟出，东方民粹主义这个巨大、神秘的蚕蛹，在一片黑暗中究竟孕育出什么东西· 初稿于1994年 1997年2月改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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