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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因为多了一个闰三月，阴历和阳历的差距就拉大了，到了五月中旬，已经进入阳历7月。北京城炎热而沉闷，饱胀的空气仿佛浸透了油，一点火星就可以燃起冲天烈焰。 午后炽烈的阳光把菜市口“丁”字街照得白花花一片，鹤年堂门前的国槐树枝干低垂，叶子都晒蔫了。药铺廊檐下面新添了一口大缸，盛满清热解暑的酸梅汤，任客饮用，不取分文。这是鹤年堂掌柜的一项医德，也是招徕主顾的一件法宝。“要吃丸散膏丹，请到同仁堂；要吃汤剂饮片，请到鹤年堂。”买卖的信誉一半是自己创出来的，一半是主顾捧出来的，主顾是生意人的衣食父母。鹤年堂的东家深谙此道，所以对主顾格外恭敬，即使不买药的人路过门口，也请你白喝酸梅汤。喝的是鹤年堂的字号，扬的是鹤年堂的名声。 这就挤了栓子的生意。栓子卖的都是节令小吃，秋冬天卖萨其马、艾窝窝，春天卖豌豆黄儿，夏天卖凉粉儿。这会儿就离开鹤年堂门口的老地盘儿，把独轮小车顺“丁”字街口往西推，在路南房檐下的荫凉里支下摊子，“凉粉儿！酸辣凉粉儿哟！”这吆喝声，在鹤年堂听来，就显得远了。 鹤年堂店堂里，易君恕坐在柜台外边的椅子上，等着伙计抓药，闷闷地想着心事…… 近来，朝廷里发生的一桩桩大事，令人目不暇接。就在李鸿章与窦纳乐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前数日，恭亲王奕訢寿终正寝。“鬼子六”之死，对于光绪皇帝变法维新未始不是一件好事，走了一位顽固守旧大臣，便减少了一份阻力；然而对于他的皇帝之位，却又增加了一份威胁，爱新觉罗家族这位最年长的王爷撒手西归，皇太后若要废黜皇上，也就更少了顾忌。形势逼人。皇帝在朱批香港拓界《专条》之后，便颁布《明定国是诏》，厉行变法。变法第三天，侍读学士徐致靖向皇帝保荐工部主事康有为、广东举人梁启超、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等通达时务人士。然而，变法刚到第五天，为皇帝起草《明定国是诏》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在他六十九岁诞辰之日却突然被开缺回籍，同时宣布：授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嗣后凡赏二品以上文武廷臣须具折诣太后前谢恩；皇帝将于今秋恭奉皇太后赴天津阅兵……。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 鹤年堂老掌柜摇着芭蕉扇，从里边走出来，一眼瞧见易君恕，亲切地打个招呼：“哟，易先生来了，老太太的贵恙好些了吗？” “噢，老掌柜，”易君恕从独自遐想中被惊醒，也只好客气地应酬，“家母是长年老病，需要慢慢调理；自从换了您赐给的方子，倒是见轻了一些，我还要多谢您呢！” “哪里，哪里！治病救人是本店的宗旨，还提什么‘谢’字？”老掌柜笑眯眯地说，“不过，易先生，我倒是早就想敬求您一幅墨宝，挂在店堂里，为这三百年老店增光！” “哦，老掌柜过奖，”易君恕忙说，“贵店早有镇店之宝，我哪敢献拙？” 他转过脸，望着店堂里左右两根抱柱上的一副金漆楹联，“欲求养性延年物，须向兼收并蓄家。”据说，书写此联的乃是明朝嘉靖年间兵部武选员外郎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因上书弹劾权相严嵩十大罪状，下狱三年，受酷刑，被杀。 “杨椒山是一位不畏权势、宁折不弯的铁汉子，字也写得极有气势，贵店留有他的遗墨，足可引为自豪！”易君恕感叹道，“可惜，店门口那块‘鹤年堂’匾却是严嵩的手笔，这两个死对头，一忠一奸，怎么好共处一堂呢？老掌柜若是把严嵩的字取下，我一定替您重写一块匾！” “那是本店的金字招牌，可摘不得！”老掌柜笑道，“易先生，您也忒较真儿了，甭管哪朝哪代，朝廷里头也不会一水儿清，总是有忠有奸，就好比我这药铺里，有补药，也有泻药！” “嗯？”易君恕听他这个比喻，心中一动，沉吟道，“朝廷，药铺……” “您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理儿？”老掌柜说，“咱们眼前的事就是如此，皇上要变法，给大清国开了一服补药，起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皇太后马上给他下一剂泻药，把皇上的师傅翁同龢打下去了！ 易君恕暗暗吃惊，朝廷里错综复杂的权力争斗，倒被这位中药铺老板一语破的！ 两人正在闲谈，店门口进来一位主顾。此人年约三十出头，身材不甚高大，宽脑门，高颧骨，厚嘴唇，高耸的眉弓下，一双黑亮的眼睛炯炯有神；头戴青缎便帽，身穿一件浏阳圆丝细夏布长衫，脚蹬双梁布鞋。进了店门那几步走，呼呼生风，不经意地带出身上的“功夫”。 “来了您呐？”老掌柜暂且中止了闲谈，上前招呼道，虽然是生客，也笑脸相迎，“这位先生，您是抓药啊，还是来歇歇凉儿？” “抓药。”那人递过来一张方子，一口京腔地说，“劳驾，您给抓快点儿！” “好嘞，”老掌柜伸手接过方子，“您坐下歇会儿，这就给您抓，说话就得！” 那人却不坐，双手背在身后，抬头浏览着店堂，目光落在了镌刻着杨继盛遗墨的抱柱上，细细地观看。 自从那人一进门，易君恕就在一旁打量着他，依稀觉得似曾相识，却又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待到那人背手而立，凝视抱柱上的楹联，猛然从那副神情辨认了出来，不觉倏地站起，试探地问道：“这位先生，请问您可是贵姓谭？” “嗯，”那人蓦然回首，“不错，先生怎么认识我？请问您是……” “复生兄，”易君恕兴奋地叫道，“您不认识我了？我姓易……” “姓易？”那人端详着他，“看你的面目，和易元杰老伯十分相似，莫非你是君恕小弟？” “是啊，是啊！” “你真是君恕？”那人一阵惊喜，“多年不见，你长大了，一条男子汉了！” 两人四手相握，激动不已。 “复生兄！”易君恕说，“我从《京报》上看到皇上谕令，便知道您要进京了……” “我刚刚到京，亲朋故旧还没有来得及一一看望，”那人说，“今天得通贤弟，真是太好了！” 旁边，老掌柜和伙计们听他们左一个“皇上”，右一个“谕令”，惊得张口结舌！老掌柜把手里的药方交给伙计，连忙问易君恕：“易先生，请问这位爷是……” 易君恕说：“这是现任湖北巡抚谭大人的三公子谭嗣同，字复生……” “哎呀，您就是谭大人？”老掌柜不等他说完，就惊叫起来。其实他对于远在天边的那位湖北巡抚谭大人倒并不在意，而眼前这位年轻的谭大人却令他肃然起敬，此番奉诏进京，眼看就要大红大紫，老掌柜在京城地面混事，对此等新贵敢不巴结？“谭大人，小人不知您大驾光临，有失迎迓，您多多包涵，我这儿给您请安了！”说着，就弯腰打千儿。 谭嗣同忙扶住他：“哦，不敢当！” “哪里，该当的！”老掌柜不知说什么才好，慌忙掸了掸椅子，请谭嗣同坐下，又朝柜台里头嚷道，“沏茶！” 伙计端出两盏盖碗茶，摆在两张椅子之间的茶几上，连易君恕也叨了光了。 “您二位请用茶！”老掌柜恭恭敬敬地伺候在旁边，“谭大人光临小店，我们真是不胜荣幸！” “老掌柜太客气了，”谭嗣同说，“其实，您和我所做的是一回事，您调和鼎鼐，济世活人，治天下病；我奉诏进京，辅佐皇上，针砭时弊，扶正驱邪，也是治天下病。” “这真是高抬小店了！”老掌柜谦恭有加，关切地说，“大人身负重任，还望保重贵体。刚才这方子……” “我来京时旧恙未愈，”谭嗣同道，“照原方再吃它几服药，早些除根儿才好。” “这事儿，小店责无旁贷，大人要用什么药，只管吩咐！”老掌柜满口应承，忽然心里一动，压低了声音说，“小人斗胆，向大人打听一件事儿……” “请讲！”谭嗣同说。 “打今年春天起，就不断听说皇上龙体欠安，淋病、腹泻、遗精、咳嗽，其说不一……”老掌柜眯起两眼，专注地望着谭嗣同，“不知皇上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您听谁说的？”谭嗣同一愣。 “街头巷尾都在流传，”老掌柜说，“还说康南海给皇上进献了一种红丸……” “红丸？”谭嗣同听得离奇，问道，“什么红丸？” “小人只是听说，并没见到，”老掌柜神色肃然说，“谭大人，关乎皇上的龙体，用药可要慎重！您熟读史书，一定知道，明朝泰昌元年，光宗即位之后就得了重病，御药房用了泻药，病情更是加剧。当时鸿肿寺丞李可灼就向光宗进了一种红丸，说是仙方，有回春之效。可是，光宗服下之后，立即驾崩。这件事儿闹得好大，史称‘红丸案’！如今听说康南海也向皇上进献红丸，小人不免担心，万一出了事儿，对皇上不好，对康先生也不好。所以向您打听打听，皇上到底得的是什么病？无论是淋病、腹泻、遗精、咳嗽，只要太医确诊，都并不难治，小店倒愿意为皇上效劳，保证药到病除，我有祖传秘方儿……” 谭嗣同哭笑不得。一个平民百姓，如此关心皇上的健康，当然忠心可嘉；但毕竟在商言商，三句话不离本行，时时不忘揽生意，还想揽到紫禁城里去！ “皇上青春年少，正是精神饱满、奋发有为之时，日理万机，孜孜不倦，哪有什么病啊？”谭嗣同正色说，“康先生也从未进献过什么药物！” “噢，那就好！”老掌柜赶紧拱拱手说，“我们就巴望着皇上龙体康健，国泰民安！” “嗯，”谭嗣同点点头，“那些语言，想必是仇视新政的人放出来的，万万不可听信，也不要再传。老掌柜，您虽是个生意人，倒还是很关心国家大事！” “那当然！”老掌柜说，“老百姓都想过几年安稳日子，就怕天下大乱！谭大人，您大概还不知道，每逢朝廷出了大事儿，连小店都不得安宁……” “我知道，”谭嗣同说，“您这门口是个杀头的地方。” “是啊，”老掌柜说，“每逢这时候，官府头一天就告知小店：‘明日有差事，进备酒菜，日后付款。’我们这就得备酒备菜，第二天行刑之前招待监斩官和刽子手，然后才开斩。嗬，到时候菜市口人山人海，当街鲜血淋漓，十天半月也去不了腥味儿！唉，店里头治病救人，店门口砍头杀人，您说这叫什么事儿？” “世界就是如此，有救人的，也有杀人的。”谭嗣同目光冷峻地望着鹤年堂门口那片曾经无数次被鲜血染红的地方，喃喃地说，“谁也不愿意流血，可是血总在流，下一个流血的不知是谁？” 易君恕听得心中一动：谭嗣同现在正是新官上任，春风得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老掌柜也发觉他的神色有些不大好看，忙赔着笑脸说：“谭大人，我不该在您面前提起这让人堵心的事儿！反正这种事儿一年也就那么一两回，管他砍谁的头呢！” 这时，柜台上的伙计嚷了一声：“谭大人，您的药得了！” 谭嗣同和易君恕同时站了起来。 老掌柜连忙从伙计手里接过那捆扎好的几服中药，恭恭敬敬地递给谭嗣同。易君恕的药早已抓好，伙计也取过来奉上。 谭嗣同和易君恕拿了药，一起向门外走去。老掌柜跟着送出来，殷勤地说：“谭大人，您公务繁忙，日后需要什么，不必亲劳大驾，吩咐一声，给您送到府上就是了！请问您的官邸在……” “我刚到北京，哪有什么官邸？”谭嗣同说，“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 “噢，那和小店真是近邻了，”老掌柜又奉承道，“不胜荣幸，不胜荣幸！” 谭嗣同回头说声：“请留步！”。 老掌柜这才站住了，拱拱手说：“谭大人慢走，改日到会馆给您请安！” 谭嗣同和易君恕朝前走去，到了“丁”字街口，谭嗣同停住了脚，高耸的眉弓下那双深造的眼睛凝望着面前这片横尸流血之地。此时此刻，在这片土地上当然看不到丝毫血迹，陈年瘀血早已渗入黄土，被千千万万只脚踏平，踩实，在当头烈日的照耀之下，惨白闪亮，不像血，倒像是水——一条流过了许多年总也流不断的“丁”字形的河流。 两人从“丁”字街口往西，叙说着别后之情，往西走去。前面不远，路南一个小小的巷口，便是北半截胡同，谭嗣同所住的例阳会馆就在这条胡同里。 谭嗣同走到胡同口，就站住了。 “复生兄，”易君恕说，“我们多年不见，请到舍下一叙，我给您接风！” “改日，我专程到府上给伯母请安，”谭嗣同迟疑地说，“今晚我还有个约会……” “噢，兄长有事，尽管去忙，”易君恕怅然若失，“我明天再去看您……” “现在时间还早，”谭嗣同看看西斜的太阳，说，“请你到会馆坐坐，如何？” “也好！”易君恕说着，就跟着他往南拐弯儿。 在路边卖凉粉儿的栓子一眼瞧见了他：“哎，大少爷！您这是上哪儿去啊？” “栓子？”易君恕回过头看看他，指着谭嗣同说，“这就是前几天我跟你说起的那位谭府三少爷……” 话还没说完，栓子就大呼小叫起来：“哎哟！谭大人？栓子给您请安！” 北京人多礼，动不动就是打千儿。 谭嗣同伸手托住他的胳膊：“另外，这位兄弟，初次见面……” “您哪儿能认得我？您离开北京那会儿，我还光着屁股呢！”栓子笑着说。 谭嗣同祖籍湖南制阳，却是出生在北京。那是同治四年，当时他父亲谭继洵在京师任刑部主事，家住在烂面胡同，也在菜市口附近，因此，谭继洵和易君恕的父亲易元杰有文字之交。同治十三年，谭府搬到了浏阳会馆，和易府仍然常有来往。同治十四年，北京白喉肆虐，谭老夫人和女儿、次子都染上时疫，不治而亡。光绪三年，谭老太爷调任甘肃道，谭嗣同随父赴任，那年他十三岁，易君恕比他小五岁，还是个刚刚发蒙的小学童，从此一别多年。后来，谭嗣同虽然也曾几次进京，都是来去匆匆，未及一一寻访故旧，多年隔绝，他也不知道易府的后人现在何处…… “谭大人，”栓子眉开眼笑地望着谭嗣同，“您这回可真是衣锦还乡啊！” “衣锦还乡？”谭嗣同抚了抚自己的夏布长衫，“‘衣锦’无从谈起，‘还乡’倒是真情！北京是我的出生地，才是真正的故乡！” 一口纯正的京腔，充满了浓浓的乡情。 “谭大人，皇上召您进京的消息已然轰动京城，万民仰望啊！”栓子伶牙俐齿，练就了一张生意口，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但他对谭嗣同说的这几句话却是出自内心的，“谭大人，我没什么孝敬您的，敬您一碗凉粉儿！” “噢，凉粉儿！”谭嗣同脸上绽开了笑容，嘴里馋馋的，“好些年没吃到北京的凉粉儿了！” 栓子得意极了，抄起家伙就去盛凉粉儿，易君恕拦住他说：“复生兄，以您的身分，在大街上托着个碗吃凉粉儿，恐怕不是个样子……” 谭嗣同已经伸出手要接凉粉儿，他这么一说，就不好意思地缩了回去。 “栓子，你给送到会馆去！”易君恕说。 “不必了，”谭嗣同说，“回头我叫家人来端两碗就是了，省得耽误他的生意。” “也好，”易君恕说，把手里的中药递给栓子，“你回头把这个带家去！” 易君恕和谭嗣同顺着北半截胡同往南走，进了浏阳会馆。 这会馆坐西朝东，有前后两进院子，还带一个跨院，房屋三十多间。前院五间正房，其中的北套间就是谭嗣同现在的住所。 随谭嗣同赴任的两名家人胡理臣和罗升迎了出来，接过谭嗣同手里的药，向易君恕见了礼。 易君恕举步正要进门，迎面先看见门媚上高悬一块匾额，上书四个苍劲的大字：“莽苍苍斋”，顿感一股宏阔苍茫之气，不觉赞叹：“这斋名起得好！” 谭嗣同说：“聊以寄情罢了！” 易君恕又看那门两旁的机联：“家无儋石，气雄万夫。”更觉肃然，说：“这联语也好！复生兄离京二十年，归来已是一条英雄好汉！” 谭嗣同说：“英雄好汉，不敢自诩，不过，这二十年间，我游历直隶、甘肃、新疆、山东、山西、江苏、安徽、浙江，亲见民间疾苦、世上疮痍，更觉得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科举仕途于国家、民族毫无意义，中国要自立，要富强，只有走变法之路，大丈夫生逢此时，要担当起天降之大任！” “说得好！”易君恕深表赞同，这几句话字字打动了他的心，“君恕正愁报国无门，愿以兄长为师！” “你不要学我，我这个人锋芒太露，说不定会惹麻烦。康先生就不赞成我把这样的对子贴出来，劝我另写一副，文字要含蓄一些。” “嗯？写什么呢？” “我已经想好了：‘视尔梦梦，天胡此醉；于时处处，人亦有言。’如何？” “好，果然含蓄得多了，把万夫不当之勇，化为俯瞰人世之思，有圣哲之风！” 两人高谈阔论，忘乎所以，老家人胡理臣说：“三少爷，请易少爷到里边儿坐下说话吧！” “噢，”谭嗣同这才意识到客人还站在门外，笑笑说，“君恕，请！” 易君恕随着谭嗣同走进莽苍苍斋，穿过客厅，到了书房。谭嗣同说：“你我兄弟，不拘礼节，随便坐吧！” 易君恕不待落座，见这里满架图书，倍觉亲切，便走上前去，信手翻检。 老家人胡理臣捧上茶来。谭嗣同吩咐道：“你到胡同北口的摊子上去端两碗凉粉儿来！” “是！”胡理臣应声去了。 此时，易君恕已经被满架图书深深地吸引，站在那里，一一浏览：康有为所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梁启超所编《西政丛书》、《西学书目表》，英国人傅兰雅所译《各国交涉公法论》、《佐治刍言》……一时目不暇给，不由得赞叹道：“您这里真是新学的汪洋大海！” 谭嗣同说：“这些书，你喜欢哪些，尽管拿去看！” 胡理臣回来了，把两碗凉粉儿放在书案上。 谭嗣同说：“君恕，请！” 易君恕手里捧着书，笑笑说：“这东西，在北京并不算新鲜，复生兄请吧！” 谭嗣同早已馋涎欲滴，便不再客气，左手端起碗来，右手拈起羹匙，“呼噜噜”吞下一口，便觉如醍醐灌顶：“啊，又吃到北京的凉粉儿了！” 易君恕却只顾如饥似渴地翻检图书。猛然间看见其中一本，封面印着《甲午战纪》，便立即取过来，打开了，急急地翻阅。此书自甲午战前起，至乙未议和止，把整个战争过程中的中外电报、皇帝诏令、大臣奏折、中日双方军事装备、作战方略、议和历程，尽行收录，洋洋大观。尤其是其中一节，列有北洋水师阵亡将士名单，“易元杰”三字赫然在列，更使易君恕激动不已！那场浩劫早已震动中外，虽然著文评说者不乏其人，但都是择其大端，述其概略，易君恕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详尽的记录，第一次看到白纸黑字的行世书刊中提到父亲的名字！父亲既不是提督、管带，也不是枪手、炮手，他只是一介书生，怀着报国之志，卷入了那场战争，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对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殉国者，也有人记得他，在煌煌巨著之中列上他的名字，传布天下，流传后世，那么，父亲的死也就值得了！ 匆匆浏览，易君恕自然不可能通读全书，但心中已经对这位作者升起了敬意。他连忙翻过书来，重新审视封面，才注意到刚才未曾在意的一行小字：“林若翰著”。 “复生兄，”他迫不及待地问谭嗣同，“我孤陋寡闻，不知这位林若翰林先生是……” “噢，”谭嗣同已经把两碗凉粉一口气吃光，把空碗递给胡理臣，朝易君恕手中的那本书看了一眼，说，“你不认识他，并不足怪，林若翰是个英国传教士……” “英国人？而且还是个传教士？”易君恕很觉意外。 “是啊，”谭嗣同说，“十几年前他就到华北赈灾、传教，还得了个雅号叫‘鬼子大人’。” “‘鬼子大人’？”易君恕琢磨着这个不伦不类的称呼，“我一向对传教士并无好感，不过，这位‘鬼子大人’倒是颇有学识，一个外国人，能够对甲午之战作如此深人的研究，著书立辩，倒是令人刮目相看！” “这也不足怪。像傅兰雅、李提摩太、林乐知、花之安等人，都是西方的传教士，但他们的著作却远远超出了宗教范围，把西方的科学、文化传到了中国，对中国的许多事情都很关注。林若翰写过不少著作，《甲午战纪》是其中最好的一部，资料翔实，立论公允，对中国战败的原因作了透彻的分析，值得一读 “我一定仔细拜读。不知这位林若翰现在哪里？” “现在北京，”谭嗣同说，“和我约定今晚来访的，便是此人！” “噢？”易君恕又是出乎意料，“你和他认识？” “也不过是一面之交。他久居香港，也常到内地走动，去年他到湖南拜会张之洞，我就是那时候和他认识的。这次，我刚到北京，就收到了他的帖子，说有要事和我相商，”谭嗣同说着，看了看窗外，院墙已经被夕照染红，“现在，他也该动身了。” 易君恕听谭嗣同说到“香港”二字，心中便不禁一阵刺痛。抬头看看外面，见天色不早，便阖上手中的书，说：“兄长还要会客，我就告辞了。” “不妨，不妨，”谭嗣同忙说，“我的朋友，也就是你的朋友，你完全不必回避，和他认识认识又有何不可？” “嗯……”易君恕便犹犹豫豫地坐了下来，心中泛起一股复杂的情感，难以言表。手中这本《甲午战纪》的作者即将来访，不能不说对他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但林若翰那来自香港的英国传教士身分又使他本能地产生抵触情绪，见与不见都无关紧要了。他本想走开，无须勉强留在这里奉陪那位“鬼子大人”，但和谭嗣同刚刚见面，满腹的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却又舍不得离去。几个月来，他在孤独之中苦闷、彷徨，听说谭嗣同在湖南与梁启超等人办时务学堂，创《时务报》，倡导维新，鼓吹变法，中国十八行省，湖南开风气之先，令他十分向往，只恨山重水复，无缘相见；今天，谭嗣同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犹如黑夜中看到了亮光，焦渴中遇见了甘泉，他有多少话急于倾诉啊！ “好吧，在客人到来之前，我们还可以说说话儿……” “君恕，”谭嗣同望着他那异样的神色，说，“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唉！”易君恕叹息道，积问已久的胸中块垒又被搅起，两个月前在总理衙门被李鸿章斥退、马家铺挥泪送别邓伯雄的情景浮现在眼前，“复生兄，见到你，我心里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残阳西照，酷热已经渐渐消退，路旁的槐荫下吹来一丝凉风。清静的东江米巷，一辆轻快的骡车驶出了巷口。北京城里大街小巷川流不息的车辆之中，最为常见的就是这种小鞍车，它比大鞍车规制小巧，进深仅三尺六寸，行驶便捷。讲究的是山西造轱辘，钉“十”字瓦，摈榔木鞭杆儿，称之为“山西较子摈榔杆儿”。车厢上为穹顶，下置栏板，又有内帏、外帏，一年四季用料都有不同的讲究。如今时值盛夏，这辆车的内帏已经撤去，只挂熟罗帘子，外罩蓝布外帏，左右的玻璃也换了纱窗。像所有有身分的人出门一样，车后尾上站着一名仆人，车夫则跨坐在车前盘上，熟练地甩着那光滑柔韧的模榔木杆儿鞭子，发出一声声脆响。驾辕的骡子，毛色乌黑油亮“一锭墨”，俏耳，长颈，宽胸，细腰，四条长腿矫健敏捷，碎步小跑，蹄声得得。车轴上装着车箭，这是北京能工巧匠的绝活儿，车跑起来，便传出一串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响声，连绵不断，犹如京戏场面上的鼓点儿“放丝鞭”。 这辆地地道道的北京骡车，车厢里坐着的却是一位外国人。他已经年近花甲，白皙的皮肤布满细密的皱纹，高挺的鼻梁，深陷的眼窝，一双微微眯起的灰蓝色的眼睛，上唇和下颚蓄着一部蓬松的大胡子，洁白如银。而他的装束则又是彻底的中国式：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虽在盛夏季节也一丝不苟。美中不足的是脑后没有辫子，瓜皮帽的边缘只露出鬈曲的白发。此人便是英国牧师John ling，和那身中式装束一样，他还有一个中国化的汉文名字：林若翰。 公元1839年，林若翰出生在英格兰中部美丽的小镇斯特拉特福，那里有葱郁的森林，铺满绿茵的平缓山丘，碧水瀑瀑的艾冯河蜿蜒流过，两岸星罗棋布木结构的乡间民居，还有诺曼时代的老式教堂，青青草地上点缀着雪白的绵羊，牛群缓缓地走过古老的贵族庄园。与繁华喧嚣的伦敦相比，英格兰中部是一片宁静安详的世外桃源，但这才是英格兰的本来面目，被称为“真正英吉利的英格兰”。林若翰的祖上是当地的豪门望族，父亲是一位著名的牧师，他对遥远的东方怀有浓厚的兴趣，曾经打算横渡沧海，到古老的中国传播基督的福音。然而在中国，自康熙末年起，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长达百余年间，西方宗教一直被视为异端邪说、洪水猛兽，被严厉禁止。鸦片战争的炮声轰开了闭关锁国的大清国门，也冲垮了朝廷禁教的法规，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们迫不及待地越过浩瀚的大西洋和印度洋，从欧洲和北美涌入中国，教会势力在一夜之间迅速壮大，超过了以往的几个世纪。 父亲生前没有完成的夙愿，由儿子实现了，1860年，二十一岁的林若翰在神学院毕业，由伦敦圣公会派往香港，在圣保罗书院任教。一到香港，他就爱上了这座四面环水的海岛，只是不太习惯炎热的气候，每天大量饮水，以补充消耗。他努力使自己适应这方水土，并已像拚命喝水那样，孜孜不倦地汲取中国的文化。每天六点钟起床之后，就去图书馆，教一名管理员学习英文，作为交换条件，对方教他汉文。八点钟才吃早饭，祈祷之后去圣保罗书院给学生上课。数年之后，他的学生以熟练的英文完成了学业，一批一批走出校门，他本人也读完了厚厚的一摞中国典籍，而且从不同籍贯的学生那里学会了广东话、潮州话、福建话、客家话和“官话”，成为一名“汉学家”。 1872年，他被教会按立为牧师，奉命到圣约翰大教堂任职。圣约翰大教堂是圣公会在香港最大的教堂，共有五位牧师，林若翰是其中之一，除了管理教堂内部事务和联络本牧区的教友，他还有充裕的时间研究学问和外出传教，从香港到内地，足迹遍及华南、华中和华北，并且几次进出京城，和帝师翁同龢、直隶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都有过交往。1876年到1879年，直隶、山东、山西一带连续三年大旱不雨，颗粒无收，俄俘塞道，哀鸿遍野。于裂的华北大地上，林若翰匆匆奔走呼号，把募集而来的十余万两白银撒向人间，嗷嗷待哺、濒临倒毙的饥民望着这位黄发碧眼的救命恩人，感激涕零，尊称他为“鬼子大人”！中国人历来以“鬼子”一同表达对外国人的蔑视和仇恨，即便是大清帝国全面衰落、西方教会在中国蓬勃发展的全盛时期，各地也仍然不断发生捣毁教堂，杀死神甫和牧师的“教案”。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传教士是以妖术邪法拐骗儿童、诱奸妇女、食人心肝、挖眼炼药、无恶不作的“鬼子”，何曾被称作“大人”？林若翰以其放赈救灾、济世活人的善行冲击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朴实憨厚的北方农民难以表达对他的感激和尊敬，笨拙地创造了“鬼子大人”这个尴尬称呼。黄土地上刮起一股林若翰旋风，身受其惠的灾民们纷纷归附于他的麾下，受洗入教，皈依基督。那是林若翰创造的一项奇迹。188O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接见了他，也可以称得上一项殊荣。 李鸿章对他的功德甚表嘉许，然后问他：“牧师此番赈灾，发展了多少人入教？” 林若翰答：“约三五万人。” 李鸿章又问：“其中有多少读书人？” 林若翰愣了。他的教民，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村妇，衣衫褴褛，形容枯槁，把他看作救苦救难的“活神仙”，却弄不清楚东方的神和西方的神其实并不是一回事。林若翰手里有一份长长的教友名单，而他们当中却很少有人认识自己的名字…… 见他无言以对，李鸿章说道：“牧师来华时日不浅，却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人。中国人当中，有信佛的，有信道的，而真正穷究其教义者却如凤毛麟角。那些无知愚民，更谈不上什么信仰，无非是伸手要好处，佛祖保佑我如何，老天爷保佑我如何。香火最盛的，莫若财神，那便是赵公元帅保佑我发财了。牧师发展的那些教民，无非吃教而已，一旦无钱可散，便立即散伙。以本部堂所闻，在中国信奉基督教的，并没有几个真正的读书人，那么教徒虽多，又有何用？” 说罢，哈哈大笑。 李鸿章的这番话，只不过是即兴闲谈，但却深深地刺痛了林若翰的心。经过审慎的观察和思索，他终于明白了，中国本来并没有宗教可言。伏羲、女娲、三皇、五帝都不是神，而是中国人的远古祖先。老子和孔子也不是神，而是中国人之中杰出的圣哲。他们的学说不是宗教，而是“道”。“道”便是学问，而学问只掌握在读书人手里，和种田做工经商的人不相干。种田做工经商的人所信奉的“玉皇大帝”、“西天王母”、“赵公元帅”在读书人心目中也没有什么地位。读书人孜孜以求的是“道”，“道”是他们认识世界的途径，是他们灵魂的栖息之所。外来的宗教要想在中国立足，就必须征服中国的读书人，而征服他们的途径又恰恰不是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而是“道”。“道”在中国简直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词汇，既可以清静无为地坐而论道谈玄说偈，似乎只是智者的哲学游戏；又可以经世致用地“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那就已经走进政治了。中国的读书人对政治的狂热可以说是天下少有，从孔子、屈原、司马迁、李太白、王安石……一直延续下来，他们总是百折不挠地力图把自己所掌握的“道”作用于政治，哪怕碰得头破血流。当中国失去了往日天朝帝国的地位，神州大地上西风劲吹之时，他们为了影响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急切地寻找着解惑释疑的“道” 明白了这个道理，林若翰不再云游传教，改弦易辙，返回香港，潜心著述。他的著作不仅有宣传宗教的普及读本，更大量的则广泛涉及国际历史、政治、军事、文化、科学，通过这些洋洋洒洒的论述，和中国的读书人寻求共鸣。他仍然不时地深入内地，与以往不同的是，他脱下西服革履，换上长袍马褂；高鼻蓝眼的洋夫子，“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用心地和读书人交朋友。近年来，甲午之战使中国跌入了前所未有的深渊，而读书人的思想却被这场惨败刺激得空前活跃，林若翰预感到一场巨大的变革即将到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激进人士脱颖而出，即将取代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张之洞之流的位置，左右中国这艘古老帆船的航向。他为此而激动不已，因为康、梁、谭都是他的朋友。现在，正如他所预期的那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已经在中国展开，施行新政的诏令少则一日一诏，多则一日十余诏，雪片似地从紫禁城发往全国，在这适宜的气候，林若翰像北飞的候鸟，又来到了北京…… 车子驶出了崇文门，顺着护城河沿往西，在正阳门下绕过瓮城，奔上前门大街，到珠市口又转弯往西，朝着菜市口方向驶去…… 莽苍苍斋。 易君恕说起两个月前的往事，仍然耿耿于怀，心潮难平。 谭嗣同专注地听完了他的叙说，感叹道：“香港拓界之议，我在湖南也听到了消息，早就预感到会是这个结果！我与李鸿章虽无交往，倒是深知其人。他作为曾国藩的高足，不能说没有才学；办了一辈子洋务，也不能说没有阅历。但是此人私心太重！他对下徇私枉法，对上以利结主，堂堂元老重臣竟然低三下四地巴结太监总管李连英，重金行贿，借以在皇太后面前邀欢固宠，为士大夫所不齿。本朝官场腐败之风，李鸿章实为始作俑者！在对外交往之中，他则一味趋承逢迎，委曲求全，以国土、利权与洋人作交易。前年在莫斯科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将黑龙江、吉林路权让与俄国，置东北于俄国控制之下，并允许俄国军舰在战时驶入中国所有口岸，因此，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以三百万卢布赠李鸿章作为酬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大清国的外交大权掌握在这种人的手里，列强图谋中国，何患不成啊？” “您既然早有预见，当时为什么保持沉默，而不挺身而出？”易君恕问道。 “我算得了什么？”谭嗣同苦笑一笑，“一名候补知府，官职低微，无权面奏皇上，上书言事要由都察院代转。那都是一些顽固守旧的昏谬老臣，层层阻挡，外官和民间的呼声根本不可能上达圣听！” “现在的情形不同了！皇上厉行变法，启用维新人士，兄长也在首选之列，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易君恕说，双眼闪射着希望，“请兄长恳奏皇上，将那些误国的老朽尽行罢黜！” “你真是书生意气！要将那些人尽行罢黜，谈何容易？”谭嗣同叹了口气，说，“现在皇上对他们还一个都没有触动，那边就已经先下手了：突然罢免翁同龢，而皇太后的内侄荣禄被授为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领三军，皇太后的亲信王文韶出任户部尚书，入军机处、总理衙门，军、政、财权都已控制在皇太后的手里，今年秋天她还要带皇上到天津阅兵！这些都是什么征兆？”谭嗣同高耸的眉弓下，那双深邃的眼睛幽幽地盯着易君恕，令人不寒而栗，‘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君恕，你难道看不出吗？” “啊？！”易君恕目瞪口呆，连日来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的疑团，由谭嗣同点破，透过层层迷雾，他仿佛看到了九重深帏之中的大清国最高中枢，两股力量正在激烈较量，一个不祥的预感在他脑际闪现，“她……她难道敢废黜皇上吗？” “难说啊！当年同治帝驾崩，身后无嗣，由皇太后作主立当今皇上继位，垂帘听政十余年，如今皇上已经成年，亲政，不再听从她的摆布，她既然敢立，也就敢废！其实，早在皇上颁诏变法之前，皇太后就试图废黜皇上，只是因为恭亲王力持不可，才只好暂且作罢。恭亲王死后，皇太后便又和庆亲王、荣禄、刚毅策划废立阴谋。皇上曾对庆亲王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皇太后得知，大发雷霆：‘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了！’” “啊！”仿佛晴天霹雳在头顶炸响，使易君恕惊心动魄，当今大清国的君主已处于随时都可能被废黜的危险境地，这是他连想都不敢想的！“原来，皇上是迎着灭顶之灾，厉行变法！” “是啊！皇上明知前途凶险，但他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不愿做亡国之君，被天下后世所耻笑！”谭嗣同动情地说，“皇上蹈厉发愤，力排众议。厉行变法，推行新政，即使皇冠落地、身陷鼎镬也在所不惜，我们的皇上不愧为以身许国的圣明天子！” “复生兄，”易君恕悚然望着谭嗣同，胸腔里那颗心在怦怦地狂跳，“您和康先生、梁先生追随皇上变法，也是在铤而走险啊！” “当然，”谭嗣同慨然道，“我们心里都明白，中国被列强逼到了绝境，皇上被太后逼到了绝境，变法乃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成则可以救中国，败则必然流血横尸、肝脑涂地！我此番奉诏进京，这在世人看来，正是青云直上的大好时机，而我知道自己的前面将有多少艰难险阻，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皇上的信任、皇上的托付，重如千钧啊！”他缓缓立起，满怀崇敬地朝着紫禁城的方向拱起双手，“皇上一声召唤，臣谭嗣同来了！为了皇上，为了大清国，我愿洒尽这一腔热血！” 易君恕感到一种从来没有体味过的灵魂震撼，处于政治漩涡之外的这位布衣书生简直难以想象，风起云涌的维新变法原来如此艰难，大清国的前途如此险恶！猛然之间，他想起谭嗣同在菜市口凝视着那片浸透鲜血的土地的肃穆神情，想起谭嗣同的那句喃喃自语：“下一个流血的不知是谁？”啊，复生兄，您风尘仆仆进京辅佐皇上，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与您相比，我所遭受的那点屈辱又算得了什么呢？ 两个人都沉默了，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窗外的天空夕照如血，沉沉暮色充盈于莽苍苍斋。 随着轻快的得得蹄声，“山西较子摈榔杆儿”的骡车沿着北半截胡同，来到了浏阳会馆门前。车把式一声“吁……”车就稳稳当当地停住了，站在车尾的仆人跳下来，搀着林若翰下车。 胡理臣和罗升早已在门前迎候，连忙上前，打了招呼，罗升便飞跑进去，通报主人。 谭嗣同迎了出来，朝林若翰拱手道：“欢迎翰翁大驾光临！” “谭大人，别来无恙？”林若翰满面春风地拱手问候，娴熟的官场礼仪，一口流利的汉语，把“别来无恙？”说得和“How are you？”一样得心应口。他称谭嗣同“大人”，是出于对谭嗣同的官衔的尊重，而且可以预见，这位奉诏进京的新贵很快还要高升。谭嗣同则称他“翰翁”。西方人最忌讳被视为老人，但林若翰是个“中国通”，他知道这个“翁”字的分量，这是对他的年龄和学问的尊重。 “别来无恙，托翰翁的福！”谭嗣同随口说，其实院子里的炉子上正熬着中药，“翰翁请！” 两人并肩跨进院子，穿过雨路，步入莽苍苍斋的客厅。 易君恕见客人到了，礼貌地站起身来。谭嗣同连忙介绍说：“翰翁，这位是我久别重逢的挚友……” 易君恕拱手道：“晚生易君恕。” 林若翰立即拱手还礼：“敝人林若翰，久仰，久仰！” 易君恕看见他那副西洋相貌和中国装束，已是觉得古怪，再听到这一口汉语，更是暗暗称奇。林若翰和他素不相识，所谓“久仰”只不过客套而已，但礼貌周全却也无可挑剔。这位“鬼子大人”，果然不简单！ 三人分宾主落座，罗升奉上茶来，退了出去。 罗升走到院子里，和胡理臣商议道：“这个时候会客，肯定得吃饭，这位‘鬼子大人’还是个洋和尚，该怎么招待才好？” 胡理臣说：“洋和尚和中国和尚不一样，基督教的传教士照样娶妻生子，也不吃素，再说，这位‘鬼子大人’一身中国打扮，看来也好伺候。我这儿炯上米饭，你到馆子里去叫它几个菜，一壶酒，也就行了。” 两人商议妥当，罗升匆匆走了。 莽苍苍斋客厅里，宾主三人从容交谈。林若翰除了高鼻蓝眼无法改变之外，尽量入乡随俗，这使易君恕井不觉得拘束。 林若翰看见他手里的那本《甲午战纪》，眼睛一亮，“噢，是先生在读我的书？” 易君恕说：“刚刚向复生兄借到翰翁的大作……” “翰翁，您和君恕有缘哪，”谭嗣同说，“他家老太爷生前是北洋水师的文案，大作中载有名字……” “噢？”林若翰很为兴奋，眨着蓝眼珠想了想，说，“对的，北洋水师只有一位姓易的——易无杰先生，原来是你的父亲！”他激动地上前握住易君恕的手，“见到你，我感到十分荣幸！” “幸会，幸会！”易君恕被这位洋夫子的热情深深感动，“家父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为国捐躯，尽了自己的本分；翰翁作为外邦人士，对中国的那场灾难如此关注，晚生不胜感谢！” “不必感谢，这也是我的本分！”林若翰脸上漾起慈祥的笑容，“公理，正义，和平，仁爱，并不是哪一国的私利，它属于全人类，为解除人类的苦难，我愿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心血！” 易君恕心中油然而生敬意，华、洋之间的界限不知不觉地消融了。 “翰翁的博大胸怀，真正是天下为公！”谭嗣同赞叹道。 “谭大人过奖，”林若翰转过脸，那双灰蓝的眼睛望着谭嗣同，“我是中国的朋友，帮助朋友是令人愉快的！我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中国已经开始维新变法，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希望中国能够摆脱经济的贫困和科学技术的落后，早日富强起来，衷心地祈祷上帝赐给你们幸福1” “谢谢，”谭嗣同感动地说，“在中国，守旧大臣对变法一片反对之声，翰翁的支持尤为可贵，嗣同向您致谢！如果皇上得知您的美意，也将感到欣慰！” “愿上帝赐福于皇帝！”林若翰神情庄重地说，“最近，我写了一个奏事摺子，也许对中国的维新变法有所帮助。而我自知才疏学浅，惟恐立论不妥，措辞不当，所以，想请谭大人批阅指正；谭大人看过之后，再清康大人过目，并请他转呈皇上。不知这是否妥当？” “噢？翰翁真是一位有心人，”谭嗣同兴奋地说，“不知那摺子……” “我带在身边呢，”林若翰说着，从衣袋里取出一本厚厚的摺子，双手递给他，“请谭大人不吝赐教！” 谭嗣同接在手里，便迫不及待地打开摺子，先睹为快，见那满篇小楷，虽然字体略显稚拙，书写得倒是十分工整：大英国侨民林若翰敬呈大清国大皇帝陛下： 当兹人间纷扰，国势危迫，皇上赫然发愤，排众议，冒疑难，明定国是，维新变法，实英明果敢之举，天佑神州之望。然中国积弊既久，如病弱之人，若方药杂投，不独事倍功半，尤恐促其笃危。而辨症施治之术，纲举目张之策，何也？侨民不揣冒沃，愿为皇上进言…… 谭嗣同刚刚读了这开头一段，已经被深深吸引，便说：“翰翁稍坐，这份摺子，我现在就急于拜读，请恕我慢待了……” “哪里！大人接卷即阅，这是对我的最高礼遇，”林若翰欣慰地说，“大人只管安心披览，我这里不用照顾。我和这位易先生谈谈，不是很好吗？” “晚生正要向翰翁请教！”易君恕说。这倒不是客套，而是出于真心诚意。这位来自异国的老先生儒雅的谈吐和对中国时局的关切，都已经博得他的好感，他的面前像突然打开了一扇门，迫不及待地要走进去，探寻他渴望了解的一切。 谭嗣同捧着摺子站起身来，朝他们点点头，走进了书房。 客厅里只剩下这国籍不同、年龄悬殊的两位客人。林若翰笑眯眯地端详着易君恕，这位被谭嗣同称为“挚友”的年轻人，文质彬彬，清秀英俊，也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要和中国的读书人交朋友，年轻的一代尤其不可忽视，他们生气勃勃，思想活跃，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在新旧世纪的交替之际，这一代人无疑将对中国的前途产生重大影响…… 林若翰胸有成竹，正要与易君恕“坐而论道”，易君恕却先开了口：“听复生兄说，翰翁久居香港？” “是的，我从二十一岁到香港，至今已经三十八年了。”林若翰答道。初次相遇，互不了解，这些自然是攀谈的话题。便也向他问道：“易先生到过香港吗。” “哦，没有。”易君恕说。 “若有机会，易先生不妨到香港一游，那是个好地方！”林若翰道。说起香港，他充满了感情，就像远游的人谈到自己的故乡，他在香港居住将近四十年之久，事实上也已经把香港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了。“香港在大洋环抱之中，碧海蓝天，山青水秀，地理环境优越，气候温暖宜人。即使在北方万木凋零、冰天雪地的隆冬季节，太平山麓仍然是一片葱绿，鲜花盛开，西式洋房，倚山而筑，参差错落，那景象与中国内地大不相同。我坐在自己的书房里，窗外便是一幅天然的海景图画！康有为先生十多年前就曾游历香港，对香港的建筑精美、街市繁华、法度井然，都很为称道。他开阔眼界，接触西学，便是从香港开始。现在，中国有识之士莫不致力于西学研究，香港正是一个观察西方的窗口！” 这一番诱人的描述，易君恕听了，却未置一词。想到那座海岛已被英国割占五十多年，心中唤起的是痛惜之情，那里再好，也难以令他向往，更何谈“称道”！但是，香港仍然牵动着他的心：两个月前挥泪南归的挚友邓伯雄，如今怕也已经算是“香港人”了吧？他自从走后就没有音信，使易君恕一直放心不下！于是向林若翰问道：“上个月，香港拓界的《专条》在北京签字，定于阳历7月1日生效，如今此期已过，不知新安县那边的情形如何？” 林若翰微微一愣。他本来以为，这位年轻人既然谈起香港，兴趣必然在于香港的政治体制、城市建设、金融贸易、新闻出版，这是中国的“洋务派”和“维新派”都深感兴趣的，各有可资借鉴之处，却不料到易君恕关心的倒是维多利亚海峡对岸的新安县——那片尚待开发的新租借地。 “易先生对时局很为关注啊，”林若翰说，他并不打算回避对方提出的问题，一面琢磨着这位尚难以看透的青年，一面侃侃而谈，“拓界确实是香港的一件大事，按照中、英两国的协定，《专条》现在已经生效。不过，迄今为止，英国还没有进入新展拓的界址，而把接管的日期推迟了。” “噢？”易君恕听到这个难得的消息，不禁怀然心动，更急于了解洋情，“为什么？” “原因很复杂，不止一端，”林若翰说，“首先，香港第十一任总督威廉·罗便臣爵士在今年二月已经任满回国，而他的继任者还没有到职，辅政司骆克先生也正在国内休假，接管工作自然不便进行。就英国政府来说，无论索尔兹伯里首相，还是殖民地大臣张伯伦，对于将要接管的那片土地的情况所知甚少，他们需要时间作必要的准备。 易君恕专注地听着，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英国推迟接管新租借地都是一个好消息！ “这还不是重要的原因，”林若翰继续说，“先生知道，今年4月，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爆发了战争，美国海军杜威上将率领六艘军舰曾停泊于香港，以此作为美军对驻扎在菲律宾的西班牙军队的作战基地。而这样做，显然不符合各国都应遵守的中立法，所以英国政府要求美舰离开香港海域，杜威上将在4月25日率领他的舰队开进了新安县东面的大鹏湾。在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之后，大鹏湾划归香港，如果英国在7月1日准时接管新租借地，则必须按照中立法再次要求美国军舰离开大鹏湾。而英国如果这样做，必将影响和美国的关系，使自己在远东陷于孤立处境。所以，推迟接管新租借地，既为美国舰队提供了一个泊舟之地，英国又不至于受到破坏中立法的谴责……” 易君恕被他所描述的这一番国际政治交易所震动，在信息闭塞的中国，恐怕连总理衙门里的那些“外交家”都未必知道得这么清楚。 “所以，”林若翰继续说，“英国要在美、西战争结束之后，才会正式接管新租借地。除了以上的原因之外，中、英两国政府在某些细节上还存在分歧，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租借地的北部边界还有待具体划定，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时日。” “翰翁果然广闻博识，天下事了如指掌，”易君恕说，“多谢翰翁告诉了我这些真象！” “易先生过奖了，”林若翰微微一笑，“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国际上许多观察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只不过中国人不容易获得这些信息而已。在偌大的京城，除了登载皇上诏令和官方文件的黄皮《京报》之外，竟然没有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是大清国政府封闭了人民的眼睛和耳朵！” “是啊，租借国土这等大事，谈判、签约，从头至尾都秘密进行，四万万民众难以窥其内幕，国人深以为耻！”易君恕感叹道。他略一迟疑，又试探地说，“我还有一疑问，要请教翰翁……” “嗯？易先生请讲！” “听翰翁论说天下之事，高屋建领，公允、平正，不为己国利益所困，实为难得，”易君恕说，先予对方以充分褒扬，然后再向他发问，“此次香港拓界，贵国政府强人所难，无端侵吞中国领土，翰翁作为英国人士，不知如何看待此事？” 林若翰心中一震。面前的这位年轻人竟然会向他提出如此尖锐的问题，这是在他过去和中国读书人的交往之中所从来遇到过的。中国的读书人讲礼貌，善忍让，即使见解不同，也往往转弯抹角，并不直抒胸臆。但这位易君恕显然是个例外，坦率得已经近乎不顾礼貌了。 林若翰却并没有因此而恼怒，更不会因此而尴尬。作为一位走遍天下的传教士，一位学贯中西的鸿儒，他有足够的学识和修养应酬各种各样的人物。 “易先生，我很欣赏你的坦率，”他说，语气平和，神态安详，“人间充满罪恶，尔虞我诈，烧杀抢掠，弱肉强食，我为这一切而痛苦，祈求主宽恕所有的罪人，昭示他们弃恶从善，给这个世界以公正和和平。一些遭受英国侵略的国家的人民，难免对英国怀有敌意，把大不列颠看作是罪恶的渊薮。岂不知，在两千年的历史中，英国人也曾经多次遭受外来的侵略，罗马帝国、日耳曼人、丹麦人、诺曼底的威廉公爵都曾占领那片土地，屠杀那里的人民，而且内战在许多世纪之中也连绵不断，血流成河。直到当今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以来，才进入黄金时代。蒸汽机、火车、轮船给英国插上了翅膀，使她迅速成为世界上先进的工业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原料，更大的市场，更廉价的劳动力，她向海外扩张，在欧、亚、美、澳各洲都建立了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往日的强国变成了弱国，弱国变成了强国，世界就是在不断的较量和争斗之中走过来了，发展到了今天……” “翰翁为英国的强大而自豪，我为中国的衰落而悲哀。”易君恕摇摇头，“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英国，而英国却先后割占了香港、九龙，现在又强行拓界，英国有什么理由这样对待中国？难道强国就可以奴役弱国吗？” “我并没有为英国辩解。我是一个英国人，当然爱自己的祖国。但是我又是上帝的仆人，我爱天下所有的人。我在故乡英格兰只生活到二十一岁，就离开了她，在香港和中国内地度过了大半生，经历了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我看到的都是中国的失败。尤其是甲午战争，中国不是败给英、法、德、俄等西方强国，而是败给了她的近邻日本，那个弹丸岛国不仅面积小，人口少，资源贫乏，而且和中国同文同种，算是中国的晚辈和学生。老师败给了学生，天朝帝国败给了小小的日本，这是历次战争所不能比拟的。中国的失败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负，而是败给了整个世界，是她在近百年来全面落伍的标志，中国不仅是败在强国手里，也败在自己手里。一个文明古国竟然落到如此地步，这到底是为什么？中国人除了谴责列强之外，难道不应该从自己身上找一找原因吗？” “嗯……”易君恕无言以对，林若翰的这番话虽然极不入耳，却也发人深思。“以翰翁之见，原因何在？” “请原谅我直言不讳。’淋若翰说，“我在青年时代启程东渡，对东方文明充满了向往。在香港居住久了，又经常往来内地，对中国的了解也就更深了一层。我发现中国人与西方人有许多不同，也许正是这些不同，影响了中国的发展。比如，西方人把古代看作童年，把现代看作成人，而中国人则把古代视为完美无缺，总是认为今不如昔；中国人好静不好动，崇尚中庸之道，而西方人好动不好静，喜欢标新立异；西方人万事争先，不甘落后，中国人墨守成规，不知善变。也许，这种民族性格差异正是西方迅速发展，中国由盛而衰的内在原因吧？” “嗯？”易君恕从来没有接触过洋人，自然也无从比较，他生平第一次听到这样奇异的论述，感到十分新鲜，“翰翁能否再讲得详细一些？” “在我看来，使中国滞后的弊病有三。其一，骄傲自大，迷信愚昧。在历史上，中国确曾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在天文、地理、数学、哲学和新器物制造诸多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也由此造成了尊己轻人之弊。对于域外的事物，或者以‘戎狄何知’而盲目鄙薄，或者以冲华不尚’而拒之门外，由此故步自封，不思进取，而不知世界的变化却日新月异。康熙年间，朝廷钦天监监正杨光先用旧法旧器观测天象，尽管屡屡失误，仍然坚决拒绝使用西洋历法和观测仪器，他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如此顽固守旧，简直不可理喻！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领浩浩荡荡的庞大船队来到中国，向大清乾隆皇帝祝贺八十三岁寿辰，这是西方第一强国首次叩向东方文明古国的大门。他献给皇帝的寿礼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天体运行仪和地球仪，表明天下之大，中国只不过是其中一国；还有新式步枪、火炮等等先进武器，以展示英国的实力。中国朝廷完全没有理会这番用意，在礼品清单上把‘礼物’改为‘贡物’，在他们看来，英吉利尚属未开化的‘番邦’，是来向‘天朝’‘纳贡’的，要求英使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大礼。马戛尔尼坚决拒绝，因为他只对上帝才双膝下跪，在英国女王面前也只行单膝下跪吻手礼。双方为礼仪争论不休，而将两个大国之间实质性的接触和合作置之度外。中国历来有外交而无邦交，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当中，惟独没有专门办理外交的部门，因为天朝只接收‘四夷’的‘朝贡’，而不可能与他们平等往来。马戛尔尼提出两项要求：与中国互通贸易，派公使常驻北京。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你们外国使臣常住中国，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无所不有，从不稀罕你们那些奇技淫巧，也不需要从你们那里置办什么物件！就这样，远道而来的使者在遭受一番羞辱之后怏怏而归，从而使处于鼎盛时期的大清帝国失去了了解世界、和西方平等接触的机会。一位西方哲学家痛惜地感叹，地球上最强大的‘聋子’之间的对话，使历史赋予的这个机会付之东流！闭目塞听，闭关锁国，使东方帝国与世隔绝，落伍于时代。几十年之后，一般士大夫和军事将领仍然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相信种种奇谈怪论：西洋人的眼睛是蓝色的，畏惧日光；西洋人的腿极长，直立不能超越腾跑，一击便倒；西洋人以茶叶、大黄为性命，茶叶、大黄是‘中华之所以能制外夷’的法宝，如果中国禁止这两样东西出口，西洋人便无以生存。时至今日，迷信天圆地方，不知地球有五大洲者，仍大有人在，当今大学士徐桐就认为葡萄牙、西班牙等等国家根本不存在，是英、法捏造出来故意吓唬人的。当今被认为‘中国第一外交家’的李鸿章，其实对国际事务懵懵懂懂，常常贻人笑柄。据说他在访问英国时，曾经到已故戈登将军纪念碑前致意，将军家属为了表示感谢，把一只曾经在赛犬会上荣获一等奖的爱犬相赠。李鸿章接受厚赠，数日后向将军家属复函致谢，信中说：‘厚意投下，感激之至。惟是老夫耄矣，于饮食不能多进。所赐珍味，欣感得沾奇珍，朵颐有幸。’将军家属得知爱犬竟被他吃掉了，大为惊诧，英国各大报纸，一时为之喧腾。大名鼎鼎的李中堂尚且如此，逞论他人！中国四万万人当中，农民占了绝大多数，读书人少，通西文的人更少，漫游天下的人尤其少，即使受过教育的儒生，也往往只知写八股文，而不懂天文、地产、物理，不明世界大势，中国何能不落后？ “其二，官场腐败，损公肥私。我不敢说中国的官员没有一个廉洁的，但廉洁的实在太少，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生动的写照。上也贪，下也贪，不贪甚至难以为官。他们虚报政绩，欺上瞒下，事事经手先欲自肥。官吏盘剥百姓，将校克扣军饷，早已司空见惯，自不必说，甚至战事当前，从军火中也要榨出油来，以煤炭假冒火药，以豆粒充当枪弹，也屡见不鲜！既然海军军费可以挪用修颐和园，甲午战争最激烈时皇太后还在天天听戏取乐，那么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做呢？国家腐败到这等地步，又何能自强？ “其三，专制体制，不合潮流。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至今两千年制度不变，举国事无大小，一切政令都出于皇帝的个人意志。到了本朝，慈禧皇太后又创造了一个‘垂帘听政’，太后指挥皇帝，皇帝指挥全国。各地官衙，无不集政、法于一身，遇民间诉讼，击鼓升堂，小民跪地申诉，动辄酷刑相加，政府官员既担任审讯，又负责宣判，全不知法院为何物。而政府事务，貌似中央统治全国，实则各省自成风气，号令不一。如陆军、海军，本是国家武装力量，却分而治之，中央政府鞭长莫及；而铁路、电报、矿务、机械制造，原是可由民间筹款去办的事，却又非官办不可，以致于困难重重，却又何苦！中国的专制体制早已不合时代潮流，外洋各国，或民主共和，或君主立宪，都因走出了封建专制，国家才发展起来。以英国为例，也曾经历专制的时代，君主残暴，法律野蛮，贵族争权夺利，人民全无自由。随着议会选举改革法案的通过，阳光投射到大不列颠，酷刑峻法被废除，贵族的优待权被剥夺，仁慈、公正降临了人间。而中国对这些都视而不见，仍然驾着一辆残破不堪的车子，走在时过境迁的路上，她又怎么能与强国竞争？” 林若翰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操着熟练的中国话，纵论中国事，句句讲的是中国的弊端，字字刺在中国的痛处。直到他把中国糟践够了，接连抛出三个问号，这才喘了口气，以中国士大夫的优雅姿态，伸出右手端起身旁的盖碗茶，递到左手里，再以右手的三个指头拈起碗盖，抿了抿浮在水面上的茶叶，呷上一口茉莉花茶，以那双蓝眼睛望着易君恕，期待着他的反应。 易君恕听得呆了。这就是一个英国传教士眼中的中国。这就是易君恕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他也曾多少次慷慨陈词，历数中国的种种弊端，恨铁不成钢，而这些由一个外国人口中说出来，又显得那么刺耳。如果人家是在攻击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否认华夏先民的卓越创造，贬损炎黄子孙的种族和血统，易君恕将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地与之争辩；然而人家却不是说这些，只揭你们的短处。你们的确曾经十分优秀，而现在不行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们被列强超越了，被世界抛在后面了。不要埋怨世界对你们不公正，落后就会挨打，这是你们自作自受。孟子曰：“国必自伐然后人代之。”康有为在保国会上说：“割地失权之事，非洋人之来割胁也，亦不敢责在上者之为也，实吾辈甘为之卖地，甘为之输权。若四万万人皆发愤，洋人岂敢正视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翰翁削切指陈，鞭辟入里，晚生深受教益！”易君恕那双忧郁的眼睛望着林若翰，“请问，中国要革除积弊，奋发图强，翰翁有何良策？” 林若翰微微点了点头，他的这番演说已经成功了。如果说，易君恕刚刚见面时对他的尊重多半出于礼貌，其中还掺杂着可以感觉到的猜疑和敌意，向他“请教”的那些问题颇似某些独出心裁的新闻记者的故意发难，那么，现在他已经使易君恕心悦诚服，甘心拜他为师了。 他轻轻放下茶碗，向着空中拱了拱手，表示对大清国皇帝的尊重，说道：“皇上已经诏令变法，废八股，裁冗兵，办学堂，讲西学，兴实业，这些都是强国之策，”说到这里，却又话锋一转，“不过，依敝人看来，西方的学说，西方的火轮机器，传到中国也并非自今日始，早已试验过了，而中国却至今没有富强起来，因为那些东西只是西方的皮毛，模仿抄袭往往徒具形式，而难奏实效。我以为，当今中国迫切要做的，就是我在摺子里所写的三件事。……” “请问是哪三件事？”易君恕已经对他紧追不放。 “第一，”林若翰伸开两手，右手扳着左手的食指，这是他跟中国人学来的说话习惯，可以吸引对方的注意力，又显示了自己对所谈论的问题“了如指掌”，把一、二、三表述得明明白白，“当今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不利于维新变法。中国应当与西方强国订立同盟，平时互助，战时互保，以稳定大局。第二，”他又扳下中指，说，“应当派遣精干的官员和年轻学子出国考察工业、商业、交通、教育，聘请西方专家来华主持铁路、矿业、机械制造，训练军队，推行西法，增强国力。”三条已经说了两条，还剩下最后一条，他郑重地扳倒了无名指，“第三，改革政治与官制。而改革的最大障碍，在于皇太后名曰归政休养，实则恋栈揽权，皇上不能放手行事。我以为，以中国国情而论，皇上如果公开与皇太后争权，必将闹得不可收拾，不如仿照英国制度，奉皇太后如维多利亚女王，而由皇上组内阁，开议会，实行民主政治。选聘外籍精英人士担任皇帝顾问和内阁官员，随时入见皇帝，详细奏陈西国各事，全面整饬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将国家建设纳入正轨。中国的事情虽然千头万绪，而这三件事是根本。敝入考察了西洋各国的成功经验，针对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深思熟虑之后，才得此三策。我相信，只要皇上肯于采纳，中国少则三年五年，多则十年八年，必将富强起来。不知易先生以为如何？还请不吝赐教！” 又是一个问号，连同那只屈着三个指头的左手，送到了易君恕面前。说“不吝赐教”是客气的，林若翰等待的是对方的折服和赞扬。 而易君恕却陷于沉默，迟迟没有回答。他不能不承认，林若翰对中国残败疲弱的现状和中国人浮躁惶乱的心态具有相当的了解，进而为这个正处于忧患的漩涡之中的国家描绘了一幅大刀阔斧的变革蓝图。这令人心动，也令人不安。谁也不能保证这幅蓝图就一定会实现，而试图实现它却必须借助于外洋的力量。中国确实要改革，要变法，除旧布新，奋发图强，但左也要靠洋人，右也要靠洋人，那么中国人自己将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林若翰虽然是一个中国通，但他毕竟是个“鬼子大人”，他以外国人的眼睛很难洞察中国人的内心世界，那里有一道时而脆弱时而强硬的防线，若隐若现地存在着…… “翰翁的摺子是呈给皇上的，晚生怎好妄加评论？”易君恕对他的询问，只给了这么一句未置可否的回答。 “这么说，先生其实是不赞成了？”林若翰那双蓝眼睛中期待的光芒黯淡了，“我写的摺子，既是呈给皇上的，也是献给大清国人民的，先生无论赞成与否，完全可以直抒己见！” “那么……”易君恕犹豫再三，但还是说了，“晚生冒昧了，以我看来……” 他在思索着如何才能把自己的意见表达清楚，而又不至于伤了这位“鬼子大人”的自尊，而在这时，谭嗣同手里拿着林若翰所写的那份厚厚的摺子，走出了书房，来到客厅。 林若翰的目光立即转向了谭嗣同，易君恕尚未出口的话只好咽下了。 “谭大人，”林若翰的蓝眼睛重新闪烁起期望的光芒，急切地询问谭嗣同，“披阅拙稿，未知尊意如何？” “翰翁颇多高见，”谭嗣同双眉微蹙，思索着说，“不过……” “嗯？”林若翰又一次感到这种中国式的支支吾吾背后的意蕴，“大人如果认为有什么不妥，还请明示！” “不敢当，嗣同是要向翰翁请教的，”性情刚烈的谭嗣同在他所尊重的洋儒面前表现了难得的克制，并不打算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对方，而是采取和他商量的方式，“翰翁所拟三策：稳定大局、推行西法、改革制度，都极有见地，但未必切实可行……” “为什么？”林若翰问。 “比如，中国与列强结盟，就难以实现，”谭嗣同说，“列强来华，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且各国之间，利害纠葛，错综复杂，以中国目前的实力，难以和任何一国平等结盟。” “谭大人，”林若翰却充满信心，自告奋勇，“英国方面，我可以代为联络，窦纳乐先生是我的朋友……” 易君恕听得心里一动：窦纳乐？那个一手操纵香港拓界的英国公使，难道会维护中国的利益吗？如果寄希望于他，真不啻“与虎谋皮”了！ “翰翁愿为此奔走……”谭嗣同沉吟道，望着这位不辞辛苦的洋人，不禁心中暗想，他如此热衷于中国事务，目的何在？莫非是要以此为进身之阶，博取皇上的外国“顾问”之职吗？谭嗣同自然不能当面询问林若翰，迟疑片刻，说道，“两国结盟必须保证不占中国之地，不侵中国主权，这恐怕就不是您所能够承诺的了。而且，还要看到，中国如果与英、美结盟，则势必与日、俄交恶，后果难以预料，作此决策，须慎之又慎。皇上诏令变法，意在振兴中国，自立于天下，而翰翁所提三项建议，几乎处处都要依靠外国力量，难免有外国干涉中国内政之嫌，皇上对此当有所顾忌，朝廷缙绅和一般中国民众也难以接受，何况，对翰翁也有所不利……” “对我不利？”林若翰惊讶地摊开两手，“我并没有打算从中取利，这话从何说起？” “翰翁！”易君恕脱口叫道，如果说他在谭嗣同说出这番话之前，对于林若翰的建议尚觉不便明言，现在终于忍不住了，“我不知道您的居心……” “居心？我有什么居心？”林若翰那白皙的面颊涨红了，“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爱中国！易先生，我们虽然初次相识，但一见如故，推心置腹，你难道没有感到我对中国的感情吗？” “当然，对此我深有感触，”易君恕说，“翰翁作为一位外邦人士，穿戴大清衣冠，娴熟中国语言文字，研究中国历史，关注中国时局，都令我感佩。”他向林若翰拱了拱手，然而这已经仅仅是出于礼貌了，清癯的面庞神情肃穆，紧蹙的剑眉下，两眼闪着冷光，“但是，我也不难看出，翰翁更爱英国，更爱香港，您希望由英国人来管理中国的路、矿、工业、军队，甚至入朝做官，操纵国权，果真如此，整个中国岂不要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保护国吗？翰翁的主张，中国四万万人中凡有良知者，都不会赞同！中国人比您更爱中国！” 林若翰愣住了。片刻之前，他和易君恕还谈得颇为投机，年近花甲的老牧师不惜屈尊俯就，耐心地向这个后生小子阐述自己的心得和主张，却不料完全白费唇舌，突然之间易君恕和他翻脸了，疾颜厉色地当面指斥他居心不良，简直把他看作英国政府的说客了！ 两位客人之间发生争执，莽苍苍斋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使谭嗣同深为不安。毕竟林若翰是远道而来的外邦人士，又是一位长者，他只能劝阻易君恕：“君恕……” “谭大人！”林若翰满脸的皱纹在扭动，蓬松的大胡子在颤抖，声音沙哑地说，“我虽然是一个英国人，可是，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在华之月远远超过居英之年。三十八年以来，在香港，在中国内地，我和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成为朋友，我学到了你们优秀的文化，也看到了中国的瘤疾顽症，而中国士大夫对此或者视而不见，或者知之而不敢言。近地之人不言而远方之人言之，东方之人不言而西方之人言之，我披肝沥胆，上书坦言，爱之深不觉言之切，不料反而遭怨！啊，上帝，我为四万万中国人祈福，愿东方文明古国中兴复苏，何曾谋求一己私利？这一切，上帝可以作证！” 老牧师一腔激愤，双眼闪烁着莹莹泪花…… “翰翁！”谭嗣同上前扶住了他，“翰翁且请息怒，此事还须和康先生、梁先生详细商议……” “我并没有发怒，而是为中国感到悲哀！”林若翰热泪盈眶，仰天长叹，“上天要救中国，若违背天意，错过良机，将追悔莫及！” 莽苍苍斋暮色苍茫，已是掌灯时分。胡理臣和罗升一个手持灯盏，一个端着托盘，把待客的菜肴送上来，一进门，竟然看到这副景象，不知如何是好…… 深夜，报国寺前易府小院的书房里还亮着灯光。 书案前，易君恕凝神独坐，陷入深深的思索。在莽苍苍斋和谭嗣同的促膝交谈，和林若翰的相遇以至不欢而散，使他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当今的北京城犹如紧锣密鼓之中的一座大戏台，各种人物都纷纷登场，要在危急的时局中扮演重要角色，而这台大戏却没有一个现成的唱本，生旦净末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主张，顽强地表现自己，谁也难以预料将是怎样的一个结局。和谭嗣同分别二十年之后的重逢，使易君恕在孤独中找到了同伴，在苦闷中找到了精神依托，他信任谭嗣同，相信只有康、梁、谭这些浊世独醒的人物指出的方向才是中国的出路，无论这条路如何艰难，也非走下去不可了。那么，还有那位长袍马褂、蓝眼高鼻的林若翰呢？信誓旦旦要救中国脱离苦难、为四万万民众祈福的那位“鬼子大人”，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呢？ 易君恕苦思而不得其解。不过，今天与那位“鬼子大人”的邂逅也使易君恕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千金难买的信息：英国人迫使中国签订的香港拓界《专条》，至今仍是一纸空文，新租借地尚未落入港英之手，邓伯雄的家乡仍然是大清国土！那么，在香港拓界未成事实之前，如果朝廷据理力争，能否使局势发生逆转呢？当初《专条》的签订出于李鸿章之手，皇上朱批“依议”迫于皇太后的压力，而今皇上诏令变法，尽废弊政，那一纸屈辱的条约难道不可以废吗？一贯媚洋卖国、割地赔款的李鸿章所把持的外交大权难道不可以罢免吗？皇上广开言路，准许士民上书言事，连林若翰那样的外国人都不远数千里从香港匆匆赶来，向皇上上摺，我易君恕就不可以上它一摺吗？ 一股冲动从心中腾起，易君恕突然发现了一条通往紫禁城之路，一条与当今皇帝对话之路，一条报国之路！心血来潮使他激动不已，他迫不及待地拈起案上的紫铜水注，往砚台里注入一汪清水，然后握住那锭松烟徽墨，用力地研磨起来，一圈一圈，他觉得自己和紫禁城越来越近了。 静静的夜，窗外传来巡更人敲着木梆不紧不慢的报时声：梆，梆，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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