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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来了，又回到了古老而现代的北京。仅仅是两个相小时前，我还站在黄土高原的中川机场上，挤拥着我的是焦旱赤裸的山峁和满目的苍凉。 明媚和煦的三月阳光，刺得我有些睁不开眼。 一切都显得不怎么和谐。 从首都机场开往城里的豪华型大巴的扬声器里，传来了《黄土高坡》，歌者唱得慷慨激昂。我想，唱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必定没有在黄土高坡住过，否则，她绝不可能唱得这般萧洒。 大街上行人匆匆。大巴在东单路口停住，一队穿着天蓝色校服的小学生，从车头鱼贯而过。这些无忧无虑的孩子，不必为每学期几十元的学费而发愁，不必为买一只文具盒、几本课外书或一件什么玩具而费心。在中国，他们称得上为幸运儿。 刚进家门，便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她责怪我为什么不能早点回来，否则，可以赶上她宝贝儿子的生日。她说，过生日那天，孩子爷爷送的那只蛋糕，是专门在一家四星级饭店订的；姥姥送的玩具枪是托人从香港买来的……面对琳琅满目的礼品，儿子对她说：“妈妈，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先挑哪件好？” 那几日，我老爱痴痴地望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的女儿，女儿发现了，便问我：“爸爸，你怎么老盯着我？” 痴痴地望着女儿，心头老在琢磨着那个古老的命题──什么叫命运？ 生在北京楼房里的是北京孩子，降落在陕北窑洞土炕上的是陕北娃儿。对于命运的注释，还有比这更通俗、更准确的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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