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书眼犀利 中华诺曼底登陆 母心伟大 博士筒子楼献身 许多“新三届”的大学生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时代，都认定那时候的读书是新中国最好的读书时代，由“老三届”为主体组成的“新三届”大学生群体是一个特殊的读书人群体。他们中大多数人曾经历过“文革”的苦难，有过挫折与磨难，曾经一度失去了读大学的梦想，这一日，他们竟然获能得了进大学的机会，于是格外珍惜这难得的读书时光。对于许多“新三届”的大学毕业生来说，那段时光是他们生命中的一块绿洲。 但是，当这些大龄学生进入校园时，她或他的身上，却还会有沉重的生活担子，她或是一个孩子的母亲，需要承担作为母亲与妻子的义务；他们把读书看做是人生的重要一站，拼命地攻读，努力忘了自己的年岁与眼角已有皱纹…… 清华女博士马万云一边读书一边自带孩子 一个来自山区的川妹子，成了中国最高学府的一位知名的女博士，这是十分难得的。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理学女博士马万云，为了达到这个远大的目标，走过了一段普通女子难以承受的艰难生涯。 马万云出生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属下的一个山区小县城。她的父母是工人，她作为一名工人子女，从小读书求上进。但是，最后因那场动乱夺去了她就学的机会，尚不很懂事的少女就被赶到乡间去劳动了。 她从小见识大山，对劳动也不很怵，但是，一旦真正到了山高林密的深山沟里，她的那份改天换地的志气便短了几分。在山里劳动，最累的活便是扛木头。她一个嫩生生的姑娘家，却也得与一帮子山民一起上山扛木头。 记得那一回，她与本村的一些壮劳力一同走进深山，各人扛一根沉重的大木头，然后一齐往山外走，爬山过岭，肩膀让粗硬而沉重的树干压破了皮肉，脚下时不时地踏空了，倒在陡坡上，木头一直滚到山脚…… 那回她吃足了苦头，人被木头挂住，差点随那根圆木一起滚下山送了命。还好旁边的农民眼快手快，把她一把拖住，才保住了她的一条生命。为了这件事，她激动得好多天不能安睡。那时她对文学很感兴趣，偷偷地看过一些文学名著，很想写下一点什么，那回的扛木头历险，让她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结果她就为此写下了一个剧本。当然，这个文学处女作还是不成熟的，最终还是胎死摇篮。 在乡下的生活实在难以忍受，几年后，她有机会上调了，回到了小县城，被分进了她父母工作的那个盐厂去做工。 四川人吃的盐巴都是熬出来的。盐工是一份很累人很苦的工作，而最累的工种是为熬盐而不停烧火的运煤工，她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吃苦的运煤工。那几年，盐厂得没日没夜地熬盐，她也就得没日没夜地推煤车，推得两眼发花，双腿发软，有时禁不住会一头跌倒在黑乎乎的地上…… 因为，她真的累出病了，厂里给她换了一个工种，转到一个较轻松一点的工作岗位上，让她做报表当统计。 就在她做年报最忙的时候，得到了恢复全国高考的消息。她想考大学，可又不敢误了工作，做年终报表本来就得加夜班，再添上复习功课，就更紧张了。她于是只能加班加点，把手头的工作忙完后，再去看书，尽管已是夜深了，她还必须坚持看几小时的书，直到天快亮时，才放下书，趴在桌上小睡一会儿。 这样，她吃苦受累，人瘦了一圈，别人看到她，都当她病过一场，但她脸上却还是带着笑意：不，没事，我只是少睡了一会儿。 受得起苦累，就能获得成功。她终于把过去读过的一些课目捡起来了，参加了高考，而且还填报了清华大学。她对自己有信心：我一定要读全国最好的大学，我要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女物理学家！ 她实现了考上清华大学的理想。她神轻气爽地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走进了清华园，成了77级物理系的一名大龄女生。 进校时，她的物理成绩不算低，但因她年龄偏大，学英语却有难度。好在她是吃得起苦的，经过三四年的不懈努力，到毕业时，她的英语成绩已是班上数一数二的，还以全系总分第一的成绩，荣获了优秀毕业生的称号。 1982年，万云刚考上研究生。在一次报告会上，她被陈瓞延先生的学术报告吸引住了。陈先生在报告里说，在我国，地表矿藏勘测工作基本完成之后，还有大量深层隐伏矿急待勘察。他准备用激光单原子探测新技术，探索一条勘测隐伏金矿的路。 许多人听了这个报告后笑了，他们笑这位老教师在没有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凭空在做着一个“黄金梦”。可是座下的马万云却没有笑。她认认真真地记下了先生的旁征博引，并且定下了自己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激光单原子探测技术，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高科技，如果按陈先生的思路，她原先学的都用不上，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了。不少人劝马万云，这样干太悬乎了，是不是选个容易做的题目，以保证毕业呢？ 在这极矛盾之中，是爱因斯坦“宁愿钻厚木板”的精神激励着她。终于，马万云提出了选题报告——即使攻不下“黄金梦”的课题，毕不了业，也要为后人铺条路，豁出去了！ 教学大楼里一间不起眼的18平方米的小屋，成了这对不畏艰难与挫折的师生临时攻关的基地。他们最初的攻关项目，竟然需要从铺地板砖这种粗活儿干起。没有实验装置，就自己研制，没有大功率激光器，只有在假期借用外单位的。 为了抓紧“寄人篱下”搞科研的机会，万云把实验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在未知世界的苦苦探索中，经常会出现意外，有时候，她为找不到要测的信号急得掉下眼泪。哭，也拼命干！ 由于她的科研获得了成果，工作表现出色，马万云成为清华首批勿需硕士论文答辩而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博士生，并且成为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孟昭英先生的关门弟子。 在孟昭英先生和陈瓞延先生的指导下，马万云接受了我国第一台“溅射原子化共振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的研制工作。经过了几年的苦干，他们自己研制的激光单原子探测谱仪及在金和钉原子的白电离态谱学和高灵敏探测方面，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激光单原子探测技术在地质找矿中的应用研究》荣获国家“七五”攻关项目重大成果奖，马万云主持的国家青年基金项目，也提前完成。 至此，曾被人嘲笑过的“黄金梦”，竟然好梦成真了。 谁会想到，这些努力把黄金梦变为现实的科学家们，曾经面对着怎么样艰难的工作条件。为了实验不停机，他们总是在实验室一呆就是一整天，饿了，啃点儿面包，渴了，喝杯开水继续干。 在“七五”项目验收时，马万云的儿子正发着高烧。验收结束，科学家们几乎同时病倒了。当然，万云所承受的是比别人更多的艰难。 为了读书，她把婚期推了又推，为了科学，她直到32岁才当母亲。 生下孩子不久，科研工作到了关键时刻。原来她想等孩子过了满月，就可以把他留在四川，自己再回清华大学大干。哪料想，做母亲的在孕期的营养亏损，直接影响到了孩子！儿子一生下来体弱多病，可是当时，国家青年基金项目又急需她回京参加论证。于是，虚弱的马万云，抱着不满3个月的儿子，从家乡赶回了北京。 在科研任务最紧张的时候，她带着儿子住在集体宿舍里，住在“过渡房”里。她先后请来几个小保姆，可这些小保姆都嫌她家太穷太小，全走了。 那时候，她的丈夫还没调进北京，在工作之余，她只得像四川的农妇那样，把孩子绑在背上做饭、夜读。在攻关最关键的阶段，儿子经常生病，多少次，她背着儿子去医院打针，孩子弱得站不住，险些掉在地上。夜里，有多少次她睡在儿子尿湿的褥子上，委屈得哭醒…… 顽强的工作，终于把一切都抛在了后面。困难成了过去，前景一片光明。当年她与导师陈瓞延师生二人从铺地板开始建起的小屋，如今已成为260平方米的现代化大型实验室，是国家教委重点开放单位。 现在，师生二人又在实施“八五”攻关项目，由马万云直接负责海底资源勘测重要课题。 在马万云35岁被提升为副教授时，那个过于简陋的家，与她兴旺发达的事业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黑洞洞的筒子楼尽头，背阴方向那12平方米的小屋就是她的家。小屋内，叠床架屋，上铺放杂物，下铺睡着一家三口。她家的组合柜和床垫，是买的二手货，电冰箱是娘家“赞助”的，把床下孩子的澡盆拉出来，再在上面盖个木板，就是全家的饭桌。成果累累的女科学家，竟是在那个电视机占据半个桌面的小桌上工作的！ “……她已经在大教室里看了14年书了，冬天，教室太冷，冻得她常感冒。她知道学校清苦，绝不伸手要什么，她只想拥有一张2平方米的桌子……”马万云的丈夫悄悄告诉记者。 马万云在生活上从没有过多的奢望，她只希望居住条件能稍稍改变一点，她并不眼羡那些很有钱的阔佬，她甘愿放弃了到国外或去大公司工作的机会。她只甘愿在自己最合适的国内的土实验室里进行她的研究工作。她这位“士”博士要使祖国富强的强烈愿望，是常人难以料想的。 而今，马万云的事业刚刚开始，她的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当然变中也有不变的，那就是当知青时磨炼的坚强、坦诚、乐观、向上的性格。这宝贵的品质伴着她们进入了极高境界——把造福于人类的科学事业，视为自己的第二生命。 从初中到博士永远考第一的郭方对读书有一种改不掉的痴迷 郭方自称是属于那种“书呆子”型的人。书呆子有几种，第一种是把学问当成职业，是工具型的；第二种是把读书当做进身之阶，是一块敲门砖型的；再一种就是把书当成自己须臾不能离缺的爱好与精神寄托。后一种“书呆子”把对知识的汲取作为人生的一种基本乐趣，作为在现实生活里的一种精神支柱，作为其宝贵生命的一部分。郭方把自己归于后一种“书呆子”之列。 他的读书成就足以证明他可归列其间。 他小学毕业后，考上的是北京最有名的四中，初中毕业又考了师大附中，得了第一名； “文革”期间停学了十几年，东奔西走，坎坎坷坷，没能磨灭他的“书呆子”气，1977年报考北大，他又获得文科第一名； 在北大上了一年学，他又想考研，校方说你想考研，就得把这四年的本科考一回试试，结果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考试，走进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 那时的社科院是第一次破例录取大一的学生，对郭方这样的大一学生能考上研究生有点不相信，就让其复试，结果还是考了第 后来，他再考博士，仍然考得了第一名…… 郭方在其读书生涯中考出了五个第一，不只是因为他只是天生聪明或是天性爱学习。一个几乎人人可知的重要原因，便是逆境，是逆境造成了他破釜沉舟的决心与意志，在他的大半生中，一直有一个“存亡断绝”的危机感。 这种“存亡断绝”的意识也是贯穿他整个读书生涯的重要准则。总是得第一，首先是家庭造成的。他的家庭出身属于那个历史时期的“黑五类”之列，这个沉重的包袱成了激发他求学上进的最初动力。 郭方的“书呆子”选择便是从悲剧的命运逼出来的。“存亡断绝”也就是除此以外，再无别的出路，除了第一还有继续生存的机会，第二便可能被抛弃，被赶到绝途上。于是就形成了“悲剧筛选机制”这个命题。 这个由后来成为博士的郭方概括出来的命题认为，它大致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个人的不幸以及向不幸挑战的英雄主义色彩；二是一代人的不幸，使以多数同龄人被淘汰为代价，而崛起的“新三届”人有了“代”的悲剧意识；三是十年教育的断层造就了“新三届”人的民族危机感。 郭方有幸成了这个“悲剧筛选机制”中的幸运者或称佼佼者。因为他没有成为被无情筛选下去的大多数，而只以“第一”的机遇，保存了生存的机会，成为他们这一代人的幸运儿，也是这一代人的优胜代言人。 因为成为了整整一代人中的侥幸存活者，他感到自己的身上也有着不同于现在年轻一代的重负感。他上大学，读博士，都是因为“存亡断绝”的使命在驱使，在鞭策，才有了这种巨大的动力，才一直坚持下来，坚守阵地而决不言退。 爱读书的郭方也因读书带来了麻烦。从小学起，他就尝到过遭受痛苦打击的滋味。那件事发生在小学三年级。那时他迷上了《水浒》这本书，于是同班的几个小《水浒》迷就相互拜为梁山好汉，还推选郭方当上了“及时雨”宋江。此事本是小孩子的一种游戏，可是因为阶级斗争天天讲的缘故，郭方这个“宋江”竟被阶级警惕性很高的老师打成了“反革命小集团”的首领，还备了案。 这个打击十分沉重，于是，郭方只能横下一条心，一定要考上四中，而且只能考第一名。小学的高年级，他便是在一种绝望中生存的状态中读完的。他考上了四中，也结束了自己的本该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 郭方在他该上大学的年纪，被政治运动剥夺了读书权利。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在上大学机会几乎等于零的时代背景下，他还是坚持自学。自小养成的读书与求知欲望，使他没有书便不能生存，只要有一点机会，他便会把书本或知识抓在手里。没有书的世界才是真正令人窒息的。 从小郭方就受到多种文化的熏陶：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苏俄文化。最衩他在父母的影响下，读过四书五经，读过唐诗宋词，还学着写过一些古文，填过一些诗词，有了相当的中国古典文学基础。到初中时代，又接受了西方的古典文学，对人文主义的价值观、道德观，对人格尊严等留有深刻的印象，也成了他后来做人的一定之规。文学上则受到苏俄文学的影响，无论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民主主义精神，还是前苏联文学中的革命理想主义，都让他开拓了视野，产生了一片美丽的理想幻境。 因为有少年时代的文学熏陶，有了最初的精神压力，郭方才有了比常人更多一些的精神支柱，并在以后的艰难时世中，不为生活苦乐浮沉荣辱所左右。在最苦最难时，能从书本中找到一些人生的乐趣，自得其乐，不枉自菲薄，消极无为。 郭方在书的海洋里获得快乐，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那种快乐的背后还有着痛苦与不幸。那并不是一句“青春无悔”可以消解的。 郭方是那种懂得在坎坷中寻找安宁，在苦难中觅得信心的人。他把人生当成了一本大字典，在“文革”期间，他借着串连的机会，走过了许多地方，一个人到过黑龙江、乌苏里江、宁古塔、镜泊湖。威虎山与兴凯湖。 他到那儿去，是因为曾读过曲波写的《林海雪原》，想从那儿寻找到当年的英雄人物杨子荣、少剑波剿灭土匪的足迹。他与当过胡子也就是土匪的人聊过天，还邂逅了当年赫赫有名的“张大帅”的部下。 上山下乡的年代，他先后去过山西、内蒙，又在北大荒“扎过根”。虽说是在最低迷的年代，苦与累同时逼身时，他与其他一些知青有所不同的是，他还想着要读书，还能从读书中找到一份快慰与解脱。他甚至成了“后生导师”，以自己的求知热情，感染和带动了身边一批知青学知识，读书。 在人家看来他这个人已落到最倒霉不幸时候，他却没有沉沦，以压弯的脊背负起青春微弱的热和光，给自己撑起一片小小的生存空间。 在北大荒，郭方的读书方式与众不同，他在手边没有一本书可读的情况下，自己凭着幼时的背诵功记下的唐宋名诗，硬是一首首地回忆起来，抄写在一个本子上，自己骄傲地称为“手抄本”。没有书读，他就每天读自己的“手抄本”解馋。 后来，弄到了一本英语教材，这下可有事做了，他使每天晚上躲在被窝里偷偷学英语。 那时学英语可要冒大风险。在他们相近的一个农场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几个向往知识的知青在一起商量学英语的事，结果被人告发了。连长召集了紧急大会进行批判，说：“有人说中国话还嫌不够，又要学什么隐（英）语，是不是要搞特务活动呵！”从此，这个连队的知青再不敢学英语了，连提说一句学英语都会脸上变色心里直跳。 郭方与他的一帮同志倒是胆大，还在坚持学英语，也有学俄语的，学语文的。他找到了一个学语言的好办法，把英语词典一页页地撕下来，撕一页，背一页，把整部词典撕完，英语也学得很好了。还有一位与他一起学习的好友，连队分配他去看水闸，这是个闲差，正好用于学习，于是就每天坐在水渠边背中国历代年表，他的历史就是在水渠边学成的。 郭方还把读书用于实践活动。他有机会时便找一个农家老人聊天，向他们讨教当地的民俗俚语，后来，他把自己收集的上千条乡村歇后语与俚语编成了一本“贫下中农文学”文集。这本书成了他个人的第一本书集。 知识也成了暂时改变命运的一种条件，因郭方好学习，有文化，当地出了名，后来就有机会被选去当了一名民办教师。他喜欢这种新职业，那是因为从此以后他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接触书本，可以不必躲躲闪闪地读书了。 因一直坚持读书，一直为自己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求与热爱，郭方对于猝然而至的高考机会并不感到困难。他从容应考，一举便以高分考上了北京大学77级历史系，有意思的是，他那几年教出来的学生中，也有与他一起上北大的。这使他感慨，也让他骄傲。 这些年来，郭方一心研读历史，从本科生，走向研究生，再到博士生。他十分珍惜自己得到的读书机会，感谢邓小平的伟大功绩。回想70年代末轰轰烈烈的知青走进高考考场那几年，郭方觉得真正的人生是从那个黄金时代开始启动的。 他认为如果仅仅把邓小平当成了挽救一批人才的“大救星”，就失之于浅薄了。相当多的人包括国际上的知名人士都认为，中国改革兆始于农村，在郭方出国做访问学者时，有的外国学者就这样对他说。但他坚持认为，从历史的积极意义出发，改革开放的“预演”，早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前，就已经开始了，那便是震惊全国的“恢复高考”。 郭方用一句话概括了他的上述论点：“当我们这些幸运儿跨进大学校园时，已经意识到中华民族开始了她的诺曼底登陆”。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