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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林神：寨前寨后，各留一片千年万代不砍的老林——是树林神的庙。大年初一不能动神的任何树木。 ——藏俗 都说，“烧头香”的人会有福气。 农历除夕的午夜，我也随俗呆在上海的家里。钟敲十二响。爆竹声声催醉。我家也点燃了一袋十色焰火。立时，仿佛“三光同现”——或雨妙花、或焚妙香、或奏妙乐。瑞兆映得小楼前高大的塔松，显似树林神的化身。而我自己，却像被藏经中持五箭者射中。这一支支箭，使人能爱、醉、愚、瘦、被缚。我中了魔似的展开了稿纸…… “极喜自在魔，他化自在天。”又是一年新春开笔，上上大吉。啊啧！ 1982年9月初。我随着中国作家协会参观访问团，来到了西藏。我躲过了体格检查。好家伙，一体检，我们团十二名团员去掉仨。在西安，友人张医生为我量了血压——正常。行——拜！ 西藏啊，西藏！你究竟是古老还是年轻？是滞留于落后还是迅速在前进？是富裕还是贫穷？许多中国人把你传得很可怕、荒凉，许多外国人都争着抢着来看望你。啊，都有根据，也都有道理。迷人的西藏，我国八分之一国土面积的神土啊，你怀里揣着九九八十一个连环的谜语。 千岩万壑在造山运动中，刹然在这里“定格”不动了。如果你走进寺庙，历史也仿佛“定格”不动了。经幡、圣水、酥油灯，五体投地一次又一次地长拜、呢呢喃喃一遍又一遍地诵经……既然我不是研究宗教的，那么，让外国旅游者去惊叹并拍摄这宗教自由吧。我要在西藏寻访科学的“未来佛”的“圣殿”；寻访智慧转世的“玉女仙童”；寻访创造新天地的“五百罗汉”；寻访能破神土之谜的“千尊金佛”！ 我曾先后“朝拜”过日喀则农牧研究所、沃卡电站、羊八井地热站、太阳能研究所、藏医院、地质局等等大“庙”小“庙”；会见过许许多多“金刚”、“罗汉”、“真神”。如果我长着三头六臂千只手，我愿一一为他们塑像披金。愿他们一一显灵显圣显神通，变西藏为福地。 只是，时辰已到！ 第二天（10月4日），我们就要飞离西藏。访问团能按预定日程回返，是对邀请来的贵宾的特殊优待。预订机票己登记到开年3月。 招待所在布达拉宫脚下。我和伙伴们纷纷摄影留念。 别了——拉萨（藏语：神住的地方）。我摘采着招待所花圃里的种籽；才来时，花儿正盛开，如今已结籽了。娇黄的金盏花、艳红的豌豆花、雪白的山菊花……说不定是当年文成公主带来的，文成不仅带来佛像，还带来医药、蚕种、技工……解放以来，又有多少“文成公主”……其实，文成公主若不来西藏，她的生命也没什么意义，应该说，西藏赋予她存在的价值…… 该辞行的单位去辞行过了；该告别的友人，已告过别了；账也结了，行装也理好；集中到指定的房间里…… 今夕何夕，访问团的同志们和我“吵”了起来： “什么？退机票？” 我微笑——是那种存心气人的微笑：“嗯，退——机——票。” “荒唐！为什么？” “想到大森林里住住小帐篷，我碰到了几位搞林的。咱们走这一个月也没看见什么树……” “好，好，以后陪你去看树，现在随团回去……”他们在哄孩子了。 “不。” “你是要写他们吗？” “还说不上……” “那更胡闹了！你总有什么目的？” “好玩！”我理直气壮地回答。 “好玩？” “好奇！” “好奇？” “不可以吗？外国人几万里来到西藏，签证到期了，还赖着不走。我就不可以多玩些日子吗？” “随团回去！”他们火啦。 我也火啦！拧劲上来了，挂长途，找上级：“我是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我有去留的自由，你说句话！我死不了！大狗熊不吃我！” 大狗熊，端坐在云杉枝叶的沙发上。 西藏东南，波密县境。岗乡秋日胜春朝。 百鸟恰恰争啼，百兽怡怡相嬉。 “怎么？”大狗熊问，“月亮缺过又圆了，还查不出那几个连毛也不长的人，究竟来干什么？” “我汇报过多少遍啦！”喜鹊喳喳地，“他们一共是四个藏族人、五个汉族人、支起三顶帐篷。为首的是南京林学院教生态学的徐老师，女的，还有一个女的……” “头脑简单！”大狗熊生气地，“我们需要明确的结论：是好人？坏人？是朋友？是敌人？” 夜莺婉啭：“我看，他们是勤劳的人。我夜夜飞过他们的帐篷，他们都点着蜡烛，细数树哥哥的年轮。从东南西北对着数。数了量，量了数，仿佛在弹奏新式的琴……” 阳雀抢板：“是啊，一大早，他们就钻林子，背着干粮，一干一整天……” 牦牛说：“呣，他们把树枝树叶都称过。一天要称几千斤。我恨不得借点力气给他们。” 地鼠说：“他们连树根根、树须须也称。” 花大姐说：“一片叶子也不放过。有一位叫胖朱的，把大小避债蛾、云杉木虱、松褐天牛……这些败类，钉了起来，把我们瓢虫类同胞姐妹请进小匣，高兴地说，‘可能是新种！’” “本质！要看本质！”大狗熊提醒。 山羊咳嗽一声。他昨天钻进帐篷想吃白菜，没想到咬了一嘴辣乳腐：“依我看……咳咳，他们是来毁我家园的。那个徐老师，她说一共要砍十棵树。咳咳咳，愚蠢的人类！” 白唇鹿补充：“人类终将毁灭他们自己。”预见的惨景，使他的嘴唇更白了。 獐子说：“人类委实愚蠢混蛋之至，我今天一早，跑了九百九十九道岗，发现负责检查林木出境的林管站干部，又在搞‘关系学’，乱敲图章，放一车一车的原木出山，我看这一小队人，也不会比同类聪明。” 大狗熊：“没有区别，就无所谓政策。你具体调查了吗？” 獐讪讪地：“那两个藏族——白玛、尼玛都带着枪，他们还说到麝香。” “你怕啦！怕啦！”小黄鼬自大地，“我就不怕！” 獐承认地：“是的。我听到他们大声地念《萨迦格言》：‘为了得到学问，小孩子的话也要听；为了得到香料，野兽的肚脐也要取。’我肚子一疼，就跑回来了。他们居心不良！” “沙……沙……”云杉婆婆抖了抖满头的细辫子，“不，不。我想……搞科研总要付出些代价。他们解剖了我老伴，我很伤心。但我听到他们说，他在哪年受过压制、生过病。还说，看来云杉长到270岁生命力还很旺盛。唉，能被人理解，能使我云杉属今后多做贡献，我老伴死也瞑目。孩子们，你们说呢？” “沙……啦啦啦啦。我们情愿牺牲！为了让我们的弟弟妹妹、子子孙孙能幸福地成长。”高原巨柏、高山松、青㭎木、爬地柏、延龄草……也都随声附和：“情愿！情愿！” 长尾叶猴发言了：“那么……”大家都笑了。因为这老猴昨天抢了那女作家的眼镜，架在鼻梁上，看着很不习惯。 是这样的：昨天作家在树林里发谬论：“人若没有向往，就和禽兽没有区分。”话音刚落，猴儿们都吱吱啊啊叫了起来：“看不起俺动物？动物比你们人类聪明。连小兔儿也不把窝边的草啃光！”猴子猴孙一齐上，拿小石子扔这一小队人…… 当其时，大地母亲也叹息说：“是啊，我把水给了树冠、树干、树根。这些败家子！杀树绝水！唉，我养了白痴！” “那么……归根到底，咱们速作决定：是打击？是支持？还是统战？”狗熊站了起来。 森林里乱了好大一阵。云、雾、风、雷也都赶来，因为他们都与生态学有关。每天每天五次三番，这一小队人有值班的，把他们的行动一一记下来，所以，他们不能不表态。 最后，大家举足通过决议：按兵不动，远距离防守，适当地予以保护。 于是，狗熊一步一个大脚窝，把足迹留在这一小队人常走的林间小路上，它想试试这些知识分子的胆量和意志。那个戴小白帽的女生态学者徐凤翔，52岁了，还和猴儿赛跑，难道她真能像我们古老的前辈——凤凰般飞翔吗？她图什么呢？名利思想？好嘛！大家都来名利名利，欢迎！ 只有小黄鼬刚才没举手，它叨咕：“统一行动，没劲！我可还要去，那简装罐头特好吃。” 黄鼬的新媳妇说：“别，人家有枪。那位藏族白玛副连长说打树梢顶叶，不会错打树枝儿。” “没关系，他们说我是益兽。我去了那么多回，每趟都吃得饱饱的，他们并没把我怎么样。” “那咱们更得尊重自己。”新娘说。 “女的最婆婆妈妈。” 暮雨微微，朝云灿灿。黄鼬郎又溜到帐篷边野炊的小木棚里去了。他刚把头伸进罐头，枪就响了，透过铁皮，正中脑部，黄鼬本能地一哆嗦，整个身体就进了罐头。当藏马鸡来报丧时，新娘一边抹泪，一边说：“也怪不得人家白玛副连长，郎啊郎……” 乱峰相挤，使我想起童年、北方的冬日、学校的墙边，小小伙伴们挤在一起笑啊哼啊：“挤啊、挤啊、挤老米啊……”群山竟然把耸立的雪峰挤到我跟前，仿佛一伸手，就可以采到雪莲。 徐老师说，那是能见度大，大气中绝少尘烟，所以天空特别蓝。我大口吞着气。既然这里空气中的氧，只有内地的三分之一，吃不着干饭，多喝点稀饭也当饱。林学家们笑说：“省点力气！科学下会验证你的补偿呼吸。” “谁让你们都戴着小白帽，让我觉得是少先队来过夏令营。” “当然，和云杉的龄级比，咱们还在摇篮里！”是的，云杉以二十年为一龄级。 我把测高仪、风向风速仪、干湿球温度计等仪器和油锯都玩遍了，就抢着站在大树前，为林学家们当摄影时的比例标杆。我身高一米六十九，像耶稣一样站成十字，手指够不着大树的边边，仰头看不见大树的尖尖，我高呼：“啊，天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间的梦能实现。阿门！” 太阳今天不肯和我玩，森林里阴冷。徐凤翔又在埋头数年轮，鼻子都快碰到树盘了。我可不高兴干。我插着插着针，脑子会不知跑到哪儿去。插错一根，两百多根都得从头来过。不干不干！ 燃起一小堆篝火，打好了酥油茶，烤好了饼，还有藏族民工阿福从家里带来的奶渣、酸奶子、糌粑粉……围着火堆，我们香香地吃了中饭。他们扭头就又各司其事去了，没人陪我耍。 “沙——啦啦啦，沙——啦啦啦。”风轻轻，水清清，依恋着密丛丛的森林在练习合唱。徐老师说，这里的森林蓄积量，每公顷三千五百至三千八百立方米，说是世界罕见。我闹不清他们怎么算出来的。秋山，恰似“围裙之乡”——姐德秀的巧手织的氆氇卡垫、邦典，由千种万种颜色织成的。是的，姐德秀的氆氇永不变色，就是从植物里提炼的颜料。可徐老师说，这山景叫垂直带谱。每种植物，都各自分布在一定的地带…… 我背起七彩的布包，去采蘑菇。 灵芝和我捉迷藏，天麻早早收起了他的旗儿，银耳太害羞。猴头菌爬得太高，欺我不会上树。紫蘑菇，我不理她，是妖女，会摄你的魂。黄黄、白白的蘑菇，是可以信任的。打着小伞的蘑菇招呼我：来呀、来呀！顶着大帽的蘑菇扯着我裤腿：我和你走，和你走。我欢欢喜喜地采啊，采啊……徐凤翔大声喊：“黄老师！别跑远了，有熊！”我回答：“嗥——嗥——”他们过一会儿，叫我几声。我答：“啊呜——啊呜——” “啊呜呜啊——啊呜——”哎呀，什么野物应着我嚎了起来，“呀——”徐老师说：“别怕，黄老师，那是牦牛。”“牦牛不是这么叫啊？”“他在找女朋友。”徐老师头也不抬地解释。 白玛跑过来，拎过我的七彩包：“给你武器，咱们该回营地做饭了。明天再采，吃新鲜的。”我的武器，是白玛为我削的一根竹棍，西藏也有美丽的竹林，我又没想到。全队九人，只我一个人柱棍。藏族健步如飞，能登峭岩。那几个汉人，搞林的，都有返祖现象，似类人猿。他们舒舒坦坦行半小时的路，我得紧赶慢赶花上一个半小时，还一路脱外衣、羽绒背心、毛衣，系在腰里。原来，藏族常常脱掉一只袖子或把衣服系腰里的习惯，是这里特殊气候的产物。太阳一出来，热得冒油，太阳刚躲进云层，就恨不得披棉袄了。中午，帐篷里蒸得进不去人；夜间，哈气结在睡袋上变成薄冰…… “沙啦啦啦，沙啦啦啦。”白玛开路，为我砍掉迎面扑来的荆棘、漆树的枝杈。我们从云杉林分，渐渐走向高山松林分，渐渐走向针阔叶混交林，走向灌丛。“哟！什么咬我……”“你惹它干嘛？是火麻。”“引火的吗？”“你们叫荨麻。”“让我认认。”“决走吧！下回再认。”乌鸦在叫，什么在吼。白玛下意识地摸枪，警觉地听辨：“还是那头公牦牛，要出事。”“找女朋友。”“不是季节。”这，我信任白玛，他从小牧羊放牛。牦牛吼了又吼。白玛皱紧眉头：“今天一定要出事儿。”“你迷信吗？”“共产党员还能迷信！”“啊——呜、鸣、呜噢——呜呜呜”、“刮刮刮”。白玛的眉头拧成结绳记事的疙瘩：“今晚不定出什么事儿，不对头。” 白玛，藏语牡丹花。年方二十八，英俊威武。我问：“你这么个黑小伙，怎么叫牡丹花儿？”白玛不高兴地：“我们藏族生下来并不黑。”我连忙解释：“黑才漂亮！”白玛挽起袖子给我看，是不黑。可他那一手扑获拳，碰上可没跑。白玛还要为“黑”辩护：“你才来几天，不也黑了吗？‘高原补贴’——强紫外线嘛！看你回去拍不成电影了。”“早不演了！再说，我可以演小强巴的奶奶呀。剪了头发，反串牡丹花也行。”白玛又当我取笑他：“我本来不叫白玛，七岁上生了一场大病，爹妈给改了个姑娘名。”“咦？和我们汉族的民间风俗一样！起姑娘名，玉皇和阎上都不要他了。天堂地狱也都重男轻女。” “那是汉族和我们藏族一样，你们学我们。” “好吧，好吧。”反正我又不是考古学家、民俗学家；从西藏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来看，无论是器物、器形、质料，都和内地文化相同近似。五千年前已属同一渊源，我和白玛争个什么？团结为上。 我说：“这又不是什么好事，学来学去的！” 白玛也说：“真邪门儿，不好的事，学得可快！” “是啊……”于是我们谈起了社会上流行的“阴暗面”，分析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在现实中的投影…… 两个不同民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默默地在崎岖的山间小径上走着，行进着。白玛不时地搀我一下，拉我一把。沉默……沉默…… 回到营地。打开半导体，是印度乐曲。这里离印度很近，合着音乐的节拍，我们忙乎起来。 白玛赶紧点火，添柴；我赶紧擀花椒，切葱花。白玛赶紧和面；我赶紧烙饼。白玛赶紧淘米，煮饭；我赶紧切白菜、泡粉条。白玛赶紧开罐头；我赶紧洗蘑菇。白玛已经来来回回下沟底取来一桶一桶清凉洁净的山泉水；我赶紧装火锅。火锅是在波密县城买的（西藏铜多、银多、金多、硼砂更多）。山高气候冷，野外吃饭，几口就凉了，火锅最妙，好歹淘点热汤。白玛把烧红的炭从野灶膛里扒出来，我把军区唐助理送我的金针菜放上几根，切几片胡萝卜配色。我淌汗了，白玛只穿一件衬衣、一件织得很精巧的透花背心，是女友的手艺。凡是重活，当然都是白玛包了，连从野灶上端锅我都怕烧手。我们的灶，白玛修了三个火眼。烙好饼，没盘，没盖垫，就用《西藏文艺》杂志当生熟容器。不知编辑部听了是高兴，还是生气！ 天麻麻黑了。同志们像修布达拉宫的山羊似的，背着树盘、树段，还有一路拣的柴火，回来啦。当他们一个个倚着帐篷前的巨石，放下负担，就仿佛再也站不起来了。 “好香！在河对面就闻到了！”“太香了！”“今儿吃什么好东西？”“爬下！（藏语：猪肉）”我馋他们，我们自打上山就没吃过鲜肉，又没工夫打猎，大大开罐头。人家都说：“你们怎不拿罐头换点鸡蛋，或换只鸡吃吃呢？”在西藏，以物易物是合法的，可我们不习惯。 “蘑菇汤！胖朱老师，你检查吗？”我问。 我们队里有一位姓朱，一位姓邹。藏族兄弟分不清，我们就管从贵州来西藏农牧学院教植保的老师叫胖朱，管南京林学院教植物分类的叫小邹。每次，我捡来蘑菇；胖朱老师都一一过目，还扒了吹，吹了看。我不懂蘑菇和他说啥。 “你今天捡的是什么蘑菇？”“都是熟脸蛋儿，这些天常吃的，纪念邮票上还有呢，那些鲜艳的嫌疑分子们，我一个没理，我想甭检查了吧。” “这只大黑蘑菇……” “黑蘑菇好吃，上次徐老师说它是冠军。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们下锅啦。” “我今天剥了七颗大蒜。”白玛说。 “快洗脸吧！”我催着。 “热水估计65度，比较标准。至少先洗前足，天黑下来，别吃到嗅觉器官里去。”林学家们老用学术词儿，白玛也传染了：“黄老师，你看颗颗大蒜雪雪白。”据说，大蒜不变色，表示蘑菇没毒。 “没问题！克拉萨！克——拉——萨！”我朗声高叫。全体藏族和汉族队员公认我这句藏语“吃饭啦”，说得最准确、最悦耳。 我们的给养，是波密驻军调拨的。从拉萨出发，我们每个人手里拿着一叠介绍信，公家开的、朋友写给朋友的。西藏地广人稀，沿路往往要到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家去讨顿热饭吃，讨碗开水喝。如果车子抛锚在四五千公尺的山顶，人民币、外币、兑换券都等于零。干粮，可不敢轻易动，雪是饮料。我们驰过海拔四千七百公尺的色吉拉山，途经世界闻名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徐老师前年经此，遇泥石流阻道，曾攀过吊索，越过深不可测的峡谷急流。此番是树林神保佑吧，六百余公里无事故安全到达目的地——波密。我们一心投奔部队——亲人。停车后，我们取出各种介绍信。徐老师问：“去大站，去小站？这里有两个兵站。”我说：“哪个门口大，去哪个。咱们又不是只想买几斤挂面！”于是，自治区科委的小裴师傅就把车开往以山为屏风、以大桥为前沿的、有解放军站岗的大门里。从此，兵遇见秀才，别见怪，一切多——依——赖！ 喝完最后一口蘑菇汤，天黑得分不清路和沟，月亮姗姗来迟，我借灶里余火的光，给自己倒了碗开水，吞下一粒“速可眠”药片，累了。再说，晚上好像没我坐的地方，我索性睡大觉吧！回到帐篷里，林学家们照例地点亮好几支蜡烛，架好小天平，准备夜间作业。我准备在各种数据的声报和应答的催眠曲中入梦。徐老师啊！总是一口气也不让人家喘，有朝一日建了站，哪个跟她？说也奇怪，此番过林芝县，去农牧学院投宿，她的学生（如今已是老师）还抢着跟她！胖朱老师也退掉援藏期满返内地的机票，跟我们进了密林。学生们告诉我，徐老师可严格，一班总共三十名学生，她给十五名学生“不及格”，校长说情也不行。她说：“我得对学生负责任。”女学生直哭，也不饶。可今晚……她……她两眼定住一动不动，脸绯红，紧紧抱住冲满开水的盐水瓶。 “胃又疼啦！”我问。 她痛苦地翻了翻汪着水的大眼睛，没回答。 “很不舒服吗？”我又问。她猛地站起，刚跑到帐篷外头，就呕吐了，小邹把她搀了进来。 我马上跑到一号帐篷（我们一共支起三顶帐篷。男同志把我们女篷夹在当中）。我还没开口，白玛捂着肚子坐在木墩上，也向我讨胃药。本来，白玛每晚都把锅盆擦得锃亮，我说：“会不会蘑菇中毒了？”白玛说：“可能性极大，伊觉已经又吐又泻倒下了。”伊觉在三号帐篷，蒙着被头。伊觉是个没心没肺的活宝，一高兴就唱歌，跳舞，常常逗得我们肚子笑疼。他要倒下，那就真倒下了。我也想倒下，不知是安眠药还是蘑汤的作用。小李子脸煞白，小邹也不舒服…… 我说：“能吐能泻，大概不要紧。”可我忽然想起外国影片《蘑菇人》里有个镜头：为试验蘑菇有毒无毒的奴隶的吐物，狗走过吃了下去，马上死了。我赶紧动脑筋：“咱们想办法灌肠吧，我那氧气袋上有一截皮管……” “氧气袋你不是扔在营房了吗？”白玛说，“我说带上，你说用不着。” “高锰酸钾也没有，喝肥皂水吧。”我胡出主意，我是临时卫生员，军区后勤唐助理给我的药品较多，朋友们又都送我点备用药，光是感冒药和Vc够我们全队吃的。 没一个人响应我的号召，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出的是好主意，还是馊主意？我也不喝肥皂水，大家都撑不住了。是上山来第一次，徐凤翔发慈悲，宣布：“今儿不打夜班了，早点休息吧。大家警惕些，彼此照顾，只要今晚不出事，明天一早阿福他们来上班，就好办了，尼玛取盐回来，也可以骑马去喊医生。” 胖朱老师皱起他那没褶的前额：“如果吃蘑菇中毒死了，就太坍台了，咱们是学林的啊！” “是有点出洋相。”徐老师也为此仿佛特担心。 “是我的责任，我写个说明就是了。”我说。 “怎么是你的责任，真菌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徐说，“是我的责任，上山来就不该……”他们研究起究竟是哪一只蘑菇有毒，又猜也许只是钻进了一只小毒昆虫…… 我不管是谁的责任了，也无法追究是哪只蘑菇或哪只昆虫的罪行了，我的四肢已经麻木，麻木感硝烟似地向心脏和大脑侵袭，全队至此就我一个人没吐，不知是安眠药镇得反应迟钝，抑是体质特佳或特差；可能今晚上帝或阎王会告诉我。我把鸭绒睡袋的拉链拉严实。睡袋是在拉萨时，地质区域调查队傅大队长借给我和徐的。睡袋装三斤鸭绒，原来是五斤装；今年同样价格，少了两斤，傅大队长让我带话给上海的厂商，说：“知不知道带这么薄的睡袋去无人区（六千米以上）要冻死人？”我想：是要冻死人！我们只不过睡在海拔三千米左右的帐篷里，还要加盖大衣、棉衣、换洗内衣，什么都加上去了，还冷。一早，碰什么都冰胶霜凝，连头发也是湿漉漉的，明早头发可能也上冻…… 我才迷糊过去，小邹穿着卫生衫裤跑进二号帐篷：“快！快！黄教师，你的心脏病的急救药，小李子的脉搏摸不到了！”小邹那由于漆树过敏而变形的脸，搞不清楚是什么表情。 “啊？”我和徐都从睡袋里坐起来，慌乱中，拉链也拉不开了。“急救药！我搁在哪儿啦？我这人……”徐赶忙多点起几支蜡，又递过次品电筒（只她会用，对我无用，我的电筒早没电池了）。大家急急忙忙在我上衣口袋里，枕头底下，褥子下翻啊翻，翻到装着硝酸甘油和一种液体小玻璃管的小瓶——说是窒息时，挤破在手帕里一闻，可以醒过来。小邹刚跑出二号帐篷，我又大叫：“小邹，我这是老年人冠心病用的，小李子……不一定对症，是不是灌点糖水…… 徐又吐了…… 白玛在一号帐篷喊：“徐老师，咱们鸣枪吧！”曲珠在一号帐篷喊：“我这里有‘珍珠70号’，能起死回生！” “小邹老师……”徐凤翔又支撑着穿毛衣，腰里系的细塑料绳解不开了，“怎么样了，小李子……” 三号帐篷里，没有回答。 我想，明天，我应该用毛线给徐织条腰带。 “……摸到脉了！小李子！小李子？” “不要紧，……”小李子呻吟着。这呻吟太让人高兴了。 “好像不要紧了，你们都别动，别起来了，这儿有我！”小邹忘了自己也在折腾难过…… 好热。我右手背上，一窜一窜地疼，火麻咬处发作了。知道疼，比什么都不知道好…… 闹不清过了多久，我才又很不舒服地醒过来。只看见帐篷外人影绰绰，寒光零乱，你进我出…… 徐呢？点着一只白蜡，烛泪阑珊，正聚精会神地在看我随身带的那本《唐诗绝句选》！她像吃奶渣般细细地咀嚼着诗句，可真绝！我一动，她马上警觉地回头。 我……一下子吐了。是我第一次，也是全队最末一个轮上。“好啰，好啰。”徐好像恭喜地，“我真怕你什么反应也没有，好啰。感觉怎么样？” “可以，想睡。只是手背一剜一剜地疼……” “荨麻螫了可厉害，我这儿有风油精。”她在《唐诗绝句选》里夹张小纸片后，递给我一个小瓶。 “荨麻，什么样儿？” “荨麻是荨麻科艾麻属的一种，多年生草本。被螫毛，触后有剧痛感。叶互生，圆锥花序。我国有十四种……” “知识分子们！”白玛喊，“我命令：睡觉！我要对你们负责！” “白玛！”我检讨，“我下辈子也不采蘑菇了。要吃野蘑菇，一定先问旁边有没有医院。” 一、二、三号帐篷里都有笑声。 徐叫：“胖朱老师！” “活着！” “小李子！” “活着！阎王嫌我太瘦小。”小李子是徐老师在西藏农牧学院任教时的学生，才22岁，现在在贡布江达县林管站工作。我们路经该县，县委正在开会，我们“迅雷不及掩耳”地和县委书记打个招呼，就把他“拐”来了。 “曲珠！”徐老师继续点名。 “我可以。”曲珠是波密林场的油锯手，工作踏踏实实，不怎么说话，渴望学现代技术。 “伊觉！……伊觉！” “狭不达尹达（干杯）”哈哈，伊觉不管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也还在“喝”呢，我们曾拿大米换了青稞，做了一坛青稞酒，伊觉喝得可高兴。生产队还照顾我们买酥油，每天早上，藏族兄弟都不嫌麻烦地煮茶，用简易的酥油桶打酥油茶喝。可惜，有天晚上，野狗钻进帐篷，叼走了酥油。我们听说藏族三天不喝酥油茶，身上就没劲儿；徐凤翔此刻安慰伊觉：“明天，我们再想办法买酥油。伊觉，听见吗？” “吐吉切（谢谢）！”伊觉咕噜着。 “睡觉！”白玛大喝。 徐悄悄交给我一张活页笔记小纸：“这是马马虎虎画的荨麻的形状，明天……”我吹灭了蜡烛。 帐篷里渐渐安静了。帐篷外，山溪越唱越欢，起风了。马在刨什么，又有什么小动物从我头上跑过去……渐渐地，声音远去了，远去了。西藏寺庙里描绘十八层地狱的壁画——活动了起来。我被判处砍掉右手的刑罚，因为生前写文章太没规矩，呀，我可不知道阴间也那么讲规矩。 ……一道亮光投入地狱。 亮光被遮住了。一个婆娑迷离的身影，身影慢慢移动了。亮处又出现一处身影，又移动、又出现……三仙女显灵了。帐篷对面是三仙女峰。尼玛说，北京来的勘探队也证明有三仙女。若非语言的误会，这倒是全世界头版头条新闻。三仙女向我移步走来。“喝点开水吧。”三仙女又并成一个，是凤翔，站在我床边。 “都……活着？”我有气无力地问。 “都好好地睡着呢？”她顽皮样地笑了笑。仿佛咱们这帮孩子做错了事，又躲过了惩罚。 我抿着开水：“你解决了烧水的实践问题。” 徐除了和树打交道，显得能耐；其他，都笨如木头疙瘩。 “她一添火，就把火弄灭了，还解释，从理论上，我……” “得了，你那理论靠边，看我实践吧。”白玛只扒拉两下，吹口大气，火就呼呼地了。 凤翔之“笨”，令我费解。高原风厉，帐篷又漏缝。我的脑袋最怕冷。有人下山，就托人家买了两匝毛线（西藏本地的毛线和毛毯，都是纯羊毛的），挤出两天闲工夫，我织好一顶小帽；还麻烦徐伸出两个手指头来，绕了一个小绒球。徐眨眨眼睛：“一根线，怎么被你扭来扭去，就扭出个帽子来呢？”“你不会织毛线？”江南女子不会织毛线的绝少。徐是江苏丹阳人，久居南京，有儿、有女、有老伴儿，她怎么连这点基本功也没有？ “在家，谁做饭呢？”西藏农牧学院盛传徐老师星期日用茶壶煮夹生干饭，挖不出来的笑话。 “老范。” 老范——范自强是她爱人，在南京林学院教化学，也许是“化”出三餐吧。去年，徐进林子，和男同志挤一个帐篷，睡在帐篷口。经常是吃糌粑、喝酥油茶、酸奶子。说实话，换了我，受不了。礼貌性地尝尝还可以。 听说，老范为了支持徐进藏，自己也到西藏农牧学院，教了半年化学；而家里一应事务，妻子一律不过手，只专心专业。徐也很不过意，常说：“早知道，我应该当尼姑，不要连累别人，还可以清静地伴着森林。”我说：“算了吧你！尼姑如今比咱们还忙，庙里比哪儿都热闹。” 蘑菇中毒后，每人脸庞都小了一号，走路晃晃悠悠的，肠胃也很不正常，而我的黄连素药片已全部被消灭。满山的三颗针，红红的叶子，煞是好看，虽是提炼黄连素的原料，但我们总不能吞针。大家什么也吃不下。我提议煮稀饭。停工一天，徐老师像掉了魂似的，也在小木棚边转。小木棚，是因为才进山时老下雨，无法举火，就捡来伐木场转移后丢下的旧木板搭的；大家动手，只我没动。搭好后，我占据木棚中心，很是自我欣赏，觉得颇像演卓文君，如果挂块牌子……我简直想把定位站的牌子挂在这儿。因为徐凤翔做梦也想建一座“高山森林生态定位研究站”，向上级申请的报告已打过多次了。我想：我可以用锅底灰写在木板上，再挂上两只花灯笼——那是我从拉萨买来，一直带在行囊中，梦想着也许我们会突然收到一份电报，批准了“定位站”的建立。那就点起灯笼，斟满青稞酒，跳起藏族的舞蹈…… “我能做点什么吗？”徐问。 “咱们素炒个白菜吧。增加点Vc，少炒点，粗纤维滑肠，你切点葱花，去去油腥。” 徐一本正经地问：“零点几厘米？” “什么？”我眼睛都瞪凸了，好容易明白过来，她问的是葱花，“咳——随便！” “规格不明确，我很难执行。” “长点短点都行！” “都行……”她举着刀迟迟疑疑。那神气气得我长出力气来，我数快板似的说：“同志！切葱，可分葱花、葱节、葱段、葱丝、葱泥、葱汁、兰花葱。你……任择其一！” 她像一头挨了揍的可爱的小狗，闪着惊慌的眼神：“……那么复杂，……我还是别切了。”我的油冒烟了，夺过刀，三下五除二，把葱剁巴剁巴扔锅里了。 记得还有一次，也是一大早，我还没穿鞋呢，她问我：“起来啦？” “你不是让我拍摄多么美多么美的晨曦和日出吗？” “你抽烟吗？” “干嘛？大清老早的，你什么工夫学会客套啦？停可美（藏语：不抽）。” “我需要你的协助。一只草虱叮在我的肩部。” “什么虱？” “一种蜱螨目的小动物，它叮在人体上吸血。昨晚我躺下去，这里又痒又疼，我就猜又是草虱，拿手电一照，果然。” “你怎么不弄掉呢？” “弄不掉！不能硬拔，最好用烟头烫。” “那你昨晚上怎不叫我烫？” “我看你累了。” “唉……”我点着一支烟。她脱去鸭绒外衣，解开对襟的，买来的羊绒衣，可解不开绑在腰部的细塑料绳（她胃寒，我真该给她织根腰带）。她裸露出瘦削的美人肩。清晨，帐篷里好冷，毛巾冻得像页岩石片。那草虱，只绿豆般大。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它相逢，可它不肯露面。它翘着小屁股，一头扎在人体里，怎么碰也不动一动，像水田里的蚂磺。徐曾无意中谈地起，在下察隅的密林里，她身上爬上一百多条蚂蟥，来不及处理，处理了也白搭，还得爬上去，爬在胳肢窝里最不好受。徐催我：“拿烟头烫呀！” “要烫痛肉的！” “不要紧，可以忍受。不能硬拔，拔不出；拔出一半来，头还在里边，得开刀。” “是吗……”我取出带手电灯的放大镜（那是我在北京东四大街的文具店买来的，只两元多，倒成了我们队的先进工具了。可怜的野外考察队！），小心翼翼地，朝着她的肩膀头烫过去。 “你看见它那八只腿了吗？” “看见腿了。” “腹部鼓鼓的，吃得多饱。” “看见了，它在动，你别动！” “啊……好……好啦，它不动了现在你看我拔它出来，你看得清楚吗？太好了，它的口器还是完整的，你用放大镜仔细看……”“好啰，好啰！看你的肩膀吧，要不要擦药？” “不用，你看它的嘴，是刺吸式口器……” “把衣裳穿起来！你——呀！” “问一问朱老师，要不要这完整的草虱标本。”唉，没治！ 当夕阳披上新娘的盛装，小尼玛回来了（尼玛，藏语：太阳）。昨天上午他下山去部队伙房取盐。我们的食盐，装在用过的敞口罐头筒里，先是放在木架下层，被牦牛拱翻，洒了一半；我们又把罐头放在高高的岩石上，藏在结着小红果的栒子木丛中。没想到又让大马给衔了，倒翻在泥里，只剩下罐底几勺盐，前天早饭后，我对徐凤翔说：“咱们没盐了，得派人下山去取。”徐正记什么，连头也不抬，慢悠悠地：“还有糖吧。”我气啦：“别理她，她不食人间烟火！这么重的活儿，不吃盐，怎么拿得下来，白玛副连长你下命令：尼玛，立即下山取盐！”如今小尼玛的军用背包里，凸凸地塞满十斤盐、十封蜡烛和许多杂物回来了。他远远哼着歌儿，用口哨打着过门：“……在那密密森林里，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尼玛回来啰！”“尼玛”！“小尼玛！”“好尼玛！”我们八个人都吹呼起来，站了起来，走了过去，奔了过去，仿佛隔世见到了亲人。只在此时此刻，我们才忽然觉悟到，我们险些永别了尼玛——太阳！ “小尼玛，你想我们吗？”徐凤翔问。 “正儿八经地想哩！”尼玛不知从哪部电影的对白里学会了句“正儿八经”。“我正儿八经昨天做梦也梦见你们。”小尼玛才十八岁，半个脸都让长着长长睫毛的眼睛占了，什么事都抢着干。夜里，数年轮，数着数着他的头就枕在圆盘上了，催他去睡觉，他还说：“不困，正儿八经一点儿也不困。”他空下来，就大声读汉文——《西藏文艺》里的文章，吹口琴，唱歌儿…… “小尼玛，你昨天不在太可惜了。”小邹说。 “你们跳舞啦？”因为我们说过，拿下第十棵树要举行舞会。 “比跳舞还乐。”胖朱说。 “喝酒啦？” “尼玛猜不着！罚！罚！”伊觉又还原了。 只白玛和曲珠像好管家似的，去装盐，分蜡，分劳动手套、电池、防晒油…… 徐老师像个老师的样子讲开了：“尼玛，你将终生遗憾。” “什么好事？”尼玛问。 “太好的事了。你想想：世界上四十多亿人口，吃蘑菇中毒的百分比占多少？” “你再算一算：世界上吃了毒蘑菇，而又没有死的占百分比多少？” ……尼玛悟过来了，一下子跳将起来，大声喊：“什么？你们中毒啦？怪不得一下子都瘦了！”尼玛那一对有着藏族特点的又深又大的眼睛，一下子涌出了泪：“徐老师！黄老师！……我背你们下山去医院！” “你一个人背几个呢？尼玛？”徐老师问个没完了。 “我……我一个一个背！快！” “小尼玛，我们不要紧啦！”我心疼尼玛了。 “真的，都不要紧了吗？”尼玛不放心地审视我们的一张张蜡黄的脸。 徐笑了：“不要紧啦！今天晚上照常工作。只可惜你没有享受到这份福气。” “……福气？”尼玛擦了擦眼角的泪。 小邹问：“小尼玛，如果你回来，看见我们都死了，你怎么办？” “那我也死！”尼玛斩钉截铁地说。 徐老师说：“不对，你应该下山去报信。” “正儿八经我绝对不会想到去报信，全队都死了，我一个人怎么能活着？正儿八经只有死。” “你怎么死？” “用枪把自己打死，要是还剩有蘑菇汤，喝了死。” “尼玛，你不能死……” “正儿八经一定得死，和你们一起死！”他好像马上就非死不可，脸都涨红了。 “尼玛不死，不死，我们不是也都没死吗？好尼玛……”徐老师抚摸着尼玛的肩膀。 尼玛的眼泪啪哒啪哒地掉下来，用袖子捂着鼻子哭了。徐凤翔的大眼睛里也啪哒啪哒地掉下泪来。我们的眼圈也红了。此时此刻，真觉得活着是多么好：因为人间有着可爱的尼玛——太阳。 同志们已转内业，帐篷里没我摆摊的地方了，什么也不能碰，满地都排列着分门别类的根、须、叶、籽、土……同时，我急盼一封回信。 我比“大部队”早六天下山。因为我犯了“不治之症”——我想开写；但不是写文艺作品，我想帮徐凤翔呼吁和申请这么一座小木屋。 我下山的第二天，就发现环抱的群山，像被裁缝师傅弹了粉一般——雪线陡然齐崭崭地下降了。这里，已进入隆冬。“大雪盖不住热锅”，同志们不会在意的，只是更艰苦了。 啊，如果能有一座小木屋该多好啊！玉树琼花丛中，一座覆雪的小屋，小小的玻璃窗（记住，下回进藏，要带几块玻璃，很难买到）。玻璃窗下结着雪花形状的美丽图案，屋里点燃着从自然倒上劈下的柴火。当然，能利用山泉的落差发电，小木屋的取暖照明就都有了，还可以灌溉人工苗圃，建起杂木加工厂……兔妈妈带着孩子们来串门……唉，我想：这些知识苦力啊！说是脑力劳动者，可又要付出惊人的体力。活儿是那么繁重、又那么精细，那么规正、又那么琐碎，在普通人看来，又是那么枯燥。周而复始，每天每天，从晨光熹微干到月移中天，没吃过一顿夜点。烛火烧焦了额发，漆树过敏搞得满身是泡，脸都肿得没鼻子了，还不肯吃我带的扑尔敏药片，怕打瞌睡。他们究竟图什么呢？徐凤翔的职称是其中最高的，一个月工资八十七元。朱老师硬是退了机票，不然此刻到家守着老婆孩子了。小邹老师瘦瘦的，一天上肩几千斤。被我们“拐”来的小李子，本来可以坐在办公室里…… 回信来了。一个星期才有一次邮班。已经一个多月了啊，我进山前就发了，是写给老范的。我得悄悄问问清楚，他对妻子要求长期留藏，究竟怎么想？我要求他坦率直言。是的，这不是说说玩玩的事。如果我再帮徐凤翔加把劲，定位站万一批准了——上了笼屉的馒头，碱大碱小，都没法往下揭了。我得在落笔前掌握分寸。 我猜不着范自强将写些什么，更想不到天天和试管打交道的化学家，会寄来一把子诗！且看“诗管”吧： 我过去看过不少旧小说，经常有“有诗为证”的说法。自然这是一种写作方法。我以前往往以为是“滑稽可笑”。但从“诗言志”这点来看，有的诗是可以做“证明”的，它是一种“心音”。敬发以证。 赴藏临别凤翔自咏 七绝四首 （怪不得徐那么有滋味地读唐诗绝句——英评。） 人生倏忽数十年，焉能虚度如云烟。 鸟过留声人留迹，献身林业了终天。 少年立志在山林，如今白发染双鬓。 愿效苍松傲霜雪，汗水浇得遍山青。 暮春三月江南绿，东风和煦花锦簇。 柳丝千条绾不住，壮心飞向珠峰麓。 任重道远赴边疆，夕照征途鞍马忙。 毋需返顾江东岸，留得余辉育栋梁。 当时，我和了四首： 送凤翔赴藏 自强 二十余年多离别，今日骊歌又频催。 此去西域长经年，思君忆君情更切。 志在伟业立功言，不顾儿女私情绵。 女子四海亦为家，巾帼须眉有今天。 立地艰辛出坚材，气候乖戾炼魄骸。 人生白驹间隙过，以苦为乐高境界。 送君神思忽有失，学君为党心如一。 临别赠言无从说，努力加餐顾劳逸。 1979年2月，我去西藏农牧学院讲了两班化学课。我当时去的目的，是要了解一下西藏的情况，以决定是否同意凤翔长期在那里工作，固她去藏前已经有这个抱负（“毋需返顾江东岸”）；当然也是去为西藏的教育做点贡献，是有点公私兼顾的。 我去后，感到西藏的教育很落后，很需要师资；林业是很有前途的。我支持她在那里工作。为此，我和西藏农牧学院、自治区教育局的领导都谈过（凤翔自己当然也谈过多次）。他们表示从精神上很钦佩和理解；但实践中行不通。他们说，当时说明是援藏二年，不能说了不算数；不能留下，怕“影响不好”——即外间会认为西藏把人“扣下”，会吓得别人以后不敢再来援藏了。即使自己要求留下，但领导上也说不清，别人会认为是做了工作的缘故，如此……等等。因此凤翔在1980年8月返回南林。在离藏前又写了一首诗： 清风明月伴我还 离家别子事征鞍，誓把余生献高山。 跋涉山林何惧苦，笔耕达旦墨犹酣。 坎坷半百知音少，丹心一片入门难。 匆匆两载高原梦，清风明月伴我还。 （英注：‘丹心一片入门难’——此感慨系由徐凤翔同志从青年时代到现在，屡屡要求入党，未予批准而发。提及此事，她眼圈就红。我劝她说：“别难过，等你死了，一定能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0年返回后，凤翔对西藏的林业还是念念不忘，奔走呼吁林业部、国家科委等单位，幸得上级机关的支持，拨给经费，1981牟得再次入藏。她又酸气冲天，写了一首七律。 重上高山归林海 人回江南心未返，梦魂索绕云树间。 功名得失慵挂齿，事业长存勤登攀。 松涛声声呼远客，雅江滔滔洗征帆。 重上高山归林海，面壁十年也心甘。 行啦！明白了。范自强的态度，不是中性PH7，而是浓烈的强酸！ 我赶快翻阅报纸，想了解社会生态。我查找了近一个月的报纸，焦急地想知道中央目前发展科学的大政方针。我忘了问徐凤翔，“高山森林生态定位研究”是应用科学，还是基础科学？若说是应用科学，仿佛谁也不等待着她的数据来指挥生产，若说是基础科学，不像？连我都大致能懂，就不像。“定位站”究竟该不该上马？可能不可能得到切实的支持？一共十来个人编制，当然要花一笔基建费，小木屋里得有仪器设备，也得有常年经费。国家不富，但如果要做，也不过似在大森林里移棵小树苗。哪个大科研项目省了零头也就够了。但是，她已经申请了三年！常有这样的情况：天大的事，一句话定了；不丁点儿的事儿，却得讨论研究个没完没了……我庄严地拿起了笔，不是写稿，是写请求书，请求建立这座科学的小庙——勇敢、意志、智慧的圣殿。 抬头我空着。因为我不知该写到哪里、写给准。生态定位站的建立，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科学与文明的水平。而我国的生态定位站还寥寥可数。西藏自治区负责农、林、牧口的领导同志，热诚地表示支持建站；但是，定位站编制虽小，却不能直接挂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里啊！怎么办？……我细细历数与此有关的机构和领导干部花名册，拿不定主意…… 我写了撕，撕了写，写…… 要命！我只上过短期文学讲习班，没上过“请求书”讲习班。可怎么求呢？ 要命！我又不守规矩了。纸上出现了另一对眼睛。和定位站——小木屋、和徐凤翔、和我要递申请书的对象——领导干部都无关的眼睛。正是： 默思上师的尊面， 怎么也没能出现， 没想那情人的脸蛋， 却栩栩地在心上浮现。 ——《仓央嘉措情诗》 啊，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情诗，写得妙！ 这对眼睛，如此这般地凝视着我，凝视着我——那是另一位女植物学家的眼睛。她的眼睛早已永久地阖上了。她的名字：吴素萱。 吴素萱，北京植物研究所已故植物细胞学家。她在青年时代，孑然一身，远涉重洋，艰苦学成。归国后，搞植物细胞研究，每天每天，从叶片上取下一粒汗毛孔大的小绿点，在高倍显微镜下观察。她创立了“细胞核穿壁”的学说。但当时，有的权威说是偶然现象。她的论文没能在年会上宣读；以后，只发表在一个不显眼的期刊的不显眼的版面上。她没有结过婚，她依然每天每天观察小绿点，把青春和爱情都给了小绿点。四十年过去了，一批有声望的外国科学家到中国来。他们说：“说到我们研究工作的成就，不能不感谢贵国的吴素萱先生。她的‘细胞核穿壁’的学说，对我们启发很大……”于是人们赶快找吴素萱。她已经60多岁了，在洗瓶子。她的科研课题，早在十年浩劫中，被当做“三脱离”典型给“砸烂”了。人们忘了自己也是细胞构成的！一直到1978年的春天，当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时，“细胞核穿壁”学说被当做新（？！）的科研成果，陈设在成果展览大厅。一对穿壁细胞，如同银幕上一对眼镜的特写。我亲眼见吴素萱纤弱的身影，一步跨两个台阶，进入人民大会堂。那时，她的课题虽几经周折却还没有恢复。待到……待到真的要上这个课题时，她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而半年后，报上竟出现“吴素萱正在实验室工作”的报导。（积压的稿件见报了，积压的人……）吴素萱悄悄地活过了，也悄悄地离去了。我曾经几度写过吴素萱，但她的一生，像画里的一弯冷月，没有圆过，我不忍发。我的性格不适合写她。但当我想到徐凤翔时，她的前边老站着吴素萱，闪着那对大眼睛。我不想再看到、听到又一个、又一个吴素萱。萱姐，我能不能说一声：“你安息吧，你瞑目吧！”能不能？能不能？能不能？ 科学，是人类智慧的集中和概括。它离不开时代和群众。但同时，一个科学家，往往就意味着一个课题，课题的生命连结着这一科学家的生命。科学家的福与祸、生与死，往往也是课题的进与退、立与毁。当然，人亡学存者，古往今来多矣、多矣。 徐凤翔的课题，从常识上讲，是需要的。世界上先进的国家，哪有不重视调查自己生存的条件、财富、蕴藏……的呢？何况生态调查具有国际意义。听说，日本曾想投资人力物力，在我国波密地区建立高山森林定位研究站，我们未允，现在在尼泊尔境内建了日尼合作的定位站。此事未允，这没什么。我们完全有能力自己搞嘛！ 宝贝在自己手里， 不知道它的价值； 宝贝归了人家， 不由得又气又急。 ——《仓央嘉措情诗》 这样的教训我们还少吗？我们完全可以对人类多作贡献嘛！同一纬度的垂直带谱的研究成果，将有益于环球！ 但是，科学家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生物的进化发展，提出了时代的命题。如果人们还不认识它之重要和必需，那么，就并不是他个人能不能得到支持的问题。 如此，科学家的请求，如树叶落在厚厚的地被物上。如此，我这个非科学家的请求…… 我不再写申请。这仿佛是串了行，不对路。 我呆呆地愣在那里，视觉却并非空白。吴素萱在凝视我。她的双目已不能转睛，却能传语。在这对眼睛上，又清晰地叠现、推出徐凤翔的眼睛，一闪一闪…… 江水在私语 压根儿没见最好， 也省得神魂颠倒。 原来不熟也好。 免得情思萦绕。 ——《仓央嘉措情诗》 眼睛呀，眼睛——孽缘哟！为什么总是让我碰到这样的眼睛？ 眸子里闪着，是泪花还是喜悦？是希望还是失望？是激情还是愤懑？是信任还是怀疑？是追索还是祈求？…… 推算起来，还是1979年秋天的事了。我去成都列席旁听一个学术会议。会议重点：是对我国“生态平衡”问题进行交流、讨论。 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国际上极重视。19世纪德国文学家歌德，于1786年往意大利寻诗，却迷上了植物生态，朝夕为伴。四年后，出版了《植物形态学》——此大自然的理论诗篇之诞生，早于诗剧《浮士德》。 在我国，研究此学科的学者也不少。“八十不稀奇”的生态学家侯学煜，本身就是生态学的先锋树种。从40年代初，他就在《贵州日报》上呼吁：切不可如何如何，万不可如何如何；要因土制宜，要保护植被……那年月，哪个听他的？生态学，哼，大小“黄鱼”生意学还顾不过来呢！可他还是喊啊：切不可……万不可……！又喊了三十多年，像树籽漂落在大海里。直到十年浩劫之后，我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天神地母也愠怒无常，洪、旱、涝、碱一起泛滥，泥石流汹涌直下，“生态平衡”这词儿才不胫而走。从中央到地方也把这并不新的词儿，列入议事日程表。各级党政负责人，嘴上笔下倒也渐渐常挂着它了。只是“民以食为天”的古训，还一个劲儿挤它、挤它。唉，只怪稻、麦、菽、粟也忘了本，忘了它们怎样才得生存。连秦始皇还不焚种树的书哩！ 侯老之业（在佛教中，人之生时所为，亦为业），够写本生传十三卷。但他是个有争议的人物。笔音道行未满，未能超凡，且暂按下不表。只是纵借我以明察因果之目光，“普耀经”中所载三十二种功德毫无欠缺之人，又何处寻来何处觅？ “开始了很久了吗？”生态平衡会议日程进入大会发言，我进入会场时，又晚了。俗务缠身，做不得学问。我悄悄溜边进去找座位，一位女同志挪了挪身子，我坐到了她旁边。 她没答理我，还盯着发言人，继续记她的笔记。直到发言者在掌声中下台，她才从活页本上小心地取下前几页，递给我，也才顺便地瞄了我一眼。好锐利的目光，是谴责我不守时刻吧，职业的敏感使我猜测她是个老师，并常用这样的目光对待学生。幸而她旋又微微一笑，随即转过头去。 我瞄着她手中纸上娟秀的字体和简明的摘记；并同时以我的广角视线，从头到脚打量着她：短短的头发、纤弱甚至娇小的身躯，一身学生式的打扮，倒也和她的中年的年纪相配，尤其那双眼睛，眼睛！无论刚刚从正面，还是此刻从侧面看：怎么形容呢？美丽？不恰当。刚毅？不适合。明锐？不确切。总之，这是一双值得拍摄大特写的眼睛。我们的银幕上，需要这样的眼睛——蕴蓄着知识者的专注的内在的坚定。 “现在请南京林学院援藏教师、西藏农牧学院徐凤翔同志发言；下一个……准备。” 她站了起来。我忙侧腿让路。果然是老师？判断的准确使我沾沾自喜。 徐凤翔像所有惯常上课的老师一样，从容走上台去，条理与口齿都很清楚地讲开了。 她先是概述森林与人类发展之关系。我心里直替她嘀咕：“不必要！下边坐的都是专家。”接着，她又讲到全世界应该在哪几处建立高山生态定位站，西藏东南是一处。“嗳，你管全世界干嘛？”我替她着急。然后，她对“生态平衡”一词提出异议，她说：“符合自然界演替规律与人类社会需要的生态关系是协调关系。我建议以‘生态协调’，代替‘生态平衡’。”嗬，口气不小！谁理你？喊了几十年生态平衡还行不通，谁还顾得过来协调？何必如此“叫真”！ 当徐凤翔不再像个老师、学者，而是像个小姑娘似他讲到西藏有多美多美的森林，大会主席眯起眼微笑地按时揿铃了。每一发言只允许15分钟！此刻是预报铃。徐凤翔急遽加快节奏，把1/4拍换成1/16拍，但未截枝剪叶。她建议在藏东南建一座“定位站”，定点观测、分析生态环境和森林，以及林区农、牧业之间协调的关系，为林区生产综合布局和技术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她说哪里哪里的森林，是祖国的珍宝，在国内外资料上迄今还未查到有如此高的森林蓄积量……铃声再度响了！徐凤翔涨红了脸执拗地说下去：“我要求有关领导、有关方面郑重考虑建站。可以因陋就简，先盖一座小木屋。我愿长期参加这一工作，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西藏的森林！”铃声大作！在礼貌和同情的寥落的掌声中，在赞许和睥睨的翳翳的目光中，在透了口气而不一定含恶意的笑声中，她抿了抿嘴唇，矜持庄重地走下台来。是的，听烦了“豪言壮语”的学者对所有的宏图大志都持审慎态度。科学重在实践，不过，幻想是科学的先行。我特意站了起来给她让座，向她索取发言提纲。可是，她把头埋了下去。我懂，这节骨眼上，别碰她，别碰她…… 发言就是发言。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发言的分量，在天平上占不占、占什么样的砝码，那就要看“国内的、国际的、区域性的、总体的、符合规律的——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结构及发展规律——新的、动态的生态协调的需要。”以上，这位女生态学者的观点，所涉及的，都是她八竿子挨不着边边的。她怎么没测测自己在社会生态环境中的位置？唉，在1979年百废待兴、万机初理的时刻。 当大会闭幕，代表们分别回返时，我不意在嘉陵江畔又遇上她。她戴着小白帆布圆帽，那是植物学者在野外活动必备的。猛一看，我还以为是少先队辅导员哩！我们并肩漫步。我兴致勃勃地说：“这一的画面很有特色。彩角胶片偏黄些，就更显得深沉。”她锐利地盯了我一眼：“还不够黄？江水多混浊！含沙量增加了，水位大大下降；下游的森林砍伐得太苦了，都‘剃光头’了。生态失调的苦果……”三话不离本行，彼此彼此。 “回西藏吗？”我问。 “回西藏。”她用力抿了抿嘴唇。 “……没有什么反响吗？” “……”她明白我指的是她的发言。她看了看我，那双眼睛比话复杂。 我久久望着混浊的江水，心里打着旋涡。 “我希望……有一天到西藏去看望你。看望你的多美多美的林园。”我不能轻率允诺，许愿总要还愿。作为作家，我心里揣着个“踏中华”的小小念头。可是西藏从地理、风俗、语言、气候，从那使我们血管性头痛患者畏惧的海拔高度——按照我国规定：以黄海平均水面作为全国高程的基准面来测算，上海除西部残丘外，其余多为海拔五至十米左右。而拉萨是三千七百米，还是拉萨河下游谷地……我，我始终还没敢把它列入自己的行程。 她瞄了瞄我，笑了笑。我明白：她不相信我会去。她也不在意我还是不去。 “我想，咱们会在西藏的森林里再见。”我伸出右手。 嘉陵江水在私语、在低唱、在啜泣。她的眼睛在探测我的目光。我们的手握在一起了。我赶紧倍儿脆地说了声：“再见！”掉头跑了。 江水啊，你作证，你担保，可别让我失信？虽然我根本搞不清什么叫“定位站”！我……我只明白她想要一座小——木——屋。 滔滔的江水啊，提醒我，相信我，如果我有分身法，我愿追逐哟，追逐每一对专注的坚定的目光，追逐到江之源，天之边！ 没有树。 拉萨、日喀则的几座“林卡（庄园）”除外，简直看不到林子。 山又水，行驶在山南、藏北，沿途往往多少小时，视线所及，没有一棵树！ 在上海都市，人的视野通常只限制在一二百公尺内。住家的晾衣裳竹竿，可以伸向邻居的窗台。而在西藏的山头，人的视野可扩大到三百多公里。仰天，离我们有16.3和26.4光年的牛郎织女星，仿佛来到近在咫尺的电视屏幕上。只是，树……没有！ 北京牌吉普在山路上跳着“迪斯科”，沙石敲击车窗为它伴奏。一天，两天，车窗外是五颜六色的无尽的山峦，是无边的湖泽，是无际的草原以及和天野浑为一体的牧民、帐篷、牛羊。而那乌黑色的，是泥煤——草的古尸；那深褐色的是牛粪。牛粪作为燃料，要卖到每百斤七元钱。徐凤翔说的多么美多么美的大森林在哪儿？徐凤翔又在哪儿？ 三年了。从1979年秋，到1982年秋。这是一个变革的年代。我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批准了徐凤翔的单项研究课题！即：她可以征得南京林学院同意，去西藏考察，经费以节约为原则……这种例子可不多——由国家部门直接支持一个知识分子的向往。徐凤翔不必再像蔡希陶（云南植物园的创始人），在旧社会先去种烟叶、卖烟叶……虽然她还属单飞的季候鸟，年年来西藏，还没“小木屋”，也算得上时来运转的了。说不定哪一天，又一个贺老总，又一个周总理，像当年跑到蔡希陶面前那样，问徐凤翔：“你搞研究需要多少土地？这片山，够了吧？还需要什么条件？”于是，小木屋在林子里出现了……咦，我怎么也做起小木屋的？ “你认识徐凤翔吗？”我到处问。 “你问的是咕叽咕叽吧？”有人答。 “咕叽咕叽？”我疑惑地。 “是那位年过半百的女同志吧？” “是过半百了吧，1979年，她48岁，可是像个少先队辅导员，戴着个小白帽。” “是她，年年来，到处咕叽咕叽，人家叫她‘咕叽教授’。” “她怎么啦？”我以为她得了个不雅的绰号。 “咕叽，就是藏话‘求求’的意思，咕叽个‘熊掌牌’——就是在路边伸手拦车求捎脚；咕叽吃顿饭、借个宿；咕叽捎带标本；还从这个部到那个局咕叽建个什么站……”“咕叽教授”——徐凤翔究竟在哪儿？ 有人说：“听说她去了下察隅。” “上个月，在樟木口岸看见她。” “看见她在尼泊尔边境，傻看对岸的森林。” “听说她打算去墨脱。那儿可只能步行，骑马都悬。” 那么，肯定她是在西藏。西藏土地面积一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等于十二个浙江省，或者两个法国。出门就是山。我不能贴“寻人”告示；也不能“咕叽”公安部门“通缉”她。访问团离藏在即。看来前世少缘，今番我们要失之交臂了。 “黄老师，你打听徐凤翔老师吗？她就住在招待所南楼。”听到谁这样说了！我拔脚就往南楼跑，来不及看一眼、谢一声“传音天使”。 我下榻的北楼是住贵客和外宾的。南楼是普通客房。我匆匆穿过走廊挨门嚷嚷：“徐凤翔！徐——凤——翔”有的旅客好奇地打开门，我抱歉地：“对不起，咕叽咕叽，我找……” 没找到徐凤翔，却找到了几位新交的老外。 来西藏的外国人可真多。几乎到哪儿都碰见外国人。日本的颇负盛名的电视导演牛山纯一先生的摄制组，正在西藏转。中法地质考察队和我们同楼居住。每天每天，我看见北京来的师傅发动吉普送他们出去，再带回大大小小石块来。有位法国地质学者，腿一瘸一瘸的，也拄着拐棍出野外。一天，我听到有人用藏语读佛经，原来是法国毛头小伙子！在赛马大会上，美国朋友茉莉女士，迎着奔跑的马抢镜头……罗伯特和他的同屋到我房里喝甜茶。茶是藏族朋友格里和敏吉用八磅热水瓶送来的。罗伯特是奥地利人。西安——拉萨的机舱里，我正好坐在他的邻座。三十不到的年纪，留了个恩格斯式大胡子。他一句中文也不会，却懂得许多关于西藏的历史、地理。他在大学教史地，攒了两年的钱，到中国来。签证上写有去我国二十四个城市的许可。途经青海格尔木，要在那里过夜。他语言不通，又来找我。我只好当了他的临时半通翻译。格尔木机场的同志把他安排和中国旅客同吃同住，在国际上是当然如此的，在中国，一般都不是这规矩。到拉萨下飞机时，西藏文联的同志，向我们献哈达，他也得到一条，他高兴极了。其实，他的签证上没有日喀则城，他也去过了，穿着他那身旧了的圆领衫和蓝布工作服。他的同屋，三男一女，互不相识，都是节节省省地穷逛。你会常常碰到外国人灰头土脸地混在大卡车上头，那当然也是“熊掌牌！”我用小稿纸一裁二，当碟子，装上我从北京带来的花生米、糖、小点心。我们用混杂的语言和丰富的表情“谈”得无拘无束： “你在找谁？也是电影明星吗？” “只能说……可以是；应该是……应该成为我国银幕上的角色。” “是什么人物？” 我想说生态学家，没学过这单词，“她是……森林的情人！”是的。“她疯狂地迷上了森林。整个中国，除了新疆和云南的西双版纳，大部分的森林她都到过。她用不着担心签证。” 外国朋友羡慕极了：“你们是老朋友？” “是的吧。一共说过三句半话。” 当我与徐凤翔故友重逢时，她正在汉族的、藏族的、修表的、开车的、烧饭的、钉鞋的、采购的、探亲的一群人中。小小的施舍客房里，她正闪着大眼睛向大伙讲森林。她对谁部只讲森林。树林神供在她的心龛中。她是树林神教的传教士，经她布道而成为该教信徒者不少。迷了，中魔了！ 中魔了！唵吗呢叭嘛哄——南无阿弥陀佛哟！三年啦，也已经深深中了魔的我，怎么办？ 唉。具体的设想和规划，让“咕叽教授”自己再去咕叽吧。为了来年的经费，她也得再去咕叽，何况她站着、醒着、睡着、活着（哪怕死着）都在做小木屋的梦呢！有一次，我问她：“你是怎么决定学林的？”答：“高中毕业后，我跟同学们到南京大学去玩，南大森林系是在一座小木屋里，美极了……”噫！就此许了终身。 我呢？我的好朋友曾送我一副对联：“天下岂能由我，纸上我自作主。”思前想后：老者老矣，如侯学煜；死者死矣，如吴素萱；生者……虽说徐凤翔也只能再干半个云杉龄级——十年吧。果真有十年，也……满足了。让每个科学研究工作者能获得专心致志于专业的十年，我们的国家将焕然一新！于是，我决定先在绿格稿纸上，为她搭一座小木屋，以祈福法灾。我把花灯笼挂在我的书桌前，点亮了心之光…… 才结凌的山道，最容易出事故。 当地驻军的领导同志们，心肠菩萨般的慈祥，几番劝阻、几番“恫吓”，软话“硬”话像连发的炮弹；徐凤翔全然不听，固执地非走川藏路不可，还非要走远而险的老公路线。 部队领导说：“你们从波密往拉萨，只六百多公里。我们派专车送你们。到了拉萨，民航买不到机票，用军用机送你们。” 飞机上是难以详测树木的。所以徐凤翔固执地要行一千八百三十八公里到成都：“部队不是也在送老兵、迎新兵吗？战士能走这条路，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呢？”徐反问。 “你们不同。” “为什么不同？”徐凤翔是火箭也拉不回来了。 “那我们得请示上级。” “别请示。我已经联系好车了。” “昌都运输队吗？人家11月25日起也不发车了。” “为我们发一辆！” “又去咕叽了？” 在拉萨第一招待所，听徐凤翔讲树而中魔的司机冯随科，向运输站挂钩；经不起徐凤翔左咕叽，右咕叽，运输站领导答应放一辆车，并一叮咛、二嘱咐、三命令冯师傅——安全第一，绝对保证不出事故。天底下哪有绝对的事呢？ 我呢？说实在的，我真想在波密孵到明春雪化时节；路况实在是险。我在哪儿写作都一样。可今番……我……豁出去了。有权的帮权场，有人的帮人场。为了小木屋的梦，奉陪了。 部队又留了我们一阵子，为我们放映电影，请我们给战士做报告，还很不好意思地恳请林学工作者们为部队的苹果树会诊。剪枝行家朱老师第二次退了飞机票，在他的带领下，战士们学会并剪修了八百棵苹果。而徐老师又只身“闯”入波密县委会，要求给县委领导同志讲一讲森林生态。县委领导班子里只一二位汉族，其余为藏族，还有一位僜人。可热情啦！徐凤翔开讲那天，县委会议室里笼起一小盆炭火，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徐凤翔又眼睛一闪一闪地，从开天辟地、森林与人类之起源，从全世界、全中国的森林讲了一遍，更深情夸赞波密的森林多么美、多么美，保护森林有多大的好处，破坏了森林将造成多大的灾难……县委领导们也中魔了！连续三大开车来接徐凤翔，带着她察看全县的森林，请她选“小木屋”的基址，并说：“只要上级批下来……”啊，事实证明：我们的部队、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人民，不是不需要科学的！不是不欢迎科学家的啊！我……我不相信小木屋的梦不能实现，在我的社会主义的祖国。 徐凤翔和我终于坐在“解放”牌卡车的驾驶室里，带着部队炊事员起大早为我们蒸的馒头，炸的油饼上路了。 这部卡车呀，可真是老啦。历年所花费的修车钱，早够买两辆新车的了。它又刚刚“中修”过，漆得倒挺鲜亮，可是，在山路上一颠就露馅了：刹车不灵、离合器不灵、底盘的螺丝四个掉了仨、防滑链挂不上去。冯随科——也是命定要随着科学吧，在冰峰、雪岭、浓雾、月夜，他载着我们，险中有稳，稳中显险地驰过、蹭过、转过、溜过了大玛拉山、雀儿山、二郎山等一重又一重天险。险情就不说了，徐凤翔什么山道没走过？尤其这条道，她是熟路。可她一路手心常出汗，说：“我不该让你和我一起走，出了事，我可怎么承担得起？”我说：“我出事，你也出事了，谁也用不着承担。”冯师傅说：“唉，我驮着总共120岁的两位知识分子，这回是超载了。”一路说说笑笑。徐凤翔兴致勃勃，一会儿叫停车，下去采标本；一会儿下去拍照；一会儿到河滩上取水样……冯师傅也不辞艰险地随着科学工作者攀岩、下谷、上树、涉水…… 悬崖深壑之夜，是这般静、这般静。连会车也极少。车灯的光射出去，我们往往会发现；远远的，一个、两个、三五成群的小黑点。迎面一步一长跪、五体投地、叩着头走来。车近了，黑影站住。车过了，从反光镜中看到黑影又跪下了。有时有一群黑影，缩在岩边睡着。那是虔诚的朝佛者。他们就这样地向拉萨——神住的地方走去。走两个月、三个月、半年。如果有人因冻饿、疾病死在路上，会被欣慰地认为是被神接去。初进藏时，我第一次见到此情景，曾震慑地呆住了，并悄悄地落过眼泪…… “我不如他们虔诚……”徐喃喃地说，她的眼睛凝视前方，眸子里蕴蓄着内在的坚定。 我懂，我承认：“……远远不如……” 我们——一个一个，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知识的苦力，智慧的信徒，科学与文化的“朝佛者”啊，我们也是一步一长跪地在险路上走着。恁是怎样的遭遇，我们甘心情愿，情愿甘心。 1982年11月起草于波密。 1983年2月13日第一稿于上海。 2月27日凌晨，二稿成。 3月12日植树节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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