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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望长城》大型电视纪录片进入后期制作，播放在即，我很是忐忑不安，像初孕的产妇，老担心不知生个猫、生个狗还是兔唇。其实在我担任节目主持人的300分钟电视里，我本人占不了多少画面，干什么我要这么上心动情呢？ 《望长城》摄制组从前期筹备至今，已经三年半了。预定1991年11月18日在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摄制组分A、B两个组，我跟随A组东奔西走也约有一年半了。 回想进组以后的第一件大事：摄制组郑郑重重为我办了“人身意外保险”。 我心里一阵热乎，问：“大家都办了？” 答：“每个人都办了。” 问：“死活不论啦？” 答：“死活不论啦！” 我真想欢呼：“太好了！”委实是太好了。能置生死于度外去从事艺术创作，对我是个极大的享受。摄制组刚为我祝贺过65周岁的生日，在这样的年纪还能和年轻人并肩去迎艰斗险，真是晚年有幸老来添福了。 探险本身蕴蓄着艺术的魅力。 人类文明史忠实地记录了人类每前进一步都包含着探险。 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探险史。 在我还没弄清编导究竟要怎样表现长城时，我已经跟着平均年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们走出口外了。因为摄制组寻觅、等待一个站在长城前边不被长城“吃掉”的节目主持人，已停机55天，最后选中了银发满头的我。出于职业的同情，我不敢耽搁，稀里糊涂就上路了。 在口外，在锡林浩特、霍林格勒……我首战威了右足踝，脚肿得像熊猫爪子，而原本我的右足踝就有两度骨折的病史。我咬牙再战，又挫了腰，我原本腰肌劳损，往往要带钢丝护腰。我两次被伙伴背进了医院，气得我要命，麻烦了摄制组、麻烦了地方上的医生、护士和领导，从此我荣获“重点保护珍稀动物大熊猫”之美誉。唉，我真的不中用了吗？可我基本上没耽误拍摄，不知怎么回事，每当我意识到摄像机对着我时，腿就不疼了，腰也不弯了，神了。我随摄制组从通辽、满洲里、海拉尔回到北京，队伍准备“转场”。我隔天去西苑中医院针灸科找严润茗大夫诊治，力破民谚中“伤筋动骨一百天”的常规。 摄制组紧张准备西行，挺进罗布泊。 《望长城》组总制片郭宝祥同志和我恳谈：“和于台长研究了，为关心你的身体，又是这样年纪了，是否考虑不去罗布泊。将来航拍时可以在飞机上出现主持人形象。” 我动情地回答：“让我去吧。我想，对一个知识分子最大的关心是全其志。我想去罗布泊。” 好友袁鹰以散文笔法说我是个“云里走、风里来、雨里去”的人。可我未能预卜今生今世能进罗布泊。记得若干年前，在乌鲁木齐，承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关方面信任，答应出拍摄费让我拍摄新疆——其中主要内容就有罗布泊。我多么多么渴望带队去拍摄，像我拍摄《小木屋》似的有计划有目的地去冒险。可是我不敢接。罗布泊里没有路。自从1980年科学家彭加木同志在那儿失踪牺牲后，有关部门又立下单车不能进的规矩。那我得带几辆车多少人呢？我没有那么强的组织“野战部队”的指挥能力。我老了，果真能力艺术丧生荒漠，很美，值得。可摄制组里的年轻人是稀世的人才，对他们来说太可惜了。我没敢去，我想去，那一片荒漠勾我的魂。 如今，我们集合于敦煌，整装待发，时1990年9月中旬。 1979年我去过敦煌，当时敦煌县城只有一个招待所，是平房。我看见服务员拎着铁桶沿着木梯爬上房顶，往水箱里灌水——那就是客人用的“自来水”了。敦煌的水是从外地拉来的。两年后，敦煌来人告诉我，县招待所让一场大水冲了。而今的敦煌，发展得像个城市了。宾馆任我们挑选，不早接洽就只好在大统间里打地铺。可紧张的也还是个水。 我们有四辆新型越野车，六辆军用大卡车——解放军干部战士共17名，协同我们作战，浩浩荡荡向渺无人烟的地理禁区挺进。唉，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究竟如何生发演化出来这一大片吓人又诱人的、叫人恨不够又爱不够的地方？ 罗布泊，维语：罗布淖尔，淖尔即湖水的意思。主要有孔雀河水汇入湖中，而下游又称库鲁克河。罗布泊湖蒙古语为罗布诺尔，意为“汇入多河之湖”，本是个大湖，有记载的面积为3006平方公里。 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的中道，汉长城烽火台保护着丝绸之路的通畅。烽火台傍水建在高台地上，也起驿站作用，来往客商们在此歇脚、喝水、吃饭、饮牲口。 张春出使西域时，这一带有三十六国。他曾向汉武帝奏曰：楼兰地沙卤，少田，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驼…… 两千多年如一瞬。今天，我们要登上昔日丝绸之路的途程，指挥部却不得不下这样的命令： 禁止刷牙、禁止洗脸。 平常我们《望长城》A组拍摄时，一般只用两辆越野车，并又分两个小组，双机有分有合地拍摄。这回是四辆越野车。摄制组总部总编导刘效礼同志、制片主任宫军同志亲临前沿阵地；他们都是指挥过千军万马大片子的年富力强的、有威望的宿将。如今带头长途跋涉，与大家苦乐生死与共。我们还邀请了长城学者、沙漠专家吴（禾乃）穰、夏其训、杨连福，测绘队刘队长……彭加木烈士的夫人夏淑芳也闻讯赶来。她和我差不多年纪了，她要到彭加木烈士的纪念碑前祭扫。她还幻想也许能找到彭加木的遗骸，这是可以理解却难以实现的痴情的梦。她的“入列”，使我不大敢笑了。自从1876年发现地理禁区罗布泊以来，又有多少人在此荒漠献出了青春和生命。应该承认，我们此行也是探险之壮举。长城烽火台依傍着丝绸之路穿越了罗布泊，我们《望长城》摄制组就要在冷冷清清的荒漠里寻寻觅觅、觅觅寻寻…… 摄制组的六辆军车分别是： 无线电报通讯车：每天定时多次与兰州军区联络。 油罐车：保证四辆越野车用高标号汽油。 油桶车：保证军用大卡车需用柴油。 水罐车：供野炊做饭用。 给养车：装着压缩饼干、方便面、罐头和矿泉水。每天发给每人一瓶矿泉水。 行李车：主要是几顶帐篷，皮大衣，还有大小备胎。 大车小车像九连环似的，环环相扣相依，谁也少不了谁。 进入荒漠的前一站，我们是在马圈湾过的夜。西部长城专家、汉简专家吴（禾乃）穰先生曾在这里发现一大批汉简，这里是他的老根据地。马圈湾有一口好泉水。我们一个个举行了洗头洗脚擦身告别仪式并灌足了饮用水。我的容器是军用水壶、奶瓶、饭盒，恨不得再有个大羊皮口袋。我平生耐饥不耐渴，一想到要缺水喝，我的嗓子眼就冒烟了。夜晚，我们落宿在挖芒硝工人住的破屋子里，支起了录像机监视器，自己发电观看白天拍摄的素材——我往马迷兔方向走啊走。长城学者认为马迷免才是西部长城的终点，而不是嘉峪关。可惜我们千方百计也没有取得在地面拍摄马迷兔的许可，也许只能以后用航拍来弥补了。 在北京发给我睡袋时，就觉得太厚了。在挖芒硝人的小层的地上睡了一宿，我觉得睡袋太薄了，不顶用。潮湿的地气浸骨入髓，害得我浑身骨骨骼骼新伤老伤阴疼起来。这才是第一站，别言声，切不可露相以扰军心；也说不定要被遣返“温室”。时1990年9月24日，是大部队拍摄的第三天。 早饭居然有小米粥和面条两个花样。没有炊事员，制片邓晓辉和黄海波掌勺，一位从来咽不进米饭只能吃面食的小战士打下手。我喝了碗小米粥。每人又发两包压缩饼干。我想吃，却咬不动，曾几何时这牙就老了；我没言声把它珍藏在车里，万一饿极了准吃得动。 绛红色的先导车开路，车队浩浩荡荡向罗布泊地区进发。本来已经很荒凉的罗布泊，越走越让人发瘆。 中午停车造饭。 我们发现两座“身经百战”的破帐篷。我惊喜地跑过去问：“有人吗？”啊！居然有两个小伙子。他们是中央测绘局陕西大队的一支小分队。共17名队员，伙伴们外出了，留下4个队员在帐篷里整理资料。这个大队建队36年，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并不幸在野外牺牲了6名测绘队员。我端来自己的搪瓷带把饭盒钻进他们的帐篷聊天。我钦慕地质队，更钦慕率先进入无人区的测绘队。我在西藏碰到一批测绘队员，是他们，在牧牛不敢涉足的险峰雪岭留下第一行文明人的足印。他们普查丈量祖国的大地，带回地质勘测图纸，立下地质坐标，为后人指路辨向。这里的艰险度与西藏荒原不相上下。测绘队的年轻人递给我一杯热茶，茶缸在我手掌里转呀转的，吃完饭喝杯茶多舒坦；但测绘队的水来之不易，在荒漠中水就是生命。他们长年在野外工作，比我们这些“业余野外工作者”其艰苦度不知超过多少。如果我预先知道能进入17勇士的宿营地，我一定从敦煌抱几个大西瓜来。 测绘队员告诉我们，前不久在十几公里以外发现一具干尸，他们掩埋了，插了标志。我赶快飞奔报告总编导刘效礼同志，刘总立即决定发车拍摄。而夏淑芳一听说，马上怀疑会不会是彭加木的尸体。彭加木是在库尔库图克失踪的，离边沿还远得很，夫人的痴迷令人心酸。她也随车前往。 测绘队员带着铁鍬，登车带路。行了一程看到标志，小小心心地挖出一具部分完好的男尸，还连着肉和皮。我们用皮尺量了骨骼尺寸。他不是10年前失踪的彭加木。当年找寻彭加木尸体是扫荡性纵横搜索的，而这具干尸又是怎么死的？是什么年代死的呢？千年的尸体在荒漠中也可能皮肉完好。测绘队员说，他们队里今年也有两名队员失踪了，他们去认尸，一看不是就掩埋了。摄制组内的专家取了一枚齿骨及一小块肋骨回去化验。即使将来能测出干尸离世的年代，也难以算出他是谁家的儿子和父兄了。我想，他必定是饥渴致死。我解下背在身上的军用水壶放在干尸身旁，重新掩埋了。 我每天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我听不懂东经北纬，告诉我等于白告诉。 如果不出太阳，我也认不出东南西北。没有纵横有序的大街路牌，没有坐北朝南的楼堂小院，也没有峭壁危岩。东也茫茫西也茫茫，南也茫茫北也茫茫。我这个城里人怎么说得清自己在哪儿呢？ 没有路。没有车辙。没有黄羊粪。没有驼驼蹄印，没有任何参照物。只有烈日和冷月提醒我们方向。 我闯荡一生倒是第一次踏上完全没有路的路，完全没有人的路。 昨天傍晚，刚搭好帐篷天已经黑了。该吃饭了，伙伴们陆陆续续往有火光处走去，我正在帐篷里摸着系小窗上的带子，起风了，带子系不上，说时迟那时快，猛然狂风大作，简直要把帐篷掀掉，沙土哗哗地喷了进来。 旋即听得汽车发动机此起彼伏，人声、报话声喧喧嚷嚷，10辆汽车的灯全部打开了。我明白是在拍摄狂风卷营地，男性公民在抢救器材、物资，在加固帐篷……我要不要出去？除了去盛饭，我没理由出去。而饭锅里必定早已撒满沙子，油喷火器必然已熄火，我还是顺乎自然吧，除非狂风把我“请”出去。 风越刮越大。摄制组“闻风即起”抢拍，动作迅捷果断，是好样的。我喜欢这帮孩子们。总部的同志也和我的儿子的年龄相差无几，是孩子们。 风呼呼地一宿没停。我们是男女混合住一个大帐篷。也闹不清睡着没睡着，谁也不吭声。刚觉得万籁俱静，又听得汽车引擎响，是凌晨，先导车——小红车出发了。每天东方刚刚微微泛白，先导车就先行探路：制片主任宫军同志和测绘队刘队长一行带着罗盘、望远镜、地质测绘图，边行车边商量边争论，开开停停，上上下下、跑跑看看，去寻找地质坐标架，寻找河床，寻找古丝绸之路沿线的名城遗迹烽燧，寻找三垄沙、白龙堆、居卢仓、土垠……寻找卫星扫描测绘图上大耳朵型的罗布泊边缘，寻找罗布泊湖底。每天每天先导车里的先导们要比伙伴们少睡2-4小时。当先导车寻到路之后回到宿营地，才带着车队再发车。 早上弄清队伍的行进方向，傍晚确定队伍的宿营位置是总部和先导车的重任。摄制组能否拍摄到珍贵的镜头，整个大队40多号人能否一个个活着出去，先导车和先导车上的制片主任宫军同志肩头的担子够分量！我们找啊找，还没找到汉代的烽燧，也难以想象商旅络绎不绝、汉唐结交万邦的风采；却欣赏到大自然的令人震惊的艺术珍品——雅丹地貌，又称风蚀台地。风，长年累月以其鬼斧神工把山切削成兽面人身的、免冠披袈的、嘻戏对耍的、恐龙直立的……种种形态的高低错落的“雕塑群”。大自然委实是大手笔。 摄制组双机低角度、高角度在拍摄雅丹，夕阳为我们打光，我意识到自己偶尔在镜头取景器里。 导演魏斌嘱咐我：“你说点什么。” 轻轻回答：“我不想说。”我身上带着无线话筒，只要我发声是可以进入画面的。 “你转悠转悠。” “我不想动。” 我痴痴地坐在悲凉壮烈的雅丹“群雕”前，期待着亘古超世的交流。 罗布泊沿湖本是汉唐丝绸之路要道。可十多天来我们却未看见一滴水。我们的车子陷在沙窝子里，鱼鳞状的盐硝地把车轱辘别住了。 这里没有水，也没有山，只有沙丘坡地。 队部每天日落时分选择宿营地，摄制小队要在太阳从地平线消失之后才收机回营。一天，天黑之后，我们在追逐车队。 不一会儿，我们听见先导车上宫军的声音：“注意，注意，方向不对，方向不对。” 另一辆车上刘效礼的声音：“明白，明白，就地宿营，就地宿营。” 车载对讲器的功能可传声15公里，却听不出方位。四野一片黑暗，但可以看到总部指挥某辆车停在山坡上打开大灯，作为营地的信号灯。一辆辆车迎着大灯的强光，像耍龙灯似地赶回营地，赶向红红火火的野炊灶，赶着盛热热呼呼的白米饭、素炒白菜、罐头蛋卷、罐头桔子。不过已经不能够搭帐篷了，大家就在汽车里各就各位坐着蜷着睡了。一路上在汽车上睡是家常事。 第二天早上招呼出发时，导演魏斌、摄像谭湘江、录音张文华和我正在山坡上拍摄。为了抢朝晖夺晚霞赶日程常常是：早饭常免，午饭三点。我们要求大队先行，好让我们静悄悄地拍摄。我们的车好，司机小塔更棒，沿途拍摄我们从来不拽大队后腿。 在坡地上，可以清清楚楚看明白巨石如何在暴寒暴热和风力的摧残下迸裂为碎片。碎片有一个中心，一组一组一圈一圈呈辐射状，仿佛珍珠围绕着珠母。如果你静静地坐上一天或一夜，你可以听到石头的迸裂声如同春天南方竹林里的笋儿拔节。有的碎石，两片严丝合缝紧紧抱在一起，人们叫它虎符石或鸳鸯石。但无论是虎符还是鸳鸯，无论是英雄还是爱情，最后的命运是碎为细沙。 罗布泊海子枯了，罗布泊沿岸的山烂了。“海枯石烂志不移”、“海枯石烂情不变”——美好的语言在这里失效了。“海枯石烂”不是文人的渲染，也不是亿万年之间的地质地貌变迁。到了罗布泊我才觉察到大自然是个恒动快速切削手，它不但出手凌厉并且勤劳细心地日日夜夜下功夫。它为什么要对罗布泊地区下手这么狠？ 我们的车在沙漠里沿着大部队的车辙驶行。戈壁滩很难留下车辙印，先导车就沿路埋下矿泉水的空瓶指路。我们追过一辆又一辆大卡车，我们用对讲器和先导车联络上，及时入列。我们的拍摄车一般尾随在先导车的后边。 有一天，据说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在中午时分赶到八一泉。那里有井泉甜水，有小鸟粪，有芦苇……进罗布泊之前，队前动员时把这里定作队伍休整、水车补充甜水的地方。我们水车里的水已经泛小红点点，快见底了。 我和摄影师章跃今天没有任务。导演魏斌带摄影师谭湘江去寻找拍摄居卢仓——古兵站粮仓去了。人手调整，章跃上了先导车去看图；他在部队里成长，懂得识图又耐得艰苦。我眯缝着眼靠在车座上，我们的车紧咬着先导车，小塔一边开车一边唱起了歌，我找出奶瓶、饭盒和洗头发的香波，头发“擀毡”了…… 太阳西移时我们还找不到八一泉。先导车、小塔的车和其他8辆车失去了联系。任何一辆车在荒漠里失散都是性命攸关的事。而每一辆车又与车队集体生死相依、缺一不可。小塔对着对讲器呼叫。我走下车，见众先导们测罗盘、望地形、挖寻井泉……商量、争论、跳脚……我对章跃说：“你拍，拍先导车找不着路。”我知道章跃是机不离身的，可现在他满头大汗涅着图纸，尴尬地看看宫军，此时此刻他得听宫军的。宫军正攀登一个高坡，浑身汗透，我“没有眼力劲”地冲着他嚷：“宫军同志，你下命令让章跃把迷路现场拍下来。”宫军一只脚在上一只脚在下没工夫理我，像说急口令似地：“哎呀我的老太太，我们可能整个方向走反了。队伍也散了。队伍拉不出罗布泊可是大事啊！” 我小声嘟囔着：“不拍下来才是大事。” 开着车门我斜跨在车座上生气。我在笔记本上划拉着： 找路为了拍摄，不为拍摄何必找路。 难走好走都得拍，否则好走难走都没有意义。 你们还嫌老太太啰嗦，若是我们果真迷失于沙漠永不复出，也在磁带上录下迷失的过程嘛。我抿了一口水压压气恼，不敢喝第二口。小车上没带着水和给养。水车、给养车迷失了，我们就断粮断水了。电报车迷失了，我们就发不出救援呼号了……不拍，不拍就不拍吧。宫军是对的，我也是对的。但我们两人的身份不同，我若活着出去，非写出来不可。可这奇奇怪怪的生态环境，这危急关头人各有貌的种种表情，我写得出来吗？笔在活生生的生活面前是低能的…… “1号，1号，我是3号，我是3号。” 呀！导演魏斌、摄像潭湘红、录音张文华，长城专家吴（禾乃）穰都在3号车上。 宫军急切地问3号车的方位和其他车的去向。 3号车没有找到居卢仓。他们走的方向和方位都是对的，却不见居卢仓——丝绸之路最后一个大兵站的踪影。本世纪初陈宗器著文《罗布荒原》有居卢仓遗迹…… 居卢仓是否已经从地平线上永远消逝了？…… 我插空档向3号车喊话：“注意：我们没有拍摄，注意，在你们右前方将碰到大面积巨型龟裂地面。请拍摄。” “注意：你们将经过大面积像镜子一样光滑的地段。” “注意……”哈哈，我管不着自己是不是多事，管不着今晚在哪里宿营，也管不着队伍出不出得去；此时此刻我只关心多多留下真实资料。罗布泊从未迎接过这样一支具有实力的上气旺盛的摄制组；在若干年内也很难再组织这样一支队伍。我们的人马和设备精良，我们的指战员能拼善战。虽说我们将要制作的纪录片可能要剪掉一多半镜头，但我们的资料具有一定的科学参考和保留价值。 行将干枯的芦苇做“头饰”，八一泉找到了。泉干了，并被沙土埋了，只留下一块碑石。战士们循着井口泉眼挖了很深很深，却没见湿土。第二天战士们又在八一泉附近挖井，还凿了石碑——长城井。天傍黑了，不见半点希望，乃将“长城井”改凿为“长城干井”，标明这里没有水。 护送彭加木夫人的摄制小分队去了库尔库图克。奇怪的是；车到那儿就莫名其妙地坏了。摄像机好好的，可摄出的图像少了一种颜色。莫名其妙！ 摄制组全体（除了我）以顽强的毅力跋涉“攻占”古楼兰城。他们只随身带着一瓶矿泉水，清早走的，半夜返回营地。导演魏斌和摄像小谭，夜宿楼兰城的断垣残壁间。邓晓辉不顾劳累，带周仁发和塔峰去给他们送水、食物、睡袋…… 我们居然发现了一头野骆驼，一通猛追，珍稀罕见的野骆驼淌着汗站在我的面前。伙伴们担心它踢我，我担心已经追伤了它。我对它说：“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拍摄。你走吧，回到你的爸爸妈妈那里去，回到你的伙伴们那里去。”它渐去渐远，又以它那特殊的步伐跑了起来。这匹野骆驼是我们深入罗布泊地区后遇上的唯一的动物。从全世界来说，野骆驼也已经不多。 走不完的沙漠、戈壁，我身系保险带在汽车前座上靠着，十多天了，平均每天8小时以上乘车在荒原上晃荡，也委实疲累了。 “老太太，你看见什么没有？”小谭在我身后问话。我敏感到小谭的摄像机已经举起，张文华的炮筒子似的话筒已伸向车窗外。我悄悄按下腰间无线话筒的开钮。 “停车，停车。”我轻轻嘱咐小塔，小塔驾车像冲浪板在浪窝里减速、定格。 我们庄严地走向拍摄物。 “10号车，10号车，为什么停车？跟上来！”前车下命令。 “别吵吵。”小塔答话：“在拍摄，进罗布泊以来的第一棵树。” 这是一棵枯了的幼树，树杈上还有一个干苇叶搭的鸟巢。树死了，鸟飞了，我想找一片枯叶拿回去，让我的朋友认一认是什么树。如果它是胡杨的幼树，叶子应该是长长的…… 没有一片树叶。 已经18天了，我们没看见一片绿的树叶、一只活的鸟。 我们曾经看到一汪水，亮晶晶的“雪”花护着它。我好高兴，赶快伸出手去，伙伴们拦着我：“别，是碱水。”“碱水我也要洗洗。”手从水里拿出来立刻泛碱刷白了。我舐了一下手指头，又苦又咸。 “别坐，别坐。螨虫咬人。”当我们停车发干粮时，有人嚷嚷。 “有螨虫吗？” “满地爬的都是。”果然小喜蛛般的螨虫们在黑戈壁和黄沙土交错的地面上忙忙碌碌地奔走。 第一次看到昆虫了。生命就在近旁。我们走出罗布泊的时刻不远了。 我们又进入一级拍摄准备。 畜随水走，鱼随水生，人随水留。我们准备拍摄遇见的第一个罗布泊人——从荒原迁徙出去的罗布泊人，傍水捕鱼牧羊为生的罗布泊人的子孙。 18个日日夜夜，太阳和月亮把汉代的烽火台映照变形，使我们看到：罗布泊本身是一座生态危机鸣警的大烽火台，它点燃着大自然向人类征伐告急的烽火狼烟。 1991年11月17日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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