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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深处走出大学校长 政治典型冒出科技奇才 新三届的大学生中，有些人曾带着理想主义的光环走上山下乡之路。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们在农村经受了不少挫折与磨难，但他们都挺过来了，如同经历了严冬考验的树木，外表有了风霜的刻痕，却没能改变他们的本质。考上大学后，他们还没有完全失去从前的那种理想主义色彩。 这些有了一些年岁的大学生，对于前途与生命的价值，有着自己的理解与追求，在乡下的苦难之中没有淡忘磨失的理想之光，重新在大学的校园里闪现出光彩。也许，他们会永远抱负着年轻时代的理想与信念，恋恋不舍地追寻着青春岁月有过的梦想。 张启翔带着一盏煤油灯走进大学 张启翔是湖北人，他在“文革”中以自己的激情投身革命运动，然后又响应号召，把自己的青春献身农村，改天换地，至死不悔。他与一些同学组成了一个“知青创业队”，走进了湖北罗田大别山，挺进到大别山的主峰去插队落户。他与他的同志们立誓要用自己的青春撰写那座主峰里唯一的“人类史”。 在那个人迹难觅的大山深处，张启翔等人生活战斗好几年。吃苦受累，他们顶着，后来公社有了推荐上大学的名额，社里的干部拿着推荐表走几十里路，到他们劳动居住的窝棚，要让张启翔与另一个知青去上大学。张启翔和那个知青竟断然拒绝了。当时，他们都认为既是下定了决心，要在这大山里呆一辈子，就不能半途而废，不能抛离同志们。 更加令人惊奇的是，过了两年，外面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这十几个知青经过认真的讨论，认为现在应该出去读书了。于是决定一起报名去参加高考，但其中一个人却没有报名。他就是他们这个创业队里的党支部书记。 他是一位老干部的儿子，声称自己不能离开这里。大家问他为什么？他说：当初是我鼓动你们来这里创业的，现在要走，我也不能先走，我要看到你们都走了，我才能最后一个走。这是我的责任。 他这样说，也真的这样做了。他让同志们全力以赴地进行考前复习，他给他们做饭，每天三顿饭都是他做的。一直做了20几天。77年，他们这一拨人考上了八九个，第二年，也就是78级的，又考上了好几个，到第三年，支部书记看大家都考取大学了，才参加了79级这年的高考。他考上了华中师大。 这样，在深山老林里创业好几年，这支十几人的创业队伍就此散落到祖国的四面八方。但张启翔仍为自己是这支理想主义的队伍中的一员而感到骄傲，单是他们这个大别山主峰的“知青创业队”考大学在全县高考取得升学率第一这一点，就足以让他自豪了。 与那些一提起插队落户如何如何苦难的知青不同，张启翔是怀着非常神圣与自豪的情绪开始他的大学生涯的。机会来之不易，这个机会不是谁赐予的，而是靠自己的真才实学取得的。 读大学是自幼便向往的，张启翔还记得少年时代的那个当中国“米丘林”的梦想。他在读初中的生物课时，第一次从老师嘴里听到米丘林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名字，从此就有了当一名生物科学家的理想。 少年时的张启翔很受老师的喜欢，曾对他说，你那么喜欢生物课，长大以后就考农学院吧。那样你就可以成为中国的米丘林了。 只因老师这一句话，张启翔便立下了志向，长大一定要当个米丘林式的科学家，要培养出令人惊奇的大南瓜大土豆。下乡后，在农村的大田里，他还牢记着少年时的那个远大理想，曾做过小麦育种引产试验，也搞过害虫防治工作，做过果树嫁接的实验。 后来到大别山深处，看到那里茂密的大森林，人烟罕至，真正的处女地。他以为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但是现实却扑面给了他一瓢冷水。 他们十几个年轻人在山坡上，自己搭茅棚，用藤条编成床。为了防备豹子的侵袭，他们每天夜里还得轮流值班。在那无人迹的大山深处，生活成了一道难题，从山上走下去有几十公里，每月下山买一次米，还得一人在前面砍出一条通路，后面扛米包的才能跟着走。到下次再下山，还得砍出一条路，因为前个月的路又让荒草野藤给封住了。 就是这样，张启翔还怎么搞科学试验？他只能把少年时的理想搁在一边，与大伙儿一起应付着生存问题。记得那年复习应考，他们几个人挑着箩筐下山去挑米，到县里时得知县里的学校正在开辅导高考的班，他们喜出望外，走去听了半天课。这是他们复习期间唯一的一次正式复习。 尽管如此，张启翔等人至今还对那段追求理想伊甸园式的行动不后悔。等到走出了那个艰苦的伊甸园，步入世俗的大学，张启翔还保存着对理想的追求与向往。等到进了大学后，又过去10年，也就是在1988年，他再一次走进大别山自己曾生活战斗过的深山里，发现他们生活过的地方已经成了历史的遗迹。 对当年那理想主义的火种虽然没有获得现实的结果，但这种理想之火却不会熄灭，他们这一代人又把过去的理想重新植根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文明进步的时代潮流之中了。 张启翔是带着插队时用过的煤油灯走进大学校门的。他在学校按规定熄灯后，便点亮自己的煤油灯，偷偷地看起书来。那种学习的刻苦精神是无与伦比的。 10年读书时间被山间的泥石与树木所占据，年近30时，才觉得知识贫乏，尤其是对外开放后，外界的讯息大量进入，他更感到需要加快学习与理解。 在4年本科读书期间，张启翔总共才回家探亲一次，过了一个春节。在大学里，他把全部时间都利用起来，从一早起床就拿起书本，直到深夜还在看书。在买饭时，或是等车时，他手中还拿着一个小本背英语单词。 与他一样，其他许多同学也是这么玩命地学习的。这种情景也映射出一个民族与时代的积极向上的风尚。“老三届”过来的这拨人，懂得失去的那么多年时间是最可珍惜的，要抓紧每一分钟补回来。此时，理想是实实在在的，是一种付出即可获得收效的劳动。 张启翔到现在还十分怀恋那个时期的校园学习风气。他们这些从“老三届”过来的大龄学生，与在“文革”中吃过苦挨过整的教师们有着相似的心情。在那些年长的教授身上，也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拼命赶时间的劲头。如他的导师、学术权威陈俊愉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陈教授在中国园林学界有很高的威望，但他在“文革”中被整了10年，十分悲惨，恢复高考后，陈教授重新担任了学科的领头人，他对教学仍是那么专注。张启翔深为自己有这么一位好先生而感到庆幸。 他与同学们非常尊重陈教授，不懂就问，陈教授也诲人不倦。张启翔与他们这个班的学生，个个成绩都非常出色，如果谁考了八十几分，谁就会觉得脸上挂不住，惭愧地把卷子藏起来，不敢让同学知道。 张启翔考上的中国林业大学，在“文革”前两年有园林专业，但不知为什么1964年时把这个专业取消了。张启翔从大别山走出来后，对森林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他报考的专业便是林业。他对园林专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陈俊愉教授的精心指教，张启翔不断努力，不断探求新的知识，成为中国第一个园林专业的博士，他出国留学后，又回到母校北京林业大学，作为年轻一代的教授与博士生导师，他成了承接教育培养新一代园林人才的教师。 在导师的鼓励下，张启翔走出国门去留学。他走了一条“曲线”留学的路，先考国内的博士，再出国读博士，这样张启翔就可以在经济上获得保证，一边享受讲师级的工资待遇，一面在波兰的国家试验室作科学研究。 他在波兰的一位有名的林业博士手下作学生，收获颇丰。那位博士十分器重张，后来博士夫人对张启翔说，她开始还为自己丈夫招收一名中国弟子感到担忧，以为中国很贫穷，还有点野蛮，谁知接触了张启翔后，觉得完全不是想象中的那样，觉得很高兴。 波兰博士一家待张启翔这个中国学生十分友好，等张学成回国后，博士全家还依依不舍地对张启翔再三叮嘱：让你女儿高中毕业后再来波兰，我们给她留着房间，一定要来！ 张启翔在波兰研究园林方面的新课题——细胞体结冰时放热现象的分析，即差热分析。这是国际学术上的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对知识的综合能力、基础理论水平要求非常之高，大大超越了传统的思考领域。当时这项试验在国际上，包括中国的一些著名科学家都还没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国是70年代开始这项研究的，波兰国家试验室为此投入了几十万美元。 当时张启翔是中国唯一可胜任这个课题的人选，所以外国人很惊讶中国人在这项科学实验中的领先与熟悉程度。由此他也为中国科学研究的知名度提高了许多。有了出国的机会，也让他从另一个角度反观中国，产生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作为“新三届”出来的中国学者，张启翔是较早走出国门的科研人员。他几乎走遍了欧洲，每天都与外国人打交道，与他们交谈，因东西方的思想碰撞，产生诸多联想。 张启翔最直接的感受便是希望自己的祖国强大。同行交往中，他觉得有些美欧学者水平一般，却常常摆出高人一等的架式，这让他不习惯；而前苏联，因国势颓丧，他们的学者便一点地位也没有了。 最让张启翔生气的是，欧美许多人至今还以为中国只是电影《黄土地》里所表现的那么落后、愚昧，黄土地与长辫子就是中国的代表，每逢此时，张启翔的心里便有一股说不出的怨气，才体会到“振兴中华”的深刻意味。 有一件事，一直让张启翔难以忘怀。他在80年代初第一次去匈牙利，对方接待他的学者首先毫不客气地把他带到了多瑙河口岸的玛丽亚公园，告诉他说，这是匈牙利在13世纪建立的宫殿，被你们的成吉思汗给捣毁了。 这件事让张启翔的感触很大，这非但没有令他不快，反而赢得了他的尊重。后来，每当英法学者来北京访问，他也总是先把他们带到圆明园遗址去看看。张启翔认为，自尊、正义、民族气节，也是沟通人类世界的一种特殊语言。 现在张启翔在园林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1995年秋举行的一个世界性的花卉博览会上，张启翔作为唯一的一位中国评委坐在尊贵的评委席上。现在张启翔是林业大学园林学院院长，获得了“霍英东优秀基金奖”，并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 先进知青集体发生了自杀事件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许多高中毕业生都去了北京郊区插队，却有一个少年偏偏去了侯隽落户的天津农村，成了侯隽窦家桥知青小组的一员。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乡村厂矿的许多青年因丢下书本多年不得不放弃理工科而报考文科，却有一个知青喜欢文科但选择了报考理工科。 在生产球形容器一直使用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有模成形工艺的时候，有一个77级毕业生开辟了一条无模爆炸成球形容器的道路，不仅在国内属于首创，也填补了一项世界空白。 此人就是王南海，一个悲剧年代里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当今社会难得的奇才，也是一个仍然保持着固执的理想追求的传奇人物。 几十年来，王南海经历了许多坎坎坷坷，总算没有被饿死，没有被艰难压垮，走进了大学的校门，走出了自己的奋斗之路。如今，他成了从77级中冒出来的专家，有9项发明获得了国家专利。 然而，发明技术可以是个人行为，推广技术则不能不是群体行为，推广比发明更加艰辛，所以，王南海不敢说功成名就，只敢说还在挣扎。王南海说：“我的信条是，可以不成功，不可以不努力。”这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心里话。 “文革”期间，他从中学毕业了，接下去便是上山下乡。可是去哪儿呢？王南海是个有主见的人，他要找一个能发挥自己理想追求的地方。于是，这位北京中学生就骑着个自行车到处转悠。 他先是去北戴河，又去沙石峪，最后转到了侯隽插队的天津宝抵县窦家桥。侯隽是个出了名的知青典型，全国的知青都知道她的事迹。那天王南海见到她，与她谈起话来。 说了半天，侯隽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你敢不敢到这儿来插队？”他说：“有什么不敢的？”侯隽说：“那你来这儿插队吧。”她在他的日记本上题字“携手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 王南海当时就把部分行李留在侯隽家，以示自己的坚决态度。为了他下乡到窦家桥这件事，侯隽还专门给北京市委打了电话。这一下，王南海人还没下乡，就先出了名了。这可是他没想到的。 因为这一壮举，他被安排到30多个学校演讲。王南海倒说：“当年毛主席拿着雨伞走了多少个县，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插队的目的，就是要去了解农村。” 当时就有人问：“你是不是有野心？”他说：“谈不上野心，如果农村需要我一辈子，那我就是一辈子的农民。没什么新鲜的，侯隽可以一辈子，我也可以一辈子。” 王南海等人临走的时候，市委领导在市委第一办公室接见他们，要他们扎根农村一辈子，然后敲锣打鼓地送他们走。这一去，就是4年，4年1460天，王南海在窦家桥干1400多天的活儿，4个春节，他只回过两次北京的家。 在窦家桥，有个红花绿叶问题。侯隽是花，但她身边的绿叶大少了。上山下乡运动掀起高潮以后，全国各地的领导经常去宝抵县参观，侯隽的身边应该形成一个像样的知青群体，侯隽的想法也是如此。有王南海打头，后来又陆续去了17名知青，组成了窦家桥知青小组，担当了绿叶之重任。 其实，王南海看侯隽也是挺不容易的。初到窦家桥时，她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一天的工分才6分钱，而且村里特别乱，一帮坏小子半夜里敲她的门，在她的门口撒尿。1963年，黄宗英去窦家桥蹲点时发现了侯隽，就写了一篇在全国引起反响的报告文学。文章题目叫《特别姑娘》，因为这篇文章，侯隽才一下子红遍了全国。 沾了侯隽的光，窦家桥知青小组是全国的典型，所以生活上政治待遇上都还可以。只要你一根筋，什么也甭想，让干什么活儿就干什么活儿，出勤出力，日子过得还是挺愉快的。 王南海去插队时，还挺浪漫的，把游泳裤和冰鞋全带着。离他们住的地方不远有个大水塘，只要水没有结冰，他就跳下去游泳，冬天结冰后，他又在上面滑冰，农民哪儿见过滑冰啊，全村上百人围在那儿看，他每滑一圈，全村的小孩就“哇哇”鼓掌。 王南海下乡那会儿，生产队的分红已经上升许多，一天的工分从侯隽最初去时的6分钱升到6角钱。第一年分红他得了126元，交给他妈，他妈直掉眼泪，给他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这块表现在还没坏呢，他换了电子表以后，他妈一看这块表还挺好，就自己戴了。 那时候他很懂得节约，插队的第一年，他一年之中只花了6元钱，也就是买个信封邮票。穿的那个衣服呀，补丁摞补丁，要是现在的孩子见了，肯定以为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呢。 那时因为有个侯隽，窦家桥的姑娘就特别神气。他们那个村有个机务队，队上的8台手扶拖拉机，全部由8个女孩儿开。王南海挺喜欢鼓捣拖拉机的，每次女孩们把拖拉机一开出村，没人管了，他就替她们开，显显身手过过瘾。村干部们看他喜欢拖拉机，干脆让他去了机务队。 后来，他当了机务队长。机务队进了一台解放大卡车，他开了4个月的“解放”，不多久便能满处跑了。 正在这时，他们知青小组却出了一件大事：两个知青自杀，一个死了，一个被救过来了。死的这个知青叫王志宽，跟王南海是邻居，一起去插队的。这事儿，对王甫海的打击很大。 说起王志宽，得从他们俩插队前的申请入党说起。 插队前，他和王志宽都写了入党申请书，但是他父亲历史上有点儿所谓的问题：当年胡宗南进攻胶东的时候，包括父亲在内的村里的3个党员被捕，其中两个被抓的时候负伤，进监狱没多长时间就牺牲了，父亲逃出来了，逃出来以后一直说不清。第一个说不清是为什么人家死了你还活着，第二个说不清是那两个牺牲的党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入党介绍人牺牲了，你这个党员还有什么证明材料？后来，王南海的父亲在空字03部队搞地勤指挥，但这一段历史总有点儿差头。 在他们几个人去窦家桥插队之前，作为典型人物，市委说你们当中应该有党员，王南海是挑头的，又是军队干部的儿子，那么首当其冲应该是他啦，于是他填了表。谁知就因为父亲历史上的这段问题，他的入党申请没有被批准，而批准了王志宽入党。 王志竟是党员嘛，知青小组的女孩们崇拜党员，好几个女孩都追他，追到后来就出事了，不知怎么的，有一个女孩怀孕了。如果现在发生这种事，当然是寒碜点，但不至于不理解；当时，出了这种事实在是不得了，特别是窦家桥知青小组是全国的典范，怎么能出这种事呢？ 作为朋友与同学，王南海就对王志宽说：“咱们一起出来，临走时父母让我们互相照顾，要干，咱们好好干，要走，咱们高高兴兴一起走。” 王志宽只是听他说，却不吭声，最后只问了一句：“你说完了没有？”然后就走了。 那时，王志宽是民兵指导员，王南海是民兵副连长。窦家桥的知青都配有武器，冲锋枪机关枪在宿舍的墙上挂着，炕边放着两箱手榴弹。王志宽不声不响地拿了两颗手榴弹，走到离村子几里地的河滩荒地上，拉了弦，就自杀了。 这事对窦家桥这个全国知青典型可影响大了。 当时，作家黄宗英再次到窦家桥体验生活已有两年，要写一部关于知青生活的巨著，但这时的调子已由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唱赞歌转向知识青年们怨声载道，眼瞧着出了党员干部自杀的大事，黄宗英的这部巨著不得已半途而废。 这时，侯隽作为全国知青办第一副组长正在筹备全国第一届知青代表大会，但送上来的7本材料中只有两本是正面的调于，其余5篇写的全是知青的惨事儿，全国第一届知青代表大会的筹备由于毛主席的逝世半途而废。 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署名“侯隽窦家桥知青小组”的一篇稿子《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原稿是王南海写的，可登出的稿子与他起草的稿子比较，1／3的文字全变了。他写的是三个主题：悲痛——化悲痛为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有些话是话中有话。 但不知为什么这篇文章被说成是“效忠信”，一下子，侯隽就倒霉了，加上江青曾经给侯隽送过草帽并且接见过侯隽等等事情，侯隽连续受审，从峰顶跌到谷底，她爱人是县委副书记，也受到审查，她爱人的弟弟探望她回来在一张纸条上写道：“落了毛的凤凰不如鸡，虎落平阳遭犬欺”，这张条子被专案组的人看见了，为这事，侯隽的爱人被多关了好几个月。 在窦家桥插队的4年中，有过不少招工的机会，王南海都没去。作为知青带头人的侯隽有她的想法，不希望他们这些“绿叶”都走了。有一回，侯隽问王南海，你有什么打算？他说，一个是当兵，一个是上学。 1977年年底，就在他当兵体检合格的时候，高考制度恢复了。 中学时的一位老师对他说：“你一定要去上学，不要去当兵了，赶上上学这个机会很难得。” 王南海认为这话对头，就决定考大学。那天，他利用拉种子。买农机配件的机会，回家找了一本中学生数学手册，带着它回窦家桥了。 复习也没时间，还得整天干活。要背书上的公式，只能在夜里给麦子浇冰水时，躺在地上复习数学，又怕不留神浇漫了地，就一手举着书，一手伸出去，心想等水浇到头，手就摸到了。天冷刺骨，人很快就缩成一团，水把棉大衣浸湿了，他还坚持着读数学公式。 没多久便考试了。他们的考场设在另外一个公社的中学。考试那天，天阴沉沉的，他找辆破自行车，骑了8里路，好不容易找到地方，工作人员一指：“你们的考场在那儿。”王南海抬眼一看，原来是在操场上搭了个大席棚子，那就算是考场了！ 进大席棚以后，就找自己的号，他的考号在席棚子里的最后，坐的是大长条板凳，前面是木板搭的桌子。监考老师的前面放了～张大八仙桌，一点漆都没有，磨得黑亮亮的，大概是从哪个农民家里搬来的吧。 考到中间，他抬头一看，监考老师在八仙桌上盘腿而坐，屁股底下垫一块砖，砖上还垫两本书，大棉袄一裹，大皮帽子一戴，半眯着眼睛向下看，像个菩萨似的。突然，一阵风刮进席棚子，把他的卷子刮到了地下，老师搬着腿从八仙桌上下来，走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王南海俯身捡起了卷子，卷子上已落了厚厚的一层土啊！天冷，加上早晨喝棒子面粥吃咸菜，又赶了8里路，肚里没食儿，手冻得拿不住笔。他当时心里想着，要是天天吃肉，大概也就能抗住冻了。 1977年春节，知青们都回家了，王南海和另外一个知青留下来看摊儿。正月初四，县教育局来了电话，说：“有你们村知青的入学通知书。” 这天，下着大雪，王南海与那个知青一起，踏着雪走了12里路，到县里取回入学通知书。 他给知青们打电话，让他们赶紧回来。那时候，电话是手摇的，他使劲地摇啊，摇啊，仨小时打通一个就不错了。 这一年，好事都遇到一起了，他的入学通知书和入伍通知书同时到了。海军南海潜水部队和兰州导弹部队都要他，他想去海军，因为海军的那身蓝呢子军服特精神。但是最终，他选择了北京航空学院的这张入学通知书。 初中的时候，他们是扛着铁锹上学的，整天挖防空洞。上了高中，据说北大清华的教授联名给周总理写信，要求从应届高中生中培养大学生，所以，大家慢慢地能坐下来读书了，真的是想上大学啊。当他迟到4年拿到入学通知书的时候，没有特别的高兴，觉得他们不上大学，谁上啊？ 王南海上了北京航空学院，被分到飞机制造工艺系焊接专业。说实话，他不太喜欢这个专业，但系主任说：将来别人没饭吃，也饿不着你们，别看学制造专业的吃香，可真轮到他们在飞机上划一道还早呢，你们学完了，只要一出去就有活干。 后来他才发现，我们国家的焊接水平太差，当时的苏联每年培养焊接专业的本科生2000多名；美国8000多名。而中国，77级这拨才3个班，也就100多人。 读大学可不容易，刚入学的摸底考试，他有4门不及格，怎么办？拼吧！头天晚上买个馒头，第二天早上顾不上去食堂吃早饭，拿起凉馒头，早早去教室占座位。班里的同学，不管是15岁的还是35岁的，都非常刻苦，拼命读书。 那时，大学才恢复正式读书，一时还没有系统的教材，老师也是想教又不敢教。譬如，他问一位老师：“社会主义有没有经济危机？”问了几声，那老师就是不回答。他又问：“社会主义的经济危机是不是我想买一本英语字典得凌晨3点钟就排队去？”老师仍然不回答。 当时闹腾比较大的一件事就是竞选人民代表。几位领导的孩子没考试就插到77级里面来了，有老师把这件事给揭露出来，于是这位老师的选票一下子就特别高，但后来公安局把他给拘留了。 王南海进大学后，对政治有点看淡了，对学校里学生的一些思潮与动态，只是听，也不多打听，对有些事情只是知道，并不是特别关心，不像文科院校那样热闹，因为他进的这是航空学校，是工科院校，他们要学的是造飞机，肩负的重任就是造飞机，别的用不着操心。这时候的他，已经把理想的目标定在自己的学业上，他要成为一个在科技方面有成就的人。 1982年大学毕业，王南海被分到航空部第二研究院，担任工艺员。现在，他在中国航天民品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技术处处长。14年了啊，他一直在专心地做一件事：炸球。 炸球是个什么呢？说起来新鲜，其实一般人都有机会看到的：譬如仁立在蓝天大地之间的储存液化石油气的巨型大球罐；化工企业中五颜六色的球形液氮储罐；气体和液体储罐；造纸用的蒸球；还有建筑美术用球…… 球这种东西，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最简单的东西往往做起来最难。做球形，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生产方法是利用模具通过油压机把金属板压成球皮，再把球皮一点一点地组焊起来。 1958年我国开始试验研究金属爆炸加工技术，经过多年的探索，爆炸成形技术有很大的发展，但其工艺还是离不开模具，国外的金属爆炸专家们也都在用模具做各种各样的半球，然后两个半球焊在一起做成一个球。模具的成本很高，在王南海之前，这个行当里的几乎所有人都在研究怎样把做球的模具的成本降低，从钢模变成铸铁模，从铸铁模变成水泥模，甚至有人在沙滩上用沙子做模具，总之，大家都在研究模具。 因为做球的工艺相当复杂，所以球被称为容器中的皇冠，就像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的皇冠一样。 王南海在航空二院工作时，海军要定做一批直径2米多的球，而他们的爆炸成形车间是有模成形，只能做直径最大1米的球，这活儿就干不了。他就琢磨，能不能不用模具就做成球呢？ 他开始研究“无模爆炸成形”的新技术。从此以后，这项技术就成了他此生追求的理想，成了他痛苦与幸福的寄托物。这是他自己要做的事情，没有人为他立项，没有人为他提供经费、设备、材料、场地。 为了试验，他曾向朋友借钱，朋友说：“钱是有，你如果做生意，没二话，搞试验这玩艺好是好，但是失败率太高，周期又长，没听说六六六粉是怎样得名的吗？” 他又曾向银行贷款，拿什么抵押？房子是单位的，房子里的家具全卖了也值不了几个钱哪，银行的人说：“对不起，没有东西做抵押，恐怕我们只能给你一笔精神贷款了。” 他们夫妻俩的收入几乎全用在试验上了，儿子问他：“爸爸，为什么咱家的电视是没色的啊？” 有时候他真羡慕100年前的爱迪生，为什么那时的人搞科学实验就有钱，能把几百种材料用在灯泡的试验上，他是幸福的科学家，而中国的科学家，却99％在经费方面都是一筹莫展，搞得惨兮兮的。 他提出的无模爆炸成形如异端邪说一般，刚一露头就招来了质问和反对。一位领导说：“你要行，别人都行了。”一位从事近30年有模金属爆炸加工的专家说：“年轻人，你太狂了，你才干了几年就推翻了人家外国人经过几十年建立起来的理论和公式。” 确实，他的“无模爆炸成形”技术简单得让人提心吊胆。 在一个接近球形的锥柱形结构金属壳体内放入一球形，置入雷管炸药，然后注入水，炸药起爆后，强大的压力通过水作为传压介质，便将锥柱形壳体爆炸成标准的球形容器。他的新技术无需使用模具和油压机，就可生产出任意尺寸的球罐，生产成本低，当时1公斤炸药才两毛钱，这1公斤炸药的能量释放出来就相当于用1万元钱去买电；成形过程快，如果使用老工艺做球需要正个月的时间，那么他的炸球只需要三四天，并且产品质量高。 他做了一件前人没有想到更没有做过的事情，他是在冒险，然而，没有冒险，就永远没有突破。因为试验，他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因为试验，他的奖金被扣罚过；因为试验，一些原来关系不错的同事莫名其妙地与他疏远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没人支持他，也没人相信他。只有自己相信自己，自己安慰自己：别急，只要拿出真东西来，会让大家信服的。 八九个年头过去了，3000多个日日夜夜，他都在拼命地干，终于有了成功的喜悦，有了肯定的评价。他的多项技术获得了成功，“锥柱结构无模高能成形球形容器”、“爆炸整体消除球罐焊接接应力”、无模高能成形异型球、复合球等9项技术均获得了国家专利。 1988年春天，当上副县长的侯隽帮他揽到一件直径4米的液氨球罐加工活，产值有10万元之多。但是，有关部门没有通过他最初的那种焊缝结构。他陷入了困境。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有关球形容器资料，苦苦思索之后，他提出建立360度内等分壳体成形理论，打破了现有技术中无模爆炸成球结构设计必须是180度内等分壳体形状的技术偏见。 一位曾经大力支持过他的老专家反对说：360等分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国人没有这样干过，外国人也没有这样干过。老专家说了声谁签字谁负责，甩手而去。合同是他签的，他没有退路了。 他奔波于北京天津之间，烈日下，舍不得吃一根冰棍润润冒烟的喉咙；寒冬里，舍不得在街上买一碗热面条吃。他把自己的全部都押上去了。 成功了。用他的炸球技术做的液氮球形储罐，已经安全运行8年多，为用户和生产厂节省费用4．5万元。 亚运会之前，亚运会组委会要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前面的水面上放5台雕塑彩色金属球体，找到一家专业厂，工程报价20万，生产周期需要3个月。组委会认为造价高生产周期长，召集一批城市雕塑家出主意。 王南海的岳父是一位城市雕塑家，他在会上说：“有一个人会炸球，成本低周期短，不妨找找他。” 于是亚运会组委会的人一路打听到航天部大院，在大院门口碰上他，问：“听说你们这儿有个王南海会炸球？”他说：“我就是王南海。”此事一说就成。 他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做的5台雕塑球采用5台球同步成形法，30分钟完成全部成形，生产周期仅用7天，全部工程仅用了4万元。 王南海对炸球完全着迷了，他已经把他的每一台球都看做是他的孩子，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舍不得花，都给了这个圆圆的“孩子”。 一次，他在全国学术会上发言，规定每人只能讲15分钟，他讲到12分钟时就不讲了，让台下的专家提问题，后来，他又讲了40分钟。 台下的好几百位专家，有探伤专家、有容器专家、有材料专家，个个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他们有的是想讨论他的技术，有人则是想把他问倒。后来他发现，人家不是不相信他的技术，而是觉得他资历浅，他花了很多钱做试验，但人家并不去看这些试验。唉，他能说什么？就说一句：我不败，谁能败我？ 他出门炸球，背着一大摞一大摞的实验报告，一点一滴地给人家讲，把技术讲给人家了，最后人家也不一定用你的。现在他不管那一套了，找他去炸球，没有必要谈技术，只说两点：要什么尺寸就有什么尺寸；价格便宜质量好，你来买不就完了吗？ 因为每台球的要求不一样，可以说他炸10次球，有9次都是第一次。传统观念的压力太大了，假如他炸球用1天的时间，那么他前前后后去给不相信炸球新技术的人做说明要用100天的时间，1：100啊，特累！ 他自己选择了这条异常艰辛的技术之路，他走得很艰难。他每次出门去炸球都把路费带足了，虽然你是人家邀请去的，但也可能就被人家轰回来了，当然他还没有被人家轰回来过，但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每当他背着一大包资料出门的时候，就像融入大海一样，只有勇敢地往前游。 人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很难，而他选择了一个对于他来说很好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他在做前人没做过而国家又急需的事情，并且他把炸药这个可怕的战争物质变成和平的东西，挺有意义。 他觉得苦也有自己的乐趣所在，有的人一辈子过来只做了一个木偶，用得着时被拿起来比划比划，用不着时被撇在一边，他比这些人幸运，他是自己体会木偶在蹦，挺有意思的吧！既然选择了这个事业，他就要让它一点点壮大，让大家都承认它。当然，百年之后人家怎样评价是另外一回事，活着都不怕别人非议，死了还怕什么呢？ 有一次，他碰到一位专家，他说他有个想法，把稻草经过处理后，制成地膜，经过一段时间的阳光照射后，又还原成无害物质，可以避免“白色污染”。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没有推广起来。 他的炸球技术曾经和“月球车”一起参展，他是金牌，“月球车”是铜牌，可是现在“月球车”发展起来了，“咕噜咕噜”就咕噜出一个大楼，他呢，现在咕噜着能养活自己。他比那个没能把地膜技术推向市场、自己把自己饿死的专家强，但又不如能“咕噜”出钱的“月球车”。 他的理想就是把自己的炸球形成工业化的生产，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哪儿要一个，他就去炸一个。中国这么大，就他这么一个人炸球，当然是太少了。 他现在正在把他的技术延伸，搞成罐式集装箱。去年我国有154亿元的木材用于做水泥袋子，其中还有对亿元的破损，另外水泥放在外面吸潮，标号自然降低，很多工程水泥并不是伪劣产品，而是由于搁置20多天后标号自然降低，1996年11月5日《人民日报》有篇文章《散装水泥何时唱主角》，他觉得他的集装箱技术就是散装水泥的出路之一。 王南海认为，从他这时起提出这个新的想法，开始有个新的起点，经过10年20年之后，他的孙子当然也可能是别人的孙子会实现他的想法。但如果没人提出这个问题，就永远没有起点。 孩子成了难题 北京101中学高中生郭笑文，于1968年9月满怀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雄心壮志，与同龄的伙伴们一起，奔赴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学田公社胜利大队插队落户，在那里一共生活了近10个年头，经历了种种艰辛，甜酸苦辣，说道不尽，走着一条铺满荆棘之路。 初至内蒙，她和同学们干劲十足，决定搞起一个“巴黎公社”式的知青点。同学们白天劳动，晚上聚在一起看书学习，把各自带去的图书集在一起，足够开个小图书馆。一年下来，有了年终分红。他们把那点钱买了布，每人做一套棉制服，男生是黑的，女生是蓝色的。还给每个人买了一顶大皮帽子，穿戴很整齐，真像是个“巴黎公社”的样子呢。 在他们知青点上，男生在生产队劳动很出力，女生内勤较能干，把知青点的生活管理得井井有条，连定期杀虱子药臭虫这些事都想到了，还有人专门负责。 作为知青点的一员，郭笑文有过多的热情，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她积极地参加干活，很舍得花力气，冬天上山搂草，脸在刺骨的寒风里冻起了白泡，而棉袄里面的衬衣却被汗水浸透了。 他们这一帮北京来的知青这么能吃苦，还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这么好，看上去有滋有味的，很快就打消了老乡们对京城来的学生的种种疑虑，很快便与他们融合起来了。那时还兴唱样板戏，知青们唱得很不错，于是就吸引了村里的一帮男女青年，他们吃完晚饭便聚到知青点，学唱样板戏，听北京学生讲北京的种种新鲜故事。 郭笑文不久便注意到，这个村的文化知识成问题，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小伙子，竟然一个大字也不识，特别是一些女子，说是打小就没让上过学。在这个村，能读到高小，就算得是本地的“高级知识分子’了。 郭笑文是个急性子，想着做事就急于做。她便想，这不正是我们知识青年大有作为的好机会吗？ 她想着干，就在油灯下着手干起来了，很快就编了一本简易教材，把农村日常用语、农活、农具、常用姓氏等，以“三字经”的形式，编成了合辙押韵的顺口溜。她又与本地的小学教师谈好了，借用学校的教室来上课。 她把自己的想法与村里的姑娘小伙子一说，他们都积极响应，踊跃前来报名，要参加夜校学习。 只是有一个难题：村里还没通电，用什么来照明呢？村里的几个小伙子给她出主意：“大队部有两盏汽灯，亮着呢。” 于是就到大队部去借汽灯。大队的干部不在，他们就同看门的大爷打了个招呼，把灯摘走了。郭笑文没把事情想得很复杂，以为是为村里的年轻人学文化做好事，大队干部不会反对的。 这天晚上，就在简陋的教室里，借着昏暗的灯光，郭笑文开始了第一次讲课。面对几十双渴望学文化知识的眼睛，她讲得很带劲，虽然有点激动和紧张，但还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天晚上，她躺在知青点的土炕上，久久不能入睡，睡梦中还筹划着夜校将来的前景。 谁知，第二天一早，大队革委会的一个副主任就板着脸把她叫到办公室去了，质问道：“昨天是你带了人把大队的汽灯搞走的？” 郭笑文说是的，于是就对副主任滔滔不绝地说起了办夜校的积极意义，还对副主任大谈自己的发展规划。哪知副主任并不想听她的自我介绍，气恼地说：“谁让你办夜校啦？毛主席让你们下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没让你们来教育农民。你给我把灯送回来，再写个检讨！” 郭笑文没想到自己想为村里的年轻人做点好事，结果会招来一顿骂，不禁眼泪夺眶而出。刚刚开张的夜校就此搁浅了。事后她才知道，大队部每天晚上都有牌局，把汽灯摘走，就会耽误他们玩牌，难怪干部们会大发脾气。 这件事不知怎么的却有了戏剧性的改变。不过多久，本县所在地区新上任的地委书记到农村来视察工作，顺便来看望这个村的北京知青。在座谈会上，郭笑文忍不住提出了一个问题：“知识青年除了接受再教育，是否还可以帮助贫下中农作些事情？” 地委书记当即说：“当然可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嘛。” 他这一说，郭笑文便把自己办夜校的过程向书记说了一番，果然得到了书记的肯定，当场便作指示说：“应该把扫盲夜校改为政治夜校。这是一个创举，你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 过了不久，县教育局便派来了一个调查组，要总结这个大队兴办政治夜校的经验。大队的干部们有点莫名其妙。调查组的人解释说，地委某某书记走到哪里讲到哪里，说突孕有个北京姑娘办起了政治夜校，这是对农民进行路线教育的好办法，值得在全地区推广。 事情就这样变了味。本来郭笑文办夜校只是想让村里的年轻人扫扫盲，识几个字，可让地委书记一讲，就成了政治夜校，而后，她便不得不按着这个框框做这件事了。 不过，那时她并不在意是政治夜校还是扫盲班，只要把夜校办起来就行。于是夜校在上面大人物的倡导下，堂堂正正地再次开张了。然而，这一次开张后，郭笑文自编的扫盲“三字经”就不能用了，改学毛主席著作了。郭笑文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从最简单的道理讲，来上夜校的姑娘小伙都还不识得字，起码得扫扫盲，然后才谈得上学习理论呵。 可是，她却不能那么说，更不能那么做。突出政治是“文革”以来最强调的，万一再被扣上一个“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的大帽子，才不上算呢。她悄悄地来了一个折衷方案，以毛主席著作为课本，教姑娘小伙识字，学文化。 成了整个地区的先进典型，办夜校的郭笑文便自然而然地成了知青的先进典型，她的先进事迹被宣传报导，在当地成了红极一时的人物。 可是，那时干部们还不知道，他们树的这个典型却是“先天不足”的。他们没来得及查一查她的出身背景，等到宣传了一阵，接下来组织上要发展她为新党员时，才发觉了一个大漏洞。 那回，大队的支部已经讨论通过了吸收郭笑文为中共党员，谁知派出去外调的人员带了重要材料回来，声称郭笑文的父亲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至今未查清楚。因为有如此严重的家庭出身问题，郭笑文的入党条件就不够了，典型也就此取消。 得知这个消息，郭笑文心情十分沉重。她想，不当典型也罢，可入党确是自己十分向往的，都说入党是人生的第二次生命，本来一条腿已经迈进党组织的大门，又被一把推了出来，这种委屈与伤心，实在是难以承受。 幸亏那时村里的贫下中农还是很看得起她，觉得郭笑文这姑娘肯为村里的年轻人教书学文化，做这种积善事不会错，于是一致推荐她当村里的民办教师。 就这样，郭笑文从先进典型的位置上滑下来，又踏踏实实地干起了民办教师。她一直干了6年民办教师，也深知当一个村里的民办教师的种种甜酸苦辣。看着教出来的学生以优秀的成绩考入公社和县里的中学，她心里的那份酸涩与辛苦也就飘散得无踪无影了。 在农村的这些年里，郭笑文成熟了，她有了心爱的男友，他是与她一起从北京下乡来的孙小平。他们原在高中就是同学，到了农村后，两人先是在一个知青点生活，相互有交往，郭笑文遇到困难与挫折时，孙小平便默默地支持她，关心她的生活与事业。这样日子久了，他们便开始相爱了。 孙小平是个十分聪明的小伙子。他喜爱无线电技术，用高中学过的物理知识，自己花钱买来半导体元件，装起收音机，在村里装起了广播，让大伙儿都能听新闻听歌听戏。 后来，附近的大队闻讯，也都要请孙小平去帮着装广播。他自己骑一头小毛驴，或是骑马到各个村子去给他们装广播。他的思想很好，义务干了活，不吃饭，也不要一个工分。邻村的人都夸胜利大队的北京知青思想真好！ 后来，孙小平与郭笑文都进了大队的小学去教书。他们相互帮助，相互体贴，把这个村办小学办得十分出色。后来，孙小平当了校长，而郭笑文终于也入了党，还评上了优秀共产党员。 他们这一对年轻的知青教师，不光是向村里的孩子教书识字，还有自己的爱好与共识。他们最爱的就是读书，常常是每次回北京一趟，都要带回来不少好书。有一回，孙小平带回来一批好书，这天晚上，两人聚在一个屋里翻看着。 郭笑文发觉这堆书里有一本是费孝通先生着的《乡村中国》，就把它拿回自己的屋里，细细地读了一夜。她惊叹于费老先生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刻，同时也引起了她对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的兴趣。此后，她一次次地走访本村和本县的老人，各时期的干部，对社会状态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 她得知，这个县里统计自1949年以来，人口增加了2倍，而亩产仅仅只增加了一个苞米棒子！村里的老人告诉她，日子最好过的时候，是土改单干那阵子。她想不通了：人民公社不是通往共产主义的金桥吗？为什么却不能提高生产力呢？ 郭笑文又联系现状想到，下乡这么多年了，一直在苦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但尾巴割了一茬又一茬，粮食却还是上不去，又是为什么呢？ 带着这些无法解释的问题，郭笑文开始读起了经济著作。她从孙小平那里借来马克思的《资本论》，每天晚上在油灯下细读，一直读到深夜。第二天早晨起来照镜子一看，两个鼻孔被油灯熏得漆黑。 在农村的风风雨雨，使得郭笑文这个单纯的北京姑娘成了一个爱读书善思考的青年知识分子。她带着那么多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希望通过学习理论找到解决的方法，这也成为她不懈努力的动力。在此期间，男友孙小平对她的帮助和支持也是很大的。不少的书都是他借来的，他先读过，谈过自己的看法，然后她再读，再思考，两人就在那个小山村建立起了爱情与学习的长春藤。 几年下来，他们的爱情瓜熟蒂落，就在各地的知青纷纷返城之际的1973年，他们两人在下乡的村子里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婚礼。队里很看重这件婚事，专门杀了一只猪，还套起了一挂大车，把附近村子的北京知青全接过来，足足热闹了两天。 这天，他们小俩口头顶蓝天，脚踏草地，照了几张结婚像，把它寄给北京的父母亲人。村里待他们一直很不错的一位王大妈说：你们两位北京青年教师，待我们的孩子这么好，今天结了婚，日后有了孩子，大妈一定帮你们带，让你们的爹妈放心，你们只顾自己的工作就行。 这话说过，以后果然如此办了。一年多后，郭笑文怀孕生下了儿子小雨，才两个多月，因惦记着学校的工作，便抱着孩子回到村里，孩子就寄养在王大妈家里，自己重又投入了教学工作。 生下孩子不到3年，全国恢复了高考，郭笑文与丈夫孙小平都报考，同时考取了东北师范大学。但这时有了二个难题，他们的孩子怎么办？他们商量了很久，决定把孩子送到北京的母亲那里寄养，然后想法子进幼儿园。 这3年里，儿子小雨都是王大妈一手带着的，得知他们夫妇的决定后，王大妈心里就像被摘走了什么似的难受。她把小雨的衣被都拆洗好了，对儿子向东说：“明天，小雨妈妈要来接他回北京，我心里难受，去你舅舅家串门去，你去送老师吧。” 其实，郭笑文来接孩子时，王大妈并没有离开家，而是躲在后窗下边，隔着已经破了的窗户纸，听着屋里的动静。当笑文抱着小雨往外走的时候，孩子在妈妈的怀里挣扎着大哭起来，伸开双手叫喊着：“要王奶，要王奶抱……” 王大妈的心都疼了，赶紧用衣襟捂着嘴，蹲在地上哭了。孩子已经远去了，王大妈泪流满面地靠在门边，两眼死死地盯着村头大路上两个越来越远的黑点，直到消失了。很久以后，老人还一直记挂着小雨这北京知青的孩子，村里人谁也不能在她面前提到小雨，一说，她就会流眼泪…… 郭笑文与孙小平在快30岁时才上大学。他们在学习上十分勤奋刻苦。他们两人各有所好，孙小平选择了他早年便爱好的理科，读完大学后，进入地应力研究所，成了一名高级工程师。以后，他又在业务上不断钻研，成为一名电脑专家，去南方的一家电脑公司担任了副总经理。 郭笑文还是执着地探求着中国经济问题，尤其关注着农村的改革与变化。她读完大学后，依然选择了教学工作，走进了大学的讲坛。现在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社科部副教授。 10年的知青生活，让郭笑文懂得了许多中国的现实问题，她对农村有一种深深的依恋，犹如安泰离不开大地母亲一样。只要一有到农村去作社会调查的机会，无论多远，多偏僻，她也不会放过。 她热爱自己的工作，喜欢与学生们在一起。她感到大学讲坛与山村小学教室的简陋讲台没多大区别，她只是有了更多的知识与更清醒的认识，把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学生，使他们懂得中国农村的现实与今后的前景方向。 作为一名大学副教授，郭笑文在讲台上找到了自己的真正位置。当她讲完课，学生们认为她的课讲得生动、清晰，把枯燥的理论讲活厂，并很有兴趣地围绕着她探讨热点问题时，当她感到自己能启迪学生的心智，把学生引向这一学科的科学殿堂时，郭笑文的心里充满了喜悦之情。这种感觉就如同当年看到一个山村孩子考入县城中学时的感情一模一样。 一转眼，20几年过去了。当年的内蒙古草原上的“巴黎公社”式的知青点早已不复存在，而那个知青点却留下了后代，小雨，郭笑文与孙小平的儿子现在也已经是新一代大学生了。郭笑文的其他知青伙伴们都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有的已经是博士，有的成了企业家，也有当上军官的，有当上研究所所长的。 时至今天，当人们重提当年上山下乡的话题，对它作各种评价时，郭笑文总觉得自己的10年知青生活没有白白度过，它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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