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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羞于张嘴言钱； 文学作品更是不能与金钱相提并论。 试问，那些大师级的作品，如雨果的《悲惨世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曹雪芹的《红楼梦》、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鲁迅的《阿Q正传》、巴金的《家》等等、等等，哪一篇可以用金钱来论其价值？它们一代又一代地在影响着整个人类，成为人类精神宝库中，无法估价的最珍贵的一笔财富！ 也算是搞了近二十年的创作，拉拉杂杂也算是写了一些文章。不过，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文章值多少钱。七十年代初期，作品发表后除了给你寄一张样报，是没有稿费的。那时我并没有觉得自己的文章分文不值。后来，恢复了稿酬制，每当一篇文章或一部书稿发表后，总能收到一笔稿费，我也没有觉得自己的文章就值这么些钱。 真正把自己的文章与钱联系在一起，那是这几年的事。 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了希望工程，然后便与这个被称为是"扶贫工程"、"爱心工程"、"关系到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年间，我走了二十一个省（区）的六十几个贫困县。采访、结识了几百名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和山村教师，先后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中国贫困警示录》。有人把这几部作品称作"反贫困系列"。 那是春节过后的第九天，在蒙蒙细雨中，我来到广西平果县新安乡的汤那屯。正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二天，村里的小学一百二十九名学生，来报名的只有八十人，交了学费的不到一半。 一二十元的学杂费、书本费，对于这个至今仍不通车、仍不通电，人均收入还不到一百四十元、人均粮食仅只有一百四十公斤的穷山村的村民们来说，却像山一般的沉重。 我问村小的王尚松校长："你这一百二十九名学生，估计最后要流失掉多少？" "好好再做做工作，恐怕还要有二三十名来不了，主要是女生。" "为什么？" "村民们重男轻女，觉得女孩子将来反正是人家的人，念不念书无所谓。" 我忽然萌生一个念头，见见几位已经流失的女学生。屯子不大，不一会儿，王校长便让人喊来了五位。 梁红亮、王笑荣、王雪莲、农英明、王美爱，五个女孩子站在我的面前，带着农村孩子的羞涩。她们中最大的十四岁，最小的才十一岁。早春二月，她们没有一人穿毛衣或绒衣，都只穿着薄薄的单衣。 问她们到过县城没有，她们都摇头； 问她们坐过汽车没有，她们也摇头； 问她们现在在家都干什么，她们有的回答放牛，有的回答打猪草，有的回答帮助父母看管弟弟妹妹。 我问她们现在最想的是什么，五位孩子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想读书！" 后来，我又到了太行山、大别山和西北的黄土高原。长期在大都市生活的我，像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在贫困山区，到处可以遇到失学儿童，当他们用一双双饥渴的目光盯视着你时，你会觉得自己的心灵在发颤…… 这次采访，便有了后来的那部长篇报告文学《希望工程纪实》。文中，我以《五个少女的灰色故事》为题，专门为汤那屯五位失学女孩写了一节。 《希望工程纪实》在《当代》杂志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反响。全国的许多报刊作了选载或连载。 一年后，在全国的"希望工程园丁奖"授奖大会上，我意外的遇到汤那小学的王校长。他拉住我的手，兴奋地告诉我，许多人看了我写的那篇文章后，主动与汤那屯联系，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广州一家企业的职工，汇来了一笔款，承担包括梁红亮等五位女孩在内的全部失学和在校学生的学杂费和书本费。顺德县一位叫龙萍孙的退休老人，自费到汤那屯考察。后由他奔走串联，筹集善款五万八千元。香港同胞李佘少鸿女士慷慨解囊，捐款人民币九万元…… 一年来，汤那屯共收到海内外各界捐款二十万元。这些善款使偏僻、贫困的汤那屯，有了破天荒的四个第一：建起了第一座教学楼；修了第一条通往乡里的公路；架起了第一条高压电线；屯里的适龄儿童入学率第一回实现百分之百。 王校长盛情邀请我再到汤那屯看看，他说："现在的汤那同你上次看到的大不一样了。乡亲们说：希望工程使汤那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乡亲们老念叨你，他们是绝对忘不了你这位部队作家的。"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还陆陆续续收到文章中写到的另外一些失学儿童的来信。他们告诉我，一些读者从我的作品中了解到他们的境况后，纷纷向他们奉献了爱心，使他们得以重返校园。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一位专门负责处理捐赠者来信的老同志告诉我，不少捐赠者是因为读了我的报告文学，才了解了希望工程，才决定给希望工程捐款的。 突然，我发现我在挣钱，我用我的作品在挣钱，我用我的作品在为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在挣钱！ 这是一个何等激动人心的发现--我显得特别的兴奋！我默默在心中盘算着：解决一名失学儿童小学五年的学杂费、书本费需要二百元人民币（注：现在已提高到四百元人民币）。如果一百个读者各资助一名失学儿童，便是两万元；如果有一万个读者各资助一名失学儿童，便是二百万元……。不，我不必太贪心，只要有十个读者各资助一名失学儿童，足矣。十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便意味着十名农村孩子，将可能摆脱愚昧，将可能改变他们一生的命运…… 我从来没有如此强烈的渴望--渴望自己的这部报告文学能被更多的报刊选用，能有更多的读者看到它，能有更多的看到它的读者能为失学儿童奉献爱心……说起来让人见笑，那段时间，我特别愿意主动赠书，特别愿意主动向那些手中掌有大权的或腰包装着大款的人士赠书，我期待着他们看完书后能对穷孩子们有所表示。果不其然，凡是收到书的十有八九都动了心。 所以，我又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山村教师》。无独有偶，我在书中写到的贫困地区的一些山村教师，陆陆续续给我来信，我们也受到了资助，资助他们的都是他们不相识的看了我这部作品的读者…… 戴修亭，山东冠县阎庄一位默默无闻的民办教师。我去采访时，他已经病故了--他是累死在讲台上的。这位与武训同乡、教了三十年民办的老教师，一辈子最大的愿望是期盼着能转为公办。可是由于名额有限，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到了都没有转成。临终前，他向组织提出的惟一要求，是让他的女儿继承他的清贫的事业，在村小继续当民办教师…… 我没有想到我的这篇报告文学，能给九泉之下的戴修亭先生，带来他生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荣耀：有关部门授予他模范教师的光荣称号，并追认他为中共党员。这篇文章还给戴修亭的家属和乡亲们带来了实惠：一些单位为村里修了路盖了新校舍，帮助清还戴修亭生前欠下的债；一些热心的读者资助村里的失学儿童重返校园。 书中写到的另外一些山村教师，也受到资助。广州的几位退休教师，从我这里要到地址后，不仅给贫困地区的教师以资金、物质上的支援，同时还向他们传授教学经验。 那些日子，读那些来自贫困山区受到资助的教师的来信，成为我最为愉快的事情。湖南湘西一位老教师在来信中写到："……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收到不认识的城里人寄来的钱，它帮我解了燃眉之急。给卧床的老伴抓来了药，还帮两个交不起学费的娃儿代交了学费……更重要的，它对我是一种鼓励，鼓励我继续为山区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那些日子，我的心情颇好，常带着几分得意，觉得自己为贫困地区的教师们在挣钱呢。不过，同时又有些许遗憾，要是这本书的印数再多一些，看到的人更多一些，有更多的热心读者资助、关怀山村教师，那该多好！ 一名作家，当把自己的创作与穷人、普通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生命的轨迹肯定是要发生变化的。我也在发生变化吗？反正这些年来，我对关于贫困的话题特别的敏感，对于扶贫、脱贫有联系的事情特别的感兴趣。前些日子，某出版社征集《中国作家3000言》，我郑重地写下这样一句话："作家的眼光应始终关注世界上占百分之九十九的普通人。" 不要奢望每位作家都能成为人类宝库中的一笔财富。 我不存奢望。我的作品能让贫困地区的一些失学儿童重返校园；能使山村教师获得些许资助；能为解决天下穷人的温饱问题，多多少少起点作用，我便谢天谢地，心满意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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