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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筛选 劳改犯摇变宣传部长 醍醐灌顶 修路工进身哲学博士 对于许多“老三届”的人来说，读书，上大学，一直是他们隐埋心中的一个美丽的梦想。自“文革”爆发，“革命”横行，千千万万个有志于科学文化，献身祖国建设事业的年轻人，被迫过早地结束了学生时代，他们或是高中毕业，或是初中肄业便辍学，就像一朵才有了雏形的小花蕾，还远未开放便被粗暴地摘落，抛置一边。年轻的学生们或被赶往上山下乡的险道上，或居身某个手工劳作的里弄小厂，做着原始般的粗活。还有一些曾经对革命运动激发出生命的最大热情的学生，他们也曾在狂热的风暴中，造反革命，充作无所畏惧的先锋斗士，而后又响应号召，心诚信服地走往乡野，走向工厂，做了一阵与工农相结合的模范。 但是，毕竟那滚烫的血会一点点地冷却下来，火热的大革命后，冷静下来细想细思，原来自己还只是一个不请世事的毛孩子，以为革命大功告成，却不过是狂热病的一阵可笑的痉挛。 此时便想到要读书，求知，欲从书本里探索人生的真正意义所在，要反思自己的奋斗目标是否准确无误？ 更多的年轻人，当他们在乡间挑着沉重的担子，烈日下弯腰插秧或锄草，在简陋的草屋里生存，日复一日地啃吃粗陋的食物，或是用双手不停地糊着火柴匣子，他们的心里便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曾经属于他们的那个教室，想象着如果不是因为世道突变，他们也许已经坐在大学校园的草地上，与教授与同学们一起探讨某一个对人类前途有着重要关系的课题……而此时，课堂却有如圣殿般的遥远而不可及。 一本《赤脚医生手册》让他读得如痴如醉 林炎志，一个“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1977年恢复高考后首批录取在清华大学的“新三届”高材生，现在已是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他在“文革”期间的读书梦，又是怎样的呢？ 林炎志对那时的情况还记忆犹新。“文革’冲，他的父母因是领导干部，便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经过许多次的批判斗争，又被关押了起来，身陷囹圄一年多。而后，林炎志也被造反派抓起来，投入监狱，罪名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死保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父母，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还不到20岁的高中生林炎志被关进监狱，坐了整整4年半的牢。 他在狱中，由于长期得不到阳光与必要的食物营养，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而监狱看守也不给他治疗，以至于到后来，被病菌蚀烂的肺叶和肺间动脉竟噗噗地冒着血沫，一咳便咳出大口大口的血水，一天竟能咳出一茶杯！ 从那时便可看出，林炎志是个意志坚定的年轻人。他并不因被投入监狱便自悲自怜，或是做出别的极端举动。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后，就连监狱的人都认定此人命保不住了，而他自己却没有消沉颓丧。他依然对生命充满信心，对前途有着必胜的信念。 林炎志向监狱只提出一个要求，让他读书。监狱里只给他两本书，一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二是《毛选》。林炎志就每天读这两本书。狱中数年，他把《资本论》细细地读了两遍，而《毛选》则通读了整整1遍。 后来林炎志对人说：“那时候，支撑我活下来的，与其说是窝头咸菜，不如说是《资本论》、《毛选》。没有这两部书，我那口气早就散了，精神也崩溃了，紧接而来的就只有死亡。” 林炎志认为，信仰坚定，相信正义必然战胜邪恶，读书研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成了他惟一的精神支柱，同时，也成了他得以生存的唯一方式。 身陷囹圄的他，那时对自己日后还能上大学，并不抱奢望。以他当时的处境，父母头上有如此庞大繁多的大帽子，而他本人又有一顶可怕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这辈子要想上大学是不可能的了。 走出牢狱后，他一直身处低下的生活环境。他被送到一个农场去劳动改造。在那儿，每天都得出工干活，从天刚亮出门，一直要干到天色暗下来才收工。晚上，20几个人睡在一个大炕上。农场干活很累，一天干下来腰酸背疼，汗水在脸上结出了盐末，同屋的其他人，大多一进屋，连洗脚的力气都没有了，倒下便睡。唯有林炎志与众不同。他还要读书。 那时，像他这样身份的人，处处要受到监视与控制，他想读书，却少有可读之书。因无书可读，读书成瘾的他，便抓到什么有文字的东西，都要细细地读上一遍，甚至好几遍。 有一回，他偶然从农场的一个人那里得到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如获至宝，便把它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再从尾到头再读一遍。接着林炎志又发现，这本《赤脚医生手册》的好处还在于，它除了能解决读书的问题，还可以学到实际的医学知识。 于是，林炎志便把这本医书细细地研读起来，一面读，一面背诵那些中草药名称，详察人体的各个穴位所在。这本普普通通的《赤脚医生手册》，竟让他读得如痴如醉，如得天书。 过了一段日子，着迷于这本小册子的林炎志，竟把书中的几百种草药名称与许多种草药制剂都记得烂熟，还把人体的360个穴位也弄得一清二楚。有了这个本事，他在医学上竟能无师自通，在农场顶得半个医生。有时同屋的闹个头痛脑热，拉稀肚疼之类的小病小痛，他也能到地头抓几把草药熬成汤水，或是嘱其讨什么药来吃，还常能药到病除呢。 有一回林炎志得到了一本《天文学》。这又让他大为兴奋。虽说《天文学》与他所处的这个世界几乎是毫不相关的，但他依然从中读出许多必然的联系。 在读《天文学》的那些个夜晚，他忘了白天干活留下的那种劳累，肩膀的酸痛早已不存在似的。读一阵书，他还会跑到屋子外面去看看天，夜色好的话，他就认真地照着书里所述，辨读着天上的一颗颗星星，弄清它们分别是什么星座，这是天狼星座，那是大熊星座。一个夏季，再加一个秋高气爽的秋夜，林炎志就把人类迄今为止的已发现的88个星座熟识于天空，牢记于心底。 同屋的人都觉得他这个人真可笑，取笑他，“要说你读书，读个《赤脚医生手册》，那也还说得过去，好歹你也会识个草药，抓个方子。可你对什么天文学也那么感兴趣，这是图的什么？，’ 林炎志挠挠头，对于同屋的那些人，他倒真是找不出一个合适的理由，解说学天文学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其实他肚里有的是理由，可那种话却是不便说出口的。 读过了关文学，林炎志有一天又得到了一本有机化学教科书。他又如获至宝地藏于枕下，每天晚上，等人家睡下了，便悄然把这本化学教科书拿出来，细细地读起来。 同屋的人对他的这种嗜书劲头已经见惯不怪了，可是，看他读得是那么得入神，那么兴奋，以为是什么有趣的故事书，便问，这书里到底讲的什么故事？你也跟我们一样，白天干了一天活，也够累的，看这书真能那么长精神吗？林炎志说，这不是什么故事书，是一本化学教科书。 同屋的人偶尔瞅一眼，果真是一本化学书，书里有一些读不懂的字母符号，还有一些古怪的图案，是化学分子式。他们更觉得不可理解，一本普通的化学教科书，就有那么大的魔力吗？就问林炎志，你一个在农场干农活的，每天出工出力，累死累活，种地，锄草，谁也没有叫你去研究化学，你也不能用这本书里的化学分子式去减轻你在地里干活时的劳累，读它有什么用？ 林炎志无言以对。是的，他不可能用现在读到的化学知识运用于他的“工作”，也就是说，他学会了化学分子式，并没有人会让他运用这种知识。但是，他自己知道，尽管他这样读书，简直是“浪费时光”，但心里却不能抑止。 在这种时候，他不能对同屋的那些人直言道：因为我读书时才会感到心里充满了智慧与真理的光辉。化学书中的字里行间，对物质内部结构立体而传神的勾画，使他产生了一种美丽的诗一般的感觉，从而在这种美丽的幻境中，他便暂时忘掉了一切的不幸与痛苦。 多年以后，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他耳边时，林炎志才从内心感到极大的喜悦与快乐。他终于熬到有书读的日子了。于是，当高考的机遇从天而降，偶然的“馅饼”就奖赏给了所有如林炎志那样的“必然”者，并令那些选择了随遇而安的人扼腕顿足，真正成了落伍者。 所以，当人问起林炎志，为什么能一下子就捡起荒废多年的书本知识，考上清华大学时，他却说：不，我一天也没有荒费过自己的学业，一天也没有停止对知识的追求与渴望。 林炎志把恢复高考时的严酷淘汰比喻作“历史的悲剧筛选”。他把他们这一代从“老三届”过渡到“新三届”的学生，形容为“悲剧机制”与“喜剧机制”共同筛选产生的结果。 悲剧机制的筛选意味着过程中充满了陷阱、泥坑，有人沉沦了，有人爬起后又落伍了。悲剧是以无情淘汰为代价而选拔人的。“新三届”的大学生可以说大多是埋在沙漠里的一批种子，没有被干旱枯死，也抗住了烈日曝晒，以顽强的生命力支撑着活下来的。 而喜剧机制的成本就低得多了，它不以大批人才的失败为代价。同时，也保存甚至发展一些不该保存的东西。喜剧选拔则是由悲剧选拔时代的结束为起点的。 林炎志认为，他们这一代人，从“老三届”走向“新三届”，正是站在“悲喜交集”的临界点上，就像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之间的但丁，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音乐之界的瓦格纳。成了一批身份特殊的送旧迎新的角色。 林炎志觉得，自己成为这样一种处于历史特殊时期的人，应该是有价值的，这样的一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共产党宣言》让他有了“天降大任于斯人”的神圣感 同样酷爱读书的桑新民是共和国同龄人，与林炎志有所不同的是，他出生于书香世家，而且从出生到少年都在校园里。他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原在复旦大学教书，故桑新民就出生在复旦大学。两年后，父母北调至北京，刚学会走路的桑新民就随家迁居北京，走进了另一所更大的校园——燕京大学。 古老而典雅的校园，使得桑新民自小得到浓郁的文化熏陶。他认为自己是在燕京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从小时候起，耳濡目染，一批批莘莘学子在校园里勤奋读书，一代代的大学生成才后，走向建设祖国的各条战线，成为于国于民大有作为的人才。毫无疑问，桑新民人生的第一选择，便是长大以后读北大，读清华，走进文化圈，做一个有学识有文化的人。 如果不是“文革”，他的大学之路一定是很平坦自然的。他的小学、初中成绩都很不错，接下去考高中、上大学，似乎不再是问题。但是，忽然有一天，一场大革命铺天盖地而来。 桑新民的父亲是搞心理学的。那时的中国，不知为什么非把一门严肃的科学研究当成了哲学上的反面形象，心理学因其与唯心论有什么说不清的瓜葛而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被视为伪科学大加鞭挞。桑父选择心理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于是就成了当然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与“反动学术权威”，被批判、被关押。 作为反动权威的“黑五类”子女，16岁的中学生桑新民不光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也没有参加革命运动的资格。他所能做的，便是听从军宣队和红卫兵组织的指令，干这样，干那样，容不得说半个不字。 少年人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看到了种种可怕的情景。一件在那时算不了什么惊天大案的事件，让桑新民留下了久久难忘的印象，在他心灵刻下了重重的伤痕。 他还记得，那一次全校红卫兵组织开什么大会，声势浩大，轰轰烈烈。不停地有人抢着上台去发言，情绪激动，面色通红，无非是表示自己的革命态度与坚定立场。有一位出身很好的同学，因本人读书成绩不好，便要桑新民帮他写了一份表决心的发言稿。可是此同学上台一发言，却把文稿中的一个字念错了。一个字错了，意思便不通了，而且有了反意。 这下子可让桑新民倒了霉，这笔帐竟算到他头上，一夜之间，全校就贴满了“打倒桑新民”的大标语，还把他的名字倒过来，划上红叉叉。 桑新民被打懵了。他才十几岁呵，过去的一切，那如玫瑰色的纯真与梦想，几乎就在这一夜之际完全倒了过来。这种身心的沉重打击，被冤屈后的痛苦心情，被集体所孤立和抛弃的悲愤感，使得他痛苦难忍。 一个少年人突然遭到这样的政治上的沉重打击，而此时他的身边连一个能帮他分担痛苦与屈辱的亲人也没有。父母自身难保，而且已被隔离起来，其他亲戚此时也不可能来保护他、劝慰他。以前相处不错的那些同学，因此事发生后，便一个个瞪大两眼，似乎一夜间都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16岁这一场严重的挫折，也决定了桑新民的个性发展，甚至就此决定了他多年后从事的研究方向。家庭的磨难，个人的不白之冤，反而把他逼上了痛苦思考的道路上。 就是从那时起，桑新民便开始对人生与历史产生了怀疑与思索。面对黑白颠倒的人生现状，他已无路可逃，剩下的要么是听任命运的摆布，如一个木偶一般，麻木不仁地活着，要么就沉入思考之中，从繁乱纷杂的社会动荡中，从人鬼混合的世间万象中，探寻一条人生的新路，解答人类深层的最终答案。 从那时起，桑新民便开始阅读一些与哲学有关的书籍，这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译著。 大革命风暴过后，许多同学都去了遥远的地方，做了“新一代的农民”。桑新民万幸，因是独子，便留在城里，参加工作。但那工作也跟上山下乡差不多，北京市政公司中的一个修路工，仍然是走上一条“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不过，那时能当上工人阶级，桑新民还是很兴奋的。他的心目中，对工人阶级的印象是美好的，看过一些电影里的工人阶级，革命立场坚定、勇敢无畏、团结奋斗，十分高大完美。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员，应该是很不错的机会。 再则，桑新民刚从“反革命事件”的阴影中走出来，现在把他放进了工人阶级队伍中，那无疑是一种“高升”与莫大的“荣耀”。所以，当他第一天去上班时，从内心感到无比的快活与激动。他与一些跟他一样刚当上修路工的学生一起，坐上大卡车，肩背铁锨，一路高歌，奔向广阔的田野与大地。 然而，到了工地一看，工棚又破又烂，里面住着一些修路工，衣着破旧，面带土灰，没有一点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对于新来的学生，他们也没有大多的热情，只是带着这些新来者去开山放炮的工场。 到了那里，桑新民看那儿的人整天都是打石头抢大锤，干的只是这一种单调而繁重的活，心里便猝然黯然了。曾经浪漫了一阵的工人阶级光荣的那份自豪，顿时就变成了自悲自哀。 从那天起，一直握笔的手，就握起了24磅的大铁锤，整天在山崖边抢铁锤，砸石头。没几天下来，这沉重的铁锤便把手砸肿，把胳膊抡肿了。但谁也不会在乎你的手臂是不是肿，因为大家都在干同样的活，你既当了修路工，抢铁锤抡肿胳膊便是必然的，没什么了不起的。 桑新民不得不咬着牙，坚持着干下去。大革命时期的修路工地也是不会寂静的，天天小战役，月月有大会战。一条路修成了，修路工就得离开那儿，收拾起简陋的行装，再到另一个荒凉的山沟里，开始又一轮的苦战，仍然是抢大锤，仍然是点燃火药放炮炸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桑新民当时悲观地想：也许我这一辈子就得这样一天天地与大山与大锤打交道，一辈子当一个修路工人，永远不可能再走回大学，不能有别的选择了。 最初，桑新民也曾非常虔诚地让自己进入“筑路工”的角色。每次难得有机会回家一趟，同伴们去逛商场，购百货，他却总是站在商场外头琢磨人家那个砖缝是怎么垒的，很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工作内容，同伴们都笑话他。 但是，等他回到自己的家，一走进燕园那古幽寂静的环境中，顿然有一种难以排遣的失落感。他看到校园里的那些工农兵学员，十分开心地在校园里走来走去，他们自得其乐地打球、上课、骑车、就餐。他们的生活就是读书，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读各种书籍。而他呢，连读书都成了每天十几小时工作后的额外的一份奢侈，一份难以承受的享受。 桑新民全家在燕东园整整住了30几年，他自小便看着父辈们迎来送走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而他，一个教授的儿子，一个有志于学业的中学生，却不能进入北大，这让他伤心难过了。 此后，每次探家，他就绕道走，远远地避开热闹的校园。此时的感觉是一种说不出的伤痛感，而埋藏于心底的那一份渺茫的希望，就像一个气息奄然的睡婴，小心翼翼地不敢触动它，惊吓它。 在这种工作劳累与心情苦闷的年月里，唯一可以使桑新民暂时摆脱忧愁的，便是读书。看书是从小养成的习惯，也正是这种与生命紧紧联结在一起的爱好，才让他有排解痛苦的一点乐趣。 尽管那时社会上流行着“读书无用”的说法，尽管有的人对桑新民放下铁锤便捧书读的习惯很不以为然，常以言相讥，但他却不为所动，我行我素。 说实在的，除了偷闲读点书，桑新民还有什么可以得到？他既不能入团，也当不了基干民兵，让他整年累月的只是与刻板坚硬的大山石块打交道，那不闷坏吗？这个没有一点文化氛围的山沟，对自小泡在典雅文化之中的桑新民来说，无疑于是个无氧气的空间。 于是，凡是能得到的书，他都千方百计地弄来读，但当时有的所谓革命书籍，他读了以后，只会增添烦恼；有的书呢，当时读了会给他带来暂时的欢乐与慰藉，而一旦回到现实，又会让他更加痛苦。 桑新民真心喜欢的是另一类书。这是一种令人头脑清醒，明辨是非的书籍。正是这些书让他明辨事理，于苦难与磨砺中悟出了人生哲理。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桑新民读得最多的是马克思的书。如《共产党宣言》，看了好多遍，至今还能背诵出其中的一些章节，对这本书有种特殊的感情。从《共产党宣言》中，他认识到马克思分析历史，反叛传统的那股精神与毅力。他惊叹于马克思强烈的反潮流精神、历史批判精神，尤其钦佩马克思的敏锐与机智。 在读《共产党宣言》时，他也意识到，过去宣传中的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的原文本义有很大出入。譬如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最不人道的“羊吃人”现象，马克思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与必然。因为没有原始积累，就没有整个工业文明。这跟以前书本里讲的大不一样！ 桑新民从马克思的原作中看到了一种全新的眼光，不由得茅塞顿开。马克思对封建的社会主义有段论述，很让他感到说得精彩：封建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一方面屈身拾取金苹果，再做烧酒和什么的买卖，它也唯利是图，当它弯腰下去时，公众一看，原来它的屁股上打着封建的烙印，于是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这段精彩论说让他有醍醐灌顶之感。 马克思在书中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分析，也十分精辟，十分深刻，令桑新民不由自主地把自己与历史联系起来，并且开始考虑着，应当把自己投入到什么样的视野里去。 因读书，使得桑新民对自己的境遇暂时忘却了，是马克思让他看得更远，视野更加广阔，得以淡化眼前的屈辱与痛苦。他的胸襟豁然开朗，并且产生了一种历史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神圣感。 后来，桑新民曾在一篇随感文章中谈到对于领悟的体验，他感慨于当年自己的人生坎坷之途，正由于灵魂一再地遭受践踏，才逼使自己于磨难中一点一滴地积蓄勇气，从而崛起，自强自信。等到恢复高考时，他并不是如其他一些人那么如天降大福似的过分激动，并无大悲大喜的情绪，因为，他早已从读书中领悟到了历史的必然结果定会如此。 桑新民认为，一个人经历上的缺憾有时可以通过读书来弥补。他喜欢文学和哲学方面的书籍，认为它们是不朽的。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对于哲学的衷情，使得桑新民精神上十分充实。他感到自己与马克思、康德、杜威、黑格尔，与庄子等做心灵上的交谈，邀游于思想史上一座座幽深的哲学殿堂，做超乎于任何世俗功利痛苦之上的跋涉和寻找。在这期间，他感到他与自己所敬重与佩服的东西方先贤们相隔并不遥远。他认为这便是他得以“领悟”的一种体现。 在读书中不断充实与提高自己哲学思维与思想的桑新民终于有了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恢复高考后，他轻而易举地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从此就有了许多自由读书与研究的时间。他成了北师大哲学系的哲学教授，以后又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的兼职教授。 现在的桑新民，依然十分喜爱读书。他的书房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在环绕着他的一张小小的写字桌与座椅的几个大书架上，还摆放着他当年曾读过许多遍的那本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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