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目录 |
漠漠无垠的宇宙，一颗小小的蔚蓝色的美丽的星球在悠悠地旋转。 这便是人类世世代代休养生息的地球。 本世纪50年代，中国一位伟人讲过，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人们有个球籍问题；搞不好，中国将被开除球籍。伟人的这个警告，伟人似乎自己也未重视（也许他并不相信），因而中国没有能由此为“球籍”问题去拼搏、奋斗，却掀起连绵不断的一浪高于一浪的“人与人斗”之大潮，以达到“其乐无穷”的境界。结果是，迎来了“史无前例”、掀天翻地的狂飙巨浪的到来，差一点把中国这条航船弄了个底朝天。 当我们这个星球悠悠地转到本世纪最后一个龙年，即当人类站立在21世纪门槛上之际，又有人提出中国的“球籍”问题。此次提问题者，不是伟人（伟人早已故世），而是一些记者、编辑，还有一些教授、研究员、专家学者，即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列举世界银行年度报告中足以使我们这些“龙的传人”触目惊心的数字，如： 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28个国家中排位，总是徘徊于倒数20多位，与世界上最落后的非洲穷国索马里、坦桑尼亚相近；若与先进国家比，仅是日本的1/330，美国的1/335，瑞士的1/340；而这个水平，美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经达到。 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NP）占世界的份额是4.7％，而1980年下降到2.5％； 196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NP）与日本相当，而1980年只占日本的1/34，到1985年下降到1/35： 196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中国4600亿美元，而1985年超出额达到了36800亿美元。 他们发出振聋发聩的惊呼： 中国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在继续拉大！ 世界已向我们亮出“黄牌”！ 中华民族最紧要的还是“球籍”问题！ 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球籍”！“球籍”！1988，中国知识分子关于“球籍”问题的忧思年！ 然而，当以龙为标志的1988年带着一身疲惫悄然离去时，我打开笔记本，翻阅不久前我到几个大学中采访的札记。我忽然发现，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多么微弱！尽管他们是在加大音量呐喊！惊呼！呼吁！嗓子爆破，喉咙生烟，却总盖不过丰田、皇冠、奔驰卧车的嘀嘀声，美酒佳肴公费宴上碰杯的叮当声，豪华大厦里自动空调的微微呼吸声…… “球籍”问题确实令人心忧，但更令人心忧和可怕的是浓雾一般弥漫的那种“隔江犹唱后庭花”式的麻木。 要有一声能够震醒深沉麻木的炸雷才好！ 1988年，北京大学度过了她的90华诞。 90年，弹指一挥间。北大，这个“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这个产生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最优秀学者、民族精华的最高学府，在她的诞辰之年，向10亿中国人又奉上新的光彩夺目的累累硕果——科研、学术上的5个第一，即：中国管理科学院首次利用科学计量指标发布学术榜，从全世界近4000种最有权威性的杂志上检索数据，北京大学名列中国（包括台湾）第一；第三届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共179项，北京大学独得16项，在全国又为第一：国家教委颁布的1987年科学进步奖，北京大学获一等奖数和获奖总数第一；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评选，北京大学以8个特等奖、59个优秀奖的突出成就获第一；北京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评奖，北京大学又夺第一。 蚕吐丝。蜂酿蜜。 吃的是草，吐的是奶。 北大教师呕心沥血。 你要知道北大教师的辛劳吗？你只要看看北大深夜的灯光。晚上十一二点钟到凌晨一点这段时间，你到校园宿舍区，到蔚秀园、畅春园、中关园、红四楼、黄庄等等地方，你看到哪扇窗户还亮着灯光，那必定是北大教师的住处，灯光下必定是熬得眼红的北大教师。这不是我夸张。我是老北大，我知道这是北大教师的传统。不信你敲门进去瞧瞧，准没错。至于你要我讲讲北大教师的生活情况，我一个字就可以回答你：穷。这也不是夸张。本人兼北大教工工会工作，又是分管福利的，回答这问题有点权威性。据统计，北京市人均年工资为1343元，北大教师人均年工资却只有1227元，低于北京市116元；中、青年教师人均年工资更低，才800多元，和北京市差距更大。这部分人，教学、科研是超负荷的；上有老，下有小，赡养抚育是超负荷的；经济支出是超负荷的。这么多超负荷，钢铁也要折裂，人能不垮？北大病的、死的大多是这些人。去年上半年调查，北大教师患病率达24.5％，而中年教师的患病率为26.9％；校医院登记的50名癌症患者中，教师就有23人，其中中年教师占17人。1984、1985两年北大死亡36人，教师占一大半，为22人；其中副教授、讲师又占死亡教师的大半，为17人。中国知识分子“价廉物美”，却不“经久耐用”。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穷能致死。然而中国知识分子是穷惯了的，好在他并不怕穷。所谓“安于清贫”，“安贫乐道”即是。长铁归来兮出无车？可以。生就两条腿可以走路，可以蹬自行车，可以冲锋陷阵去挤大巴士；长挟归来兮食无鱼？可以。酱菜萝卜干，茄子白菜保平安，缺少点动物蛋白不在乎。可是，长挟归来兮居无宅，或者“宅如笼”（对不起，我把有些大学教师狭小的住房称之为“笼”，失敬之至，然而却很真实），就难以忍受了。知识分子怕就怕在这个“居无宅”或者“宅如笼”。自从有巢氏发明房屋以来，房屋便成了人类区别于兽的生存空间。人类的吃、喝、拉、撒、睡和自身的繁衍，统统离不开这个生存的空间。大学教师，人也；而且人之师也，总不能“居无宅”吧？再说，不是“安贫乐道”吗？大学教师所“乐道”之“道”，当然是教学和科研。教学、科研起码得有个备课的地方吧？得有个可以看书伏案的地方吧？要求极低，一张书桌的方寸之地而已。在如“笼”之宅里，又如何能“乐道”呢？可是北大，中国堂堂最高学府，至今还有不少教师处于“居无宅”或“宅如笼”的境地。我说的这个“不少”，不是几户，不是几十户，几百户，而是上千户。不信？有据为证。去年《北京日报》报道，北京人均居住面积达6.7平方米；而北大去年9月调查统计，北大人均居住面积不足6平方米，远低于北京人均住房面积。现在北大有近600名青年教职工领了结婚登记证，却无房结婚；有近百名结了婚，仍然“居无宅”；其中不少人有了孩子，因无住房，孩子报不上户口，买不了油粮。有近800户拥有20多年教龄和工龄的副教授、讲师、职工，居住的是一间或一间半如“笼”的斗室。 已登记而未成婚的无房者，盼房盼得望穿秋水，这且不说。那些已结婚的无房者，少夫少妻，各守孤灯，鹊桥难渡，实在有点不人道。于是便出现了“周末鸳鸯度春风”之景。即：集体宿舍同室中，一人是已经结了婚的，另一为未婚者，一到周末，看在哥儿们情谊分上，未婚者回避一宿，让一对鸳鸯做上一次巫山好梦。如果同室中两位都是已婚的无房者呢？那更好，机会均等，此周末我让你，下周末你让我，谁也不欠谁的情。 户口，对每个中国人来说，有如贾宝玉项下的通灵宝玉一般，实属性命交关。无房户生下孩子报不上户口，便不能购买平价油粮。区区教师工资，哪能受得长年累月的黑市高价？没有户口的孩子也上不了托儿所、幼儿园，进不了学校。于是，北大便又出现了“厕所户口”、“影子户口”、“口袋户口”等等奇事。其实，说奇也不奇。比如，校内某幢宿舍楼住户已满，无法再安户口。正巧大楼旁有一公共厕所，便把这厕所编上门牌号，无房者把户口安在这门牌号上，人们便戏称这为“厕所户口”。也有干脆把户口报在那住户已满的大楼里，自己实际仍在集体宿舍，这户口便为“影子户口”；此类户口并无房屋的依托。房屋是虚构的，人是实在的，人即户口，所以又称其为“口袋户口”。这还是学校和派出所再三通融，行上天好生之德，给予教师的一个瞒上不瞒下的照顾。虽然如此，能报上上列户口者，占有孩子的无房户的比例也是微微。 至于那些已获得如“笼”斗室的副教授、讲师们，其境况比无房者也好不了多少。这些人一般年纪四十大几，五十左右。有一至两个孩子。孩子半大不大，都上学了，懂事了。挤挤轧轧安上一张小书桌，要和儿子女儿轮番用。夜里睡觉，床靠床（也有全家只睡一张床的），说句大白话，夫妻俩连做爱也无法做。一个大小子或者丫头睡在边上，你夫妻能做爱？有位副教授对我说，他很久不过性生活了。孩子懂事啦。躺在旁边，你知道他是睡是醒？有善谑者问孩子： “夜里你听到什么、看到什么没有？” 孩子睁大眼，没明白。 “我问你夜里看到你爸你妈做什么了？” 孩子脸涨得血红，“呸”了一声逃了。 这玩笑开得虽说有点无聊，可旁听者心中凄然，怎么也笑不出来。 极度狭小的生存空间，把人性遏制、压抑、扭曲到何种地步！我真佩服我们中国人的忍受力。 北大，我们这个庄严而美丽的学府，神圣的科学殿堂，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不等式。北大教师人均收入低于北京市人均收入，是不等式；北大教师人均住房面积低于北京市人均住房面积，又是一个不等式；北大教师对国家、社会的巨大奉献与国家、社会对北大教师的给予，更是一个不等式，教师付出的辛劳和为维持精力、体力所需而得到的补偿，仍然是不等式。你到我们北大一些教师家走走，你无论敲开哪一家门，你都会发现不等式的存在。 怎么样？试试如何？ 床，有单人床，双人床，还没听过有三人床。 然而北大物理系讲师赵一广家睡的就是三人床。夫妻俩和13岁的女儿，一家三口就睡这一张三人床。 爱人也是物理系讲师。中国教师的工资虽低，两位讲师的收入总是可以再买一张小床的。可是，13平方米的空间，再也容纳不下小床的位置了。 书、书橱、箱子、衣橱、碗橱、小桌、盆、桶、罐、椅、木凳，宛如物质的原子排列一样，排得紧紧密密。如要取书橱里的书，先必须搬开挡住书橱门的半截橱；要搬半截橱，先必须搬开挨着半截橱的那张直径50公分的小圆桌；要搬开小圆桌，先必须移开木椅；而木椅上又有堆得金字塔似的书，于是先要搬书，才能移动木椅。真是，动一书而牵动全屋。那张三人床一面靠墙，三面都挤塞着东西，活像楔子一般塞在屋里，哪能再安小床？ 三人床，正确的名称应为三人睡的床。因为它实际仍然是普通的双人床。女儿个子长得和妈妈差不多高，双人床如何能容三人？于是两位物理系讲师采用了原子重新排列、组合的方法：原来是顺着床的长度睡的，三人改为顺着床的宽度睡。但人体的长度超过了床的宽度，睡下来又双脚悬空，如何吃得消？于是，便临时顺着床沿垫着一块狭木板。为了扩大空间，那木板在人起床后即撤。 “从女儿出生，到长大，现在进了初中，我们一家睡三人床，睡了13年了，看样子还得睡下去。”讲师苦笑说。 我进门时早已过了午饭时分，讲师和女儿还在小圆桌上吃饭。女孩儿长得白净精瘦，细长条型，貌颇如父，匆匆吃完，便上学去了。讲师也放下碗，奉茶待客。 小圆桌上仅有一碗吃剩下的煮大白菜。 讲师说，他爱人到学校实验室做实验去了；她一做实验就是一整天还带个早晚。常常是两包方便面或者两只面包，便为她一日的餐饭。讲师说，家里饭菜也简单，什么方便，什么省时，就做什么饭菜，因为他的时间也极紧张。 “我是物理系85级级主任。每星期还要上4节大课。还有科研任务（我是研究半导体激光的，我在搞‘激光测距’的科研，这是填补国家空白的项目）。还有编讲义，写学术论文……我恨不得每天24小时都能工作才好。我把生活简化到最简单的程度，我没有星期天，我从不度假日。孩子埋怨我：‘爸，你就不能带我去一次颐和园？’我实在舍不得时间，只好狠狠心。想来，我对孩子十分内疚。但更叫我对不起孩子的，还是这张三人睡的床。” “孩子老问：爸、妈，我都这么大了，什么时候让我单独睡张床？ “我和她妈只得骗孩子：‘快了，快了。’口里这么说，心里难受得直打颤。” “不错，我们国家穷，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我去年到过锡兰，也就是斯里兰卡，亚洲著名的穷国，那里科伦坡大学的讲师，一家住一幢屋。今年我去意大利参加‘半导体激光与集成光学’国际学术会议，访问过他们的大学，那里的讲师、副教授、教授住的是花园洋房。意大利我们固然比不上，为什么连亚洲穷国斯里兰卡也比不上呢？” “其实，我们国家这么多年造的新住宅也不少，北京就竖起许许多多的高层住宅大楼。可你看看里面住的，有几户是大学教师？很多还不是些有官职的住，或者是有官职的子女，甚至子女的子女住，大干部中有像我这样睡三人床的？” “我八十多岁的老岳母，不幸把腿摔断了，家里没人，想来女儿处有个照应。可我这里能来吗？只有这张三人床。” “去年我回老家河南探亲，我老母亲想跟我来北京玩玩。她说，儿子在北京当大学教授，做娘的连一次北京都没来过，岂不太亏？可来了怎么住，我只有这张三人床。” “两位老人最起码的愿望都没能实现，她们心里难受，我和我爱人心里能好受吗？” “在今年意大利的国际学术会上，我带去了两篇论文宣读，得到好评，后在一大学实验室做实验，那实验室主持人，一位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家要我留在他那里工作，做他的助手，可我拒绝了。我回来了，回来睡我的三人床。” “人也怪，我害怕睡这三人床，可偏偏要回来，莫非我家和这三人床结下不解之缘？” “孩子仍在一天天地长大，我家三人床不知还要睡多少年月？真叫人寒颤。说实在话，我现在真想出去，想到邀请我的意大利去。” 至此，讲师叹了口气，像自语，又像问我： “何时才能不睡这三人床？” 我默然，无言以对。 他在讲坛上倒下去了，再也没有起来。时年48岁。 《北京日报》在一篇报道中赞叹：“在这讲坛上，也有那血染的风采。”指的就是他，北京大学无线电系副系主任、副教授杨同立的猝然辞世。 这位为我国通信卫星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中年科学家，这位曾获国防科工委科技二等奖以及科技进步一等奖的优秀学者，这位为学生们爱戴的老师之死，令人们震惊而悲痛。 无线电系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以校长丁石孙为首的校领导都来了。追悼会的悼词对死者作了热烈的而又感人的赞颂： 杨同立同志以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卓越的才能，朴实无华的作风，在困难的条件下，取得多项优秀成果……扬同立同志为我国科技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国际学术活动中，为我国取得了荣誉。他的全部心血，都洒在我国科技、教育事业之中…… 这简直是一篇英雄的颂歌。 副教授遗下了在另一大学做讲师的妻子和一个年仅13岁的未成年的女儿。 追悼会开过，丧事办完。对这位“全部心血都洒在我国科技、教育事业之中”的死者的遗属——未成年的女儿，按规定需发遗属生活补助费，以使遗孤的生活得以保障，健康地成长。这也是对九泉之下的人一个慰安。 每月补助多少钱呢？经有关部门议定，竟是一元人民币。 决定传来，死者家属，初则悲愤，继而木然；死者同事，初则惊愕，继而哗然。从助教、讲师到副教授、教授，莫不心寒。 中国知识分子固然“价廉物美”，也不致“价廉”到如此地步！ 一元人民币，在80年代的中国，其市场的实际价值为： 仅够在王府井小摊上买一串冰糖葫芦； 或在小食品店购两只面包； 或在早点铺里买5只油饼； 或在糖果店里买10块夹心水果糖； 或在叫卖冰棍的小推车上买两块花脸雪糕； 或买一串现烤现卖的羊肉串…… 13岁，正是孩子的生长发育时期。身为“遗属”，亦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吃、穿、住、用，读书上学，无一可缺；难道拿这一元人民币去作“画饼充饥”用吗？ 我见到了副教授的妻子。 副教授去世两年了，家里特别清冷。她是讲师，刚刚下班回家，未来得及生炉子，更觉寒丝丝的。女儿15岁，个子一个劲儿地拔高，可白苍苍的脸色，显得羸弱，却很懂事。她和客人说话，女儿默默地热情地给客人递茶送水。 “同立是活活累死的。他像一部不停飞转的机器，一直超重负荷地运转。” “他是分管全系科研的副系主任，还上大课，还带研究生，还为国防科工委搞科研项目，参加通信卫星的研制工作。他没有休息日，寒假暑假没有他的份，他太忙。他父母在天津，天津离北京两小时路程，他就是没时间回去。在他去世前那个暑假，他终于去天津探家了。原想多呆几天，可才呆一天，便又回北京了。学校科研经费下来，系里要他研究安排。接着便出差，去湖南开科技会议。到那里就病了。从湖南回来，到家是夜里11点钟。第二天一早又赶赴山西太原。那里有国防科工委项目，某通讯兵部队的仪器设备等待他调试哩。他就在那露天院子里，站着干了一天一夜。从山西回来就上课。上完4节大课，又去沙河开鉴定会。从沙河回来，感到脸发麻，特别想睡觉。可还是每天上班，在系里忙。 “我要他看病，他说没时间。他从来都是这样：要他今天去医院，他推明天；到了明天，又推后天；到了后天，又推再后天，总是没空，最后还是不去。他舍不得时间，这次我可发急了，不去不行，他才同意让我给他挂号。我在西苑中医研究所给他挂的专家门诊，挂号费两元，他后来知道了，埋怨我不该花这么贵的挂号费。” “他10点钟下的课，匆匆赶到医院，两手粉笔灰，拎着个破提包，让大夫看病，大夫要他休息，他自以为是受了风寒，说没关系，照样上班、上课。万没想到，那天在课堂上倒下，就再也没能起来。” “我和女儿怎么也想不到他从此与世长辞。他走得那么猝然。病危之际，他向探望他的同事嘱咐了系里的工作，却来不及留下对亲人的嘱咐，便离开了我，离开了刚刚给他喂饭后匆匆上学去的他最心爱的女儿，离开了人间。” “同立是活活累死的，他给国家、给人民作出了贡献。他没有虚度年华。与地球同步的通信卫星上有他辛劳的汗水；他的智慧、才能、全部心血都献给了科学和教育事业。可是这一切，在中国有些人眼里，又值几何呢？除了追悼会的悼词外，几乎不值一钱。” “我实在想不到，他们给同立的遗属生活补助费每月竟只有一元人民币。开始我简直不相信我的耳朵，后来他们解释了给一元钱的根据，原来我当时的工资为78元。按北京市最低生活标准计：大人生活费为50元，孩子生活费为29元。就是说，按最低生活标准，我和女儿生活费每月79元就行了。而我的工资收入已达78元，差额只少一元，所以只发遗属生活补助费一元。” “他们就是这个逻辑，还有更叫人气愤的。他们后来再算算，我们娘儿俩，还有5元猪肉补贴收入未计算进去。这5元加上我工资78元，就是83元，还超过两人的最低生活标准4元呢。既然超过，后来连这一元钱也不补了（所以我说，同立的死在一些人眼里不值一钱）。” “据说，这是制度！天哪，这是什么样的制度？这是哪一家的制度？” “我悲伤，气愤极了。北大无线电系的老师们也都心寒透了，忿忿不平。” “眼看要激起众怒，也亏这些执行制度的人，想出了一个通融办法。同立有老人，学校给老人每月增加生活补助费12元5角，这12元5角就转发给孩子。这样，我们这孩子——死者的遗属，每月才得到这可怜的12元5角，这还是假冒顶替得来的。”“制度，我要问问这制度，为什么为国为民活活累死的知识分子，他的妻子、女儿非要按照最贫困的水平线生活？” 已故副教授的夫人含泪激愤地问。 我看到那个女孩，那懂事的文雅的可爱的女孩，默默地站在一边，睁着一双忧郁的大眼，仿佛在寻找答案。 我不由感到一阵寒颤。 我不知怎么离开那座冷冷凄凄的屋子的，回到住处，我耳里还在响着已故副教授的夫人的带着激愤的呼问，脑子里仍浮现着那女孩的一双忧郁的大眼。 我在想：如果杨同立不是副教授，而是带“长”字号的官员，比如什么“处长”，“局长”、“部长”等等，去世以后，他的遗属会过最贫困水平线下的生活吗？ 我在想：如果杨同立不是拼命地、忘我地工作，而是像许多“公仆”那样，“一杯茶，一支烟，一张‘参考’看半天”，悠闲自在地上班，或者打着哈哈“研究研究”，或者不着边际在文件上圈圈画画，怎会如此早死？不死，其妻、其女，怎会过如此贫寒的生活？ 然而我又想：如果……如果真是像如果那样，杨同立便不是杨同立了，便不是中国知识分子了。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是杨同立式的，因而也是苦命的。因而其妻、其女也就难逃苦运了。 住在蔚秀园的哲学系讲师王宗呈建议我看看北大被称为贫民窟的28、29宿舍楼，那儿住的大多是有博士学位的讲师。 王宗呈是在他那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间外面的公共过道接待我的。他爱人也是哲学系讲师，正在房间里那张惟一的小书桌上伏案而书，她在赶写一篇纪念1989年“五·四”运动70周年的重要论文。 王宗昱笑说：“她在房里写，我就只好在这里写，或者会客。”他指指过道上一张小矮桌。 我发现几乎每家房门口的公共过道，都堆着许多杂物，杂物丛中都有一张或方或圆的小矮桌。从过道走，必须侧着身子横行。 “一到晚上，这过道可热闹。这些小矮桌上，都有人——或男或女。或翻书阅读，或伏案疾书，忙个不停。呶，我隔壁这一位，是搞核物理研究和教学的，为写一篇到高能物理研究所宣读的论文，昨夜在过道小桌上写到深夜一点。我搞《梁漱溟思想研究》、编《宗教辞典》、《佛教辞典》，好多时候就在这张桌上动笔的。”王宗星说。 这儿住房够狼狈的了，难道28、29宿舍楼还要差？ 我怀着好奇心来到28宿舍楼。这儿除了房间比蔚秀园王宗昱等的住房更要小些（只有9平方米左右）外，并无特别之处。可当我走了几家，才知道这儿不少属无房户，是借住的。许多人只有集体户口，而无家庭住户户口。地质系讲师董熙平博士便是其中之一。他44岁，结婚十多年，还是借住。一个10岁的孩子至今还未能报上户口。 董博士没有和我多谈房子，却大谈他那倒霉的博士学位。 “我一共读了23年书。小学6年，初、高中6年；大学本科我读了5年，然后3年硕士生，再3年博士生。我没想到，书读得越多越倒霉。我妻子，我弟弟妹妹，我的同学，谁也没有我读的书多，可谁都比我好。” “我这个讲师、地质博士，月工资105元，加上其他杂项，实发136元5角。我爱人读的电大，文化低我这个博士一大截，可她的工资加奖金比我月收入整整高一倍。” “我弟弟只是个初中生，在外贸公司当统计员。他的月工资180元，加奖金，超过我一倍还要多。他既未出国，又未当倒爷，冰箱彩电样样俱全。可你看我这博士房间，却一贫如洗。” “我妹妹也是初中生，工资也比我高一倍。而且和我弟弟一样，房子都解决了，都是两居室。我这个博士，孩子10岁了，他至今还无户口。” “我大学同学，没有考上硕士博士的，都比我帅得多。据我所知，当局长级的就有两位，处长级的10位，有一位学习成绩很差的，现在当了国家某部某局的处长，住的三室一厅的新房，有直拨电话。最近高级职称也戴到头上了。而我这个博士，才是讲师。其他一无所有。” “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读书非但无用，而且读得越多越倒霉。” “我弟弟和我开玩笑：你这个博士值多少钱一个？” “我没有生气，只觉得有点悲哀，为我们国家悲哀。21世纪，世界的挑战是科学的挑战，知识的挑战，我们国家对知识、知识分子轻贱到如此地步，将来能够在世界上站住脚吗？” “现在学生不愿读书，厌学思想严重。上课看小说，下课玩牌，多的是，我教两个班。一个21人的班，有一大半人不愿读书；一个19人的班，也有一半人不愿读。” “我能批评他们什么呢？他们只要回你一句话：老师，你读了23年书又怎么样呢？还不把我顶闷？” 博士真诚、坦率。话里含怨，更含着深深的忧郁。为自己，为国家。 29宿舍楼离金三角不到一箭之遥，金三角是北大学生著名的活动窗口。经过金三角，我马上被那长长的玻璃橱窗及公告栏里贴满的五花八门的广告、招贴、启事等等，锁住了脚，好热闹啊！ A级红棉牌（GUTTAR）吉他 弹唱型、古典型 正宗名牌，价格合理，欲购从速 222/40楼 批发贺年片，价每张0.33元 请到309/33楼 瑞雪来临，光华相机，保您青春 价125元。喀嚓喀嚓，大棒了。 17楼415室 迷你发廊—— 最新潮流 漂亮潇洒 随时等待光临。 xx楼xx室 桑巴书屋：38楼424 花几毛钱即可领略另一种洒脱的人生 名牌旅游鞋，中美合资生产 NIKE鞋底，尼龙绸面，式样妙不可言 周末：八人乐队、舞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哪位好心人拾到借书证××××××××号，敬求赐还 ——不敢劳驾你送到34搂××室，只要通知本人即可。 我一张张看，又细细一数，共有招贴、海报87张之多，但与学习有关的只有两张（一为比较文学讲座的海报，一为北大中国留学生研究会的启事），另有三张关于遗失和招领的，其他82张俱为形形色色的广告。 这许许多多既非勤工又非俭学的商业广告，几乎使我怀疑，我是否身在学术空气一贯浓郁的北大校园之中。 这是不是博士说的那种“厌学”之风呢？ 1987年年底，物价问题已很严峻。到1988年，物价便有如决堤的洪水，一泻千里，势不可挡。中国大学教师们那道“安贫乐道”的薄薄防线，早被冲得落花流水。许多人委屈地遏制住清心寡欲之志，亦“为五斗米折腰”，搞起“创收”来。数系主任们最为辛苦，他们为了给教职员工多几元奖金，以贴补菜篮子之不足，到处奔波。上海复旦大学微生物系主任奔赴江南各地，兜售新研制的味精新菌种；法律系主任，踏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从邯郸路踏到徐家汇，从徐家汇踏到曹家渡，联系举办法律函授班事宜；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和写作教研室主任，一会儿苏北，一会儿深圳，办培训班，搞讲授。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利用学校体育馆，晚间开起舞会；南大、北大、清华的一些理工科，和工厂挂钩，出售技术专利，或担当技术顾问；外语系迎出国热之潮流，办“托福”培训等等。然而能创收的系科，在大学中毕竟还是少数。如属基础理论的纯理科，抽象理论的哲学系科，古籍整理研究系科，天文、历史、地理、地质等等系科，都是难以创收的，那只有干瞪眼白着急了。不过其中也不乏能人高士，竟能从无路可走的境地，寻出一条创收之路。如复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他们从《易经》的整理，联系到太极，从太极，联系到阴阳八卦，联系到气功的研究，于是办起了气功理论学习班，居然报名的不少，竟也创了收。这可算发挥自身优势发挥到了家了。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似乎没有这个好运。 一开头，系主任和系工会便发动教职工讨论历史系的创收之路，要大家献计献策。从助教到教授，先生们热情很高。历史系是穷系，平时极少奖金。物价猛涨，总得改善一二。于是，有先生提议，利用历史系熟知古代历史之优势，办一仿制古代文物的小工厂：工艺简单，只要制一套模具，废铜烂铁塑料皆可浇铸，最后用古铜色的漆往上一刷即成；本少利厚，大可一试。大家一考虑，好是好，可堂堂大学教师，每天课罢，到小工厂去刷漆，究竟不雅，否定了。于是又有先生提议，不如在学校附近，开一仿古酒肆或饭馆，可按《清明上河图》里的风情设计，宋代装饰，服务员一律店小二打扮，因有特色，可以提高收费，定有利可图。大家一考虑，谁去当一身店小二打扮的服务员呀！又否定了。还是从历史回到现实吧，有人提议搞短期行为——经商比较好，那是短平快，可迅速见效。但经商经什么？也说不出个名目来。最后让大家各找关系，多方联系，以便找到一个好项目。 好项目果然来了。一位先生通过七拐八弯关系，说从安徽可以批到五吨猪肉（一万斤）。眼下龙年春节将临，谁不想买些猪肉过年？批零差价，足可赢利。教授卖肉，虽属不雅，然这是道地的短期行为。他们乐观地估计，光学校师生，就有好几千，还不一抢而空？数日之间的事，谁还记得你雅与不雅？于是拍板。 不料猪肉姗姗来迟，那一万斤猪肉运到的时候，学校已放寒假，学生和家在外地的教职工已走得精光。 猪肉堆在系办公室对门的小屋里，塞得满满一屋。销售极其不佳。尽管系副主任和系办公室主任亲自上阵，仍然所销无几。于是只好在校门口摆摊外售。那摊儿又不敢摆得突出，怕税务所查税，只是半露半缩，恰似“半抱琵琶犹遮面”；吆喝叫卖声绝不敢像讲课那么高，又要引人注意，又不敢提高声调。 偏偏老天又不帮忙，气温一直在零上打转转。那堆肉的小屋里竟冒出了气味，门板下流出了血水。不好，冰冻的猪肉化了。降温，赶快降温。办公室主任找来夏天用的电风扇，一个劲儿对着堆成小山似的猪肉吹，吹…… 历史系诸先生一个个心急火燎，燎得最心疼的当然是系主任。这一屋子猪肉臭了，历史系可蚀不起这个本，要想办法赶快脱手。又把原来联系的那位先生请来，让他再找猪肉批发主。好说歹说，费尽口舌，终于把那一屋猪肉给退了。算算账，一个子儿也没赚着，反倒蚀去一百大几十元。还好还好，没把本钱蚀光，算托上帝之福。 此路不通，还是回到“历史”上。历史系还是要发挥历史系的优势。于是有先生建议，眼下最有钱的是工厂企业，那儿钱好赚；若是我们登门为他们写厂史或者企业史，钱不多要，一篇500元，人家总是肯出的。这个价还不抵一个广告价的1/34，企业家何乐而不为？又有先生提议：据说现在各县、乡、镇，皆在编地方志。且不说全国有多少乡镇，单县就有2000多个，何不办个地方志编撰培训班？每县一人，就有生源2000多，每期培训200人，办10期才能满足需要，这笔培训费十分可观。 好主意，这两项都是好主意，立即行动。联系写“史”者，分赴市内各工厂企业；筹地方志编撰培训班者，起草招生章程、启事，打印盖章，再找出一张全国地图，按照地图上的县名，先选出200多个县，发出200多封附有招生启事的信，并注明期待回音。 不料，统统出师不利。先是联系写“史”者败阵而归。企业家对“史”不感兴趣。“厂史？我们厂又不搞忆苦思甜。”“我要广告，广告可以宣传我厂产品，要厂史干啥用？”“我们厂办公室秘书是位小秀才，笔头有两下，不敢劳驾了，谢谢老师对敝厂的关怀。”竟没有肯出500元钱的。老师们白出一身汗。筹办培训班的情况也不妙。发出200多封信，有回音和愿来报名者，才10多个人，即还不到招生数的6％，培训班未办成，却又白白蚀去几十元信纸信封油印打字邮票钱。 尽管失败再失败，历史系的先生们还是很有韧性的。后来居然找到一条门路：与南京秦淮区××局合作经商——开一爿文化生活用品服务公司。后来居然挂了招牌，居然开了张。公司经营项目繁多，秦淮又为繁华胜地，正可大展宏图。不料好景不长，还不到半年，便关门大吉了。原来××局乃属政府机关，机关是不能经商的。公司的一半既为非法，另一半焉能独存？惟可安慰的，此次未蚀本，可算不幸中之大幸也。 创收无门。这可恶的龙年，历史系的先生们仍在贫困中度过。 龙年末，我往南师大采访时，历史系办公室主任风尘仆仆刚从苏北盐城回来。他说，系里在寒假和明年，和盐城合办历史本科专修班和函授班，己订协议了，看来蛇年的这一项创收，大约无大问题了。 半个多月以后，当我正着手写这篇文章时，历史系一位先生来看我，说与盐城合办的那个班，情况不妙。我惊问：“莫非又垮啦？”他说，“不是垮，有点得不偿失。教师们到苏北讲课，来往奔波。办这个班的收入，扣除教师的讲课费、车旅费、住宿费，再与盐城一分成，所剩无几了。前几天，我们在盐城主持这个班和讲课的一位副教授，由于劳累过度，大口吐血，一病不起，还是救护车把他接回来的。光这一件，盐城这个班的所有收入，也补偿不了啊！” 竹篮打水。无言，凄然。 折腰，为五斗米折腰，可折了腰也不一定得到五斗米啊！ 得不偿失，然而那些交“好运”的，那些折腰后还能得到五斗米的先生们，即那些能够创收的系科老师们、系主任们，牺牲大好的教学、科研时光和大量的精力，体力，换取聊作生活补贴的微薄奖金，其所“得”能补偿所“失”吗？ 可不如此又如何呢？ 当1988年知识界热烈讨论“球籍”问题之际，人们早已吃惊地感受到：我们的知识的价值，知识分子的价值，已坠到谷底。 南师大后门，有一钉鞋匠，专钉鞋底，摸摸敲敲一天，就是两三张大团结。南师大三个教授加起来，也没有他月收入多。人们念顺口溜：三个大学教书的，不抵一个钉鞋的。南京大学陈德芝教授，国内著名文史专家，受邀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撰写条目。查卷阅书，多方考证，一个条目搞上两三天，其稿费不抵电影院门口看自行车的老太太两小时的收入。 复旦大学以历史地理研究所长邹逸鳞教授为首的15位专家，花去8年时间，写了一部《地震地图集》（上册），每人得稿费500元，平均每年为60元；以月计，则才5元，还买不到两包牡丹牌香烟。 至于“手术刀不如剃头刀；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口头禅。 我们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月工资才68元；再读三年研究生，获硕士学位，月工资才76元；就是说又经过三年寒窗苦读，月工资只增加8元钱，两包香烟而已；硕士再苦读三年，成为博士，月工资拿82元，只增加4元，连两包香烟都没有了。 在台湾，研究生以上者，平均月薪为1050美元（据1988年10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下引台湾情况均此），折算人民币为4000元左右（按当时汇率），比大陆研究生毕业的月工资高50多倍；大学程度者，月薪平均为935美元，折人民币约3700余元，比大陆大学毕业生月工资亦高50多倍。 我国现在的大学教授，一般月工资为160元（北京、上海为168元），而日本大学教授月工资一般则为50万至60万日元，每年还要拿14个月工资，如折算人民币，约2 元左右，即为我国大学教授月工资的100倍。 日本为世界经济发达的工业大国，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我们的大学教师们并不妄想和他们的知识界攀比收入。但与我们自己的体力劳动者比，与钉鞋匠比，与看自行车的老太太比，与出租车司机比，与营业员比，其倒挂的距离竟仍在不断拉长，拉长。怎不叫人感慨系之！ 上海市城乡抽样调查队曾公布一项调查结果说，上海人心目中的24种热门职业，出租汽车司机排位第一，因为月收入高；第二位是宾馆或餐厅的服务员，因其吃穿住都好，奖金高于工资。大学教师连排在末尾的资格都没有。 台湾“中央研究院”也有一项类似的调查公布，在台湾的154种职业中，声望最高，评价最高、排列在最前的三种职业为科学家、大学校长、大学教授。而在上海为人们向往的汽车司机，在台湾则排名在119位，宾馆或餐厅服务员排名为133位。（1988年8月29日《香港时报》） 两个调查，两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价值观。 台湾是顺的，我们是颠倒的。 简单劳动的价值，高于复杂劳动的价值；体力劳动，高于脑力劳动，无文化的，高于有文化的；这可是个颠倒的社会，这个社会能进步吗？ 尽管我们大学教授的月工资还不到日本同行月工资的百分之一，但教授、副教授等高级职称，在大学里仍为大家最热衷争取、追逐的一个幸运而美丽的花环。 取得此花环者，和无此花环者比，除工资有所增加、住房分配有所优先等等以外，更重要的是精神上有所安慰。不管社会上说什么博士值多少钱一个，教授称多少钱一斤，但在学术界，高级职称意味着你的辛劳所获、你的丰厚学识、你的自身应有的价值得到了承认，这种承认是知识分子最大的奖赏。 按理，你达到了，便应当得到；按理，职称是评出来的。不需要争的。 不幸的是，有名额所限。粥少僧多，这在人才济济的著名大学尤为严峻。于是在大学与大学之间，系与系之间，系内教师与教师之间，出现新的公平与不公平，由此演出不少令人心酸的悲喜剧。 评者如临大敌，东躲西藏，怕被评者寻找，怕泄漏投票机密，怕得罪人，怕伤害人的自尊；被评者则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怕被人捣鬼，怕人暗中踢腿，怕被投票否决，怕不公平；想打听又怕打听，想知道结果又怕知道结果，经过几个神思不定的白天和夜晚，或者是美妙和不美妙、惊心和不惊心的梦境，终于，评定揭晓了。于是，有喜的笑的，有伤心的、掉泪的；有内心激动的，有沉默寡言的；有唱颂歌的，有发牢骚的；有称赞公平的，有打抱不平的……然后，总要有好几天的不平静，好一阵子的骚动，这才逐渐平静下来，而在有的人心里，还留下一些难以抹平的裂痕。就像海浪一样，涌来时那么凶猛，退走时却缓缓悠悠，还把一些杂拉的海草和残缺的贝壳留在海滩上。 也有性情洒脱者，修养高深，对此淡泊，无求无争，心如止水，仍一个劲儿在做他的学问。能评上固好，评不上一笑了之。这种人往往吃亏。在当今某些局长、处长、科长等行政人员，也用职称武装自己纱帽的时候，你不关心职称行吗？躲在家里做学问可以，独据斗室能一统，可一外出就大成问题了。 南京S大学xx系有位先生，50年代中期大学本科毕业，当大学教师当了三十多年，仍是个讲师。他属洒脱型人物，对此也不计较。去年到成都参加一学术会议，报到。他老老实实在职称栏里填“讲师”两字，与会者住房间是照职称安排的。教授，研究员，为两人间，卫生设备齐全，有电话彩电；副教授、副研究员，三人间，有盥洗室却无洗浴设备，有电视却非带彩的；讲师以下，则住5至6人的大统间，除了床被，室内一应俱无，夜里方便，需到100米远的公共厕所。老讲师自然被安置在大统间，他五十大几岁了，在与会者中虽属长者，但会议秘书组忠实职称序列，谁也不能僭越，他只能住大房间。会议招待看戏，戏票亦尊卑有序。教授、研究员一律前排居中，讲师以下不是边排，便为后座，哪怕你眼睛是800度的近视。甚至吃饭，也有教授、研究员坐上首桌，讲师以下坐下首桌之分。在会议上，不管你站着、坐着、睡着、一举手、一投足，你都离不开你特定的标志，部能让人一眼认出，你是一个还没高级职称的讲师。你躲不脱，逃不了，这可把他气坏了。偏偏他在这项学科里还是前辈，有一位教授和一位副教授还是他的学生。还有一位教授虽不是他的学生，却说在中学里就读过他的著作。他那学生教授，看老师住大统间，感到很不好意思，要和他调房住。那在中学就读过他著作的教授，则再三邀请他到他房间洗澡。他都婉谢了，但精神上却承受不了了。他一向洒脱，现在怎么也洒脱不起来。他有时无缘无故地烦躁，有时莫名其妙地脸上生火。他恨不得立即返回南京，他巴望这会议早早结束，好不容易等到散会，拿到会议秘书组给他的火车票。他以为可以好好吁一口气了。上车，进硬卧车厢，找到他的上铺铺位，这才发现他的学生副教授就在他同一车厢的下铺。他立即想到，看来秘书组给买票乘车，也是严格按职称之序列进行的，未有半点含糊，他的另一个学生是教授，自然坐软卧车厢去了。副教授还没资格坐软卧，但坐硬卧自然该是下铺，他这个讲师则理所当然地要爬上铺了。那学生副教授比他小10多岁，身体矫健，硬是要把下铺让给年长体胖的老师。他竟生硬地回说：“你睡你的下铺吧，我该睡在上面。”事后他真懊恼自己怎么说出这种无风度的话来，好在他的学生没介意。 从此，老讲师任何重要的学术会议都不肯参加了，即使后来他评上了副教授职称。 我们国家可算是一个“官”本位制的国家。不是吗？单位如工厂、公司、企业、宾馆饭店、学校、社会团体，各类事业机构等等；个人如经理、演员、导演、艺术家、作家、记者、教授、研究员、和尚等等，莫不套上与部、厅局、县、处、科、股等“官”的相应级别。其等级之多、之严、之繁琐，封建社会亦为少见。例如，封建社会有县太爷级的和尚吗？有四品太守级的演员吗？ 你是什么级别，便得什么样工资，住什么样房，乘什么样车，享受什么样医疗，在社会上处于何位置，都有一定之规。即使故世了，化为骨灰了，则追悼会开什么规模，报纸登不登讣告，登几行字讣告，骨灰盒够不够格进革命公墓？如够格进革命公墓，则其位置应放在正厅，还是侧室？列左还是列右？皆不能越雷池一步。 大学教师的职称，和其他所有专业技术职称一样，原为衡定一个教师的学术水平、教学成就及自身素养等的综合标志，可在我们这个“官”本位制的国家里，也被硬行纳入与“官”相应的轨道里，动弹不得。S大学那位老教师一介书生，不知职称的至关紧要，以致吃了苦头。 这位老师还是幸运的。我国当代美学大师、北大著名教授宗白华先生竟是在这个职称问题上丢了性命哩。这位大师病重，由于“级别”不够，竟住不进医院两人一间的高干病房；后虽然学校采取紧急措施，破格临时给大师一级教授待遇，这才住了进去，但已经耽误了病情，终无救而亡。大师的学生、北大哲学系教授杨莘先生，便是那次送大师进医院的当事人。他感慨万千地对我说：“宗先生死就是死在这个级别问题上的。这次学校是尽了力的，破格临时提他为一级教授。其实，宗先生这样的一代宗师，早应该是一级教授了。据说50年代初，院系调整时，有人便提议他为一级，宗先生是大哲学家，淡薄世情，无心名利，说世上事情不能到顶，到顶便不好了，我还是拿个三级吧。他绝没有想到，三十多年以后，这个‘三级’竟送了他的命。” 颜回式的“贫居陋巷，簟食瓢饮”可以忍受，“三人床”亦可忍受，但由职称带来的精神上的折磨，知识分子却难以承受了。 怪道职称问题，竟会牵动如此多的知识分子的心魂啊！ 要评的人那么多，名额又那么少，雄关如铁，职称这一关可难渡啊！ 复旦大学由世界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教授主持的生命科学院，有教师196人，评上正教授的，只有22人。副院长刘文龙先生告诉我，院里有好几位是50年代生物系毕业的本科生，还有10多位是60年代初生物系毕业的本科生，还都没有评上高级职称。他们不是不够格，而是名额，要命的名额限制！ 那为什么就不能多些名额呢？够格，就应评上。 不行，国家太穷，无钱。 好，无钱，不要紧，由于职称而增加的工资部分，可以暂时不付，或者打欠条，国家富了再给，可是职称，该评上的就给人家评上呀！知识分子最需要的是职称中内涵的那个精神因素呀！ 我忽发上列奇想，不知是否书生之见？ 20世纪，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当21世纪即将来临时，我们一位科学家预言，由于战略核武器大量出现，世界性的军事大战打不起来了。但一场新型的经济和科技的“世界大战”将更复杂、更持久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要在这场“世界大战”中取胜的最基本最关键的问题，是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的素质。 这预言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如果把我们的目光向当今世界瞥上一眼，会发现不管是先进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早都在积极作准备迎接这场新型的经济和科技的“世界大战”。而且首先抓的就是“最基本，最关键”问题——教育。 日本——之所以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美国人给它归结成一句话：举国上下重视教育（美国《外交政策》杂志1988年冬季号）。日本教育经费在国家行政费中比例为21-22％，是世界上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小学、初中的入学率，几乎是100％，高中的入学率达97％，升入大学和大学预科的占高中毕业生的36％。为迎接21世纪的挑战，它正放手研究获取世界技术的全部领域，培训科学家和工程师……美国人惊呼：到2000年，日本将成为亚太地区居支配地位的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日元将取代美元成为这个地区居支配地位的货币。 美国——从50年代开始，就决定为全国有能力的青年提供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普及大学或让青年至少念几年大学。美国著名的未来研究专家、2000年委员会主席贝尔教授预测说，到2000年，美国的社会将是一个群众性的知识社会；大学人数将比1940年高10倍，大学教师也将高10倍，社会上将拥有100万具有博士学位的人。美国还有一高招：不断“输入”世界各国人才，从40年代至70年代，就“输入”科学家，高级工程师等重要人才24万多人，他们得意地说，美国不仅赚了120亿元的教育经费（美培养一大学生国家花5万美元），而且促进了美国科技的发展。如提出原子弹科研计划的10名教授，有9名是外国人，获诺贝尔物理奖的大多是欧洲移民去的，还有我们华裔杨振宁，李政道博士；参与“阿波罗”登月计划的高级工程师中有1/33是中国人。 法国——总统密特朗在1988年前夕的《告法国人民书》中说，将来，国力更多的是依靠智力而不是财力，教育必须置于头等优先的位置。1989年，法国政府尽管推行经济紧缩政策，但教育支出仍规定提高3％，达到1980亿法郎，占政府总支出的18％，到2000年，80％的学生要达到大学学士水平，相当于目前的两倍。 韩国——1975年至1985年10年间，教育经费增加了16倍；1988年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9％，占政府开支的比例为28.2％，即政府每开支3元钱，其中近一元钱是用于教育。 泰国——把教育称为“一把打开通往全面繁荣、进步之路的钥匙”，它的教育经费始终占国家预算的第一位。 菲律宾——科拉松·阿基诺总统坚持把教育摆在首位，1986至1988年，短短三年中，教育经费占国家预算比例由7％增至10.6％。 就连非洲国家突尼斯，也意识到教育与国家生存的紧要关系，把教育经费提高到占国家预算的25％。 许多国家为迎接21世纪的挑战，都在厉兵秣马。再看看我们这个10亿人的泱泱大国，不禁不寒而栗。 我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1％，其钱摊在每个人头上，买不了一张小书桌；教育投资人均低至世界倒数第二三位。就这么点钱，还不断地被挪用和非法侵占。据1985、1986两年对全国一万多所学校的调查，被挪占的教育经费就达5亿元。 因为教育上缺钱，全国至少有300万适龄儿童进不了小学，600万小学生进不了中学。进了学校的，因受新的“读书无用论”影响，大批辍学流失。单去年一个学年，全国城乡小学在校学生便流失379万人。 全国中、小学缺房、危房的面积高达1.2亿平方米。报上不时看到危房压死压伤“祖国花朵”的惨痛消息。（龙年岁尾，《河北日报》登一报道，使我心悸不已：寒冬，蠢县东五夫村学校150名小学生还在露天上课。孩子们蜷缩在北墙根下，黑板靠在半头砖垒起的墙头上，老师写几个字，就呵呵冻裂的手，学生们坐一会，就站起来跺跺冻得发麻的脚。下课了，孩子们围着记者争着让看冻得红肿的小手，记者数了一下，一年级92人，冻伤22人；二年级60人，冻伤17人，有的成了冻疮，脓肿溃烂流黄水……） 我国每年大约有200万新文盲产生；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世界上15岁以上文盲有8.4亿，中国就占2.2亿人。 我们的大学，我们的高等学府呢？科研经费大缩大减；图书资料报纸大砍大削；教师辛劳奔波于创收，簟食瓢饮在斗室；埋头著述，却无法出版；勤恳教学，却职称难评。忧国忧民忧“球籍”，无权无势无办法；叹知识贬值之低下；惊学生厌学之成风…… 1988年5月，复旦大学学生会给校内500多名学生发了一份调查，题目是：5月18日晚上6点至10点占用你时间最多的一件事是什么？结果表明，读书情况不佳。在看专业和外语书的只占40％，60％的学生在下棋、打牌、跳舞、看电视电影、闲聊。如以年级分，高年级玩耍的学生比例占得更大。在被调查的85名四年级学生中，84％的同学都在打牌、下棋、跳舞或闲聊。 1988年底，上海全面禁赌。复旦、交大，同济等7所名牌大学，竟发现有1300多人参加赌博。上海科技大学学生沙XX在四楼宿舍通宵聚赌，学校护卫人员敲门查问，沙慌忙从窗户跳出，坠地身亡。 复旦文科几位学生家长，看到自己的子弟在通宵达旦打麻将，进行批评；学生们竟理直气壮地说，他们在学校都是开着寝室门打牌的，老师从不干涉。气得家长们伤心地给谢希德校长写信，请求学校和老师配合教育……老师只得劝学生别误大好时光，讲青年前途。可学生说，老师，你的大好时光呢？你的前途呢？难道让我们和你一样受穷？…… 复旦校园学生食堂附近也有个三角带，那儿长长的海报栏里，与北大一样，各式各样出自大学生手笔的商业广告，常常挤去和湮没种种学术讲座的海报。许多莘莘学子，把校园作为适应和将来出击商品社会的练兵场。 “找个好收入的工作”，渐渐代替了青年们曾日夜向往的学士、硕士、博士桂冠的追求，而成为最热门的角逐目标。 中学生放弃高考的人数不断增多，1978年高考竞争比例为6：1，到1988年降为1.29：1。 大学毕业生不愿考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不愿考博士生。 1988年，北京地区招考研究生出现了第一次“倒挂”。他们计划招收89级研究生8600名，结果报名的才5700人。 南大物理系1988年招研究生，报名人数竟为0。 香港的《远东经济评论》说，中国要想到2000年把经过大学培养的人数提高到占整个劳动力的3％（天哪，这个可怜的数字！美国到2000年为100％，法国为80％，而我们才3％，还得努力争取。而这个数字韩国在1960年就达到了），它必须从现在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这段时期，培养出1450万名大学毕业生。 按前面说的，而今我们大学的种种现状，如不急速改变，连这个起码的可怜的数字，也只能成为泡影。 教育危机，已成为民族危机。 中国已面临“兵临城下”的境地。 中国在倾斜。 教育经费少，知识贬值，脑体倒挂等等，皆因国家无钱，穷。可我国这几年进口汽车所花的外汇，竟有60亿美元。折算人民币为260亿元。这笔钱，相当于1988年国家预算中全部教育经费；相当于增加全国职工收入、改善职工生活经费的3倍；可以建一支航空母舰的混合编队；可以搞投资百万元的大型科技项目26000个，可以兴建十几个我国最大的汽车企业——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日本中学生旅游团到北京，带队老师让他们在天安门测数一分钟里有几辆日本产的汽车经过，以此激发青少年的自豪。我国有家报纸对此大加赞赏，说日本教师善于因势利导教育学生。其实，这正是我们的耻辱。我觉得倒可以提倡一下我们的中学生也到天安门测数日本汽车，以激发一下我们的耻辱感和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看了那篇赞扬日本老师的报道，不知怎的，竟使我想起鲁迅先生描绘的那幅中国人被外国人砍头，一群中国人却围观看热闹的镜头。 麻木，小汽车还在不断翻新。“北京吉普”，早就绝迹，“上海”牌也已退休，“丰田”红一阵也快过去了，现在是“皇冠”、“蓝鸟”，“别克”，还有“奔驰”才吃香，其中以流线型“奔驰260E”，为最。 麻木，吃。处处公费美食，杯盘叮当。中国是美食家的世界。一个30万人口的县，公费吃喝就吃去100多万。北京单是100多个一级餐馆每天倒掉的“高级泔水”便有2—3万公斤（自然大多是公费宴请）。报上有猪醉倒了的新闻，那是吃了“高级泔水”之故。有人制作《将进酒》新篇：君可知席上珍馐何所来，千金一掷公款付；人生得志须尽欢，莫待无权对空盏；水陆八珍且为乐，杜康茅台任品尝……今日食客似飞蝗，遮天蔽日去复来…… 麻木，一边。气势辉煌最新现代装备的大厦高楼一座又一座地拔起，一边，危险校舍一间间地倒塌。 复旦大学东宛，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邹逸麟教授提起15位专家撰写的那部《地震地图集》，仍然很激动。这是国家交的一项重点科研项目。上集出版了，他们后又写出中集与下集。可国家地震局给的经费只够出版上集，后两集再也出不来了。这部书收集了我国有史以来的地震记录以及地质地震带等方面的重要数据资料，对地震的预报和研究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却不能出版。一次地震灾害的损失，常以千万上亿计，可花区区几万元出这么部书就是没钱。只要在酒席宴上少碰两次杯，少上几碟菜，出书的钱也就有了。 “解决教育经费、知识分子待遇、脑体倒挂等等问题，都说无钱。把买进口汽车的钱，公费酒宴的钱，造豪华大楼的钱，移过来，不就有了？口头上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还不行，对知识和知识分子，要在观念上深刻改变。中国知识分子一向被当作附庸惯了，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并且一直作为被改造的对象。现在又来个脑体倒挂，经济上被压在最低层。知识和知识分子价值一直被贬低、轻视，还不是过去那种‘左’的影响在作怪？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这几年社会风气日下，刑事案件迭增。小青年为抢几块钱，就可以把人捅死，口角两声，就把人打伤。上海富丽堂皇的新车站造起来没几天，沙发就被人捣通了，整洁的墙壁涂得黑一块白一块，不成样子。据说有的地方的电话亭，几乎没有一间是完整的。这些都说明了没有文化的可怕，说明我们民族的素质在降低。这是我们多年来不尊重文化不尊重知识所得到的惩罚。过去我们几次违反经济规律，我们得到一次比一次大的惩罚，不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也会得到惩罚。现在我们如果对知识、文化、科学、知识分子的观念不作深刻的改变，到21世纪，我们就将会得到更大的惩罚。到那时再觉悟就来不及了。”教授忧心忡忡地说。 我知道教授讲的那个“更大的惩罚”是指“球籍”问题。 我是相信我们这个星球上存在“球籍”问题的。这决不是专家、学者的夸张和文学家的形容词。远在四千多年前就创建了为人类骄傲的辉煌的“玛雅文化”的中美洲玛雅人，而今安在？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匈奴、契丹等，都曾创建过自己独特的文化，他们一度强盛，曾迫使秦始皇筑长城、汉元帝嫁昭君，声震华夏，而今安在？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被另一种文化消融了，那么这个民族也就不存在了。这便是被开除了“球籍”。中美洲的玛雅人，我国古代的匈奴、契丹等民族，大约就是如此消失的。 哦，“球籍”！“球籍”！ 21世纪的中华民族，将会如何呢？ 我的龙的中国啊，莫再倾斜！ 1989春节——元宵节 |
回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