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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96年1月18日。 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 早晨，在总部的公共大厅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开展国际消除贫困年活动，新竖起了一只两米多高的大型电子数字显示钟——贫困钟。钟面上显示出的醒目的红色数字，随着秒针的跳动，世界贫困人口的数字飞快地往上增长。一分钟47个数字，一小时2,820个，一天约67,000个。触目惊心的数目引起了所有过往行人的关注。 下午一时，联合国为这只贫困钟举行了启动仪式。开发计划署署长在启动贫困钟时提醒人们：“启动这只钟使人感到警觉。它提醒我们每天有67，000人，每年有2，500万人加入原本已十分庞大的贫困队伍中来。它也表明，国际社会已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正在采取措施阻止和扭转这一趋势。” 联合国决定，这只贫困钟将一直摆放在公共大厅里，作为96国际消除贫困年的一个重要标志。 世界依然是贫富不均。 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57亿人口中，有13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7亿多人食不果腹；10亿多人缺乏安全饮水等基本生活条件；每年约有2，000万人饿死，每天约有4万名儿童因食品匮乏和得不到治疗而死亡；还有1．3亿名儿童因贫困无法得到初等教育。 穷国有增无减。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近年在全球114个发展中国家进行调查，这些国家有40亿人，其中10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比40年前进行类似调查时增加40％。 贫困落后已对世界的安全、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严重阻碍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1965年3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作出决定：将1996年定为“国际消除贫困年”。180多个国家的首脑和代表，在共同《宣言》及《行动纲领》等文件中表示，要以果断的国家行动和国际合作达到消除世界贫困的目标。 消除贫困！ 消除贫困！！ 人类从迈入文明时代的第一天起，便为这个目标在苦苦地追求着。这其中，或许没有比中华民族对于上这个目标的追求更显得急迫和痴情！ 翻开厚重的历史巨册：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李自成挥师北京；林则徐虎门销烟；康有为戊戌变法；孙中山建立国民政府；四万万同胞奋起抗日……每一次起义，每一次变革，每一次抗争，无不为了消除压迫和贫穷！ 百年离乱，百年屈辱，百年抗争，终于唤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当时，站起来的中国人几乎人人都相信，伴随着旧时代的终结，贫困将会一起被埋葬在脚底。 然而，对于这个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沼泽地走出的东方大国来说，解决几万万同胞的温饱问题谈何容易？ 医治战争创伤，迅速恢复生产，新中国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其成就令世界瞩目。 尽管，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影响，使中国的经济一次又一次陷入危机之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反作用，至今尚未消除于净；但是，在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农业大国，基本解决了绝大多数民众的吃饭穿衣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奇迹和成功不能掩盖依然存在的贫困。由于历史的、自然的、政治的、人为的诸多因素，直至今天，我国依然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二。 两年前的那个早春——1994年3月3日，贫困钟的忧患之声，便在中国广袤的大地响起。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告：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困，为进一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国务院决定：从1994年到2000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七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目前全国农村八千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一场难度很大的攻坚战。为此，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把解决贫困问题作为一场攻坚战来打，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决心和魄力！离2000年，只剩下不到五年的时间了。 为了告别贫困； 为了让贫困钟停摆； 我们需要再一次吹响冲锋号！ 贫困是什么？ 是由于交不起几十元学费而失学的儿童那一双双饥渴的眼睛？是日复一比年复一年辛勤耕耘的乡村教师们那清贫的背影？是八千万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房不遮风雨，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民众那苦涩的人生？ 为了考察、探寻我国的贫困现状，四年中，我的足迹延伸到了21个省的50余个国家级贫困县。从太行山、沂蒙山到大别山，从吕梁山到黄土高原、青藏高原，翻过一座又一座厚重、深沉的大山，这个命题一直苦苦地在折磨着我…… 那是个细雨纷飞的夜晚，我结束了在瑶寨一天的采访，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广西平果县简陋的招待所。县团委书记打开了电视机，荧屏上几位营养学专家正在大谈人的营养结构问题。看着看着，团委书记突然冒了一句：“我们这里的老百姓现在连玉米糊糊都吃不上，可城里人却在研究营养结构问题，人生真是不公平啊……”听后，让人感慨系之。 我不由得想起了毛泽东，这位忠诚的农民儿子，本世纪初叶，便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号上，大声疾呼：“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1995年11月8日，立冬。 我来到甘肃省定西县时，一场经由蒙新沙漠的西伯利亚冷空气，刚刚袭击了黄土高原中部的陇西大地。 在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中，干旱即为贫困之源。翻开定西县志，诸如“岁歉”、“定西大饥”、“灾民扫食草籽，煮食树皮”之类的记载触目皆是。所以，清代左宗棠叹道：“陇中苦瘠甲于天下。” 1982年，甘肃中部地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大旱。200多万人和近300万头牲畜断水，不得不靠政府组织的汽车拉水度日。拉水时间长达半年之久，仅国家补助的拉水费便高达数千万元之多。 有人说，上苍把自己的子民降生在这里，却不给他们生存的乳汁——水。冬春时节，家家户户土水窖里储存的雨水用光了。这时候，沟里梁上，便会出现一幅悲壮的景观：从早到晚，在那一条条土路上，到处响着吆喝牲口拉水的声音。渴极了的鸟儿也在天空盘旋着，一旦发现拉水的队伍，便朝着驴背上的水囊俯冲而去。 两顿饭，减一半，一顿变成干炒面。 一月洗上三次脸，洗了碗筷喂鸡犬。 衣服穿成垢夹板，室内不洒水一点。 女人小便洗手脸，一水多用度荒年。 再没比这首流传在定西的民谣，更能说明缺水的尴尬和苦涩了！让我也赶上了，刚到定西，便从县扶贫办公室得知：一场自民国十八年以来，七十年未遇的大旱灾，今年扫荡了定西大地。 西巩乡离县城36公里。 乡党委书记罗宝科听说我是来访贫问苦的，便说：“我们这里找富的典型不容易，看穷的到处都是。这样吧，远的地方不通车，你去不了，我们随便到附近罗川村的罗川社和东坡社看看。” 或许是轻易不来生人，罗川社场院上一些正在晒太阳的村民，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我们。 村长罗克聪指着场上几堆荞麦，告诉我们，这里几乎年年旱，今年早得更邪乎，罗川社全社88户人家，就打了那么点粮食。 我们来到村民马生荣的家。 说是家，其实不过只是一间低矮的破旧的小土屋。 罗克聪说：“这屋子太破了，墙壁已经开裂，说不定哪天就塌了。去年，上头救济了他400元，让他把屋子修一修。后来，家里断粮了，顾肚子要紧，也顾不得修屋子了；只好先拿钱去买了粮食。” 我低着头，走进屋里。只见炕上连炕席都没有，一块铺着的塑料布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几块石头用泥巴糊了糊，上面架了一口锅，锅里躺着几个小土豆。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可以说是再也找不到一件哪怕最简单的家具了。记得大前年在广西采访，当地人对贫困的形象说法是，“用铳对着茅草屋打一枪，什么也打不烂”，因为家徒四壁。眼前的一切又何尝不到如此？ 马生荣的媳妇坐在炕上补衣服，因为冷，她用黑乎乎的破被子把身子紧紧地裹着。 “掌柜呢？”村长问她。 “清晨就上山打野兔去了。” “打野兔？”我觉得有些新奇。 村长说：“实在找不到挣钱的门路，有些村民只得上山打野兔。” “用枪打？” “哪有枪？拿石头砍。” “一天能打几只？” “一天能撞到一只，就算谢天谢地了，卖个六七元；不走运，几天打不到一只。” 马生荣19岁的儿子，过了春节就外出打工去了，一直没有音信，也没寄钱回来。 走时，马生荣的媳妇又说了句：“村长，该发救济粮了吧？到时，别忘了我们家。” 罗克聪说：“忘不了，忘不了的。” 东坡社紧挨着罗川社。 村口的小高坡上，住着村民沈福一家。沈福今年60岁，打了大半辈子的光棍。现在守着84岁的老母亲和弟弟过继给他的一个10岁的儿子一起过。 身材矮小的沈福眯缝着双眼，坐在土屋前晒太阳。手里拿着一小把未经加工的羊毛，不住地捻着。 问他日子过得怎么样，他苦着脸说：“发码得很！……前些日子，灯泡坏了，家里连买只灯泡的钱都没有，一直到现在夜里都黑着。” “发码”是这里的土话，含有特别厉害、特别严重、也就是特别苦的意思。 他的屋里没生火，冷得像个小冰窖似的。沈福的老母亲躺在炕上，把身子蜷缩成一小团。 而这时，我的两眼猛地一亮：在这个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小土屋里，西墙上竟赫然贴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大幅彩色像。 我问沈福老汉：“这些伟人像是您贴的？” 他点点头。 “知道他们都是谁吗？” “他们都是让穷苦人过好日子的领导。” “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吗？” “能。”老汉挺自信地说，“一位是毛主席，一位是周总理，一位是朱总司令，还有一位是……是……是刘少奇。” 把马恩列斯混同于毛周朱刘，要在平时，这绝对会成为一个笑谈；但此时，我们谁都没笑。我们深知，马恩列斯也好，毛周朱刘也好，都是这位农民心中的偶像和救星。他祈盼着他们能早日带他走出贫困的泥坑…… 我想起了敬爱的周总理。在他病重的时候，陇西又遭大旱，甘肃省领导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如实向他汇报。总理听后哽咽地说：“解放二十多年了，定西还是那样困难，你们过去没反映，我们国务院也没下去了解。我们政府有责任，我这位当总理的也有责任啊……” 周总理流泪了…… 而今，尚未走出贫困的沈福一家，又断粮了，他们老幼三代该如何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季？ 次日，我们前往北部山区的石峡湾。 北京吉普驶出县城不久，便开始在带状的土路上盘旋。 大营、葛家岔、北坪……三小时的路程，见不到一丝绿色．满目是裸露的黄土地。 石峡湾位于县东北部的铁木山上。全乡辖11个行政村，1．02万人。4.5万亩耕地，全部为旱地。 这个离县城60公里远的穷乡，至今仍有4个村不通电，乡里同县里的联系，仅靠乡政府的一部手摇电话机。由于财政困难，乡干部和教师们，已经4个月没领到工资了。 从去年9月初到今年7月13日，10个月，这里降雨量总共只有3毫米。2．4万亩夏粮全部绝收。有几个村频频告急，连吃水都接不上县政府不得不动员机关干部捐款，往乡里送水（每吨水运费需要7元）。 乡长祁应保告诉我，全乡2200户农户基本都缺粮，其中重灾户特困户、无自救能力户，合计683户，每月需要救济粮4．7万公斤。只是，国家也有国家的困难，从元月到现在，10个月，上级下拨的救济粮一共才只有8．2万公斤。 祁乡长带我们来到三湾村的冼家社。 半山腰，一位中年汉子正带领全家人在开荒整地。他告诉我们秋庄稼收下了，趁着冬闲，再开点地。 我问他：“您全家几口人，原先种了多少地？” “5口人，16亩旱地。” “这么多地还不够？” “这点地算什么？人家5口人还有20多亩的呢！” “粮食够吃吗？” “不够吃才得再开点地。” 我又问：“这开一亩地，到时能打多少粮食？” 中年汉子说：“打不了多少粮食，好年景，百十来斤，年景不好，三四十斤，绝收。” 用一亩地的植被，去换百八十斤的粮食，这是何等惨重的代价！ 我说：“老乡，你想过没有，咱们这儿水土流失本来就严重，再把宝贵的植被开荒开了，以后生态环境会越变越差的！” “你说啥环境？”他显然是没听懂我话里的意思。 我说：“如果大家都这样无节制地开荒，以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会骂我们的。” “子孙后代咋会骂呢！”他还是弄不明白。 树砍光了，草割完了，连山上那层薄薄的植被也被开荒铲得一干二净。人们对于这块本来就够贫瘠的上地的榨取，实在是过于残酷了。 起风了。寒风—阵紧似一阵，并不时地从裸露的土地上，翻卷起一大团一大团黄土。 我眯缝着双眼，久久地眺望着脚下这块因水流切割而呈破碎状、沟壑密布的丑陋土地，在心底问自己： 这就是黄土高原？ 这就是深厚博大的黄土高原？ 这就是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黄土高原？ 至今，在它的环抱里，它的一些子民们，依然在贫困中苦苦挣扎着。他们穷得冬天找不到御寒被子，夏天找不到遮丑的裤子。他们甚至穷得家里找不到一只饭碗，不得不在炕沿边挖几个碗状的泥窝窝，将汤汤水水倒进里面，一家人围在炕边，一人就着一个泥窝窝吃起饭来。 祖祖辈辈，年复一年，黄土高原造就孕育了他们的生命；他们也在黄土高原上延续着贫困和愚昧…… 有人说，人类在黄土高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砍乔木——割灌木——铲草皮——开荒耕种——水土流失。一言以蔽之：越穷越垦，越垦越穷。 毫无节制的垦荒，造成水土严重流失。紧跟而来的，便是大自然的报复…… 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人民大众在这片土地上当家做主的愿望。当时，几乎人人相信，贫穷将会同资产阶级一起被埋葬在脚下。时光荏苒，又过了三十多年，贫困，以及与贫困相依伴的某些消极现象，在我们这个没有阶级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依旧存在。 1987年，《中国青年报》登载系列报道《西部贫困探源》。这是其中关于贫困的一段论述。 在八百里吕梁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里，面对一位78岁老人的问话，我无言以答。 至今，老人依旧住在一间夏不挡雨、冬不遮风的小土屋。屋里的土炕没铺炕席，露着泥巴。寒冬腊月，北风凛冽，他居然连身御寒的棉袄都没有。 老人说：“打日本鬼子那阵子，我们为自己的队伍送过公粮，运过伤员，差点儿连命也搭上了。当时，队伍上的人告诉我们，等赶跑了日本鬼子就好了，老百姓就可以过好日子了。后来，日本鬼子被赶跑了，我们就盼啊盼啊，整整盼了五十年。可是，到今天也没过上好日子。” 老人显然是激动了，他用拐杖敲着地：“你们说说，我们还得等多久？还得再等五十年吗？” 或许，我们可以拿出各种理由给予解释；然而，任何解释都是无力的。五十年，半个世纪，实在是太长了！ 国家级贫困县静乐县，地处吕梁之端，境内峁梁起伏，岗毗峦连。 神峪沟乡的木树头村，散落在一道小山梁上。 村长吕怀俊带我们来到一村民家。 这是一户光棍汉，他显然把我们当成上头派下来搞救济工作的了，忙对村长说：“村长，我那几亩地打了多少粮食，你可是都看见的，下回的救济粮怎么也得给一些。” 村长说：“人家领导是来搞调查工作的。” “这我知道，先调查，再发救济粮，哪回都这样。” 我说：“你的两眼光盯着救济粮不行，应该想想办法，怎样才能脱贫致富。你才三十几岁，今后的日子长着呢！” “要说富吧，谁不想富？可难着呢……”他叹了口气，“庄稼人，本来是种地的，可这地也太差了；想做点小生意吧，又没本钱；到外头打工，还常常要挨骗。您可以问问村长，他去年到娄烦打了四个月工，也让人坑了，钱到现在还没拿到。” 说罢，他用一种呆滞的目光望着我。 我注意到，农村中这些可怜的光棍汉，几乎都是这么一种目光。由于贫穷迫不得已只好独身，这难道不是对人性的最残酷的扼杀吗？长期扼杀的结果，必然造成心灵扭曲，目光呆滞…… 在农村，同样可怜的还有那些被拐卖的妇女和那些用换亲方式结婚的妇女。 封闭，必然导致观念的落伍。 宁夏某县一农民，民政部门看他一家人日子过得太艰难，救助他家—头牛，以帮助其生产自救。三个月后，他嫌养牛辛苦，深更半夜得起来喂料，又想着花钱，便把牛卖了，换回了一只羊，以应付上级的检查。过了半年，觉得养羊也麻烦，每天得上山，又卖了羊换回只鸡，既省事又有蛋吃。到了冬天，鸡不下蛋了，索性把鸡也杀了，吃进肚里，他照旧过着穷日子，还四处对人说：“政府不会让咱饿死的，会帮助咱的。” 陕西某县，1992年组织劳务输出，有300人去了江苏无锡，管吃管住，每月还给300元。但仅干了3个月，就只剩下600余人，其他的全跑回家了。问其原因，有的说“活儿太苦，要三班倒，上夜班连眼睛都睁不开，咱哪受过那种罪”，有的说“生活不习惯，南方人炒菜里面都搁糖，说话叽里狐啦听不懂”，有的说“想媳妇想孩子”…… 青海某县，青年人宁可套着双手靠在墙上晒太阳，闲着蹲在地上下草棍棋，也不去找活干。他们还特别瞧不起南方来的手艺人，修鞋的，理发的，卖眼镜的，觉得他们干的都是下贱活，“每天给我个百八十元我也不干，咱丢不起那个脸。” 甘肃康县公安部门派人下乡了解社会治安情况，乡干部告诉他们，我们乡没人出去做生意，所以也没什么问题。在这些乡干部的脑子里，外出经商做生意等同于搞歪门邪道、干坏事。 贵州榕江县一位少数民族青年，参军退伍后带着新观念、新习惯回到家乡；立志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没想到离家三年，他的服装。发型乃至于早晨起来刷牙，都被乡亲们看成对家乡的背叛而受到冷落。为了在这个环境生活下去，他只好重新结发挽鬓，不得不采用结绳刻本的老方法。 贫穷落后并不可怕，只要抓住机遇，奋起直追，总有出头的日子。怕的是懒隋依赖、不思改变，那才是最可悲的。 公元1987年7月11日，一位名叫马泰伊·加斯帕尔的男性婴儿，降生在南斯拉夫萨格勒布一座医院里。这是地球上第50亿个居民。 这一天，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人口日。 同时，人口专家也忧心忡忡地警告全人类：地球上人满为患的时代已经为期不远了！ 八年后的1995年，我们不无悲壮地向世界宣告：中国人口已达12亿。 这也是一个怪圈：经济越落后，人口就繁殖得越多；人口越多，经济就越落后。 甘肃省靖远县烟洞村一位老农，不算其女儿，仅他的儿子子孙繁衍，到今天已成了有140口人的“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如果当初老太爷夫妇，两人种地140亩的话，那么现在仅为人均一亩地了。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老道德训诫，加上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宗法观念，使得计划生育成为“天下第一难”。而在贫困地区，这种世代相沿的积习，又被推到极致。 陕北有一个安塞县。 安塞腰鼓威震天下，但安塞腰鼓尚未震跑这儿的贫困。 顺着公路旁的一条山沟沟，我们走到沿河湾镇的白家沟村。 这是个小自然村，全村55户，283口人。 村民延生林住在半山腰。两孔破窑洞，给人感觉是哪天说塌就塌了。院子没有院墙，一头小猪在窜来窜去。 让我没想到的是，才35岁的诞生林竟然有4个孩子。 我说：“日子过得这么艰难，你干吗还生这么多的孩子？” “娃儿麻……”延生林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庄稼人，一辈子不就想多建几个窑洞，多生几个娃儿？” “娃儿多了有什么好处？” “有了娃儿，我们老了就有了指望，再说……”他反问我，“要不生娃儿，您说人活一辈子干什么？” 一旁的镇长瞪了他一眼：“你超生了，还有理呢？” 我们又来到村民白以江的院子。 我问他多大了，他告诉我37岁，可看他那模样，满脸皱纹，说50岁都不算多。 白以江也是个超生户：5个孩子。5个孩子中最大的17岁，最小的7岁。除了老二在上小学，其他的全部失学。 我替他算了一笔账：去年他家16亩地共打了2300斤粮食，7口人，每人不到400斤，当然不够吃。如果他只生两个孩子，每人就有近600斤的粮食，吃饭足够了。他的5个孩子中，有4个是男孩，待他们大了，要成家娶媳妇。每门媳妇算她8千元，一共要3万多元。对于一个农民来说，这将是一笔山一般沉重的开支。也就是说，白以江每生下一个孩子，便给自己增加了一个包袱…… 这一算，把白以江也算得有些沉不住气了，他说：“是啊，是啊，没生的时候想生，生了确实遭罪啊……” 镇长说：“跟你们做了多少工作，讲了多少道理，你们就是不听嘛！” 我又说：“如果你就要一个孩子，再把其他的钱用来培养孩子，发展生产，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白以江抿着嘴，不说话了…… 我想起了一位从事计划生育工作干部的黑色幽默：“我们这些抓计划生育的，老要往村里跑，最后，跟老百姓的关系疏远了，跟村里的狗却混熟了。” 贫困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都较快，如： 横断山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0—2.9% 滇东南山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0—4.9％ 桂西北山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0—3.9％ 九万大山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2％ 乌蒙山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0—2.9％ 宁南半荒漠山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0—2.9％ 云南41个贫困县，每年新增加人口近20万，如以每人每年消耗粮食200公斤计，每年要多消耗粮食4，000万公斤！ 广西每年新增人口70万，等于睡一夜起来就增加了2，000人。这些新增人口绝大多数在山区农村，且不说需要粮食2亿多公斤，单就生活燃料每年就得多消耗柴草、秸秆2200多万吨。给本来就十分恶劣的生态植被环境又增加了新的压力。 甘肃中部地区，1949年人口为260万，到1982年，人口翻了一番多，人均产粮152公斤，比刚解放减少了100公斤。 据—系列的调查研究表明，贫困家庭人口规模与收入呈明显负相关。贫困地区人均收入最低的家庭往往是人口众多的家庭。过多的家庭人口依赖于有限的生活资料，使并不宽裕的生活更加拮据困难。 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所获取的成果，都让急剧增加的人口毫无意义地消耗了。 我们共和国雄鸡状的版图，是一块倾斜着的版图。自西至东，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太行山、大巴山、云贵高原，由高而低，然后是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平原…… 如果由北向南，以大兴安岭为起点，沿坝上高原，经太行山、巫山、武陵山，直到苗岭划一连线的话，这条线可以称之为贫富分界线。以这条线为界，全国80％以上的贫困县，绝大部分分布在它的西部地区。 根据地理、地貌和自然资源等特征，全国贫困区域又被划分成18个贫困片，它们分布为： 沂蒙山区位于山东省，有9个贫困县； 闽西南、闽东北位于福建、浙江、广东省，有23个贫困县； 五指山地区位于海南省，有5个贫困县； 努普尔虎山区位于辽宁、内蒙古、河北省区，有18个贫困县； 毛乌素地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有15个贫困县； 太行山地区位于山西、河北省，有23个贫困县； 大别山地区位于安徽、湖北省，有27个贫困县； 武陵山地区位于四川、贵州、湖北、湖南省，有50个贫困县； 井冈山、赣南地区位于江西、湖南省，有34个贫困县； 九万大山地区位于贵州、广西省区，有17个贫困县； 吕梁山地区位于山西省，有21个贫困县； 秦岭大巴山区位于四川、陕西、湖北、河南省，有68个贫困县； 乌蒙山区位于四川、云南、贵州省，有32个贫困县； 三西地区位于甘肃、宁夏省区，有35个贫困县； 陕北地区位于陕西、甘肃省，有27个贫困县； 滇东南地区位于云南省，有19个贫困县； 横断山地区位于云南省，有13个贫困县； 桂西北地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有29个贫困县； 海东地区位于青海省，有7个贫困县； 海西地区位于青海省，有7个贫困县； 新疆地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25个贫困县； 西藏地区位于西藏自治区，有5个贫困县。 经济专家们习惯于把我国的经济结构划分成三大经济地带：东部地带，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带，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带，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如果说50年代、60年代，甚至于70年代，东西部的发展没有明显差距的话，到了80年代、90年代，这种差距则明显地拉大了。 90年代初，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委托国家统计局对农村贫困标准作了专题研究。以新的标准计算，1988年的农村贫困标准为260元，l989年改为285元。90年代开始使用的贫困标准要以1980年为基准，依据这个标准，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低于贫困标准的县共有275个，贫困人口8，400万。如将标准扩大到300元，则为592个县。 最后确定的国家扶持的基准贫困线为300元。 以这个基准贫困线为统计依据，至1994年，我国的贫困人数为8，000万人。 悠悠八千万！ 赫赫八千万！ 八千万穷人，其中绝大多数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这些人主要分布在我国中南、西南和西北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黄土高原区以及水库库区，而且多为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共同特征是，地域偏远，交通不便，生态失调，经济发展缓慢，文化教育落后，人畜饮水困难，生活条件恶劣。人们常爱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些地方已经陷入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绝境。 更值得注意的是，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甚至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差距还在继续扩大。1993年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农村人均非农产值只有737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人均利税91元，为全国平均水平27％）；1993年，在全国已有537个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1，000元的情况下，贫困县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为488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3%。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八千万人，对于正在航行的共和国巨轮来说，是一个最沉重的包袱。 “到2，000年，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半个多世纪。经过两代人的奋斗，如果仍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生活在贫困之中，怎么体现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李鹏总理深切的话语，令每一位共产党人深思。 贫困是无声的悲歌。 听到那阵阵苍凉的无声的悲歌了吗？ 从神农氏撒下第一把谷种算起，一部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史，实质上是一部中国农民史。 世世代代，中国农民却成了贫困落后的代名词。 “衣食足”、“仓库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代的思想家们，就道出了农民内心深处最强烈的渴求。然而，千百年来，神农氏的子孙们却衣食不足，仓廪不实，连肚子都难以填饱。 于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困扰，中国农民一次次发起了向命运的挑战！ 土地，被誉为人类的母亲。 延续了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将中国农民和土地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几乎都与土地有关。而新时期以来农村的变革，也是从土地开始的。 还记得那个悲壮的场面吗？ 1978年11月24日夜，北风凛冽，天寒地冻。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农民，聚集在一间茅草屋里，个个神情凝重，他们为自己的命运正在作—次艰难的抉择。 这之前，小岗村按照县委的部署，已经实行了“包产到组”的生产方式，全村划分成4个包干组。干了不些日子，你家出力，他家不出力，他家投肥，你家不投肥，闹得矛盾一大堆，只好又分成8个组。8个组中，有的是父子组，有的是兄弟组，可是没干多长，还是有矛盾。 “怎么办？难道要重新拿起讨饭碗？”副队长严宏昌严肃地问大伙。 黎明前，18个农民统一了思想，对天盟誓，签订了一份秘密“保证书”： 一、实行大包干到户，瞒上不瞒下，不许任何人向外透露。 二、交纳粮油时，该是给国家的给国家，该是留集体的留集体，不准任何人到时候装孬。 三、万一走漏风声，严宏昌为此蹲班房，全队社员共同负责把他的孩子抚养到18岁。 如今，珍藏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的这份秘密“保证书”上，18颗手指印依然显得那么醒目，那么悲壮。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这份秘密“保证书”，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农民与贫困决裂的宣战书。 历史的长河，正流经一个旧秩序即将覆灭与新秩序即将诞生的转弯口。 山西省灵石县静升河畔的南山脚下，有两个村，一个叫南浦村，一个叫南原村。两村相隔不到五里，村民多为任姓。南浦村260户，960人。1994年人均收入2，600元。南原村121户，527人。村集体除了200多棵树外，没有任何资产，1994年人均收入不足500元。 人说南浦、南原两村原为一个娘生的两个儿子。如今，一个富了，奔了小康；一个依旧过着不得温饱的穷日子…… 同在一条山沟沟里，自然、地理、交通条件几乎完全一样，两个村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 初访南原村。 从南浦村往南原村走，先是柏油路，再是沙石路，最后是坑坑洼洼的土路。 沟里十分寂静，零零落落的土屋和土窑洞，像棋子般地散布在两旁的山坡上。 我在村口，见到一位十三四岁的男娃，我让他带我去老支书任万元的家。 任万元的家在半山坡。两间土屋，一个小院。 屋里光线昏暗，任万元和他的老伴及小儿子正在吃饭，每人端着一只大海碗，里面盛着用土豆、棒子面、白菜叶熬成的糊糊，就着炕桌上的一碟咸菜。 村里的治保主任王金林赶巧也在屋里。 任万元干瘦干瘦，两个眼窝深深地凹陷进去，脸上那一条条皱纹像是用刀刻下似的。他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马上说：“你是不是找错地了？这儿是南原，不是南浦！” 我说，我就是来南原看看，找您随便聊聊的。 任万元告诉我，南原村1950年就建立了党支部。现在沟两旁的一些大柳树，就是那时候老书记任贵庚带着乡亲们种的。大集体时，南原和南浦差距还不大，南浦每个工七八毛，南原也能达到六七毛。差距是这十几年拉大的。到去年初，南原村的全部财产除了200多棵树外，仅剩3眼土窑（后来还塌了）、3张桌子、l张床、2张凳子和顶计划生育罚款的3只烂木柜。村里倒欠民办教师2，000多元工资和国家的20，000多元贷款。 村里没有其他收入，只得砍树卖。开始每砍一棵树，支部还商量商量，后来索性是主任一人说了算。上级来人的招待费也全指望在那些树上。 我问：“村里这些年办过企业吗？” 任万元说：“1990年办了个砖窑厂，村主任自己管了三个月，赔了7，000元。后来承包给个人，不仅没收到承包费，反倒赔给人家1，000元。” 武兴宗其人。 武兴宗家的三间砖瓦房，在南浦村显然是属于比较差的。 我们到他家时，他刚从南坡责任地里播玉米回来，门口挂着的一只小毛驴还在“咴——咴——”叫着。 我说：“你这位大书记还得亲自种地？” 武兴宗笑着说：“我算什么大书记？我是全中国最小的书记。再说，我还是农民，有责任田，农民不种地吃什么？” 70年代，南浦和南原没什么区别。灵石漫山遍野都有煤，但那时候，农民被死死地捆在土地上，连种多少麦子、多少玉米都得按上头的比例。谁要是去开窑或跑点小买卖，人家会把你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当时，有些胆大的南浦人，就悄悄做点小生意，主要是加工豆芽和糊糊辣椒，偷偷进城卖了，换几个油盐钱，给孩子们赚点学费钱。 1979年，年仅32岁的武兴宗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在第一次支委会上，武兴家对支委们说：“大抓阶级斗争的年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怎么带领乡亲们改变贫困的面貌。”大家一致同意他的提议：抓住机遇，挖煤致富。 10月，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村办小煤窑在虎屿沟开挖了。当时，可以说是…无资金，二无技术，完全是白手起家。武兴宗和村委一班人进东家，出西家，挨家挨户做工作，动员村民们集资、集物，跑县城、上太原、下临汾去请能人、学技术。为了节省开支，武兴宗外出舍不得坐公共汽车，能搭拉煤的便车尽量搭便车。寒冬腊月，坐在煤车上，胳膊腿都给冻僵了。饿了吃个冷馍馍，困了到火车站的候车室蹲一会儿。 就这样，190米深的井巷，按当时的价格预算需要近10万元，但南浦人用了不到4万元就打出来了。 “我们的煤矿是老武带着我们用拼命精神拼来的。”当年跟武兴宗摽着膀子一起拼搏过的村民们说。有一回，钻头打到“古空区”，井底冒水，眼看着整个矿井将要被水淹没。节骨眼儿上，只听得武兴宗大吼—声“快堵！”说时迟，那时快，便见他拖过一根木柱子，用胸脯死死顶住木柱子，堵住了出水口。然后又指挥大家搬来石头和木板把木柱固定牢。井巷保住了，武兴宗的胸上却留下三个深深的血口子。像这样的险情，记不得遇到过多少次。 转年，南浦煤矿建成投产，并实现利润10万元。 1982年，社会上刮起了一股瓜分集体经济风。当时，村里有人嚷嚷：“人家县里一些大工厂都分了，咱们的煤矿也折价卖掉算了。”个别村干部也沉不住气了，对武兴宗说：“怕是顶不住了，免得将来犯错误，栽跟斗。” 武兴宗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只是话比平时少了。他的床上摆满了文件、书刊、报纸，不管白天多累，晚上照样要学到深夜。慢慢地，终于悟出了道道来。 在村民大会上，他为大家剖析了南浦的实际情况。他说，煤矿办成了，只能说我们才刚刚迈出第一步。现在就着急把它折价卖了，就算每人分到千八百元又能怎么样？这是鼠目寸光，杀鸡取蛋！相反的，如果我们能以此为起点，像滚雪球似的继续发展村办企业，南浦就有可能真正走出贫困…… 一席话，把村民们的心给说亮了。 从土地里走出来的武兴宗，深知“吃大锅饭”的弊病。企业要发展，就必须搞承包制。一个公开招标承包的方案出台了，年利润指标为15万元。 全村900多口人，谁也没有胆量挑这副担子。有人又说闲话了：“武兴宗不肯放权，故意把指标定得高高的，谁还敢干？” 其实，武兴宗心里比谁都明白，把指标定高了，等于把自己也套住了。村里的情况他最有数，别说15万，就是10万元也不一定有人敢包。没人干，他亲自出马，带领几个党员，交上抵押金。拼死拼活干了一年，15万元的利润指标，他计完成了18万元。 现任焦化厂厂长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依然十二分感慨：“按当时煤矿的生产和经营情况看，要完成15万元的利润，几乎不可能。是老武硬带着我们死贴活贴，摽在一起拼命拼来的。那一年，只有上班时间，下班时间，困了就随便找个地方猫一会儿。工人还有两班倒，老武差不多每班都到。跟老武出差特别寒碜，每顿饭不是油条老豆腐，就是大碗面，有时甚至是凉馍馍就白开水。他胃口不好，也舍不得花钱。我们有时候劝他：‘武书记，你身体不好，就吃点好的吧。’他摇摇头说：‘咱们这点钱挣得不容易啊！’” 1987年，南浦村利用煤矿积累的资金新扩建了一个年产25，000吨的洗煤焦化厂。总投资近50万元，没有向银行贷一分钱，更没有向村民摊派一分钱。煤矿和焦化厂两个企业共安排劳力200多人，总收入500万元，年获利100万元。 南浦人力企业挣了钱，但他们没有忘记农业。他们知道农业基础还很薄弱，还需要反哺。他们从企业积累中拿出68万元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综合开发治理。先后打坝2，200米，造地近200亩。植树造林，小流域治理达到1，300亩，全村现有成材林14万棵。村里还购置了推土机、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脱粒机等农用机械，逐步向农业机械化迈进。与此同时，村里还大力推广科学种田、地膜覆盖、配方施肥等实用技术，使粮食产量逐年增加。 武兴宗告诉我，1994年是南浦经济腾飞的一年。他们及时调整了产业结构和经济管理体制，实行政企分离，强化对农业服务功能，加强对个体经济的引导和管理。组建了煤焦化公司、农业公司、汽车运输公司，武兴宗任总经理。各分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按时完成总公司下达的任务。他们在对原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的基础上，发动本村群众入股，从山东青岛引进技术、人才、设备，总投资800万元，兴建了南浦股份制炭黑厂。该厂建成后年产值可达2，500万元，利税500万元。 我们在交谈时，武兴宗家里的那部电话铃声不断，来找他商量工作的人也很多，我们的谈话不得不多次中断…… 再访南原村。 那两天，我的耳朵灌满了对南原村的各种评价： “南原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人还能开化？” “别看南原、南浦就离着五里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南浦就停息了，根本吹不进南原！” “南浦村开党员会，听到广播，28个党员马上就到。南原村党支部是土坯垒的，支部没威信，说话没人听。” “老支书是个老好人，没魄力，没斗争性。” “南原是老人掌权（其实有权也用不出去），年轻人没事做。” “人家南浦借改革开放之机，干了多少事业？南原的领导光知道砍树，错失良机！” 我决意再去南原看看。 随便走进沟旁的一眼简陋的土窑里。 主人叫任锁钱，34岁，光棍汉，同老娘在一起过日子。 任额钱现在外村下煤窑，活儿特苦。他身体不好，干几天需要歇两天，所以，挣不到多少钱。 问他为什么还不成家，他摇摇头：“娶个媳妇需要万把块钱，我哪有那么多钱？” 说到村里的情况，任锁钱说：“我们村集体化前同南浦不相上下，就这十几年落下来。这个村是好人好事没人夸，坏人坏事没人抓。关键是党员不行，党员不行底下就胡来。我们村有些党员连老百姓都不如，光想占便宜。” 这时候，一个三十几岁的妇女怀里抱个孩子，手里还扯着个孩子，风风火火地进来。听他们交谈，好像是什么本家亲戚。 我问她：“你有几个孩子？” “六个。” “这么多？” “孩子多了有什么不好？我们村穷是穷，可有一项好处，可以随便生孩子。我们村支部不行，是个软班子，从来不抓计划生育……” 场院上，几个小伙子在闲聊天。我便和他们聊了起来。 任长云，33岁，1980年高中毕业后，跑到两渡煤矿当协议工。每天要挖十几个小时的煤，觉得身体损伤太厉害，去年跑了回来。现在在县城做水果生意，每个月能挣个千把元。 他说：“我们村不重视年轻人，多年不发展年轻人入党。” 一旁的任根明插话道：“不是我们村的人都不行，南原也有能人。像任纪旺，在部队当兵是汽车修理工，退伍回来后，在镇上开了个修车铺，这几年收人好得很！如果把这些年轻人拢起来，肯定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能发挥作用又怎样？党支部不要年轻人啊，”说话的是初中毕业生任红歧，“人家都评论过了，改革开放以来，南浦是每年都有新变化，厂子越办越多，老百姓的房子越住越好，口袋越来越鼓。南原也有变化，那变化是因为村领导光知道砍树卖，老祖宗留下的那点树越砍越少。” 我打算再到老支书家坐坐，没想半路上遇到了他，他正弯腰背着一捆秫秸从山坡上下来。 任万元把林秸放下，示意我一起坐下。他擦了把脸上的汗水，对我说：“前天你问过我，为啥同在一条沟里，两个村差距这么大？这两天我也琢磨了琢磨，要说责任，主要在我，岁数大了，又没什么文化水平，老脑筋的确跟不上趟了。” 我问他：“一些年轻人反映，这些年村里对他们不重视，是不是这种情况？” 任万元说：“对年轻人重视的确不够，如果选几个好苗子培养培养，他们有文化，会干得比我们好的。” 我被老人的坦诚感染了。 任万元又感慨地说：“解放这么些年来，要数邓小平的政策最好，可着劲让老百姓都过好日子，怪只怪我们自己没有干好。机会错过了，可惜啊！” 过了片刻，他又说：“前些日子，两个村的支部合并在了一起，老武他们帮我们盖了小学，修了路，还一起制定了脱贫措施，以后就好了……” 听到了吗？这像号角般的声音！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表明了中国政府告别贫困的决心和魄力，这是关系到中国命运的一场攻坚战！ 正如江泽民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到本世纪末，我们解决了八千万人的温饱问题，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生存权这个最大最基本的人权问题，从而就彻底解决了。” 机遇和挑战，同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 一条路，竟如此地令我魂牵梦萦。 去年8月，匆匆赶到太原，经与陵川县联系，告知三天前的一场暴雨，将一段路基冲垮，路暂时受阻，我不得不遗憾地返回北京。 今年4月，再赴山西。从太原经长治到陵川，出县城，山越来越高，路越走越险。过古郊乡后，又飘起雾来，吉普车战战兢兢，一再减速。 在一个岔路口，一面人墙上写着一条标语：“锡崖沟人民欢迎您！”这时，一旁的司机告诉我：“前面就是王莽岭，从这里到山下的7．5公里路，就是锡崖沟人硬开出来的。” 我望着眼前陡如刀削、壁立千例的王莽岭，只见一条“之”字形的公路，时隐时现，顺山势蜿蜒而下。 司机试了试刹车，嘱我系好安全带，司机挂上低速档，开始慢慢前进。拐弯，再拐弯，穿过了第一个隧道。左转弯，紧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右转弯，好险！又穿过一个隧道，司机说了声“前面就是老虎嘴”，然后，又试了试刹车，吉普车几乎是在赠着走。一边是刀削般的岩壁，一边是万丈深渊，令人已惊目眩。过了“一线天”，又过了“瓢皮洞”，当穿过第三个隧道后，司机那紧咬着的牙关，才慢慢放松了。 四十多分钟后，当吉普车在山下的村口停下时，我发觉自己出了一身冷汗，但同时，心底却升腾起—股对锡崖沟人的崇敬之感！ 百年苦盼。 “东有马东岭之屏障，西有白桦山之阻隔，北有王莽岭之险峰，南有青峰巍之对峙。四山夹隙之地称日锡崖沟，因地形险恶，绝路，沟人多自给自足，自生自灭。偶有壮侠之士舍命出入。” 这是陵川县县志里关于锡崖沟的一段描述。 站在村口，环顾四周四座险峻的大山，我似乎第一次理解了“封闭”两字的含义。 这里地处山西与河南的交界点，通往山西的一条险径叫椿树爽，几乎是挂在王莽岭悬崖峭壁上不能称之为路的“路”，令人望而生畏；去河南必须攀崖而下，走的是“蚂蚁梯”和“搭沟梯”。祖祖辈辈与世隔绝的锡崖沟人，关于路，有过多少苦涩的回忆？ 村小学教师郎二虎的母亲不认字，误把“六六六”粉当作榆皮面压了面片吃，几个壮汉抬着她往乡卫生院赶，还没等走出王莽岭，老人却已经永远闭上了双眼；22岁的小队会计董秋平，中秋节突然肚子疼，也是死在王莽岭上。由于没有路，像这种急病得不到急救的，村里就死了30多口人。 村民郎万林，那年腊月从河南买了30斤煤油往回背，想让乡亲们过年能点上煤油灯。在爬“蚂蚁梯”时，脚底一滑，连人带油桶掉进几十丈的深渊里，要不是身子被一根树桩挂住，差点连命都搭进去。 因为没有路，沟里人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老妇联主任王志英告诉我，那些年吃的是自家种的玉茭圪糁，穿的是自家织的土布。满树的黄梨和山楂，满山的中药材，吃又吃不完，销又销不出去，只好眼睁睁看着它烂在地里。 沟里只有小，上中学得到50里外的乡里，村民们谁也不放心让孩子们去受那个罪，好些年，村里找不出一名初中生。 没有路，村民们不知道山外是个啥世界？汽车是个啥模样？饭店炒出的菜是啥滋味？有一回，公社电影队进村放映《地雷战》。开映时，见银幕上敌我双方打得不可开交，一些妇女以为“鬼子”又进村了，抱起娃儿就往家里跑。 那些年，村民们常常对着大山发问：都解放了，沟里人难道还要活活被困死在这大山里？ 不愿再忍受命运摆布的锡崖沟人，一次次在心底呼喊着：走出锡崖沟！走出锡崖沟！ 难越王莽岭。 走出锡崖沟，首先得要有路。 1962年清明节，村党支部副书记杨文亮到县城办事。交通局的技术员杨三江听说他走了两天才到县城，裤子和鞋都快磨烂了，苦笑着说：“老杨啊老杨，你们支部难道就不能想想办法，给乡亲们修条路走？” 杨文亮被说得脸上直发烧，回来后和支书董怀跃一合计，下了修路的决心。 全村25名党员，每人拿出3元钱，交了一次特殊党费，凑了七八十元作了修路的经费。村民们听说要修路，你十斤玉茭，我一袋土豆，送到了村部。 杨文亮第一个站出来请缨领命。媳妇怕他出事，和他理论：“人家没挑头，就你挑头，你有几条命？你是个啥人？”杨文亮说：“我就一条命，可我是党员，党员不挑头谁挑头？” “开路队”直奔王莽岭。杨文亮瞅准—块卡在龙口上的大石头，用绳子捆着身子，让人把他吊到十来丈深的悬崖下，凿了一个炮眼，炸响了锡崖沟人向大山宣战的第一炮！ 秋天里，陵川县委书记骑马来锡崖沟村。走了两天，好不容易到了王莽岭上，那匹马便活活累死了，县委书记几乎是连滚带爬到了村里的。看到这个封闭的小山村里，老百姓过着如此清苦的日子，看到山里人渴望走出大山的决心，书记激动得落泪了。回去后，他从县财政硬挤出3，000元，派人送到村里。装钱的信封上，亲笔写着三个字：“快修路” 两年后，沟里人硬是在荒坡乱石中开出了一条“之”字形小道。勉勉强强能走只小毛驴，大伙儿叫它“驴道”。 听说修了道，县食品公司托人捎来话，优先收购锡崖沟的生猪。村里选派了6们最强壮的劳力，赶着27头猪沿着“驴道”出山，累死累活赶到半山腰，生猪都全部摔死。 一盆冷水，把希望的梦想浇灭了。 1976年，王莽岭下又响起了“叮叮当当”的锤击声和号子声，沟里人第二次向大山宣战。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半，耗资4万元，但因工程量大且又艰巨，仅修了一公里路，非但人不能走，反倒将狼引下了山，被人戏称为“狼道”。 1979年收完玉茭，不服输的锡崖沟人重新树起了开山凿路的大旗。这回，他们计划在半山腰开凿一个长2，500米的隧道，直穿王莽岭。 开工那天，老支书董怀跃跳到一块石头上，手一挥，喊了声：“共产党员站出来！” 5名共产党员齐刷刷站到了队伍最前面，董怀跃深情地望了他们一眼，说：“考验的时候又到了，遇到危险，要死先死咱！” 没日没夜苦战了一年，隧道才掘进了30米。经交通部门技术员勘测，如果仅靠村里自己力量，按这种速度，80年打不穿这个隧道，五代人不能受益。 送走了技术员，董怀跃一下子瘫倒在村部。这位雷轰不弯腰的硬汉子，几番挫折，第一次怀疑起命运来：锡崖沟人难道真走不出这个穷窝窝？ 心力交瘁的董怀跃病倒了。 像是经历了一场大风暴的袭击，锡崖沟沉寂了…… 壮哉锡崖路。 山外的世界实在是太有诱惑力！ 屡经打击的锡崖沟人，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再一次问自己：路还修不修？ 多数支委坚持自力更生，继续奋斗，打通出山路，一代不行两代，两代不行三代。共产党可以打下江山，不信锡崖沟人修不通—条路。 1982年初冬，党支部再次率众出征。 他们吸取了以往的教训，请来了技术人员，经反复勘测，制订出了沿王莽岭“援岩攀壁，依山就势，顺崖凿洞，螺旋上升”的施工方案。 缺乏资金，村委会卖掉了集体的树木、牲口、饲养棚，连几间办公室和几十亩山坡地都作了信用社贷款的抵押。村民们闻讯后，有的拿出了准备盖房子的钱，有的送来了为儿子娶媳妇的积蓄。一位大娘拄着拐棍来到村部，取出一对银手阈，说：“家里实在拿不出钱，这对手镯跟了我快五十年了，今天交给你们，拿去修路吧。” 新支书赵全妞带领突击队，从山上往山下修，到1984年3月，修通了东庙华至隧道口2．5公里的明路。1984年到1985年底，林小保任支书，接着打通132米的隧道。 用“苦”和“累”已经难以形容修路的艰辛。为了节约时间，加快速度，他们干在山上，吃在山上，住在山洞里。夜里，躺在床板上，夏大潮湿难档，冬天被子上常常结着一层薄冰。为了节省下钱来买炸药，他们吃的是野菜馍、野菜饼，喝的是山泉水、雪疙瘩。 五年里，董福安累垮两个儿子，赵全妞冒死攀绝壁，杨宝玉险葬青龙沟，赵软海穷了自己的家，杨有平吐过两碗血……几乎每个修路人的身上都留下了累累伤痕。 路修到了地势最险要的“老虎嘴”，在这节骨眼上，四年前应征入伍的宋志龙退伍回到了村里。一放下行李，他便投身到施工工地，并被党员们选为新一任支部书记。 在北京工程兵部队摸爬滚打锻炼了四年的宋志龙，看到全村挤在一个工作面施工，难免要影响工程进度，他改变战术，采取从上而下。自下而上、从中间向两头的方法，重新将全路段划分成5个作业面，5个作业面同时施工，实行承包制，公开张榜招兵。 由赵软海、董水成组成的复员军人队，由董福安、董书平、董书军组成的父子队，由宋钰红、宋喜平组成的共青团员队，由郎二有。董三玉组成的光棍队，纷纷揭榜请命。 回想起当年的艰难岁月，村支书宋志龙依然是感慨万端。他说：“为了修这条路，乡亲们愁过、哭过、怨过、恨过、吵过、闹过；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锡崖沟人大苦大难、大悲大痛、死去活来都经受过塌方频频发生，随时都有砸伤砸死的危险。一些人害怕了，打起了退堂鼓。党支部决定，支部委员、党员、干部带头上，哪里危险上哪儿！宋志龙带着两个亲兄弟、妹夫、本家叔叔，首先冲上了“老虎嘴”。群众看到党员、干部不怕险，不怕死，也纷纷跟了上来。结果，用了一年四个月，硬是打通了“老虎嘴”。 1988年8月的一天夜里，大雨如注，山洪暴发。 第二天，雨停之后，大家上山一看，禁不住都傻了：谁也没有想到，几年功夫好不容易修起来的3公里路基，一夜之间便被大雨冲垮了。一些人蹲在地下，伤心地“呜呜”哭了起来。 宋志龙一下子火了：“哭有什么用？眼泪能改变得了命运？” 还是这些硬汉子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在半个月内就把冲垮的路基全部修复。 在村部，我专门采访了修路老英雄宋来银。57岁的宋来银显得比他的实际岁数要老得多。脸上满是皱纹，腰也弯了。他的那双瘦骨嶙峋的手已经变形，手掌上一个个老茧像铜钱般坚硬。 宋来银告诉我，为了修路，他落下了坐骨神经疼和胃下垂病。不过，他不后悔，也不怨谁。乡亲们盼路盼了几代人，现在路修成了，自己受点苦不算什么。修路的后几年，他带人人伙两次承包打洞，一个150米，一个180米，不但没挣到一分钱，为了还贷款利息，还把家里的三头牛都卖了。修路苦，凿山钻洞，他们长年睡在山洞里。搬块石板，铺些柴草将就着睡，时常头顶滴水，石板下流水，冬天洞口吹进刺骨的寒风，早晨起来被子上结—层薄冰。 1990年11月3日，董怀跃和宋双保双双牺牲在爆破现场。 1991年6月10日，锡崖沟人终于盼来了这一天。 清晨，全村800多口人早早就等在山下公路旁，人们显得既焦急又兴奋。连平日里嬉嬉闹闹的娃儿们，这时也停止了欢叫，静静地望着隧道的出口处。 “来了”不知谁轻轻喊了声。人们朝王莽岭望去，只见山顶上，一辆汽车像小甲虫似的在移动。穿过第一个隧道，拐弯，穿过第二个隧道，拐弯，再拐弯，穿过第三个隧道…… 9时整，随着震天响的喇叭声，解放牌大卡车终于稳稳地停在村口。人们全都围了过去，看不够，摸不够，一个个乐开了怀。 忽地，人群中不知谁“哇”地哭了起来，像受了传染似的，一时间，全村男女老少，竟拥在一起抱头痛哭…… 这是辛酸的泪水！ 这是喜悦的泪水！ 这是对新生活充满期盼和信心的泪水！ 让思想“走出大山”。 为了修通这条路，锡崖沟人经历了漫长的30余个春秋。仅从1962年到1991年，这个只有200来户的小山村便投入资金59万元，投义务工10．8万个，动土石方23万立方。 路通后，村委买回一辆面包车和一辆工具车，村民们买回三辆大卡车和十几辆三轮卡。汽车运出了山里的黄梨、山楂、中药材和青石板，拉回了城里的工业品和日用品。 路通后，村里的小学新盖了教学楼，并开办了初中班。 路通后，全村的人均收入1992年300多元，1993年490元，1994年650元，1995年达到753元。 锡崖沟人尝到了走出大山的甜头。 不过，村党支部并未由此而满足。宋志龙说：“潞通了，只能说是山门打开了，真正走出大山，还得要有个过程。乡亲们才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村里至今还不通电，我们还没有一个村办企业。更重要的是，长期在封闭的大山里生活惯了，要让乡亲们的思想和观念‘走出大山’，比什么都困难。” “让乡亲们的思想和观念‘走出大山’！”说得真好。 宋志龙又说：“我们现在又提出了第二次创业的口号，锡崖沟人不甘心听天认命，也不怨天怨地怨爹娘。我们既然能够修通锡崖路，我们同样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让锡崖沟真正富起来！” 春天的声音。 这里没有冬天。一月的鹏城，依然郁郁葱葱，春意盎然。 1992年1月19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又一次踏上了深圳这块最富活力的土地。21日上午，小平同志游览了中华民俗文化村和锦绣中华微缩景区后，在驱车回返途中，又和陪同的负责人谈到了东西部共同富裕的构想。 邓小平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 世界各国的历史进程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由于区位优势和起步早，获得高速飞跃。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由此不断拉开。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便是最重要的步骤。 《国家八扶贫攻坚计划》的奋斗目标经过反复测算和研究，广泛征求地方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最后确立了以下标准： 到本世纪末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绝大多数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达到500元以上（按1990年不变价格）。 扶持贫困户创造稳定解决温饱的基础条件。 有条件的地方，人均建成半亩到一亩稳产高产的基本农田。 户均一亩林果园，或一亩经济作物。 户均向乡镇企业或发达地区转移一个劳动力。 户均一项养殖业，或其他家庭副业。 牧区户均一个围栏草场，或一个“草仓库”。与此同时，巩固和发展现有扶贫成果，减少返贫人口。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基本解决人畜饮水困难。 绝大多数贫困乡镇和有集贸市场、商品产地的地方通公路。 消灭无电县，绝大多数贫困乡用上电。改变教育文化卫生的落后状况。 基本普及初等教育，积极扫除青壮年文盲。 开展成人职业技术教育和技术培训，使大多数青壮年劳力掌握一到两门实用技术。 改善医疗卫生条件，防治和减少地方病，预防残疾。 严格实行计划生育，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意味着中国以解决温饱为目标的扶贫开发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后攻坚阶段。 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要求：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要实行省长负责制。能否如期完成计划，解决本地区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是衡量各级领导干部是不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关心人民群众疾苦的一项硬指标。 1995年岁末之际，国家主席江泽民长途跋涉，风尘仆仆，赴陕西。甘肃两省，慰问灾区，体察民情。 穿过一道道沟，翻过一座座梁，江泽民来到商洛地区丹凤县资峪乡白依寺村。这个村自然条件差，旱涝灾害频繁，生产水平低下。由于持续干旱，全村人均口粮仅90公斤，人均收入仅487元。318户人家，贫困户和特困户占79户。 江泽民走进一间间简陋破旧的土坯房，看到屋里空空荡荡，一贫如洗，心情十分沉重。他把带去的棉衣、棉被、面粉和现金送到老乡手中，深情地说：“东西虽不多，但这是党和政府的一份心意。请你们好好包顿饺子，过个年吧！” 在定西县鲁家沟乡太平村，江泽民来到受灾户李奎家。听说李奎老伴得了白内障，双目已经失明时，马上把带来的一床新棉被放在老人跟前：“老人家，您看不见就用手摸一下吧！” 在支秀珍家，江泽民关切地问她：“明年春天的种子准备了没有？”支秀珍答：“还没有。”江泽民马上对地区的领导交待：“准备种子关系到明春的农业生产，这是一件大事，一定要千方百计解决好。” 江泽民每到一地，总要摸摸农民的炕头热不热，看看锅里有没有吃的，瞧瞧冰窖里有没有水。他语重心长地对当地干部说，想到还有许多群众尚未解决温饱，还有不少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经常遭受灾害的侵扰，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应有“寝不安席，食不甘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和奋斗精神。 穷则思变。在陕甘贫困地区的几天里，当地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给江泽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多次谈到：“只要群策群力，再困难的地方也能找到发展的出路，而且会越走越宽阔。” 返回北京之前，江泽民从战略的高度对当地干部发表了关于西部发展的重要意见。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在关注着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在最近刚刚制定并通过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就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专门制定了有关政策措施，其内容包括： —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 —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 —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 —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扶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加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与技术合作。 中外经济学家预测：未来几十年间，中国西部经济增长步伐将大大快于东部地区。 消除贫困不是梦。 北京。人民大会堂。 1996年3月5日上午。 李鹏总理在全国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宣告：“我国的贫困人口已经由‘七五’末期的8，500万降低到目前的6，500万。” 在共和国沉重的贫困大包袱上，又解决了2，000万人的温饱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自豪的消除贫困的重大成就！ 半个月后，从山东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又传来消息：位于沂蒙山区的沂水、沂南、蒙阴、平邑、费县、苍山、泅水、山亭终于摘掉了戴在头上11年的贫困县（区）帽子。至此，沂蒙山区的国家重点扶贫县已全部脱贫，在全国18个重点连片扶贫区中率先实现整体脱贫。 沂蒙山区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主战场。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沂蒙山区一直十分贫困，1984年被列为全国18个重点连片扶贫区之－。 今天，我们已听到了沂蒙儿女走出贫困的脚步声，看到了沂蒙儿女摆脱贫困后，脸上绽开的笑容！ 以临沂市所辖6个贫困县沂水、沂南、蒙阴、平邑、苍山、费县为例，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300元，去年已达到1，544元，最高的蒙阴县达1，700多元，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目前，这6个县的财政收入也全部突破亿元大关。现在，沂蒙山区已实现户户通电村村通路，过去的“吃水难”问题已得到根本解决。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沂蒙山区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经以革命和贫困而闻名的井冈山地区，也已走出了贫困的泥沼。去年，该地区的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350元，原来的21个贫困乡只剩下11个，五百里井冈已经看不到茅草屋。 在一个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的遭遇实际就是这个国家的命运和历史。而今，当千百万农民兄弟终于挣脱贫困的桎梏，终于不再为温饱问题而愁眉苦脸时，我们的共和国又扎扎实实前进了一大步！ 不过，中国的人口基数实在是太大了，中国的贫困人口实在是太多了，彻底解决这一难题，依然任重而道远。 从今年到本世纪末，用5年时间基本解决剩余的6，500万人的温饱问题，这意味着今后每年要解决1，300万人。而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在1993年到1995年的3年中，我国能够走出绝对贫困的人口每年只有500万人左右。从500万到1，300万，今后的一年要抵过去的两年半。 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在1993年和1994年两年减少的1，000万贫困人口中，东部和中部占了80％，西部仅占20％。也就是说，全国每年减少的500万贫困人口中，西部只有100万。然而，我国贫困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西部。 六千五百万，这一现实存在的庞大的贫困群体，构成了本世纪末中国的一大难题！顺，则成就跨世纪的伟业；败，则是留给后人，留给下一世纪的一大败笔！ 身后已无退路，只有背水一战！ 巨大的艰难与崇高的使命，在96世界消除贫困年，同时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李鹏总理强调，解决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仍然是“九五”时期的一项艰巨任务。他指出，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加大扶贫工作的力度，认真落实国家扶贫攻坚计划，加强开发性扶贫，继续增加并管好、用好各项扶贫资金，动员全社会关心和支持扶贫工作，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并逐步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帮助城市贫困人口解决生活困难。 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充满自信地指出，通过不懈的努力，全国的贫困人口“八五”末已减少到6，500万人，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加强，扶贫力度也将增大，“九五”期间国家将增加投入50亿元，加之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扶贫经验，2000年消除贫困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一个饱经沧桑、饱经忧患，一个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能够根本解决自己子民的温饱问题，那将是何等地令人欢欣鼓舞！ 我们期待着21世纪第一个明媚春天的到来！ 本篇为同名作品节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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