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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一问时，正好那天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后的“今日说法”节目里，播出了这样一则内容：北京一个女高中生叫刘瑶，她母亲与天蝶公司签订了一个由刘瑶方出资十万元、公司方出资二十万元、两年之内由该公司将刘瑶培养成影视歌三栖明星的合同，但四个月后，刘瑶本人和她母亲觉得该公司没有什么作为，于是向公司提出退回已交付的五万元“培养费”款项。公司不干，说合同时间是两年内完成对刘瑶的“明星培养”，不予退钱。无奈中，刘瑶母亲把这家公司告上了法庭。最后法庭判定“天蝶公司”没能按照合同内容完成对刘瑶应该做的培训工作，应退回四万元。 《今日说法》持人最后说，此起民事官司，虽然原告刘瑶胜诉，但作为这样的民事案件，它给我们很多反面的启示，那就是：艺术明星这样的人才，并不是靠简单的人为包装培养就能实现的。主持人提醒广大学生家长，不要在培养子女问题上出现不合人才培养规律的错误做法。刘瑶的“明星梦”破灭的节目播出时间正好是新千年前夜。这件事永远留在了过去，但“刘瑶现象”在当今社会还有很多很多，我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来说明：中国目前每年约有二十多万青年在影视圈内淘金，其中女孩子占百分之八十，也就是说约有十六万女孩子在等待着哪一天会像赵薇一样被“伯乐”发现和重用。也许平时我们确实看到生活中一夜成名的人物越来越多，所以才使一些家长为了儿女成才，不断地制造着无数神话和离奇故事。而今确实由于许多所谓的“明星”带给本人及家庭丰厚的物质与荣誉，因而使得无数梦想一夜之间改变命运的家长与青少年们，对明星的崇拜与追求，变得越来越疯狂。 单说赵薇的追星族们的所作所为就能让人气死。一个女孩子听说赵薇要到她生活的城市演出，后来因为知道是个“传言”，于是就跳楼自杀，虽被人救起，仍造成终身残疾。另一个姓李的女孩子死活要让父母到派出所把自己原来的名字改成“李薇”，父母说你这不是神经有毛病嘛！就这么一句话，这孩子就离家出走了，把父母急得满世界找，最后孩子的母亲心脏病复发，死在了找孩子的途中……这些令人痛心和荒唐的事情，不胜枚举。 1999年的北京电影学院因为《还珠格格》和学生赵薇的火爆，在新一年招生时简直空前热闹，着实让学院的知名度“实惠”了一番。本来表演系只招三十来个学员，后来报考者多达四千多名！我一个亲戚在电影学院工作，他告诉我当时招生的场面之壮观、之热烈，听后真让我感到我们这些梦想当明星的家长和孩子们太值得敬佩了。 他说有位广州来的母女俩，前两年曾来过电影学院报名，但因为没有考上，老师有意无意间说了“这孩子还是有些灵气的”，高中毕业的女儿本来可以考进一所文科类大学，也因此放弃了高考，母亲原来在一个公司当出口部经理也不当了，她说把女儿培养培养，以后成了明星“出口”，一夜一首歌就是几万元，一年接上三五个电视片，百八十万元还不像捡似的！为此，母女俩在广州请了几位专业教师当家教，天天训练，花出多少钱不说，光那间原来当客厅的四十多平米房间里的地板都磨薄了两毫米。当她们第三年出现在电影学院时，老师对那孩子的结论仍然是“有些灵气”，那孩子仍然被拒之校门外。女孩子哭得要死要活，当母亲的也不干了，责问老师凭什么不录取“有灵气”的孩子？老师被问急了，说我是怕伤了你们的心，才这样说，可‘有灵气’的孩子并非你们家一个孩子呀！你们看看来报考的孩子中哪个没有点灵气？再说‘有灵气’的孩子也并不一定就适合我们学校的招生要求呀！电影学院的学员还需要其它很多条件，比如文化课成绩，艺术潜力大不大等等。那孩子的母亲拉住老师的手追问道：那你再说说我们孩子到底哪个方面有问题？老师连连摆手，说我哪敢再给你说？要真说了你回去又花几十万元请人培训，如果还是考不上，那时候你们不把我给宰了才怪。那母亲大怒，顺手抄起一根木棍，就往那老师头上砸去：你以为我现在就不想宰你？狗日的，你害得我们好苦，光赔进的钱就是几十万元，还有要不回来的几年时光！ 有一位父亲，说自从看张艺谋导演《红高粱》成功后，他就发誓要让自己的儿子将来也成为大导演。为此，这位父亲从儿子十二岁起，就开始训练他当导演的能力，教他如何摆阵布局，如何策划戏剧情节，如何调动演员情绪等等，那儿子也算是聪明，教什么会什么。后来大了些，到十五六岁了，有一天突然问父亲，老这样练太没劲，得有些真人参加才行。父亲就说那你能动员几个同学最好嘛。于是经过儿子出钱“招聘”，还真来了几个临时“演员”，父亲一看，还行，儿子找的女“演员”还算有点“靓”。管吃管住这是自然的事，父亲掏腰包一天就是几百元。别人嘲笑他傻，这父亲说你们才傻，我现在投资，将来儿子有朝一日当了“张艺谋第二”时，钱算什么东西？一年不挣回几个百万就不是大导演！儿子也很卖力，天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几个女“演员”导演，常常到很晚时间。突然有一天父亲觉得到儿子回屋睡觉的时间了，于是来到“导演棚”里。天哪，自己家的小子正光着身子与一位同样光着身子的女“演员”搂在一起。父亲气急败坏地将儿子从地上拎起来，说我呕心沥血培养你当导演，你他妈狗日的小小年纪不干正事，尽给我丢脸呀！儿子嗡声嗡气地说：我没有不听你的话呀，不是都说要当好导演，先得学会睡女人吗？这个父亲气得差点没昏过去 不知是今天的传媒误导了我们广大学生家长和不懂世事的学子们，还是我们今天的大众媒体过多地崇尚明星并给予他们太多光环的缘故，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与艺术和影视专业沾边的大学越来越热门。如北京的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广播学院这些可以诞生明星的高等学府，成了广大学子和他们的家长追求与奋斗的目标。为了能实现进这样的大学而编织的“大学梦”，我们从每一个考生和他们身后的家长那里所听到的故事，几乎无一例外的可以轻易进入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品之中。 一对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附近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平房里住了八年的东北父女俩，今年即将搬出这间“八年抗战”的小房子，我听到了这位白先生讲述他的“秘密历程”—— 白先生是东北人，身材魁梧，看得出，年轻时是个很酷的男人。事实上正是这个原因，他才有可能被当时下放到东北的一位上海歌舞团女学员看中并做了她丈夫。白先生是实实在在的工人出身，当时在哈尔滨一家肉联厂当搬运工，体力劳动使他的雄性气概更加突出，加上他娶了位相貌出众的上海姑娘做老婆，在结婚的头几年，白先生可谓风头出尽，很快小两口有了一个千金，日子就这么平平安安地过着。待到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可以回城了，白先生为了老婆的前程和孩子的未来，1987年他们一家便搬到了上海。全家临时在闸北区苏州河边租了一间房子过日子。白先生的任务是负责每天接送孩子上学和到一家街道小工厂做临时工。女人是搞艺术的，一出家门就很风光，谁也看不出她生活在上海的“贫民窟”。过惯了那种充满了顶天立地的豪气生活的白先生，觉得上海这块地盘不适应自己，尤其是三口之家的生活实在无法正常维持，孩子是借读生，学校收费比一般的学生要高出几倍，女人收入不多，可每天用在化妆上的费用还得靠他做临时工拿的几个钱补贴。为留与走的问题，白先生没少跟女人吵架，最后俩人达成协议：女人留在上海，他带孩子回哈尔滨。离开上海的那一天，一家三口抱在一起哭了一场，夫妻俩心里清楚，这一别可能就不再是一家人了。第二年，女人给她寄来一张离婚协议书。信中说，离婚的原因不用说了，孩子可以留在哈尔滨，也可以到上海。白先生说什么也没有同意孩子到上海，他把女儿视为生命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从此开始了一个男人艰苦的追求与梦想。 “孩子在气质与长相方面都继承了她妈的优点，同时又从我们东北人的血脉里获得了良好的身材。可以说，先天的条件她都有了。只是她不该留在我这样一个没有一点儿艺术细胞的父亲身边。”白先生说完拿出一张女儿的相片给我看。 “真是天生的明星！”照片上的女孩子，既有南方女孩子的秀美，又有北方姑娘的娇艳，非常出众。 白先生听完我的赞美，颇为自愧道：这孩子如果放在你们北京人手里，现在不是赵蔽也应该是陈红了。 白先生陷入那些令他难忘的往事之中，他说在孩子小学四五年级开始，总有人在他面前说，看这女孩长得多漂亮，将来准能当刘晓庆、巩俐一样的大明星。开始白先生并没有在意，直到有一次，孩子的学校被一家广告公司看中，做了个食品广告上了镜头。广告公司给学校五千元报酬，上镜头的孩子因此得到一件特别礼物。孩子回家跟父亲说了这事后，白先生琢磨了一夜，正是这一夜，白先生决定了一件大事：一定要把女儿培养成全国著名的大明星！ 从此以后，白先生决心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放在培养女儿身上，他心中有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把从离婚老婆身上失去的东西，从女儿未来的光环中追回来！白先生本人对艺术一无所知，但他起码知道两点：一是女儿的学习必须好，二是女儿的艺术才能必须得有专业人士指导培训。前者他自己能做到，那就是严格要求女儿上好每一天的课，做好每一道题。后者他可以通过高薪请人达到目的。为此，白先生凭着强壮的身体，身兼三职，每个月赚回两至三千元来完成对女儿的培养。就这样，白先生带女儿度过了小学六个年头。要上初中了，孩子未来的路怎么走，这可是个大问题。 “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明星。没有大的舞台就不可能出大的明星。”一位诗人气质的音乐教师对白先生说。这句话让白先生整整几夜没有睡好觉，因为有人对他说，你想把孩子培养成全国著名的大明星，不到北京的最高艺术学府学习深造，就等于白日做梦。 于是，白先生作出了一个令很多东北人称道的选择：辞职陪女儿上北京读书。 这是个难忘的日子：1993年9月1日。这天，白先生怀着对北京的一片敬仰和对女儿未来的无限憧憬，住进了北京丰台区的一间农民房子。大城市规定就是多，外地孩子上学只能进私立学校，公立学校不可以上。白先生对此没有怨言，他反认为北京就应该这样严格管理，不过让他不满意的是北京私立学校收费太高，但为了孩子能上完中学，他忍痛把哈尔滨的三间祖传老房子卖掉了，将所得的十二万元的三分之二交给了孩子上学的那所私立学校。 每次接孩子时，白先生看到像潮水一般的接送车队停留在学校门口，他不敢把带女儿的自行车停到附近三百米以内的地方，一旦被孩子的同学们看到了，就等于让自己的孩子受到一次最沉重的心灵打击。白先生听市民指指点点，说上这个私立学校的家长都是大款，心里总是暗暗叫苦。为了不让孩子受到歧视，他在给学校的家长工作单位和职业一栏里填的是“民营经商户”。显然在私立学校里，大多数家长的职业都是生意人，他白先生也算其中一个吧。学校很会刮这些财大气粗的个体经商户的腰包，一到逢年过节，总要想个法子让这些有钱的家长们慷慨解囊。“六一节”到了，白先生又一次被当作家长代表被学校叫去，老师提了个小要求：希望家长们支持学校在“六一”前为迎接上级检查而修建一座游泳馆出点力，“当然是自愿啊，我们绝对不搞强求！”校长非常严肃地向家长们表示，并说一旦发现有强求之意，大家可以向上级教育局举报。马上就有真正的大款举手，说拿出十万元赞助学校。这边刚落下手，那边的另一位家长立即表示愿意出二十万元无偿支持学校。最后有位据说个人资产达十个亿的学生家长一诺而出五十万元。白先生在会上第一次看到了什么叫有钱人，也第一次领略到了穷人的滋味，从此他再不敢参加什么家长会了，他让女儿以“爸爸业务很忙，出国在外没时间参加”之类的话推辞。 其实，孩子上学仅仅是一方面的开支，白先生要负担的远远不止这些。京城的艺术界大腕太多，名人也太多，一个好的老师可以一夜间把自己的学生捧上天，找不到门道，转一辈子恐怕也不一定进得了艺术殿堂的门槛。白先生来北京时间一长，便多少知道些“圈里”的事，为此他给女儿设计好了几套成才方案，先是练习声乐和舞蹈。这两项基本功据说是未来女明星们必须具备的条件。白先生想要让女儿成为最红的明星，自然要找最杰出的老师。 好不容易找到一位收费并不太高却注重人长相的“导师”，条件是学生在学习期间的演出收入归他。白先生觉得这个条件是可以接受的，只是让白先生不放心的是，他总觉得这位“导师”的眼里内容不太对劲。唉，艺术家嘛，不都是那个德行！只要为了女儿的艺术才能有长进，就是火坑也得让她跳进去试一试。为了安全起见，白先生想出一个“高招”——他对那位“导师”说他愿意义务为“导师”家做家务。 “导师”眼睛一亮：行啊，说好了，我不付一分钱哟？没错。白先生保证。 女儿就这样交出去了。但白先生越干越不对头，因为那“导师”在给他女儿上形体训练课时，怎么两只魔掌总是在孩子上身乱摸！ 回到家，白先生旁敲侧击问孩子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孩子说没有呀？于是白先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接着上课吧。 时间过得很快，当白先生又一次将五千元学费交给那“导师”时，对方告诉他说下个月要带学生上南方去演出一次。大约十天时间。白先生一想：反正孩子放暑假了，倒是个实习机会。不过临出门那天，他教给女儿出门在外的几个“注意事项”。天真烂漫的女孩哪知父亲心头的担忧，只顾点头，却并没在意老爸那双眼里隐藏的几多忧虑。 在女儿出去的几天里，白先生心神不定，那天因为想女儿的事而独自呆呆地在冷冻库里忘了出来，结果被同事关在里面，差点出了人命。第二天他便不能上班了，正好这天半夜，女儿突然从外地打来电话，哭着要回来…… 到广东顺德一家宾馆终于找到了女儿。还好，白先生见如花似玉的女儿没有出什么大事。只是这回他再不让女儿跟那个“导师”学艺了。女儿告诉父亲，就是这位“导师”在到广东顺德的第一天晚上，便让她进他房间“陪陪”。开始她并不懂“陪陪”是啥意思，后来发现不对劲时，便哭着要走。那“导师”就大发脾气，狠狠地抽了她两记耳光，气呼呼地对她说：“像你这样呆头呆脑的丫头也想出人头地？哼，只要我在圈内，就休想！” 去他妈的！北京有的是比他强的。走，我们重新找人给他看看！白先生让女儿擦干眼泪。 漫长的六年中学生活之后，白先生由初到北京时浑身散发着阳刚之气的东北壮汉，变成了从里到外透着不堪一击的弱朽之躯。“那是人苦心苦给逼成这样的。”白先生说。孩子在北京一年，学费加学艺的费用至少三万元，全靠他一个人挣出来。在北京当临时工最多的收入一年也就在万把元，其余的钱怎么来的，白先生说他不愿意讲。 最后他终于说出了他的秘密：每年他卖三次血，能得五千元；每个周末外出收废品，一年也在八千元左右；除此之外，他帮过一个小哥们在东北做成过一次大豆生意，赚了两万多元。“总之，除了没偷没抢，什么事我都干过。”白先生说。 同时，女儿自己也想了不少办法，比如她利用一个星期两小时为比她小的同学做家教。她自己的学习用具都是靠她自己挣来的钱买的。白先生很自豪地从一个打好包的纸箱里取出几个不同的书包和笔盒给我看：这些都是她用自己的钱买的。 我抚摸着一个个已经磨破的笔盒，感慨万千地想：也许白先生的孩子，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在“贵族学校”靠自己的劳动挣钱的学生了。 “可是你花了那么大的心血，最后却为什么没有让女儿上艺术类大学呢？”我一直不理解在北京苦苦挣扎了八年，一心想把女儿培养成明星的他，结果在去年女儿考大学时，却把她送进了一所普通大学，而没有送她到他梦寐以求的电影学院和戏剧学院或者是舞蹈学院。 “不是不想，而是有一天我突然感到自己的想法太过时了，或者说太急功近利了。”白说，触动他产生这个想法的是前年他带着女儿去某艺术学院招生现场所看到的一幕。“那天我和女儿本想观摩一下，谁知，那天的一个意外事情使我和女儿都改变了往日的明星梦追求。其实也不算是惊心动魄的大事，这种情景听艺术院校的老师们说年年都可以见到。正因为如此，才真正触动了我和女儿的心哪。那天我和女儿到音乐学院门口看招生，想不到初试的人有几千人！而且这些孩子一个比一个强，女孩子个个长得像花似的，好像都曾在电影电视里见过。结果呢，这些孩子没有多少被录取。我们看到有父女俩抱头痛哭，哭得伤心的程度令在场的人不得不过来劝解。那女孩子一边抹眼泪一边向在场的人说，她父亲已经得癌症三年了，就是为了她考音乐学院，不惜到一个有毒的矿上干重活挣钱才得上的。三年了，他把看病的钱全都花在了女儿的学艺上，这最后的一年，结果她没考上，父亲再也无力到矿上为她挣钱继续学艺和考大学了……那父亲后来不顾脸面地流着眼泪对我们在场的人说，你们也别信啥明星不明星，孩子能有个有幸福的家庭、有个工作做就行了。人死了，还有啥求的？就是儿女成了大明星，当爹当妈的都累死了，能看见些啥呢？就算我们的儿女当了大明星，心里会有欢笑吗？没有，不会有的……” 白先生久久没有从这段往事中收回他的思绪，而我也同样因这个震憾心灵的故事而沉默了。 一个家庭的明星梦的破灭，使白先生父女俩对自己的人生作出了另一种选择。我问他是不是因为别人的失败也动摇了他们的信心？白先生摇头说：“完全不是。我的女儿的先天条件和后天才能都使我有足够的信心。但我们父女俩都一致同意放弃往日的明星梦，觉得这条路现在被严重误导了。如果说大学高考是千万人抢行的独木桥，那么选择当艺术家、当影视歌明星、主持人等职业的路，其实是比独木梳、比钢丝绳更难走。你想，现在高考录取率全国大概是百分之十左右的比例，大中城市几乎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左右。可制造明星的艺术类大学的比例是几百分之一，甚至是几千分之一！我自信我女儿可以成为这几百分之一、几千分之一，但我想，假如我女儿成了这几百分之一、几千分之一，那不意味着由于她的成功而使他人的梦想彻底毁灭了吗？这太残酷了！我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和家庭出现这种被人挤压的残酷，但我也不愿意看到我和我孩子使别的孩子和别的家庭出现这种结果，所以我和孩子决定放弃。而且我也借此希望那些仍在苦苦追求把孩子制造成明星的家长们，早早休战吧！那实在是太痛苦的厮杀，杀害的都是我们自己。” 想不到学问不深的白先生说出了如此动听的警世之言。 人为的制造明星，在今天的中国其实是个很泛滥的现象。据说目前在北京几家电视台“寄生”的编外节目制作人大约有上千人，而他们每人手下的“学生”少则十几位，多则上百位，也就是说北京城里的几家电视台外围至少有万人以上的少男少女（以少女居多）在等候哪一天中央电视台的大门或者北京电视台的大门给自己留出一条缝来，并期望在某“大导”的提携之下一鸣惊人，红遍神州。北京某台文艺部的一位名导不无苦恼地向我诉说，自从他当了文艺部节目的主审后，就时不时有陌生人跑到他家堵他，“你要是不理他们，说不定某个小报就出来一篇文章把你损得有苦难辩；你要是理吧，他们有的是全家，有的是父女，有的是母女，像藤似的缠着你，说是向你送人才来了，把一个大活人往你面前一推，说这是俺家的千金、公子，如何如何的爱好艺术，如何如何的有灵气，又如何如何的向往影视艺术。有钱的，开口便直截了当地说开什么价都行，只要让我孩子能像‘小燕子’一样演部戏。还说赵薇算什么？要是我孩子演小燕子，准比她强几倍。没钱的也一样慷慨，你大导演只要能让俺孩子演个角色，哪怕在镜头里露个脸，我们全家给你做牛做马都行。有一次我实在被一对父母的执着所感动，同时看看那女孩子相貌也确实可以，便有意让她在一个小节目里试着演个小角色。哪里想到，这位自报是高三生的女孩，竟把二百来字的台词读错了五六个地方。我说你这个文化水平以后怎么进大学呀？她说艺术院校主要是考艺术专业，文化课成绩不是主要的。我一听就跟她急了，谁告诉你的？你以为现在还像前十几年考一二百分就可以进艺术院校？美得你！现在，人们都以为唱一首歌，演个角色，露一次面就可以成为大明星了，就可以名扬四方、财源滚滚！这是天大的误导！中国现有专业影视人员不下一两万人，每年又有数百人从大学毕业，能在影视屏幕上闪闪发光的也就是那么二三十个，加上红火的歌手、乐手和其他艺术家不到一二百人，不久前是我们熟悉的大牌名星几年没戏接的比比皆是。就是赵蔽同班同学和比她高几届的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学生，在影视圈里打杂的也有的是。”这位有责任感的艺术家的一番话，足以让沉浸于明星梦的人们清醒了。 在南京，当我讲起电影学院1999年招生的“后赵薇现象”时，朋友笑说这并不稀奇。前一年，电视剧《小萝卜头》的剧组招聘演员引发了一场争当明星的大战。剧组在重拍这部历史题材电视剧时；导演考虑到“小萝卜头”的特殊形象，“要漂亮，看上去要有三四十年代的感觉，弱弱的小可怜的样子，当然孩子还必须有灵气……”原定开机时间快到了，可主角仍没适合的，于是有人提出公开招聘，这样可能选择的面更宽些。《新华日报》、《扬子晚报》透露消息：剧组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小萝卜头”演员，一个三至四岁，一个七至八岁。岂料从剧组透露信息到开机拍摄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全国共有十万余儿童少年经家长们之手，参加竞选“小萝卜头”。最后从这十万余名竟选者中，杭州的小唐天被剧组“一眼盯上”，成为一位“一步登天”的小明星。 一个人选十万人争！可见中国人追逐明星梦多么狂热。 对现实生活浅薄的认识、新闻媒介片面而庸俗的误导，使相当多的一部分学生和家长产生了做明星可以一步登天的错觉，因而在培养大学生的人才道路上出现了许多无谓的投入和盲目的追求，如今，已经到了打开这一误区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十分相信神和喜欢造神的中国人，又特别迷信那些制造天才的神话，可谓是急功近利，使尽招术。记不得哪家电视台报道过这么一则新闻：有一位三十来岁的农民，把自己十二岁的女儿培养成了神童，1998年考进大学，他的招术就是不进学校，因为他的理论是，传统的小学、初中、高中教学目的只是为了高考一关，用十二年时间太长。他便按照历年考大学的要求，自制“教学大纲”，每天把孩子关在一间小屋里进行封闭式教学。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这位家长的孩子很一般，看不出有特别的灵气。但这位把自己女儿制造成“神童”的家长，还真的把十二岁的女儿送进了大学。这种教育路子培养出的孩子，是否值得提倡，暂且不论，值得关注的是，当这位家长把十二岁的女儿送进大学的消息传出后，湖南、江西、湖北等好几个省的家长带着孩子，要求进由这位农民开的“神童学校”。当地教育部门得知后，说这是非法办校，劝说那些送孩子来的家长把孩子领回去，重新进正规学校。谁知家长们一个也不听教育局官员的话，他们说，我们培养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考上大学，至于选择什么方式谁也管不着，只要能保证孩子考上大学，他（指那农民）用什么方法我们都不在乎。据悉这个电视报道后，该农民的“神童学校”又一下多了两倍的学生。几十位来自各地的孩子正在进行着“神童”的教育与训练，有的孩子家长甚至连自己的家都不要了，陪着孩子到当地住下，他们一心期待两三年后自己的孩子能稳稳当当地走进大学校门…… 有人后来问那位农民“校长”为何有此奇想，他的回答很简单：中国科技大学不是也在搞大学少年班？那是国家花大钱在搞，我不花国家一分钱，同样出了少年大学生，利国利民，你们应该表扬我才对头。 有人再问这位农民“校长”：你把女儿培养成“神童”了，她进了大学又能怎样呢？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没有想过她上了大学以后会怎样，但重要的是她比别的孩子提前好几年上了大学。中国的家长对子女们能有什么愿望？不就是希望他们上大学嘛！我的目的就是：我已经做到了。 瞧，有据有理，头头是道。 是啊，中国人对后代的期望，自古至今都是一个，那就是成名成家，“学而优则仕”。也许正是这个不朽的心愿，才使我们五千年的古老教育传统里，总有甩不掉的造神模式和造神本身带来的奇特效应。 现在四十岁上下的人都应该清楚地记得，当1977年国家恢复停止了许多年的高考，数以千万计的青年人狂喜地重新拿起书本，走进新奇而陌生的大学校门时，一位年仅十三岁的少年，也以优异成绩考进了中国科技大学，坐在了比他年岁大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身边。他就是名噪一时的神童——宁铂。这位被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发现并向时任副总理的方毅同志推荐的少年神童，具有超常的智力，两岁半就能背诵三十多首毛主席诗词，三岁能数一百个数，四岁学会四百多个汉字，五岁上学，六七岁开始攻读医书，并掌握许多中草药，八九岁时已经能下围棋、熟讲《水浒》……“请科技大学去了解一下，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副总理大笔一挥，当年12月底，正值全国恢复高考第一年的最紧张阶段，江西省招生办派出要员，直赴宁铂家乡对这位神童面试，结果发现果真情况属实。这宁铂不仅在文学、数学、医学和棋艺上才能超群，还有相当高的实际能力，主考老师跟他下围棋三盘，老师输了两盘。考试结束后，小宁铂还当场提笔写了一首七律诗。 “好好！太好了！有思想，有观点，有文采。此乃真神童也。”考官大人们不无拍手叫绝。宁铂从此作为中国神童的代表，在科学的春天里广为国人传颂。而也正是他这一神童的出现，使得全国各地迅速冒出了无数的神童来。那时中国是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人才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党中央高层人士对智力超常少年给予极大重视，第一个神童大学生班——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便由此诞生。之后，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等著名大学都相继办起了“少年班”，一时间，中国的“神童”到处都是。而像宁铂这样的少年天才的事迹，确实深深地影响和鼓舞了被“文革”耽误了一代的中国年轻人发愤图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信心与决心。 宁铂式的神童，在中国“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极左时期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更给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新华社在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二十周年回眸的一篇报道中这样说：科技大学在二十年间已向全国各地招收共七百一十多名十五岁以下的大学生，已毕业十五届，共五百五十名学生，其中百分之七十二考取国内外研究生，一百多名已获博士学位，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普通本科生。少年班创造了中国教育界的一系列之“最”：十一岁的大学生、十五岁的研究生、二十三岁的博士生、二十六岁的副教授、三十岁的教授，他们渐渐显示出群体优势，在国内外一些著名学府、科研机构和经济领域中崭露头角，担任重要工作。十三岁考进科大少年班的施展，毕业后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一举攻克数学界著名的难题“关于布朗运动的数学模型”，刚届三十岁就已成为法国居里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在美国加州大学的科大少年班学生张家杰是世界上第一位认知学博士……所有这些，都充分让人相信，“神童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的，有辉煌业绩的，特别是在人类社会进入“知本家”时代后，人们对二三十岁的博士在美国华尔街威震世界金融界的一条条诱人的报道，怎不叫国人叹为观止！ 二十多年过去了，关于中国有没有神童，大学少年班的路子是否真的成功了，这些问题一直是人们关心和议论的焦点。而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这样的话题，就在于中国对造神运动始终情有独钟，它源于我们上一辈人对后一代人寄予的希望之巨、之热切，就像希望孩子像“小燕子”一夜成名那样，更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数理化方面有宁铂般的超常能力，中国的各个阶层的家长不免人人都有此心。这就使得“神童”们头上的光环更加神秘。 天才神童真的有吗？ 1999年11月中旬，我来到了如今全国惟一的保留少年大学预备班的苏州中学调查。这也是我作为苏州人第一次踏进这所从小在我心目中非常神圣的中国名校。吴江桥下古运河畔的苏州中学，也许是今天中国几万所中学中建校时间最长的中学了。1035年，四十七岁的北宋大文学家范仲淹到苏州任郡守。范大人在城里转了一圈就选定了一块建宅风水宝地——南园。“妙妙，此地真好，在此建宅，世世代代必生公卿。”一位风水先生在范仲淹面前连连称道。然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回神一想：既然此处风水最好，与其吾家得此富贵，何不在此办所学校，让天下读书人都在此深造而共得此富贵呢？范仲淹不愧是一代名士，他立即将自己的想法上奏仁宗皇帝，请求捐地建学，造就人才。仁宗皇帝甚喜，准得奏章，从此苏州有了学校，“甲于东南”的吴学也由此开始，并一直沿袭至今。范仲淹捐地办学的故事在江南广为传颂，而作为建于此的苏州中学虽几经易名，但其根基在近千年间却始终未移过南园宝地一步。至于这里出过多少名士才人，真可谓不计其数。我只知道仅二十世纪百年间就有孙中山的大秘书陈去病、语言学家吕叔湘、国学大师钱穆；史学家吕思勉、教育家王国维。叶圣陶、政治家孙起孟等一大批学者都在此执教过。在名师熏陶下的苏州中学，莘莘学子中人才辈出。当代名人史学家胡绳、顾颉刚、教育家匡亚明、科学家钱伟长、文学家于伶、严辰、陆文夫和国家女排教练袁伟民等都出师南园宝地。仅苏州中学出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就有三十一人之多，这个数字与北京大学现有的院士数量不相上下。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苏州中学在最近的二十多年里，还为国家教育事业担当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即为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输送少年大学生，是名符其实的“神童”的摇篮。 那应该是个神秘的地方。走进这所熟悉而又陌生的学校时，我猜测着校长是不是愿意接受我这个带着“有色眼镜去看神童”的特殊来访者？不想，倪振民校长一谈“身世”，我们马上成了“自家人”——当年他插队的地方，就离我曾经干过不少年农活的乡村不远。一种天然的亲近，使我有机会比较客观和真实地对中国现存的“神童”现象作出相对准确的结论——我真的很感谢倪校长，他的大智若愚的学者风范使我获益匪浅。 倪校长向我介绍，苏州中学的“大学少年预备班”是当时根据国家教委精神，与中国科技大学联合创办的，始建于1985年。首先是针对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招生后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怎样更好更系统地发掘少年天才？是否从小学毕业就开始抓而不是大学招生时才进行培养等等。故而，苏州中学成立了“大学少年预备班”，客观上成了大学神童们的摇篮。事实上，十五年来，他们也的确充当了这样的角色。倪校长谈起此事颇有自豪感，因为十五年来，每年大学从全国招收的那些特别优秀的少年大学生中，前一至五名几乎都是他们苏州中学出来的，而现在又从大学走向更高学府深造、成为国内外著名人才的，也正是这些少年天才。据说自像苏州中学这样的大学少年预备班建立后，相关大学的“少年班”招生一般不再在社会上直接寻觅与招考了，而是从这些中学预备班里选招，这样减少了很多盲目性，而经历了中学预备班两年时间的系统培养，该是“神童”的也就显露出来了，不像以往某些大学少年班招来的学生，开始确实在某些方面显示出天才智力，可上大学后，渐渐地“神童”不神了，怎么也跟不上同班同学，退也不是留也不是，把本来一个还算比较优秀的孩子给毁了，造成多方被动。从中学预备班招生，就避免了这样的问题。 那么中学的“大学少年预备班”的学生是怎样招来的呢？苏州中学在招收时，由中国科技大学与他们本校的老师共同组成主考委员会，开始是跑到各地去招收，后来那些智力超常的孩子家长和当地的老师、官员都会主动给孩子报名。预备班的学生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年龄。一般来说不能超过十三周岁，同大学少年班入学年龄条件相吻合。二是初中毕业生水平，考生可不受是否是应届生限制，但必须达到初中毕业水平，甚至是优秀的初中毕业生水平，这是为了下一步孩子们能够顺利地接受高中甚至比普通高中更深、更广的知识教育作准备。通常《招生启事》公布后，考生可以自己填写报名，也可以由家长、学校、地方有关机构推荐，这是学校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由学校根据学生情况设置几个考点，进行初试。初试采用笔试，考数学、语文、英语和理化，成绩突出的再进行复试，其比例一般为4：l左右，能进入复试的则有很大可能进入预备班，如苏州中学1985、1986、1987、1988年最初四届的报考人数分别是一百四十五人、一百三十六人、一百五十三人和三百零五人，能参加复试的分别是二十八人、二十二人、二十八人、二十八人。这个比例好像有很大的人为性。倪校长证实了这一点，他说这主要是考虑他们每年只招收二十人左右一个班，“但从初试到复试筛选的比例是符合客观情况的”。倪校长进一步解释说，在复试后仍有一些学生被刷下来，如苏州中学前四届的最后招生分别是二十一人、十六人、二十人和二十人，宁少勿滥是他们最基本的原则。 进入预备班的孩子，用学校比较规范的话说，都是属于智力超常者，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神童”。我特别认真地问倪校长：到底有没有“神童”？他听后笑笑。倪校长显然是位严谨的人，他是这样回答我的：“神童”这个概念在教育和科学上是不存在的，但孩子的智力差异是存在的，聪明与不聪明是存在的。他说他考察“预备班”的孩子时发现，这些孩子与同年龄的孩子相比，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坐得住”。 “同样的小孩，一般上四十分钟课就不行了，有的成绩差的孩子在课堂也最多能静得下心二十来分钟，可预备班的这些孩子就大不一样，他们通常可以认真地听你讲三四个小时的课，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能坐得住的时间相当于我们成人，这就使得他们对知识、对事物的学习与研究比同龄学生要强得多。”倪校长进而给我揭示“神童”的秘密，“从我们的预备班生源来看，所谓智力超常者，他们的家庭环境占主导作用。比如教师的孩子或者在家接触较高知识层次的爷爷奶奶等。应该说，这些孩子中真正属于超常智力者仅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大部分是属于中等、偏上水平。正是由于这些孩子从小受的环境影响，比如一些山区或者条件不太好的地方的教师自己的孩子，他们因为在家没有人照顾，就被教书的父母带进了学校、带进了教室，他们在很小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在开始接受初等教育知识，二三岁的小孩，从人的脑力开发科学角度讲，是非常重要的阶段，而这些孩子正是在此时得到了外界有意无意的脑能开发，所以日后他们的智力就明显比同龄孩子要强。一些有爷爷奶奶关照的孩子也是这样。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神童”产生的根源。当然，先天特别聪明的孩子也不是没有，但那种孩子的比例实在太小。我们招收的几百名少年预备班学生中，可能有那么几个而已。” 原来“神童”并不神呀！只要他们有意无意接受了一种特别的环境，就有可能成为天才神童呀！但是当产生“神童”的过程不再成为秘密，像宁铂三岁时就能背诵几百段毛主席诗词、计算很多数学题在今天很多小朋友也轻易可以做到时，人们迷信和刻意制造与追求“神童”的现象，为什么不仅没有停止而且仍然趋于疯狂呢？ 还是来听听培养“神童”的专家是怎么说的。倪校长在我请他回答这个问题时显得非常严肃，他说：他作为一名中国名校的校长和一个有使命感的中国教育工作者，认为中国这么大的一个有古老文化的国家，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伟大国家，必须有科学大师、必须有政治和经济包括文学方面的大师，这是时代和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所必须具有的，大师可以被认为是某一方面的天才人物，这些天才人物确实有超凡的智慧与能力。但是，这样的天才不是制造出来的，靠刻意的制造是永远出不来的。因此，广大家长们要做的是，如何符合科学的思想与规律，较早较好地进行孩子的早期智力开发，把孩子培养成素质型与专业型相结合的人才，这才是根本的任务。倪校长向我透露：目前中国各大学的少年班已经越来越少，只有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少数几所大学还在保留。曾经各地都蜂拥而上的“大学少年预备班”现在基本都停了，只有苏州中学还坚持着。他们之所以坚持办下去，是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他们已经办了这么多年，积累了不少经验，二是中国如此一个伟大的国家，确实有一些非常超众的人才需要发现和对他们进行早期的有系统的培养。三是中国是个教育大国，其教育模式不应是单一的，应该丰富多彩些。 “目前办少年预备班有很多困难，好多学校办不下去是有客观原因的，比如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对孩子入学年龄限制很死，这样要在十三周岁前就能完成初中毕业学习并不容易，而大学少年班的最低年龄定在十五周岁。其二是少年预备班的投资是普通高中班的三倍，一些学校很难承担起这样的负担。生源也是个问题，我们最多一年有五百多人报名，现在只有六七十人报名……另外，现在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个人独立生活能力不断下降，高考又开始改革，以前大学少年班参加高考是不考政治的，3＋X就不行了，这些都是使少年班越办越难的因素……”倪校长坦言苦恼。 看来，二十余年的中国的“神童”之路由兴到衰，也说明了：真正意义上的天才少年，并不是靠人为的制造就可以产生出得来的。正如苏州中学倪校长所言：是天才的，我们应该给予特别的发现与培养，不是天才的，我们也不要刻意去制造和折磨孩子们，让后一代在符合科学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成长，这是最重要和最可取的。 在每一年高考中少一些“神童”，多一些优秀生，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家长就都该知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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