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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真是个奇异的魔术师。 1993年那个冰雪将至的初冬，就读于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研究院体育管理系的郎平，率日本八百伴超级明星队，与刚刚组建不久的中国女排结对厮杀时，她断然不会想到：一年零两个月以后，自己会接替栗晓峰而执掌中国女排的帅印。 那是一次具有商业意味的比赛。 日本八百伴流通集团为提高企业知名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支多国籍职业女子排球队。这支得到国际排球联合会认可的球队由两个阵容组成，一个阵容特聘郎平挂帅，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的选手，号称“超级明星队”；另一个阵容是由当今著名选手路易丝为首的古巴选手组成，名曰“哈瓦那金牌队”。栗晓峰腹背受敌，与郎平和路易丝轮番操戈，一路烽烟迭起，从北杀到南，又从南杀到北。 自巴塞罗那奥运会以来，俄罗斯队、美国队都曾战败过古巴队，连早已威风不再的日本队也有过让古巴队俯首称臣的纪录。惟中国队每战古巴，必败无疑。以至外界流传一种说法：中国女排患了“恐古症”。 出人意外的是，新披帅袍的栗晓峰在这次征战中，先于12月刀日以3：0轻取古巴队，翌日又连拔两城，大败郎平和路易丝，使笼罩在浓重阴影中的中国女排宛如一轮旭日冲破云层，亿万国人精神不由为之一振！以致郎平赛后由衷地向记者表示，“中国女排如果积累经验，在战术上出新，将是一支很有希望的队伍”，她“要招募更强的队员，给中国女排树立一个强有力的对立面”。 可惜，栗晓峰没有等到和郎平重新交手的那一天。 历史的时针，按照它亘古不变的节奏指向了公元1995年2月15日21点13分。 这是一个普通的冬夜。天空墨蓝，银河倒泻。当夜幕中飞机红色的指示灯有如流星，终于融入人间的万盏灯火中时，中国排球历史上新的一页被真正翻开了——郎平出现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A803号航班的舱口。她穿一身白色的运动服，脑后梳一条马尾巴，稍施淡妆，略显疲惫，那张早已为亿万国人所熟悉的脸依然那么生动，那么平和。 这之前，郎平因解除在美执教所需的巨额赔偿金等问题，几次反复，未能成行，还是香港一位颇有爱国心的巨富答应担负这笔费用，郎平才在中国排球的翘首企盼中，微笑着走下了铺着红地毯的飞机舷梯…… 她没有想到，她受到了英雄凯旋一般的欢迎，国内几十家新闻媒体、上百名记者早已聚集在机场出口大厅、隔离区和停机坪边缘等候，各种型号的录音与摄像设备高高举起，宛如一片钢铁筑就的丛林，光是因观众覆盖面最大而被传媒同仁视为“大哥大”的中央电视台，就派出四支采访劲旅：体育部、海外中心、《东方时空》的“焦点访谈”和“东方之子”。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或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来京，也不过如此。 接连几天，各种新闻媒体不惜以巨大篇幅渲染郎平的回归，或直抒胸臆或借外电之口，为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郎平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仿佛她已经不是排球——这一人类所创造的普通游戏中的一，名技艺超群的选手，而是二战中挽狂澜于既倒的斯大林亦或邱吉尔！和前一段受到狂轰滥炸的前乒乓国手小山智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样是中国培养出来的体育明星，同样都曾代表日本与中国对战，难道仅仅就因为小山智丽是负气出嫁，已取得了日本国籍，从此再无可能代表中国出征；而郎平则是赴美留学，只拿到了美国的“绿卡”，在千呼万唤中终于回国执掌女排的教鞭，便一个成了万人唾弃的“汉奸”，一个成了众人倾慕的英雄？ 新闻只能向我们展示现实，而不能照亮现实。 球赛的英文表述是：ball game，意思是一种游戏。这种本来以增进人类健康为宗旨的游戏被赋予了竞争的色彩后，才有了输赢。输赢固然可以满足人们的成功欲和自豪感，但它并不特别重要，更为重要的是竞技本身。较之人类为谋求生存所进行的实用性活动，这种没有实用性目的的体育竞技才是人类自由的真正体现，因为人类活动的本质就是最大限度地挖掘自身的潜能。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名次与输赢才具有了令人肃然的理性之光。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原因，体育竞技在中国成了一驾负载极重的政治战车，仿佛一跑一跳之间，都与民族兴衰休戚相关。曾经“五连冠”的中国女排更成了一个巨大无朋的精神投射场，人们把无法实现的梦，几乎全部倾注在了女排姑娘的肩上。郎平被舆论界“爆炒”，栗晓峰被国人冷落，以至何智丽被大加贬斥，莫不源于这样一种心态。 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我决定采访栗晓峰。 如同我预料的一样，栗晓峰拒绝采访。 他说，执教中国女排21个月，他觉得很累。现在“无官一身轻”，他想安安静静地休息一段时间，不想被外界一再干扰。 他还说，从13岁加盟八一队，至今已有了整整30年的排球生涯，无论以后的出路如何，排球都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要顾及排球界方方面面的关系，不想再介入排球界的是是非非当中去。 我握着电话听筒，想了想说：“栗指导，我很理解你的想法，但是我想问你两个问题：第一，执教中国女排的21个月，是不是你人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段时光？第二，在中国女排主教练任上，你是否尽心竭力了？”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我接着说：“既然如此，你难道不希望把这一段日子真实地记录下来，对自己，对全国人民有一个交待吗？” “有那个必要吗？”听筒里传出粟晓峰的声音。 我和栗晓峰的夫人杨亚光曾在一个部队当兵，因为是朋友，一直很关注有关栗晓峰的行踪与报道。我知道，他这21个月是在怎样一种处境与心态中走过的，于是我坚持道：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栗晓峰哈哈一笑，那笑声从听简的另一端传来，略显沙哑和凄凉，俄顷，笑声止住，念白传出：“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况且，我乃败军之帅，焉敢言勇？” 我的心被震颤了，凭直觉我断定，栗晓峰不是缄口不言。他的情感如同冰层下的湍流：喧腾而热烈，只是尚未有适宜的出口供它奔涌而出。 于是我说： “如果仅仅是你个人的荣辱进退，那你自然可以超然物外。问题是，你的辞职包括你执教的过程，只是事物的外壳，我所关注的则是它的内核：即所有这一切对于揭示我们的民族心理与体制弊端，对于改进与完善体育的发展环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沉默。 我又说：“而且，作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无论你自己是否意识到了，你的性格中肯定有导致悲剧结局的弱点。揭示与剖析这一切，需要的不是闲云野鹤式的潇洒，而是直面人生的勇气！” 依然是沉默。 我接着说：“恕我直言，你的不‘介入’，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介入。所不同的是，它只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地去对事物进行说明，你尽管内心深处认为过去的一切并非合理，但你却缺少胆量去打破现有的秩序与和谐；你不敢自由地公开自己的内心，不敢将内心企望的一切付诸实现！” 话筒的另一端传来一声轻微的呼应：“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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