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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李俊的父亲下班回家还未踏进门口，就闻到一股熏鼻的烟味，他迅速打开房门后大惊：只见昨天刚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高兴得一夜未合眼的儿子此时此刻却歪倒在地板上，而在他的身边是仍在冒烟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籍与复习资料…… “小俊！小俊——！”老李迅速冲进去，然后赶紧抓起电话：“120吗？请快派辆救护车，我家孩子出事了！……” “铃铃铃——”救护警铃把李俊家所在的整个街道都惊动了。 李俊后来得救了，诊断结果是烟火过大造成的暂时性窒息。 入夜，老李全家人守在刚刚醒来的即将成为北大学生的李俊身边又是悲来又是喜。 “我说把它作废品卖掉，你非要烧它。这不，多险啊！”老子怨儿子不懂事。 “我已经被它们压几年了，我觉得不把它们烧掉心头的山没有搬掉。嘿嘿。差点又被这该死的山压死……”儿子苍自的脸露出了苦涩的笑。 李俊和父亲说的是同一样东西，那就是李俊上高中三年来为高考而备的那七八十斤重的参考书籍与复习资料。 昨天，李俊拿到录取通知书，他和全家人一番狂喜后，第一句话就“恶狠狠”地说：“你们知道我现在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呀？” 妹妹说：“是不是还你欠我的五百元压岁钱？” 当哥哥的李俊对妹妹的话摇头一笑。 母亲说：“你该找以前的女朋友谈谈了，上了北大，以后你还不知是咋样呢，谈女朋友的事该搁远些了。” 儿子又笑笑，对妈说：“放心，有了北大这块金招牌，保证给你找回个最称心如意的儿媳妇回来，不过现在我不做那无聊的事。” 父亲说：“我猜到了，你想把一屋子的复习资料和以前给你买的书整理整理，以后留给你妹妹考大学用。” 儿子说：“谁知道妹妹她们以后考什么呢！不过，知我者老爸也。现在我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要搬掉压在我心头三年的泰山！” 母亲和妹妹不知李俊在说什么，只有他父亲朝儿子挤挤眼，说：“你小子现在好狂！” 当晚儿子和父亲没有就如何搬掉“泰山”的事达成协议，儿子坚决要求“彻底、干净地消灭之”。父亲说那是我跑断腿给你买回的“宝贝”，是我的“全部希望”。怎么可以一把火就烧了？ 烧！不烧不解我多年的心头之恨！已经成为“北大生”的儿子如今口气也变大了。 见望子成龙的愿望已实现，老子朝儿子笑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不过，第二天的一场抢险，让当爸的老李着实心痛了一番：作为一个工薪家庭的当家人，老李平时爱在小本本上对日常家庭开支作个记录，而且还有明细栏目。打儿子进高中三年以来，花在为其准备考大学而买的教材和复习资料就达一千零三十八元；参加各种辅导班学习班一千八百元；买“脑黄金”、“忘不了”等健脑营养品花两千四百多元；在“三模”考和高考期间花去“补氧费”一百二十元，其它如“改善生活”到有利于激发脑智力的特色餐厅吃饭费共计八次九百三十四元。三年里共为儿子“补脑”开销达六千二百九十二元，占全家年度支出的二十三个百分点。 老李抖了抖手中的那本“家庭开支记录”，自嘲地对我说：不是我这个人“不男人”，其实哪家有孩子参加高考的都跟我们差不多，也许只是他们没有像我们认真地记过账而已，否则算一算也会让你吓一跳。 “值了。儿子争气考上北大，家里这几年勒紧裤腰带也没有算白下‘投资’。比起有的人家光为孩子买健脑啥的保健补品花掉近万元的开支，我们还是算少的呢！”老李告诉我。 我的这部报告本来并没有想到要涉及一个看起来与高等教育无关联的商品产业，但后来在采访中碰到了包括李俊父亲在内的不少家长们的叫苦与反映，我于是决定要增加一部分写二写发生在随中国高考发展起来的一个畸型产业，或者说它是靠着中国考试这棵大树滋生出来的“野蘑菇”。 我认识一位现在已经“规规矩矩做人”的股票界大腕人物一把“规规矩矩做人”几个字加上引号是他自己要求的，他说他一生都是在冒险，只是现在做股票是合法的生意而已。 能说实话的冒险家的嘴里，都有最激动人心的传奇故事。我暂且把这位一直在前沿阵地作战的生意人称为赢家——他确实在很多时间里总是赢别人或者赢在别人之前。比如他现在有几千万的资产，而让他最早起家的，并不是靠在股票场上投资获得的，却是与股票毫不相干的售书业。赢家以前是我们俗称的书商。他走上书商这条路纯粹是一个偶然。他也是“恢复高考”那年的一千多万考生中的一个，只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当时父亲的地主帽子还没有摘掉，所以最后还是被公社革委会拿掉了资格。他说他虽然后来一气之下彻底告别了圆大学梦的理想与追求，但没有后悔高考给他带来了另一个机遇，那就是他今天成为千万富翁的另一条路——发财路。 赢家从小好学，且十分爱惜每一本学过的书籍和课本，甚至连作业本都一本不少地保留了下来，从小学到初中的，他全部保存在自己的那个课本箱里。初中毕业后，他失去了上高中的资格，但他却同样保留了全套高中课本，并且认真地自学完了高中课程。他至今感谢村上同姓氏的一位高中生，是这位高中生把念完的高中书籍都送给了他。后来出了没有想到的事：断了十多年的大学高考要恢复，一时间，连书本都找不着的那一代人，忙得不知如何是好。赢家好不兴奋，因为他的小木箱里整整齐齐地保留着中学的全部课本与作业题！但令他痛苦不堪的是他自己没有考大学的权利。“牛鬼蛇神”子女不能考，当时公社里的意见非常明确。于是赢家就成了生产大队和公社一帮想考大学的同龄人的得力帮助者。 “赢家，把书借我们用一用！” “喂，赢家，你看我什么知识都还给了老师，你能不能帮助我把你以前的作业也抄一份给我？” 面对同龄人们表现出的少有的热情，赢家觉得自己虽然不能参加高考，但能为大家做点事也是非常有益的，那个年代的人的精神境界都很纯，于是在77、78和79三年中，他记不得自己到底为那些考大学的同龄人抄写过多少篇课文和复习题，总之他记得光是在考上大学后为表示感谢而请他吃饭的就有几十人次。到后来，他在家乡一带竟然出了名，有人说只要有从他那儿要来的复习资料，考大学就能成。到了80年代，附近的一些中学生和家长们成批成批地到他那儿要资料。再抄是抄不出来了，他便开始用复写纸誊抄。起初他都是义务为大家做，后来大家感到不好意思了，就主动给他点钱，慢慢地这种“帮助”成了一种交易。随着商品意识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赢家觉得每年这么多参加高考的人，要是把复习资料整理成书，不也可以卖吗？当年他就把自己留下的课本复习题和前几年高考的题请人解答后一起复印成册，每本收取一元钱的成本费，没想到那年他在家乡的附近几个镇上共卖出六百多本，除去成本净利也有三四百元。 “这不等于我一年养了好几头猪吗？”赢家躲在被窝里这么一算，简直乐得心都快要跳出来啦：干！明年干它个一千元！1983年那年春夏两季的三个多月里，赢家起早摸黑，装订成册两千本“高考参考资料”，每本定价两元——他开始有了商品意识，定价两元，一块五毛也卖，实在不行就卖一块。后来赢家乐得合不拢嘴，因为这年他的两千本“参考资料”全部卖完，且平均售价没低于一块五毛。这年他整整赚了三千六百多元，除去成本获得净利两千七百多元。 赢家在方圆几十里的城里乡里都出名了，但太出名就会坏事。这年夏天，他被市场管理委员会拉去关了十二天，罚款两千元。赢家为此痛哭了一场。 他再不敢印书卖书了，可“给考大学的人卖复习资料能挣大钱”这一欲望一直在赢家的脑子里转动。正在这一年冬天，一位省城来的书商突然登门造访，请赢家出山，“我们联手搞怎么样？” “我不敢了，他们会把我当投机倒把抓起来。”赢家心有余悸。 “怕什么？我有正式出版社的书号！”书商说。 此时赢家才第一次知道出书是要有书号这一说，而且有了书号就算是合法了，不是投机倒把。“行，只要不是投机倒把我就干。”赢家笑了，他与书商谈成，由他负责选编高考复习资料的内容和市场销售，书商负责搞书号和市场营销的相关手续，利益五五对开。 这一年，赢家与那书商两人共印书两万册，仅在江西、河南两省销售，百分之百地销售出去了，各得四万余元。他们说好：谁也不把利润放进口袋，全部投入到来年的“再生产”。 第二年，赢家和那书商再度合作，这次他们共印了十万册，并铺到了全国市场，又一举获得大胜。每人得利二十余万元。 “那时我们感觉全中国遍地都是黄金！我们印高考复习资料就像在印人民币一样，印多少就能变成多少钱。第三年我和朋友又一次合作，不想这年没有获得全胜，印三十万册，有十万压在手里……”赢家说。 “为什么？” “被几个出版社抢占了市场。”赢家说，“虽然这年的事对我们来说是坏事，可实际上是给我们怎么走好高考教材这条路指出了方向，坏事变成了好事。从这年开始，我们就涉足到了出版社，并且用短短的时间，把几个本来连饭都吃不上的小出版社，滚动成了名传四方的大出版社……” 赢家后来的故事就变得神秘了——赚钱赚到一定份上是不再告诉他人具体数字和操作的秘密的。可是我知道赢家的许多发迹的过程，在80年代中叶，他先后承包了南方几个教育出版社和科技出版社，还是一律靠编卖教材和高考复习参考资料为惟一的生意。经他运作的某出版社，原来一年出不了几十本书，而且大部分是赔本生意，赢家承包了这家出版社的教材编辑室，一年中就给出版社挣得利润五百多万元。后来出版社的小楼也盖起来了，职工工资奖金也成倍往上涨，但赢家在这儿却成了输家。出版社的社长客气地对他说，我们明年准备发动编辑们也都来搞教材，你不是编辑人员……言外之意是要“请”他走。赢家一声冷笑，甩手就走人。到另一家出版社后，赢家学乖了：我只出钱买你书号，其它的与你们出版社丝毫没关系。行，一套教材的书号得交三万元。赢家说行，三万就三万。后来出版社看到他一开印就是十万册书，便说书号五万元。赢家还是说行，五万就五万。由于这样比较干脆的操作，赢家在那几年中迅速成为“百万富翁”，1990年时个人资产已达千万元之巨。 后来赢家再没有干这行当了，不是钱不好赚，而是国家教育部和新闻出版署一直在抓教材出版的管理。那些本来不懂市场的出版社也经过几年的摸索，渐渐自己有了行势，并且根本用不着像赢家这类书商参与，就能赚大钱。 赢家告别了高考教材发行战场，投身到了股票市场。而那些可以出或者不能出教材的出版商们照样大赚特赚学生们的钱，并成为至今中国出版业中最富有的阶层。 “谁有编印教材的权利，谁就是捧了金饭碗！”出版界这句话已经说了多少年，且是经久不衰的了。 某教育出版社原来仅是省人民出版社下面的一个教育科技编辑室，但这是十几年前的事，十几年后的今天，俗称“老大”的人民社早已在当年从自己体制下分出去的“小弟弟”教育社面前变得毕恭毕敬了。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今的人民社社长也时常要到教育社那儿“打工”——找本什么教材出出，以缓解本社出版的亏损局面。教育社呢，人员编制不多，但每一个编制的含金量，可是在省出版集团下面最高的，因为能进教育社，就意味着可以拿到比一般出版社高出三倍以上的工资和一套让其官出版社的人盼一辈子都难以得到的三室一厅房子。这个省出版集团所属的“老大”人民社与“小弟弟”教育社在过去十几年之间发生的地位变化，很典型地反映出中国考试制度与考试现象直接孕育了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产业，即教育出版业的空前发展。 据199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年度出版数字统计，全国的图书出版物中，教材及与教材相关的教育类图书，约占全国图书总量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年销售量达三百亿元左右。这个数字令人吃惊，它等于告诉我们，全国的三亿多学生，平均每人负担教材费多达百元以上。其实这仅仅是一个不十分准确的数据，因为很多通过“第二渠道”走的教材比如专门给高考（还有中考）学生准备的各种名目繁多的“参考资料”、“参考书籍”等，还根本就没有在统计之内。有一个学生家长告诉过我，他在儿子参加高考之前一年多中所买的“参考资料”的来源渠道：他是西安人，听人说北京出的《海淀考王》等“高考参考丛书”都是北大、清华附中名师编著的，于是1998年在西安召开的那届规模空前的图书展销会上，他一下就为儿子买了三十多本、计五百多元的书籍。后来听说又有两套“参考资料”不错，特意托人专门从一个书商那儿高价购得一套“样书”。其实这位家长谈的现象并不在少数。市场上和新华书店里所看到的“考试书籍”，仅为这类书籍的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在非正规渠道销售。 人们可能还记得，在1990年至1993年之间，国家有固炜门曾多次集中力量开展打击和围剿地下印发各类考试参考资料与图书的专项严打非法出版物活动。其中在一次南方的“严打”中，一举堵袭了一个非法书商印制的所谓《高考参考总汇》，其数量达五十余万册之多！据这位以专营“高考教材”为业的黑道“老大”交待，他在过去的五年里，曾冒用青海、甘肃等教育出版社的书号从事非法交易的图书就有三十多种、总码洋达千万元之巨。而且这位黑道“老大”的黑书销得还特别顺手，从来没“打卡”过。原因是他的印刷成本低，不要书号费，也没有交税一说，故他出手批发的图书折扣之低，使得他有足够的市场。“但根本问题还不是在这里，而是因为每年的考试市场太大，只要你糊弄个好书名，就有人会买。”这位黑道“老大”说出了问题的根源所在。 无须掩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为数相当的出版人士靠每年的“教材”与“考试参考图书”，吃得太肥了，而且肥到每年你安安稳稳坐在那儿就可以等到一批又一批人为你高高兴兴地送钱来…… 某省的一位作家出身的文艺出版社社长不无气愤地说，他辛辛苦苦带领全社编辑职工干了十几年，年年连奖金都成问题，领导说他们的工作没成绩，但这位社长说，他的出版社出书获得过全国的“图书奖”，也得过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更为广大读者出版过很多全国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每年文艺社的全体员工都要花费大量精力去抓这些精品，可到头来他手下的兵却越来越少了，现在社里的骨干只剩下十几个五六十岁的老编辑了，有能力的年轻编辑都跑到教育出版社去了。“那儿多舒服呀，不用动脑子，今年的教材就是去年的翻版，换个书皮，改个名字就是新书，而且越卖越好。有时间还可以出去搞第二职业。”那些离他而去的年轻编辑们笑呵呵地对他说。“有啥办法，这就是中国国情！”这位社长说，他花了几年心血精心编印的巴金“三部曲”的年销售量，还不如人家教育出版社一本《高考热点知识指导》一个月销售量的十分之一。 北京西四新华书店和新街口新华书店是离我家最近的两个书店，也是我为了写本书重点追踪书市行情的两个点。1998年高考前夕，我在这两个书店顺手摘写下的有关高考的书目，竟然在一张纸上没抄完，草草一数，整整六十多种！光是《海淀考王》、《海淀名师》、《海淀高考大冲刺》一类的参考书就有好几种，而且每一种又都是好几本一套的“丛书”。 1999年高考前我又走进这两家书店，重新摘录了一批书目，发现两个奇特现象，一是我在98年时以为再也想不出的好书名，这一年又粉墨登场了一大批，如《99高考必胜新型题及解析》、《走清华北大高考阶梯训练》和像《在清华等你》、《在北大等你》等等这类很诱人的新书名。另一个现象是一些前一年就有的高考复习资料，这一年仅仅把“98”的年份改成了“99”年份，内容除了增添了99年高考的试题外，仍然是98年我看到的那些老书。其种类则比前一年多了不少。 到了2000年元旦那天，我跑到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再次观摩“高考参考”书展，粗略地过目一下，比前两年的势头有增无减。在此列下其中一些书名：它们是《海淀备考》、《海淀名题》、《海淀考王》、《金榜题典》、《百练一胜》、《天骄之路》、《高考领路指南：疯狂冲刺》、《高考难题得分》、《高考短平快》、《2000高考能力题》、《2000高考红皮书》、《2000高考总复习》、《2000最新高考命题考典》、《2000高考会考大演习》、《2000北大清华高考状元题易错题典》、《海淀高考内部摸底试卷》、《北京市著名重点中学模拟试卷精选》、《全国十大名师中学试题精选》、《最新高考对策与模拟试卷》 我实在摘不过来，因为外地出的如《黄冈考典》、《上海状元题典》等，似乎是我前两年就见过的老书新版。 “老书新书有啥关系？只要能让孩子们考上大学就行了呗！”书店的服务员在与我聊天时说，老书还吃香呢，比如有一套“海淀名师”编写的高考书，据说有考进北大、清华的“状元们”在报纸上一介绍后，想买的人更多了。 那为什么一样的内容又把书名给换了呢？我问。 哈哈哈，说你们作家是书呆子还真没有白冤枉呀！服务员拿我开心。她告诉我，老书名字会不值钱的，因为家长和考生都知道每年高考的内容在变，你出书再用同一个书名，人家就认为看你的书会耽误考试成绩的，所以编书人和出版商们都很精，每年把书名换一下，标题内容作一调整，照样又是一套新书卖给消费者。而且还有一个秘密：如果此书前一年好卖，换个新书名后可以把定价再提高那么一块两块什么的，不又是一大笔可观收入嘛！ 原来如此。 令我感到有些窒息的是，为什么这么多内容相似或重复的参考教材如此常销不衰？而且我们的学生特别是家长们，竟然对一本本内容雷同的“高考参考垃圾”如此地热衷？ “有啥办法。这叫有病乱投医。”有位家长道出了他的苦衷：他的女儿成绩很不错，在班上是前三名的水平。孩子交给老爸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每星期必须到书店里去一趟，看到有关高考参考方面的新书就买回来。女儿对他说，爸，你不是要我考大学吗？老实告诉你，我在学校的成绩是靠下苦功夫才得到的，我这做女儿的脑子你老爸给我时就并不比别人聪明，所以我只能靠比别人多下苦功才能赶上前三名，别人做一道题，我得做两道或三道题；别人做一个难题我就得做两至三道难题。这老爸你懂了吧？我让你把书店的新书买回来，就是让我可以多做些别人可能没有做的题。唉，重复也没有关系，考大学不就是为了对付嘛！学校老师都说了，考中国的大学就是靠在题海里学会游泳后才能成功的。 这位学生家长看了一下我在书店摘抄的书名，笑道：“你至少还有一半以上没摘抄到。” “这么说你至少为女儿买过一百本以上的高考参考书？” “一百五六十本吧！” “天！你女儿都看过、做过那些书上的题？” “全看过，也做了大部分题。” 我又一声“天哪”后，对天呼道：“等我孩子考大学时，也要做这么多题吗？真的那样就实在太可怕了！” 他苦笑着摇摇头：“中国的孩子和家长大概都得经受这样的折磨吧！” 为了不让明天的我们的孩子们受这等折磨，我决定要怒斥一番那些制造题海的罪魁祸首们！因为他们确实太可恶——为达到自己发财赚钱的目的，不顾学生和家长所要承受的负担，不断重复地粗糙无比地以极不负责的态度，一年又一年地制造着那些只有一小部分是科学和必须的参考教材与参考资料的大量“高考垃圾物”。正是这些“高考垃圾物”，使得本来就呈空前激烈、空前繁重、空前重复状态的高考题海应试，变得更加灾难深重。 我想特别指出，有两种人最可恶。首先是那些坐在家里只管赚钱的出版商们，他们从来不想如何减轻些学生和家长们的负担，而是只从如何更多地为自己腰包装钱着想，所以一直不停地一本本出名为“精品”、“指导”，实为误人子弟、浪费学生宝贵时间的低级印刷物。第二种可恶的人是那些冠以“北大”、“清华”名师的所谓“专家学者”，他们在做什么？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用句难听的话称其为“狗屁名师”也一点不过分！原因何在？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是名师，就不该靠题海战术来引导广大学生无数遍地去重复做题，其次如果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名师，而是假冒“北大”、“清华”名义在搞欺骗，那么应该是受到法律制裁的。由此我认为，“名师”做错事，其后果更为恶劣。哪一年市场上不再出现“海淀名师”等高考指导丛书时，也许中国的教育改革才真的开始有希望了。尤其是那些挂着“北大”、“清华”名师的“高考参考”书不再出现时，无疑那才真正到了中国教育的艳阳天。聪明的人对我的这个观点其实一看就明白：现在大家都在大谈特谈要改变应试教育，可是某些教师特别是所谓名师们，正在带头搞的那些名为“指导”实则是“拣外快”的事，不是正在给已经够巨浪滔天的高考应试推波助澜吗？ 科学家中搞伪科学的是最可恶的败类，而搞教育的人搞误导学生的事也应当是最可恶的败类——是那种影响千秋万代和民族整体素质的败类！ 中国教材和高考复习类出版物泛滥成灾的现状，应该得到严格管理和限制，尤其是对那些以暴利为目的，内容重复，质量低劣的“高考垃圾”式的参考与复习资料。有一位学生在谈论起这些“高考垃圾”之所以能盛行时说：从高二开始，学校的老师除了要求我们完成课程教材与参考书外，每周都要发一批不知从哪儿来的“参考资料”或者什么“高考题库”。老师说了，你们现在是参加全国高考，我们这儿本来教育质量就不行，学校的硬件软件都比不过人家大城市和名校，所以要靠在统一的考试中获得与别人一样的成绩，就得多做各类各地方出的参考资料，尤其是北京的参考资料，北京的参考资料中间还要挑选“海淀名师”们编写的题库一类参考书。学总是比不学好些。你们的父母不都希望你们考上大学吗？你们不也一直想走出小地方，到大都市、到国外去追求理想吗？那就不要怕做题多，也不要怕家里暂时多花点钱。钱算什么？以后你们考上了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几年毕业后就可以获得高薪的工作，现在贷款借款争取到上大学的机会有什么不合算的？考上与考不上大学是一辈子的事，你们想好了，谁不愿意也可以下交买书的钱呀，我们不勉强。老师这么说了，还有谁不买学校组织购买的这些“高考参考资料与题库”呢？几乎没有人敢不交钱的。班上有个同学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他就抄同学的书，每天，累了一天的同学们睡觉了，他还得抄三四个小时的“参考资料”。令人那同学本来视力挺好的，到高考时却成了全班近视度数最高的一个。还有一个同学更惨，她家就因为姐姐要出嫁，有两批学校布置的“参考资料”没钱买了，她想不出什么办法，又死要面子，结果乘同宿舍的同学不注意时偷偷地将别人的书藏在自己书包里。后来丢书的同学闹起来，一查，就查到了她。为这事，这位女同学一直抬不起头，高考时自然就没有考上，后来得了精神病，家里人没有办法，便将她嫁给了外乡的残疾大龄男人。很惨哪！我们同学们得知后都觉得当初学校不该因为几本“参考资料”处理她，这不把好端端的一个女孩子给害了吗？ 何止是学生受过这般害，我们的家长更有诉不尽的苦。在浙江义乌采访时，当地朋友告诉我这样一件事，说他们金华地区有位家长的子女是前年考的大学。但就是因为几本“参考资料”的缘故，爷儿俩至今不说话。这位在北京城里做小商品生意的老板诉说道，那年春节过后，他在北京的“天意”小商品批发市场刚刚租下两个摊位，生意也刚刚起步，每天不得离身。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生意还算过得去，但离家时正准备考大学的儿子交给老子一项任务，让他到海淀图书城买一套97年“海淀名师”编的参考教材，而且必须在三月份之前寄回家去。“我们这个破地方，学校连半台语音器都没有，怎么让我们能考上好大学呀？”儿子平常就牢骚满腹，想考上海外语学院的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父亲买回那套“海淀名师”参考资料上了。可是被生意缠身的老子到了“五一节”时还没有把参考资料寄回去。高考成绩下来了，儿子因为7分之差没有考取上海外语学院，屈取第二志愿的湖北某财经学院。对此，儿子恨透了老子，发誓与家里决裂。进大学的两年里，没有回过一次家，也没有要过家里一分钱，儿子说：你们不就是因为钱钱钱，才把我的理想给毁了吗？那好，我永远不再要你们的任何帮助了，我一辈子靠我自己。儿子的这个态度，使全家人两年多来一直陷入严重的不和状态。老板的媳妇一大到晚骂自己的男人不该当初只管自己的生意，不及时把“高考资料”寄回来。当老板的他一听媳妇嚷嚷就火，说你们在家说话容易！做生意就那么简单吗？是呀，我没有把“高考资料”寄回来是耽误了一些事，但你们就不该理解理解我一个人在外守摊的苦？再说了，即便把“参考资料”寄回来了，就保证考名牌大学了？母亲把这话传到儿子的耳里，儿子听了更生气，说：不是这个理还怎么着？7分之差，不就是一个题嘛？我差就差在有个题从来没有见过，而我让买的那套“参考资料”上就有这样的题型！老子和儿子谁都说服不了谁，这出因为“高考参考资料”引发的矛盾使得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四分五裂。当老子的今年夏季便把北京的生意辞了，问他为什么好好的生意就不做了？他说还做它有啥意思？辛辛苦苦一辈子不就是为了后一代？唉，白搭，现在我想开了，人家有能耐，用不着我们穷乡下人了，再说我也不敢再耽误了人家。他说上面这些话时，内心充满了自疚与悲伤。儿子呢，还是不肯原谅老子，他的道理是：不要小看了7分之差。现在他进这所大学的命运比进上海外语学院的命运，可能是天壤之别，因为念了上海外语学院，以后的工作分配完全不用愁，而且可以堂堂正正地进大上海。现在湖北这所财经学院就完全不同了，一是这样的专业太多了，另一重要原因是毕业时你必须自己找单位，说好一点，能在某个地区市级单位谋个职，说惨一点恐怕连个饭碗都成问题。“我说的一点没错，意外的一点损失，有可能造成终身的遗憾。”儿子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恨谁？恨不该有那些大半是骗人的或者已经被广大考生视为不可离开的、泛滥成灾的“高考参考资料”。哭笑不得的是，全国已经有北京、广州、上海、武汉等十几个城市出现了专营高考教材及其它音像教学材料的书店——“考试书店”，像广州、上海等地，一个城市就有十几家“考试书店”连锁店。一位“考试书店”的老板说：现在什么书都不好卖，惟独“考试类”的参考书是经久不衰，且越卖越好卖。他说前年开的一间三十来平米的“考试书店”，在这近两年间连续扩充了四次门脸，生意越发兴隆。 “这几年整个经济形势不景气，但我的考试书店却越办越好，谢谢中国的考试制度。”老板的脸上一半是得意，一半是嘲讽，因为这位老板虽然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可每天都有那么多“文化人”在疯狂地为了一个不知是不是真有价值的目标而给他源源不断地给他送钱来。 “走穴”这个名词，在我们的概念里只有那些演艺界的明星们才用得着，想不到在高考大战中，我们的那些一直被人们捧至圣人神坛的教师们，也干着“走穴”的勾当，多少叫人感觉不是滋味。 老师的称号是神圣的，就是官做得再大，在老师面前你也得屈膝有礼。历代历朝的皇帝和达官显贵都是这样，不管是真是假，都这么做着给人看的。 就在并不太久前，我们一提到“老师”这个职业，大多数人对它不仅不敬，反而斥之为“一个只有傻瓜才愿意干的行当”。不是吗，“臭老九”的骂名首先使人想起“教书匠”的低工资，又使人想起这些只能整天在教室里写粉笔字，而不可能走出校门搞“第二职业”的先生们；其次是教师永远不可能有分房、得奖金什么的好事，清贫似乎成了“教书匠”的代名词。然而仅仅是转眼间的今天，我们再也听不到有关“老师穷得要造反”、“师范生分配不出去”的消息了。相反，老师成了社会上比较受人尊敬和羡慕的职业，因为他们的待遇他们的奖金他们的房子，全都比别的社会职业要高、要得的容易，而且最重要的是这几乎是个没有任何风险的职业——只要你安心干下去，就等于坐上了“终身平安”的列车，不像社会上其它职业充满了竞争的危机。 教师的被重视与地位的提高，直接原因来自于高考。高考使全国人民都在一种刹不住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狂热巨澜中——不上大学找不到工作，不上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已是今天社会的最明显的特征，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已经严峻地摆在了我们每一位家长与学生面前。教师因此而成了全社会不可看轻并且必须看重的“香饽饽”。 教师吃香是从被人尊重开始的。那些要求自己的子女成龙成风的家长们，先是对自己喜欢和认为可以把自己的孩子管好、培养好的老师来点小恩小惠什么的。别小看了家长和孩子给老师的这份小恩小惠，实际上这是使老师这个职业从被人瞧不起到成为今天的“香饽饽“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转折。初次给老师的这种小恩小惠，可能是女人间的一个发夹，一块头巾，男人间的一包好烟一瓶酒什么的。后来就越来越变得“高层次”了。先是有人流行送几十块钱一本的挂历，再就是在神圣的“教师节”时给老师们每人送些鲜花、甚至北京人说的“盒子”（食品之类），再到后来，这些东西已经不在话下了。有一年报纸上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班主任在元旦前总收到各种精美的挂历共计一百多件，最后她不得不动员全家人把这些挂历送亲朋好友。可这也送不了多少呀！还是儿子聪明，说干脆把它“批发”给书商吧。嗨，轻轻松松就这么一倒手，共赚了两千多元呀！尝到甜头后，第二年这位老师公开暗示学生和学生家长必须给她送挂历，而且谁送的多，谁的孩子将与学校评选的“三好学生”挂钩。结果“哗”地学生和家长们给她送了两百多件挂历，“挂历换三好生”因此被新闻媒体上电视曝了光。到现在再玩挂历已经是不行了，而那些花呀食品呀也见鬼去吧。背着学生和家长的面，几位老师常常把嘴巴往上一抬，说：谁稀罕那些东西！当然，学生家长们明白得很，现在是要钱了，要现钱了。给吧——于是在学校每年的开学前、开学时、分班前、考试时，还有平时不定时的许多机会里，家长们又“自觉自愿”地把一个个包装得十分精致的红包以十分体面的方式送到了自己孩子的老师手中……这已经并不是什么秘密了。在北京、上海、广州，还有甘肃、西安、湖南等等富城市与穷省份，我都从学生家长与某些认为”分配不平”的老师口中知道了上面的这类“交易”。这还不算什么，有些家长为了让老师（特别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给自己的孩子一些“偏食”，便不惜塞起“红包”来，数字嘛当然有多有少，一二百是拿不出手的，千儿八百也不算多。家长说了，现在在任课的老师那儿花掉一两干元，总比以后因为找个重点中学每差一分要交一万元省许多吧！因为如果参加高考少了几分，那就是害了孩子一辈子的大事，那时可就不是几万元十几万元的事了！家长们心里是这样想的。老师们后来也知道了家长们的心态，于是自己收上一两千元也觉得心里找到了平衡，不再感到有失体面。再说体面值几个钱？全社会都进入市场经济了，我们当老师的出卖自己的时间和劳动，也应当有回报嘛！一切都似乎显得合情合理，惟有中国传统的师生情与神圣的教育性质与内涵在发生巨变，开始出现臭铜味…… 一位老师说：存在就有它的合理性。既然是合理的存在，我们通过劳动得到那部分收入自然就是合理的了，如果硬要说还有什么不合理的，充其量也只是没有交税而已。 说对了，尊敬的老师先生。作为一个公民，我想说的不仅仅是交不交税的问题（其实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作家写稿，出版社已经无需商量就把该纳税的那部分扣掉了；小商小贩不交税就会每天都要像过街老鼠那样被工商和警察追来赶去；公务员的每一块辛苦得来或加班加点得来的奖金的税，也毫不含糊地早被会计在工资单上扣走了，难道只有老师这样的“劳动”可以不扣税吗？据测算，仅北京市全年老师的灰色收入这一块，国家至少少收税收千万元以上！）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全国性的办教学辅导班之风如今愈演愈烈，成了中国实行五天工作制后的大量时间里最为激烈、最为严重的内战。看一看北京的那些学校大门口壮观的自行车队伍，你就会知道中国的办班大战已经早已到了白热化状态。而在这全国性的办班大战中，名城名校周围是最严重的“战争策源地”。我的家紧挨着北京著名中学四中，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以及每天的晚上，你有空去那儿看一看，你一定会惊叹：简直太火爆！太那个了！ 四中素有“全国第一中学”之称，据说能进这个中学就等于是提前进了北大、清华，在北京市民心目中四中的教学质量的含金量之高由此可见。四中在1999年的招生中，对外称是600分，其实录取时高达609分以上。现在的百姓都很精明也很讲究实际，你四中好就好在教学质量不是？教学好不好具体还不是指的教师嘛。那好，我孩子上不了你四中，我还不可以请你四中的老师？四中是所名牌中学，学校没有初中，只有高中。学校对社会上那么多家长和学生期望请他们的老师当家教，一是喜二是忧，喜当然是为名校效应，忧便是不能分散老师的精力呀！想来想去，还是最好让老师集中时间、集中场所进行些课外的教学。再说那样学校也可以为大家谋些“三产福利”。好主意。对外办班的事就这么定了下来。好嘛，打80年代开始，四中的业余辅导班历经十几年，一年比一年人，如今几乎每天晚上和每个星期天都被各种辅导班安排得满满当当。以一个班四十人计算，全校一班约算它共开十个班（注意，一天中他们常常安排上下午或者还有晚班三班倒），每个学生收费每学期在六百元至八百元不等，一年下来全校能收多少钱？恐怕得用计算器才能算出。不仅如此，四中的班仍满足不了全市百姓对它的敬仰之情，于是他们又把以四中名义的辅导班办到了附近的三十一中和对面的黄城根小学，那儿的班仍在不断地往外延伸……每逢下课时，接孩子的家长与车辆时常把整条西黄城根大街堵得水泄不通——身为附近居民的我和很多人已经饱尝了这样的苦处许多年，然而这又有什么办法？我自己上初中的孩子不也照样送进了这样的“战场”？ 不知什么时候，在老师中流传着这样几句顺口溜：“正经课程马马虎虎，办班走穴勤勤快快。工资单上稀里糊涂，额外收入分分清楚……”有位资深老教师说，现在在社会上可以看到的丑恶现象，在教育战线几乎都能看到。比如说到讲课吧，按照教学大纲，学校必须要求任课老师完成一定的工作量。但一些学校为了提高老师的待遇，就以各种理由在学生身上“刮油”：明明是教学时间内的课程，一次家长会就把广大家长和学生们给蒙了。名义非常好听：我们是办的提高班，或者叫强化班，不勉强，自愿参加，交费也是自愿的。什么丑恶的事丑恶的勾当，一从老师的嘴里说出来就变得神圣了，学生和家长便老老实实、高高兴兴地把大把的钱交到了老师手中。这是很实惠的呀，平时上一天课不可能有额外的进账，除非到了加工资。这办班情况就不一样了，一次同学们每人交五元，一个四十人的班就是二百元，学校收走一百元，上课的教师还可以拿到一百元，算它一个月上十节课，不就是一倍的工资又出来了？哎呀依呀，这样的好事，那钱不出校门不多干活就轻轻松松放进了口袋，校长和老师们皆大欢喜，个个抿着嘴儿偷偷乐。 当然情况不全是这样。为了参加高考，一般的高中三年的课程必须在前两年就得完成，这样才有可能让孩子们在高三时集中一年，进行不断的强化复习和不间断的试卷大演习。三年的教学大纲两年就要教完和学完，这任务显然需要向时间伸手了。那么好吧，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利用节假日和晚上时间补课——补习班最早就这么着滋生出来的。后来补习班就在全国产生了，几乎有中学的地方就有补习班出现。补者，多余的劳动与教学。既然是多余的教学，就该有收费一说。家长们又不得不快快掏钱。应该说这是比较普遍的，一年下来，每位学生的额外费用少说也得二三百元吧！于是全年下来，一个学校就是几十万元的“三产收入”，老师的奖金和福利自然也很丰厚。 既然社会上有那么多学生为考试升学着急，我们何不也来办个“特色班”？办个“名师班”？办个“专家辅导班”？那些本来退休在家无事可做的老师们，突然跃跃欲试，精神抖擞起来。 同意同意，你们用晚年的余热为国家教育事业作贡献，应当大力鼓励。不用说，有关机构大开绿灯。于是由一群退休老教师开办的特色辅导培训班在某某学校或者单位开张了！哇，来的学生与家长打破了头，挤破了衣服，那白花花的银子呵，比储蓄所柜台前的场景还叫人激动！ 某老女教师早在1987年就退休在家，那时她的退休金一个月才五六百元钱。由于她的收入少，跟着儿媳妇住在一起，成了儿媳妇每天的出气筒，并不得不靠给儿媳妇当长年保姆来换取不被赶出家门的待遇。那年她参加凤事们组织的培训实习班后，一个月就拿回一两千元。老太太这下腰杆硬了。第二年就从家里搬了出去，自己另租了一间房子享清福。不想一直掉脸色和拿她当出气筒的儿媳妇的单位不景气，下了岗。儿媳妇无奈之中求到了婆婆，请已经变成富婆的老太太帮帮忙。老太太用鄙视的目光瞅了一眼儿媳妇，心头得意地一笑，说可以呀，我现在每天都兼着很多课，家里的事忙不过来，你可以当我的小时工什么的，愿不愿意呀？儿媳妇呆在家里已经有日子了，早已苦不堪言，羞着脸说愿意愿意。那好，当婆婆的眼睛朝天一白，说：工钱可不多啊！不多也行，您老能收留我就是对我的恩赐，现在能在自己家里吃口饭，总比在外面受人气要好多了吧！儿媳妇低贱的话叫老太太听了真是心花怒放。就这样，老太太每天白天精力充沛地在外当“名师教员”，拿丰厚的收入回家。进屋后则有意摆出一副富婆的架式，让那个曾经令她咬牙切齿的儿媳妇，跪在自己跟前干活伺侯。这位老太太哪里知道，她在心满意足地无限享受别人的卑贱时，却没有看出那个表面上诚心诚意显露卑贱的人，早已心底埋下了复仇的种子。三年后的一个夜晚，当依靠外出当“名师”的老太太存足五万元储蓄时，等待她的便是一个死亡之夜…… 然而像这位老教师的命运毕竟是极少数。很多有声望、有“特级教师”称号和曾在某某名校任教的名师们，以其不菲的身价，比那些正式上班的老师还要忙几倍地东奔西跑着。不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吗，某几位退休教师组成的“北京海淀名师团”到贵州某地“走穴”——别以为只有刘欢、韦唯才能“走穴”。结果一路走了两个月，每到一地便被那些梦想考上北大、清华的学子和家长们团团围住，一上讲台就下不了台。开始“名师团”是由某某中学特邀的，后来实在看到家长们太急切的期望，“名师团”便另辟蹊径，自己租那么一个临时的地方开课。当然要收费。不知是每小时的收费标准令当地的学生家长感到太贵了，还是让当地的那些教育部门的官员或当地老师生了气，当晚，“名师们”便被一帮穿制服的人从梦中拉起来，并押到一个非常灰暗的地方审了半夜。结果全团罚款七千多元才放了人——就“无照经营”这一条便足够“名师们”享用的了。 在江西与浙江交界的某山城小县，一位中学校长告诉我说，你们北京的名师值钱呀，到我们这儿走一个星期，就可以拿走我们几个月工资的报酬。我说那你们当地的名校老师不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弄点“外快”嘛！他说当然有呀，就他们学校有位几年来一直教高三毕业班的老师，每每有额外家教收入，比上班的至少多拿二三倍。那校长说，现在的家长对教育质量的意识比任何时候都高，他们知道出一笔钱让孩子上个名牌学校，比出不多的钱而上一个水平普通的学校要合算得多。同样，出一笔并不太可观的钱请一个有经验的教师到家辅导，比让孩子上所名校还要划得来。 办班大战和“名师走穴”，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愈演愈烈，到了今天，已经几乎没有哪个学校不是主要靠办班增加收入的了。 中学老师超过大学教授的收入在全国很普遍。家有名校老师，赛过门前开个小铺——这也是北京海淀一带百姓对那些常年靠办班发财的老师们的真实描述。其实，在北京，一位稍稍有些名望的学校老师，每年靠随便编些大路货“高考参考资料”书，其所获超过大作家王蒙等人的稿费收入，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写到这儿，我正好看到某文摘报1999年12月6日刊登的一则消息说，上海金山区张堰第二中学出现了这样一件事：一百四十六名学生家长多则两千元少则一千元，共捐出十六万多元，给自己的孩子挑选理想的班主任。为什么要这样做，据该校副校长介绍，是因为每年新生入学后，写条子走后门择班的风气让校长们实在招架不住，于是在一些家长的提议下，干脆来了个“自捐款”聘班主任。此事一经公开，在当地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学校赶紧退款，不想很多家长不愿退，说他们捐款是自愿的，他们拿自己的钱选择班主任并不违反什么。这正是：中国高考轰轰烈烈，天下怪事无奇不有。 中国的天底下总是有很多让人难以想像的可笑事。比如法轮功，一个李洪志的胡言乱语，竟然能让那么多人上当，而且有数以千计的人听了他的歪理邪说后，就去自残或打死亲人！人类都发展到什么时候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太值得我们深思了。 无奇不有。自上大学成为中国人民一大梦想以来，有人便专门以制作假文凭为生，这又是今古一大奇闻。因为奇就奇在这样荒唐的事，竟然是某些人常年进行的一种职业；奇就奇在这样荒唐的事，还是某些村寨某些地方十分时兴的一个“可以致富”的产业！ 我感到有些惭愧的是，在北京的假文凭制作“大军”中，有一支队伍来自我曾经为之写下一篇题为《东方神话》文章的江苏东海县。地处东海之滨的东海人确实创造过值得称道的东方神话，在那块大禹出生的土地上，自然界为东海人留下了遍地流光的世间珍宝——天然水晶。1994年，我曾应当地县委之邀采访过这块盛产水晶并在改革开放后利用自然资源，建起的中国最大的水晶市场。东海的水晶可以有两桩实物来证实：一是现今仍放在中国地质博物馆的那块高约两米、重达三点五吨的“水晶之王”；二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安卧的水晶棺，用的也是东海水晶之材。可见东海的水晶之迷人绝伦。我那次撰文所颂扬的是东海人依靠自然资源，建设经济市场了不起的精神与成功之举，故而誉之为“东方神话”。哪想到六年后，我在北京的大街上，遇到的这些几年前还在家乡土地上实心实意做水晶生意的东海人，竟然在首都成群结队干起了制作假文凭的大买卖，并且闻名北京城！ 开始在《北京晚报》上见此新闻披露的事儿，我还有些不相信，因为一篇《东方神话》使我常常把东海人与通体润丽、赏心悦目的水晶连在一起，无论如何我不可能想像生在有“水晶之乡”的东海人会成为最令知识界感到憎愤的制假文凭魁首，且还是成帮结队具有家庭性、团体性甚至村村乡乡一同“战京城”的制假“东海军”！ “你们什么时候想起干这买卖来？”在公安警察朋友的帮助下，我在海淀分局的一个看守所里见到了拘留在那儿的五个刚刚抓获的制作假文凭的东海人。于是便进行了又一次意想不到的采访东海人的活动。 “我们也不是开始就做这事的……”一位看上去也只有二十来岁的女孩子低着头说，“前些年我也是在家磨水晶项链的。可后来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假水晶项链大多了，辛辛苦苦磨一条项链还卖不到二十元。后来村上有在北京打工的人说，北京城里人多，好赚钱的事很多，做一个假文凭，除去成本就能赚一二百块。所以我们就跟着到北京来了……” “你们怎么就知道做假文凭卖钱？” “这还用问嘛！谁不知道现在大学生吃香，城里的单位招工第一条就得有文凭。” “哪你是什么文凭？” “我哪有啥文凭？初中毕业后大人就让磨水晶了……”女孩子拨弄着自己的手，使我想起了当年在东海采访时看到的一双双在飞旋的磨床前的灵巧之手。正是这些灵巧之手，使东海县一下走上了脱贫之路。然而今天，同样是这样的灵巧之手却在于着肮脏的勾当…… “你知道做假文凭会造成什么社会后果吗？” 她摇摇头，显得茫然。“我们以前做的水晶项链大多是假的，也有人要，没有人找我们算账的……” “这跟做假水晶项链一样吗？” “不都是假的嘛！有人喜欢用就成。” 想不到制售假文凭者竟然有这等意识！ “你们来北京除了制作假文凭外，还做什么呢？” 她又摇摇头：“不干其它的。这已经够忙乎的了。” “咋个忙法？” “很紧张的呐！”女孩子的两只眼顿时露出职业般的亢奋：“我们靠白天收活，晚上才能制作。每人都有分工，不能搞乱的嘛。” “那你在街上收活？” “不。我们女的一般只负责帮男的放风。因为老板说我们女的木呆得很，人家一看你呆头呆脑的，就不太相信你会做出看不出假的文凭来，所以只让我们负责放风。” 听听，她们也有老板！而且“专业”得把那些想做假文凭的“客户”心理都研究得透又熟。 “放风主要是干些什么？” “替接活的人看有没有执法的来。” “如果有人来抓怎么办呢？” “我们就会或者连按几下自行车铃，或者嚷嚷几下。那嚷嚷只有我们才明白。” “除了放风还干什么？” “活多时还负责从收活的人那儿取走照片什么的，送到我们住的地方去做。” “你也会做啊？” “不。有人专门会做。要字写得好的人……” “你们怎么知道那么多大学的校名和图章是什么样呀？特别是校长名字什么的？” “知道的。我们有人专门负责收集这方面信息，做活之间会经常互相交换材料的。” 我有些不明白，干这类勾当一般都是偷偷摸摸的，怎么可能像张网似的互相传递情报呢？ “这有什么？我们都是东海出来的，乡里乡亲的，再说大家都挺不容易，所以哪个做活的人知道北京大学的校长换人了，就赶紧通知一下另一帮人。” “看来你们之间还挺‘团结协作’的呀！” “谁出了事，都会影响大家的生意嘛！” 原来如此！ 我还有问题弄不明白：“你们住的地方也看不见印刷工具一类的东西，那些证件和压膜皮还有钢印什么的，都是从哪儿做出来的呀？” “你这人真是的，这些东西在我们东海都能造出来，跟你们北京的一模一样。真的，质量保证不会错的。我们那儿也有不少中外企业，他们专门做印刷活……” 瞧，她似乎又以为在街头遇见了一个“找活的”！ 眼前一位被警察单独关押的三十来岁的男子，据说是这个团伙的“老板”，于是我们之间有了下面的对话： “你自己是什么文凭？” “大专。” “大专？不会是自己做的文凭吧？” 对方睁大眼，用一双极不友好的目光斜了我一眼：“我是正经参加高考才进的学校啊！” 这真是想不到。 “那你还干兜售假文凭买卖？” “赚钱呗！” “什么钱不好赚，干嘛非要干这违法的事？” “啥叫违法？”瞧，他还挺有理啊！他说：“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做这玩艺的。学院毕业后我也在一个单位工作过，可干了那么多年连个中级职称都没混上。年年评职称都得论资排辈，而且总是先要评那些工作二十多年以上的，再就是那些有大本、研究生学历的。这么几年下来，我勤勤恳恳就是不给我评中级职称。有一次一个跟我一起到单位的‘本科生’酒后向我透露，他评上的那个中级职称用的本科文凭，是托人从广州出了五百元在大街上买的呀。我当时不相信他说的是真的，等他酒后再问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开始他不说，后来我吓唬他，说如果你不告诉我真话，我就到人事科告你。他没有办法，就说出了实情，并跪下求我不要告他，还说否则他刚结婚的女人会跟他离婚的。我看他很可怜，就没有告他。但这事让我生气极了，我恨单位就看一张文凭，根本不论工作成绩，我跟头吵，头还是那句话，说我的文凭只有大专，中级职称还早着呢。一气之下，我辞了工作。出了单位，我想不出干什么。一想到自己就因为文凭不如人家便评不上中级职称，心想：妈的干脆我就专门做假文凭算了。也早听说大城市里要假文凭的人很多，于是便到了北京来。后来就在海淀的北大校门那儿认识了一个也是我们东海的老乡，他已经干了好几年这样的活，而且已经赚了不少钱。第一次我制作的一张假文凭不是为别人做的，是为我自己做的。我给自己做了一张北大研究生文凭证书，当时我看着这张虽然是假的北大研究生文凭证书，心里也好激动：因为我也可以在不认识的人面前显显自己的身份。有一次在国际会议中心招生，我就用假研究生文凭，到招聘单位那儿试了一下，结果人家根本没有看出是假的，还正儿八经地问我愿不愿意到他们单位当高级企划人员。那是个知名国际驻华机构，我哪敢去混水摸鱼呀！但这事真让我激动了好几天！后来听说做假文凭的市场特火，且利大，于是先是给人家当下手，后来便独立挑摊……” “你是干这活的‘老板’，肯定知道那些校名、校章什么的是从哪个渠道获得的吧？” “这有什么复杂的？”他说出的门道，让人听后不无吃惊：“我本来是大专生，我的同学大多在全国各地大学里读书，一封信我就从这些同学那儿获得了想要的所有资料。再说我不是手头也有北大、清华等大学的证件吗？大学的门都是敞开着的，尤其一看都是‘校友’，我在里面的哪个门、哪件事办不成呀！不瞒你说，我在北大、清华的学生中还有好多朋友，我们之间经常师兄师弟相称呢！” 听听，天下已经到了这等堤旖，中国的大学里还有什么秘密是那些只要校名、校章和校长图章样式的制作假文凭、假证件的人不知道的！ “你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难道不知道你这样制作假文凭的不法行为，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会带来什么恶劣影响吗？” “我知道。但是我还知道，有人因为得到了我们做的文凭证书，使一生的命运发生了变化。我碰到一个高考没有考上的湖南人，他三次高考三次落榜，家里人把他赶出了家门。后来他到北京来打工，可没有一个单位用他，因为他既是外地人，又没有文凭。这小伙子其实很聪明能干的，就是没进成大学门，就一事无成。后来他到我这儿买了个本科文凭，便南下到了广州，结果被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老板招聘当了部门经理，没两年又当了副总经理。那个香港老板特别看中他，把一家分公司交给他干。没多长时间，这小伙子就把这个分公司办得红火极了。有一天这位已经当了大老板的小伙子上北京中关村进货，我们在商店门口遇见了。是他认出了我，非要拉我吃饭，之后又送我一千块钱，他说是我给他提供了叩开命运之门的金砖……”这位制假者讲的这个故事，我听完后感到不知是喜还是悲，最后只好称奇也。 制假文凭，使一部分没有能够踏进大学门的人，为了圆那破碎了的梦，能选择另一种“捷径”以慰心魂，这实在让人感到悲哀。而我在看守所里听到的另一种声音，更使我心头充满了悲哀： “正是高考制度圆不了一些人的大学梦，才使另一批没有饭碗的人有了就业的可能与机会。” 说这话的人是个制作假文凭的老手。公安人员在他祖住的石景山区西进四区的一栋房间里抄到假文凭二百本、假图章近百个，以及制假的电脑、塑封机等一条完整的“流水作业线”。北京市在1999年6、7、8三个月集中打击“三假”（假文凭、假公章、假证书）的专项活动中，共查获窝点总数不下近百个，不法分子达千计之数，制假，真是名副其实的地下产业…… 大干世界无奇不有。因为中国人对上大学有太大的企盼，所以就有了专门掏那些想上大学又找不到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口袋里的钱的人。这一职业叫“招生骗子”，听起来似乎很别扭，但据公安部的官员证实，确实每年都有一批这样的犯罪分子。“一批”就不是个小概念，它足可以让相当一部分人以此为生，以此为业。 前年，安徽某山区小城的一个省属矿务局招待所突然热闹起来，最多的一天竟有几百人前来“报名咨询”。报什么名？咨什么询？一打听，原来正有个“西北技工学院”在这儿“招生”哩！8月中下旬时节，皖中大地的天气很热，可哪热得过那些高考的学生和家长们的心嘛！安徽算不得位居前五位的“中国高考大省”，但也绝对是每年高考人数非常多的“准高考大省”，如果按“落榜生”的数量而论，那安徽是不折不扣的大省。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西北技工学院”的牌子在县城一露面，尤其是它诱人无比的“招生条件”，就使那些刚刚受到高考落榜重击的学生及他们的家长们，感到仿佛是黑夜里望见了一轮明月。不知何故，这个“西北技工学院”的招生处“李处长”一点架子也没有，“不像有些大学的招生老师，死板着个脸，你有事求他请他到外面坐坐都不给面子。瞧人家李处长，只要他有空，什么时候叫他都行。”一位家长的话，几乎使所有前来报名的学生家长心中都充满了无限希望一一现在是什么年代？大学的门对落榜生来说，那就是命运生死之关呀！谁要是有本事能跳过去，就是“未来的人才，眼下的脸面”哟！对广大落榜生家长来说，什么都不怕，怕就怕没有哪个大学的招生老师能像“李处长”这样可以指给你有希望的路走。 “李处长”的名声并不是他自己吹出来的，而是越来越多的家长们相互传颂的——当然，最先讲的人是招待所的一名副所长。“还有比‘西北技工学院’更好的大学可上了？人家把分数当作是个参考，关键是看孩子的能力和平时的成绩。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大学，出来不是全才也是英才！”招待所副所长的现身说法，比广告还广告，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往日名不见经传的矿山小招待所一时成了山城最令人向往的地方。尤其让那些高考落榜生和家长们心潮起伏的是，“该校”已经放出风：招生名额从最初的二十名，“扩招”到五十名，而且“扩招”的名额不仅不增加学费，反而比“计划内”每个人少五百元。你说这样“好”的大学中国还有吗？ 确实没有。后来据“李处长”自己交待，他玩这一招有他的“高明”之处：“现在家长们对子女的上学简直是着了迷，你不要多说，只要摸着他们的心去骗就是了。我开始每招一名收五千八百元学费，他们觉得有点儿高，因为安徽山区的农民或城市工薪阶层都很穷。后来看到那么多人都想报名，我也曾一时想过在原有收费上再高出它几千元，可后来没有这样做，相反我来了个少收几百元。你们问我为什么？当然有我的道理。那么多人想报考，如果你看着人多就涨行势，而且涨到天价，这时，人家就会警惕起来，怀疑你是不是骗子。而我往下降，并说这是出于对老区人民的照顾，这样的做法，这样的理由，别人看来只有正正规规的国家大学才会这么做，骗子是不会这么傻的。所以我后来越骗越顺手，简直成了那些落榜生和他们家长的救命恩人……” 瞧，能当成骗子的没有是不狡猾的，傻就傻在我们那些心急又一时被落榜击闷棍的学生和家长们。有位孩子的父亲是县工商局领导，专门负责抓个体工商户管理，什么狡猾的对象没有碰到过？他自己也说，只要是他过眼的人，再想出邪招在他那儿弄虚作假做偷鸡摸狗的生意，门都没有。可是偏偏为了自己女儿上大学的事，他傻到了家：还不仅仅是一两回亲自跑到“招生处”，而且特意托那位招待所副所长请“李处长”上饭店意思意思了不下三五回。当然，后来他的在高考中只考了410分的女儿被“西北技工学院”第一批“录取”，据说专业也是“最好”的。 那些日子里，“李处长”确实够风流的了。工商局头头亲自来请去吃喝是小事，人们常常看到“李处长”身边每天都换一两个长相姣好的女“学生”伴他左右。后来这场“招生”骗局如果不是因为其中的一名女学生告发“李处长”企图强奸的话，恐怕还要继续演下去。 当小山城的这场招生骗局公诸于众时，受骗的学生和家长们气得差点踩破派出所的铁门要扒掉骗子的皮，因为骗他们的这位“李处长”原来是位自己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李处长”交待：他连自己的姓都不是这个木子李，而是长开两张嘴的那个“吕”字。吕骗子说：“我看到那些急疯了的家长们为了子女前程，拿着钱票，四处找关系寻学校，不管进的门对不对，闯进去就磕头烧香。有一个家长竟然对我说：只要能把他女儿送上大学，他们全家人都愿意为我这个冒牌处长做牛做马。后来我看到他的老婆蛮漂亮，就说能不能让她来我这儿帮帮忙？他二话没说，第二天就把自己的老婆送到了我跟前……”骗子不仅骗了学生家长的钱，还把人家的老婆骗到了床上。这出戏让这个本来就很穷的山城，又多一个难以抹去的污点。 并非仅有此例。 甘肃某市在前年也发生过一起滑稽的招生骗局。据说那位“副校长”骗术还很高明。他与两位情妇一起干，且干得天衣无缝。先是出了三百元钱在深圳地摊上私刻了两个“某某大学”和“某某大学招生办公室”公章，再找了个非法印刷厂印刷了一百份“招生简章”和一百份“录取通知书”，就开业了。他让一位情妇留在身边负责收钱，让另一位情妇留在南方某省城呼应。当这边骗招来的学生或者家长想探个虚实时，他就把留在另一头的那个情妇的电话告诉人家，还若有其事地对被骗对象们说：你们可以找个电话核实一下学校的情况。这一招还真把不少被骗学生和家长们给蒙了过去。为啥？因为学生和家长们按这位招生骗子提供的电话号码往那边一打，对方真有人接电话，而且电话里讲的与前往甘肃这边招生的“副校长”说的一点不差。能差嘛？那边接电话的，正是这位骗子的情妇嘛！ 但后来叫这位骗子出差错的也是这位远在天边的情妇。说好的事：每骗招一人就三三得一均分，可是“后方”的情妇发现“前方”的情妇比她至少多拿三万块钱，于是不干了，一翻脸，便把三人的全部秘密都给露馅了。 你道这位“副校长”是个什么东西？别说，他还真当过副校长，不过只是某小学的副校长，因为风流事被开除了公职。没了工作的他并没有断过风流事，要女人，就得要有钱，于是他想到了大学招生是个最好骗钱的事，而且来得快…… 凡是骗子，总会被揭穿。但是可怜的是那些被骗的学生及他们的家长，他们尚未摆脱高考落榜的阴影，又再次被巨大的阴影笼罩与袭击，想必都是欲哭无泪。 当心哟，这个世界里什么事最热闹，也许就会有陷阱设在那儿。 高考也不例外。 近年来，一批与高考相关的“健脑”产品风靡市场，使得那些追求高分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疯了似的忽儿买“脑轻松”，忽儿购“脑黄金”，可到头来，真的聪明了吗？谁也说不准，但家长和学生们说：管它有用没用，哪怕能起点心理作用也行。于是这伴随着高考浪潮而滋生的健脑品产业近年来红红火火。也许正是这个产业大红火，故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很多，说啥的都有。 有一次我发现自己的家里也出现了“忘不了”！ 问夫人何用？她说：“你没发现自己的女儿现在临考试时不头晕了？”我惊诧地问读中学的女儿：“真有这事？”小家伙一本正经地说：“当然，喝‘忘不了’就是忘不了！” 嘿，真有这么神？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忘不了”产品说明，上面说明这产品包含了一种激发人脑DHA脂质的先进科学配方。 然而我仍然不敢相信“忘不了”有那么神。这几年市场一下冒出的那么多打着健脑保健产品旗号的东西，谁知道它是真是假！ 于是，带着对目前市场上极其火爆和混乱的“高考健脑”产品的困惑，我专程到了总部在山东的“忘不了”公司。 一次“忘不了”之行，真是使我永远忘不了—— 第一个印象是：现今在中国健脑产品市场销售量位居“老大”的“忘不了”的老板谈起生命科学和有关脂肪酸及大脑生理机能时所喷涌的知识叫人万分感叹。从我到“忘不了”公司至离开时的七八个小时里，我们之间的对话谈的几乎都是针锋相对的敏感话题，而刘锡潜先生则始终没有被我问倒过。 问：你的“忘不了”真的就可以让人聪明许多？ 答：应该说：“忘不了”可以使聪明的人更聪明，让不太聪明的人能聪明起来。 问：未必。在没有你们“忘不了”时，爱因斯坦就诞生了，毛泽东也已经领导中国人民打垮了蒋家王朝。 答：是的。爱因斯坦是天才，但如果他能吃上我们的“忘不了”，他一定会感到满意，因为那样他在从事繁重的科学研究时会减少许多疲劳。同样，毛主席在指挥三大战役时如果能喝上“忘不了”，他老人家肯定会休息得更好。 问：据你们所说，学生们吃了你的“忘不了”就会更聪明或者聪明起来，那你一定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因为你掌握着制造“忘不了”精华的原料，即深海鱼油中DHA、EPA、DPA三种组成大脑细胞的核心物质。 答：不能。因为“忘不了”3A脑营养胶丸并不等于3A（即：DHA、RPA、DPA）。“忘不了”3A脑营养胶丸是一种专门针对青少年时期大脑生理发育需要而设计的配方组合，并不是三种成份的简单相加，也并不是只有三种成份。这三种成份是多个组合配方的主要成份，这些成份都是大脑从日常膳食中摄取不到和摄取不足的。如果单用其中某个单质的话，起到的作用，特别是对青少年，效果就打了折扣。我想如果我从小就能吃到“忘不了”这类脑营养素的话，肯定会比现在聪明得多。可惜那个年代没有。 问：你自己经常服用“忘不了”？ 答：研制出来后，我是第一个试验服用的人，从那以后因为有条件，我一直在服用，不但我服用，凡是上下级领导，亲朋好友都向我这里来“打秋风”，弄得我都很为难，为此也得罪了不少人，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问：你真的感觉聪明了吗？ 答：不能说聪明了，但是明显地感觉到脑力充沛了，疲劳减轻了，工作再累也没有过去那种昏沉的感觉，我那一年在复旦大学学习，还同时报考了中央党校的经济管理专业，离毕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要背好几门课程内容，同时还上着另一个学校的专业。最后，我考的成绩相当不错。我现在服用“忘不了”的主要目的，除了增加脑力，减轻用脑疲劳外，还是考虑要延缓自己脑细胞的衰老过程，我怕自己老了得老年痴呆症。 问：你考试能得好成绩，有什么奥妙？ 答：因为我的脑子非常活跃与兴奋，不感觉疲劳。其他人也许就不行了。 问：是长期服用“忘不了”的结果？ 答：有直接作用。 问：那你的孩子也很聪明？考上大学了？ 答：不。我的孩子不怎么聪明…… 问：这不对吧？“忘不了”老板的孩子一定是聪明中的绝顶聪明者。 答：不一定。（很懊丧）我很对不起他们，因为在他们上学的时候我一直没有时间管他们…… 问：那有什么关系！你多给他们吃些“忘不了”不就成了嘛！ 答：（笑）我需要向所有消费者解释：虽然“忘不了”是一种特殊的、有效的大脑营养品，对青少年提高记忆和思维能力有较强的作用。但是，应当记住：营养是基础，努力是条件，二者缺一不可。也就是说，“忘不了”只有在你刻苦努力的过程中，才能发挥出它特殊、迷人的效用。我的子女属于那类不努力的人，单纯的营养对他们并不起根本作用。 问：你自己说这样的话，就不怕影响你的“忘不了”销售？ 答：（笑）我们“忘不了”几年来之所以一直位居全国健脑营养品之首，坚持的就是实事求是地告诉广大消费者一句话：健脑营养品对大脑发育与健康是十分有益的，特别是对那些用脑强度大的学生，也包括你们作家。但它绝对不是惟一可以依赖的物质。人的聪明与天才，创造与智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健康的大脑，二是勤奋的精神。 我们的“第一回合”就此握手言和，但我的心头仍然有许多疑惑的东西，那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保健产品特别是对智力或其它健脑方面有影响的产品，新生的时候都轰轰烈烈，而没多长时间就销声匿迹了？ 我和“忘不了”老板开始了第二回合的较量—— 问：请刘总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答：问题的根本点在于我们商家。 问：具体所指？ 答：最根本点是宣传和质量之间的差距。 问：能再具体些吗？ 答：你不是也看了很多产品的宣传广告吗？可以坦白地说一句：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健脑产品可以确保对所有人都产生神奇的作用，所以任何宣传过头的广告，实际上是在误导消费者，因此最终也害了自己。这就是许多中国保健产品来如闪电、去之无影的原因所在。 问：听说你们“忘不了”是目前同类保健产品中在市场上立足时间最长的一个？ 答：是。我们从1994年引进美国国际天然药物公司的配方至今，在市场上销售已近六个年头，而且连续被权威部门评为“中国健脑第一品牌”。 问：“第一品牌”的概念是什么？是否从销售额和消费者对它的质量认可反馈而来？ 答：这两个方面应该是最主要的因素。 间：能透露些你们为了保障或者为了实现这两个要素而作出的具体努力吗？ 答：可以。首先是产品的质量。一个保健产品，起决定作用的是它有没有科技含量很高功能独到的配方，另外是它有没有生产这些成品的原料与工艺。我们在这三个方面都按国际标准做到了。而那些当年曾经在市场上红火一时的产品惨败的原因，实际上就是它根本不具备上面三个最主要的产品要素。这也是许多健脑和保健产品在市场上“闪电般登场，又闪电般消失”的根本原因。 问：这实在是极其可怕的现象。因为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在那种诱人的广告吸引下，用大把大把的钱从市场上买回一些名不符实的产品。 答：这也是我们作为中国健脑产品企业感到最难过的事。诚实善良的百姓和广大消费者们是并不知道内情的，他们真诚的心寄希望于市场上宣传的那些健脑产品，毫不怀疑电视里看到和听到的那些广告词，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花出去，买回的却是些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的东西，当然会愤怒，而销售产品的企业最终也会得到报应。 间：你是不是对这样的同行的结局有些幸灾乐祸？ 答：完全说错了。个别企业的不法行为或缺乏经营道德和正确的理念，给广大消费者一种受愚弄或受骗的感觉，使百姓对整个中国健脑市场失去信任。一旦这种毁灭性的信任危机全面爆发，我们也会跟着倒霉，尤其像我们“忘不了”这样的企业。消费者才不管你是什么，他们会把所有健脑产品一同视为污水泼出去。从这个意义上，我真不希望市场上有哪一个同行的产品被消费者怒斥。普通人并不知道我们搞企业的平时有多大心理负担。有时因为一件根本与你无关的事在媒体上曝光，你跟着会倒霉透顶，甚至比生产伪劣产品的企业损失还要大，你有苦水只能往肚里咽…… 我听后深表同情，但我还是有点疑问： 问：市场那么杂，竞争那么激烈，有道是同行又是冤家。上面你说的这种不是自己的事却殃及到你们的事可能经常发生。有很多保健产品的市场，谁能说得清楚到底是哪种原因破坏或者说践踏了它。比如，你有什么来证明你“忘不了”的产品就没有问题呢？ 答：当然有。那就是技术与工艺的保障。 间：“忘不了”靠什么来证实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可以让聪明人更聪明，让不太聪明的人聪明起来”的保健品呢？我指的不是那些靠钱就能买来的什么“金奖”证书、什么“技术鉴测报告”，而是外行人也能明白的事。 答：有的。一是消费者在服用任何一种健脑产品一段时间后，那些真正起作用的产品，消费者完全可以从自己的某些明显的变化中得出结论。“忘不了”之所以成为目前“中国健脑第一品牌”，不是靠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而是靠它在消费者中赢得的反馈与连锁反应才立足于市场，并且一年比一年好，这个过程我们已经用了六年时间来证明并且仍将继续下去，这就是“忘不了”的生命力所在。其二是生产相固禚品必须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条件，很幸运何先生你亲自来到我们“忘不了”生产基地，我们可以让你亲眼看一看我们所拥有的生产设备与高技术含量的工艺…… 好，该到了我可以实摸“忘不了”老底的时候了！我提出：能不能带我到你们的生产车间看一看？ “对所有外人，我们是从不允许进入生产线的，因为‘忘不了’的工艺流程生产线目前在全世界也是最先进的，我们在与外方合作过程中有明确规定。但你除外——可以看。因为你不是搞技术的，是文人。”刘锡潜微笑着认真答道，随之便带我到了成品间。 在这里，我看到了国家和山东省、德州市政府颁发给他们的无数金光闪闪的牌匾及荣誉证书。我感兴趣的是，在这儿发现了除“忘不了”系列样品外的其它很多非健脑类产品。主人介绍，“忘不了”隶属的禹王集团共有八个企业，“忘不了”仅是他们打牌子的一个产品而已。“我们之所以能够用六年多时间一步步地把‘忘不了’推向市场，除了对‘忘不了’产品独特的工艺与效力的信心外，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有坚强的实力支持着把这一能够改变我们生命质量的名牌产品推向市场和让它健康地发展。”刘锡潜说。 我有些奇怪：健脑产品现在在市场上卖得多疯！特别是每年有那么多考生买你们的产品，你们“忘不了”又是这类产品中的“老大”，肯定这几年赚了大钱嘛。 “忘不了”的老板对天长叹一声，说：一点不瞒你何先生，“忘不了”从1994年至今，我年年要赔进一千多万元，如今已赔进近亿元！ 我感到惊诧万分，又连忙说：你不要紧张啊，我此次来采访没有任何其它意图，绝对不会在你这儿要一分钱“有偿赞助”和拉什么广告。你得实事求是哟！ 刘锡潜一脸正经：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我这人的为人？ 我心里点头：有点认可。 刘说：“忘不了”从去年的市场销售才真正开始不赔钱的。说赔是指我们搞“忘不了”到现在所投入的资金共超过了一个多亿，加上贷款交税，每年的成本等等，所以说现在我的“忘不了”还是赔本做买卖。 问：这不是违背办企业的目的吗？ 答：没有。任何一家企业都要经历一个短期的投资过程和以后的收益过程。目前我们的投资赔本过程即将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看出我们“忘不了”并不是那种想在市场上捞一把就完事、对广大消费者不负责任的“浆糊”企业。相反，我们不把目前的“忘不了”搞得更好，就企业本身而言，也是绝不允许的。因为如果现在就在市场上砸了，我们企业的损失是最大的。 问：你没有感到危机？或者说有没有担心哪一天中国的消费者不再认可，“脑黄金”现象又一次出现？ 答：当然有，而且我天天都有这种紧张感。 问：为什么？ 答：你写高考的书，却专程来我厂调查“忘不了”的底细，不也说明目前消费者对市场上那么多直接销给考生的“健脑产品”的混乱现象有某种担忧吗？一旦某一类似以假乱真的“脑黄金”、“脑白银”什么的让广大消费者识破，并因此举国上下都出来抵制健脑产品，“忘不了”肯定首当其冲受影响。 问：真是这样的话，你怎么办？ 答：（笑）也不怕。不是说市场就是战场吗？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们“忘不了”经得起这种风浪，并且相信最终能立于不败之地，因为我们是真正的“脑黄金”！ 我们都满意地笑了。我的满意，是因为我看到“忘不了”的经营者是位脚踏实地的让人放心的有专业知识和经营道德的企业家，同时也因为看到了“忘不了”那具有先进的高科技技术水平的庞大设备与车间。刘锡潜满意的是他的自信心。 但是“忘不了”老板也有无奈的“哭腔”： 如今我们“忘不了”面临的最大的无奈和困惑不是来自广大消费者的信任与不信任，而是市场上的那些不正当竞争。刘锡潜说这话时所表现出的愤怒显而易见。“本来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商家可以涉足的竞争市场，但前几年，“忘不了”在我们高考咨询现场摆摊，本来生意大家都可以做，但北京的某些同行采取的做法实在缺乏“首都风范”，派了一帮人在我们的摊前围成一排，不让那些想买“忘不了”的学生家长靠近我们的摊位。去年，他们又跟我们来这一手，甚至做得更过分，结果双方销售人员打了起来，弄得保安人员来劝架。我们在北京保健市场上，占据同类商品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份额。这本身已经说明首都广大消费者是信任我们的，北京的同行们再采取这种极端的行为，实在不是高招。” 在其它地方碰到过比这更严重的情况吗？我问。 刘锡潜立即用了“有过之而无不及”六个字来形容。他随手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张《健康报》、一张《中国消费者报》，还有一大叠材料。“这些材料是‘忘不了’几年中跟别人经历的无数次充满硝烟昧的较量中的一次。因为事情具有代表性，所以介绍给你听听，让你感觉一下我们的苦恼与烦心。”他接着介绍说，这事发生快两年了，还就发生在他们山东本省。当时“忘不了”刚刚向某市进军，而且初入市场就收到了良好效果，百姓非常欢迎，当地技术监督局也通过检测认为“忘不了”属于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产品。但是就在“忘不了”准入该市三个月时的1998年3月3日，当地发行量很大的《生活导报》突然刊登一则由该市技术监督局提供的该市“鱼油市场调查报告”，对“忘不了”产品进行恶意诋毁。“报告”像模像样地列出一张表，在“内在质量”栏中有意给“忘不了”打分时填了个空白，而在普通百姓不明白其意的“标识”一栏里填了“标识不规范”五个字，又在“鱼油”产品价格一栏，赫然标出“忘不了”的价格为最高。“报告”同时把该市生产的一个还未经卫生部批准的假保健产品，列为对消费者的“推荐产品”。技术监督局是代表国家的技术质量衡量权威机构，他们的“报告”一出来，立即在市民中引起震荡，消费者纷纷拿着报纸找到“忘不了”的当地销售商要求退货。十七家“忘不了”的销售药店在解释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忘不了”总部退货，几天之前还红红火火的“忘不了”市场，一下在该市名声扫地。刘锡潜和“忘不了”的职员们还没来得及应付这个市场突然出现的“败局”，3月17日和3月30日，对保健产品和消费市场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权威性国家级媒体《健康报》和《中国消费者报》又将该市同一篇所谓的“报告”刊出，“忘不了”一下蒙受了灾难——由原月销售额两千多万元滑至一千来万元，甚至几百万元…… “地方保护主义本来就够可怕的了，再加上技术监督部门合伙来整一个名牌产品。公理何在？”刘锡潜和“忘不了”员工眼看着昨天还如日中天的企业，一下陷入了全国性的灾难，真是气得连吐血都来不及。他们找到那个曾经发给他们“忘不了”是合格产品的证书，后又在媒体上发布所谓“报告”的该市技术监督局，此时的对方又推说提供检测的不是他们，“要找也应该找代我们检测的水产检验中心嘛。” 刘锡潜怎能咽下这口气，他跑到北京，请教中国政法大学的专家们。专家们说，这是典型的执法部门的犯法读职行为，应该通过媒体向全国披露！刘锡潜不是没想过，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毕竟是自己省里的事，还是通过本省的正常渠道解决”的路，虽然这些地方保护势力，并不是能像吃“忘不了”这样的健脑增智营养品就能对付得了的。 当我建议采用以毒攻毒的方法给对方来个彻底曝光时，刘锡潜摇摇头，说：“我不是没有想过，但最后没有做是有原因的。一般的消费者并不清楚内情的来龙去脉，你在媒体上闹，人家会以为你‘忘不了’肯定自己也有问题才引起争端的嘛。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件好事。还不如省省功夫，把精力放在我们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搞得更好些上。” “那出现其他对手跟你们较劲儿时，你们通常也不还手？” “是。这也许是我们‘忘不了’制造的另一种聪明吧！”我这时才发现，非常实在的刘锡潜和“忘不了”人，有一种能驾驭大风大浪的若谷胸怀和颇得人心的高超技艺，虽然这其中多少带有几分无奈外，但这也许正是“忘不了”今天能成为让千千万万考生和家长们喜爱的保健产品的另一秘诀吧！ 毫无疑问，开发人脑潜能的科学工作和市场运作，对中国的科学家和实业家来说都是一项新兴的事业，肯定会经历一定的曲折与沉浮过程。但作为21世纪高科技时代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刘锡潜先生他们开发的“忘不了”产品以及他们针对青少年学生所进行的智力保健事业，必将使我国未来一代在学习知识、提高脑能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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