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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锦赛落下战幕，中国女排旋即解散，队员回省备战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再次集中，已是1993年9月27日了。为迎接11月3日在香港举行的超霸杯女子排球赛和11月4日在日本举行的冠军杯女子排球赛，栗晓峰带领队员投入了紧张的训练。 这期间，发生了令栗晓峰颇为尴尬的“王怡事件”。 王怡是一名来自上海的运动员，身高1.89米，22岁，打副攻位置。她18岁进入国家队，身体条件和技术水平都是国内排坛的佼佼者。这个俊俏且颇有灵气的姑娘属于“老国字号”选手，但因为身上有娇骄二气，在训练中却常常令教练头痛。 这天的训练内容是一攻以后的保护再攻。 栗晓峰站在对面场地端线的发球区发球。 助理教练李秋江站在网前抛球。他根据6名主力在第一次进攻后，是不是站回自己的位置上了，不时把球抛向空档儿，以强化队员的保护意识。 栗晓峰要求，每个轮次要完成10分。 打一个球得一分，丢一个球扣一分。 王怡因为懒，扣完球后常常不转身参加保护，连丢了几个球，她觉得训练难度大了，不高兴，当李秋江又抛过一个球时，她没有用手去接，而是起腿一脚，正巧，球踢在了李秋江的身上。 李秋江很生气，走过去责问：“你这是干什么？” 在对面发球区的栗晓峰目睹了这一切，也走过来批评道：“王怡，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在训练场上，你只能服从，对训练有什么意见可以下来说嘛！” 王怡辩解：“我又不是故意的。” 栗晓峰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想踢，也不一定这么准。不过，你这种做法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很错误的情绪！” 王怡不服，嘴里嘟嘟嚷嚷。 栗晓峰生气了：“你这种情绪明明是错误的，怎么解释都不通，你还有什么不服气的？”他看看场上的队员，“好啦，不要影响正常训练，大家先完成课业！” 训练课结束，栗晓峰在队前讲评时又对王怡的做法进行了批评：“王怡今天在训练中反应出来的情绪和我们所担负的任务是格格不入的。在训练场上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及时纠正，在比赛场上同样有可能发生。一旦把这种情绪带到比赛中去，那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王怡和大家在思想上能有充分的认识。” 王怡仍然不服。 晚上的队务会上，已领略到王怡孤傲、倔强脾气的粟晓峰，决心就此事抓一抓队伍的作风建设。娇、骄二气已成了妨碍女排重现辉煌的障碍之一，如不认真整肃，训练质量无法保证，在未来的比赛中也很难和强手抗衡。考虑到王怡的承受能力，栗晓峰在先讲了三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后，又点名批评了王怡。并强调，所以单独提出王怡的问题，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训练当中，已在全队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说到这儿，脾气暴烈的栗晓峰又来了气，他提高嗓音道： “女排缺了谁都照样干，不受影响，如果觉得呆在这委屈的话，可以找个不委屈的地方去，中国这么大，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嘛！” 栗晓峰扫视了一下会场，略事停顿，又缓和了一下语气，说： “女排是个先进的集体，不是说进就进，说出就出的地方，我们走到一起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女排打翻身仗！” 如果王怡不是“国字号”的老队员，并且，她对教练的看法在有关领导那里也找不到市场；栗晓峰是隆重上任，并明确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全力支持，那么这种教学之间的矛盾本不该结成“死扣”：遗憾的是，事实正好与我们的假设相左。 而栗晓峰开始又过分相信了手中那支并没有被镀上一层“灵光”的“权杖”，天真地以为，上任时局领导曾说过：“我们是主教练负责制，你就自己干吧！”既然是主教练负责制，他就可以凭借被赋予的权威指挥和调动这支队伍。 天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把统治的合法化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个人魅力型与法理型。传统型的统治建立在对于习惯和古老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要求之上：“服从我，因为我们的人民一直这样做”；个人魅力型的统治建立在英雄人物或神授天赋者的个人魅力上：“服从我，因为我可以改变你们的生活”；而法理型的统治则建立在执行规则与法令的正当要求之上：“服从我，因为我是你们的长官！” 栗晓峰上任伊始，便竭力想抹去罩在女排头上的那一道虚假的光环，用新的一套来重现辉煌，无疑不属“传统型的统治”；同时，他也还没有机会如袁伟民那样通过战绩与实践来形成自己的人格魅力；从一开始，他就想把自己的权威建立在“法理”的基础上。可是，这一基础倘若没有强有力的支持，后果会怎么样呢？ 第二天，王怡便打了离队申请。 栗晓峰很尴尬。从内心，他是不希望王怡离队的。原因很简单，自己刚上任半年，便有主力队员离队，对自己无论如何是不光彩的；再则，王怡很具潜力，如果能克服自身的弱点，将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队员。 其实，王怡也并非真心愿意离开国家队。可是栗晓峰虽再三做工作，王怡却表示去意已决。 出于无奈，栗晓峰最终在王怡的离队申请上签上了六个字：同意本人要求，并将与王怡发生矛盾的经过写了正式报告呈报有关领导。 申请和报告一井送上去不久，训练局的一位领导来到了训练场地，问：“王怡这么好的条件，你怎么同意她走呢？” 她或许是出于好心，只是选择的时机和方式欠妥，她可以在一个私下的场合，先做一做栗晓峰的工作；同时找到王怡，让她主动向教练认个错，这样，本不想放王怡走的主教练和并不真想走的副攻手就可以握手言和了。遗憾的是，她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当着王怡的面和栗晓峰进行了一场颇不愉快的谈话： “为什么放她走，我的报告上写清楚了！” 接着，栗晓峰重复了报告中申明的几条理由：1．队伍建设的需要。2．严肃纪律的需要，3．体现教练主导作用的需要。同时，也是尊重王怡个人的选择。 “你要做工作嘛！怎么能随便就签字？” “我已经再三做了工作，她还是要走。” “那说明你工作不细，要再谈！” “她这是向教练示威，特别是大赛当前，她这样做就是向教练施加压力。我没法再和她谈了，如果教练到了求队员的程度，那么这支队伍就没法带了！” “那不行，我不同意，你还要再和她谈。” “没法再谈了。” “谈不谈？” “不谈！” “一定要谈！” “没法谈了！” 稍后，训练局诸领导一起找到栗晓峰，仍让他再找王怡谈话。栗晓峰没有想到，一个队员的去留，竟惊动了诸位局长，他上任时能有一位副局长到场也好啊！ 栗晓峰坚持不谈，他觉得，自己已经无路可退。 球队作为一个整体，和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一样，只服从权威，崇尚力量，它要求自己的领袖果敢、坚强而不易屈服，如果在王怡的问题上栗晓峰屈从于压力，那么，一旦和其他队员在教学上发生矛盾，王怡就将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 最后，由于局领导和副教练李秋江出面做工作，王怡留在了队里。 栗晓峰的执教从此蒙上了阴影…… 冬日的阳光像一只温暖的巨手，悄悄伸进窗棂，在人们的头上和脸上轻轻地摩挲。 房间里，青烟袅袅。 排球界的各路诸侯聚集在国家体委主任会议室，正磋商着排球的振兴大业。 刚刚在香港夺得“超霸杯”季军，在日本夺得“冠军杯”亚军的中国女排主教练粟晓峰脸上仍有一缕疲惫。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这样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所以，我认为1994年，我们把中国女排的指标定在第四名比较适宜。” 超霸杯和冠军杯虽然成绩不俗，但这两次取胜都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中国女排9月27日重新组队，11月份即披挂出征，所以小胜，在于排坛列强对中国女排的新阵容还不十分摸底；但有了这两次交手，他们就要综合各种资料对中国女排仔细研究，中国女排再想一鼓而胜就不容易了，此其一，第二，这两次比赛都是在亚洲地区，时差与生活习性我们都比较适应。第三，综合各队的实力，古巴队技高一筹，巴西、俄罗斯、韩国也与中国旗鼓相当。较之美国、秘鲁、日本，我们虽略占一些优势，但也没有绝对取胜的把握。所以栗晓峰觉得指标定在第四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形势。 栗晓峰认为：中国女排的目标应该盯住1996年的奥运会。这两年，先扫清外围，对韩国、秘鲁、日本，从略占优势到绝对占有优势；对巴西、俄罗斯和美国，也逐步改变力量对比，从旗鼓相当到占有相对优势，然后再倾其全力攻击古巴！奥运会重振雄风便大有希望。 不知什么原因，从栗晓峰一上任便申明不了解情况的那位全国教练委员会负责人，却在会上发表了一番调子高昂的议论。他认为，从两次大赛的成绩看，女排把目标定在第四太保守了。 他喝了一口茶，抬头扫视了一下会场，说：“我们有老女排的光荣传统，有袁伟民同志创造的行之有效的战术，而且，今天的女排是历届女排中身体条件最好的，实际上已经具备了问鼎冠军的可能性！” 栗晓峰不以为然：“各位老前辈，喊口号我也会，但是喊口号并不利于我们正视问题。我正是对中国女排的情况负责任，才这样分析问题的。” 排协领导对栗晓峰的低调发言也不甚满意，说： “小栗啊，如果打不了冠军，叫你来干什么？要有勇气，敢于向世界冠军冲刺嘛！” 这之后，那位教委会负责人便不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新闻媒体也推波助澜，好像女排振兴在望，巴塞罗那的阴影已不复存在。 读着这些报道，栗晓峰的感觉就如同曹操收到了东吴送来的劝进表，只不过，他无法像曹孟德那样决定自身进退。 他觉得，自已被放到了火炉上烘烤。 其实，当年女排靠的是全面技术、整体实力以及坚强斗志，才克服了许多自身弱点，取得了“五连冠”的荣誉，而目前的女排只有身高优势，其他方面相对欠缺。 以文化水平为例。老女排的队员大都是初中毕业后进队；“五连冠”后提倡早期训练，对一些排球苗子小学没毕业就开始训练了。文化素养相对较低，妨碍了队员对教练意图的理解与执行。 其次是敬业精神，现在的女排也不如老女排了。这固然有教练管理方法上的问题，批评多，表扬少，平时与队员的交流和沟通不够；但也有客观上的因素：对于大多数老女排的队员来说，打球在当时是最好的出路。而现在的队员，大都是老运动员的第二代，家庭条件优裕，有的还是独生子女，除了打球之外，她们可以有多种选择：当模特、上大学、出国、做生意。打不打球已经没有了威慑力。再者，由于体制的变化，教练对队员的实际问题已无力干预。 第三是身体条件。身体条件不仅仅指身高，还包括力量、速度、韧性、耐力、反应，爆发力、协调力和判断力等等。身体测试表明，新女排除了在身高上占有优势外，许多方面都不如老女排。 再一个是基本技术，老女排队员在人队以前，就已经被基层教练打了比较扎实的基本功，因为那时候教练的心理是：从我手上出去的队员，不能让人家挑出毛病，至于出不出成绩是次要的；后来成绩与职称挂勾，基层教练的思想有所变化，只要拉出去能打出成绩来就行，基本功的训练被忽视了。由于基本功不够扎实，技术上起伏就较大，像踩在电门上一样，时好时坏。 最后一个是心理素质，当年中国女排卧薪尝胆，直到6年后才问鼎世界冠军，队员出成绩的时候正是在25岁-27岁之间。新女排的姑娘到二十三四岁已开始考虑退役问题了，她们在场上拼杀时大都在20岁上下，由于人生阅历的欠缺，心理素质自然和老女排不能相提并论。 还有一层更深的顾虑栗晓峰未说出口。那就是：女排上下所掩盖的一些矛盾，以及这些矛盾所产生的内耗力对女排前景的影响。 袁伟民执教中国女排时，教学矛盾也曾尖锐存在，一些队员开始时接受不了袁伟民的严格训练，不但背后骂他，还联名写信给国家体委领导，要求撤换教练，如果体委领导当时不是用人不疑，中国的排球史恐怕就将改写。 那么，他栗晓峰能有这样坚固的“后方”吗？ 这之后不久，发生了肖建华离队事件。 栗晓峰接掌国家女排的兵符以后，由于辽宁队的周红因故没有报到，国家队尚差一人。因为马上就要参加世界女排大奖赛，需上报名单，栗晓峰在训练场地上和排协领导商量，这次大奖赛反正是国际排联出资，能多带一个人就多带一个人，也是一次经风雨、见世面的机会。至于人选，一是八一队的吴咏梅，一是辽宁队的肖建华，因为八一队已有几位战将效力于国家队，所以原为八一队教头的栗晓峰提出调辽宁的肖建华入队。 电话打到省体委领导。体委领导表示：国家队需要，我们支持。不过大奖赛完了以后，要立即送回辽宁，因为要备战七运会。 肖建华来到国家女排，马上随队出国。1993年世界女排大奖赛后，栗晓峰如约将肖建华送回辽宁，七运会上肖建华表现出众，不久即回到国家队担任主攻。 大奖赛时，因为肖建华人队时间不长，和整个队伍的配合上尚不默契，技术也不很全面，为稳妥起见，栗晓峰用了原八一队的主攻手潘文利，而让肖建华帮助随队翻译管了两次录像。 亚锦赛上，中国女排以全胜纪录卫冕成功。在稍后拉开战幕的香港超霸杯和日本冠军杯的比赛中，栗晓峰开始让肖建华打主力。因为肖建华接发球和后排防守比较薄弱，用她打主力，成绩可能会受一些影响，但栗晓峰着眼1996年奥运会，他知道肖建华是一个极有潜力的队员，训练得法，在1996年的奥运会上就可能创建奇功，为了有利于肖建华技术水平的发挥，他对轮次和站位都做了调整。 可是，当肖建华正如一颗新星冉冉升起时，发生的一件事却在粟晓峰的心上投下了一道阴影。 在中国女排与八百伴的巡回赛中，肖建华鼻后动脉流血不止。那是从南京比赛结束赶往上海的途中，于是临时在无锡停车，将她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亚运会前的1993年6月，国家体委科研所对女排全体姑娘进行了心脏、脑电、心动等一系列检查，以全面提供队员的身体素质状况与疲劳状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恢复与治疗。 检查结束后，科研所的一位工作人员和队医一起来到训练现场，把栗晓峰叫到一边，带有几分神秘与不安地说：“栗指导，根据各项身体指标的检查，肖建华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 栗晓峰闻言一愣，有些紧张地问：“有什么问题？” “我们怀疑，可能是‘马凡式综合症’。” 栗晓峰有如被当头打了一棒，眼前一阵发黑。他知道，这种病不能承受大运动量，美国著名的排球运动员海曼就是因此病突发而猝死在赛场上的。他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使劲摁了一下前额，然后掏出烟点燃一支，猛吸了两口，以便自己的情绪能够平稳一些，略停，又盯问：“检查结果准确吗？” “还不能最后确认，”队医的神情有些忧郁，她略一沉思，回答，“但是可能性很大。” 粟晓峰望了望正在场上训练的肖建华，心中不由一阵伤感，难道一颗排球新星还未升起就要陨落吗？难道刚刚配至成熟的阵容又要毁于一旦吗？他不愿承认这一现实，便心存侥幸地对队医说： “马上安排让肖建华去复查。注意，确诊之前，一定注意要保密！” 为了不致引起肖建华的疑虑，栗晓峰让队医通知她去复查时，再拽上一个“陪绑”的。后来，赖亚文、苏立群分别和肖建华一起又到科研所复查了两次，结果都令栗晓峰十分沮丧。为了慎重起见，他又让队医领肖建华到安贞医院找专家做进一步会诊，同样得到了专家肯定的答复。 栗晓峰失望了，他把肖建华的病情上报了训练局。 局领导问栗晓峰：“你看，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栗晓峰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1994年8月举行的世界女排大奖赛马上就要拉开战幕，肖建华的技术水平已趋成熟，冒险用一用；第二，跟省里讲清楚，让肖建华休息。他知道，第一个方案是没人敢拍板的，因为一旦出了问题，谁也无法承担责任，但为了不使一些人以此为口实攻击自己，这样处理较为妥当。第三，带着肖建华出去参赛，转一圈，但不上场打主力。 局领导没有表态。他决定将这个情况上报体委领导。报告上报之后，伍绍祖亲自做了批示：为了对肖建华负责，进一步请有关专家会诊。根据伍绍祖的批示，安贞医院、北京医院的专家再一次会诊，结果仍然残酷而无情。 参加大奖赛前，排协领导亲临女排做战前动员。 他说：这次出去，你们肩负的责任很大，实际上是世界锦标赛的一次前哨战，每个人都要拿出顽强拼搏的精神，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某个人身上，比如肖建华。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肖建华的身体状况，将不允许她以后从事大运动量的活动。 这之后不久，肖建华离开了国家女排回家休息。 栗晓峰没有想到，肖建华的离队，会被一些人说成是：栗晓峰故意泄露病情，刁难肖建华，以造成肖建华的心理压力。 世锦赛上中国女排折戟而归，舆论一时大哗。 栗晓峰走下飞机，心境真是难以形容，女排名列第8名，滑入“五连冠”以后的谷底，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亚运会、世锦赛，两大赛事竟无一名主管领导随队前往，这是没有前例的。 记者蜂拥而上。 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记者把话筒伸到栗晓峰面前，问：“请问栗指导，与八百伴的比赛是谁决定的、您能否说明一下‘以赛代练’的问题？” 栗晓峰无法回答，他快步向外走去。 1993年12月25日至1994年1月16日，中国女排与八百伴结对厮杀，转战中国八个城市，共30场比赛，而且每次都是连赛两场。舆论抨击栗晓峰“以赛代练”，圈内人则指责他与八百伴的几十场比赛中尽遣主力，致使本来就不成熟的中国女排成了疲惫之师，而且也暴露了自己的“家底”，让排坛列强可以收集各种资料，对中国女排仔细研究，为以后的惨败埋下“伏笔”。 一家报纸更是撰文指责：“早春伊始，栗晓峰断然放弃闭门训练，与‘八百伴’结对厮杀，捞取大奖赛的丰厚酬金。” 面对一片指斥之声，栗晓峰自有难言的苦衷。 中国女排与八百伴的赛事，最早是由中国排协领导与日本著名教练山田重雄协商并提出意向的。山田是带领“东洋魔女”夺得三连冠的有功之臣，解甲后原想到中国执教，被中国排协婉言拒绝，后来为八百伴国际流通集团与中国排协牵线，拟以八百伴的名义组织多国籍职业女子排球队，首先在中国开始巡回比赛，尔后再扩展到其他国家，八百伴是为了通过赛事提高企业的知名度，而山田重雄则可以从中有所收益。为此，八百伴专门成立了体育部负责筹备与协调此事。 八百伴招募了两支球队，形成两个阵容。 具体的工作是由体委球类司长运作的。他主持起草了文件，明确了这次赛事的意义在于：增加和国际强队交手的机会，锻炼队伍并推动中国排球事业的发展；同时，亦可给运动员提供一条新的出路。 报告上报中国排球协会批准。 栗晓峰看到文件后，此事已成定局。 他并不赞成这种搞法。他本来想利用这一段宝贵的冬训时间，搞封闭式训练，但是，事情已经定了，他也不便拒绝。 训练局对这一系列赛事未经他们同意便定了颇为不满。但他们又不便向体委领导发作，便把一肚子不快发在了前来汇报工作的栗晓峰身上。 一位局领导沉着脸批评粟晓峰：“八百伴的问题值得考虑，怎么能这么安排呢？你是主教练，应该给他顶回去嘛！” 栗晓峰未置一言。 他心想，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你们都一清二楚，有不同意见也应该向此事的决策者提出，跟我发的哪门子火呢？再者说，训练局管的就是各运动队，要顶，也应该你们去顶嘛！ 与八百伴共打了30场比赛，“捞取大奖赛丰厚酬金”一说，更是让栗晓峰有口难辩。 这一系列赛事的费用由八百伴出不假，但50万美元的酬金已划归中国排协，所有费用均由这50万里出，具体承办的是北京兰飞广告公司。 “哈瓦那金牌队”和“超级明星队”，队员均有可观的出场费，惟中国女排没有，后来还是袁伟民说：“队员们打得这么辛苦，从排协的经费里拨一点做出场费”，每个队员打完一场，才有一二百元的收入，如何“捞取巨额酬金”？ 中国女排与八百伴的比赛共转战了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福州、青岛、济南8个城市。在每个城市都是第一场，观众期望值甚高，栗晓峰只能派遣主力，以不让当地观众失望。 接连证战，女排一些姑娘是带病上阵的。 栗晓峰在上海时也患了感冒，移师南京后已高烧39度，而且持续不退，头总是昏昏沉沉的，走起路来有如腾云驾雾。但赛事频繁，他无法休息，仍拖着疲惫的身体奔波于赛场。南京《周末》报一位记者来访女排，栗晓峰一边吃药，一边回答了他的问题，随后又赶到南京军区总医院去输液。那天晚上难得没有赛事，他可以安安静静地在医院躺一二个小时了。 记者把耳闻目睹的一切写进了报道。 元旦那天，杨亚光偶然得到了这张报纸，晚上，她读给女儿听，读着读着，小栗娅的泪水就扑簌扑簌地流了下来：高烧39度，还要打吊针，多难受啊！她想为爸爸唱一支歌，弹一首曲子，让过于疲劳的爸爸轻松一下。可是，正如记者叔叔所说，此时爸爸也许正和叔叔阿姨们一起，在灯下研究明天的作战方案呢！杨亚光劝女儿：“别哭，这是28日的报纸，你爸爸的病也许早好了！”小粟娅不说话了，她知道，自己一哭，妈妈会难受，于是闭上眼，装作睡觉，可是眼泪不听话，还是一个劲儿往下流。忽然，响起一阵电话铃声，小栗娅一个鲤鱼打挺，钻出被窝，抢过听筒，呀，果然是爸爸！“爸爸，你好了吗？你还发烧吗？头还疼吗？还打吊针吗？”栗晓峰很奇怪：“你怎么知道我病了？”“妈妈刚才还给我读报纸呢！”栗晓峰的喉头有些发紧。“爸爸，你说话呀！你好了吗？”“我没事，告诉你妈妈，不要为我担心。今天是元旦，我祝你们节日快乐，在新一年里万事如意。”“我也祝您万事如意，在新一年里多赢球，当冠军。”…… 万事如意？电话另一端的栗晓峰不由叹了一口气。 1月16日，赛事告一段落，栗晓峰回到了北京，他向训练局领导提出，能不能在北京休整一段时间，队员的体力要恢复，伤病要医治，比赛中暴露出来的一些技、战术方面的问题，也拟在休整时着力解决。 要求没有被批准，女排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漳州。此时，离访美的时间还有4个礼拜。访美是中美双边文化交流，栗晓峰曾三次推脱未果。 这期间，除了参加漳州训练基地成立2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外，又被安排参加了两场与八百伴的比赛。 3月，栗晓峰挥师飞往美国，尔后又移师加拿大、瑞士打了多场比赛。紧接着是四国邀请赛、全国甲级联赛，世界女排大奖赛，其后便是征战亚运会，世锦赛。 据统计，从与八百伴交手直到此次圣保罗兵败，女排平均每三天便有一场比赛，还不包括路途、转飞机等花费的时间。 频繁的赛事使女排难以安排正常的训练。场上配合不默契、队员打法单调、快攻不快等问题，栗晓峰已有所认识，但却没有相对集中的时间加以调整和解决。 而所有这一切，他能向记者解释吗？又怎么能解释得清楚？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紧盯着不放，追着栗晓峰问： “栗指导，请您回答我的问题。” “这个问题……哈哈哈！”栗晓峰想把话题岔开。 “是谁决定的与八百伴的比赛，能否明确回答。” 说着，记者举过话筒，摄像机的镜头也对准了栗晓峰，这是现场直播，栗晓峰实在无法回避，便尽量委婉地说：“这是上面安排的。” 不想就这样一句话，在有关部门竟炸了窝： “栗晓峰怎么能这样回答记者的提问呢？” 那天现场直播的新闻，妻子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知夫莫如妻，只有她才能体会得到，表面微笑的丈夫，内心在忍受着什么样的煎熬。 8岁的女儿还理解不了爸爸。那天粟晓峰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一进门，迎上来的栗娅就责问道：“你哈哈哈，笑什么呀笑，像个傻瓜似的！” 女儿的话不错，栗晓峰觉得自己确实有点像傻瓜似的。 他常常身不由己。 他的想法往往受到多种外力的掣肘，而最后每每以自己的退让告终。比如，江苏女排的二传手沈岚，头脑清楚，手感好，组织战术比较灵活，是排球界公认的一位比较优秀的二传手，国家女排二传薄弱，长期形不成场上核心，栗晓峰从组队之初就想调她。在亚运会和世锦赛最后报名时，栗晓峰都写上了她的名字，但名单报到有关部门以后，如他所担心的那样，一位官员传达了有关领导的意见，栗晓峰只得将沈岚“忍痛割爱”，他不死心，几经周折，又“暗度陈仓”，将沈岚的名字再次报了上去，但最终沈岚还是没有能跨入国家队的大门。 “打一场球，休息一礼拜，这样的队员怎么能到国家队？” 栗晓峰听了，只有苦笑，因为表面的原因，是沈岚个性太强，实际的原因则是因为教练委员会的负责人和沈岚的父辈有过节。而这位负责人，在排球界又有着不小的影响力。栗晓峰怕沈岚就此消沉，专门打电话给她的教练和江苏省排协的一位负责人：“你告诉沈岚，好好练，千万不要搁泄了！” 按栗晓峰以往的风格，他是不会迁就这种不正常状况的，但他迁就了。 还有那一次，几位老队员把栗晓峰叫到她们的宿舍，要求调换二传手，并且说：“如果她作二传，我们就不能打了。”按照栗晓峰的执教风格，他该狠狠地批评这几个攻手，二传形成核心要有一个过程，大赛在即，怎么能这样向教练提出问题呢？再者说，是教练指挥队员，还是队员指挥教练？可是他没有那么做，而是做出笑脸，感谢这几位队员对自己的信任，并表示将郑重考虑她们的意见。 栗晓峰说话、办事，越来越小心了。因为他在队前讲的一些话，常常被断章取义地反应到排球界的最高领导层，过后，有关领导就会批评他：“怎么搞的嘛，什么事都往我身上推，我能管那么具体吗？”其实，栗晓峰不过是在讲到队伍的作风建设时强调了要在场上呼应起来，为了加强这一说法的权威性，他祭起了一面大旗：“袁头都说了，要抓呼应，抓配合，抓集体主义！” 栗晓峰还常常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他知道，“群体形成的最突出也是最重要的结果是‘激励或者强化群体中每个成员产生的情绪。’”一个人的情绪在群体中所能达到的强烈程度在其他条件下很难达到，而一旦情绪振奋了，那么就可以先声夺人，稳定心理、从而焕发出高昂的斗志。 呼应，则是情绪高涨的催化剂。 于是，有一天训练结束，栗晓峰说：“大家不要走，我们再练练呼应。” 这时，那位正在观看训练的教练委员会负责人却拂袖而去。从内心，栗晓峰是多么希望他能走过来支持自己一下，哪怕是三言两语也好。因为他是排球界的前辈，在姑娘们的眼中，他有时便是权威与真理的象征。 负责人的离去或许是潜意识的。 他并不是故意要给栗晓峰难堪，他只是对栗晓峰的做法看不惯，看不惯就走了，如此而已。 E·弗洛姆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人的某些行为其实是受潜意识支配的：一个平素对弗洛姆毫无好感的同事摁响了他的门铃。弗洛姆打开门，这位同事脸上堆出笑容，伸出手，嘴上说的不是“你好”，却是“再见”！因为尽管他的主动造访是为了表示友好，但是潜意识却希望他马上离开。 如果昔日的栗晓峰，他不会在意别人的做法；可是今天的栗晓峰，阳刚之气已日见消磨。 妻子也明显感到了丈夫的变化。在八一队执教的时候，丈夫有什么话都愿意跟妻子说，一天到晚情绪高涨；到了国家队，丈夫渐渐地变了。变得沉默寡言，总是不开心，还常常莫名其妙地唉声叹气…… 什么是自卑？欧洲十九二十世纪交替时的著名心理分析学家A·阿德勒认为：当一个人面对一个问题，感到凭借自己的努力已经无法解决了，此时便可能出现自卑情结。自卑情结的表现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愤怒、眼泪、懊悔，叹息亦或解释。 从上任时踌躇满志到后来的谨小慎微，栗晓峰渐渐变得不那么相信自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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