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也许我们已经把他忘记，不过，太行山却永远记得一个名字──宴阳初。 本世纪四十年代，宴阳初曾和爱因斯坦等人一起被美洲学者推选为“对人类发展做出革命性贡献的世界十大伟人”。看到民众不能受教育，他曾沉痛地疾呼：“吾辈羞视三万万以上的同胞，在二十世纪的文明世界流而文盲；吾辈恐惧四万々的大民族，不能生存于知识竞争的世界。” 为了推行“平民教育”，他亲手编写了《平民千字课》，在河北偏僻的农村一住就是八年…… 元旦刚过，我来到了太行山麓的完县，这块土地曾留下过宴先生的足迹。也是国家级贫困县。 让人不敢相信的是，从去年十月以来，县里已经三个月不发工资了。团县委副书记说：“现在我们全县的干部都没工资，包括县长和县委书记。这些日子县长坐着吉普车四处借钱，怎么也得让大伙儿把春节打发过去。” 我问：“你们团县委每年的活动经费有多少？”她伸出了三只手指头。我说：“三万。” 她摆々手。“三千。”她摇々头，说：“三百元。”三百元！这就是一个二十八万人口的团县委一年的活动经费。在经济发达地区，还不够请客吃一顿饭。 该县团结乡，前年人均收入一百五十三元，去年闹了一场大旱，庄稼减产四、五成，人均连一百元都不到。群山温饱问题没解决，粮食一般只够吃半年。 不久前刚调来的葛乡长说：“自然条件太差了，你们看々，到处光秃々，几千亩山地和旱地，全部靠天吃饭。基础又差，难唉！这个乡唯一好做的是计划生育工作，由于穷，好些小伙子娶不起媳妇，前些年还有去湖南、广西买媳妇的这几年差不多都跑光了。光棍汉多，入口处于下降趋势。教育自然也不好抓，男孩子到了十四、五岁就想到外地干小工挣钱，女孩子也有不少到城里当保姆。” 见不到一丝绿意，风却铁硬铁硬。汽车沿着干涸的河床，在冻僵的公路上奔跑。 傍晚，来到井尔峪村，村子极安静，似乎也冻僵了。村民们站在土屋的房檐下，朝我们投过来的是黯淡、浑浊的目光。 我们走进一个破败的院子，一位中年男子嘴里“咿々呀々”含糊不清地“说”着，两手激动地比划着。他叫冉平乐，两年前突然中风，虽大难不死，却留下偏瘫，现靠拄着一根木棍勉强行走几步。 家里的五亩山地，全靠妻子一人忙碌，去年才打了一千斤粮食。为了治病，把家里养的一只驴子卖了，把两棵树砍了，至今还欠着一千多元的债。 去年十月，地委书记下乡时专门来到他的家，从民政部门特批九百元救济款，让他家买了只小母牛养。 冉平乐有三个孩子：冉红、冉红娟、冉红州。三个孩子都到了读书书年龄。冉红在学校是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父亲一病只好失学。班主任高俊美老师不忍心让这位好学生流失，便替她代了学费。上了不到两个月，她母亲说：“孩子，家里的活儿妈一人忙不过来，你还是留在家帮々妈吧！” 高俊美听说了，又发动同学们帮冉红家砍柴，做家务。就这样也不行，冉红和她妹々仍逃不了失学的命运。 离开校园那天，冉红和冉红娟两姐妹，一人拿两本书（这里的孩子一般都没书包），几步一回头，哭得像泪人似的…… 大岭后村小学，学校已经整々一年没领到一分钱的办公费，三名教师也已经三月没领着工资。寒冬里，连买几张窗户纸的钱都拿不出。往年，校门口的那几棵柿子树还有点小收入，用它买点煤，在教室里生个火炉子。今年，柿子树闹灾绝收，教室里的火炉子生不成了。上课，只好干冻着。 那天中午，在去杨家台乡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三个放牛的孩子。那个稍大一些，戴着一顶破军帽的叫赵英山，小一些的叫赵豆忠，还有一个叫赵金银。 问他们念过书没有，他们全摇头。让他们写々自己的名字，他们说，每念书，写不了字。 “知道天安门吗？”我们中有人问了句。赵英山想了好一会儿，犹豫着说：“是不是过去皇帝住的北京天安门？” “广州呢？知道广州吗？”又有人问了句。“广州”把他们全考住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不上学，赵英山指着赵豆忠说：“他的父母全没了。”又指着赵金银：“他现在帮人家放牛，到开春时就可以借人家的牛耕地。” “那你呢？”我说。“爸々说，念书得花钱，家里供不起。”说罢，他低下了头。 “村里不上学的孩子多吗？”赵英山说：“不少，光放牛的就有七个。”杨家台乡总共一千零五十二户，却散落在五十三个自然村。点多面广，且又多为沟々岭々，给办学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村里的小学最高才办到四年级，学生们一般念完四年级就不再念了。想再念，必需到乡寄宿学校念。 观音堂村有个叫臧阳的孩子，全家五口人，姐弟三人只有他一人上学。该升五年级了，做父亲的想，再苦也让孩子把小学念完吧。可再一想，他又发愁了，到寄宿学校上学，就得给孩子带一条被子。可好几年了，一家人就靠一条补丁的破棉被过冬，到哪儿再去给孩子找一条被子？最后，臧阳会不得不停学。 乡寄宿学校在乡政府后头的半山腰上。赵全民校长告诉我们，全校就设五、六两个年级，四个教学班，一百二十一名学生。学生们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上午再赶来。有的学生家在深山里，单趟就要走四、五个小时。 我问六年级（２）班的赵颜忠同学：“你们平时吃饭怎么解决？”“学校有个小食堂，我们星期天返校，带些粮食交给食堂，再给食堂交一捆柴。” “菜呢？”“家里带一瓶咸菜疙瘩，吃一个星期。”我又问：“上完小学你还准备上初中吗？” “我想上，可是……”赵忠颜摇了摇头，“家里困难，肯定上不了……”一位家长说：“我们咋不想让孩子上学呢？孩子的成绩在班上也是数得着的，可总不能让孩子空着肚子上学吧，总不能把房子卖了供他们上学吧？” 贫困，撕碎了多少孩子的读书梦！踏着银灰色的积雪，我们来了涞源县。祭刀岭、插箭峰、将军峪、走马驿……面对这样一些地名，不由得要叫人发思古之幽情。 这是一块有着古老历史和英雄业绩的土地。在我们的民族惨遭日军铁骑蹂躏的苦难岁月里，这里的人民和八路战士，浴血奋战，普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救亡的壮丽篇章。那位所谓的“名将之花”（日军阿部规秀中将）就凋谢在这里的崎岖的山岭上。 涞源城东有一个村子名叫孙家庄，在孙家庄北有座“全神庙”，这便是赫々有名的“白求恩手术室“。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为粉碎日寇的冬季大扫荡，在易县摩天岭同敌人展开激战。援助中国抗日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改变了原定的回国计划，率医疗队来到孙家村，选择了这座小庙作临时手术室，抢救从摩天岭撤下来的伤病员。 往事如烟。面对这座在岁月的风刀雨箭下，显得衰旧败落的小庙，我突发了这么一种遐想：假如这座小庙不在这里，而是在广东顺德，或福建石狮，或浙江温州，它的生价又如何呢？那些精明的南方人，准会把她开辟为旅游胜地，既可以让人们缅怀历史，又可捎带增加当地的一笔收入。 “小庙”遭冷落，还不是因为一个“穷”字？提到“穷”字，县里的领导说：“你想在我们县找一个富的典型，那真是不太容易；你要是想了解贫困情况，只要一出县城，到处都是。” 我说：“那就随便挑一个村子看々吧。”县里领导说：“你们可以先去桃木疙瘩村看々。” 桃木疙瘩村位于海拔二千米的韭菜山上。我们在县政协车志忠副主席的陪同下，驱车来到山脚下，谁料想残雪未化，山路被阻，不得不临时决定放弃此行。 曾经三次到过桃木疙瘩村的车副主席，谈起桃木疙瘩来感慨万端。第一次上韭菜山，车副主席他们是去考察旅游资源的，没想到大山顶上，还藏着这么八户人家、三十来口人的小自然村。 一群衣衫褴缕的孩子前脚后脚地跟着随着，简直把他们看成“外星人”了。他们戴的眼镜、手表都引起孩子们莫大的好奇。 一间低矮昏暗、四面透风的泥巴房，便是村里的小学。地上到处是羊屎，一问，老乡们说这里还得关羊。 一名代课教师十三名学生，一至三年级三级复式，读三年级的只有两名学生张胜利和吕成山。 代课教师告诉车副主席：“这里好象从来没来过这么多生人，所以，孩子们见了你们感到格外新奇。” 待车副主席第三次上山，小学已经解散了。村长告诉他：半年前，张胜利的父亲病故，他没法再读书。他不念，三年级只剩下一个吕成山，吕成山也念不下去；这中间，由于家庭困难，又哩々啦々流失了九个孩子，最后只剩下村长的两个孩子，两名学生，叫老师怎么教？村小只好停办。 车副主席听后默々无语，心像山一样沉重。一九五九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分到涞源后，他一直呕心沥血地工作在教学第一线，好几次调回北京的机会他都放弃了，这里虽然贫穷，可山区的教育需要他。 回到县城后，为了桃木疙瘩村这十一名流失的学生，车副主席四处游说，八方呼吁──恰在这时，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杨晓禹带着调查组到了这里，张胜利他们幸运地成为第一批被救助的儿童。 坚实的经济实力可以促进教育的发展，而教育的发展又可以带动经济的繁荣。可是，在贫困地区，经济的贫穷和教育的落后孪生，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难以解脱。生产方式的陈旧，导致物质文明的落后，物质文明的落后又制约着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是一个怪圈！阜平县的曹县长进山考察，在寿长乡上寺村，路过一个羊圈时，竟然从里头传来读书声──因为没有建校，村小只得设在羊圈里。头顶上，沤烂了的稻草一滴一滴直往下流黑水；脚底下，一堆々羊屎散发着恶臭。曹县长落泪了，责成有关部门限期解决这个问题。可是，阜平县近千间破危的校舍，全国近八十万平方米亟待修缮的校舍，并不是哪一位领导当场拍板即可解决得了的。 站在城南庄当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司令部的小院前，我久久地注视着东墙上刷着的那条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在太行山区，几乎到处可见这条标语，这是一种多么良好的愿望啊！然而，经济不发达，良好的愿望，也只能仅々是一种愿望而已！ 太行山，古老而神圣的山！昨天，抗日战士以它为舞台，在这里演出了一部英勇而又悲壮的话剧； 今天，太行儿女，将会借改革开放的惠风，再来一次伟大的觉醒，再来一回神奇的再生！ 太行山的每一个孩子，在充满生机的早晨，都能背着书包，走进本该属于他们的校园……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